崔红真觉得司芬的情绪实在太差，必须调整过来：“你在马老师快被打成反革命时，你在沅城农民进城杀人时，表现了很大的气度……我觉得你应该那样。”
司芬一声长叹，过去崔红真没见过她叹气。
“……马老师快被打成反革命时，面对的是利欲熏心的段保兴；沅城杀人时，面对的是被蒙蔽被挑动的农民，我知道该怎样做。可现在，面对什么，我不知道……总像在做噩梦，梦醒了不知怎么办。”
崔红真从上衣袋里掏出半个巴掌大的纸条，递给司芬，上面是前几天他抄录下的一首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性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现在都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过去的，将成为亲切的怀恋。
司芬拿过来，这诗她上高一时就读过，能背诵下来。
“这样做，也许是在学校时的动作，可我没有其他办法让你……”崔红真解释说。
“这诗是好诗，对于小痛苦，它能起到调剂心境的作用，对于大的痛苦，它似乎不能起作用。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司芬说着，惨淡地笑了。
“不管怎么说，挺过这一阶段就会好起来的。”
“挺过这一阶段，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崔红真回答不上来。
司芬示意往回走。她将路边一根木棍拣起，又丢回地上：“人呀，最悲哀的就是醒来无路可走。”
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夕，沅城一中上山下乡的不少知青请假回家，各个寨子的知青户十室九空。曼坡的生产队长对知青们说：“你们收拾收拾，回家过个年吧。”
同学们兴高采烈，毕竟苦了大半年了，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可以休息休息了。
司芬端着衣服出了门，崔红真一看，端了盆衣服跟出去。见崔红真也来了，司芬似乎不介意。水库波澜不惊，有些寒意。二人的衣服都不多，不到半小时就洗完了。
“坐一会儿吧。”司芬指着水库边的一块青石板，“你说知青会是一种什么前途？”
“这个……很难说。”崔红真坐下。
“现在报纸、电台都在批判‘下乡镀金论’，提倡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前两天省报还发了评论员文章。”司芬说。
“现在这样说，无非是把知青们稳住，让大家老老实实地待着……这些事呀，想也没用。”崔红真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
“……这样的人生，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我不是怕苦怕累，我是觉得人生不应该这样度过。”司芬提高了声调。
崔红真一怔，司芬过去说话多是平心静气，他劝解道：“现在全国一个样，不能接受也改变不了，都让我们这一代人摊上了，有什么办法？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不要想那么多。”
司芬似乎没在意崔红真的劝说，看着水面，陷入深思：“人活着，总该做点有意思的事。”
“是这样。可现在，别说知青，就连那些教授、工程师，不也都……”
“人在世间，要有个宽松一点的环境。”
“是的……不过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回去吧。”崔红真觉得司芬说话有点絮絮叨叨，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司芬似乎没听进去：“你说这个水库与沅河水库比，哪个好一些？”
崔红真没想到司芬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很快回答：“要讲风光，这里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沅河水库毕竟是家乡的水库，从小到大，给予我们的太多了。”
“沅河水库毕竟是家乡的水库……”司芬想了一下，脸上又现出惨淡的笑。
司芬没与崔红真一起返回沅城，而是晚了一天。司芬说她有事，要等一等再走。崔红真要留下等她，司芬说：“何必呢，我晚一天就回去了。”
也是，这里回沅城，坐一天半的汽车，都走过的。
同学们离开曼坡的那天晚上，司芬逐家逐户地看了乡亲，还把自己的两件的确凉衬衣和一双新布鞋，分别送给和自己很要好的两个“卜哨”（姑娘）其中她最喜欢的一件半新的确凉衬衣，托人以后捎给玉娟。
“玉娟怎么样了？”在生产队长家，司芬问。
“听说那个男的疯病越来越重了，玉娟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队长说。
“呵……”司芬喃喃自语，“真想去看看这个苦命的人……”
司芬回沅城那天，父母几次到车站接，未接上。没想到傍晚女儿提着手提包进了家门，母亲起身把她拢在怀里：“孩子，你受苦了。”
司芬把带回的芒果、香蕉递到父母手中，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觉得他们动作迟缓，苍老多了。才大半年呀！待了一会儿，她又感到没了哥哥的家里很冷清、很凄苦。
