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西瓜子是有窍门的，断不是用什么方法都管用的。譬如，你用手指去捡的话，恐怕折腾半天也弄不了几粒，特别是那些刚刚落地的新鲜西瓜子，滑溜得像“捏不牢个枇杷核”似的，任凭你生得怎样一双可人的巧手，也休想占到半点便宜，而云媚的方法则是超级地好使的，她教我们用手掌心去“拍”，这样西瓜子就乖乖地粘在了手掌心上。
我的小学
（一）
有谁小学上过四个学校的吗？我就上过，这事得归功于我伟大的母亲。由于她的特别母爱，使得我有机会将当时西城学区的小学上了个遍，因而，我今日才拥有四倍于他人的小学同学，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我就读的第一个小学名叫“抗大”，学校规模小，设施简陋。我所在的小一（3）班教室，为仓库所改建，光线阴暗，唯一的照明工具，是讲台前一盏瓦数低下的白炽灯，凭借它方能看清张三李四。我的位置在第四大组的“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第八排，在这里，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别开生面的始业教育。
始业教育的内容有三部分：一是听忆苦思甜报告，二是看《白毛女》展览，三是体验糠饼和苦菜。
报告在“抗大”简陋的礼堂举行，报告者是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他时而悲愤控诉，时而泣不成声，同学们受这气氛鼓噪，或跟其高喊口号，或偷偷呜咽抹泪。我站在后排靠墙的位置，不能听清全部，也盲目地跟着附和。
下午，新生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去市展览馆参观《白毛女》展览，展览非字非画，而是以栩栩如生的蜡人形象再现《白毛女》的故事。我颇为得意，以为同学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白毛女》。我与父母一起观摩过“蓬头散发”（瓯语，头发披散）、全身“挂零落”（瓯语，衣衫褴褛）、踮着脚尖走路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听过广播里弹唱的“温州鼓词”《白毛女》；无数次在路边的小书摊，翻阅过“人（niè）儿书”（瓯语，连环画）的《白毛女》。闭着眼睛，我都能将其中的人物——喜儿、杨白劳、大春、黄世仁、穆仁智、王大婶、地主婆等，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讲解员一开口我便惛了。她说《白毛女》描述的是“旧社会如何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又如何将鬼变成人”这么一个事实。可是，根据我平日的道听途说，“鬼”分明是人死后才变的啊？“白毛女”并不曾死，怎么能“人变鬼，鬼变人”地变来变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回家问母亲，母亲说这个“鬼”不是那个“鬼”，跟死不死的没关系，跟社会制度有关系。我听得更糊涂了，母亲见我一脸的茫然，说这事太复杂，让我先把问题搁着，等将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就自然明白了。
第二天要体验糠饼和苦菜，老师要每个同学自带碗筷，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呢，虽然听说过糠饼和苦菜是旧社会穷苦人用来充饥的东东，但想当然地将其与糕饼菜蔬联系在一起，所以一回家就让母亲为我准备“大匋”（瓯语，一种特大号粗瓷海碗），想到时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
母亲说：“你带小碗去吧。”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
“苦菜和糠饼，你以为是什么美味佳肴？告诉你，那是连猪都嫌粗糙的饲料，带‘大匋’去，你能‘吃光’（瓯语，吃完）吗？”
“可老师说表现好的小朋友奖励红花呢。”
“红花？这次你还是让给别人吧。你给我听好了，明天带小碗去，你可以慢慢吃细细品，不够，可以‘再兜’（瓯语，再盛）。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无论糠饼苦菜如何涩口，怎么粗糙，你都得想办法给我咽下去，不能剩了，更不能倒了，知道吗？”母亲严肃地说。
我虽然不明白母亲一反常态的表达，但还是遵照母亲的意思，挑了个绿色的“酱油碟儿”带去学校。轮到给我分餐时，糠饼和苦菜却意外地见了锅底，我心中万分紧张，尽管有母亲的事前的“训示”，但我还是不想失去这难得的品尝的机会，还好那分餐老师很有本事，她拿铜勺在“镬臀”（瓯语，锅底）噔噔噔刮了一会儿，居然刮出了不少苦菜，我喜出望外，赶紧拿碟儿接了，又给了我半个糠饼，我迫不及待地就大咬了一口，霎时，那“涩口”（瓯语，使舌头感到麻木、难受的味道），那粗糙，那欲咽不能的无奈，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母亲出于对我视力的担忧，在我上学（抗大小学）的第三天，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将我转到“烈士路”就读。
烈士路小学，位于城西翠微山麓。这翠微山有两道风景很特别：一是山上的烈士墓，埋葬着为建立新中国而捐躯的温籍烈士英魂，隔三岔五，来自各行业的人们，浩浩荡荡上山向这些烈士敬献花圈；二是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山上的“岩炮”每天不绝于耳。开炮时间多在上午九点，这时，学校会响起长而刺耳的铃声，于是所有师生都跑向教室，与此同时高音喇叭也开始嚷嚷：“请老师和同学们各就各位，各就各位，马上要开炮了，马上要开炮了，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请大家马上做好准备……预备，掩耳、张嘴、下蹲、躲（钻到课桌下面躲避）。”有趣是有趣，折腾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在“烈士路”，我接受了一年的小学教育。我所在的班级共有六十八位同学，班主任姓程，六十多岁，是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太婆（后来累死在讲台上）。她五官平平，身材中等，戴一副方框的玳瑁样眼镜，留齐整的“夹丝白”短发，短发分别用两枚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显出少有的干练与清爽。虽然我初来乍到，却意外地被程老师封为“卫生文体委员”。
在“烈士路”最令我难忘的是入“红小兵”（少先队员）。当时一个班一个学期只准入一名，推选的对象是期中考试成绩“前三”的同学。先由同学提名，再由全班同学举手表决，以最高票数依次胜出两人，然后作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考察，到期末加上“大考”成绩的百分比，最后胜出一人。
在班上，我是颇得各科老师欢心的人物。据说，除了令人刮目的“欧版”颜值外，聪明灵动、思维敏捷、发言踊跃是主因，好多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师们喜欢互动的对象。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又位列“三甲”，与正班长齐名，并列全班第一。
“竞选”如期进行，我凭借平时的人气，提名不是问题，票数也遥遥领先，于是便感觉良好地做起了白日梦。我想我只要在考验期内保持现状，期末再考个好成绩，那么这六十八人中的第一人（红小兵）就非我莫属了。然后，在全校师生瞩目下，走上主席台光荣地接受校长亲授的“红小兵”章，再别着它神气地招摇过市……
