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匹雪青马朝这边奔来。马背上瘦骨嶙峋的青脸汉子受到了父亲高大个子的刺激。青脸汉子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场血腥的追逐中，居然还有一位个头高高的少年敌人会迎着马队奔跑，这实在是有些与众不同。青脸汉子受不了这个，他放弃了原先追杀的目标，一提马嚼口，转身朝父亲扑去。那匹英俊的雪青马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它在迅速追上父亲之后并没有用四只有力的铁蹄踏倒他，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了它的主人。杀伐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事情不知在哪个节骨眼上出了点差错，总之，事件的结果并不像推理那么令人满意。按照草原骑手的追杀方式，杀手本应该在超越猎物的那一瞬间回手一刀，从猎物的前颈下手，割掉猎物的头颅。这样干有如下两个好处，第一是能够在结果对手性命的同时看清对手的相貌，做一个明白的胜利者；第二是证明这是一次面对面正大光明的厮杀，以证明追杀者的节气。可是这位青脸汉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有点惊慌失措了。他被父亲的那种不顾一切在人群中寻找的盲目和自我弄得有些慌了神。他的长长的柳叶刀提前地举了起来，劈了出去，锋如纸薄的刀刃不是劈在对手的脖颈上，而是砍在了对手的后背上。
父亲跌倒下去，跌得很重，身上的干粮袋和一块臭烘烘的羊毛毡子被刀砍成两节，散落到地上。血从父亲背上笔直地迸溅而出，因为有羊毛背心的阻止，血在极大的冲力下被粉碎成无数的血雾，肮脏的蜷曲的羊毛立刻被血水染成了粉红色，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暖意。那一刀造成的伤口至少有两尺长，从父亲的肩头一直延伸到臀部。父亲倒下去的时候，被刀砍开的军装在他身后像两面壮烈的旗帜飘扬开来，跌落在草地上。
青脸汉子在冲出几丈远之后勒住了雪青马的缰口。他回过头来看着倒下去的那个无畏的少年。青脸汉子迟疑一下，同时略显惭愧地咧了咧厚厚的嘴唇。青脸汉子知道自己这次干得并不光明，甚至有些丢脸了。但是仍在草地上挣扎着爬动的父亲使他保持住了最初的热情。青脸汉子回过头来看了看，四下里没有谁注意到他刚才不光彩的行为，大家都在忙着，各有目标。青脸汉子低声地骂了一声，策过马头，轻轻一搁马肚子，重新朝父亲冲来。青脸汉子根本不知道，一个名叫向高的敌人此刻正在朝着这边奔来，并且在奔跑之中举起了他的手枪。青脸汉子在重新接近父亲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坐骑出了什么问题。云南人向高的枪法极准，头一枪就射中了雪青马的头，将马儿漂亮的头颅击得粉碎。雪青马在继续跑出几步后猝然倒下，将主人重重地摔在草地上。没等青脸汉子爬起来，向高的第二枪就射进了他的胸膛。
父亲背上的伤口好得很快。从马唐到康克喇嘛寺的第五站，父亲已经强撑着从马背上爬下来，硬着一双腿摇摇晃晃地跟在部队后面行走了。十几岁的父亲生命力十分旺盛，轻易是不会死去的。但是父亲心里肯定还是有了一道别人无从知道的伤口，它在那里很长时间都无法愈合。向高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一开始会躲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会那么巧地在最后一刻出现，救了想杀死他的父亲？向高在枪声稀落的草原上把父亲从尸首堆中背了下来，父亲那时一直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当他稍微清醒一点之后，他甚至企图去夺向高手中的枪，被向高一巴掌打倒在地。向高救了父亲，也救了他自己，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父亲心里一定为着再也不能杀死向高而终身遗憾了。
父亲被解除军职之后，开始大量地开荒种地。
我们住的那座彭家花园很大，但地都不曾荒芜，全都种满了花草果木。父亲走向花园，他把那些美丽的花草都挖掉了，将带着根茎的泥土深深地翻过来，改种粮食，还有白菜萝卜。父亲整天都在地里忙碌着，固执地把花园改变成农庄的样子。他并不关心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在这样的花园里合不合适，生长出来派什么用场。粮食的生长和成熟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过程，他要的只是自己永不终结的行动。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可思议，他是个行为的强者，却从来不善于思维。
那些粮食和蔬菜生长出来的时候，如果下过一场透雨，样子是非常好看的，在大城市里，居然生长着这么大一片绿色和黄色的庄稼，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少年的我和弟弟在放学回家之后，便在这片奇迹的天地里跑来跑去，追逐蝴蝶或者蜻蜓，追得满头大汗脸蛋通红。父亲远远地挑着一担肥料过来，父亲放下担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和弟弟在奇迹里奔跑，他的目光里常常有一种我们无法读懂的内容。
除了种地，父亲还喂鸭子。彭家花园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有鱼，还有荷花。鸭子们成群结队地在荷花中游来游去，那真是一幅动人的田园风光图。父亲喂鸭子同样不考虑目的。他只是喂，只是要在风景美妙的花园里寻找一些事情来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可以喂牛或者是羊，把自己变成牛倌或者是羊倌。
当然，父亲并不是从来不考虑目的的。我的一个叔伯侄儿，我父亲的一个侄孙有一年进城来向父亲讨救济，父亲就有目的地建议过他喂鸭子。
