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09年第01期
栏目：中篇小说
作者简介：陈冲，辽宁海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五一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中学后参军，一九五四年复员。一九五八年当右派，一九七九年改正。一九八三年为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一九九七年退休。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现为河北省作协小说艺委会主任。著有长篇小说《腥风血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风往哪边吹》、《车到山前》，中篇小说《无反馈快速跟踪》、《厂长今年二十六》等，短篇小说《路灯下》、《亚克西》，以及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共约五百万字。其中《小厂来了个大学生》获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虽然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王昌义还是听到火车头大喘了几口气，又长长地出了一口大气，像在宣布已经把蒸汽放光，不往前走啦！
王昌义往车窗外看了看，果然黑黑的，车没有靠月台停。
十分钟以前，营部通信员来到这节车厢。一节车厢装两个排，通信员把八排长刘大勇、九排长王昌义，都叫到车厢中间，传达了赵营长的命令：下一次停车就是目的地，全体做好下车准备；停车后，各排带到车厢下面原地待命，不要少了人，不要落下东西。通信员走后，刘大勇问王昌义：几点了？王昌义掏出怀表看了看，说：差一刻十点。刘大勇就哂笑着说：后晌在禹城一停五个多小时，我就知道快到目的地了。王昌义揣好表说：别瞎参谋了，快回去传达营长命令吧。说完就朝车厢一头走，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各班班长到我这儿来！
他心里有点紧张。他从来没当过排长，压根儿没带过兵。半个月以前，他还是师后勤部的正排级军需员。他对铁路军运的种种规矩倒是一清二楚。火车到目的地，必须是夜里，而且不停靠月台。退回两年去，下了车甚至不许有明火。现在虽然是和平时期了，部队终归是部队，所以营部命令里根本不说那个目的地是哪省哪县，还要走多长时间。按部队的说法，这些事用不着他这一级操心。他现在只操心排里这四十一个人，和他们所带的东西。他对这临时拼凑的一排人，包括各班的正副班长，都没有多少了解，有的战士连大名都没整明白，只知道外号。但是既然编到了他的排里，他就得对他们负责，顺顺当当地把他们带到宿营地，不能出任何纰漏。他倒不担心会少了人。又不是去前线，没人会开小差。他只是不想有人丢东西，最好是一针一线都别丢。人们都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大包小包好几个。当兵的攒下这点家当不容易。以往每次上前线都要轻装。所谓轻装，就是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当全扔掉。你带的东西必须打在一个背包里。此后行军作战，这背包都是你自己背着，比别人重半斤还是轻八两，你自己合计——谁敢说会不会因为多了一点点累赘就把命搭上？入朝之前，情况有了改变，咱也有了后方嘛！就有了命令：轻装下来的东西可以打成包，捆好，写上营连排班姓名，统一交留守处，胜利后谁的还是谁的。但是在王昌义的印象里，好像没什么人太拿这当回事。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军，刚从中国的南头回到北头，人们攒下的闲东西还不多，更没什么好东西，扔了就扔了。人们扔惯了。交留守处？是啊，胜利是会胜利的，这个军好几年没打过败仗了，可谁知道胜利那会儿还有没有自己？真能活到那会儿，东西再攒嘛。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九五三年了，人们已经又攒了不少七零八碎的玩意儿，有些还是从津贴费里省出钱来买下的。回家当老百姓，哪样用不着啊！
