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杜月笙
杜月笙于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高桥镇，旧名天灯下，又称天灯头，位于上海县城东北三十六里处。由于一条黄浦江将上海县横剖为二：江东的地区叫浦东，江西的地区叫浦西。因此，杜月笙以后素称自己为浦东人。当时的浦东，是地地道道的穷乡僻壤。当然，现在那里已经是闻名世界的经济开发区了。
拥挤不堪的吴淞江，多少冒险者从此走上打拼天下的道路杜月笙出生的那一天恰巧是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作中元节，传说是鬼的生日。他的父亲便为他取名为“月生”。许多年后，他飞黄腾达了，章太炎为他改名为镛，号月笙。
杜月笙的父亲叫杜文卿，和兄长一起住在杜家祖宅里。这是一幢矮小的平房，中间是一间堂屋，两侧各有卧室两间，杜氏兄弟一家住一半，各立门户。屋后，有一座小小的园子，种着果树和花草，所以高桥镇的人都称此为杜家花园。
杜月笙来到这个世间时，杜文卿还远在上海的杨树浦。他和朋友合开了一个米店，常年在那里忙碌。妻子朱氏在家里，靠杜文卿赚到的钱糊口度日。
又一年的春天，上海又流行起霍乱。霍乱的灾难虽然没有临到杜家，但朱氏在这极端恐怖的岁月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产后，她由于极度虚弱而死亡。
杜文卿倾其所有，为妻子买了一口白皮棺材，殓下妻子，雇人抬回高桥镇。回到镇上，杜文卿也无法埋葬妻子，只好把朱氏的灵柩，放在离家不远的田埂上，用稻草遮盖起来。
送走朱氏后，杜文卿继续开米店，并和一位姓张的女人相遇。于是，杜月笙又有了一位继母。
1892年，杜月笙5岁了。这一年秋天，上海一带大旱，到了腊月，天降大雪，气温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尚不及医治，便一命呜呼了。
和杜月笙母亲一样，张氏买好白木棺材，已无钱埋葬杜文卿，她带着杜月笙，把杜文卿的棺材放在朱氏的旁边，然后也用稻草覆盖。这两口棺材在那条田埂上放置了许多年。数年后，不知为何，两口棺材之间，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盖住了那两口棺材。
杜月笙发迹后，一心想选择一处好穴，为他的父母落葬。可是，请了几位风水先生，竟然都异口同声地说：
“老先生和老夫人浮厝的那块地方，正好是一处寅葬卯发的血地，只可浮葬，不能入土，因为一旦入土，风水便将破坏无余。尤其是那一棵黄杨树，更是杜门子孙后代荣枝的根源，动也动不得。”
杜月笙本是个迷信风水的人，一听这话，便不再去动父母的棺材，任其继续遭受风吹雨打。直到杜月笙在高桥镇前无古人地建起杜氏宗祠后，也没有把这两具灵柩下葬。
1893年，杜月笙6岁，张氏勒紧裤腰带，让他进了一家私塾，启蒙读书。但刚读了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事起，中国战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进一步加剧。张氏所苦撑的米店，再也无法维持，只好关门停业。张氏带着杜月笙从杨树浦回到了高桥镇。
境遇尽管艰苦，要强的张氏还是节衣缩食，每月拿出五角钱，供杜月笙读书。一连读了三个月，到第四个月必须缴费时，张氏实在拿不出钱来，她抱着杜月笙痛哭了一夜。杜月笙辍学了。
杜月笙在杨树浦读了两个月私塾，在高桥镇又读了三个月，加起来，共是五个月。所以，后来他对人们谈起，总是说小时候只读过五个月的书。
厄运接着又来了，1895年，爱杜月笙如己生的继母张氏突然失踪了。杜月笙无人照料，只好哭哭啼啼，找到了外婆家。
杜月笙长到13岁时，便开始偷鸡摸狗拔蒜苗，吃喝嫖赌抽大烟了。高桥镇上的人遇到他不是打便是骂，杜月笙再也呆不下去了。
1902年春天，上海浦东正是江南三月、莺飞草长的时节，到处柳绿桃红，蜂飞蝶舞，一派迷乱人眼的景象。一个细高的少年，在一个清早走出了高桥镇，向上海县城进发。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白发皤皤、两眼流泪的小脚老太太。
这少年，便是杜月笙，小脚老太，是他慈爱的老外婆。
这一年，杜月笙才15岁。
出了高桥镇，走过庆宁，祖孙二人不知不觉来到八字桥。
此时，他们已走出十多里地，老外婆实在走不动了。
“外婆，你回去吧。”杜月笙哽咽着说。
“我不放心呀！”外婆放声大哭起来。
杜月笙也哭了，哭声嘹亮。
“外婆，高桥镇上的人看不起我，说我是小瘪三，不能成人。这回去上海，我一定要捞下世界，然后风风光光地回来，让他们眼睛红得滴血。”
说完，他猛地跪倒在外婆面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双手扶定老外婆，凝视很久，说：“外婆，多保重！”他一抹眼泪，飞快向上海县城奔去。
1904年，杜月笙17岁。这一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沪上震动。同时，黄兴组织的华兴会，在湖南起义失败，消息传到上海，民众为之热血沸腾。此时，因为美国人虐待童工，上海人民倡议抵制美国货。
