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老师来到我跟前,要我把纸条交出来。要是刘老师我绝不会交的,因为刘老师从不用皮鞋踢学生。可是这崔老师往跟前一站,我的腿都哆嗦起来了,那双锃亮的皮鞋就像闪了寒光的匕首向我逼来,我来不及犹豫就把纸条交了出来。我自知是对不起李文生的,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一瞬间连对不起都来不及想,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地就发生了,我有什么办法?况且,我是一点没猜到李文生纸条的内容,他后来告诉我,他画的正巧是一张崔老师踢学生的图画,画旁边写了三个小字:崔暴君。
事情发展得很简单,崔老师看完纸条就罚李文生站在了教室后面,一站就是四节课,第四节将要下课的时候,李文生再也坚持不住了,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这时候崔老师及时地向教室后面走去,狠狠的一脚,就把李文生踢得站了起来。
崔老师踢的是李文生的小腿,腿上只浅浅地青了一块儿,并不碍事,但骄傲的李文生从没受过这样的屈辱,他无力反击崔老师,就把一腔愤怒全部撒在了我身上。放学时他甩开我拒绝与我为伴,下午上学我去找他,他却一个人早早地走了,到了晚上,他把我的被子卷起来,要我立刻搬走,再也不准我在他家住下去。他说,从此咱们一刀两断,我再不会对一个叛徒好下去了。
那时老师经常给同学们讲革命故事,“叛徒”是最刺耳、最叫人鄙视的字眼儿了,李文生把我们的事情上升到了使用这种字眼的程度,我们友谊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又羞又愧,又伤心又绝望,没有办法,我只好以逃学对付这难过的日子。
大约只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就有同学来告诉我,李文生和崔老师和好了,两人还掰手腕、练摔跤,就像最好的朋友一样。我听了连连摇头,说李文生气成那样,怎么可能呢。那同学说,你要不信,就到学校看看。
还没待我去学校,李文生倒先找我来了,说崔老师让他来的,问我为什么这几天没去上学。他的愤怒果然已完全消失了,跟我说话笑眉笑眼的。他还问我,晚上还去不去他家住?
他这样子证实了同学的话的真实,不知为什么,我反而对他生出了些小视来,我看着他说,我这个叛徒,不值得你来找。他红了脸说,还记得那句气话呀。我说,不管怎样,我没有跟敌人同流合污。他说,你要是把崔老师当敌人,可就冤枉他了,崔老师人不错呢。
我没有再理他,崔老师也许不错,但问题在于,李文生怎么就这样快地认为崔老师不错了呢?
后来,我没有继续逃学,但也没有再恢复与李文生的好。李文生由于受到崔老师的宠爱,对我的疏远并不在意。有一天他的父母晚上去我家,问我和李文生是不是闹意见了?我说没有。他的父母说,没有就好,文生那小子狗脾气,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我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忽然疼痛得厉害。就像一件珍贵的东西好好的就没了,寻都无从再寻起。
这一天吃过晚饭,我独自躲在里间开始看一本大书。那时候“大书”是小孩子对小说的一种说法,通常小孩子是看小人书的,没哪个孩子能读下来一本厚厚的小说。可是我能。我已经在上四年级,四年级已经有正式的作文课,由于看大书我的作文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我深深以能看大书而自豪。
书的名字叫《林海雪原》,是我的同桌借给我的,条件是看一本书代他写一篇作文。他的哥哥正上中学,书是他哥哥从同学那儿借来的,他便同他的哥哥好说歹说借我两天。也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了,头尾都少了几页,所有的书角都卷了起来,《林海雪原》四个字是钢笔写的,歪歪扭扭地写在第一页其实是第三页上。这已经是他借给我的第三本大书了,明天已经到了还的期限,我必须今天晚上看完它,明天上作文课的时候连同作文一块儿给他。
妹妹钟燕来过屋里两趟,看我不理她就把父亲给她的烟盒撕碎,将纸屑撒在我的头上。我就带着满头的纸屑继续看书,头抬也不抬。她没办法,只好上外间找父亲去了。我听到她对父亲说:哥哥不准我进他的房间。父亲正跟闲坐的人们叙说着一件车祸,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或者听见了没理她,叙说仍继续着。我便又埋进了《林海雪原》。
自从开始看大书后,与外面一分为二的愿望就愈来愈强烈着,我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一说话就觉得对不起书里那些人物了似的,那些人物别管好人坏人,与自己总是有亲近感的,不像书外面的人,就是亲近到一个锅里吃饭也是疏远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懂得我在想什么,同时我也休想弄懂他们在想什么。
因此,关于当时的四清运动,关于父亲讲的车祸什么的,于我是遥远而又陌生的,在大人们讲着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涌现的却是林道静、卢嘉川、白茹、少剑波……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然后就任意编织他们的会面和对话。每编织一次,我都像重新活过了一回,内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动和激情。我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美妙的编织,愈是重复,就愈懒得面对周围的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特别是来我们家闲坐的人随意地吐痰、放屁的时候,我就使劲去想白茹披散了头发给少剑波看时的情景,我想,白茹和少剑波肯定是不吐痰不放屁的。
我觉得又有人走了进来,我背过身,面朝了墙壁,依旧捧了书看。
我的头痒痒的,显然有手指在触动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