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因为它必须保证拥有最多的纳税平民，同时要使得官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是流动性的，而非世袭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才能使得社会精英不断地被吸纳到管理阶层来，更重要的是确保帝国的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权。
所以，只要还维持这种郡县制的君主体制，贵族化发展就不仅要受到其制度内在逻辑的抑制，也会受到制度外壳的限制。门阀政治说到底，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畸变，只要官僚政治的逻辑还存在，迟早会纠正这种畸变。自东汉以来，豪强门阀与皇权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贵族化因子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门阀，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他们虽然可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世袭化，但却难以恢复西周时大小宗的宗法制度，难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订，南朝士族社会不重视嫡子，“不讳庶孽”（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00～201页。）。不坚持嫡长子继承，贵族的地位就不稳定，总是处于内部动荡之中。即使只有几十个望族，如果嫡庶不分的话，国家也不可能保证所有望族子孙都有足够的好位子。更何况，魏晋南北朝的贵族门阀，多数要凭借做官这一途径，才能成就地位。这样势必难以脱离皇权的束缚。有这样的先天不足，在跟官僚帝国体制的斗争中，贵族门阀实际上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是南朝的因袭，门阀政治也不例外。但是，北朝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统治。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多数都存在汉化趋向，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反复，就是说有反汉化甚至胡化的可能出现。所以，北方游牧部落的文化，难免会对北朝政治产生影响，影响到北方士族“辨氏族，明人伦”的努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存在，使得北方士族不可能像南方的那样，占据政府高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事贵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汉官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虽然北方也有皇帝认可的名门大姓，但更多具有招牌意义。况且，自北魏朝以崔浩为首的士族被杀后，北方士族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线上。到了北周时期，北方士族中的名门已经堕落到要靠与低等家族联姻，收取巨额补偿费来牟利的地步了。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隋唐两朝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在这个时期，大一统的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
隋唐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实现了官僚体系的考试录用制度，即我们常说的科举制。这个制度是一个利器，削平了士族的残余，保证了官僚群体的不断更新，也保证了国家编户齐民的稳定。从此以后，不管形势有多大变化，土地兼并有多剧烈，国家的主要纳税对象自耕农都能保持在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社会的等级制也被适当地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围绕着现任官员的官阶伸展自己的梯子，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世袭化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