此时，杜月笙正在鸿元盛水果行做事。由于杜月笙喜欢到游行队伍中看热闹，走在队伍里，也喊几声口号。这被鸿元盛老板看到了，跺脚大骂了一通，便把杜月笙赶出水果行。
1907年，20岁的杜月笙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潘源盛水果店做事，在这里，他可以按月支领一份薪水，一年三节，还有花红银钱可分，应该说，杜月笙也该知足了。
然而，上海滩是个光怪陆离、波谲诡秘的花花世界，是一口藏污纳垢、五花八门的大染缸，处处充满诱惑，处处充满罪恶，杜月笙因其性格本性，而毁了内心中的堤防，投身到了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之中。
在潘源盛水果店附近的街坊以及水果市场的同行，有的世属沪上，有的来自乡间，他们都比较天真，玩不出花样。杜月笙和他们相处，反倒显得远比他们成熟。
因为他曾受过苦难的磨练，同时又与高桥镇上的一批浮浪弟子深交过，胆子大，谋略多，遇到纷争敢出头，为双方摆理能摆平，常常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他在那一帮小朋友中间崭露头角。
“请月笙哥评评理。”那帮小朋友一遇纷争，往往先说出这句话。
杜月笙的声誉逐渐在法租界八仙桥水果店一带展开。就当年的地势而言，这一带恰好是大上海的中心地带。
就在这个时候，杜月笙结识了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自诩是嫖赌两道中的斫轮高手，经常在杜月笙面前大谈其嫖经与赌经，逗引得血气方刚的杜月笙心痒难忍。
这人是谁？他便是“套签子福生”陈世昌。
开始，杜月笙不停地告诫自己：到那种地方去，干不出好事来。万一搞不好，身败名裂，眼前的饭碗，还可能又被敲掉。
但是，有一次，陈世昌却和他打起赌来：
“杜月笙，你要是有种，跟我一起去白相！倘若你能过赌场而不下注，看见光屁股姑娘不动心，那你才算是君子！”
“这算什么？去就去！”杜月笙信心十足地去了。
结果，罪恶吞噬了他。
杜月笙不但下了注，而且越赌越上瘾；不但动了心，而且越干越想干。
杜月笙先从设立马路上的赌摊赌起，掷骰子、押单双，赌法单调。他觉得这太不过瘾，又钻进赌棚去呼幺喝六，推牌九，搓麻将，有一度他还迷上了三十四门押其一，中了获利三十倍的花会。从制钱、铜板，他一直赌到分子、角子、银洋。
后来，这赌就成为杜月笙的终身爱好之一。抗战前他在家中每日设局，一场输赢，高达三五十万。
至于妓院，上海的妓院分为三等，长三、幺二和低级烟花间。20岁的杜月笙，不敢上长三堂子，也逛不起幺二堂子，他只有在那些拉客野鸡、肉身布施的烟花间里流连徘徊。
不久，杜月笙就拜了陈世昌为师，算是入了青帮，为“悟”字辈。
和杜月笙同时进香堂，入青帮，拜陈世昌为“老头子”的，大概有十多个人。这十多位“同参兄弟”中，后来闻名上海的除杜月笙外，还有马祥生和袁珊宝，而其中尤以袁珊宝和杜月笙最为接近。
当时，上海滩辈份最高的青帮人物是“大”字辈，只有几人，在青帮中可谓举足轻重。但上海滩还有一个人物比“大”字辈还吃香，他就是黄金荣。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黄金荣是个“空子”，按规矩，是不能开堂收徒，但黄金荣除外，他不但开了香堂，还有许多人拥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尊他为“老头子”。
黄金荣自己曾常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
“空子”开堂，不但收了许多弟子，却还有不少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也当了他的徒弟。这些在杜月笙看来，是高不可比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日后自己会荣幸地成为黄大老板的徒弟。
却说杜月笙自从拜了陈世昌为师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嫖、赌两道上，他又算是进步了不少。
黄金荣与亲朋、好友的留影但问题来了，首先发生的严重问题是经济问题。起先在潘源盛水果行规矩做事，省吃俭用，一月拿几块大洋薪水，还能够添置些衣服鞋袜，把自己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如今沉溺于嫖和赌，而且迷恋日深，时常留连，那屈指可数的几块大洋，又怎么能够用呢？
但不久机会来了，杜月笙遇到了救星，此人便是“饭桶阿三”黄振仁。
有一天，黄振仁看到杜月笙正袖拢着双手，百无聊赖地闲逛，便跑过去拍拍他的肩头，很诚恳地说：“月笙，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事情，如果你有心向上，我可以荐你一个地方，你想去吗？”
杜月笙懒洋洋的，抬头望他一眼：
“什么地方？”
“同孚里，”黄振仁压低声调，“黄金荣黄老板的公馆。”
乍一听，杜月笙简直不敢置信，像他这样一个默默无闻，潦倒不堪的穷小子，能够踏进同孚里，上得了黄大老板的门？