当然，考察是令人备受煎熬的，真心地使人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把本性藏起，把本我收起。任何的行动，任何的言语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生怕一不小心违反什么规定，而失去竞争的资格。好不容易熬到了“开宝”，爆出的却是令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我落选了。我不敢相信，也不知原因何在。后来，听说是上课发言不举手的缘故。我就更想不通了，我坐在“塌拉排”（瓯语，最后一排）就算发言不举手又碍着谁呢？凭什么就一棍子打死？程老师见我“花打蔫恁”（瓯语，精神萎靡），就私下对我说：“第一批没评上，还有第二批嘛，只要你把毛病改了，第二批程老师一定优先考虑。”老师的话当然是王道，难不成我这个“馒头还想大过蒸笼[4]”不成？为了能加入我向往已久的“红小兵”，我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
但是，要做到发言举手，并不容易。首先，我坐在第八排，举手明显不在老师们目光的扫描范围内。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扫描极限，多在中间几大组的四五排或五六排，常常是习惯在这样的范围稍作停留，然后便吝啬地将目光收回。多少次，我以为自己马上要被“恩遇”了，结果却总是自作多情；多少次，我冲动地想站起来，如往昔那般高声地叫喊出我心中的答案；多少次，我想将手举过头顶，或干脆站起来，将举手的身躯往前作尽量的倾斜，但一想到程老师的嘱咐，我怎么能把她的话当“耳边风”呢？
毛病，总算是按照程老师的要求彻底改掉了，我如愿地加入了梦寐以求的“红小兵”。但我发现，我在改掉这些所谓毛病的同时，对发言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于是，在公共场合，比起表现自己，我更喜欢看别人“耍宝”，而且，这种行为便由此贯穿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程老师让我如愿以偿呢，还是该见怪她违背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有时我甚至想，假如我当初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那么如今的我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三）
母亲因为担心“烈士路”的安全隐患（岩炮的威胁），将上完一年级的我转学到了西郊小学。
西郊小学位于西郊闻名的“新殿河”畔。据说，学校以前是座殿宇。有关学校的种种传说，在坊间广泛流传，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下，卧藏着好几尊偌大的“神像”。
我的班主任是年轻漂亮的陈少华老师，她是位仙女式的人物，相貌姣好，“细达薄肉”（瓯语，肌肤细嫩光滑）。而她最令我膜拜的形象，是穿着那件貌似“的确良”（那时最时兴）布料的黄衬衫，下配一条质地飘逸的浅色斜裙，宛如琼瑶笔下的“含烟”，我爱极了她的气质，更喜欢她上的语文课。
某天，陈老师没来上课，好事的同学一打听，说陈老师“洞房花烛”去了，同学们无精打采了几天，便自发地要去探望“仙女”。其实去探视“仙女”是假，想私下偷窥“仙女”的“真命天子”是真，看他是否配得上俺们的“仙女”——陈老师。
陈老师的“新人间”（瓯语，洞房间）就设在她原来住的校内宿舍，大家“熟门熟路”（瓯语，道路非常熟悉）直奔主题，一看，除了那玻璃小窗上新贴的两张纸刻的红双喜外，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室内的摆设都是“老花头”（瓯语，旧东西），一张大床，一个柜子，一张靠窗的旧书桌，若干凳子等，都是平日见过的。陈老师却一脸的幸福，笑得一朵花似的，一反往日为人师表的形象，不拿我们当“细儿”（瓯语，小孩子），也不拿我们当学生，客气地让座，客气地上茶，客气地分喜糖给我们。我们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着，陈老师似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是找新郎吗？他去烧‘煤球炉’（瓯语，煤炉）了，一会儿就来。”我们一边惊奇陈老师的读心术，一边使劲地点头。
少时，进来了一位身材高挑，五官平平，发如雄狮（蓬开的头发像拉祜族少女的头饰一般），身着一件白色圆领T恤，看上去貌似有三十多岁的老气青年。陈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新郎。”新郎向我们微微地点头致意。我心中顿觉惋惜不已，以无知童子之心认为，陈老师太屈尊下嫁了。现在想来未免可笑。
后来，听说陈老师得了跟林黛玉一样的病——肺痨（肺结核），经常请假。于是班级的成绩和风气，从段里的“前茅”迅速地滑到了“后茅”，渐渐地三（3）班被老师们公认为全校第一号的“吵生班”（瓯语，指爱吵闹的孩子）。而各科老师的频频调换，又为班上各路“英雄”提供了良机，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这么三位同学。
第一位是我的同桌——单永强同学，他是位很有绘画天赋的调皮男生。除了画画，他仿佛对任何功课都不感兴趣。几乎是每天，上课的时候，他为了避开老师的视线，将课本翻到中央竖立在课桌的前方，然后一边做贼似的观察着老师的动静，一边躲在课本后面偷偷地画画。有时“退班”（瓯语，下课）的铃声响了，他也不收摊，常常一气呵成地完成他的“作品”。
他最喜欢画的人物，是“穆桂英”或“梁红玉”之类服饰复杂的古代民族女英雄。以“人儿书”（瓯语，连环画）中的人物为模板，用铅笔，有时也用圆珠笔飞速勾勒，三下两下便将一位头戴“双翎子”、背插“四枚旗”、全身盔甲的穆桂英呈现在大家面前。同学们赞叹不已，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画，他有时将画随意送人，有时也跟人交易，或要几张白纸，或替他做值日什么的。
我记得我从不曾得过他的古装人物画，尽管我很喜欢他画的古装画，但终究没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思来想去，多半是由于“三八线[5]”的问题，或考试的时候我未能尽心帮助他的缘故，他大概是记着这些个恨吧。实际上在“三八线”的问题上，他不曾吃过什么亏。他每次用粉笔划“三八线”时，总是故意地将线画过我这边半寸或一寸的位置，末了还得意地对我说：“不要过来啊，过来是小狗。”我懒得理他，尤其在上课的时候，可他却不然，如果不画画，他无法打发这无趣的上课时间，所以纠缠这些也不失为他的乐趣。但是，我有屡试屡验的“杀手锏”，每次不耐烦的时候就淡淡地对他说：“记住啦，考试的时候不要用到我。”这时，他会立马改变态度，向我讨起好来。有一次，他还画了一棵白菜着上色送给我，那白菜画得可真像，白玉般的茎干，翡翠样的菜叶，我至今记忆犹新。又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事闹矛盾，他干脆照着我的侧脸用铅笔勾画起来。不一会儿，一个五官清秀的小女孩，梳着一条乌黑油亮的“七股”留腰辫，戴着一朵西瓜红的硬纱大头花，端坐在书桌前，呈认真听课状，还是惟妙惟肖。
若干年后，我偶然想起他当年的画技和天资，猜想，他——单永强该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了吧。
第二位是班长——陈培南同学，他是我见过的性情最温和、最“哭死卒”（瓯语，爱哭的孩子）的男生。他的位置在我的前一排——“貌着”（瓯语，仿佛）是第五排，由于长得白白胖胖，名字里又带有“南”字，同学们就依谐音给他起了个“喃喃”（瓯语，称小猪为喃喃儿）的绰号。平时，同学们很少叫他培南或陈培南，大多数的时候直呼其“喃喃”，他也不计较，照样嘻嘻哈哈应着。
他常穿一件米黄色“的卡”或“卡其”类材料的上衣，忘了是中山装还是夹克装的式样，干干净净的，给人的感觉很清爽。他成绩好，办事积极认真，但经常被那些调皮的同学欺负弄哭，大多数的时候是缘于作业本的收交。他是班长，所有作业本，均先由四大组的组长收齐后交给他，再由他交给有关老师。组长们收作业一般都很顺利，到了他那里，便有那些调皮的使出各种手段进行捣乱。有一次不知为何，几个男生将他的“簿儿”（瓯语，作业本）像抛绣球似的抛来扔去，他忙于来回奔波就是抢不到手，直至“簿儿”被抛得掉页，他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才满意地作罢。
