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特务都是身怀绝技的专事暗杀行动的人员。为了实施这次暗杀他们曾研究过在食物中放毒，在洗漱间放置毒药等方法，但一一都胎死腹中。
清晨，阳光透过翠绿的纱窗，映在陈恭澍的脸上，他正在焦虑的想着如何才能刺杀成功，完成重任，烟头已经遍地都是了，手上仍然夹着一根刚点燃的烟。
对面坐着余乐醒、王鲁翘和岑家焯。
陈恭澍猛吸了几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重重的踩了一脚后又用脚捻了捻，重重的吐出最后一口烟雾，终于开口道：“如今，我们已准备就绪，上面也有指示，让我们有所行动，依我看来，我们执行制裁的手段，不外这么两种：一是使用‘有声武器’，也就是直接用枪击杀；二是使用‘无声武器’，也就是说用板斧等格杀或者是用毒药毙。今天让几位来，就是商议一下我们该如何采取行动。”
余乐醒道：“我主张用毒攻。”
王鲁翘抢着道：“我看还不如真枪实弹地干，杀也要杀个痛快。”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看了王鲁翘一眼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应该有个同样的计划，我们不能逞匹夫之勇，为图个痛快利落，而打草惊蛇，贻误时机。”
王鲁翘不屑地道：“就算用毒，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旦失利，还不是照样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难道你怀疑毒药的药性吗？”
王鲁翘不无肯定地哼了一声。
余乐醒拿出专家的架子也哼了一声道：“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一个外行解释问题。”
王鲁翘又道：“就算你的毒药能毒死一头大象，还得看你怎么才能把药塞进它的嘴里。”
余乐醒反问道：“我不信你每天不吃饭？”
陈恭澍截下二人的话头道：“你们先别争，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我们还要依实际情况而定，用毒失败也有过前例，但以狙击的方法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二者互有长短，但只要运用得当，都一样能发挥效力。”
余乐醒道：“用毒攻我想也是戴老板的意思，我来之前，戴老板就一再嘱咐我要帮你们做好这件事儿，现在药品也运来了，我想我们不妨试一试。”
其实其他人又哪会想到戴笠派化学博士余乐醒来的目的。
陈恭澍无声地点了点头。
王鲁翘见余乐醒搬出戴笠坐镇，也不好明言反对，但心里仍不以为然，道：“就是用药，也得想法把药送到他嘴里去呀。”
陈恭澍道：“鲁翘兄说得有道理，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能不能制造这个机会，乐醒兄，依你看呢？”
余乐醒“嗯”了一声，搔了搔头，显然这方面他是个外行。
几人中只有岑家焯始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散会后陈恭澍征求他的意见。
岑家焯摇头道：“我看恐怕是白费心机，因为如果不能得到汪家的内应，是很难做到好的，可是要想从汪的家属仆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看呢？”
陈恭澍苦笑着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转身回房，心想，哼，热中此道的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许念曾对这件事怎么想呢？
“我看这样做最好，不论结果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
陈恭澍坦白道：“现在只是机会问题。”
许念曾自告奋勇道：“我会替你们寻找机会的，你们先做好一切准备。”
许念曾的反应对这个计划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余乐醒也干得兴致盎然。
余乐醒为坚定陈恭澍的信心总不厌其详地说明研制成功的药品。说话时一脸郑重。陈恭澍也耐心地听他道：“已经实验过多次，性能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只要能够使对方吸收，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说着余乐醒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贴着A、B、C标识的玻璃瓶，里面都是无色液体。
他拿起A瓶，拔了塞子摇了摇，解释说：“这一瓶装的是主体药物，另两瓶则是配料，用的时候，要看目的物的不同，视情况差别随时调配剂量之轻重，这种液体，无色无臭，也没有沉淀物质，可不能凑近鼻子去闻，那也会中毒。这种东西如果注射到体内，一滴便足以致人死命。”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又补充道：“曝光或着热会减低药效。”
正说话问，方炳西走进来对陈恭澍道：“刚才许先生来电话叫你过去一下。”
陈恭澍道：“好，我马上去。”
许念曾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诉陈恭澍：“有一个送面包的不知能不能加以利用？”
