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小时内第三次来这家医院了。每回都像冥冥之中有天应一样。
它的大门并不开阔，掩在密密的梧桐树间，如果是夏秋季节，你简直会忽视这所市内最好最大医院的存在。现在是冬季，梧桐早就像秃了顶的老人，一毛不剩，在残败的萧瑟里佝偻着腰。它的门也灰突突的，水泥石柱经了些日月，露出里面掺杂的碎石子来。
晚间六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单位里开大会，好像说与分房有关的会议，腆了肚子就往单位赶去。比我大五岁的女科长看见我的时候眼睛瞪得有些圆，然后又瞥见我厚厚的松糕鞋，她吸了一口气，叫一声：“你现在还来？不是都快到预产期了？你等会儿打个的回去哦！”我笑一声，我对分房的渴望比对孩子的出生要紧张得多，我对那个去年才初为人母的女科长说：“不妨事的，前段我婆婆过来，我楼上楼下地跑着还搬了个家。”女科长摇摇头，小声地说：“当心见红啊。”见什么红？没有房子，孩子来了也没地方搁！我不像我的科长，她嫁的男人有公婆腾给的房子，两室一厅早早安顿在市区里，只等媳妇孙子进门来填空这所宅子。我和老公没这个福分，老公是农村出来的，考上大学分了单位，余下的事情是开始报母答父，附带用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再去资助想走他的老道从农村杀进城里的弟妹们的学费。他的单位倒有单身宿舍分给我们，黑乎乎的过道，一溜排炉子煤球簸箕还有置放厨房杂具的摇摇欲坠的木柜，走一次过道，我的腿部和腰部就留下触碰的淤青。但我们没有要。老公已经着手办停薪留职（据说有点麻烦，干部不能采纳这个政策），正偷偷下海，接了些项目，考勤用千方百计谋得的一个长期病假来充填旷工的日数，好日子也许指日可待。但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房子！这个会开得百无趣味，两幢宿舍楼早就封顶，一年下来，左一个政策右一个方案，始终没能最后落实——落实的意思是指明确的分房方案，年龄啊，学历啊，工龄啊，得过的哪些奖项能加分啊，等等。但是直到六点半会议结束，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
回家的时候收拾了一堆衣物，准备去公共浴池洗个透透的澡。我同学五个月前才诞了个女儿，她说肚子被热水浇得暖暖的，血液循环可能加速，结果提前十天她很顺利地生产了。我不想被肚子里的这块肉弄得整天晕晕乎乎，我希望他（她）快点出来，早完事早了，像从前学生时的习惯一样，我比别的同学要早两三个星期便完成假期作业，我希望这个孩子也能提前让我放下这桩事来。我婆婆问我：“你要干什么去啊？”我已经在往塑料桶里装洗发用品了，我背着身子答她：“我去洗个澡。马上就回。”听说坐月子是不能洗澡洗头的，我虽然接受了四年的大学教育，还是不想把自己往移风易俗破除旧思想旧习俗的女斗士上靠，也不想做废除几千年约定俗成老规矩的实验品。我婆婆的声音有些紧张，她开始细细碎碎地收拾她的东西：“那我得陪你，你这身体，不能不小心。”我有点晕，不知如何拒绝。想着我和婆婆将在脱得精光的澡堂里赤身露体地见面，我不知所措。婆婆很利索地收拾了她的细软，拉住我的胳膊往前去。她是个农村婆婆，此前是前年回丈夫的老家时和她见过面。那以后我连她的相貌都忘得干干净净。
在大堂脱衣的时候她已经和别人攀起话来。两三个外地来做生意的女人，养过几个孩子，有点熟门熟路地用眼睛睃巡着我赤裸的身体。“应该是个小子。”“肚脐的形状已经凹下去了。”“从后面的屁股看不出是怀着的，老话讲的，应该是个小子。”“奶头的颜色有些发红，也该是男伢。”我婆婆笑眉笑眼的，有点巴结地应承：“是吗？真是男孩子啊？我和孩子的爷爷全无所谓，男孩女孩，总归是自己的孙伢。”我贼一样地快速跑进澡堂里，让里面氤氲的热雾掩盖我赤裸的早已被外面陌生女人细嚼过的身子。