第三位是学习委员——严刚彦同学，也令我记忆特别深刻。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聪明灵动、又有点小坏，学习成绩很优异，但捣蛋的手段也很高明。大多数的时候，班上那些恶作剧的“排阵”（瓯语，谋划）都少不了他，他常常充当“拉屁军师”（瓯语，出馊主意的人）或“破蒲扇”（瓯语，煽风点火）的角色，每当那些恶作剧实施时，他便退居“二线”，或“坐山观虎斗”，或“暗中指点”。成功时，他躲在一旁坏笑，失败了，他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有时，他也加入欺负陈培南行列，有时，又跟陈培南出入成双，形如“铁杆”。但是，所有的“阴谋和阳谋”，无论是否捅到老师那里，他这个始作俑者仿佛很少受到老师的责备。我不知道是他金蝉脱壳的本事太好，还是他成绩的光芒足以掩盖他的淘气。然而，冷眼旁观的我，却因此将他的名字牢牢记刻在心中，以至于几十年后，当我们因工作关系偶遇时，他一报出大名我便马上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成绩拔尖又颇为“腹黑”的小男孩。
往事如烟，如不是他的提起，走在路上，我如何会认得他就是当年那个既聪明又淘气的严刚彦同学呢？
（四）
四年级下学期，我被母亲转到和平小学就读。这次，我真的不想离开，可母亲说这一下雨就“水漫金山”的新殿河，让她很不安心。
想想也是，特别是台风季节，好几次新殿河的水都满到了校门口。这时，我是爽到骨子里去了。停课当然是我喜欢的，不停课也没关系，因为我可以穿着雨鞋，十分过瘾地踩着过岸的河水去上学。这时，母亲总是叮咛再叮咛，让我无论如何要沿着安全的一侧行走。我是个旱鸭子，也颇知配合，知道不是“上凳上桌”（瓯语，得寸进尺）的时候。有会水性“好高”的同学，为显示自个的能耐，故意走在被水淹没的河沿而不慎颠入河中成“落汤鸡”的。当母亲屡屡听到这些消息，转学的决心更大了。
和平小学，是我就读小学中离家最远的一所，位于西门大桥头的东向南侧。我的班主任是刘信娟老师，四十多岁，留着“学院派”的齐整短发，穿着朴素（那时基本上全民皆素，普遍的颜色是军绿和海军蓝）。颇为特别的是，夏天她喜欢着咖啡色的男式丁字形皮质半凉鞋（与我祖母同款），配上米白色的丝袜，走起路来微微有点“八字脚”（瓯语，走路时双脚呈八字形）。她是我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小学老师，唯独跟学习委员——婉华交谈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有人说，那是婉华生得“割切”（瓯语，漂亮），也有人说婉华跟刘老师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我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不然，她婉华怎么会有“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浩荡皇恩？大多数情况下，刘老师多呈严厉状，同学们都很惧怕她。她只消往讲台上一站，用那剑似的目光朝台下一扫，大家便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好像老鼠见到猫似的。但即便如此，也有“大猫走出爻，猴头爬上称大王[6]”的时候。
记得班上几个调皮淘气的男生，最喜欢玩的恶作剧之一，便是将畚斗、“搽扫”（瓯语，扫帚）之类的卫生用具置放在教室前门的门框上，门大约开着三四十公分“许恁”（瓯语，那么）大，等到上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往教室跑，第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不是被颠落下来的“搽扫”砸到，就是被畚斗套住，这时站在旁边看“闹热”（瓯语，热闹）的他们，便笑得前仰后翻、捶腿拍桌。但“猪肚吃多爻，总会屙吃出[7]”。有一次，那畚斗没有扣砸到同学，却套到了一位代课老师的头上。这下可砸了锅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之后，便陪着以赵八为首的几个捣蛋鬼，被班主任刘老师批得是屁滚尿流。
那天，刘老师愤怒到了极点，赵八等早被勒令站在讲台旁示众。
刘老师从学习说到纪律，又从纪律说到品德，历数赵八们的种种不是，末了还拿我作比较，着实让我很不好意思。说我请了一个月的假（我那时请假跟父母到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常州、南京旅游去了），拉下这么多功课，还能写出了这样好的作文（我写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讲台上宣读），说他赵八天天在学校，不但什么都没学会，还天天被人告状……
赵八大概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是“谷砻下雀儿——老吓吓[8]”的意思，朝某同学嬉笑做鬼脸，恰巧被刘老师看到，刘老师火不打一处来，一个健步上去，“一脚躄”（瓯语，用脚侧背击人谓之扫脚躄）飞扫过去怒叱道：“我让你嬉皮笑脸，嬉皮笑脸，站好！”赵八没有想到会被刘老师逮住，更没有料到刘老师的动作会这么神速，这么到位，这么利索，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摇晃几下勉强站住了。也许是连吓带痛的缘故，他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哭相，扁了扁嘴，再也不敢造次了。
刘老师的行为，虽然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动机，但若在现在，体罚学生可是犯法的呢，如被家长得知，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不知刘老师是否后悔过？
更不知赵八同学是否还记得此事？
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于东瓯南浦之抱朴轩
糖儿宝贝
有人说：酒人不食甘。意思是会喝酒的人不喜欢甘甜的食品。我不是“酒人”，自然是食甘的，而且食甘到极点。譬如“炼乳”，我喜欢直接饮用，“松糕”私人定制，添加红糖要勾芡到完全饱和，“冰糖生仁”裹缠“糖霜”（瓯语，白糖）须到极限。一句话，我是泡在“糖缸”里也不嫌甜的奇人。但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甜味佳品中，我最钟爱的还是糖果，何也？睹物思人，见糖果而忆童年也。
糖果，温州人俗称“糖儿”，是我孩提时最爱的零食，其中的“奶糖”“香烟糖”“粽糖”则是爱中之爱。
“奶糖”，在我的眼中可谓全身是宝，其外包装——糖纸可用来游戏，而其本身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则是“细细儿”（瓯语，小孩子）们超级奢侈的零食，只有在过年或婚宴时才有机会享用。不过有一段时间，母亲却将其作为我启蒙书法——“描红”的奖品。母亲要求，我每天“描红”两张（每张12个字），可得“奶糖”一粒，“描红”四张可得“奶糖”一双。我一听就兴奋地满口答应。我想所谓“描红”不就是在已经写好的字上，用蘸着墨汁的毛笔“照样画葫芦”地再涂一遍嘛，还有比这更容易的事吗？
我之所以有此“红缨帽挈手里走[9]”的想法，是因为我常常被酷爱书法的父亲勒令站在桌旁看他“临帖”，有时他一高兴，还手把手地教我在“空心字”上“填空”。有了这耳濡目染的实战本钱，我便想当然地认为，一天“描红”两张四张，那不过是小菜一碟，即使把一本描红簿都描完，也是“吃糕儿恁吃吃爻[10]”的事。
有一次，我还真这么干过，我为了增加奶糖的收入，“斫草割稻”（瓯语，动作神速地完成某事）似的，将一本十八页的描红簿一口气描完，企图按图索骥。母亲看后生气地说：“你这是在写字？还是在还愿？‘该恁’（瓯语，这样）潦草，写得再多，有什么用呢？”结果我一粒奶糖都没捞到，还被母亲严厉教训了一顿。从此，我便不再干这“亩产千斤”的勾当了。
“后见煞”（瓯语，后来），以“奶糖”为“描红”奖品的事被父亲得知，他“严正色”（瓯语，严肃）地说：“写字，怎么能跟物质奖励挂上钩？练习书法目的是为了磨炼心性，陶冶情操，以奶糖当引子怎么能心无旁骛地把字写好？”于是福利被取消，描红也被打入了冷宫。父亲从家中的大书柜里挑了一本唐楷“柳公权”，又亲自装订了一本十六开的宣纸习字簿一并交给我，要我每天照着字帖临摹。
