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蒋介石突然要求戴笠，迅速到南京开会，戴笠思之再三，考虑还是向蒋介石面谈一切。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最近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由北平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逊地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军统青岛办事处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发去电报，戴笠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同时，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他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程，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并于第二日上午11时赶往上海，并指示在青岛机场他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戴笠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直飞重庆。
222号专机起飞后，即遇大雾。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约在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遭致暴雨天气，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米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兹，机工长。
戴笠专机坠毁后，最先感觉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
他们按戴笠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笠，等候3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的座机的影子。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大家的恐慌。
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飞行中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
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经过分析，认为目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飞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命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消息。3月17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的去向。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
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
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作出这两项决定，不单是出于关心戴笠的安全，主要是担心如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
当到会的70余名大特务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犹如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任务。谁肯因为寻找戴笠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戴笠的殉葬品？
这完全出乎毛人凤意料，他本来以为会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戴笠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
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哀求地说：“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突然，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由中共控制的红色区域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也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冒死成行。
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
只见数日暴风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因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
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查点，一共13具。
3月19日下午，军统上海办事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
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因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身体特征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刚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陶大哭，一边搭乘了1辆大卡车返回南京。3月19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1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