很快有铁路上的人过来把车厢门开了，人们开始一个挨一个地下车。王昌义跳到一个坐椅上，扯开嗓子喊：别落下东西！叽里旮旯都好好检查检查！他本来想好要多喊几遍的，可是只喊了一遍就不喊了。他看出来了，人们自个儿都经心着呢，用不着你当排长的闲吃萝卜淡操心。
他最后一个下车。他也有大包小包好几个，比班长战士们的只多不少，只沉不轻。下车之前，他站在车门梯上朝列车前部看了看，借着从车厢里泛射出的灯光，他看到别的排下车后都没有列队，便吁了一口气。原来他一直犹豫：虽然营部没有命令，但按正规化要求，部队下车后应该列队集合。问题是一列队，人就得和自己的大包小包分开，黑灯瞎火地容易出错。这下好了，人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最恰当的办法——以班为单位，一个班凑一堆。
火车很快就开走了，周围顿时黑下来。天上有云，不算厚，但月光很暗。二百多米开外有一片灯火——那儿是车站和月台。只能看着那边挺亮，却借不着那边的光。好在也没什么事要做，就是个等着。按部队习惯，下车以后怎样行动，在车上是不会有命令的，通常都要等下车以后，这段时间就叫集合待命。王昌义更明白，他们现在的情况还要不同。在车上，他们归东北军区管；下了车，就归华东军区管了。这会儿，肯定是送他们来的营长，在向当地负责接收的单位做交代。即便不是正式的交接，简单交代一下，也得有点儿时间。各班已经有了一帮瞎参谋乱干事，猜测这里是哪省哪县的地界，是鲁南还是苏北，鲁南和苏北的民俗民风有何不同，老百姓好不好打交道，女人漂亮不漂亮，封建不封建。除了胡说八道，就是凭空想象——四野南下作战根本没从这里经过。但王昌义也不想去制止，就自个儿站在一边，掏出烟荷包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又粗又长的“大喇叭”。刚要点火，却见营部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步过来——营长叫你！
赵营长把他介绍给一个瘦高挑干部，说：这是九排长王昌义，这位是孙参谋长。王昌义脚跟一磕敬个礼，孙参谋长还了礼，又伸出手来跟他握握，然后很直截了当又很含糊其辞地说：是这样王排长，我这里还有十七个女兵，下午坐票车到的，已经在车站等了四个多小时了。十七个人，编一个排人数差太多，再说里面又没有排级干部，就编了一个班，算你那个排的四班吧。你这就把她们带过去，待会儿跟你们一起行动。见王昌义只把眼来直直地瞪着，又笑了笑说：赵营长介绍了，你们九个排长里，八个大老粗，只有你是个有文化水儿的，还是师部机关的，你说吧，这个女兵班，你不带谁带？说完，也不再等王昌义有何表示，扭头朝旁边下了命令：警卫员！带王排长去接他的女兵班！
警卫员在前，王昌义在后，迈着大步朝那片灯光走。穿过月台时，王昌义看到了站牌上写的站名：官庄。对自己微微一笑，心想无意中还真捡了个便宜，九个排长里他最早知道这个车站叫什么。三拐两拐，进了车站的候车室。他们刚进候车室，就有一个女兵迎过来。警卫员一见，就开始传令：柳班长，这是王排长。孙参谋长说，你们女兵班编在王排长的排里，四班，九排四班。就这样。嗯，我回去了，你们谈吧。说完就走了。
王昌义目送警卫员出了候车室，心想这小鬼，是真的忙着回去跟孙参谋长，还是怕跟女同志说话？可是等回过头来，看到柳班长那有些茫然的眼色时，自己心里猛然间也有些紧张起来。师后勤自然会有一些女同志，论级别，有比他高的，也有比他低的，可就是没有直接管他的，也没有直接归他管的。妈巴的，孙参谋长也不交代一下，一个男排长跟手下的女班长说话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怎么着——咱们？”他问。
“我正在等你下命令呀！”
“我哪有什么鸡——命令……嗯，孙参谋长命令，让我把你们四班带到排集合点，待会行动时全排统一行动。”
“远吗那地方——集合点？”
“不远，两三百米吧。”