晚上，她依然住在自己的小阁楼上。小楼上一切依旧，小床静静地待在一角，小窗户还是瞪着那大大的眼睛，小床头柜上放着她过去随时翻看的作文本……不同的是这一切都覆盖上了薄薄的白色塑料布。这是母亲做的，母亲把这一切都保管好了，等着女儿回来。看着看着，司芬的泪水夺眶而出。
司芬轻轻翻翻这，翻翻那，很晚了还没睡。母亲扶着小楼梯，轻手轻脚地上来了：“坐一天半的车了，有什么明天再整理吧。”
司芬把母亲扶下楼：“你睡吧，我一会儿就完事了。”
……第二天，司芬买了两斤高价肉，做成酸菜炒肉和回锅肉。她知道父母喜欢吃这两样菜，一个劲地劝：“你们多吃点，你们多吃点。”母亲嘴里说着“吃，吃”，手不时往司芬的碗里搛菜。父亲低着头，缓慢地拨着饭。
回家后的第三天下午，司芬跟母亲说了声我去找找同学，就离开了家。当天晚上，女儿没回来。司芬妈没在意，女儿这么大了，兴许是和同学聊天聊晚了，住同学家。孩子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回家一次不容易，就让她好好玩几天吧！
第四天中午，妈做了些好吃的，要把司芬找回来吃，找到几位同学家，都说没见到她。母亲好生纳闷：“孩子上哪儿去了？”
刚回到家，一个邻居女青年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大妈，派出所来通知，让你家去人，看看是不是司芬？”
“什么，看人？我家司芬怎么了？”司芬妈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让你家去个人，到沅河水库坝上，看看是不是司芬。”
“淹死人了？”司芬妈如当头挨了一棒，眼前直冒金花。她冲出门，高一脚低一脚赶往城北沅河水库坝上。在五金厂干活刚下班的司芬爹，闻讯也赶来了。
坝上围了不少人，县人保组、镇派出所都来人了。人们很快给司芬妈让出了一条道。
司芬妈第一眼就确认无疑，躺在坝上的就是司芬。
“我的姑娘——”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司芬妈昏倒在女儿的尸体旁。司芬的父亲跪到女儿身边，不停地用衣袖抹眼泪，没有哭声。
司芬穿着府裯衬衣、浅灰色的棉布裤子，很整齐，神态很安详，与下乡前没有多大的变化，似乎是劳累后静静地睡去。
不远处，县人保组的人在问现场目击者。一位手端洗衣盆的中年妇女说：“我刚到，就见她往水库跳了……”
“你说说见到的情况。”县人保组的人问另一名现场见证人。
“我从坝上经过，见她跳进去了，心想是游泳的吧，也没在意。再说，她是个女同志，我也不好问什么。后来走到坝头，回头一看，水库里没人游泳，再一想，现在天冷水冷的，谁会来游泳呀？我不会水，就喊救人了……”说这话的戴着副白眼镜，文质彬彬的，听口音像外地人。
一位沅城一中的老师说，昨天在沅城一中见到司芬。一位老大妈说今天一早在东山脚下司奎的坟前见过司芬。
……崔红真得知噩耗很晚，赶到水库大坝时，司芬的遗体已被送走。崔红真木讷，嘴唇翕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同学商量给司芬办后事。
韦诺提出：“具体事由我来承办吧。高六七班留在沅城县城的就我一人……你们不要看不起我。”同学、老师一商量，都同意了。韦诺很快联系墓地、联系棺材、联系火化的事，在拟定仪式时，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应有个很好的悼辞，把司芬短暂的一生好好总结一下。有人认为，现在许多事情还讲不清，硬要讲，肯定有许多局限性，还是不讲为好。一番争论后，同意了后一种意见。
马湘凡捐出了一年的工资，八百多元。书写了墓碑：司芬之墓，颜体，敦实厚重。其他老师、同学，你三十我五十，捐款数额不小。
安葬采用当地流行的火化加土葬，墓建在离沅城县城三公里多的一座小山上。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不上千也有数百。其中还有当年进城武斗的农民，他们听到消息后自发赶来参加。许多人都掉了泪。沅城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葬礼了。
崔红真一直表情木然，木然得让人感到凄凉。
段保兴的哭声最大。有人走到张建华跟前，指了指：“这家伙猫哭老鼠，教训他一下，别让他玷污了司芬！”
张建华侧耳听了好一阵，没有动手：“不，不是……”
葬礼结束后，在返回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摇着头：“不值，不值！”
有人疑惑不解：“思想如此丰富、性格如此倔强的人，生命的终结竟如此简单，不可思议。”
有人很直率：“司芬的死，说明她本质上有很脆弱的一面。”
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司芬以死展示自己对人生的追求，是很坚强的。这种追求，也许不是我们所具有的。”
……第二天清晨崔红真到了司芬墓前，扑通一声跪下，号啕大哭：“我太麻木了，我太对不起你了……我想等你安顿好再去找你，没想到……”哭着哭着，竟昏倒在地上。
后来，崔红真整个一个人变了，见人就说：“我真傻，出事的那天晚上沅城放露天电影《宁死不屈》，司芬长得太像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中的女主角了。那女主角多美丽多坚强！要是那天上午我去找她，晚上一起去看《宁死不屈》，她肯定不会走这条路的。人啊……”开始，人们觉得不无道理，后来听多了，没有人再这样想，而是觉得崔红真变成祥林嫂了。
