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西翼办公楼里的洗手间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厕所并不充裕。对于女性来说，只有一层有一个大的洗手间，加上大厅主楼层和三楼分别一个共用的单间洗手间。所以上厕所经常要排队。而且，你排队等的卫生间还不是那种装饰优美、带镶边镜子的盥洗室，没有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和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6]挑选的粉色沙发、精致的香皂和乳液。除了有一个小小的带一个面池和一面镜子的整理妆容的空间外，就是标准的办公室洗手间——三个隔间、水槽，把人照得不漂亮的灯光，这就是全部。
最重要的是，厕所里也没有准备卫生棉。2009年我刚开始在白宫西翼办公楼工作时，也没觉得这是个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在工作岗位上忙时，要跑到白宫外去买确实很痛苦——会议之间根本没时间跑出白宫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去买卫生棉。要走出白宫，就得挤过横在人行道上拍照的游客队伍，要回白宫，还得出示身份证，输入个人密码，包、全身都要过安检。大家根本没时间在一天的工作当中中途跑出来走一遍这样的流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不外出，就在局势研究室[Situation Room]对面的每天由海军供应早餐、午餐的海军餐厅[Navy Mess][7]吃饭。）如果情况真的很紧急的话，我有时候会让我的助理克莱·杜马（Clay Dumas）跑一趟便利店，但我后来经常让他做这种事，我开始感到很愧疚，因为他也很忙。
白宫可不是你能找到一位女性朋友借卫生棉的地方。尽管现在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在白宫西翼办公楼上班的女性也不是特别多，而且很多都已经绝经了——并没有很多人随身藏着卫生棉。所以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还有经期的女性会彼此之间或和助理之间达成共识，当对方不在的时候，可以翻她的包或者抽屉，找女性卫生用品。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会发现自己陷入“红色警报”中。
为西翼办公楼这种性别不平衡彼此支持，一些女性高层职员和内阁成员会组织常规的聚餐，我们大约15个女人聚在一起，聊聊各自的问题，再喝点小酒。挺巧的，有一次我的经期还恰好碰上一次这样的聚餐。
那个工作日恰好特别忙，我的卫生棉已经用光了，也没有时间补给。马上要到去吃饭的时间了，我开始在心里默默计算。情况不妙，我需要马上换卫生棉了，在我离开前就得换。
我开始慌了。丹妮尔和楼下的姑娘们都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洗手间的厕纸吸收性也不好，也没法用这些纸卷起来垫在内裤上当尿布一样使用。我决定在晚饭开始前跑一趟便利店。
不幸的是，前面的会议开得很久，会上总统先生还提了一个我事后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没时间了。我跑进车里，差点没赶上晚宴——我是去晚宴的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所以我不想迟到。
我以为一切都会没事，但我错了。晚宴期间，有人说了个笑话，正当我开始大笑，我发自内心的“哈哈”马上变成了“天哪，不，不”。然后经血开始流到我的裤子上，巧得很，那还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条——J.Crew的蓝白相间的千鸟格花纹紧身裤。
餐桌上所有的女性中，可能有4个还有生理期，我知道剩下的几个都没有卫生棉，因为我已经问过她们了，我决定放弃这次晚宴。我靠近我的朋友凯西·雷穆勒（Kathy Ruemmler）（她是一名白宫顾问）告诉她事情原委。她陪我走到我的车上，我在逃离现场时驾驶座上也沾上了血迹。
第二天，我给自己立了个使命，就是要给西翼办公楼女洗手间安装卫生棉贩卖机。如果我们很认真地考虑要管理一个更多元化的组织，让更多女性进入政界，就应当要保证她们在办公区能有最起码的舒适度。哪怕要花点小钱，也总比“血流”椭圆办公室好。
没人反对我的提议，只是似乎之前没人想到过这一点。我找到行政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凯蒂·卡莱（Katy Kale），说道：“嘿，我们应该在女卫生间装一个卫生棉贩卖机。”然后她说好。
几周之后，我走进罗斯福会议室（Roosevelt Room）参加一个上午8点半的高层官员会议——大概有20到25个人参加，大部分都是男士。罗斯福会议室是一个很庄严的会议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在这里装了个水族箱，挂了几个鱼模型；如今，这个房间已被粉刷成浅浅的米黄色，墙上挂着一幅西奥多·罗斯福骑着马、穿戴着“莽骑兵”[8]装备的图，还有一个小水牛雕像。就是在这个会议室，我宣布从当天开始，在西翼办公楼女卫生间安装卫生棉贩卖机。没人发言，但我感觉非常棒。
* * *