黄金荣三个字，当时的上海滩，早已如雷贯耳。在小白相人的心目中，一方面畏之如虎，一方面又衷心仰慕。法国巡捕房里的这位华探头目，财势绝伦，八面威风，高高在上，几不可攀，杜月笙能到他的公馆里行走吗？
同孚里距离民国路不远，一排两层楼的弄堂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法租界里叫得响的人物。杜月笙不知几次走过弄堂门口，他总是远远地探望两眼，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他曾眺望同孚里附近，那里人来车往，门庭若市，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谁不是挺胸凸肚，趾高气扬，他们出手大方，醉生梦死。
当时，杜月笙有些呆了，黄振仁连声叫他，才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能跟随黄老板，我当然愿意，只是怕我自己不行。”
“行，你肯定能行。”
“我还是有些担心。”
“不用担心。你现在去收拾行李，我马上带你一道去。”
到了和黄振仁约定的地点，见了面，略谈两句，杜月笙便跟着黄振仁往同孚里走。
紧张中，杜月笙和黄振仁一同进了同孚里的总门。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一边有一条红木长板凳，凳上坐着五六名彪形大汉，穿着一色的黑云纱褂裤，微微掀起的袖口，手臂上刺的青龙隐约可见。
穿过过街楼，黄振仁对杜月笙耳语道：
“他们都是黄老板的保镖，在弄堂口随时等候差遣。一旦老板要出去，他们统统要跟着出去。”
杜月笙想，我到这里，保镖饭是吃不上的，这帮家伙，胳膊比我大腿还粗。
走进黄公馆的大门，只见门廊下，天井里，到处是人。黄振仁不停地打招呼。有时，他又命杜月笙站住，叫谁一声。
杜月笙原本紧张，此刻更加迷迷糊糊，头昏脑胀。从大门口到客厅，一路上碰见几个人，黄振仁叫他如何称呼，他一点也没有记住。许多年后回忆时，他常常笑自己当时太小家子气了。
黄公馆的客厅，布置得中西合璧，百彩纷呈，红木炕几，垫着大红呢毡，紫檀木的八仙桌与靠背椅，覆以鱼虫花卉的湘绣围披，波斯地毯，上置红丝绒沙发。
四面墙壁，层层叠叠地挂满了名家字画，楹联立轴，王石谷的大幅山水，和西洋裸女横陈图，遥遥相对，几张洋文奖状，高悬在何绍基的屏条之上，正当中是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面人物如同真人大小，栩栩如生。两旁悬着一副泥金绣字长联：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照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老板，”黄振仁走到一张方桌前，朗声说：“我介绍一个小伙子给你。”
“噢！”一个方头大耳，嘴巴阔长的矮胖子应了一声，转过脸来，目光越过黄振仁的肩头，落在杜月笙的脸上。看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蛮好。”
杜月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黄金荣和颜悦色地问。
此时的杜月笙已镇定下来，见黄金荣如此和蔼可亲，胆量陡增。
“小的姓杜，木土，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
月生是杜月笙的乳名，也是他发迹前用的名字。后来，他平步青云，才有章太炎为其另题雅号。
“生”上加竹字头，取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从而改称“月笙”。同时，又以同疏：西方之乐谓“镛”，于是他便名镛。不过，他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小一颗金圆章，上面刻的阳文篆字，却仍还是“月生”。
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杜月笙在黄金荣面前通名报姓，黄金荣一听，当即哈哈大笑，向在座的几位客人说：
“真是奇怪，来帮我忙的这班小朋友，怎么个个都叫什么生的？苏州有个徐福生，帮我开老天宫戏院，前面还有金廷荪、顾掌生，厨房里有个苏州人马祥生……”
主客谈笑风生，一室生机盎然，杜月笙神态自若，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无意间往桌子上一望，他眼睛立刻瞪得滚圆，怎么像黄老板这样的大佬，也和自己一样赌挖纸牌呢？
后来，杜月笙就知道了，黄金荣一生好赌，五六十年从未间断过。
在牌桌边上谈的时候，黄金荣的轻松随和，使杜月笙如沐春风。杜月笙觉得，黄金荣身上有种无形的力量，能牢牢地吸引住他，让他为他去肝脑涂地。
黄振仁唯恐吵扰了黄金荣的赌兴，此时见好就收，提出告辞。
黄金荣似笑非笑，眼睛望着杜月笙，说：“马祥生，你认得吧？”
“是的。”杜月笙忙答道。
“你去找他，和他一道住吧。”
几个月后，杜月笙发现，掌握黄宅大权的，不是黄金荣，而是桂生姐。
杜月笙是何等乖巧之人，便改攻方向，在师母身上用起功来……