“这个送面包的是个本地人，每天早晨替面包房为订户送面包。哪一家都可以订，如果我们要订，只要在市区以内，当然也可以叫他按日送来。如果需要每天送两次，我想他一定更欢迎。”
“这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汪公馆也订了一份，这一层你们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动动脑筋，我想应该可以用得上的。”
陈恭澍道：“那我们怎么与送面包的搭上桥呢？”
许念曾又道：“你们如果有意一试，去和曾先生谈谈，便可以找到这个送面包的了，因为他家里就订了一份，已经有很久了。”
陈恭澍答谢道：“打扰许先生了，我先回去研究一下，再找曾先生商量，我先告辞了。”
辞别了许念曾，陈恭澍马上找到余乐醒，告之一切。
余乐醒肯定地道：“依我看这条路一定行得通。”
陈恭澍道：“目前首要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带毒的面包通过送面包的那个人，送到汪家去。”
余乐醒手捏下巴想了一会儿道：“最好是‘掉包’，如果是掉包不成，可以对送面包的进行收买。”
陈恭澍摇头道：“这就要仔细斟酌了，一来收买的希望不大，即使是收买成功，事后也有线索可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麻烦会很大；再者万一送错了人家，岂不殃及无辜，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那我看就用‘掉包’法吧，用我们的人顶替那人去送面包。”
陈恭澍点头道：“要不就这样了，我们绝不可假手别人。”
陈恭澍接着又提出一层顾虑道：“即使把有毒的面包送到汪宅，谁能保证只汪精卫一人食用，弄不好会有很多人遭殃。”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道：“我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你先叫人弄几个面包来，咱们不妨先试一试。”
陈恭澍只得依照许先生所言，去找曾先生，问明面包店的所在，托魏春风代为洽定。
果然，第二天魏春风拿回一大堆各式面包。送走魏春风，陈、余二人便躲进浴室里进行可行性试验。
余乐醒取出一瓶药水，拿注射器吸了一点对陈恭澍道：“你把面包拿稳。”接着慢慢注入面包里面。看他的面色好像不太成功。
余乐醒拿了那个面包道：“等一下我们再切开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转身到客厅去了。
陈恭澍冲余乐醒问道：“我再来试试那个毒面包好不好？”余乐醒在客厅中答道：“可要小心，千万不能溅到身上，以防发生意外。”
陈恭澍拿起余乐醒用过的注射器，吸了一点药水，毕竟是个外行，笨手笨脚一下把针头滑偏，药水没注进去，却反射了回来，可能是心理作用，感到脸上溅上了药水。
吓得陈恭澍慌忙丢下针管，扭开水龙头，弯下腰去，闭上眼睛，再从头下一个劲猛冲。虽然干的是不怕死的工作，但真正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还是禁不住紧张失态。
冲完之后，又暗自咬了咬舌头，依然有痛觉，这才心安不少。
一回头见余乐醒站在门口，想是适才的丑态尽为他所见，不由得尴尬地一笑。
余乐醒微笑着点点头叫陈恭澍到客厅去看那块注了药的面包。
余乐醒道：“注射后虽有异样，但一般观察不出，只是沾药液的部分略呈现淡黄色。”
陈恭澍道：“既如此，我们就尽快付诸行动吧，以免夜长梦多。”
初春3月，河内已是满城春色，路边的花开得也正是时候，风吹过，送来花香阵阵，其中还夹杂着面包房里传出的烤面包的香气。
余乐醒和魏春风就站在街头。
他们等的人终于出现在面包店的门口，推着一辆送面包的车子。
就在这时，一辆车子从巷口转入，停在那个面包车之前，从车中下来的赫然便是曾庆英，他同那个送面包的伙计说了两句什么又指了指车子。那个伙计点了一下头，回身转入店中。
曾庆英见他进了店，回身向隔街的余乐醒、魏春风招了招手，二人迅速提着已注入毒药的面包奔过去，在车上找到标有高朗街27号字样的盒子，把准备好的面包换了进去，又迅即溜开。又过了一会儿，才见那个送面包的人从店内出来，手里又提了一盒面包。
余乐醒和魏春风二人驾着那部福特轿车暗中跟上了送面包的车子。
终于来到高朗街27号的门口，二人见那伙计提着面包进了汪宅，不禁相视一笑。
可谁知过了一会儿，那个伙计，又把面包原样提回，二人相顾愕然。
事已至此，只得由魏春风负责把那盒带毒的面包截下处理掉，回复陈恭澍。
余乐醒精心策划的“面包”计划就此流产了。
谁又能想得到，偏偏那天汪精卫不吃面包，而把它退回来呢？是有所发现呢？还是巧合？如是巧合，也未免太巧了点儿吧。
余乐醒仍不死心，一个用毒气毒杀汪精卫的计划又悄悄出笼了。
这个方案的产生始于许先生带来的一条消息：“听说最近汪宅需要一个水管修理工去修自来水管。”
余乐醒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上眉梢，跃跃欲试地道：“这可是个好机会，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
陈恭澍道：“乐醒兄，你说咱们该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呢？”
余乐醒道：“上次我们用毒药未能成功，这次我们就用毒气。”
陈恭澍问道：“哪来毒气？”
余乐醒从箱子里拿出他的又一件“法宝”。