我知道我承诺过你们不想在这本书里过多关注我个人留下的成就，但既然他们又没有在卫生棉贩卖机上刻上“归功于艾丽莎·马斯特罗莫纳科”，那么我也想在某个地方留下点记录吧。有时候我们为了做到某件事，需要像一头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冒失，而我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享受这个过程。对我而言，领导力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家凝聚在某个项目或事业上，而不是被当作上司高高捧起。
领导力也不完全意味着胜利和成功；如果你的想法行不通，但你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你就能渡过难关，改变局面。我第一次“当权”，领导力第一次成形的经验是上学时被选为班长。尽管我用了很细致、很开明的一些方法，但我还是不受欢迎。我竞选班长是因为我想当我们高年级舞会策划的领头人。（结果发现只需要进入舞会委员会就可以参与策划了，好吧。）舞会结束时我们放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卡拉和我想用的——U2唱的《我想要的就是你》（All I Want Is You）这首歌，作为我们特别的舞会颂歌（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一首颂歌，但感觉就是需要）。我们的主题是“今夜富有的人”，这是《我想要的就是你》中的一句歌词，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特别积极、特别躁动。
这一切差点儿没成型。我在高二那年当选高三学期的班长时，一名竞争对手说我低年级的舞伴不合适，因为他有一辆白色的野马车，后面的车窗上还涂上了八号黑球[9]。
八号黑球暗示着——也不用去确认，因为中学男生都爱吹嘘——他是个毒贩子，我的竞争对手就在舞会前几天发起了一次弹劾我的运动。这场背叛的高潮是我的高年级学生顾问当着坐在体育馆看台上的所有同学的面，质问我，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值得大家信任的班长。
我其实怒不可遏，但我必须继续坚持。高年级舞会不能毁了。
大家后来投票，把我留下来了；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其中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要能够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总统也经历了一次弹劾，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应对这个“八号黑球门”事件时表现得这样优雅和巧妙。
高三时，我还竞选了乐团主席。不是因为我想拥有作为乐团主席的荣耀——虽然这确实是个备受瞩目的职位——而是因为我想要我们的高年级乐队去新奥尔良演出。我的平台很可靠；所有乐团成员都一致觉得我们应当去参加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NOLA）的比赛。结果我们最后去的是费城。有时候号召大家支持你的决定还不够；一般情况下，要说服校长同意我带着40个中学生去波旁街（Bourbon Street）[10]会很难。我毕业之后，乐团主席的人选都是任命制产生，不再是通过选举产生。
* * *
大学毕业后，我在位于世贸中心的撒切尔·普罗菲特&伍德律师事务所（Thacher Proffitt&Wood，TPW）找了份律师助理的工作。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原本想去国会山工作，但我申请的（许多）岗位没有一个要我，于是我就去纽约找了一个猎头，帮我找到了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面试。（还有许多其他律师事务所，但都没给我回电话。）我很失望，不过后来心态也转变过来了。在这么一个出名的大楼里上班应该也是很让人激动的——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忙忙碌碌的氛围。而且TPW是唯一一家没问过我大学成绩绩点的公司。我的成绩还行——三点多的绩点——但在其他公司，他们觉得好像你得是优秀大学生才会复印文件似的。
我们把我们的办公室叫作“律助间”，每个律师助理为一名事务所合伙人和两到三个律师干活。我是为事务所唯一一名女性合伙人埃伦·古德温（Ellen Goodwin）和其他两位律师工作。其中一个叫戴维·霍尔（David Hall）的人挺照顾我，并教会了我很多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相关知识，现在看《危险边缘！》（Jeopardy！）[11]，或者试图向房地产经纪人证明不要把我当傻子时都还能派上用场。
公司当时正在代理一笔大交易——一笔涉及20多个州、30多笔房地产交叉担保的贷款——而我就是被任命为这个案子的律师助手。那个时候，我的同事埃米·沃尔普（Amy Volpe）（后来再施洗礼后改为“沃尔普斯”）和我一起住在SOHO的一个一室一厅公寓，两人并排睡两张床，她经常调侃我是“超级律助”，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谈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忙了几个月，也得到了律师们对我工作的肯定和关注，但她也没说错——我太投入了，他们给了我这么大的责任，以至于工作已经完全充满了我的大脑。
