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的曹魏，本是来路不够纯正的门阀创立的国家。曹氏发迹，要归功于势力很大的高级宦官，虽然来路不正，被袁绍门下文人诋毁为“阉竖遗丑”，但已经不能算是“寒族”。过去历史学家在判别门阀和寒族的时候，往往看他们的儒学根基，出身的清要与否，显然不合理。事实上，判定门阀应主要考虑其对权力控制程度，以及是否能将这种权力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自曹操起兵以来，已经形成了世袭化的军事集团，本身就具有了门阀的特征。当然，这种来路不正的门阀贵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资格门阀那样，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们往往会选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进入集团的高层。可是，集团形成较大的规模以后，曹操集团内部的成员，一部分却又以半独立诸侯的名目存在，将领分兵各地，领土管军。朝中归附的东汉门阀，大多势力依然，只是一时还难以与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终是他称帝的障碍。
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是重新开始道德讲求，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二是削平门阀，重整官僚体系。
显然，曹家想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变革，选官体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针对察举一征辟制选举权流失的弊病，而采取的选举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选举权收回中央，便于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与朝廷官僚制的正常关系，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倾向。
公元220年，曹丕继任魏王，代汉在即，思有所作为。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地方设立中正官代替乡里评议考察人才。具体办法是，每州设一大中正，每郡设中正，由当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担任，（《通典》卷14《选举二》）负责将本地士人状况考评定级，以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虽然属于兼职，但也设属员，负责访问与编定士人等级。由于吏部选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评，所以，此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
中正编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术操作上分为两项：一是“家世”，即每人父亲和祖父姓甚名谁，任何官爵，任职状况，本人直系亲属姻亲的官爵大小，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状况。二是“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评语。然后根据“状”，参考“家世”，评定每个人的“品”。品的分类，受班固评议古代人物分类的影响，将人物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由中正将本地人士评出等级，然后向朝廷汇报，此后每三年清查一次。当时的官阶也有九品，但与这个人品的九级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中正所评的品级越高，所授的官职往往在比较清要的位置，以后升迁就快，反之则比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务琐碎且繁忙，即所谓的“浊官”。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开始的目的主要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改为官方评议，或者朝廷评议，无形之中将选举之权收回了中央。最初，由于曹操“唯才是举”选举思想的余风尚在，中正评定士人的时候，还比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别是碰到中正比较识人之时，往往比较听从当地的公议，选出优秀人才，人称“犹有乡议余风”（《晋书》卷36《卫瑾传》）。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制度就变了味道。中正评定人才，越来越依据士人的家世，父祖为高官者，在选举上占了越来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门第高者品级就高，门第低者品级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时，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们的意见，连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渐丧失。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语。见《晋书》卷45《刘毅传》。）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表面上来说，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环节，即在评议的标准中设置了“家世”这一参考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只是参考因素，但由于“家世”是死指标，或者说硬指标，而一个人的德才状况的标准相对来说则要软得多，有见仁见智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确定的标准。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软指标依从硬指标的现象，这样一来，“家世”就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但是，当初的评定指标为什么会将“家世”考虑进去，而且，后来任命中正时为什么会考虑高官的意见。显然这其中有门阀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门阀世族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设计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都要受他们所左右，这才是九品中正制最终变质的深层原因。
曹家这个来路不正的门阀做了皇帝，事实上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门阀。所以，选官制度改革的举措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实现重整官僚体系、重新确立皇权至上地位的目标，反而成了门阀政治的催化剂。
进入晋朝，九品中正制出现进一步的异化，人们越来越往高等上攀。等级虽然有九个，但在人们眼里，只有上下或者高卑两等。只有一、二、三品为上品，其余为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给皇族的，这用不着中正来评，结果等于虚设。所以，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挤。久而久之，三品也没有人乐意要了，大家只想着二品，人称“灼然二品”，不评为二品就不依不饶。事实上，凡是像样的门第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挤进了二品。而门第不高的，则统统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这样，作为汉代以来统治基础的士人，就被明显地从血缘上分化成为世族和寒族两个部分。前者处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长期徘徊在边缘。
在制度上，到了完全按门第选举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没有什么用了，吏部靠名门大姓的谱牒直接选官就是了。但是由于同一个姓氏，门第高下是不一样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谱牒，冒充高门。于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谱牒，精通谱牒之学。进而造成一时之间谱牒之学大盛，民间多有人习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还有位属吏李守素，特别精通谱学，“人称‘肉谱’”（《隋唐嘉话》上）。
西晋实行“户调式”，原本意义是打算借此抑制豪强门阀兼并农户的势头，为国家多增加编户齐民。因此，它规定了王公贵族和官僚们占田和荫客的数额，比如第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五顷。一、二品官可以荫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原以为规定了占田和荫客的数量，就可以抑制兼并，将门阀豪强荫占的农户限定在一定范围。然而，“户调式”实行后，实际等于将豪强门阀占田荫客的现象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大多数官僚体系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豪强化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按规定去限制自己，削减本来已经有的田亩和荫客佃户，人们所在乎的往往只是制度规定可以占田、可以荫客的层面，而这个层面的内容，落实到操作层面，只起到了进一步促使社会贵族化的作用。如果说，九品中正制还只是将读过书的士人家族贵族化的分化加以强化，而“户调式”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贵族化倾向。西晋时期，东海王氏、河内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等一并显赫一时，成为最为人艳羡、权势也最大的名门望族。
西晋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后的偏安政权，由于势单力薄，对世族的依赖更加严重。显然，已经发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门阀势力，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战乱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胡人石勒杀掉了几万士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随着残余的晋室逃到了江东。东晋建立之初，就是依靠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才维持下来。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讲的就是身为世族领袖的王导，辅佐司马睿的事。据说司马睿登基时，居然要王导和他一起坐床（床即龙床，用来坐的，当时还没有椅子）。后来，在王导等人的调和下，江东当地的士族也承认了司马氏政权，王、谢、桓、庾四大姓占据了东晋门悯金字塔的塔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