桂生姐每顿饭后，杜月笙就送上削得滚圆雪白的梨子或苹果；桂生姐抽鸦片烟，他就打出不大不小不长不圆的烟泡；桂生姐搓麻将，他在一边出主意使眼色，递毛巾擦脸。甚至桂生姐洗完脚，他也会抱着那小脚指丫修趾甲涂趾甲油。
苍天不负苦心人，半年下来，杜月笙便博得师母桂生姐的欢心。她觉得这条小光棍既忠心又灵活，开始外派差使，叫他去黄金荣开的戏院收盘子钱——当时戏馆里的前座和花楼包厢座位前，除香茗外还摆上果品，供观众享用，任你吃不吃都得付钱，而且价钱昂贵，这是一笔好收入，行话叫盘子钱。
接着，桂生姐又派他到妓院去取月规钱，到赌场去“抱台脚”。
杜月笙收到这些钱款后，当即回黄宅，把款子如数上交师母，分文不差。直到这时候，桂生姐才把他视为心腹，把自己的私房钱由他去放“印子”——高利贷。
不久，桂生姐又让杜月笙参加了“抢土”的班子。
杜月笙在“抢土”班子里，不仅揭发了“歪脖子”私分大烟土的事情，还只身擒住窃盗黄公馆大烟土的窃贼。此后，杜月笙开始和鸦片烟发生关系了。
黄金荣在法租界里，一向以兜得转，吃得开，破案最快而著名。有一阵子，他却被一连串的“黑吃黑”、“抢土”、“窝里反”等神秘恐怖的案件，闹得头昏眼花，束手无策。由于法租界当局对他逼得太紧，他极为苦恼，不为别的，就怕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这一连串的神秘怪案，全部是由于鸦片烟而引起的。
鸦片烟由远洋轮船从海外运来，为了避免码头上军警的检查，必须先把违禁的鸦片烟卸下来。他们卸货的方式非常巧妙，算准了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把装满烟土的麻袋一只只往水里抛。
“土麻袋”浮在水面，体积大，目标显著。等到潮汐退时，水势倒灌，或由舢舨捞起运走，或由预伏在岸边的好手，利用竹竿挠钩，再一袋一袋钩上岸。
这个秘密很快被其他人知道，他们立刻如法炮制，驾舢舨的驾舢舨，使挠钩的使挠钩，照样“接土”。一捞到或是一钩到，上了岸装上车子就跑。江面宽阔，土商人手少，有时在江上遇见了，也无法可想。上了岸，英界、法界、华界，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你找谁去？
当时的土栈，都设在新开河民国路一带，因为这里为华洋接界处，便于掩护。土栈运货，把鸦片分装在铁皮煤油箱里，由土栈里一箱箱的搬进搬出。
抢土者便在光天化日之下，驾着马车，车中藏有原先装货的煤油箱外套的木匣子，在运货的队伍附近转悠，瞅准一个机会，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木匣套在煤油箱上，搬上马车就逃，令运土者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无法追赶。
这种抢法，叫“套箱”。
另外还有拦路抢劫、打闷棍等，令土商防不胜防。当年上海最厉害的“抢土”者，是“大小八股党”。
上海的弄堂房子，前门和后门同样的重要，两者都是出入通道。只不过进进出出的人，走前门和走后门，身份地位及接洽的事情大不相同。
事事留心的杜月笙，到黄公馆后，很快看出黄公馆有两大系统。常走前门的，江南制造局设计制造的吃水浅、载重量大、行驶长江上游的客轮是黄金荣公事上的客人和兄弟，在后门厨房进出的，是杜月笙的小兄弟们。其实厨房是变相的客厅，而马祥生这个打杂的就是联络员。
杜月笙经过多次观察发现，黄公馆明里是黄金荣办公事，暗里则由桂生姐策划指挥。实际上，桂生姐要比黄金荣忙得多。她在忙什么呢？她忙的居然是“抢土”、“包赌”。
抢土案件越来越多，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杀人伤人涉及刑案，捕房不能不管，但却又无从下手。外国人无法，只能责成黄金荣尽力破案。
黄金荣请来相关人士，秘密会商，当他洞悉内情，他顿时便感到这案子十分棘手。有这么一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源，那些江湖朋友怎能罢手不干呢？所以，黄金荣一连多日唉声叹气。
桂生姐见他这么烦恼，便再三追问。黄金荣把事情一说，桂生姐不觉怦然心动。她觉得，这“土”里的确大有文章可做。
要想做无本生意，再没有比“抢土”更简单便利、利润惊人的了。抢到一袋或一箱土，便是洋元上万，而且所冒的风险并不大。桂生姐经过一夜的深思，想出了一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办法。同时，她舌翻莲花，说服了她的探长丈夫。
黄金荣答应按桂生姐的办法去做，由他和桂生姐兵分二路，双管齐下。
桂生姐的意思，土商那面，因是违禁贩毒，纵使损失颇重，也无法公然出面，请求捕房查缉。同时，他们都是久闯江湖的人，应该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做这么大的发财生意，落下点甜头给当地码头上的兄弟吃吃，实在算不上什么。
何况，万一两虎相斗，事情闹穿，吃大亏的必定是土商他们自己。一天损失几包土，权当抽头纳税了。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抽大烟的人有的是钱。
捕房方面也有两重顾虑，一是因为抢土杀人，出了刑案非办不可；另一方面，他们都暗中得过土商的好处，也要对上商有所交待，所以，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