那是一个金属圆筒，体积不大，手大的可一把握住，上面有个盖子，旋开来，又有一个扣紧的覆盖，掀掉后顶端有许多小孔，看上去倒像厨房里装胡椒的调料瓶。
余乐醒一面抚弄一面解释给陈恭澍听，道：“这也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通热挥发更快，吸人体内，可由休克导致死亡，如果放置在浴室内，而又是洗热水澡，挥发得就特别快，那就更见效果。”
陈恭澍“哦”了一下道：“乐醒兄是说把这个东西摆在汪家的浴室内。等汪一洗热水澡，就从此出来了？”
余乐醒道：“当然没那么简单，如何才能把这个东西放进汪精卫的浴室，应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恭澍道：“你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余乐醒点点头道：“这个办法我早就有所打算，只是考虑把这个东西放进比较困难，便没有提出来，现在不是有机会了？”
陈恭澍一笑道：“你是说要咱们冒充水管修理工，混进去安放毒气瓶。”
余乐醒道：“就是这个意思了。”
陈恭澍下决心道：“好！就这么办。”
由于这次行动的人员中大多不懂越南话和法语，所以陈恭澍又想起了魏春风。
这时魏春风也正走在春风中，仿佛与春风溶合为一体，名是春风，人如春风，从他脸上的笑容不难想象他心情何等高兴。
谁有了阮小姐这样的女朋友都会高兴的，更何况她就在他身边。
曾先生其实不是个不识趣的人，可还是迎了上去。
魏春风见是曾先生，便上前打招呼道：“曾先生，你找我有事吗？”
曾先生向阮小姐点头问好，对魏春风道：“陈先生有急事儿找你商量。”
魏春风道：“那好，我现在就过去吧。”
说完转身走到阮小姐面前用越南话低声嘱咐了几句，便同曾先生上车直奔河内指挥所。
阮小姐立于风中，长发在风中飘起。
雨后，清晨。
陈恭澍望着魏春风穿着一身工作服，背着工具包出发，毫无由来地想笑，却笑不出。
魏春风是河内土生土长的，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但陈恭澍总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究竟不妥在哪里，自己也说不清楚。
将近中午时候，魏春风才赶回来，一切都非常顺利。
余乐醒也为自己计划的“成功”暗自高兴。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动静，汪精卫活动如常。
原来他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说重要，其实也很平常，按原计划是汪某洗澡时中毒，可是他要是不洗澡呢？药水终有发挥殆尽而失效之时。
这个道理太平常，也正是太平常，才容易被人们忽略。
他们事先真的没有想到，汪精卫夫妇竟然三天没有洗澡。
1939年3月29日的凌晨。
陈恭澍接到命令，“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当即回电，并召集同住的七人，传阅命令，分派职责，严告各位处于战备状态下，听候召令。
分派完毕，天已微明，陈恭澍与方炳西又驾车往许公馆去见告许念曾。除去情理与道义上的因素，这次行动的善后工作还要多多仰仗许念曾，当然有通知他的必要。
许念曾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并不觉得如何突然，就此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道：“如果以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制裁方法，若是牵涉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办法。”
陈恭澍加重语气肯定道：“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陈恭澍这话很显然是努力增加这次行动的正义性。而这并不是他们谈话的重点，许念曾只希望他们做得干净利落，千万不能拖泥带水，不要给他多添无谓的麻烦。
陈恭澍临行请教许念曾：“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许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许念曾想：“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当晚，陈恭澍又派唐英杰、张逢义去做最后一次侦察，唐英杰有飞檐走壁之能，做侦察工作最恰当不过。
陈恭澍觉得这一夜特别漫长。拂晓前，唐英杰回来报告道：“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的监督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于是，高朗街27号三楼的那间卧室，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后目标。
陈恭澍、王鲁翘和余鉴生三人正吃早饭问，魏春风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通知道：“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一分钟后，许念曾也来电话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动身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
