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日，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成立之日，这一天被定为军统成立纪念日。为了笼络麻醉特务人员的思想，每年4月1日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称为“四一纪念先烈大会”。此项活动一连要搞三、四天。每年都是由戴笠亲自主持，蒋介石、贺耀祖等曾多次出席训话，为军统分子打气。所谓“先烈”，是指执行特务任务丧命“殉职”的和违犯“家法”被戴笠处死“殉法”的军统特务。用戴笠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先烈”，而开大会纪念“先烈”，就是使后来者牢记“创业”之不易，能得好自为之，切勿自误。
局本部负责总务的特务们，大约每年从3月上旬就开始奔走忙碌，为筹备布置“四一”大会采办各项应用物资，甚至动员军统海外站组协助筹措。秘书室和其他有关科室，则忙于拟稿发电，通知各直属单位，其中包括海外各站组的负责特务，限期回到重庆参加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选，有的是由各主管科室提名，经毛人凤或戴笠核准的，有的是由戴笠直接指定的。
此时，回重庆参加大会的人，照例须准备好至少两份礼物，一份献给“四一”大会，一份献给戴笠本人。礼物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一般以高级贵重用品为多。
“四一”大会的活动内容共有两项：1.祭“孝堂”；2.开工作会议。当然是以后者为主。会场设在局本部大礼堂。全场正面中间悬挂蒋介石像，四面墙壁挂满了白布幔帐，和很多所谓“殉职”、“殉法”的特务们的照片，并点缀以花圈挽联，活像过去封建家庭里死了人布置的灵堂一样。
“祭礼”在4月1日上午举行，由戴笠亲临主祭，届时大小特务集合于会场之中。会场燃起大小数十对白蜡烛，焚上香，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祭礼开始，先奏哀乐，主祭人戴笠身穿四色孝衣，足登白色布鞋，哭丧着脸，亲自点燃设在正中间的最大一对蜡烛，再焚上香。上香时，他双手擎香，先弯腰行上三鞠躬大礼，然后将香插入香炉之中，继而双膝跪下，再行磕头礼，三个头磕毕起身。这时，左右忙将一只放有酒壶的盘子递给他。戴笠取了酒壶，虔诚地在“烈士”灵前一一敬酒。然后恭恭敬敬地地朗读祭文。他边读边流眼泪，读毕祭文，已泣不成声，继而便放声痛哭起来。
此时，众人随着号令亦行三鞠躬礼，并静默三分钟志哀。参加祭礼的特务，由于受了气氛的感染，亦多有泪容满面的。出席祭礼的所谓“烈士”们的遗属，更是悲痛哀极，有的甚至哭喊嚎叫，乱成一团，非经戴笠或左右人等竭力劝慰不肯罢休。
中午全体特务人员会餐。
下午召开工作会议，仍由戴笠亲自主持。照例先由局本部各处、科、室等负责人员做工作汇报，并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业务问题。接着，由各外勤单位和站的头头，也照样各来一套。汇报完毕，戴笠做总结发言，并对某些在汇报中提出来的问题做出决定和指示。总结发言讲起来长达三个小时，整个会议开下来大约需要六至七个小时。
晚上照例是聚餐和演戏。
大会开过之后，一般从外地来参加大会的单位负责人，一面与有关部门联系业务，准备返任；一面还得准备等候戴笠召见。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要召见谁，所以每个特务人员都要有所准备。否则，召见的电话或条子一到，你人不在或无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隔对大会献过礼的人，往往在召见时，还能得到戴笠亲笔条谕一纸，向会计室领取一笔特别费。
召开大会的目的，除如戴笠所说“是要增进同志情感，沟通内外隔膜，以利工作之推进”外，另一方面就是借以显示力量。他要让蒋介石看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和他的领导才能；同时也要让众多的特务人员看到，蒋介石对这个团体的重视与对他的信任。
1941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31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军统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统定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
戴笠规定这三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
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等，以示纪念。
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一千余人出席大会。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为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
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
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
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全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发型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项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临时搭成一座大帐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
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抓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们一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各个集中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
