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那这样吧,你跟我去上海呀。我在上海也很孤单,也没有一个能说到一起的人。你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跟你说,我们就可以好好聊天了。
父亲说,你跟我聊什么?聊电脑吗?我跟你聊什么?说种庄稼吗?
我说,聊聊你小时候的事情呀,听说你小时候最爱听老戏了,还会唱几句老戏呢,是真的吧?
说到老戏,父亲眼睛有一点亮了。父亲说,上海就不去了,你这几天帮我联系一下那个远房的表叔吧,他不但老戏唱得好,还有一套唱戏的家伙呢。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他应该也老了吧?如果他愿意,你就把他给我接过来。春天、夏天和秋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一茬子庄稼种完了,收割了,日子就过去了。只是这冬天到了,到时候冰天雪地的,没个地里活干干,闷得慌。正好可以凑在一起,唱几天老戏,也挺好的。
父亲七十三岁,牙齿一颗不剩,耳朵基本聋了,而且大字不识一个,看书写字那是天方夜谭。后妈去世后,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他靠什么打发时光呢?也就是靠什么能够安度晚年、享受活着的乐趣呢?特别是冬天,一个农民没有地种,没有麦子收割,没有荒草拔,你让他的日子怎么过呢?
发现父亲惦记着老戏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稍稍落地了。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两条子猴王烟,称了两斤红糖,买了两瓶陕西人爱喝的西凤酒,然后又借了一辆自行车,就上路了。我要到40里之外的地方,帮父亲寻找那个会唱老戏的表叔,找到表叔,把他接到我们塔尔坪,以后陪着父亲哼上几嗓子,也许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表叔家在炉道乡,与塔尔坪原属于一个区,不是一个镇,却隔着两座山梁,讲话的口音也不一样,我们把“吃”说成“气”,他们说成“恰”,倒有点上海腔调。到了表叔家就等于到了河南,他家住在陕西与河南的边界上。我早晨起床时,父亲装上一袋子烟叶子说,这是用麻油推的烟丝,你捎给表叔吧。父亲说,多年没打过照面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肯来的话,你就说我想他了。
塔尔坪属于陕西省,在秦岭南边的山区。后来我查过地图,这地方虽然属于陕西,但是离河南非常近,一百多里路程,就到河南的地界了,所以我们收听天气预报时,不收听陕南的,而是收听河南的。村里人赶个大集,抓个猪娃子呀,买头小牛犊子呀,或者是牲畜配种呀,也不去县城,更别说西安了,基本是去河南。近一点的,叫官坡;远一点的,叫卢氏。听老人们说,在清朝时候这里确实归河南管辖。所以,父亲喜欢听的老戏,不是商洛花鼓,也不是陕西秦腔,而是河南豫剧,喜欢的也是旦角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还有丑角牛得草。
我在很小的时候,塔尔坪还没有通路,外出时全走河滩,翻山时走羊肠小道。现在通汽车了,可还是没有班车,只有拖拉机;小时候没有通电,电视机基本是废物,再说也买不起。现在村子通电了,最大的电视也只有二十五的。用电池的收音机,一直是可以的,父亲是村里最早有收音机的人,用过的废电池舍不得扔,就在家里摆了一长串,成了最豪华的装饰品。收音机起初信号不好,收不到台,白天吱吱啦啦的,黄昏时分才会清晰点,再后来白天与晚上就能收到一个台了。
但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好像十分快活,有许多娱乐项目。每年会有几场电影,放映员背着放映机,一个一个村子转,转到我们塔尔坪时,一般就是春秋两季,放电影的地儿基本放在野外草地上,特别舒服凉爽,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果蔬累累。大家看完自己村子的,再跑十几里路,翻一座山,看其他村子的。电影一样,但地儿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看电影的那几天真像过年,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带着小板凳,装着瓜子,天不黑就出门,浩浩荡荡地出发。每次看完电影,就会传出谁家婆娘与谁家男人好了。好了,就是那个了,那个就是在庄稼地里睡觉了。没有电影看的时候,一到农闲,还组织办黑板报,或者在墙上画画,我们塔尔坪的一个光棍,在放牛时被牛把屁股顶了个大洞,他的英雄事迹,就像连环画似的,被画到墙上了,像是莫高窟里的壁画。到如今,我也不相信塔尔坪有这样的能人,因为村子里那时候,基本是父亲一样的文盲,没有几个人识字,别说画画了,应该从外边请来的吧?最热闹的,应该是自己排戏了,山里人不识字,个个却能哼几句酸曲,那年代唱酸曲是要被批斗的,所以就唱样板戏,有《智取威虎山》,最多的是《沙家浜》。塔尔坪这地方,只有一眼山泉,冬天冒着雾气,夏天凉得瘆牙,穿过林子汇成了一条小溪。所以,我没有到上海之前,一直没有理解“沙家浜”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塔尔坪的河边只有顽石,没有沙子;只有干巴巴的黑土地,没有密布的河道、水草与湿地。到上海后,我还把“浜”念成“兵”,被一个刚毕业的小徒弟嘲笑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