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周刊》曾撰写专文介绍奇异公司执行总裁杰克·韦尔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学管理学院一位教授的话：“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一个是‘通用’的斯隆，另一个则是韦尔奇。但两人比起来，韦尔奇又略胜一筹。因为韦尔奇为21世纪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韦尔奇重视底线和结果是有名的，当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开宣称凡是不能在市场维持前两名的实业，都会面临被卖或被裁撤的命运。很多奇异的员工抱怨韦尔奇的要求太严。无论在生产上打破多少记录，韦尔奇总嫌不够。员工就像柠檬，被韦尔奇把汁都挤干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异的中层主管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这位经理也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算了。”在回程的飞机上，韦尔奇叫人送一瓶高级的香槟和一打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韦尔奇的便条写道：“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星期忙得一塌糊涂。”
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用“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手腕”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韦尔奇是其中高手。
“胡萝卜加大棒”便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这一招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例子。朱元璋史称“雄猜之主”，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他当皇帝后，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唯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是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此，他以各种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朱元璋一旦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对李善长的态度大变。李善长过去被朱元璋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说他“独断专行”。过去朱元璋特许李善长对疑难大事先处理后奏，称赞他为“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就采用又打又拉，伺机清除的手腕。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就借机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示歉意；二是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他来个顺水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出了相位。
二拉。剥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去了对朱元璋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自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国戚。
清朝乾隆皇帝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胡萝卜加大棒”堪称空前绝后。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七十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
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直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文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棒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并没忘了“送胡萝卜”的重要性，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路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网罗文人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推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搞了3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感激皇恩浩荡；落榜的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备至，比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之职；至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奖。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跃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马上由满脸堆笑换为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革职”，重者“立斩”、“立绞”，甚至处死后而“弃市”、“寸磔”，已死的也得开棺戮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当领导的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恩威并施，拉打结合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恩”重将会使人才产生骄傲的情绪，反之，则会使人才偏离群众。“打”重了可能会使人才产生自卑感或逆反心理，反而会为企业埋下一个隐患。所以恩威并施，拉打结合时，领导者要对此保持头脑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