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杜月笙欺世盗名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迎合百姓的传统道德观念
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忘乡土、尊敬父老，是正人君子之所为。因此，杜月笙小有名气之后，便很注意收买故乡人心，以改变人们在他少年时对他留下的恶感。1918年起，杜月笙每年夏天都要从施德之和雷允上药房购买大量“莎药水”、“行军散”，或亲自或派人送回浦东高桥故乡，挨家挨户免费散发，并甜言蜜语地关照乡里父老：“盛夏时令，易染疾病，要讲究卫生，防止时疫流行。”每逢寒冬腊月，则购置棉衣，分发给高桥故乡的贫民。他还出资在高桥乡间修了几十座石桥，重建了高桥沙港的观音堂。
为了给人们留下乐善好施的印印，每逢上海及附近发生灾害，杜月笙必定出面赈济。早在1922年浙江杭县、嵊县、金化三县发生水灾时，杜月笙便利用他在黑社会的势力，出面发起组织京剧名伶的“九班合串”，“筹款救灾”。齐卢战争期间，又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合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事务所便设在八仙桥钧福里杜月笙家中。1926年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1931年，长江中游汉口江堤溃决，受灾地区蔓延十六省，灾民多达五千万，上海成立了以杜月笙为首的水灾救济委员会，募捐救灾。在这一系列赈济活动中所募的一部分财物，落入了杜月笙等人的腰包。但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大批灾民，不明真相且嗷嗷待哺，虽得杯水之惠，也感恩不尽，杜月笙的“善名”由此而传。
（二）重视舆论的作用
其实，如果仔细翻翻当时的报纸，便可看到杜月笙所导演的把戏并不少见。
某地发生灾害，杜月笙发起赈济，报纸上会登出募捐启事，其后必定署上“发起人杜月笙等谨启”；某处工人罢工，杜月笙送几个钱去，报上必会出现几名自称工人者刊出的鸣谢启事。通过这些舆论，杜月笙确在一段时期，骗得了一些善良人们的信任。
（三）不公开与大众唱对台戏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残酷镇压要求发放工资的工人群众，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杀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学生，首先起来援助工人，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揭露顾正红事件的真相，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的正义行动，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仇视，英租界当局逮捕了数名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月卅日，工人、学生组织的演讲队三千多人，在南京路一带演讲示威，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者出动大批武装巡捕，进行镇压。南京路老闸捕房附近的学生首先遭逮捕。愤怒的群众闻讯之后，纷纷集中到老闸捕房门前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竟疯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如何对待“五卅惨案”成了放在杜月笙等人面前的难题。他们生长在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卵翼之下，“三鑫公司”经营的烟土生意，货源大多来自英国殖民地。因此，张啸林认为：英国巡捕打死人，自有官府办交涉。杜月笙和他住在租界之内，和外国人的关系是费尽心机、花了大量钱财才建立起来的，不必为毫不相干的事，得罪外国朋友。但杜月笙知道，“五卅惨案”激起的反帝怒潮，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在此当口，谁敢反对，势必被吞卷而去，只有顺势而动，见机行事，方是上策。于是他不顾张啸林等人反对，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组织的某些活动，捐出一些款项；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中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等六项表示支持，但对“惩凶、交出主使开枪和开枪凶手论抵”、“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等重要款项却不敢言及，实际上站在对“五卅”运动抱消极态度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一边，“以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虽然如此，杜月笙毕竟未曾公开站到“五卅”运动的对立面去，这除了表明他的狡猾，懂得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公开与大众作对外，在民族观念方面，与后来沦为汉奸的张啸林等人相比，确也有所不同。
（四）极力争取能左右局势的群众
汹涌澎湃的“五卅”运动，令杜月笙心悸，也使他看到上海滩上多达八十万人左右的工人群众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巨大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在工人中扩大影响。于是他费尽心机，力图争取工人对他的好感。除了用威胁利诱的办法，拉一些工人当他的徒弟外，他采用的办法有三：