我超级不喜欢这本手工装订的“柳公权”，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稀旧烂滴”（瓯语，形容东西很破旧），“乌缁墨黑”（瓯语，形容颜色非常黑）的。一般的字帖都是清清爽爽的白底黑字，可它倒好正相反——黑底白字，黑底就黑底吧，底色又很不纯正，纸面上像不均匀地撒上白芝麻，“褙版”（瓯语，把纸一层一层地粘贴在一起）似地粘贴在旧兮兮米色糙纸上，真是要多难看就多难看。父亲却很“宝贝”，说这是他朋友从什么碑上拓下的，远比书店里卖的“雷锋”或“王杰”类字帖要好，比描红簿更是强了去了。
我哪里懂得这些，心中很不以为然，而且我早已习惯在光溜打滑的描红纸上用笔，在宣纸上根本无法施展。同样的毛笔，同样的墨汁，蘸墨的饱和程度都一般无二，可是笔尖只那么轻轻地一触，还未反应过来，宣纸已渗透了一大片，这时我最“不由心”（瓯语，心烦意乱）了。好几次，我切齿地想把那可恶的宣纸给撕了，揉了，踩了，扔了，不写了！又一想，这是父亲吩咐的事，就算被折腾得再怎么“心头烫起面火蓬起[11]”，也不能就此撂摊啊，除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所以每次意虐彻底了，便又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重新来过。
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父亲得空检查我书法作业时，凑巧一页中有那么一两个字入他老人家的法眼，他便会在赞许之余，一时高兴忘了那奶糖的危害而赏我一二粒。这时的奶糖便更显珍贵：一来它是平日不轻易表扬人的父亲所赐；二来有让我“久旱遇甘雨”样的小激动。于是便拿在手里，一时舍不得享用，一边把玩，一边关注起糖纸的花色来。
糖纸，即包裹糖儿的包装纸，温州人称之为“糖儿纸”，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用来游戏的“物事”（瓯语，东西）。将剥下的“皱皮扭休”（瓯语，皱褶）的“糖儿纸”夹在课本中，假以时日“糖儿纸”便像被熨斗熨过一般，“砥平砥平”（瓯语，很平的样子），非常柔软漂亮。
“糖儿纸”因质地的不同玩法也不相同。一种是透明的又称玻璃纸的，以奢红或间以柔黄图案的最受小朋友们青睐。透明玻璃纸（糖儿纸）一般多用来做“猜掰”的游戏，游戏以八开的白纸为押，三张两猜或两张一猜不定，视“糖儿纸”的漂亮、平整及柔软程度而定，猜中了“糖儿纸”（玻璃纸）归猜着者所有。白纸呢，猜中猜不中均归被猜着者所有。
另一种“糖儿纸”是纸质的，有上蜡和不上蜡之别。上蜡的高档些，如大白兔奶糖之类的便是，“糖儿纸”上印有“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字样，不上蜡的多非上海所产，这两种“糖儿纸”均用来玩“摔糖儿纸”的游戏。玩法两人以上，将“糖儿纸”折叠成一定的模样，分阴阳（背里）两面，背面叠成微弓模样，里面叠成微陷状，玩法每人出若干张，以出的张数多的先玩。
将折叠好的“糖儿纸”收在一起，背面朝下里面朝上，然后重重摔在地上，收起背面朝上的，余下背面朝下用手拍地，或用手扇（次数不超过三次），借拍扇之风力使那些背朝下的翻转成朝上，亦收起，如超过三次未扭转方向的，则由第二位开始游戏。以此类推，最终以得“糖儿纸”数量多少决定名次。
另外，“糖儿”中的“香烟糖”“粽糖”颇值一提，它们属硬糖系列，无外包装（糖纸），直接以“真身”示人，价格低廉，销路超好。一般的国营糖果店，“香烟糖”和“粽糖”多用大开口的大玻璃瓶盛装着，常年摆在店堂内最显眼的大玻璃柜上，大玻璃柜呈一字形临街铺开，顾客来店可直接看到柜内的各类糕点及牌价。
“香烟糖”，顾名思义自然是与香烟扯上关系，但仅仅是外表上做成香烟的模样。其实我以为，其外观更像理发店门口滚动着的标志灯，不过以白色为底，有的是红黄两色相间的条纹，有的是蓝黄两色相间的条纹。该糖松脆，其味香浓甜腻。
我喜欢“香烟糖”，是由于它不仅可以食用，更重要的可用来做“香烟秀”，模仿着大人们吸烟的样子，将“香烟糖”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然后深深地吸上一口，闭上眼睛，张着鲳鱼般的小嘴，慢慢地作喷烟吐雾状。但常因模仿不得法，而将一口未来得及吞咽的糖汁给吐了出来，弄得嘴边黏糊糊的，但并不在意，用湿毛巾一擦，继续自得其乐。当然，做这种事，是绝对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的，因为，这可是彻底违背“女孩子笑不露齿”的淑女教育宗旨呢。
至于“粽糖”，则做成“裸粽”的样子，颜色以姜黄为主，西瓜红次之，绿色最少，其味清凉幽香，甜而不腻。国营糖果店牌价一分钱两粒，私人小摊有价格相同的，也有一分钱一粒，或二分钱三粒的。货比三家，我更喜欢国营糖果店的“粽糖”，价廉物美，选择余地也大。
我每次下单前，都会趴在糖果店的大玻璃柜上，隔着大开口的大玻璃瓶，认真仔细地勘查一番，发现姜黄色永远是主导，可我不太喜欢姜黄色，对西瓜红或绿色却情有独钟。所以，我都会看准其位置所在，然后出手。好像西瓜红和绿色的粽糖要比那姜黄色更香甜凉爽似的。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童年于我已是遥远的梦，然而于梦中追寻那逝去的年华，才更加令人陶醉吧。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于温州鹿城
领袖纪念章
我读小学时，正是特殊时期，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热衷于领袖纪念章的收藏和悬挂，藉此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爱戴。
我的母亲，即是一位领袖纪念章的积极收藏者。她拥有好几百枚“光烁烁”（瓯语，光芒闪烁）的领袖纪念章，不过平时多不示人，用医用纱布包裹好放在小箱子里，等到过年时，才把它们请了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拆开。这时我最喜欢帮忙了，常常一边帮着母亲拆卸纱布，一边好奇地打听“该年”（瓯语，今年）领袖纪念章的悬挂样式，母亲总是神秘地笑而不答。
从历年领袖纪念章悬挂的风格可以看出母亲的数学情结，什么平行四边形、梯形、圆形、菱形等等都是她的最爱，每年她总在这些几何图形间变来换去。锁定当年心仪的几何图案后，母亲便会将尺子、画粉、剪刀、红头绳、图钉、别针等工具准备妥当，然后便像一位训练有素的专业设计师似的，一手拿着尺子，一手拿着画粉，胸有成竹地站在“板障”（瓯语，板壁，木板墙的墙体）或白水草布帐前，动作娴熟地描好草图，然后搭配好领袖纪念章的大小和颜色，再将所有领袖纪念章用一根长长的红绳子，按照一定的距离穿过背面别针串起，或别在白水草布帐的门上，或用图钉固定在“板障”上。
就欣赏的角度而言，整个房间“板障”（唯一木质结构）是最佳位置，无论是站在床前欣赏，还是躺在床上观看，都能一目了然。我呢，因为白天忙于“打作”（瓯语，玩耍），观赏“头像阵”多在入睡前。有时，我会“文长”（瓯语，说话没完没了）地傻问母亲一些幼稚透顶的问题，譬如悬挂的图形为什么称“等腰三角形”而不叫“等肩三角形”，有时则自娱自乐地察看纪念章队列是否齐整，“头埒”（瓯语，第一排）二排的距离是否恰当，数着横向的有几枚，竖向的有几枚，斜向的有几枚，或最大的有几枚，最小的有几枚，总共有几枚等等。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重新来过。
领袖纪念章的质地，大多为金属材料，头像部分颇显立体感，凸于纪念章的中央；角度有侧脸的，也有正面的；底色有红的，有蓝的，有鹅黄的；造型则多为圆形，也有长方形、正方形、五角形等；规格最小的约2公分如一分硬币大小，最大的直径约为16公分，为纪念章中的“大哥大”。这种超大的领袖纪念章极其罕见，我只在母亲的闺蜜——锦凤姨家中见过一枚，圆形，头像亦为金色，紫红的底色上有金色的光芒附着其上，很是漂亮。母亲收藏的纪念章虽然数量可观，但直径最大的不过14公分。
在这么多的领袖纪念章中，我最喜欢的是一款熄灯后还能发光的“夜光像”，这是当时市面上最走俏的领袖纪念章。我初次见到这种领袖纪念章是在对门的雪飞家，她不知从何处得来这稀罕的“宝贝”。“平时不节”（瓯语，平时）人气不是很高的她，那天真心风光，被小伙伴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当中，神气得鼻孔都要朝天了。她一会儿拉着张三，一会儿又拉着李四，兴奋不已地钻到她家的“眠床下”（瓯语，床底下）摆弄她的“夜光像”。我羡慕极了，一回家便缠着母亲要买这种变来变去的“夜光像”，出乎意料，母亲爽快地答应。不久家中就多了一枚直径约10公分大的圆形“夜光像”，我也有了熄灯后观赏“夜光像”的新乐趣，每每盯得我眼睛发酸发痛才罢。