汪精卫去打听干什么？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时间紧迫，陈恭澍也不及细想，立即召集众人下达命令：“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各自携带武器，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陈恭澍又对魏春风道：“春风，请你回去联系当地运用人员，不露痕迹地守候在汪的寓所附近，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拜托。”
之后又同王鲁翘检查了那辆轿车，加足了油，以备使用。
上午10时，魏春风打电话来通知道：“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开走，我如果判断不错，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接着又道：“看见了，有很多人，他们两夫妇都在内。”听得出他正在一边打电话，一边监视。
陈恭澍立即带唐英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跳上车，向红河大桥追去。
一路上几人沉默无言，无形的重压和紧张封住了他们的口。
车抵红河大桥时，偏巧遇到整修桥面，所有车辆单线通行，过个桥用了十分钟，张逢义急得不由连声骂。
过了桥，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向前。
是日晴空万里，目能及远。走了一程，终于在八九百米的前方发现了目标，两辆黑色大轿车停在路旁。
目标渐渐接近，渐渐清晰。一辆车前座上探出一支手臂，后座窗子没有开，阳光反射也看不到什么。
陈邦国建议道：“那两个家伙一定在那两辆车上，咱们冲过去，拔枪就打，干完了再说。”说着就要起身行动。
余鉴声伸手按下陈邦国的肩膀反对道：“不要胡来，还是判明车子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再决定下一个步骤，才比较妥当。”
陈恭澍道：“好，咱们把车子开过去，看个究竟再说。”
陈步云及时提醒道：“我们要当心对方有保护他们的警察。”
陈恭澍加快车速从那两辆车前飞速而过。他要把住方向盘，不便扭头看，嘴里提示道：“注意看清楚。”
车速太快，交叉的一瞬，如浮光掠影，但这已足够。他们要知道的已清楚了：两部车上共有九个或十个人，汪逆夫妇和曾仲鸣均在其内，其余几人均不识。
阵恭澍问道：“其他几人可有警探？”
几人异口同声道：“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忽听得陈邦国大叫一声：“赶紧掉头，他们跑了。”
陈恭澍紧急刹车，这时车已越过数十米，掉转车头时，那两辆车已飞驰而回。
“追。”陈脱口而出。
载汪的车居前，另一辆居后，速度也快，双方距离逐渐拉长。
陈恭澍想，经过大桥时，车总会慢下来，到时一定能追上。
时不利兮！谁知巧事连连，就在桥边追上之际，汪精卫的两部车刚通过，啪，绿灯变红灯，给隔住了。
陈邦国又发牢骚道。“我说冲上去就干多省事，这不是找麻烦吗？”
陈恭澍也有点气急败坏，但多少还存在一点追上他们的希望。
别说，还真给他们发现了目标，可路上车辆特别拥挤，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尾随的份儿。那两部车果然又回到高朗街。
几人一路穷追，落了个徒劳往返，铩羽而归。更加暴露了身份和意图，打草惊蛇。
大家从河内桥回来，懊丧已极，既不想休息，也不想吃东西，话也不多说一句，只是越想越窝囊。
目前最重要的也只有汪精卫动态情报这一点了。陈恭澍请王鲁翘把魏春风接来，又联络方炳西，请他与许念曾保持接触，以多了解汪精卫的动态。
午后，艳阳高照。王鲁翘领魏春风和阮小姐一起进来。陈恭澍把魏春风拉到楼上，大概说了一下刚才追汪的经过后便要求道：“春风，你要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盯牢汪家的一举一动；你那位阮小姐如果可以帮忙，再好不过，由你去托付就是，至于……”想是要许什么愿又说不出口。
魏春风何等聪明，不待他说下去，便毅然道：“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用心去做，但得报效国家，绝无任何要求。”
面对这个青年，陈恭澍真的有一点敬佩他了。
当天下午4时，魏春风打来电话，急火火地道：“他们夫妻俩，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边说话，好像在争论什么，你看怎么办？”
陈恭澍道：“你先走开，我来看看。”
当即召王鲁翘、张逢义开车前往，谁料等他们赶到又是踪迹杳然，扑了个空。
事情糟到这步田地，大多数人都有些冒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陈恭澍决定就在当晚进行一次突击性的强攻。
“鲁翘、鉴声、英杰、邦国四人进入宅内，邦国兄勇猛强悍，为开路先锋，英杰紧跟其后，引导上楼，你熟知地形，足当此任；鲁翘为主、鉴声为辅，二人同力执行锄奸，彼此接应，互为掩护，逢义、步云二兄在外巡逻以为哨戒。”
分派已毕，只待夜幕降临。
星河半转，已近午夜。一辆福特轿车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