在交易快要结束时——或者说协议快要敲定了——有大量文件需要签字，而且签字方又有很多，包括公证处。我给每个签字方安排了他们各自的颜色——绿的、黄的、橘的、蓝的——因为我考虑很周密，所以我保证了用同一种方式为所有的文件做上标签，这样大家走进房间时能看到一排彩虹一样的标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快这里就会进来大概10人，每个人代表着这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他们也想快点结束这个签字仪式。每个签字方都安排了一种颜色——比如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绿色——这样他们可以迅速翻到那个颜色的签字页，签完字，就可以去吃牛排喝香槟庆祝了。
随着交易最后一天签字仪式的接近，办公室开始有点混乱了。文件被不断地换出，签字页也在换，我是唯一一个监控着这一切的人。我当时每天晚上都熬夜，狼吞虎咽地吃些办公室免费的饺子。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我上班可以偶尔迟到，而有一天早上我在特里贝克区[12]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时，小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 Jr.）[13]向我借报纸。那是我一生中喝过最棒的一次咖啡了。
一个真正的领导会懂得委托他人并寻求帮助，但很少有22岁的年轻人是真正的领导。我当时并不想和别人分享功劳，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走到了这一步，只需要打起精神来，一鼓作气完成了就好。
结果到了签字仪式的当天，我就尝到了恶果。当代表着几千万美元的签字方都聚在一起准备签字时，公证人和一名初级合伙人意识到有问题：我没有和代理人反复确认文件的页边距要求（文件的页边距在有些州很重要）。涉及华盛顿州的文件页边距弄错了，基本上是没用了，不能在上面签字。
当客户花很多钱让你在他的某个交易中做法务代理，而就在原本要完成交易的当天，签约仪式的某些地方却出了大洋相——这可没法激发信心。我的直接上司戴维·霍尔走过来，非常谨慎地跟我说：“门迪（这是我的中间名），你现在是唯一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人，事关重大，我要被你吓死了。”
我悄悄地收走所有弄错了的文件，以全面进入危机状态拿回“律助间”。我们必须迅速替换原来的文件，重新做标签，重新排版。这听起来极其戏剧化，也确实是，我当时简直要疯了。
其他律师助理也迅速行动起来，每个人拿一套文件开始忙起来。文件满屋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半个小时内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会议室没有其他人——除了公证人和戴维·霍尔外——知道差点要发生一场灾难。即便在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我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所谓的“超级律助”其实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傻子。
* * *
几年之后我才稍微明白我如何能真正地成为一名领导。后来我终于在政界找到了一份工作，供职于参议员约翰·克里，一直努力工作，晋升为克里2004年总统竞选团队负责日程安排的副主任。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走进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就要开始和所有在外奔走的先遣执行团队通话，和我的上司及高级竞选班子一起规划行程。
在一场竞选中，没有什么比候选人的时间更重要，而当你成为日程安排和执行团队中的一员时，这就是你必须要掌控好的东西。结果往往会收到各州政府办公室发来的怒气冲冲的邮件，控诉你因为太蠢，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毁掉了他们赢得初选或者党团会议[14]的机会。比如说，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办公室就曾给我们团队的一个高级顾问打电话，抱怨我没有给他们安排他们想要的；然后这位顾问就把他们的评论转述给我，并说：“你得注意点，免得大家觉得你很讨厌。”
你意识到所有人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他们以自己的选区为主。作为领导，往往并不是喊宏大的口号，发号施令；而是平衡所有这些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和各个选区的需求。财务小组需要时间来筹资；政治小组需要为他们的政治家安排见面会；新闻工作组需要安排采访时间，确保当天最好的活动能在当地新闻上直播。（虽然这在2016年没有2004年重要，不过有些时候保证候选人曝光率还是好一点。）候选人需要时间睡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过于疲惫而说些愚蠢的话。而我是协调所有这些问题的仲裁者。