还有一款“立体像”——毛主席去安源的也很特别。画面上，年轻的毛主席文质彬彬，留颇具个性的短发，身着蓝灰色长衫，右手拿着一把超文艺的纸伞，精神抖擞地行走于去安源的革命道路上。这款领袖纪念章貌是塑料材质，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头像”会神奇地呈现出不同的神情变化，令小朋友们很不可思议。
我家领袖纪念章的展览时间，通常是在春节前后，每年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拜“镬灶佛”）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这期间来家走动的亲戚朋友，无不赞叹我家的领袖纪念章阵势之大、图案之美、像质之光鲜，听得我也很受用飘然。
除了用来悬挂的领袖纪念章，还有用来佩戴的，其大小多在3公分以下。那时候男女老少均以佩戴领袖纪念章为荣，最有型、最帅气、最吸引眼球的别法是在领袖纪念章的下方，加佩一枚毛体“为人民服务”的横条纪念章，红底金字，长约3公分，宽约1公分。
学校则要求学生进校门时，必须要带三样“物事”（瓯语，东西）：一是佩戴领袖纪念章，二是出示《毛主席语录》，三是校徽，三者缺一不可。经常有同学不是忘了这个，就是未带那个，“訾那妆”（瓯语，怎么办）？没商量，一律回家拿去。于是，来回一折腾，迟到是肯定的，误过了老师们的点名（每节课都点名），“头悬尾滴”（瓯语，垂头丧气）地站在教室门口等候老师的批评，处罚也是天经地义的。方法直接而简单，忘什么罚什么，如忘了佩戴领袖纪念章，罚站领袖像前思过；忘了带《毛主席语录》，就罚抄《毛主席语录》；忘戴校徽的，罚抄写学生守则等。有一次我也“醒底逮尿拉出爻[12]”，忘了佩带领袖纪念章，结果也被罚站领袖像前思过。
不久，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结束了，领袖纪念章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再后来，父母移居海外，又逢老房子拆迁，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领袖纪念便不知了去向，真是可惜！
二〇一七年二月三日于温州鹿城
铅角子
小时候，我零用“铅角子”（瓯语，硬币）的来源有两处：一是母亲所赠，一是祖母所赐。
母亲所赠的“铅角子”，在时间和币值上均不固定，在观念上是要培养我勤俭节约的思想。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省吃省用，何必求人！”
记忆中，母亲时常会变戏法似的，将一些闪亮发光的“铅角子”——单分（瓯语，一分硬币）的、贰分的，或伍分的交到我手里，让我将其投到母亲自制的“纸迫”（瓯语，纸板）“铜钱笼”（用医用橡皮膏桶做成储蓄罐）中，并告诉我说这些钱是我的，但得等到攒满才能打开，这令我好生牵挂哟。
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惦记着“铜钱笼”中的“铅角子”。一得空便捧着“铜钱笼”，像看“西洋镜”似的，从“铜钱笼”的投币眼上往里“眙”（瓯语，看），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视野内伍分“铅角子”有几枚，贰分的有几枚，壹分的又有几枚，数着数着就开始“上凳上桌，上桌又上佛堂阁[13]”来了，觉着“该恁”（瓯语，这样）隔靴搔痒样地数钱很不过瘾，便缠着母亲要“开笼”数钱，母亲说自己不会做这等朝令夕改的事。
交涉失败，我便想凭自己的能耐将“铅角子”弄出“铜钱笼”。我把“铜钱笼”“衣顶倒头”（瓯语，上下颠倒）转过来，使出吃奶的力气上下摇晃，企图通过外力的作用，使硬币自然掉出。但母亲似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她仿佛早料到我会有此作为似的，故而在制作“铜钱笼”时，为防止硬币的轻易掉出，把“铜钱笼”的投币口做得很窄很短，同时为了美观，又将投币口由外向内剪开，使外向开口光滑平整，内向开口则粗糙不平。所以我的想法就更难实现了，但我并不甘心，打算借用螺丝刀、火柴、编织针之类的工具，把“铅角子”给勾挑出来，然而“铅角子”像是故意跟我开玩笑似的，每次当我感觉有点意思时，“铅角子”却只在洞沿上象征性动了几下，滑到一边又不见了。我折腾来倒腾去弄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眼酸力乏，却一个“铅角子”都没勾成，于是只得泱泱作罢，但从此对“铜钱笼”失去了兴趣。
祖母所赐的“铅角子”却与母亲的不同，它是实在的，可体验的。她的观念也与母亲相差十万八千里，她主张珍惜现在，活在当下，奉行的是“穷养儿子，富养女”的思想，认为这样比较容易培养出孝子和淑女来。也许是经历了太多风雨的缘故，她处理事情总是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空担忧。”
与别人的祖母相比，她的出手是“大局”（瓯语，出手大方）的。譬如，当别人的祖母给孙儿孙女们的“压岁包儿”（瓯语，压岁钱）为几分几角时，祖母给我们姐妹俩是每人“贰个番钿”（瓯语，贰元钱）；当别的小朋友，每天的零用“铅角子”最多为“一单分”（瓯语，一分硬币）时，祖母给我的却是“贰分”。这令我感觉特别良好，以为我比周围的任何小朋友都爽。
不过祖母做事是很讲原则的，她给我的“铅角子”就有“三不”规定：一是不到时间不给，二是超过数量不给，三是从不预支。她把给我“铅角子”的时间定在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那时她在西郊红旗医院（温州发夹厂对面）的门诊部当中医生，她定这时间估计是考虑，这钟点来就医的病人会相对少些。我若去早了，她也不会自破规矩而提前打发于我，而是很不高兴地让我到时再去，有了几次碰壁我便乖乖照办。
如愿地得到祖母给的贰分“铅角子”后，我最喜欢消费的去处是“摊儿头”阿十果杂店。他家有一味招牌佳肴——“胶冻”很令我牵挂，材料是用地道鮸鱼胶熬成的，加上自制的秘醋、芝麻油以及风靡当时的上海酱油等调料，那味道真心是“好爻连门都冇”（瓯语，很好吃的意思）。
享受“胶冻”的最佳时间是在天寒地冻的严冬，与小伙伴们尽情“打作”（瓯语，玩耍）后，全身“涌壶大热”（瓯语，大汗淋漓），一口气跑到阿十家，买下那豆腐干般大的“胶冻”，用店家提供的现成的小刀，噔噔噔地将其切割成条块状，加入少许的酱油、麻油、醋等调味搅拌均匀，然后，将冰到骨的“胶冻”一股脑地倒入口中，狼吞虎咽下去。这时，那“胶冻”犹如那“三伏天”的“冰镇酸梅汤”似的，令人有“吃嘴里底，爽毛管里出[14]”的感觉。末了，再将碗里的调料汁喝下，嘴角一抹噔噔噔跑回家，随手拿起一杯冷茶咕嘟咕嘟地灌下，那种满足真是无以言表。
可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贰分“铅角子”给弄丢了，便巴望着祖母能通融一二，或预支，或破例再给二分。但祖母说那是我的失误，后果得由我自己承担，她不会因此破坏规矩。我见通融不成，便干脆耍起赖来，故意在人来人往的院内道坛，表演起祖母最为反感的“筋斗”，想借此来动摇祖母的想法。
祖母出身大户人家，接人待物稳重有加，平生最“感冒”（瓯语，反感）的是“汏浪范”（瓯语，疯疯癫癫不稳重）的女孩。她认为女孩子要“静定”（瓯语，稳重），要“徛有徛相”（瓯语，站有站样）、坐有坐相，而我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极端有损“淑女”形象之事，这明摆着是想让她难堪。
我一边观察着祖母的反应，一边从道坛的西墙角翻到道坛东墙角，又从道坛的东墙角翻到道坛西墙角。她的同事有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便趁机跟着起哄，高声为我喝彩。我更加来劲，临场发挥，在三个“筋斗”之后添了“一字马”丰富内容。可是，祖母看上去并不生气，她不慌不忙地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你是自己停下来呢，还是想让我将此事告诉你父亲？”
