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现场勘侦检查了瓶子表面没有找到任何指纹之后，他们打开了瓶盖。瓶盖是旋转的金属盖。瓶子打开之后，立刻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气。
“凶手还喷了香水。”法医杨凌渊闻了闻说。他拿起“耳花”，仔细端详后又轻轻碰了碰耳朵，说道：“新鲜的。刚被割下不到三个小时。”
高毅从现场勘侦人员的工具箱里找出一把镊子，夹起那条纸虫。一股更浓的香气扑面而来，纸上也撒了香水。高毅把纸虫一点点打开，看到里面写了一个时间：1992年4月17日。在日期旁边，用毛笔写着一个很漂亮的小楷字：祭。
纸虫在完全展开之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这张纸已经很旧了，边缘发毛发黄，看起来像被人保存了很久。
“从耳朵的纹理看，”杨凌渊补充说，“应该还是个年轻人。”
“1992年？还有这个‘祭’字，难道这是一场复仇？可是，为什么只有耳朵，尸体呢？”孙立问。
孙立的话音刚落，就有手机铃声响起。他循着声音看去，是高毅的电话在响。
高毅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的时候，五官比刚才绷得更紧。他的女友吕鸿在破获“空壳”一案后出走了。身为法医的吕鸿本来也是个坚强的人，但只要是人，谁来扛警察这份工作，谁都难扛。大家都劝高毅说吕鸿不是懦弱的人，只是想出去散散心，时间一到，自然就会回来的。可是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吕鸿仍旧毫无踪迹，大家对高毅的劝慰也越来越言不由衷。孙立甚至背着高毅，给各个停尸房发出了查询通知。
高毅无时无刻不在等吕鸿的电话。每次只要有电话打进来，他都抱着极大的希望，可一等拿出手机，看一眼显示屏，脸上又是一层深深的失望。
“科长，又有情况。”打来电话的是女警白欣。她一直在搜集被害的西格玛女子的资料。
“什么情况？”
“你的手机可以上网吗？”白欣问。
“可以。”
“那，快看！”白欣说完，发来一个网址。
高毅按照网址登陆，立刻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页面。页面上所有的颜色被制作成棕色，画面像搁置了很久的老照片一样闪动，期间还不断出现散乱的黑丝划痕和斑点。画面中，先是出现了一段细长的刀尖，然后是一个头发烫成大波浪的女子的侧面；接着是用刀切割耳朵的场景。
白欣这时已把电话打到了孙立的手机上，“这段视频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公布到网络上的。我们现在已经截住了视频。还有，科长，办公室里有人要见你。”
“谁？”高毅问。
“他让我先不要说，一定要等你来。是他提供的视频。”
现场勘侦完毕，高毅询问了报案人，做了记录之后，立刻赶回警局。一路上，他都在猜测提供视频的人会是谁。
刚才在电话中，白欣告诉他，她已经把提供视频的人请到了四号会议室。四号会议室是个审讯室的别称。它是用杂货间改装的，摆了几个很安逸的单人小沙发，还有一个饮水机，房间里屏蔽了所有电子设备，无法打出和接听电话，遇到特殊情况，刑侦科就会使用。白欣把来人请到那里，说明了她的怀疑。
一进警局，高毅就直奔四号会议室。他一推开门，猛然一震。他似乎认出了来人，却又不敢相认。来人七、八十多岁的模样，头发尽白，下巴上的胡须不长，却也是如雪一样白，满脸沧桑皱纹，老态龙钟。如果他就是高毅印象中的那个人，应该六十岁都不到。
来人看见高毅推门进屋，立刻站起身来，“高毅。”
“刘总。”高毅声音哽咽，几步上前，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对方的手十分粗糙，老茧横生，仿若锉刀。此人名叫刘明军，高毅从警校刚毕业不久，被分到禁毒大队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是刘明军带的他。有一段时间，高毅承受不住工作压力，几近崩溃，还是刘明军拉了他一把。刘总这个外号，是他们在一次伪装毒贩行动中的绰号，两人那次几乎丧命。案子破了，高毅也就喊惯了刘明军“刘总”，而且，在那之后，一段共同经历过的生死险情，变成了一根看不见的血脉纽带，把两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哈哈，你还是喜欢这样叫我。”刘明军说。
“这个绰号，仍旧时髦啊。”
“时髦个毛线，”刘明军笑着说，“毛线”是他常用的比喻，“一个砖头掉下来，打死十个刘总。”
高毅对刘明军这个过时的玩笑笑了笑，打量起刘明军。几年前，刘明军的儿子离家出走，一查是来到了明城，他让高毅帮忙找，结果儿子被找到了，却成了凶犯，犯罪情节恶劣，被判死刑。刘明军在得知真相后，辞职消失了。有人说，曾在他儿子行刑那天见过他一面。从此，他人间蒸发一般，毫无音讯，直到今天。这一点，吕鸿的出走和他很相像。难道，警察为这个职业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刘总，这几年你在哪里高就呀？”高毅的眼眶其实已经湿润。他掩盖住哽咽的嗓音，尽量用轻松的语气说。
“高什么就，混口饭吃。不过，再难吃的饭，也比当刑警轻松。”刘明军细细看了看高毅，“高毅，你整个人都瘦了，一脸老态，看起来就像个四十岁的人，和你的年龄不相称啊。吕鸿的事情，你不要想不开。她那人我见过，有主见，该回来时会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