2004年春，我的上司——日程安排部门主任，有机会再回到校园。我一直在忧虑他们会找谁来替代她。她很严厉，但我们的关系很不错，她可不是和竞选团队里每个人的关系都这么好。当竞选经理玛丽·贝丝·卡希尔（Mary Beth Cahill）打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时，我觉得应该是要告诉我谁来当我上司了，于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把这份工作交给我。
但她就这么做了。而我当时28岁。
我和特丽·克林维克（Terry Krinvic）在一个部门，她在日程安排方面的工作比我做得久，竞选经验也比我丰富，所以当她的上司让我感觉有点别扭。但我在克里的团队待的时间更长一点，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所以特丽对于我做她上司也没有什么意见。杰西卡是我们非常聪明的助理，刚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我们经常叫她做一些事，比如给克里要去的城市的餐厅打电话，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份餐厅的菜单来为克里和团队订餐，带上车或者飞机，美好而充实。
进入春末，我们新招聘了一些日程安排员，但六月末却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我们正准备挑选一名副总统，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决定迅速进入党代会状态——一场主题性、持续几天的行程，能突出克里生平的关键要素——然后进行一次“从东岸之海到西岸光耀之海”[15]和“相信美国”的巡游，克里议员会在接受提名后的第二天从波士顿出发。
克里竞选团队当时以其口号之多“臭名昭著”——到大选那天大约总共有13个口号——因为我们一直都选不出一个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是“绝非戏言”（The Real Deal），我们还把这个口号印在艾奥瓦州的一辆巴士上，写着“绝非戏言号快巴”。其他的口号还包括“更强大的美国从国内开始（A stronger America begins at home）”“建设更安全、更强大、更有保障的美国（A safer，stronger，more secure America）”“为美国利益而奋斗的勇气（The courage to do what's right for America）”“团结一致，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美国（Together，we can build a stronger America）”“服务与强大的一生（A lifetime of service and strength）”“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全新的团队，创造全新的美国（A new team，for a new America）”“国内强大，国际受尊重（Stronger at home，respected in the world）”“美国值得更好（America deserves better）”“让我们成为一个团结的美国（Let us make one America）”“希望就在眼前！（Hope is on the way）”。（这是一个奇怪的预言），以及“帮助就在眼前！（Help is on the way！）”每次换口号不仅看起来荒谬，而且还得更换告示牌、横幅和所有写上了口号的东西，然后再运到大家手里，这得花大概1万美元。
这场巡游17天内要走3500英里，游历20个州、52个城市，涉及公交车、火车、船等交通工具。我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也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但我总担心我会做不好，或者这计划实际很荒唐。这场巡游其中一部分是基于阿尔·戈尔（Al Gore）[16]2000年做过的事，但那时的竞选还没有这么极端。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疑虑——竞选当中我们希望的是极大的灵活度，而列车一旦驶出站台（如离弦之箭），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灵活性。但你又不想成为那个说“做不到”的人，尤其是在这时候，大家保持乐观很重要。
我只是觉得这个计划行不通，但我也并不肯定一定会行不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这可能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女人在站起来表态前需要知道她一定是对的，而男人则只要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就会觉得反对也没事。我当时只是觉得可能行不通，但我并不确定。