告诉父亲？我一听大吃一惊。父亲最是“厉经”（瓯语，严厉），他有天生的威仪，平时，多数的时候，他只用眼睛说话，他只要朝我“眼睛光那么几光”（瓯语，看了看），我便吓得连气也不敢喘了。我若做错什么事，他从不打骂，只轻轻一句：“好好面壁思过去。”我便乖乖地跪到家中一画像前“思过”，待到父亲问话，“认罪”是必需的，如果“反省”不彻底，那得继续，直到反思明白。如果父亲得知此事，那么“吃辣头”（瓯语，吃苦头，指责罚）事小，若因此让祖母断了我的“铅角子”，那我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想到这里，我便自讨没趣地收摊走人。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今，父母侨居海外，彼此天涯海角，吾不能常以彩衣娱亲；祖母见背二十余年，惜已不能绕膝跟前。然而，零用“铅角子”于我的种种回忆却是美好永远。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于东瓯南浦
冰缘
已经有好几年了吧，在炎热的夏天，我专以“冰条”（瓯语，冰棍）为早餐，除此之外我不饮食任何其他食品。我的同事们也大多知道我的特别嗜好，所以见面招呼时总问：“吃冰条了吗？”可见我偏爱“冰条”之程度。然而，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冰条”中，我丝毫体察不到儿时那“芝麻奶油冰条”留刻在心中的美好感受，或者，我只是藉此来追寻那渐渐远去梦样的童年情怀？
我八九岁时，有段时间特别羡慕那些卖“冰条”的。我既羡慕他们每天有品尝“冰条”的机会，又羡慕他们有时时数钱的乐趣。我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许恁”（瓯语，那般）就好了呢。
我时常想，我那时如此向往买卖之事，是否跟我的“抓周”结果有关？都说“三岁定八十”。听叔婆说，我“抓周”时抓的是“元宝”，但祖母却说我抓的是笔。这出入确实有些大，也不知那种说法比较可靠。不过从我儿时向往买卖之事的热情来看，倒是比较符合叔婆的说法。我曾经痴缠着母亲，希望她能出资弄些“冰条”来让我销售。
母亲说：“你卖冰条？能‘熬牢’（瓯语，忍住）不吃？”
我赶紧表白道：“熬牢”啊。
母亲怀疑地又问道：“你的‘橄榄臀[15]’能‘坐牢’（瓯语，坐得住）？”
“保证‘坐牢’啊，不信，就让我试试嘛。”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再理我。我见游说无效只好放弃，闪到对面的雪飞家去看她二婶卖“冰条”。
雪飞是我儿时的玩伴，她二婶是从“山底角”（瓯语，深山偏僻的地方）嫁过来的“山头人”（瓯语，乡下人），没有工作，但着实“勤力”（瓯语，勤劳）。夏天，她在自家门口置一方凳，将一个简陋的冰条桶搁置其上出售“冰条”，冬天则做买卖小气球的营生。
盛夏，当火炉样的太阳撒在干裂的石板路上，折射出那耀眼的白花花的光，当蝉们在高树上发出令人烦闷的叫声，当狗儿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伸着长长的舌头，不停地抖垂着“痰唾澜”（瓯语，唾液）时，我趁着大人们午睡正酣，蹑手蹑脚地出来，箭似的飞跑到雪飞她二婶“犼宕”（瓯语，那儿）。雪飞她二婶很善解人意，几乎是每次，不等我开口便将那“敲棒”递给我，放心地让我去“独当一面”。这时，我觉得雪飞她二婶真好，比我母亲懂我多了。
我一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冰条筒”敲得爆响，一边用稚嫩的童声大声地吆喝：“卖——冰条哟，冰条三分、五分，三分、五分有卖哟。”
那时，不知冰箱为何物，“冰条”均盛放在一个木制的桶里。说是“冰条桶”，实际上是用几块旧木板围订成上有开口的小方桶，桶约42公分×38公分×35公分大小，两边配有铁耳环用来连接背带，以方便走卖。“冰条”则用旧棉胎严实地包裹好放在桶中，再盖上旧棉袄之类的保暖物什以防融化。通常一个冰条桶可容纳约三四十根“冰条”，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保温措施，每天进货都是“扣汤煮饭”，不然，难免有赔本的可能。
“冰条”的种类嘛，简单而固定，不如现在的五花八门，均统一由本地的冰条厂出产。冰条的样式和食材也都“版版六十四[16]”地那么几种：一种是销路最好的“绿豆冰条”，三分一条；一种是销路次之的“奶油冰条”，五分一条；还有一种是销路最差但美味非常的“芝麻奶油冰条”，七分一条，这种“冰条”销路差是因为太贵，大家买不起或舍不得买。
记得有一次，我“蹿起打一棒[17]”，用攒了两天的零用钱——四分钱，与一位名叫佳平的小伙伴合资一起购买一根“冰条”共享，但就谁优先选择“冰条”节段的问题差点与佳平闹翻，后来是雪飞她二婶出面才摆平了这事，让我先选，理由是我出资比佳平多。就“冰条”造型与食材而言，上半段芝麻较多，但冰身较小，也无棒棒，下半段则相反。一般情况，大家都喜欢选择下半段，除冰身宽大，有棒棒外，最主要是融化也相对慢些，且不粘手。选定了节段后，便请雪飞她二婶帮我们折，她是“冰条”的专业户，折“冰条”的技术自然也专业得令人无话可说。
当我拿着半根“芝麻奶油冰条”，看着它在闷热的空气里冒着缕缕清凉的白烟时，我的心也立马跟着清凉起来。当“冰条”表面的奶油渐渐地变得浓白，融化成半流体要滴落时，我便赶紧行动，用舌头逆舔过去，顿时，那奶香，那丝滑，那冰爽，迅速地传遍周身，令人骤然神清气爽，闷热顿消。这感觉令我至今难忘，是材质的差别，是“配方”的失传，还是童年的一切本就蕴含着永远不可替代的美好？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于东瓯南浦
徐老伯与他的唱词
徐老伯，其名不详，瑞安人，年近古稀，身材修长，背直体健，慈眉善目，喜着中山装，“表兜”（瓯语，中山装靠胸部左侧的小口袋）里常常插一支英雄牌钢笔（当时的时尚）。他是我家附近国营制伞厂的一名制伞工人，是厂里资深的老师傅，徒子徒孙遍布各车间。
在厂里，他是“安乐王”（瓯语，指无须操劳之人）一枚。每天上午，他象征性到车间转上那么一圈，就可“悉听尊便”。但如此山好、水好、风光好的他，却整天为他退休后的接班人（工作顶替）问题揪心不已。
徐老伯有五个儿子，个个都想接他的班，端上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光荣地成为一名正式的制伞工人。但工作只有一份，他无论选“狃个”（瓯语，那个）儿子为接班人，都不只是“打个哭，个笑[18]”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打四个哭，一个笑”的问题。为了这份“铁饭碗”，儿子们“钉头对铁”（瓯语，硬对硬，双方互不相让）了好几年，家早已沦为打“口水战”的战场。有时，儿子们甚至还轮番地跑到厂里，向领导诉苦，跟自己理论，徐老伯是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为了避开儿子们“车轮战”样的纠缠，徐老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干脆每天下午上“松台山”听“瞙瞊人”（瓯语，瞎子）唱“唱词”去。到了曲终人散，他也不立马回家，而是直奔厂食堂对付晚餐，然后，大约在晚上七点来钟时，就在我家门前的空坦上“设摊”，将下午听来的“唱词”原原本本地唱给街坊邻居听。什么《高芝与吴三春》《玉蜻蜓》《珍珠塔》《征西》《征东》《薛刚反唐》等故事，我都是这个时候从徐老伯这里得到的启蒙，也由此迷上了徐老伯的“唱词”，并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于是，那年夏天听徐老伯唱“唱词”便成为大家的大事。每天晚饭后，我们这些“蟹饭细儿”（瓯语，小孩子）便将家里能搬的长凳、矮凳、藤椅统统搬到空坛上，或围成圈，或排成行，然后一边玩着“开小火车”或“走梅花桩”这些游戏，一边等徐老伯的到来。
当我家的大时钟咣咣咣地敲了七下时（大时钟每小时报点，七点敲七次，八点敲八次……），徐老伯总像专业的说书先生似的准时到场。人群兴奋地为之骚动，大家热情地招呼着，徐老伯坐定后，“唱词”就开始了。
“唱词”是“温州鼓词”的俗称，以温州方言——瑞安话演唱，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曲调带有浓郁的南方民歌特点。
徐老伯很有唱“唱词”的天赋，表演的“唱词”很有特色，他不是科班出身，却是无师自通。他唱“唱词”时，常常一人分演好几个角色，什么小姐、相公、员外、夫人、丫鬟、书童、老妈子、老奴才等，他都能信手拈来，演唱得惟妙惟肖。他背台词的功夫更是了得，别人是“过目不忘”，他是“过耳不忘”。虽然他识字不多，记忆力却惊人的好，只要听过一遍，便能将内容照样复述。他唱“唱词”时没有一字重复，一句废话，也不带口头禅，几乎是一气呵成，加上他一口字正腔圆的瑞安话，十分的地道。
