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2016年第03期
栏目：记忆·故事
如果生命重来一次，我不知道张季鸾先生还会不会选择新闻，让自己的命运和一张薄纸紧紧连在一起，至死仍不分开。
1942年4月29日的风光早已成了纸上的记忆和老人心中的往事，一切坚如磐石的赞誉都已经风化成了泥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辉煌已经羽化成为一堆白骨。
所有的白骨都无法还原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和身形血肉，后人只有在遥远的民国故纸堆中寻找张季鸾的精神。如今交通方便，到达民国的时间仅在一夕之间。我在北京城中的《民立报》社，看到了1913年的张季鸾。这个清瘦矮小的陕北汉子，一袭深色长衫，步履从容，举止纾缓，俨然一介江南书生。这个形象，张季鸾先生无意中保留了一生，三十年后他在香港《大公报》社的靠背藤椅上，依然塑造了一介书生清瘦挺拔的风骨。虽然严重的肺病让他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但他的长衫、布鞋和庄严的神情以及手中的那支笔，使一个书生永远定格在民国的时光中。
“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精诚爱国”“功在国家”，这些超越政治为国共两党共同的赞誉，是张季鸾死后的哀荣。九泉之下的人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背后的重量。这些往往与“英雄”这个名词相互关联互为逻辑的评价，对历史隔膜的后人最容易到抗日战争的沙场去寻找悲壮的情怀，少有人知道，这些分量像大山一样重的赞颂，却是一个手握狼毫在纸上发声的文弱书生的悼词。
这些让后人惊叹的哀荣，被70年的岁月彻底风干了水分，我只在坚硬的石头上读出了“著名报人”四个真实的汉字。“著名”，是别人的评价，“报人”，才是他真实的身份，一个贯穿了他全部人生的职业。
一个人的一生，写在纸上，却要经过七十多年的磨难，才能水落石出，盖棺论定。
张季鸾倒下去的地方，离战场很远。医院不是产生英雄的场所。他倒在一张名为《大公报》的纸上，张季鸾死后的哀荣，超越了政治和政党，那些到达顶峰的赞美之词，让一个在报纸上说话的文弱书生创造了奇迹。
1941年的重庆不是敌我相争的前线，但是病床上的张季鸾听到了日本侵略军轰炸的巨响。这个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的书生，胸中还在涌动着报国的情怀。病入膏肓的张季鸾，连握一支笔的力气都耗尽了，然而，当王芸生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却突然有了精神，他对王芸生谈起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作为《大公报》的同仁，王芸生深深了解张季鸾的性格，他没有回避张季鸾关心的话题，用沉重的语气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
发生在1941年8月重庆病房里张季鸾和王芸生对话的描述，是2015年的非虚构散文以及一个不在现场的写作者无法胜任的任务。幸好，我在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风度》一书中找到了历史的记录：
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问，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一个垂死病人在回光返照中的遗言，在王芸生的笔下变成了《大公报》第二天的社评。
《我们在割稻子》这篇抗日文章，随着影响很大的《大公报》进入政府机关和平民百姓，它在抗日军民中激起的爱国激情和抵抗精神，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搅动了沉闷的陪都。
张季鸾的生命化作了死水中的最后一个波澜，18天之后，这个临死仍不忘抗日的书生闭上了眼睛，他用平实的遗嘱为自己的生命最后封棺：“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报人”，这是张季鸾对自己一生身份的认定。一个报人一生的轨迹，已经记载在白纸黑字中，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张季鸾文字犀利，但他的目光却无法看到身后的热闹。甚至那些雪片一般飞来的唁电，也不能让他轻盈的脚步踩上。战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唁电中赞扬：“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联名致唁电说：“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评价：“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在这些非同一般的文字背后，1941年的西安市民还在祭奠的现场，看到了蒋介石、周恩来凝重的身影。