事实上，那趟行程安排得太满了。我们勉强做到了按计划执行，但几乎是把每个人都累垮了。眼泪、夜间惊梦、恐慌——所有你能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两个家庭[17]、小孩、当选官员、时区等问题。其实我原本最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每位排程员在他们排的日程活动开始前一个晚上就出发去和出行团队碰个面，感受一下他们安排的活动的实际操作；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让他们留下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多了。
从外表来看，一切看上去很顺畅，活动看上去很不错，我们也落实了需要落实的，巴士也没坏过。但这一切往往看的都只是最终呈现出的成果，竞选团队的高层似乎从来都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压力。一部分原因是有太多高层人员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算数；再加上无穷无尽、一大批的邮件。
其中尤为糟糕的一次，是在纽约举办的一个募捐会之前我们需要削减开支。竞选初期，大家住酒店都是合住，但是随着竞选慢慢推进，大家休息时间减少，于是我们开始让大家都各自住一个房间。在这次纽约之行前，所有酒店都已经满了，我们唯一可以住的是位于中央公园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我跟大家说明大家得合住。
几个小时后，一名年轻的出行助理给我打电话，很显然，只是因为她想学着在这种职业场合练习一下如何以退为进。“我听说我们在酒店要合住，”她说道，“我就想问问是谁同意的。”
“是我同意的。需要我向玛丽·贝丝确认一下吗？”
她说需要。好吧。于是我去找玛丽·贝丝——我非常喜欢她——然后告诉她我们在安排大家合住时遇到了阻力。（如果说“阻力”这个词听起来让你觉得像是某个办公室暗号，用来代替你实际上没有说出的话——那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玛丽·贝丝回答说大家应该经常合住。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结果有个正准备登机去纽约的人在飞机跑道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是蠢蛋吗？”他在电话里吼道。
他说我应该向他汇报，而不是向玛丽·贝丝汇报，尽管我一直都是向玛丽·贝丝汇报。他很生气，因为他安排单间酒店花了太多钱，我这么做算是打了他的小报告。“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在今天，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说“滚”。但当时我严重缺眠，而且我也实在是受够了不知道到底谁管事，这把我给惹哭了。
等克里和爱德华兹两个家庭抵达密苏里州——“相信美国——从东岸之海到西岸光耀之海”之旅走了还不到一半——他们都疲惫不堪了。于是我们暂停了一整天的行程，这样他们可以不用赶路了。但即使这样也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休息：因为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行程往后推24小时，结果差点没法在最后时刻订到酒店，因为我们行程中有个小镇恰好在我们计划住的那天举办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我记得好像最后是因为有一支球队输了，离开得早，所以我们得以在他们住的那家酒店找到空房——这也许可以给那支球队一点安慰。
这次行程之后，我觉得竞选团队应该没有那么相信我的能力了，因为他们安排进来一个“高级顾问”来监督日程安排和执行推进部门。他来的第一步就是坐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们私下叫他贝拉·卡罗尔伊（Bela Karolyi），这是罗马尼亚一名体操教练的名字，因为我们觉得他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走在体操垫上等着评判的体操运动员；他会把其他排程员一个一个地叫下来把他们的工作过一遍。有时，趁他不注意，我们会做几个下马跳的姿势。
我本来想生气的，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根本没时间生气。我决定不问他我的职责到底是什么，而是继续做我一直都在做的事。尽管对于他们派了一个人来监督我的部门，我内心很受伤，但我当时也确实只有28岁，而且之前从来没有在总统竞选团队工作过。这个负责人刚一开始工作，我觉得他就意识到了我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这些人打交道可不是那么简单。高层班子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这个本能由高级顾问解决的问题结果还是存在，因为大家做决策往往都很迟，而且总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
竞选活动对你的身体也是一种消耗，但这个故事证明可不仅是对身体有影响了。特丽和我就住在国会山下面一条街道上，两人离得不远。她有一台很有趣的马自达敞篷车，经常下班会载着我回家。一天，我们走进车库，她才发现她的车一整天都没熄火——她那天来上班时实在是太累了，光把车停到车位就下车了。