但是，如果黄金荣保证不会发生刑事案，而土商也“深明大义”，不再追究的话，外国人就会感觉很好。
抢土的人，三教九流，本地的“好汉”，外来的“英雄”，可以说是庞杂歧异，无所不有。这种乱哄哄的现象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桂生姐的授意下，黄金荣专门组织了一支“别动队”，半公开地武装押送烟土，土商们每次出一部分“土”作为保护费，由黄金荣收取。
那些单独行动的各路劫贼，与黄金荣的别动队较量过几次，都大败而归。反过来，不少人只好求黄金荣，赏口饭吃，黄金荣便把这些人也拉进了别动队，长期护“土”，定期发“土”。这一下，黄金荣的油水可足了。
桂生姐不但要丈夫公开分“土”，自己也加入到抢土行列。
杜月笙这次十分有幸，成了桂生姐的左右膀。
有人向桂生姐报告，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沈杏山和水警营、缉私队的郭海山、戴步祥、谢葆生等人，利用工作之便，从抢土到包运烟土收保护费，全包了下来。收到了浮财，除一部分奉送给洋人之外，其余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这帮家伙个个嘴角冒油，腰缠万贯。
桂生姐听完，愤愤地说：“这块肥肉，绝不能让沈杏山那帮人独吞！月笙，我限你三天，一定想出办法来！”
杜月笙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个主意，请师母定夺。”
杜月笙见桂生姐点点头，便凑到她身边说：“沈杏山那帮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谢葆生便不满沈杏山的霸道，如果我们把谢葆生拉过来，作为内应，那我们就可以掌握他们每次运土的时间和地点，到时候，抢起土来，不就十拿九稳了。”
“怎样能把谢葆生拉过来呢？”
“师母，你不知道，这谢葆生和我有生死之交。”
“说来听听。”
原来，杜月笙还在签子福生手底下混的时候，谢葆生一次因为嫖一个妓女和陈世昌争执起来，双方便大打出手。谢葆生不敌，拔腿便跑，被陈世昌等人捉住了，对他要施“扒皮”、“抽筋”的大刑。
正在就要执行之际，杜月笙心中不忍，便下跪求情，谎称谢葆生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救下他这条命。从此后，俩人关系日渐亲密，结成刎颈之交。
桂生姐听完杜月笙的叙述后，便说道：“以后，这方面的事情全权由你负责。”
杜月笙还真没让桂生姐失望，第一次出手便抢得乌黑锃亮的“川土”足足有两千两，让桂生姐乐得嘴都合不拢。
以后的每次抢土，杜月笙都安排得天衣无缝，次次成功。
杜月笙的地位在黄公馆大大提高了。他不但成了桂生姐的左膀右臂，而且还成了黄金荣大小事情的智囊，来到黄公馆的达官贵人、富豪巨贾都得由他接待。
坐在黄公馆里，看着整日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杜月笙觉得，自己绝不能够一辈子呆在这里。否则，就是到死，他也只不过是精明、称职的管家而已。
“我要有自己的公馆！要有自己的汽车，自己的司机，自己的秘书，自己的管家，自己的一切！”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漫步在黄家公馆后院的湘妃竹间，望着月下森严的房舍暗暗发誓。
那段日子，杜月笙心里常常蠢蠢欲动。他三天两头走出黄宅，一家妓院接一家妓院去寻找，寻找那些让他看着更加冲动的妓女。他只要看见满意的，从不在乎多少钱。
他太需要发泄了。他心里的欲望之火越发泄越旺。他自己常常担心，自己是否会被这把火给烧死。
杜月笙的这一切，被桂生姐看在眼里。她以为，杜月笙如此，仅仅是因为需要女人。她想，这是一个得力的干将，必须牢牢抓在手中，要是老让他在外面睡妓女，被一个女奸细勾上，就坏大事了。
必须给他安家找女人，稳住他的心。不过，女人也难免会吹枕头风，要是找得不恰当，便会从自己手里把他拉出去。这样当然也不好。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牢靠的办法——把自己苏州的亲戚沈月英嫁给他。
有一天晚上，桂生姐躺在后院藤椅上，杜月笙陪坐在一旁说着闲话，同时操着一把水果刀，手指灵巧地给师母削着苹果。
“月笙，你要交好运了！”桂生姐神秘地说。
“嗯？啥好运？”
“看你两颊红红的，可是要交桃花运啦！”
“师母，别开玩笑了，哪里有什么桃花运？”
“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看上次来做客的苏州阿四，怎么样？”桂生姐不理会他的话，马上说到实质性的问题上去，“要是不嫌弃，我做主把她娶过来。”
杜月笙知道，这姑娘叫沈月英，小名阿四。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好是好，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落脚之处，在灶披间，能结婚吗？”
