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匠边嗑瓜子边说,村子里男女老少,一窝蜂地外出打工了,有些地就荒掉了。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太太,走不出去,闲得慌,就种种麦子,挖挖洋芋,来打发时辰。关键是,现在种地用的呀,全套都可以买得到了,哪用得着自己去打铁呀。想打铁也没有木炭了,毛铁也没有了吧?
天彻底黑了,已经是初冬了,风冷丝丝的。随着风一吹,后妈那堆没有烧完的遗物,又死灰复燃了,冒出一股股黑红色的火苗。王铁匠凑过去,把手伸到火苗上烤着。按说,天一黑就应该在火塘里生火了,但是父亲还沉浸在丧偶的悲痛中。父亲突然回过头,对着屋子里说,晚饭就做洋芋糊汤吧,喜娃子在上海那边是吃不到的,他平时最喜欢吃这个了。
听到父亲的话,如果是三天前,后妈会咳嗽一声,然后会问一句,煮稀一点还是稠一点?但是父亲说完话,见身后没有一点回音,他愣了一下,才意识到那个可以被使唤的女人,刚刚被抬到山上埋掉了,如今这间屋子已经空了。
这次不是奔丧,我还真是请不来假。我在上海那边的报社上班,按照朋友的说法,这是一份管油盐酱醋,连老天爷也要管的活儿,所以真是太忙了。只有死了至亲之人,母亲呀,父亲呀,你才能下决心抽空回塔尔坪一趟。死个叔叔呀,舅舅呀,嫂嫂呀,姐姐呀,什么的,那是没有办法请假的了。所以我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去,但是我已经多年没有奔过丧了。从塔尔坪传来谁谁谁死了的音信后,我只能站在上海的大马路边对着西天鞠个躬,如果碰到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也会在十字路口磕个头,下个跪,念念死者的名字,希望一阵风能够把我的祈祷,吹向1300公里外的塔尔坪。
我说,爹,后妈死了,现在就丢下你一个人了,如今别说是做饭洗衣服,就是说句话的人也没有了。你还是和我一起走吧?
父亲说,我走不开呀。
我说,哪里走不开了?
父亲说,要种地呀,这些地不能荒掉吧?
我说,种地能值几个钱?我们家就两亩地吧?还有一些边角料,种不种也无所谓的,栽上核桃树,还不一个样。再好的年成,这些地满打满算,就收个一千多斤的麦子,一千多斤苞谷,再加上两千斤洋芋,全部算下来能值多少钱呢?抵不到我在外边半个月的工资吧?我在上海,还算穷人,人家富人的一辆车,抵得上你种两辈子的庄稼,一套房子恐怕你种十辈子,也比不上的。
父亲说,账能这么算吗?如果都这样算的话,这个世上还要我们农民干什么?没有一个农民种地了,世上的人吃什么?总不能直接啃钢筋水泥、灌玻璃碴子吧?
我说,现在是冬天,天寒地冻的,麦子已经下种了。这样吧,到开春了,再要薅草呀、点苞谷呀,你再回来也不迟吧?
父亲说,再说了,我跟你进城了,祖宗可以不管了,但是谁给你妈、你后妈,还有你哥这些死人上坟呢?你后妈尸骨未寒,头七也没过,不上坟,他们在阴间花什么?
父亲声音有一些潮湿,我能感觉得到,眼里已经含着泪水了。他说,按说,上坟啊,烧纸啊,磕头啊,都是你们这些晚辈应该尽孝的,如今你们晚辈一个个跑到山外了。逢年过节的,我们这帮老头子,大半截子埋到土里的人了,还要给自己的婆娘磕头,给儿子烧纸送灯,你们说说,这是啥世道呢?
我心软了。我说,那我过了后妈的头七再走吧?
我真正的假期后天就到期了,明天就必须出发才行。不误班车、不绕路的话,从镇上坐车,先到县城,再到西安,再从西安搭飞机,后天半夜才能赶回上海。说完话,我就给报社的领导打了电话,大意是后妈刚去世,父亲悲痛欲绝,我需要留在家里照看几天。领导很不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谁家没死过人呀,何况还是一个后妈,后妈基本不就是小三吗?如今十八大刚刚召开,全中国人都在落实中国梦、民族梦,你倒好,还要在家里给小三披麻戴孝。这样吧,就再准你三天吧。三天后再不回来,就算旷工吧。
父亲看到我接电话的表情,有点内疚地说,是不是请不下假?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旷工好像要被开除的,起码会被扣工钱的吧?
猪圈里的大肥猪,也许饿了,也许要归窝了,一边拱着猪槽,一边使劲地嚎叫着。父亲回到屋子提了半桶猪食喂了,然后坐到我身边说,想把这头猪喂到过年再杀掉的,如果我跟你去上海了,那它怎么办?父亲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为了我不被开除,他还是愿意与我一起去上海的,目前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头猪了。
我问,这头猪大概多重了?
父亲说,毛重有两百斤了吧?喂到年前的话,应该可以长到三百多了。
天已经黑透了,除了头顶的星星,整个塔尔坪已经没有一丝光亮了,四周的大山像是一道道高墙,围得整个村子都喘不过气来。父亲说,饿了吧?然后起身回屋子里,自己动手准备我爱吃的洋芋糊汤去了。厨房里很快就发出了锅碗瓢盆笨拙的撞击声。开始是刮洋芋皮的刨子,不时掉到了地上;后来是切洋芋的菜刀,也许是切到了手,哎哟了一下,停顿了好一会儿;搅糊汤时,又把锅盖掀翻了。
我趁机向村东头的李老伯家走去,他是我们村子里的杀猪匠。他听到我的意图后,说离过年还早,杀猪的家伙恐怕都生锈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出杀猪刀、挂钩,刮猪毛的铁刨子,又搬出磨刀石,蘸上水一下下地磨起这些家伙。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