几天后，我早上醒来发现满嘴的血，很疼，我也非常困惑。恐慌了几分钟之后，我在浴室镜子里自己痛苦地检查了一下。我推测，我应该是在睡觉磨牙时咬碎了一颗智齿，然后碎掉的牙齿锋利的一面划破了我的舌头。我吃了几天的布洛芬止痛药，直到我放弃自我治疗，接受我确实应该要去看牙医的事实。
当我去见牙医时，医生很快判断出我需要立刻把四颗智齿全部拔掉，而且就在当天。我说好。他给了我一点肌肉松弛剂和几片布洛芬，然后就把我弄晕了。在竞选期间，我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所以我在家工作了两天，脸上敷着冰豆子，嘴里咬着在冷水中泡过的绿茶包，以免引发干槽症（牙槽窝骨髓炎）。其中最好的部分就是冰豆子，因为当时是八月底，家里特别热。此外，我只吃香蕉泥，而且说话含糊不清。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牙疼来得毫无理由——即使我28岁了，但我对自己很负责，涉及健康的问题时绝不冒任何风险——但是在我的智齿坏掉之前其实我已经牙疼了好几周，只不过没当一回事。我知道特丽也有一样的情况，所以我劝她也去看了牙医。结果她也要拔智齿。我们就是一团糟。
当选举之夜来临时，我们作为一个团队都去了波士顿。我穿上“大选夜”休闲裤（注意：不是瑜伽裤），结果我那在大选期间变肥了的臀部把裤子给撑破了，所以我又不得不换上我那肥肥的GAP短裙。当我们都聚在酒店楼下的酒吧里时，出口民调[18]显示我们快要拿下了——克里的支持率领先。经历了这么多，这真的是一大慰藉。于是我们开始庆祝，开始喝酒。
一杯又一杯。就在我们正享受可能是真正快乐的时光时，剧情大反转。俄亥俄州的投票情况很糟糕。酒吧的一台电视机里正播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形势发展越来越奇怪，越来越让人惊慌。我们一致认为需要上楼清醒一下——以防万一。
不幸的是，我们大受打击。有人甚至在电梯间往钱包里呕吐了。我们大喝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又都回到电脑旁，开起了电话会议，计划约翰·克里要在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进行的败选演说。我想我们当时还算幸运，这个地方恰好能给我们用，因为我不知道克里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这次演说。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多幸运。
第二天，波士顿秋高气爽，是你能想象出的好天气，我也克制我自己尽量不要一直哭。我们都坐在一排，听记者们说着一些很讨厌的话：“他们的竞选是最差的”“约翰·克里要是不这么高冷的话，也许他还有希望”“我是说，他们口号真的太多了。”结果是乔治·布什将连任四年。竞选团队中的一个人终于忍不住转过身，叫这些记者闭嘴。
我从波士顿回到华盛顿特区家里时，发现有人撞了我停在公寓外面的车。肇事者留了一张纸条，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是个好人。我打过去，接通到语音留言：“嗨！如果你收到这条语音信息，说明我正在外面庆祝乔治·布什连任！给我留言吧。”
我挂了电话。我并没有那么需要换新的大灯。
* * *
四年后，我坐在芝加哥的办公桌前，在大选夜倒计之时，回忆当年那次不一样的大选（除了那次说我“令人讨厌”的评论外，当然这我也挺过来了）。我们的活动将在室外的芝加哥格兰特公园举行，即使是十一月，天气还是异常地好——晴，将近24度。我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办公桌上的东西，查查邮件，做做清单、列表。我担忧奥巴马之后在做提名演讲或败选演讲时可能会下雨，我觉得一般当我带了雨衣，就不会下雨，但当时我又觉得在大选日期间半路跑去买雨衣只为确保我们的候选人获胜，这样会显得很愚蠢。最后我只能选择迷信了，去了趟乐斯菲斯店（North Face）。
等我回到办公室时，整个团队的人都不在了。
我非常生气。他们会在干什么呢？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大白天喝酒？我有多少次告诉过他们那个往钱包里呕吐的故事？（我发誓绝不是我）我越来越生气——气的不是他们除了干等没别的事可做而跑了出去，而是因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事实上，他们才离开一个小时左右，但如果你坐在办公桌前“不看”出口民调，不管多久都会让你觉得很漫长，而且这时才下午1点。
等他们都回来时，我也准备好严厉地批评他们——但他们给我带了一件礼物：一张很搞笑的照片，是我和奥巴马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街角，手里拿着奥巴马给我的一张手写的纸条，都定格在一个画面里。
随着夜幕降临，大家开始用租来的电轨车载着支持者们和工作人员去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当时沿湖快车道不让通别的车，我们便找到了这么喜庆的交通方式。我一直跟团队说我稍后追上他们；我觉得我可能是紧张得快要昏过去了。我是我们那一层楼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最后，戴伊和我的好朋友杰茜卡·赖特（Jessica Wright）——杰茜卡也是我们团队的——上来找我，劝我走，她们不会在投票结果揭晓时让我一个人待着。而且不管四年前发生了什么，很显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毁掉整个团队的工作。