其一，在工人运动中安插钉子。例如：陆京士便是当年杜月笙操纵工人运动的一个有力助手。陆京士是江苏太仓人，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进上海邮务管理局当邮务生，1925年加人中国国民党。此人权欲极重，为了在上海滩争得一席之地，在“邮务生协会”中混过一阵子。“四·一二99反革命政变后，陆京士在国民党支持下，排斥邮务工会的进步力量，篡夺了邮务工会领导权。”杜月笙对陆京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手段颇为赞赏，时常对他的亲信说；“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真了不起！”并派人搜集了陆京士有关系的人物，给陆京士传话：“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陆京士闻讯，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相当吃得开，工人中迫于流氓势力的威胁，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的也为数不少。结交了杜月笙，无论对他向上爬，还是欺骗工人、打击进步势力，都大有好处。陆京士便拣了一个时间，只身往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为了表示求贤若渴，亲自去门前迎接，大有“倒屐相迎”之态。两人基于欺骗和利用工人群众的共同需要，一见如故，相谈之间，更是互相吹捧，抒不尽的衷肠热心。不久，陆京士便与杨克天、赵书声、张一道、于松乔、刘心权、杨德林、水祥云等十一人一起给杜月笙递了门生帖子，成为杜门之徒。这十一人被称为“十一股党”。以后，又增加了三十九人，扩大组成为“五十股精诚团”。新增加的三十九人，分别拜杜月笙手下的几个大流氓如金廷荪、顾嘉棠、马祥生、谢葆生等人为老头了。
此外，如英美烟公司工会的主要负责人李长贵、顾若峰等，与杜月笙也都有很深的关系。当时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某些国民党机关中，也多有杜月笙的人。如吴醒亚任上海社会局长期间，社会局的四个科长中有三个是杜的门生。其中最早拜杜为师的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陈君毅，其后则有民运指导科主任许也夫、训练科主任汪曼云。许也夫以后经杜月笙介绍任社会局专管“劳资纠纷”的第三科科长时，其下的调解股主任是杜月笙的门徒王先青。通过这些人，杜月笙增加了对工人群众的欺骗性，陆京士便曾在《立报》上吹捧杜月笙是“全国工运萌芽的保姆”。
其二，是将自己伪装成工人利益的维护者。1930年6月，上海法商电水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杜月笙在公开场合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表示支援，并答应代为调解。暗中却接受了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电水公司买办沈叔眉要他设法制止工人罢工的请求，指使门徒李麟书在车务部发起成立“车务部同仁俱乐部”，利用乡土观念，在工人中制造纠纷，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并派出打手以暗杀威胁工会负责人。但这些阴谋未能动摇工人的罢工决心。法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妄图以血腥镇压慑服罢工工人。7月21日，法国巡捕枪击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二十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起来支援。
蒋介石惟恐工人坚持罢工会影响国民党政府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关系，除令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行业的工人支援水电公司外，还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所谓调解。李石曾到上海后，首先找到杜月笙，杜月笙立刻答应替蒋介石分忧。他对罢工工人进一步施展了明为支持，暗行分化的办法。
虽然结果是法国资本家答应只给工人每月增加2.4元工资，但杜月笙和李石曾却极力宣传这是了不起的胜利。
在处理一些民族资本所属企业的罢工事件时，杜月笙更会作态。他往往将双方代表召到他的公馆，既表示体谅资方困难，又表示“同情”工人的处境，在将双方要求逐步压到可行程度时，资本家如仍不同意工人要求，杜月笙还会唱一出“慷慨解囊”的好戏。如某工厂停工，工人要一个月遣散费，资本家想压低至半个月，杜月笙听后说：“厂方的困难是实情，工人的困难也是实情，工人失业后，生活自然大成问题，依我看一个月工资实在太少，至少应给一个半月才可勉强敷衍。”话说到此，工人代表感到意外，资方代表则内心惴惴，不知杜月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欲发言诉“苦”，杜月笙立刻又道：“工厂要关门，当然无力负担这许多遣散费。厂方本来愿出半个月，现在仍出半个月，相差的一个月，则由本人负担。”其实，连杜月笙的门徒也坦白承认，邀他出面调停的资本家，哪一个敢要这“大亨”为其破费，事后对杜月笙掏出的钱当然照补不误。就这样，杜月笙扩大了在部分工人中的影响。
经此苦心钻营，上海滩原来以黄金荣为首的“黄、杜、张”流氓势力，中心实际已转移到杜月笙，只是照顾到黄金荣的“资历”，在姓名排列上，杜月笙才屈居第二。这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