1942年4月1日，准备了二个多月的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表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三种人加起来共五百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
下午举行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十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组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后十分欣赏，便大肆引用。
上联“四条巷”即指南京鸡鹅巷，为嵌入“四一”两字，戴笠将原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条巷”。戴笠还将原联中的“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戴笠在会上解释时说，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因此改为“前后”，同时“敌我”也不够含蓄，故改为“忠奸”。戴笠认为此联写“四一”大会，嵌入四一两字，对仗工整，寓意深邃，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故作为大会的主联，予以张贴解说。
戴笠在四一大会上大声疾呼，要特务介绍干部进来工作，因团体发展太快。干部越来越缺，戴笠提出任用干部原则是没有马骑牛，没有牛骑羊。下午的演说，戴笠似乎不能尽兴，于当日晚开始游艺节目前，又有一番长长的训示。在4月5日的军统工作会议开幕与纪念周合并举行的仪式上，再次讲演达四小时，标榜他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九个字去奋斗，终于有今日的成功。
“四一”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安排游艺、文体、戏剧活动，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晚间进行，几乎都是通宵。4月1日晚上开始的演剧，直到次日清晨5点才散场。午夜时分，许多特务想要溜号，被戴笠下令将剧场大门关上，结果特务们叫苦连天。4月2日晚三百桌大会餐，创军统历史纪录。
按照惯例，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喝三杯酒。戴笠走到扩音器前，端着一杯斟满的酒，叫所有的人起立，高声说道：“第一杯酒，祝领袖身体健康，大家干杯！”接着又斟上第二杯酒，喊道：“第二杯酒，祝所有的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两杯酒饮完后，他便坐下。这时，大会主持人赶紧斟上第三杯酒，大声说道：“第三杯酒，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这样，戴便满意地笑了。随后，数千名特务随着戴笠一声“开动”，在盼望已久的欢呼声中，一个个大嚼起来。排场极大，秩序极为混乱。
“四一”大会期间，出乎许多特务意料之外的一个举动，是戴笠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此话为戴笠所获悉，但破例没有追究。
“四一”大会期间，蒋介石于4月4日和4月12日，分两次召见军统在1941年度考核最优人员和考绩最优军官以及军统局干部代表。蒋召见仅二十分钟，以“今年应该比去年更好”作为对特务们的奖励嘉勉，便扬长而去。
“四一”十周年大会，充分展示了军统的实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蒋介石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实力存有戒心，这大概是戴笠当初没有意料到的。
1937年，日寇铁蹄踏入了中国华北华东，举国上下，热血沸腾，抗日热潮一时席卷华夏大地。
戴笠也鱼目混珠，举起协助抗战的义旗，成立了武装别动总队。但是所谓的别动队不过是军统特务和上海滩青帮流氓杜月笙所收罗的乌合之众，策共反共、捞取钱财的工具。
1942年戴笠又成立了“忠义救国军”，冠以忠义大帽，以示好男儿战死疆场方显报国之志，打出救国旗号，实际无恶不作，祸国殃民。
“美方建议炸毁钱塘江大桥，以接应美国盟军登陆。”忠义救国军总部致电戴笠。
戴笠在公馆内双眉紧锁，踱来踱去，双鬓的青筋暴出。“炸还是不炸呢”钱塘江大桥那雄伟壮观的景象萦绕在戴笠头脑之中。
炸吧，困难重重，日军苦心经营修复的这座现代化大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大桥两端日伪检查戒备森严，桥上桥下明碉暗堡不计其数，探照灯鳞次栉比，整座大桥灯火通明，一个飞鸟过去都历历在目。怎么炸呢？
不炸吧，美国盟军马上就要登陆，担负起“拯救中国”的大任。不炸此桥，日伪军队会源源不断输送而来，使美国军队和担当“救国”大任的忠义救国军腹背受敌，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能力，军统前途一片茫然。
戴笠一时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苦思冥想良久，终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致电忠义救国军二纵队团长周荣：
“日军侵华，给我全国上下带来重重灾难，美国盟军安排登陆，为尽早结束战争，挽救中华命运而做此义举。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今美方人员中途有难处，但我们不能看着吾国有救而放弃这一良机。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是我辈份内之事，故应排除万难，完成大业。希望你能操以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定当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残云卷阳，大雪纷飞，皑皑白雪给伟岸的钱塘江大桥银装素裹，片片白雪融化在呜咽的钱塘江水之中。