我们戴上腕带准备去格兰特公园，走进好利汉餐厅（Houlihan’s），喝点灰皮诺葡萄酒，吃点布法罗鸡肉，热热身。我们刚吃了几口鸡肉，新墨西哥州的选票就开始宣布了，然后我记得是俄亥俄州。突然，大家彼此对视，说了句：“天哪！”
我们赶紧结账，跑到凯悦酒店（Hyatt），要到了最后几辆电轨车，开往格兰特公园。沿湖快车道很安静，但随着我们越来越靠近，就听见大家在欢呼庆祝。我们的电轨车驶入VIP入口之后，我们跳下了车，赶紧跑。年迈友好的沃尔夫·布里策（Wolf Blitzer）正说着：“CNN现在可以预测贝拉克·奥巴马将成为第四十四任美国总统。”我们恰好及时赶到，看到这样的反应。
这一场景感觉不太真实。杰西·杰克逊牧师（Reverend Jesse Jackson）正试图举起奥普拉，要么是让她可以看得更清楚，要么是帮她跨过栅栏。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就站在我们旁边，激动地哭了。
我在那儿待了一小会儿庆祝了一下，但回到家恐怕得到半夜了。我只好收拾一下，离开聚会，为第二天做准备。
为了竞选工作，我已经搬到了芝加哥，住在芝加哥河北岸，离格兰特公园不远的一个社区。我刚搬到那里时，周边很安静——静得不太真实。我准备上床睡觉时感觉很疯狂——很兴奋又热泪盈眶，很疲惫但又有种奇怪的感觉。外面还很暖和，于是我把窗户都打开了。我刚把闹钟设到早上5点30，就听到外面街上一些小孩在喊着：“是的，我们可以！”[19]
* * *
我从奥巴马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领导力的事。（很显然）作为上司，他并不会让你觉得你需要证明自己；也就没有外部的压力让你拖延或者走捷径。他从不大呼小叫，或贬低任何人——即便你让他失望了，只要你提前认错，他也就不计前嫌了。他真的把我们当成年人对待，让我们自己吸取教训。
作为总统，如果情况需要，他也能变得更强势。2009年12月，我们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临近大会的前几天和几周内，我们并不知道美国总统也需要在场；谈判进程很慢，而且也不清楚谈判员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让国家首脑参与到谈判中来。
大会前一周左右，我们决定去一趟，但行程安排得非常“疯狂”：总统先生要在早上7点下飞机，立刻赶去会议中心，谈判一结束就离开，也不在那里过夜。因为大会召开时间离圣诞节很近，我们可不想万一天气不好被困在丹麦回不去。等我们到了会议中心，气氛已经不对了——混乱、紧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会议中心同时还在举办哥本哈根国际时尚展会，美国代表团所在的等候室，我只能描述说是和一个被废弃的牛仔服饰店差不多：有一群裸体人体模型。第二个原因是谈判进展得不顺利。
但大家表现得都很奇怪。总统先生提出要与中国的温总理、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以及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会晤。结果到下午，我们陆续听到消息说印度代表团走了——去机场了之类的。整件事情很可能会进展不下去。巴西代表说他们也不知道巴西总统在印度代表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和美国总统会晤是否合适；南非代表团说如果其他人不去，祖玛总统也不参加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领导在哪里——除了印度总理辛格，显然，他已经回国了。
但这还没结束。随着谈判越来越久，我和代表团其他的成员坐在那个“牛仔服饰店”，开始收到消息说华盛顿天气不好。华盛顿暴雪将至，如果我们不快点离开——像军事助理建议马上就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会在我们降落前关闭。军事助理开始催促我把总统先生从会议中拉出来，这样才能在暴雪前赶回去。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但我还是让他们等待一下。（周围没什么吃的，不过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将军最后拿着酒出现了。）局势一直十分紧张——而且事关重大——所以我知道我们必须给总统先生足够的时间。
那场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赶紧离开哥本哈根，再晚两分半钟，我们就要因为天气问题滞留了。虽然那是我们坐空军一号以来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次降落，但奥巴马总统通过那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协议。坚持能让人走得远，但领袖还需要鼓励和支持这种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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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赢得2008年总统选举之后，我的工作也保留了，成为总统先生的日程安排和执行推进主任，直到2011年1月，我被提拔为负责白宫日常运作的副幕僚长。我得以提拔是因为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决定辞去副幕僚长一职，去做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竞选经理，几个小时后，我就被告知他们有意让我担当这个职位，我也接受了。这是一份晋升的工作——不是一个横向的换岗——但这也与我想不想要这份工作无关。