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忌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老区人当然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在新的朝廷里，上上下下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但是他们有别的办法，最常用的，就是进城（省城或者京城）找自己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区应该算作“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
1977年我的家乡大旱，连续一百多天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全被日头烤成了赤色。县里的父母官对省里拨下的救灾款数目不满意，便直接去京城找一位在军队掌握实权的将军。将军在他宽大的会客厅里请县里的父母官吃水蜜桃。将军关心地了解家乡的民情。将军听完县里父母官的汇报，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将军说，政府管不了军队管。将军当下就拨电话。将军哽咽着喉咙对着话筒说：老百姓活成这个样子，那是我们的罪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保住老区土地上的庄稼！县里的父母官听着这话，扑通一声就给将军跪下了。将军见状，丢下电话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将军热泪纵横地说，你们快起来，要跪该我跪，我给家乡父老跪下！
那年旱季，大量的军队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到老区，军队从百里之外挖通长江引来水源，几千台大功率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那一年，老区的庄稼终于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县里的一位宣传干部背地里对我说，抗灾用去的款项，是粮食收获的几十倍。我为他不懂得怎样去算老区这笔账而遗憾。我只是委婉地对他说，老区已经学会了怎样对付他们的困境，他们甚至在省城和京城建起了相当气派的办事处来应付这一切，这难道不能算是一种进步？
父亲给了他的侄孙一笔钱，让他回家去喂鸭子。父亲详细地算了一笔账。按照父亲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足可以使侄孙一家过上宽裕的日子。但是父亲的侄孙没过多久又写信来讨救济。信上说鸭子倒是喂了，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嬉水的时候，那个样子真是可爱极了。但是鸭子们没有一直活泼下去，也没有一直可爱下去，它们在池塘里嬉水的时候全都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像鸭子，需要在公共场所活动，不会被药死。父亲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父亲特别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父亲又给他的侄孙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随后寄去的信中叮嘱侄孙多去管理区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父亲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厚实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实际上这不是父亲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在那以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候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疾，打算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进了一大批霉料，全亏进去了，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父亲侄孙的理由是，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父亲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遥控他的侄孙或者别的有求于他的亲戚摆脱贫困。父亲在这方面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不管怎样的困难都无法动摇他。我十分佩服我的那些亲戚们，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人和事的名字，问父亲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赅地写道：“三爹（或三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三爹（或者三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我的父亲。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基本上都命中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父亲赋闲之后企图慢慢控制他的经济支出，她对那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充满了厌倦，但是母亲无论怎样做，都不能使父亲屈服。