说这些话时，王昌义始终眼看着地，等了会儿，没听见回话，这才抬高些目光，发现对面没人了，目光再抬高，有了新发现。原来柳班长已经在她的女兵们中间了。这间候车室本来就不大，也没几个候车的旅客，可女兵们还是集中在一个角落里，聚集得很紧凑，坐得很规矩。不过，下一瞬间，她们便纷纷站起来了，开始收拾东西了。王昌义想了想，决定就在这儿等。往妇女堆儿里扎，肯定不是好事儿。再说他觉得自己已经站了好一阵子，后腰都在隐隐作痛了，就在近处的候车坐椅上坐下，点着了那支卷好了没来得及抽的大喇叭。等一支大喇叭只剩下一截细细的烟屁股时，柳班长领着她的女兵们过来了。王昌义赶忙站起来在前面带路。这会儿他有点着急了。他离开自己的排已经时间不短了。万一这时已经有了行动的命令，他不在，他那个排咋办？
“排长！”
听见后面柳班长叫，他站下了，回身看，发现走在女兵们最前面的柳班长，也已经被落下了十来步远。只好耐下心来等。
“女同志们杂七杂八的东西多，”柳班长跟上来以后，抱歉地说。
王昌义拍了拍脑门，说：“把你的东西给我一样吧。”
“不用，我自己能行。”
可王昌义还是伸手截下了她手里的一个网兜。这个“伸手”，多少带点“夺”的意思，她嘴上说着“不用不用”，却很快就松开了手。这倒让王昌义觉得自己的动作有些鲁莽了。然后他发现，原来基本上并排走着的柳班长落下了。不过她很快又赶了上来，手里却多了一只别人的小帆布旅行袋。
“挺知道爱护战士呀……”
“我比她们有劲。”
王昌义看了她一眼，说：“你可算不上身强力壮。”实际上这时他才发现，她的身材高高的细细的，按老百姓的说法，得叫“苗条”了。
“抬担架练出来的。抬不动也得抬，咬咬牙，反而倒抬得动了。”
说着话，路显短，时间显快，就到了排集合点。王昌义给女兵班在最北头指定了集结地点，比另三个班之间的距离稍远一点，但又在能招呼到的范围以内。然后，他就回到离开前一个人站着的地方，仍是一个人站着。他很快发现，原来那三个班都有些异样。有一阵他思谋着要不要跟三个班长说一声，可说什么呢？就说咱排有了个四班？或者更彻底一点，把四个班的正副班长都叫来开个小会？这时他心里哎呀了一声，怎么忘了问问柳班长，她们班总该有副班长吧，班大，说不定还有两个班副呢。可想着想着，心气儿一松，急个啥？黑灯瞎火的，别再弄出啥纰漏来，明天再说吧。
忽然，他看见了柳班长。她也一个人站着，离他六七步远。这时天上的云薄了点，月光下能隐约看见她的脸。她人朝另一边站着，脸却时不时朝他转过来一下。这让他又有点紧张，甚至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有“问题”。一男一女，离得近不算近远不算远，叫个啥？这时候——这时候得有个果断，该咋的咋的，不能含糊。于是他果断地走过去，然后发现她也正迎过来。打交道以来，他们第一次这样正面地脸对着脸，眼对着眼，而且一点点靠近。这时候他发现她的脸原来很漂亮。不是那种美丽、俊秀的漂亮，而是一种生动的、端正的漂亮。不过，到离得很近时，他说出来的却是很公事公办的话：
“怎么不在班里呆着？”
“班里有副班长。她们嫌指定的地界偏，让我瞟着点排长，免得一个招呼不到，把我们落下。”
“不会的。怎么会呢？”觉得应该让气氛松快一点，加了一句：“太小瞧我了吧？”
“我们可不敢有这种想法。其实是我们自己胆小。”
“有啥好胆小的？”
“排长想必听说过，什么人最容易当俘虏？——女兵。”
“有这话。”
“什么人最怕当俘虏？——也是女兵。”
“是啊，战争本来就是男人们的事。”
“可战争又总是离不开女人。我参军那次，就是专门招的女兵。”
“你是哪年参军的？”
“五〇年底。”
“是吗？进步得挺快呀。”
柳班长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与其说是拿自己的命拼来的，还不如说是拿战友的命换来的。”
王昌义也被说得心里一沉。当兵的都知道这个事实。哪个部队伤亡大，那里能活下来的人就进步快。
这时响起了尖锐的哨子声。王昌义张望了一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部队从吹号渐渐改为吹哨，是一个谁都说不清的过程。可能与部队行动由分散到集中有关吧。王昌义一直觉得这是一种退化，比如现在他就说不清那是个什么哨。吹号有号谱——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等等。吹哨呢，就那么一声：瞿——，人们得根据作息时间，来判断那是起床哨、开饭哨还是集合哨。
虽然说不清那是什么哨，但他知道要行动了。
他对柳班长说：回班里等命令吧，落不下你们。