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准备问题问吉姆，更没时间和他当面咨询。我只有大概15分钟时间见他，问清我该怎么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监督好白宫院内所有事情的进展；幕僚长出差的任何时候，都要担当起总统的代理幕僚长的职责；管理好各项总统事务和行政部门的人事任命工作；审查内阁各岗位的提名人选；协调特工处、第一家庭和包括空军一号、海军一号在内的白宫军事办公室之间的工作。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决定把哪些部门放在白宫西翼办公楼区？”
吉姆大笑：“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个很烦人的问题。”很快我自己就了解到了。除此以外，除了“你会自己弄明白的”和警告我反复检查任何军队飞行请求的人员名单——“旅客名单”，以确保没有哪个内阁部长企图偷偷让朋友登上飞机以外，他也没提供什么参考意见。之后，一切就都靠我自己了。
向我汇报的各部门在给我提供了简报材料后，我的助理丹·布伦戴奇（Dan Brundage）协助我整理所有这些简报材料，这样我能够好好研习一下各部门的情况。这些部门包括：管理和行政办公室（负责总统行政办公室、预算、白宫人事以及白宫周围7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的相关工作）；总统人事部门（负责各部门从政人员的提名和任命，许多都需要参议院的确认——从任命国务卿、大使到安排人员和分配任务）；白宫军事办公厅（WHMO）。因为我已经很了解日程安排和推进部门以及特工处的工作了，所以这两个部门就不用准备这些材料了。
乔治·马利根（George Mulligan）负责白宫军事办公厅。白宫军事办公厅和国防部等机构合作推进一些机密建设项目，维持政府持续运作——白宫军事办公厅有专门的团队负责驾驶和维修空军一号、海军一号，他们还负责替换或者升级这些飞机，保养和修缮戴维营（Camp David）[20]。他们负责以上活动中机密和非机密日常活动的预算——这就意味着这其中部分资金的流向你是知悉的，而另一部分就不得而知了。总统的军事助理、协助总统个人需求的贴身助理以及白宫医疗队都是白宫军事办公厅的成员。
在所有这些部门中，我认为白宫军事办公厅是最难啃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复杂、可怕、程序化，没有任何备忘单来理清这个部门的事情。见到白宫军事办公厅的人往往是在白宫某个机密会议室里，我经常和军事高级顾问及荣誉将军们坐在一起。我担心我在和他们进行第一次汇报会上，看上去像一个十足的外行。而且这个汇报会就安排在我担任副幕僚长的第一周。
在会议前，我的助理把白宫军事办公厅的材料都看了一遍，标记出一些他觉得重要的内容。然后我又阅览了一遍——我努力在汇报会前消化所有的内容，这样能表现出一切皆在掌握中的样子。会前一小时左右，我意识到这一点不太可能。这沓材料看上去就像是基于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21]小说改编的严肃题材电影中的道具，包括建设项目的部分，空军一号更换，暂停了的直升机（HMX号[22]）更换项目，海军食堂的运作以及负责总统先生和白宫院内通讯的白宫通讯机构。这沓材料太厚了，甚至都塞不进我的包里。
于是我重新部署战略。浏览了材料，标出所有对我来说最看不明白的内容。
当我走进那间不应当提起的机密房间时，他们安排我坐在桌子的上位，我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大家都穿着军装，我穿的是一件凯特·丝蓓（Kate Spade）的外套，这个牌子可能还出过印有爱心的汗衫。他们称呼我“女士”或者“副幕僚长”肯定能让奥巴马总统乐开花。（好在他当时不在场。）
他们问我想从哪个部分开始。我打开我那看起来很疯狂、贴满便利贴的文件夹，开始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直升机更换项目的。他们回答之后，我的问题更多了。会议应该持续了两个小时。
不过会议进行了大约30分钟后，我就渐入佳境了。问题不断提出，也不断得到解答。我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弄明白了。
能对于其他人每天都忙的工作抱着一种求知好奇之心，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恭维——结果证明即使我不知道这些答案，对我也无害。我得到的回馈就是白宫军事办公厅的主任们都“喜欢我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