“嗳，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办喜事的一切费用、新房、酒席，我全给你包了。”桂生姐接过杜月笙递过来的一个削好的苹果，咬了一口说：“不过，你得有良心，以后可别忘恩负义哦。”
“我怎么会呢。”
“好，你明天就去找人写个帖子，这两天，我选一个吉日，叫老头子正式收你为徒。以后什么事，我们夫妇都能给你顶着。”
杜月笙来黄公馆做事，和许多下人一样，叫黄金荣师父。
其实，他们都没有递过帖子，不能算是正式的徒弟。
三天后是个吉日，黄金荣在同孚里黄公馆的客厅，接受了杜月笙三拜九叩的大礼，并接过他的门生帖子。
当夜，桂生姐让黄金荣快活过一番之后，问：“你说，杜月笙这小伙子如何？”
“绝顶聪明，没说的。”
“我也觉得他将来定会有大出息。所以，我不但叫你收他为徒，而且还要把苏州的阿四许配给他。”
“倒也合适。”
“过几天我就想把这事办掉。你这做师父的，打算怎样帮忙？”
“要用钱，叫他到账房里去拿，要面子，对外就说是我亲自做的媒。”
桂生姐笑了笑，摇摇头。
“这样还不行，你要怎么办？”
“我要你帮他做一件事情。”
“哪件？”
“法租界的三只赌台，你拨一只给月笙，让他自己有个财源。”
黄金荣有些为难了：“他能撑得起台面吗？”
其实，黄金荣说的是真心话。所谓赌台。实际上是一家规模宏大、包罗万象的赌场，开赌场的，都是拥资百万，财富惊人的广东大亨。
说起来，令黄金荣对杜月笙另眼相看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年冬天，黄金荣的小生日，按照惯例门徒等手下人都要备好礼物前来拜寿。但杜月笙并未到来。黄金荣有些纳闷，便问左右：小赤佬那怎么没来给我拜寿？知情者说：小杜这几天生意不好（指没有抢到鸦片等），一些小弟兄伙食开不出了，小杜把自己的衣裳送到当铺去换钱了，没有衣裳所以不能来祝寿了。黄金荣听了，不禁叹道：小杜为人还真讲义气啊。
现在要拨一只赌台给杜月笙，那就要他负责一片赌场的安全，而这种所谓的安全，不仅仅是抱台脚，保保镖，免得被人抢砸、偷盗、讹诈，而是要把上自外国衙门，下自强盗瘪三、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的人，全都摆得平，拢得转，使得赌场安然无事，闷头发财。
桂生姐觉得黄金荣也不是说的没有道理，便降低了标准，说：“这样吧，先拨一只赌台，暂时要他管理，先查看一段时间，如果玩得转的话，就拨给他；如果玩不转，再收归己有，不行吗？”
黄金荣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
杜月笙自从掌握了这一只赌台后，便兢兢业业，四方周旋。结果他的赌台不但能正常运转，还比金廷荪和顾掌生那两只赌台的利润还要丰厚，桂生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当即决定，这张赌台以后就拨给他了。
1915年的春天，杜月笙结婚了。黄金荣做了媒人。初出茅庐的杜月笙对黄金荣忠心耿耿，为黄金荣在上海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诸如涉足鸦片业壮大实力，策划张啸林的加盟等等。
拉拢张啸林
除了杜月笙投师黄门，对黄金荣的势力增加起到很大作用外，还有一个人的加入，使黄金荣获得了统治上海的皖系军阀的某种庇护，地位更加特殊。这个人就是张啸林。
1877年6月14日阴历五月初四，杭州湾的气候已渐渐热起来。在通往原属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乡村的田间小路上，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人，身后背着木工工具，正迈着疲乏的步子，往家里走去。
当他听见从自己破旧的茅屋里传来婴儿的阵阵啼哭声时，不由地加快脚步，气喘吁吁地向家门口奔了起来。这个原来日子过得就比较清苦的木匠家庭，从这天起又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张啸林。
张啸林，排行第二，哥哥叫大林，故父母为他取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为寅。啸林这个名字，是他在上海当流氓出了名后才改的。因为张啸林乳名阿虎，取“猛虎啸于林”之意，以显示其“高雅”。
1897年，张啸林20岁。全家在乡下实在难以度日，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到离慈溪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杭州拱宸桥。张啸林与大林一起进了杭州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
但是，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同地痞流氓为伍，不时纠众滋事，寻衅打架，不几年，就被机房老板开除了。
1903年，张啸林迫于生计，考入了浙江武备学堂。在校与同学周凤歧、夏超、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这是后来他能够同一些军阀勾搭上的由来。
说起张啸林和张载阳的相识，还有一段故事值得一提。