更特别的是，他唱“唱词”时没有“扁鼓”“三粒板”“牛筋琴”等乐器的伴奏，完全靠“清唱”，所有的“过门”音乐都是他自己一人搞定。他通常直接把乐谱非常合拍地给唱了出来，也不知从何处学得的乐理，然后进入正文对白。当剧情进入高潮，如唱到女角——小姐，和男角——相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楼台相会而抱头大哭时，徐老伯便会完全地融入角色里。他忽而男声忽而女声地来回变换着唱腔，边哭边唱，边唱边说，听得在座的我们，也不由地跟着他的节奏“泪奔”抽噎。
而徐老伯呢，唱了一出又一出，一个晚上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可大家却越听越精神，个个都“眼睛光起瓦光个樑恁[19]”呢。当我家的时钟敲响十一下时，徐老伯总会歉意地对大家说：“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然后便起身拱手离去，剩下恨不得马上想知道结局的我们，万般无奈，只得怀着遗憾，将希望寄托于明天。
就这样，我在徐老伯这里得到了戏曲——“唱词”的启蒙，为我后来喜爱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他戏曲打下了基础。
照此说来，推本溯源，我是否该特别感谢徐老伯的儿子们呢？由于他们的论争，才使我有机会听到徐老伯那精彩绝伦的“唱词”？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于东瓯南浦
云媚
云媚当“我俫童子痨头儿[20]”时，大概是十三四岁的光景。她是个没妈的“小个儿”（瓯语，孩子），哥哥姐姐呢，多得令人搞不清“人（niè）儿头”（瓯语，画像，此指相貌的差异）的大小。她是家里的老幺，因为家境的关系，云媚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在家，帮父亲打点家务。云媚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圈养了一头漂亮的奶牛，以此来增加家庭的收入，这奶牛每天产牛奶几十斤（哺乳期），将挤得的牛奶送去炼乳厂收购，可换得不菲的报酬。所以，云媚的父亲很宝贝他的奶牛，认为伺候好奶牛是一等一的大事。于是，云媚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放牛和割草之事。
一年到头，云媚人气最旺的“时节”（瓯语，时候），要数寒暑假了。每当这个时候，围着她团团转的“小喽啰”少说也有一打，我便是其中的一员，或看她怎么帮父兄“踏菜咸”（人跳到咸菜桶里踩踏咸菜）、制作“松糕”（番薯松糕）；或跟她一起去放牛割草、捉鳝鱼、拔萝卜；或与她一起顶着烈日去捡西瓜子什么的。
放牛的时间多在下午四点以后，这时，她家的门口会候着一拨“志愿者”，待云媚牵出她家那头漂亮的奶牛时，大家便两个两个颇有秩序地跟在奶牛的后面。
放牛的队伍可谓浩荡，多则十几人，少则七八人，男男女女，年龄多在十岁左右。云媚则总是一派“放牛娃”与“渔夫”的混搭模样，她头戴斗笠，“背脊身”（瓯语，后背）背着个偌大的箩筐，腰间则挂着一个特制的迷你小鱼篓，右手拿着赶牛的“棒桑西”（瓯语，竹条树枝之类），左手牵着牛绳，像带兵的将军似的，神气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我们呢，怕“牛脚踏”袭击，在距离奶牛一米外的位置小心地跟着。有时我们一路唱着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红色经典歌曲，有时则“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时又像“林广益打电话[21]”似的，向云媚好奇地打听将在田间进行的“拓展”项目。
放牛的“地宕”（瓯语，地方）有近处的“教场头”，以及远处的“广化桥”。前者周边有不少的住户，人来人往较为嘈杂，后者则地广人稀，视野辽阔，更重要的是，云媚家的“自留田”就在“广化桥”，而云媚策划的田间“拓展”项目，也适合在人烟稀少的“广化桥”展开。所以，十有八九云媚都会带我们去远处的“广化桥”。
放牛倒是简单，将奶牛带到青草茂盛的地方，将牛绳一扔，奶牛自会找它喜欢的嫩草享受去，但云媚却没有吕岩笔下的牧童那般“畅快”（瓯语，悠闲），可以“笛弄晚风”，她有很多事情要忙。先要割满满一篓筐青青的嫩草，作为奶牛的储备粮食，再到自家菜地里巡视一番，顺便摘些成熟的菜蔬带回，末了就带着我们去“捉鳝鱼”。云媚“捉鳝鱼”可不是因为好玩，而是用来出售以贴补家用，但对于我们这些非农家子弟来说，则是十分有趣的事。云媚呢，像个小老师似的，现场指导“捕鳝招数”，教我们怎么寻找鳝鱼洞，怎么区别“鳝鱼洞”“蟹洞”“水蛇洞”，怎么捕捉鳝鱼，然后一声令下，让大家来个“捉鳝”比赛，自己则背着手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注视着我们这些“小喽啰”的动静，偶尔也得意地示范一番。
我照着云媚教的方法，很快找到一处小洞，一看洞口正是她所描述的圆形（蟹洞扁、蛇洞干），洞内的泥巴正是光滑的“青紫泥”（瓯语，一种青紫色的泥土）。于是，我就兴奋地将右手慢慢探入，穿过半流体状的泥巴，直到齐肩关节的位置，真心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手指笨拙地做着各种试探，少时，感觉碰触到别样的“物事”（瓯语，东西），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一把捏住，然后顺势地将其拉出洞外，一瞧，正是我煞费苦心要找的“鳝鱼”，足有七八寸长。
云媚不知什么时候已等在旁边，她夺过“鳝鱼”就狠狠地将其摔砸在地上，那鳝鱼“訾那”（瓯语，如何）料到会有这等变故，直痛得昏死过去，有那么半秒钟的功夫，像“泥鳅逷蛎灰坦上爻[22]”似的，鈵（瓯语，痉挛震颤）了几下，才慢慢缓了过来，忍着剧痛欲尽平生之力夺荒而逃。云媚哪里肯依，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摔砸它，就为了趁它昏死的瞬间好乘机下手，轻而易举地将其收入腰间的小鱼篓。
我有了这一举成功的喜悦，很有些“尾巴翘上天”的感觉，以为云媚的捕鳝秘诀不过尔尔。待再次作业时，便再不管洞口是扁是圆，泥巴是干是湿，想当然地就将小手伸了进去，长驱直入，亦到齐肩关节的位置，手指似碰触到异样的东西，还未反应过来却已被“钳牢”（瓯语，钳住），心里惊慌莫名，以为撞上了水蛇，赶紧将手缩回，却带出来一只张牙舞爪的“蛇蟹儿”（瓯语，小螃蟹），虚惊的同时顺势将其甩出老远。从此，再不敢“红缨帽挈手里走[23]”了。
相对来说，拔萝卜却没有这样的风险，虽然现拔的萝卜辣辣的，带着些许泥土的气息，其滋味也远不如板车叫卖的一分钱一片的“酱菜头”（瓯语，盐腌萝卜）好吃。但跟着云媚拔萝卜，其过程却是快乐的。每次，云媚行动前，总会带着大家仔细地做一番实地勘查，确定目标周围没有“闲杂人等”，再派出得力的“喽啰”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把风，一旦有陌生人靠近就吹哨子示警。于是，一帮“童子痨儿”（瓯语，小孩子）们就一哄而散。
云媚拔萝卜的动作十分娴熟利落，而我则不然，常常与我的临时搭档是“一人吹箫，一人捺窟[24]”，待好不容易将萝卜拔出时，却总是连人带萝卜“打臀顿”（瓯语，屁股着地跌倒）在地。但我乐此不疲，一番惬意的折腾后，将拔得的萝卜用镰刀割去萝卜缨，拿到附近的河里洗去上面的污泥。云媚则就地取材，从菜地里剥来几张菜叶当砧板，将萝卜放在其上，然后连皮切成小块分给大家。这时大家爽心极了，像前世没吃过似的，津津有味啃着微辣的萝卜，沐浴在草气土香的夕阳里，别说多满足了。
跟着云媚还有一样有趣的体验是捡西瓜子，云媚此举倒不是为了贴补家用，也不是因为好玩，而是要将其炒煮起来当零食。她平时没有任何来源的零用钱，零食都是她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搞定的，譬如炒煮捡来的西瓜子，譬如拿牙膏壳跟“糖儿担”兑麦芽糖，又譬如以橘子皮去中药店换甘草等等。
捡西瓜子是很有讲究的，不是所有的西瓜子都适合炒煮，太嫩太小的不要，子壳太脆也不要，须是那种黑黑的大瓜子。那时，物资匮乏，人们收入有限，买西瓜很少有人买半个或一个的，通常以买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居多。西瓜摊就摆在路边，有的用圆形小桌作摊，也有的用方形小桌作摊。到了晚上摆摊的还弄个“火荧光光”（瓯语，亮度很低，像萤火虫）似的白炽灯，以红纸为灯罩，把瓜色衬托得赤红赤红。个别讲究的“西瓜摊”，还弄个约一米宽、八十公分高、四十公分深的玻璃柜（仅门上有玻璃的木柜），来置放“一花花”（瓯语，一块块）分量不等的西瓜。