王昌义的怀表指着差三分十一点时，行动开始了。这之前，有一个被安排得很紧凑、但给人的印象又有点乱哄哄的过程。到这个过程结束时，他明确了自己的新编制——华东军区训练一团三营一连三排，下面的四个班是七、八、九、十班。见过了他的连长和副指导员，再由连长派给他四辆由老乡赶着的铁轱辘牛车。连长说，离宿营地还有二十多里地，每个班一辆车，除了拉东西，有体力较弱、行动不便的，也可以坐车。又专门对王昌义说，你们十班情况特殊，需要的时候，排里统一调剂一下。
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困难。包括四班——现在是十班了——在内，需要坐车的人都能坐上车。王昌义心里有底。这伙人里，至少在男兵里，没有真正身强力壮的，可也没有多少真正行走不便的。身上有几个疤瘌的不稀奇，真正一个疤瘌没有的才是稀罕物，可疤瘌也就是个疤瘌，啥都不碍。他知道二班有个厉阿富，在球场战役把左眼打瞎了，现在是装的义眼，大概要算排里最重的伤号了。可那小子的右眼贼他妈亮，别人还没看见的东西他先看见了。再往下，就是有几个打掉一根、两根手指头的，三班还有个打掉半拉耳朵的。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伤残吧。真正需要坐车的可能倒是几个病号。也不是有多重的病。像一班的李狗娃，在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遭遇战里，不知怎么一弄，被三个李伪军堵在一家朝鲜老乡的院子里。按李狗娃的说法，那院墙完好无损，严严实实，院门也关了。好嘛，一个院子四个人，三对一，谁也不开枪，拼开了刺刀。李狗娃说，姥姥，四野的人能怕拼刺刀？李狗娃还说，想当年全排比掰腕子他拿过第三。等他把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小李承晚”摆平，他自己也哇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躺下了。李狗娃说，那个遭遇战打完，如果是敌人打扫战场，他八成就醒不过来了，幸亏最后打扫战场的是咱们，他才捡了一条命。命是捡了，可从此以后，李狗娃始终面黄肌瘦，那一副高高大大的骨头架子，闲站着都像在摇晃，弱不禁风似的。说是受了内伤，也不知伤着了哪个“内”。果然，队伍差三分十一点出发时，王昌义瞥见李狗娃已经坐在车上了。
队伍是朝北出发的，也就是朝火车开过来的方向。这样一来，他们排就成了全连的“尖刀排”，十班就成了他们排的“尖刀班”。这让王昌义心里有点不舒服，可再一想，管它呢，这又不是真正的作战行军，说白了就是个“走道儿”罢了。出了车站地界，再往北走出没多远，队伍就朝东拐下去了。月光还是那么不明也不暗，四下里观察地形，虽然看不出多远，能看到的却真是一马平川。很快有人从赶车的老乡那儿问出了这儿归哪省哪县管，但也就是知道了那是山东省的一个县而已。走了二十多分钟，整个队伍完全安静下来，几乎没人大声说话了。后来七班那儿出了点动静，王昌义过去看了看，原来是李狗娃不肯坐车了，说再坐下去他那身骨头架子说话就得给摇晃散了。他这一说，另外几个坐车的也要下车，七班长就跟赶车的老乡商量，把车停一下。老乡说他这头拉车的牛又老又瘦，万一停在了坑儿洼儿里，说不定就拉不出来了。这时王昌义来了，拍拍脑门笑着说，这么多人呢，帮你推出来嘛！老乡说可是的，就把车停下了。
这些事，王昌义出发不久就有预料。他们走的是“大路”，可所谓的大路也就是丈把宽的土路，而真正让这种铁轱辘大车走的，也就是土路中间那两道又深又窄的陈年累月压出来的车辙。从车行时的颠簸摇晃看，那车辙的底部也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路不行，车也不行。全是又旧又破的车。说是“铁轱辘车”，其实那轱辘是木头做的，只不过有几块铁皮箍着包着，经过不知多少年的磨损，那木头轮辋凹一块凸一块，让人担心会不会在哪一次摇晃中，一不高兴就散了架。至于拉车的牲口，除了十班那辆车上的牛稍微精壮些，其余的全是又老又瘦，谁也别笑话谁。不过，王昌义也知道没啥可抱怨的。作为多年的军需员，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老乡们支援部队拿出来的东西不够好，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更好的了。