张载阳是浙江兰溪人，这年春节过后，张载阳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一手拎着一只藤条箱，一手提个铺盖卷儿，从南星桥码头上岸后，好不容易从一大群挑夫、车夫、旅店拉客人的包围中冲了出来，将行李放在一爿茶馆门口，站定喘口气。
当他用袖子管擦擦额上的汗珠，弯腰伸手去提藤条箱时，却被一只穿双梁棉鞋的大脚踏住了。
“先生，这是我的箱子，请挪开脚。”
“放两块龙洋出来，我们给你搬。”一个戴毡帽的无赖开口说，还对身后的另一个无赖挤了挤眼睛。
“我自己的行李不需要别人效劳。”
“效劳不效劳，都得付两块龙洋。”
“要是不给呢？”张载阳火了。
“休想拿走箱子。”
“真的吗？”
“你试试。”无赖说着左脚用力一踹，啪嗒一声竟把藤条箱踏扁了，接着，那无赖又飞起一脚，将箱子踢出丈把远。
张载阳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想不到刚踏上杭州的地皮，便受这般窝囊气，怒从胆边生，提起右腿，朝着那无赖的裤裆底下狠命踢去。
“啊哟！”那无赖一声惨叫，便弓着身子，双手捧着被踢碎了的卵子缩成一团，痛得在地上打滚。旁边几个无赖见同伴被踢，便一拥而上，混战起来。
几个无赖围着张载阳厮打，那张载阳却毫不畏惧，只是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孤立无援，难以取胜。
正在这危急时分，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有个粗壮青年跳进圈内，反手从后背抓住一个无赖的衣领，将人高高举起，往屋边的露天茅坑里一扔。扑通一声，无赖一头栽入臭大粪坑里去了。
旁边的几个同党见了，吓出了小命，一窝蜂地四散逃走了。
这粗壮青年便是张啸林。他今日去投考武备学堂，恰巧路过这儿，拔拳相助，与张载阳正好一路。他们一道考入学堂，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浙江武备学堂是个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张啸林在入学以前已染上了地痞流氓的恶习，入学后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而是用在与官府衙门的勾搭上，想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流氓势力。
他还未毕业就离开了浙江武备学堂，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探目李休堂为先生，充当李休堂的跑腿。
不久，他依仗地方官府的支持，在拱宸桥一带开一爿茶馆，以此作为结交地痞流氓、聚赌敲诈的据点。
1907年，张啸林结识了杭州一个外号叫“马浪荡”的江湖艺人。马浪荡本名叫陈效岐，原是个唱滩簧的。
滩簧是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流行的一种曲艺。陈效岐每次出堂会，就让张啸林帮着扛丝弦家什，演完一场后赏他几文钱。
次年10月，在清政府曾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杭州人王文韶病死。出殡那天，陈效岐受雇扮戏参加送葬行列，张啸林便伴在陈的身边。
出殡队伍经过日本租界清河坊，张啸林无意撞倒了一位看热闹的日本小孩。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住在清河坊的日本入倾巷而出，拦住王府的孝帏，强行勒索赔款。
送葬的人气愤不平，双方争执不下。
这时，张啸林大喝一声：“开打！”成百上千的掮执事、骑顶马、吹吹打打各色人等，立刻像潮水一样地冲向日本人，吓得日本人回头便跑，纷纷关上大门。
待到出殡诸事完毕，队伍解散，张啸林又约了数十个艺人和以前的机房朋友，开回清河坊与保佑坊，看见日本人开的店铺，不分青红皂白，冲进去便又打又砸，掀起了一场较大的风波。
事后，杭州官府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决定惩办带头闹事者。
陈效岐为保护张啸林，以滩簧先生首脑的身分，挺身而出，结果被判在拱宸桥头，披枷带锁，示众一月。
陈效岐的枷锁示众，更激起杭州人民的反日情绪。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一致拒买日本货。日本人难敌群愤，只得相继迁出清河坊。
经过这件事件，陈效岐十分赏识张啸林，并与张结成了过房亲家。
然而，此时的张啸林仍然不改聚赌诈骗的恶习。
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之际，他便雇用小帆船一条，到杭嘉湖一带，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引诱农民赌博，设计骗取农民钱财。乡间农民受到张啸林的欺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引起了广大农民极大的愤怒。