周荣组织忠义救国军二十个骨干特务行动。大木船上一千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整装待发，虽然气温零下几度，但特务似还是浑身冷汗直冒。谁都说不准一声轰鸣后是成功还是成仁。
夜幕徐徐降临，鳞次栉比的探照灯被雪花裹得严严实实，全身心地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日伪检查署里的顽寇眺望雪中盛景，心中一片茫然，钱塘江周围雾霭纷呈，几步之遥都分辨不清，对于已插在心脏上的刺刀，丝毫没有觉察。
“轰”的一声，震天的巨响夹杂着声声撕肝裂肺的惨叫声，钱塘江大桥——这一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呕心沥血之杰作瘫痪在滚滚的钱塘江水之中。
“美国人办不到的事，我们硬是办到了，全军无一人伤亡。看来救国还须救国军。”周荣致电戴笠激动请赏。
浙江淳安西庙，忠义救国军总部大院。一幢雄浑肃穆、庄严伟岸的大庙，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古庙四周青松翠柏，花木扶疏。假山环绕，泉水喷涌而出，一片世外桃源的幽美景观。
江山戴笠戴雨农、上海名人杜月笙正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准备带领忠义救国军迎接盟军登陆，轰轰烈烈干一番拯救苍生的伟业。但事不凑巧，斯大林和罗斯福终没有把这个机会留给戴笠。
“苏联出军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美军伺机报复，广岛、长崎连投两枚原子弹。日本天皇业已俯首称臣，宣布投降。”戴笠和杜月笙接到此电悲喜交加。
但“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忠义救国军改旗移师，立即掉头策共反共，扮演起内战丑角。
戴笠立即致电冈村：
“在我军尚未接管前，京沪杭等重要城市之日军，如纵容中共进入或将武器交与中共，中国政府将视彼为第一战犯，依法惩治。反之，我政府将予以优待，并使其安全返国。”
戴笠俨然一副国民党大总统的口吻致此电文，不愧为蒋介石肚里的蛔虫，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便冲锋陷阵，似乎他的忠义救国军还能成为挽救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忠义救国军终究是国民党的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其使命就是东插一筷，西插一勺。
颇具野心、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小卒吴绍澍曾在忠义救国军任职。可日军一投降，正是捞取胜利果实的大好时机。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戴笠早已窥见的肥缺被其独存。戴笠饮恨而退。况吴绍澍又原是陈立夫部属，戴陈早有间隙。对这个过河小卒，戴笠一直耿耿于怀。
1945年，戴笠的莫逆之交杜月笙离开忠义救国军返回上海，准备打扫战场，重振昔日虎威。
“打倒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打倒上海恶势力代表杜月笙”。
杜月笙原来带了一帮门徒包了一节车厢，通知上海各界军政要人以及关门弟子、徒子徒孙，操办一次隆重的庆典招待会，扬昔日之威，奠后日之基。没想到吴绍澍这个从前的学生竟迎头浇了一盆冰水。心里的滋味，恐怕只有他才能感受到。
杜月笙灰溜溜地跑到把兄弟顾嘉堂家中，闭门思过、谢绝客访。然而杜月笙在上海曾苦心经营几十年，上至达官显贵，小到贩夫走卒都有割不断的牵连，其势力根深蒂固，其关系盘根错节，仅杜月笙那些成群妻妾及其姘头、儿女也够吴绍澍对付的。
吴绍澍也是釜底抽薪，竟私托门人把他在杜月笙处的门生帖偷出，以使杜月笙的师徒之说空口无凭。
杜月笙雪上加霜，自然还是求援无孔不入的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一听是收拾吴绍澍，喜出望外。这块肉中刺终于在今日有借口挑掉了。
戴笠立即派特务爪牙调查吴绍澍的劣迹，寻找把柄，将吴绍澍致于死地。
军统特工陈质平在跳舞会中勾搭上了上海巨富邵式军的小老婆。两人整天在陈质平家中寻欢做乐。一次邵妾满眼怨艾，发疯地狂吻陈质平，而后埋怨说要不是吴绍澍占了她在爱华路的豪华住宅，也不至于今天这样小打小闹。
陈质平一听到吴绍澍便来了精神，翻身搂住邵氏，云雨之中听得邵氏介绍：吴绍澍曾私放邵式军出逃，但强占邵式军宅邸为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办公场所，并私吞邵式军家产，一箱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三箱装满金条、珠宝和美元的财产。
陈质平连夜禀告戴笠，戴笠听后真是喜从天降。“让你小子再作威作福，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戴连夜派陈质平、毛森带领忠义救国军包围了爱华路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四个保险箱摆在眼前，三个箱中已空无一物，只是那个不值钱的日本债券箱仍完整无缺，人证物证收集齐全，万事俱备，东风已借，只等华容道上捉拿曹操了。
戴笠老奸巨猾，致电蒋介石后，拒吴绍澍于门外。吴纪澍成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飞往重庆托人求救于蒋介石了。然而戴笠早已通知沪市各航空公司，拒售机票给吴绍澍，逍遥不可一世的吴绍澍只有坐以待毙，成了戴笠的一碟小菜。
忠义救国军反共也使不上大力气，戴笠便转而把它作为发家致富的特务组织、又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专管征集、征购、调配、储运等事项，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走私、征税等款的经济掠夺机构。被人称为“忠义祸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