就是那时候见了红。我有点紧张，带着点先知者的喜悦。我知道他要来了，十个月里，我几乎忽略了他的存在。
刚有他的时候，我差点做掉了他，把他扼杀在我初次孕育生命的新鲜子宫里，只为我和丈夫觉得前程渺茫，我们的准备还不足以接受一个新生命的来到。初怀他的头三个月里，我害喜的反应相当大，吃了吐，吐了吃，恶心，难受，所有曾经厌倦的食物都成了此时的佳肴，而所有曾经的喜爱都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是我们银行年结利息的日子，加班，我无所谓，受不了的是，加班的伙食，一人一碗泡得浓郁的方便面，那种味道逼着我的喉头上下蠕动，胃肠翻涌，我冲出单位，对着路面旁的阴沟一阵乱呕，连黄水都吐尽。后来，肚子无缘无故地痛，下了公车，连腰都不能直，坐了麻木（此地对人力三轮车的称呼）往家赶，身体蜷在麻木逼仄的空间里，眼泪都涌了出来。
我不记得他在我身体里的那些时日的回忆，我只记得当时最记挂的就是分房，挺了肚子拿了礼品去找行长，细声细气地问我这几年努力得到的先进是否能为自己的分房系数加分。有些腆了脸，像一个给猪掉膘又在它收购的旺季让它死命增肥的农妇，无耻的厚颜——我原来工作上的努力只是为了增加能有一个自己居所的砝码？一季的收房租时间来临，房东想把暂时不用的家什寄在租给我的房舍里——我床榻上的暗楼，我冷酷地回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房东在那里叫：“就是个朋友，你也应该帮忙收放他的一些家什吧？”我冷笑，左邻右舍支着耳朵在那边厢倾听：“朋友？朋友你会收她的房租？”一季一千块钱，两间和人共用厨房厕所的团结户，我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全部付给了这个房东，我有什么理由不对他理直气壮？我看他沉了面皮，拿了我的房租，把箱子柜子叮叮咚咚地使人抬下撤走，我抱着双臂，从楼上望见他支走了运放家什的三轮车，跑到邻侧楼的麻将室用我才给的钱做赌本去博个输赢——我知道他离了婚，女人抛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沿海的城市，租给我们这套房，他自己用八十块钱一月再租郊区的农民房生活。我凭什么可怜他？我自己将要生产的孩子还不知落在哪块地头上。
我一个人去了医院，那个女医生草草地看了一眼：“还没阵痛吧！早着呢！”
我说：“动了红了。”
她笑一下：“还得等两天呢！那么急干什么？现在院里也没病床。可巧了，越是年下，越是生孩子的多了。”
我打道回府。
晚上十一点，我开始阵痛，一点一点，一阵一阵。老公刚回来，这两天他忙得厉害，前段才搬了家，为了安置说什么也得来照看孙儿的婆母，我们重租了这套房。他的颏下有青青密密的胡茬，皱纹也从眼角漫上来，眼睛里面有鲜红的血丝。四个月的时候，孩子在肚子里开始踢我，他抚着我的肚皮，听那家伙的折腾，他笑着说：“这样调皮啊，以后少不了揍他！”他一直说想要一个女孩，但每回讲起肚里这个不知性别的孩子时，他仍旧把他当成了儿子。我妈说，男人都是这样的。怀胎七月的时候，他卖掉了一台破译器，纯赚一万二，他把钞票放在我们的床上，要多乱有多乱，要多脏有多脏。我大着肚子，双腿奓撒着坐着床上，一张一张地理好那些票子。在银行里我每天点钱，记账，成千上万的钞票从我手上过，我没有那样激动过，馋过。而此时，我一遍一遍地数着钞票，满心喜悦，贪婪地，欲壑难填地，永无止境地。他又在里面轻轻地踢着我的肚皮，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切踏实地甜蜜过——张张钱都是能写上我名字的钞票啊！……老公带着我蹒跚地走到住院部。女医生又替我检查了一下：“还没破水呢，着什么急？”