这些唁电，超越了简短凝练的评价，它们代表了国共两党的态度。唁电的每一个汉字，具有共同的意义指向，它们用最温暖的感情，弭平了巨大的政治鸿沟。政治的分歧，政党的争斗，在一个羸弱书生的灵前突然消失。
祖籍榆林的张季鸾，最后安息在西安。榆林和西安，虽然都属陕西的黄土，但630公里的遥远距离，不知能否让他的乡音和情感到达埋葬着父亲灵骨的故土。我没有找到张季鸾为何弃榆林葬西安的原因，故纸中的风水说不能让一个散文作者信服。
张季鸾的公祭场面被半个世纪前的老人记录在脑子里。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说，59年前的葬礼称得上是方圆几十里的大事。这个76岁的老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对那场公祭却记忆犹新，那个场面中的人物不时就来到了他的梦里。
那是邢玉明老人一生中见过最多的人和最大的官。客人川流不息，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数不清摆了多少张饭桌，一帮客人刚刚离开，又一帮新的客人到来。那些空酒缸，层层叠叠，摆满了整整一个院子。城里的戏班第一次来到村里，那个戏台上，几个日夜，走过了中华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将相，村民们阅尽了五千年的才子佳人。
公祭仪式在军乐队的演奏中开始，那些闪耀着金子般光泽的乐器，村民们叫不出名字，这让与乡间唢呐锣鼓铙钹打了一辈交道的民间乐手们惭愧，乡下人没有听过如此整齐壮观的声音，山呼海啸，那些专门用悲凄的挽歌为死人送行的乐手们瞬间就震憾了。
三千多双迎灵的脚踩在竹林村的土地上，一大片正在灌浆的麦子倒伏在四月的阳光里，它们为了一个国共两党共同赞扬的报人鞠躬尽瘁。
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几架飞机，乡民们惊慌起来，飞机贴着树梢，巨大的阴影就像死神一样擦着他们的头发。谁知炸弹并没有落下来，那些参加公祭的宾客们也没有一个慌乱。竹林村的乡民们终于知道，那是中国军队的飞机，它们是国民政府专门派来护卫葬礼的。
邢玉明老人如今老眼昏花，只能听见贴在耳朵上的声音。但是，59年前的时候，他耳聪目明，蚊子从他眼前飞过，他能辨别出雌雄。那一天，他看见了蒋介石和周恩来，这两个分别代表国共两党的伟人，出现在了张季鸾的葬礼上。
邢玉明眼里的蒋介石，穿着白色衣服，头戴一顶小帽，宋美龄夫人则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头上的帽子像一朵打碗碗花。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宏大最庄严的场面，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名叫张季鸾的书生。
军乐队的演奏停止之后，竹林村就安静了下来。邢玉明和他的乡亲们，亲眼看见一座气势非凡的陵墓，在村子东头的土塬上，春笋一般从泥土中钻出来。除了皇帝，没有谁的陵墓能与这堆黄土相比。那座占地40亩的巨大陵园，没有一点阴间的鬼气，周围的围墙隔绝了世俗的嚣闹，大门口的巨型石柱，彻底脱去了凡俗之气，无数青砖铺成了一条大路，通向陵园深处。那些台阶，一级一级连接白云，通往天堂。天堂的入口处，就是那块石碑。石碑上有字。天下人都以为，和这座气势非凡的陵园相协调配套，墓碑上的文字一定是锦绣文章，字字珠玑，誉满天下。然而，“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寥寥14个简朴的汉字波澜不惊地印在阳光下，没有评价，没有情感色彩，此时的大地像一张宣纸，为一个办报书生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最圆的句号。
没有人的坟墓和军人武器产生关联，只有张季鸾的陵园例外。
公祭仪式上军乐队的演奏余声刚刚停歇，就有一个连的军队开进了竹林村。全副武装的军人与张季鸾的陵园连在一起，陵园里那些秦岭松、柏树、槐树和法国梧桐以及张季鸾的坟墓一起成了冷血兵器的保护对象。从此以后，牛、羊无法进入，当地村民，摘片树叶子，都会失去自由。
西安郊区的竹林村，是一个报人盖棺的风水宝地。然而，对于日后的波折来说，空前的哀荣并未为张季鸾的一生论定。所有来自政党、政治的最高评价，都不如《大公报》同人们书写在黑色挽联上的16个坚硬汉字：千载事功，日诚日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