云媚带我们捡西瓜子的时间多在下午两三点钟，这时烈日当空，马路上人少车稀，是捡西瓜子的最佳时机。那时，我们真的个个都很厉害，既不打伞，也不戴帽，更不怕什么“热头气”（瓯语，指夏日太阳强烈的辐射），人人拿着个搪瓷的小碗，兴致勃勃地在滚烫的马路上捡西瓜子。
捡西瓜子是有窍门的，断不是用什么方法都管用的。譬如，你用手指去捡的话，恐怕折腾半天也弄不了几粒，特别是那些刚刚落地的新鲜西瓜子，滑溜得像“捏不牢个枇杷核[25]”似的，任凭你生得怎样一双可人的巧手，也休想占到半点便宜，而云媚的方法则是超级地好使，她教我们用手掌心去“拍”，如此，西瓜子就乖乖地粘在了手掌心上。不过，这招若用来对付那些落地有些时辰“似干还滑”的西瓜子，却还是白搭百分百。于是，我向云媚讨教对付此类西瓜子的妙招，云媚格格地笑了几声，神秘兮兮地凑到了我的耳边轻轻地说：“教你一招，保你管用，吐一口‘痰唾澜’（瓯语，唾沫）在手心，然后搓匀它，呵呵。”我嫌云媚的方法太过“鏖糟相”（瓯语，脏兮兮），犹豫了半天，还是抵挡不住诱惑，照她的方法试来，果然灵验。
就这样一两个小时下来，居然弄了不少的西瓜子，人多力量大，云媚把大伙的劳动成果合在一起掂了掂，估计没有八两也有半斤，就知足地鸣金收兵了。她将西瓜子用清水淘洗干净，晾在米筛上，放太阳底下暴晒片刻，就拿来干炒。末了，云媚总不忘让我们这些功臣分享一二。味道自然远远比不上“糖果杂”店里卖的，但因为是大家自己的劳动果实，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的。
不久，云媚家搬迁到梧埏的什么地方，我便再没有见到过她。年前，在街上偶遇昔日的玩伴得知，云媚十八岁时嫁到泰顺山底，之后便很少来温州走动。岁月匆匆，照年龄算来，现在的云媚也该是年及花甲的老妇了，也不知她是否一切安好？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于东瓯之抱朴轩
张渊和他的爸妈
张渊，是我过去的“邻舍”（瓯语，邻居），他爸名叫李生水，是特殊时期的右派，但生得慈眉善目，颇显好人范的样子。张渊妈则是十足的“乡巴佬”一枚，嫁给张渊爸时拖着一大串大大小小的“油瓶”（瓯语，指母亲再嫁，带去后叔家的孩子），张渊是他爸唯一的亲儿子。
张渊妈没有正式的营生，在自家门口摆了个简陋的小摊，买卖“粽糖”“香烟糖”“花生糖”“豌豆子”之类的糖果杂，附带也零售“大红鹰”“五一”“上游”等香烟。零食的花样也就五六号，分别置放在半斤装白色透明大口的玻璃瓶内，搁置在一张长约100公分、宽约40公分旧兮兮的木桌上，呈一字排开。冬天，只要出太阳，张渊妈会不嫌麻烦地追着太阳做生意。上午，将她的“小摊”挪到马路对面有太阳的地方，下午又将“小摊”撤到自家门口，夏天则是为避开太阳，也是这般不厌其烦地搬来挪去的。
没有人知道张渊妈当年是怎么傍上他爸并嫁给他的。比较流行的版本是，当年，张渊妈是相上张渊爸的“居民户口”，羡慕“城底人”（瓯语，城里的居民）的粮票才嫁给他爸的。张渊妈有了张渊后就跟他爸闹翻分居，但与他爸的吵架热情“貌着”（瓯语，仿佛）执着非常。他爸的“忍功”很了得，通常都不搭理张渊妈，呈“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表情，只有当张渊妈骂他张家祖宗十八代时，他爸才会像被搓到神经似的跳起来，一副捍卫祖先清誉没商量的架势反抗。于是，“战争”就这样爆发并迅速蔓延。这时，张渊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怕他妈吃亏，都不约而同地一拥而上围攻张渊爸，结果张渊妈回回凯旋，张渊爸则次次败北。张渊则极不愿意让我们这些不相干的外人看到这种场面，总是很不高兴地催着看“闹热”（瓯语，热闹）的我们快快离开。
说到张渊，那时不过小学二三年级，与我的年龄相仿，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小伙伴们多不怎么待见他。唯独我傻乎乎的不知利害深浅，也没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只管我行我素，与张渊玩“摔泥巴”“飞人（niē）儿板”“打铜钱钉”“斗蟋蟀”“滚铁环”等等，这些极端有损淑女伟大形象的游戏。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滚铁环”，特别是那种自制的“冰铁环”，洁白晶莹像深秋的月轮又像和田的白玉，悦目之极，好玩之极。一般的“铁环”通常有脸盆那么大，由铁丝或筷子样粗的铁条做成，这种正宗的“铁环”我滚不了几圈便失去平衡倒地，“冰铁环”我却滚得甚为顺溜。不过，制作“冰铁环”却非张渊不可，但张渊常会借此东风玩神秘，如取冰、画圆、切割等工序他都保密，像“老老娘儿塞钞票[26]”似的不想为我所知。也不知是出于被我学去了可惜的原因，还是担心我学了后不再跟他玩耍的缘故，总之，心甘情愿让我观摩的只是打洞这个环节，其他的则多有意关上屋后的小门，独自一人在他家的“道坛”（瓯语，院子）里摆弄。但是，他有他的计策，我当然有我的对策，不让明学，我可以贴着门缝“偷眙”（瓯语，偷偷地看）啊，他又能奈我何。所以，“冰铁环”的制作程序，我还是能道出个一二三来。
首先，制作“冰铁环”要有天气的条件，气温必须要在水能结冰的零度以下，且越低越好，这样冰结得越厚牢度就越强；二是冰的厚度起码要在1公分以上，最好是2—3公分，形状要弄成圆形；三是在正中央要打一眼小洞用来勾铁钩。
张渊取冰时会带上一个四五寸大的搪瓷碗，一枚二三寸长的铁钉。搪瓷碗既可用来充当画圆的模具，又可当作盛放“冰材料”的器皿，铁钉呢，则充当画圆的笔使用。将“煤球钩”前头的尖溜部分放火上烧至通红，然后沿描好的圆圈作业，反复几次，弄成圆形铁饼的模样，将圆周的轮廓修平，再在正中央打一眼似贰分硬币大小的洞洞。
打洞最是好玩，将烧得通红的“煤球钩”尖头对准中点下去，嗤嗤作响，长驱直入，但见尖头所到之处犹如铁甲神兵一般，所向披靡，旋即成洞，再将洞修成需要的大小，用冷却的“煤球钩”充当铁钩，直接勾住，这样“冰铁环”就制成了。
与一般的“铁环”相比，“冰铁环”的平衡能力较好，除了中央贰分硬币样大的小洞洞外，其余结构均是实心，所以，滚起来比较容易。其弊端是铁钩的材料很难选择，如用铁丝作材料，其顶端“U”字形的制作倒是简单方便，用老虎钳一扭便搞定，但滚玩过程中容易使铁钩变形，如用筷子般粗的铁条作铁钩，没有“打铁老司”（瓯语，铁匠）的参与，一切皆为枉然。所以限于条件，只得用现成的“煤球钩”来充当“冰铁环”的铁钩，并在其顶端缠上一层又一层的细布条，以防“冰铁环”脱钩。
滚玩“冰铁环”最佳的时间是在没有太阳的严冬。天寒地冻，朔风凌厉，穿着臃肿的棉衣，蹬脚呵手，小脸冻得通红，在清冷的大街上滚跑。张渊不仅滚“铁环”了得，滚“冰铁环”亦出神入化，他不管左手还是右手，单手还是双手，都玩滚得超级自如。他玩滚的花样很多，很少直走，常常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玩耍，像随意地写英文，又像潇洒地画画，遇到有障碍需要跨越时，只那么轻轻一提便凌空过去，有时兴来，便在障碍物的周围打转耍帅一番，然后再一跃而过。最令我感叹的是滚下坡的路段，人跟着“冰铁环”顺势奔跑而下，特别是快到下坡的终点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平衡。可张渊却总是控制拿捏得很好，还常常顺势来个高难度的表演，然后戛然而止，面带微笑地来个谢幕式的鞠躬。可惜，那时没有什么“吉尼斯”之类的节目，不然，以张渊的动手能力和滚耍技巧，拿个奖牌肯定不是问题。
后来彼此年龄渐大，也就各奔东西。
再后来，听说“冇业可做”（瓯语，无事可做）的张渊因违法在某年的“严打”中被处决。
消息传来，张生水出奇地淡定，他没有老泪纵横，只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前世的报冤。”便再无言语。
有人说，张生水的脑子肯定被整进水了（在特殊时期），所以，才这么淡然地对待“白发送黑发”之事。但我以为，经历了这么多年沧桑的张生水，又焉知他不是对生命有新的认识和觉悟呢？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三日于东瓯南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