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谈哪个朝代最郁闷这个话题，我说比较喜欢晚明，立刻引来网友一片骂声，就差给我扣上“东林余孽”这顶大帽子了。其实我喜欢晚明也是相对清朝而言，是有前提条件的。猜想起来，之所以引发某些“清遗”动了火气，大概误以为我是“明粉”一族，专门和他们较劲。有一次看锵锵三人行节目，只见王朔在破口大骂东林结党，先吃了一个惊吓，稍后才觉得朔爷这“知道分子”拿“知识分子”开涮太过正常，只是没想到这貌似特立独行的北京大爷最后还是中了清廷的毒，上了乾隆爷的当了。
我想提醒的是，各位别忘了，“东林余孽”实际上是清朝皇帝贴在明末读书人脑门上的一张污名化标签，专骂以东林书院为核心的一圈人不务正业，结党营私，空谈误国，以后这标签被人随手到处乱贴，几乎波及了所有晚明读书人，直指大明亡国就是你们这帮书呆子闹的，这为乾隆帝大兴文字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借口。出人意料的是，这污水最早还是经过反清遗老泼在东林党人身上的，他们苦思大明亡国的原因，指责东林人没本事救世救民，满人来了束手无策，最终只有跟着崇祯皇帝上演群体自杀秀，徒留个好听的殉节名声。
东林“结党”的恶名也是明代遗民的发明，清初就有人说聚众讲学有拉帮结派谋取私利的嫌疑，即使你当初没有栽柳之心，最后也可能造成结党成荫之势。大儒顾亭林已经开始把东林的活动看作“党祸”，跺脚发誓不坐讲堂，不收门徒，生怕聚众讲学犯了议论国事的忌讳。没想到这反清英雄的一席话却由乾隆帝给接过去做了归纳总结。他说东林是“声势趋附，互相标榜，糅杂混淆”，才让小人钻了空子，导致明末开门揖盗，局面不堪收拾。整肃文人正愁找不到靶子，东林人就这样成了顺手牵过来的替罪羊。最后乾隆帝还不忘狠叮一句：“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有是理乎？”意思分明是说，别以为几个书生搞了几出“自杀殉国”的行为艺术，就可以当忠义幌子一了百了，明显借用的是明代遗民的口气，遗民的想法经由满人皇帝复述一遍，震慑人心的效果自然大大翻倍。
大明如何灭亡，肯定原因多多，反清遗民和大清皇帝异口同声一嘴咬定东林不放松，硬说东林党人单单挑起了消灭大明的重任，这事怎么看怎么觉得荒唐，却是个不可不议的话题。把东林党人绑上耻辱柱很像是清朝皇帝耍的一个计策，这诡计一旦和遗民反清复明的谋逆观点合上了节拍，看起来就像不期而遇地为这场阴谋遮上了一把保护伞，变成了表面光鲜的“阳谋”。自从乾隆爷和顾亭林一起抬着屎盆子硬往东林党人的脑袋上扣下去，清初开始编织起来的文网好像有了冠冕堂皇越收越紧的理由，雍正更是写了《御制朋党论》封了书院禁了结社。从此以后，清代的读书人学会了循规蹈矩，做起了扎实的学问，但在性格气度上却越来越趋向低下猥琐。
我们不妨暂且把明亡是否就是东林人惹下的祸按下不表，单说到了清末，万马齐喑的光景似有松动的迹象。光绪帝周围聚拢了一批读书人，通过兴学会办报纸影响政局。一时间，光绪帝大有被改革派裹胁绑架的意思。危急关头，一个叫文悌的御史终于忍耐不住奋起弹劾，奏文中就有一段谨遵皇旨，破除结党恶习的沉痛告诫。大意是说，自己当年外出做官，蒙我皇召见，皇上命奴才谨慎当差，破除情面云云。这奴才居然肉麻地把这八个字刻成图章随身佩戴。在地方官任上，这老兄三年不与任何人通信，包括那些京中故交也避而不见。当官三十年，据说只与幼年一起念书的同学偶有来往，但从无结盟换帖的举动。这老兄还在祠堂里安放石碑，警告子孙减少交往，戒除聚众谋乱的嫌疑。
清朝御史作为纠察的言官，却胆小怕事怂成这样，当然无法指望他们去向皇帝百官严词抗辩，为民请命。可在明代就大不一样，明太祖颁过《卧碑文》，规定除言官外，天下庶民，拥有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上书议政，当然这条规定有作秀的成分，平头百姓怎么可能动不动就跑到宫里和皇帝理论，紫禁城里哪容得下那么多击鼓骂曹的刁民，可言官的嘴巴是管不住的。明代言官叫给事中，虽属正从七品，是个芝麻粒大小的官，权限却相当大，可直接封驳皇上的旨意，御史负责监控朝廷百官的言行。言官品阶设置偏低，正是要他们放言议政，不会因为位高权重有所顾忌。不少东林党人就是出任言官之职，铸就了清议的名声。
因为言官不是摆设，在他们眼光的逼视下，皇帝和大臣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言官发飙议论。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绞尽脑汁弄出一个“考成法”，用来专门对付言官，规定所有言官的议论都必须经过内阁审查才能生效，张是内阁老大，言官自然奈何不了他。最出名的例子是张居正“夺情”之议，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规矩应该回家奔丧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大人怕丢了官位，拟了一个夺情的方案，借口自己工作忙，离不开那么长时间，申请酌情留任。结果言官串联群起攻讦，张大人一怒就动了板子，一路廷杖下去，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