王鲁翘等几个人还不曾跳下车，突然两个越南警察从暗处冒出来走到车前，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又打手势，这才明白是叫他们不可在此停留。
当此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及时出现了，也没多问，拉着两个警探走向暗处，嘀咕了几句，然后跑回来问：“你们身边带钱了吗？”
陈恭澍伸手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魏春风数了数道：“都给他们算了。”
这才算把那两个警探打发走了。
高朗街27号笼罩在一片榕树和椰树之下，夜风吹来，有如群魔乱舞，阴森恐怖。
陈恭澍仍在车中接应，六人摸到后院门边，门是关着的。张逢义要破门而人，被余鉴声拦住，道：“不能弄出响动，英杰，你先进去设法把门打开。”
唐英杰身一纵，攀住墙头，翻身跃过。摸到门边，见门不仅上了栓，还加了把锁，试着扭了扭，没有动静，低声骂了一句：“格老子，这帮龟孙子。”
忙从墙头窜出头来示意。墙外陈邦国领头一一踏着张逢义的肩头翻过来。留张逢义在后门边，陈步云游于巷道之间以为呼应。
后院与后门之内的小院隔了一道门，是通向目标的唯一途径。陈邦国推了推门，又转了转门球，不见动静，也不多加思索，抽出腰问事先备好的板斧，连劈带砍，又用脚一踹，门果然应声洞开。
这一声巨响显已惊动汪宅的人。
王鲁翘气势如虹，不待唐英杰领路，率先手持武器冲上楼梯，余鉴声、唐英杰紧跟其后相继登楼。
陈邦国则是以攻为守，留在底层，掩护上楼，守住出路。这里刚定下神儿来，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陈邦国一时情急，抬枪就射，嘴里喝道：“再出来老子可要真揍了。”对方果然惊叫了两声，缩了回去。
忽然，陈邦国眼角瞅见一个黑影奔向车房躲进车下，陈邦国抬手一枪，只见火星飞迸，显然没有打中。
王鲁翘飞步上了二楼，楼梯口灯还亮着，他伸手把灯关掉，转上三楼，猛然间一个年轻人从楼梯后钻了出来，同王鲁翘打了个照面，双方各自一惊，王鲁翘见对方空手，稍稍放心，小声威胁道：“不要喊叫，赶快回去，小心崩了你。”也不顾那人反应，登上三楼。
王鲁翘到了三楼，手扶栏杆往下一瞄，见余鉴声已站在二楼楼梯口，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余鉴声摇摇头。
王鲁翘见无后顾之忧，大胆奔向右首靠前端的那间主房，推了一下门，推不动，后退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踢不开。
情急智生，回到楼梯口，示意将板斧传上来。唐英杰三纵两纵把板斧带上三楼。
随后余鉴声也跟上来，叫唐英杰下到二楼警戒。同王鲁翘合力劈掉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了好几次，还是打不开，显然是上了锁。
此刻门板已漏了一个大洞，王鲁翘蹲下身子，歪头朝里一看，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上半身蔽在床下，腰背双腿全露在外。
王鲁翘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用，立即判断，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当下也不迟疑，举枪便射，一连三枪，眼见那颗颗子弹洞穿那人腰背。
王鲁翘站起身来，又踢了一脚门板，骂了一句“他妈的”。对余鉴声道：“完了，撤！”
陈恭澍等在车内只不过几分钟时间，却好似过了很久。不明事态进展，更是忧心如焚。
其时已过午夜，陈恭澍开着车在附近兜着圈子等候接应退出的人员。
约摸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双手插着口袋，从一条巷子中转出来。陈恭澍嘎地刹住车，王鲁翘也已看见，奔过来跳上车。
二人开车又转了一圈，可一个人也没接到，这时只听得警笛尖鸣，警车呼啸而来。二人不敢再逗留，驾车返回寓所。
路上，王鲁翘交代了一下经过。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是受命执行此案以来最为兴奋的一刻。
二人回到寓所，静待其余五人归来。过了七八分钟，唐英杰和陈步云二人先后回来，其他三人却是毫无音信。
陈步云提议道：“我出去找找看。”
陈恭澍拦住道：“我看不必了，该回来都会回来，现在到哪里去找？外面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弄不好反而坏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一等好。”
凌晨5时许，电话铃响起。
是许念曾，他劈头就道：“你们搞错了！那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王鲁翘问了句：“什么事？”
阵恭澍轻描淡写地答道：“打错了。”
许念曾又接道：“有三个人被逮去了。”陈恭澍知道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许念曾在电话里沉默了良久叹道：“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戴笠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是否也会发此感慨呢？
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是由他亲手或幕后操纵的。博浪一击，误中副手，戴笠当然没有想到这次曾仲鸣的被误刺，更加快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步伐，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
戴笠怒火渐息，眼望窗外。
窗外，西风萧萧，春水犹寒。
汪返沪后，戴笠接二连三的派自己的亲信去暗杀汪精卫，但最终都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已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兆龙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名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村、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即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的对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即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四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2枝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号结案向汪具报。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变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能通过汪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1只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时汪已“还都”南京。因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1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英寸穿甲手枪1枝，达姆弹10发，照相机1架，小型电台1座及密码本。据此，76号特务将黄逸光当即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当场吞药自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褚不提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号上送的那份报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4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个牺牲者。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五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战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伪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一个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一个伪宣传部长。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的是徐寄纲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非浅。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纲。徐遂引黄见杜，3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劝其回头。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一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
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10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万元。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北平“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吩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做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