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看到了齐梁隶事之风的兴盛，并且明分两类，这颇有见地，“征事”和“策事”在性质和背景上也确实不同；不过，胡氏终究没能说明背后真正的动因。如果说，“征事”表现了一个人的富博，如任昉被称为“书淫”，陆澄被称为“书橱”；那么“策事”的背后，更多的是利禄的推动，齐梁时策试和国子生都要策试。或者说，为应对策试而在现实中磨炼、熟习。这一时期，齐梁藩邸养士之风甚炽，对类书的编撰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宋时临川王刘义庆的府邸，齐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隋王萧子隆，梁时昭明的东宫等。《南史？刘绘传》载“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其间的“竟陵八友”更是尽一时人选。“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其聚集文人编撰类书的风气更盛，并以此相高。还可一提的是，当日有一种事类诗，如数名诗、建除诗、药名诗、星名诗、州名诗等，这类只求隶事的游戏诗，实在没什么积极的社会内容，但却看出当日隶事的兴盛。
$第二节 关注视野的窄狭及文风的转向
现在需辨明的是，萧齐以来，为何文人的视野会仅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或者人们通常认为的“宫体”范围。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先从梁武帝本人说起。无疑，梁武帝理民治事，一度颇思奋发、励精图治：
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皲裂。纠奸擿伏，洞尽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
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轩以省方俗，置肺石以达穷民，务加隐恤，舒其急病。
帝王勤政如此，确实难得。其《净业赋序》所说的平生志向“昧旦乾乾，夕惕若厉”，“因而蔬食，不噉鱼肉”，“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因尔有疾，常自为方”等，其自制、自励，也并非全是假话。梁武帝志在恤民求治，盖无疑义；那么，天下是否就由此大治了呢？但当日天下的情形，却一如郭祖深在“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时，诣阙所言的“各竞奢侈，贪秽遂生”。原因则是“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致使“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入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郭祖深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梁武帝的失策，最根本的就在于未能令行禁止、执法饬下，甚至一味地无原则的仁慈。这从梁武帝对待萧氏诸王及功勋之人中最能看出。梁武帝对待诸王的一再纵容，可以萧正德、萧纶、萧宏为例。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萧正德以为子。后萧统生，萧正德还本，因未能立嫡而“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522），竟奔魏，魏不理，又逃回梁。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但萧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这样的人，普通六年（525），竟被委以北伐重任；战场上弃军逃奔后，萧衍迫于压力，免官削爵，但两年后又恢复如旧。大通四年（530），又特封临贺郡王。但就这样，萧正德还“阴养死士，常思国衅”，最终与侯景通谋，让侯景轻易地渡过朱雀航，自毁了萧梁的长城。普通五年（524），萧纶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厮隶”，胡作非为，甚至“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由此遭到削爵的处罚，但不几年，大通元年（527）时就复了爵。萧纶任扬州刺史时仍不思悔改，一意骄纵，被废为庶人，但三旬后又复爵——萧衍几乎视爵位为儿戏。再看萧宏。“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竟至三亿余。对此贪婪聚敛，武帝竟大悦：“阿六，汝生活大可。”（类似说，阿六，你很会料理生活嘛！），而不闻不问。萧宏还“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甚至谋逆，武帝都不加重责，只是降了又复。至于功臣，如曹景宗“在州鬻货聚敛”，“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鱼弘“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甚至台城被困时赖以支撑的羊侃，也“性豪侈”，“姬妾侍列，穷极奢靡”，“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对此，都没见萧衍有何举措、规训。梁武帝执政初期，所依仗的周舍、徐勉、何敬容等，都还清正廉洁，堪能自持；后来代之的朱异，就实为贪残之人，徒以善窥人主旨意而邀幸一时，最终引狼入室而亡了梁朝。