王昌义的怀表将近十二点时，整个队伍已经彻底没了人声，只有牛车们欠膏油的车轴不时发出的尖锐的吱吱声。王昌义估计，这一个小时，他们最多走出了五里地。这是牛车的速度；现在是人跟着车走。余下的十多里路，牛车还会保持差不多的速度。牛有耐力，这点路不至于越走越慢。人却不行，到最后那四分之一，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上，没准会是个问题。这可不是一支精兵，再说还缺觉。已经有人玩开了边行军边打盹的看家本领。四野的老兵都会这个。这是四野的特点之一：行军走路东倒西歪，打仗冲锋猛虎下山。可说到底眼下并不是一支作战部队，人们又确实已经给耗得够呛。从黑龙江北头的拉林县出发，在火车上整整耗了三天四夜。刚上车时，人们还为坐上了票车乐不可支，说这就离共产主义不远了，岂不知票车虽然坐着舒服，却不如闷罐车可以放平了睡觉。
此后的两个小时里，王昌义两次在七、八、九班各跟着走了十多分钟。他不能跟着十班走，每次都是把柳班长叫到队尾，问问情况，嘱咐几句。唯一让他安心的是不用为喝水发愁。毕竟老兵多。老兵知道一有机会就把行军壶灌满。但另一个发现却让他沮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实际上都做不了什么。他说不好真正的排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想，他用的是军需员的思维。现在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人家有困难，你手里有东西，才能帮人家解决困难。手里啥没有，只能一边儿歇着。
当他的怀表指着三点的时候，果然就成了“黎明前的黑暗”。有个成语，叫“人困马乏”。不过这儿没有马只有牛，牛还真是不显乏，就格外显出了人困。这时队伍正走在一道沟里，沟两边都是又高又陡的坡，挡住了本来就不明亮的微光，沟里显得格外黑。以他走南闯北的经验推想，这种平原上的沟，多半是河流改道后留下的旧河床，用来做车道，可以不占耕地。问题是这种沟底的路下雨时存水，车碾人踩，格外不平，车难走，人更难走。王昌义开始放慢脚步，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找跟在后面一排的连长请示一下，组织个收容组啥的，以防有人掉队。正犹豫着，他忽然听到了歌声。有人唱歌。而且是女声。在往年的作战行军中，他经历过这个——在行军路旁，有文工团员做鼓动，喊口号，数快板，唱歌。啊，女兵班！循着歌声抬头看，他看见在沟边的坡上站着六个女兵，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柳班长。唱得不算多好，甚至都不怎么齐，但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由六个女兵发出的歌声却带着一片光明——
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哟，
万担谷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年年不会闹饥荒！
刹那间，王昌义觉得自己的眼睛湿润了。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次行军，不管是不是一次真正艰苦的行军，却肯定是他部队生涯的最后一次行军了。他会一辈子记住这最后一次行军，记住行军路上女兵们的歌声。这时候他刚好走到女兵们的正下方，抬头仰望，那又高又陡的坡反而挡住了视线。不过他还是看见了靠前站着的柳班长。这事儿肯定是她发动的。一个好同志呀！一个很好的女同志呀！他忽然心里一动：就要回家当老百姓了，千好百好，最好能娶到这样一个女人做老婆。在男人们遇到困难而又束手无策时，一个女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能干，那就是一个比金子还金贵的女人。不过念头一转，他却想到了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住下以后得问问她，这又高又陡的坡，她们是怎么爬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