父亲对母亲说：“别的钱你可以拿走，但是我的残废金你得给我留下。”这个要求不管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合理的。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的残废金就月月不断地汇往了家乡，变成了被药死的鸭子瘟死的猪卖不出去的豆腐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满足于遥控，他有的时候还会亲自出马，去为家乡弄些电线柴油之类的东西。父亲在这种时候通常总能表现出他的果断和机智，他想向人们证明，作为一名军人，他并不曾衰老，他仍然具有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有一次，父亲带我回家乡。一进县城，父亲就让车子驶进农机厂。父亲和一脸麻子的厂长十分熟稔。父亲一下车就对麻厂长说，麻子，你又偷懒了吧，怎么最近在报纸电台上见不到你的消息了？麻厂长委屈地说，我怎么会偷懒，我累得十盆血都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父亲漫不经心地说，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麻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你看，你以为我拿不出来？麻厂长说着就带我们走进大门落锁的仓库，领我们看一辆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麻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省报刚发了文章表扬我，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父亲点点头，慢腾腾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麻子。麻厂长明白上当了，说，三爹你饶我，这些都是要交任务的。父亲说，我是想饶你，可我们村不饶你。我们村只要三台，多一台不要。麻厂长说，三爹我都是有计划的，我要完不成计划，县里要罢我的官。父亲硬心肠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不打你打谁去？麻厂长哈哈笑道，三爹真有你的，三爹我就答应了，就给你三台，不过现在不行，得等一段时间。父亲也哈哈笑，说，行，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了，什么时候给我拖拉机，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个凉盘四个热菜，外加半斤五粮液，麻子这不难为你吧？
我们并没有住在麻厂长家，我们当天就拿到了三台拖拉机。
父亲在赋闲之后自己喂鸭子当然不是出于摆脱贫困的考虑。父亲种地也好，喂鸭子也好，所收所获很少进入我们家的菜盘子。父亲总是把蔬菜和鸭蛋一担担地送到邻近的幼儿园，让孩子和老师们改善生活。有时候，有素不相识的人从菜地边路过，父亲也会拉住人家，热情地不由分说地将人家的篮子或衣兜装满，他做着这一切，像个得了便宜的孩子似的。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把花园变成农庄，是一种新的生存表现。父亲他不愿意受冷落，不愿意人们忘记他。他一直生活在一种被抛弃的痛苦和恐怖之中。
鸭子在那一年突然受到了瘟疫的威胁。瘟疫是一只有着麻色斑点的漂亮母鸭最先兆示出来的。它先是老打瞌睡，然后在每天清晨独自躲在鸭圈中拒不外出。所有的鸭子一改往日快乐地嬉戏和闲游习性，全都待在圈里，守着它们的美人儿。它们窝在一块儿闷闷不乐，眼眶里充满泪水。母亲说这是鸭瘟。母亲说得赶快把鸭子们全都杀了。父亲便开始磨刀。
在院子里的水磨石阶梯下，父亲将磨得锋快的菜刀往地上一丢，便吩咐我和弟弟捉鸭子。父亲杀鸭子的方式是我从不曾见过的。父亲杀鸭子的方法极其简单，每只鸭子，他只用一刀。我和弟弟满鸭圈扑腾去捉鸭子，然后交给父亲。父亲接过鸭子，用力掼在水磨地上，一脚踏住鸭头，手起刀落，将鸭头剁下。鸭子惨遭不虞，美丽的鸭头被踢到一边，水汪汪的眼睛说什么也不肯闭上，无头的丰腴的身子却艰难地撑起来，摇摇晃晃茫无目标地向花草丛中扑去，那真是一个令人震慑的场面。几十只生机盎然的鸭子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身首两异，鸭头像一枚枚奇怪的果实滚了一地，全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了头颅的鸭子一只只醉汉似的在盛开着百合花和满天星的花草中走动，似乎在寻觅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腥甜味，水磨石地上，落英缤纷似的洒满了桃红色的鸭血，只是风吹来时它们一动不动，让人知道它们不真是桃花瓣。
父亲杀掉最后一只鸭子，立起高大魁梧的身子，手里提着滴着鸭血的菜刀，刀刃卷如锯齿。父亲站在那里，刚毅的脸膛泛着冷冷的红铜色，清瑟如水的秋风从花园深处吹来，在父亲的脸上击打出一阵阵的金属撞击声，也发出自己被撞疼了的呻唤声。我和弟弟站在一旁，被那种肃杀的气氛惊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一生杀过多少人，这显然是个秘密，父亲从来不曾提起。在我们这些后辈人面前，他绝少提及他的戎马岁月。我们喜欢看的战争影片、战争图书，喜欢玩且收藏的根据战争演绎出来的玩具武器，他都视而不见，似乎他对战争，对搏击厮杀性命予夺十分地茫然和淡泊。
只有一次，父亲提到过杀人这个话题，那是因为我小姑姑的儿子。我的这位表弟非常聪明，高中毕业之后到管理处当了一名文书，以后又做了乡里的办公室主任。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锒铛入狱的话，他也许还能往上升。父亲极喜欢我的这位表弟，当他知道表弟被判了三年徒刑之后痛苦得彻夜难眠。父亲那一次有些显得失态地说：“我们邓家杀人太多，这是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