这种毫无原则的纵容、放纵下，网漏吞舟，国家纲纪焉得不坏！在号称“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天下一片承平的梁武时期，也并非一片形势大好。为此，不仅《魏书》卷九十八《岛夷传》有所讥刺，“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堕。故其牧守在官，皆竟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上所举郭祖深诣阙上封事，以及贺琛上疏陈“四事”，《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户口减落，……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刑役荐起，民力凋流。”都真切地看出了形势的岌岌可危。最终，侯景仅以几千人渡江南下，梁室一触即溃，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郭祖深陈事约在普通（520—527）初年，郭氏文中提到“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贺琛陈事约在中大同（546—547）前后。武帝敕责贺琛时提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普通初年，萧衍近六十岁，到贺琛陈事时，已近八十，垂垂老矣；又焉能听进劝告，又焉得不勃然大怒！这也正合《魏书》卷九十八《岛夷传》“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的记载。
时风如此，也难怪时人不以操守、气节为念：他人如何，都可漠然不视，且管今日杯酒、妓乐。因此，何敬容独勤庶务，而遭时人耻鄙，就实属正常了。一代重臣沈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谢朏为保家势而力劝谢瀹“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更要命的是，对贺琛的时事陈奏，梁武怒不可遏，“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这种情形下，谁还敢执意孤行、上疏言政呢。侯景穷蹙归降，尚书仆射谢举等都以为不可，萧介《谏纳侯景表》还直接劝谏，并且说侯景“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最终只能养虎遗患，必会反叛。萧介所言，颇为中肯、切实，持之有据。但梁武还是没听。而朱异逢迎梁武“梦平中原”的喜功心理，力劝接纳侯景，也足以说明梁武执著于一统的迷梦而不能自拔。
这样，承平日久，又不许议政；这些高门的子弟自然安于享乐，又不身体力行，便是诗思、视野的窄狭，并日趋严重。
南朝民间乐府“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而发为情词艳曲，盖亦理所固然”。吴歌、西曲进入上层和文学有一个过程。晋宋时，拟写委巷之语是要受到时人的批评和讥讽，蓄伎也有官品的限制（见前论）。但这种情况到南齐时则有了很大转变，沈文季敢公开在皇帝面前歌吴声《子夜来》，就很能说明问题。萧梁时奢靡之风更甚，这从贺琛的上疏中可窥一斑。《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在这种漠视国事、极度享乐纵逸的氛围中，民歌的拟作又焉得不发生变异！如神弦歌中的《清溪小姑曲》，“在初期发生之神话中，虽亦含风流意味，然尚属梦境，迨梁吴均作《续齐谐记》时，则清溪小姑已一变而为人，实行与人交接矣”，就清楚地看出向艳情演进的轨迹。再如文人拟乐府中开始出现一些缠绵悱恻、摇荡心魄的作品，出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艳情歌谣。鲍照肇其端，沈约继其后。《玉台新咏》卷四收录鲍照的乐府诗两首《朗月行》及《东门行》，如《朗月行》，“朗月出东山，照我绮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靓妆坐帐里，当户弄清弦。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先。为君歌一曲，当作朗月篇。酒至颜自解，声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就只以“妖且妍”的女子为描述对象，渲染放歌饮酒的纵逸生活，格调实在称不上高雅。这还好一点，此可以宫体诗盛行前业已去世的沈约为例，沈约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而“宫体诗形成于萧纲入东宫前”，即“宫体诗风之形成当在萧纲在蕃时，其正式得名，则在萧纲立为太子后不久。”《玉台新咏》共收沈约诗四十三首，其中一些诗，仅从标题就能读出些狎亵的成分，如《少年新婚为之咏》、《携手曲》、《夜夜曲》、《六忆诗》、《梦见美人》等，这中间又可首推《六忆诗》，“忆坐时，点点罗帐前。或歌四五曲，或弄两三弦。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只忆起罗帐前痴歌嗔笑的娇姿，更忘不了“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的羞态——直陷入了声色的欲求之中。而最能反映艳逸心态的，在沈约笔下，莫过于本只是自然界的景物春、桃、月、柳，都能一一与美人挂上钩，搭上桥：《春咏》中“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春草黄复绿，客心伤此时。……日华照赵瑟，风色动燕姬。襟前万行泪，故是一相思。”万里远行，只见相思泪。《咏桃》中“风来吹叶动，风去畏花伤。红英已照灼，况复含日光。歌童暗理曲，游女夜缝裳。讵减当春泪，能断思人肠。”风去花伤中，想到的也只是“能断思人肠”。《咏月》中“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方晖竟户入，圆影隙中来。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网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一轮明月，偏只照思妇的洞房。《咏柳》中“轻阴拂建章，夹道连未央。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楚妃思欲绝，班女泪成行。游人未应去，为此归故乡。”柔长的柳枝，也只是凝聚楚妃、班女的思泪——以这种心态来构思、陈情，其所表达的格调就可想而知了。再如《丽人赋》，就直接描写深夜偷情幽会的情节；这与宫体实在没什么区别，甚且还更进一步。