言官犯起犟来真是不好惹，最惨烈的例子是所谓“大议礼”之案。明神宗违反祖制，偏要把爱妃的儿子扶正成太子，于是言官们开始前赴后继地上书，哪怕几十张屁股被打烂，哪怕落下个终身残疾也在所不惜。在他们的眼里，违逆礼制是天大的原则问题，必须以死相谏，哪怕让人觉得个个冒着傻气。和这些言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今人看来，祖宗之法是否要守，守到何种程度并不重要，我们看中的是言官对权力的威慑在明代仍然有效，哪怕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进谏直言的大胆带动了批评的风气，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指出神宗以生病为由不理朝政，其病根就是饮酒、恋色、贪财和发怒。这类言论如果出现在清代，说话人早掉了脑袋。
言官一拥而上指摘朝政最让皇帝头疼，因为读书人这么大规模地起哄闹事，自然会压缩自己决断的空间，于是皇帝给这些聚众闹事的人群加上一个贬义的称呼叫“朋党”。面对这个指控，东林人反驳的理由是，以朋辈身份交往是为了公议而非一己之私，求的是“天下之公”“天下之理”。谈“道”时可以把标准悬置得很高，同时又与百姓日用伦常密不可分。所以空谈的大帽子被轻率地扣在东林人的头上实不公平。在东林人的眼中，“朋党”应超越用势、情、利的私交构成的朋友圈，“势”是指那些由科举师座、门生相互援引的社交圈子，“情”是指同年同门或同乡组成的情感网络，“利”指的是以利益交换为主轴的不正当关系。
东林是否成“党”始终存在争议，黄宗羲就认为把东林扣上朋党的帽子毫无疑问是宫里阉人的阴谋，真正称得上东林正宗的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阉党开出的黑名单把本不属于东林一系的人员统统列入，人数达三百多人，明显是故意夸大反对派的声势，为大搞陷害株连寻找借口。倒是以后号称“小东林”的复社，人数规模要大得多。复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兜售八股文教科书赚钱牟利，有点像现在私底下贩卖高考标准答案，这与明代商业传播系统日益发达有关，八股标准文本的流通借助印刷术繁荣起来，依靠讲会的力量渗透进民间，使得阅读日益成为一种大众消费。
复社在科举上升渠道的争夺上确有拉帮结派的嫌疑，比如通过所谓“公荐”“转荐”和“独荐”的形式渗透进选拔机制。“公荐”的意思是，某个人往往会因岁试、科试的成绩优秀，或者是以某个官僚亲戚或某个复社首领门下的名义被公开推荐；“转荐”是通过中央官僚以公文形式写推荐状转送；还有就是用替换答案的手段暗中推荐特定的个人，名之为“独荐”，用这种手法，复社连科举合格的名次排列都能预先侦知。由此可知，那些梦想通过科举渠道当官发财的人纷纷争先恐后地入社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有人写诗讽刺说：“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闱名姓已成编。”意思是复社门下七千人，早已决定好考生的等级。乡试会试由天子派遣座主考评，但在座主确认之前，谁能及格，谁是第一早已被搞定，因为座主和房师可能都是门生和东林党人。复社随心所欲操控科举名额人选，形成势力强大的派阀体系，确实削弱了君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作用。
复社还通过“私揭”，即到处张贴私人文章（有点类似现在的小广告）的形式影响政局，其实是利用学生运动和私人网络达到舆论控制的目的，甚至可以逼使政敌下台。借助各类运动，与复社敌对的官员往往被赶走，换上复社内部的同志。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因为与复社同道，会把其意旨贯穿到基层社会，如果硬说这也算是结党营私，倒确有些貌似，不过这些地方官确实在乡里做了一些实事，比如推广乡约，遏制豪强等等，故不宜用朋党的恶名一棍子打死。
读书人借结社之力抱团取暖臧否时政历代并不罕见，如今的知识人同样也会呼朋唤友，相互援引。只是抱团之后祛除些孤独感也就罢了，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就如东林，虚夸者说是社会良心，国家栋梁，狂贬者却大骂其空谈误国，百无一用，乃亡国谬种。两种极端评价似乎都有些道理。但我以为，读书人对自身位置的清醒认知最为重要，高置虚夸难免自恋，自我鄙弃更是无宜。读书人平时袖手清谈，沉溺绝学，倒也能体现出“无用之用”的风范。不平则鸣，聚而论道，也似乎颇显名士风流，只是千万别昏了头，以为自己真能登高一呼，左右天下大势。
有人为东林鸣不平，说大明亡了不应怪东林，都是宫中那些被割去命根子的阉党惹的祸。这思维和骂东林的人是一样的，就如一体两面般地相似却又无助于切实理解某个王朝兴衰的成败得失。因为历数下去，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促成亡国的单因子。平常耳朵里常听到的就有诸如皇帝不理朝政，内阁专权，兵备不整，财政阙失等等，你说哪个因素看上去不像亡国的徵象？何以把大明失败的屎盆子单单扣在东林党人的头上？犹需反思的是，一旦把东林清谈误国的故事反复播讲，难免会给专制政权压抑舆论制造口实，这从清朝皇帝疑似呼应遗民舆论，貌似想穿上一条裤子的假象中可以得到某些教训，平常读史者对此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