回沅城过春节的知青刚返回勐罕，洛水县、勐罕公社人保组联手调查司芬的死因。调查组曾到沅城，提出做尸体解剖，看司芬是不是……司芬母亲断然不同意：“我生我养的女儿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谁敢这样做，我马上死在他跟前！”
崔红真一度作为重要嫌疑人被反复审查过。曼坡的知青、贫下中农都出来作证，说崔红真不是那样的人，司芬更不是那样的人。
然而，一个表面柔弱而心底坚强的女性，一个哥哥被打死后竟能奋起怒对凶顽的女性，难道因为农村的艰苦就离开人世了？一个极富于独立思考的人，能被眼前的一些不如意的事遮住眼睛，看不清远大的人生而简单地离开人世吗？
这事折腾了两年多，查无实据，定不了案。直到几年后沅城下乡知青全部返城也未能定案，便成了一个悬案，一个谜。
二〇〇六年深秋的一天傍晚，刚从乡下回来的我一时没事，漫无目的地在沅城的大街小巷闲逛。到这里几个月了，不是陪吃就是陪会，不是调研就是下乡，还未领略一下这座小城的韵味。
起风了，一张张手形的梧桐叶漂落下来，有的拂过脸落在我肩上，被我轻轻地抖落在地。沅城怎么也落秋叶呢？只有梧桐才落吧？
我走进一条小巷。
“吱呀”一声，前面一道小木门打开了。接着，一位老人蹒跚着出了门，哟，是一中的老校长崔红真。我到一中调研时，知道他当过十二年校长。
“老校长，您住这里呀？”我上前问。
“不，不，我不住这里。”崔红真说着，把小门“吱呀”拉上，再把门上的大铁锁“咣当”锁上，那动作明显迟缓。
“那、这……”
“……这是、司芬，林副县长知道吗？”
“司芬呀，知道，知道，我听说过。”我忙不迭地回答。
“好人呀，好人！我们高六七班的第一好人。要才有才，要德有德，要胆有胆，要识有识，要能活到改革开放，活到今天，她能做出多少事呀！”
对于崔红真与司芬，刚到沅城不久，我听人讲过一件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沅城一中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竟取了个“昨天·今天·明天”的书名，与赵本山、宋丹丹、崔咏元的小品同名。我看过这本浅灰色封面的纪念册，此题用于此书是很贴切的。
老校长崔红真在上面发了一首诗，题为“念X君”。其中有几句，弄得沅城一中“沅河”诗社的男女小青年们迷三倒四：
你是世间最清醒的人，你是世间最糊涂的人；你是世间最坚强的人，你是世间最脆弱的人；你是一代人中最早结束痛苦的人，你是一代人中永远承受痛苦的人；你是一颗过早陨落的星，永远撞击我的心；……小青年们都说：“咱们的老校长太有才了！”采访老校长时，他们问：“X君”是谁？老校长神情肃穆，闭口不言。
同学去请教县文化馆返聘的“老三届”高鸿鹄，他是沅城“文革”的活字典。高老夫子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从意思看像司芬。从老崔终身未婚一事，便可见司芬在他心里占有多大的位置，这不就是‘永远撞击我的心’吗？可是司芬的大名小名里都不带‘X’这个字母，老崔何以择取‘X’？‘X’者，通常在数学里指代未知数也。再则文艺作品嘛，是很宽泛的，不一定指谁。难说，难说呀！你们说‘X’指谁呢？”把“球”踢给了同学。
过了一会儿，高鸿鹄拍起自己的脑袋，同学以为他想起什么，都围过来听个究竟。没想到高老夫子说：“你们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留下了至今无解的司芬克斯之谜吗？我们沅城一中的司芬留下的也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谁能解答得了呢？”
没等同学开口，他又说：“司芬的父母不识字，当然不知司芬克斯之谜，但给她取了个司芬的名字，相近，很相近，这是老天注定，老天注定呀！”
“沅河”诗社的同学更觉云山雾罩了。
……想着，我便问：“那、你……”
“她家没人了，也没亲戚。她父母先后去世了。她母亲去世前，把攥在手里的钥匙交给我……”
哦，这就是司芬的家。
“是，是，林副县长进去看看？”
“好，好，我去看看。”
崔红真把门上的黑铁锁“咣当”打开，我进了门。我们先在楼下看，然后，顺着木梯上了小楼阁。
楼阁是用薄松板拼搭的，支着张小单人床。北面一道简易小窗，用塑料纸封着。一切都很简陋，但干净、整齐，让人感到主人刚刚外出，过不了多久就会返回。看来老校长崔红真是不忘重托的。
我拉了一下床头的塑料灯绳，小灯泡亮了，光是淡黄色的，有几分暖意。崔红真自言自语：“人去屋空呀，人去屋空呀！”
我们待了十多分钟，下楼出门。崔红真用手拉了我一下：“林副县长，我请示个事。”
“老校长，有什么事尽管说。”
“是这样，以后我的骨灰能与司芬的埋在一起吗？”
“骨灰与司芬的埋在一起？”老校长怎么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我管得了吗？
“你有所不知，一般人也不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我从洛水一中调回沅城一中，就是想守着司芬，永远守下去……”老校长说不下去了，“当然，以后我埋到高六七班墓地，离她也不远，不过我还是想……”
我依然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老校长，你身体这么好，怎么就想这样的事了呢？”
不知为什么，崔红真既问我，似又不看重我的回答。他蹒跚着往前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