这一时期的文人追求也多趋向于庸俗，没什么高远的志向，更多的只不过全身而已。天监元年（502），仕宦已足的江淹曾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这也可说是江淹的心声，它与《与交友论隐书》中“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望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鸟赴檐上，水匝阶下；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及《自序》中“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都一脉相承。江淹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这种卑俗、隐逸的志向，也难怪后期时人有“江郎才尽”的称谓。梁初，沈约陈情徐勉，回顾一生“崎岖薄宦”的情形时，特别肯定了勉力为宦的无奈心情，《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契阔屯邅，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己，望得小禄，傍此东归。……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圣道聿兴，谬逢嘉运，往志宿心，复成乖爽。”言谈之下，也只是以“小禄”、“东归”为念，《郊居赋》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答沈麟士书》中“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与尊贤弋钓泉皋，以慰闲暮”，《报刘杳书》中“生平爱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欢，多与事夺。日暮涂殚，此心往矣”，也都不折不扣地渗透、浸淫这种归隐闲适的观念。吴郡张充也是倾赏于“长群鱼鸟，毕影松阿。半顷之田，足以输税；五亩之宅，树以桑麻。啸歌于川泽之间，讽味于渑池之上，泛滥于渔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下。……若乃飞竿钓渚，濯足沧洲；独浪烟霞，高卧风月。悠悠琴酒，岫远谁来；灼灼文谈，空罢方寸。不觉郁然千里，路阻江川。”虽有点违心，却也不无实情。至于受到梁武帝的嫌怨，一度郁郁不平的刘峻借《辨命论》一泄怨愤后，其神往的理想也不过是“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 与“田家野老，提壶共至。班荆林下，陈置酌，酒酣耳热，屡舞呶，盛论箱庾，高谈谷稼……不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王僧孺在“坐免官，久之不调”后，“笔泪俱下”，一派凄苦之音，也只是以处境的凄苦来期望打动时为王府记室的友人何炯，希望能加以引荐，《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故无车辙马声，何闻鸣鸡吠犬。俯眉事妻子，举手谢宾游。方与飞走为邻，永用蓬蒿自没。忾其长息，忽不觉生之为重。素无一廛之田，而有数口之累。岂曰匏而不食，方当长为佣保，糊口寄身，溘死沟渠，以实蝼蚁，悲夫！岂复得与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欢，履足差肩，摛绮縠之清文，谈希微之道德。”以求得温饱、生存。江淹、沈约、刘峻、王僧孺等都是当时知名文士，身居高位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至于像萧道成那样，“方将身侍銮华，雪齐鲁之侵地；手执羁勒，骛燕赵之远郊”，以北伐为己任，功成之后悄然身退，真可谓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一介文人刘孝绰曾说“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刘孝绰压根就没投笔从戎过。这都是内心较真实的独白。也正是这样，曹道衡、沈玉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朝文学的根本弱点，不在于作品题材的狭窄和细小，也不在于感情的强烈或平淡，最致命的还是作家缺乏远大的理想，高尚的胸襟，致使作品缺乏深厚的内蕴。”“江郎才尽”的故实发生在齐武帝时期，可见曹道衡《江淹及其作品》中的考辩，即“‘才尽’正是开始于齐武帝时，而最终到明帝时就彻底地走到了绝境。”也说明了这种事实。
这种远大理想、志向的缺乏，从萧梁时期甚为兴盛的饮酒赋诗风气也可窥其一斑：
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
又制《武宴诗》三十韵以示侃，（羊）侃即席应诏，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
（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
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禇）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即日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时宣城友、文学加他王二等，故以翔超为之，时论美焉。
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
时高祖燕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散骑省优策文。
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