老公问：“能不能先办个住院手续？”
女医生摇摇头：“不行，院里没这种规定。病床紧张着呢！”
我抬头瞥一眼，一个孕妇吭哧吭哧地爬上楼来。女医生叫唤她：“都几点了？你还在这儿耗着？还闹这么大的动静？万一生了怎么办？”
孕妇喘了口气，看着是个有点文化的，她的眼风很蔑视地扫一眼女医生：“我不就是要生嘛！”她又往楼上走去。
女医生气道：“这人！来来回回爬多少趟楼梯了！也不知谁告诉她的法儿，以为这样生得顺些？！还是以为这样能就近抢救啊？！”一个男人倚在墙壁边，他披着一件军大衣，把身子蜷得凹里凹凸的，我看见他的涎水顺着他的口角流了下来，他竟然是站着睡着了！
我突然也想学她那样，如果能生得顺，如果能就近赶紧住上院，多爬几趟楼梯又何妨？……老公一把把我拽走了。
一段时间这座城里流行一个稍有些惊悸的说法：在菜场里碰着一个人，谈不了两句话，就扯下项上的金项链耳上的玉耳坠指上的宝石戒给了那人；在银行里取了钱，碰上一个问路的，还没讲清路怎么走，取出的钱就交到问路人的手里了。受害者都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描述当时的情形，似乎是一边火焰山一边万丈深渊，中了魔的人只能走中间一条小道，迷迷瞪瞪的，前方只那作祟骗钱的人影。派出所接到报案，不是什么妖言惑众的神神道道，讲明是不法分子用了乙醚来作怪，要大众小心些。
我好像也着了这条道。是一条山间小路，左侧是深谷雪域，雪峰像匕首一般遍布深谷，明晃晃，透彻而尖利，右侧是深山峻岭，虎在咆，狼在哮，龇牙咧嘴。我也只能走这羊肠小路，瘦且窄，只能囤一只脚，道上密密麻麻扣着一溜倒置的碗碟，揭开一盏，卧着一条蠢蠢而动的蛇，揭开一盏，又是一条蠢蠢而动的蛇，鲜艳的体色，三角的脑袋，昂着头挺立起来，眼睛瞪着我，红信子一伸一缩。我吓出尿来。
我推着鼾睡的老公，我说：“完了，真破水了。”
老公很困很困，他的眼皮简直是被自己拔开，他赶紧地扶着我，他瞟一眼座钟，透过外面的星光，能看清楚现在是夜里两点多。他说：“走吧，不能耽搁了。”
我随着他小心地下楼。
楼梯口似乎有人才回，在楼道里弄着自行车，抬眼看看我们，闪身让了道，给我臃肿的肚皮腾出路来。
街上的路灯都还锃亮，不时有车呼啸而过，车灯打过街角的一些残雪，清泠而寒峭。我们招了一辆的士，老公探头跟司机还价，大约是深夜，价格比白天要高上一倍，老公便有些不服。我忍着，阵痛一阵阵袭来，咬了牙，也能挺过去。司机看我的身子，也咬了牙：“那行，上来吧。算我学雷锋！这冬天夜里，哪个闲着没事跑这个罪？！”我趾高气扬地上了车。
老公捏着我的手：“还好？”
我说：“还行。”停一下，有些担心，“要是生出来了，医院说没有床位，那怎么办？”
司机在前面问：“是头胎吗？要是头胎，哪有那快的？真生出来了，肯定得给你张床！”司机说：“那可是全市最好的医院，在全国也能数得着的。”司机又说：“我就是在那家医院出生的。”
我也是。很多年前，它的大门两旁石柱上雕着几面厚厚的石旗，石旗上方是漆了鲜红色泽的缨头，我妈每回和我路过那里，就指着那鲜红的缨头说：“你是在那里出生的。”那些缨头血红血红的，像非洲大漠里太阳的色泽，庄严神圣而又充满了烦躁和不安，又爱又怕。
不太想理司机，骨子里还是有点臭知识分子的酸气，再有钱的出租车司机，也只是司机。如我们，再穷的大学毕业生，也还是大学毕业生。况且，我们的好日子，说不定要来了。
老公说：“刚才楼道里的那个人，可能是个偷自行车的。”
我叫一声：“不会吧？还以为他是加夜班才回的。”
老公说：“我怕他看出我们知道他的勾当来，没敢盯着他看。拖着你个大肚子，不好对付那种人。”
我笑：“不是大肚子，你未必会管这闲事。”
老公撇撇嘴：“那可不一定。”
我的阵痛又如约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