为此，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杭州府与钱塘县均曾出签访拿张啸林，但终因一班衙役都受过张的贿赂，屡屡通风报信，使张啸林几次避过风头，逍遥法外。
但后来有一次，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对旗人大打出手，险些酿成命案。他怕被官府捉拿，逃到了绍兴安昌镇，投靠他的老朋友在安昌任巡官的翁左青。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旋即杭州光复，张啸林托人探得自己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杭州。
辛亥革命后，张啸林参加了“三合会”，做一名普通的门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洪门大哥杭辛斋，并靠杭辛斋的关系，利用一批旧日的机房朋友做班底，逐渐发展成为颇有声势的一霸。
有一天，张啸林在朋友家吃了几杯喜酒，心头已有三分醉意。在回家途中行到拱宸桥附近，看到有几个人合力殴打一个人，便上前劝说。那几个人看到张啸林多嘴，就不问青红皂白，围起他打了起来。
张啸林原是练过拳脚的，什么场面没经过，见三人打来，一脚踢去，正踢中一个人的睾丸，那人当场倒地而身亡。他知道又闯了大祸，急忙挣脱身来，也不敢回家去，连夜离家逃往上海。
张啸林逃到上海后，就落脚在小东门外东昌渡一带码头上，更名“林生”。后来，经同乡投机药商黄楚九介绍，张啸林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由于有些文化，他很快熟记了“海底”术语，下一辈的流氓都称他为“张爷叔”。
张啸林的外貌与黄金荣、杜月笙略有不同。他中等身材，圆头大耳，长着一对豹眼；两颧高，双颊陷，颈子特别长，清瘦中有些杀气，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他浑身蛮力，且凶狠毒辣，因此门徒捧为“张大帅”。
张啸林于是把上海当成第二故乡了，他还传信到家里，让妻子娄丽琴偷偷来到上海。
张啸林在东昌渡码头，最初是与杭州锡箔船商打交道的。因杭州锡箔船商见张啸林在码头上的流氓帮里有些路子，就和他商量，为保护每船来货在码头上不受损失，愿按来货所值拿出若干，作为保护费。
张啸林见有油水可捞，就在十六铺码头上的流氓群中寻找合作者，结果和杜月笙相识，于是，两人便同流合污起来。
杜月笙把杭州锡箔船商的货物引渡到“小浦东”卸货，从中收取保护费。这事很快被其他的流氓得悉后，就互相勾结，纠众前来明抢，双方发生了一场恶战。
杜月笙这帮因寡不敌众，被其他流氓打得落花流水，各自奔逃。杜月笙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张啸林把杜月笙背到自己租的房子中，延医诊治，并悉心调养，不久，杜月笙便恢复了健康。因此，杜月笙对张啸林的救命之恩，终生难忘。
这期间，通过杭州湾来的小痞子，没有必要交往，便就此不来往。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但外省的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通过张啸林等人的关系，纷纷到别处卸货，这就等于砸了稽征吏的饭碗。
这班稽征吏到处打听，原来是张啸林在船商中暗地捣的鬼，砸了他们的饭碗，决意要把张啸林擒到手，结果他的性命。
一天，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被驻该处的稽征吏发现，就立即纠集十余个稽征巡警，不问情由，把张啸林拽进稽征局内捆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准备夜深人静时，把他扔入黄浦江中淹死。
当天下午，张啸林的老婆娄丽琴得知他被稽征局捉去，便急忙找到杜月笙，求他及早设法营救。杜月笙听说后，一面叫手下弟兄到稽征局打听虚实，一面和几个头目商量如何营救张啸林。
大家认为，如果白天去抢救张啸林，稽征局里有几枝老爷后膛枪，难以得手，不如等傍晚时分，巡警们都下了班，再冲将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大家计议已定，随即挑选了数十个流氓，到了晚上，杜月笙和李阿三率领流氓一齐冲入稽征局，救出了张啸林，然后一哄而逃。
张啸林脱险回家，休养了数日，打听到捕他的头目“金狮狗”原是一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为了要报仇雪恨，他就请三十六股帮流氓头子“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
“吊眼阿定”见“金狮狗”倚官仗势，勒索船商们的钱财，也非常看不入眼，于是答应了张啸林的要求。
一天上午，金狮狗照例出来巡查商船，正独自走到江边时，突然前后窜出十几个人，不问情由，把他掀倒在地，一顿拳脚，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江边，一声号子，奋力往江里一抛。
此时，江畔正好泊来一艘大粪船，只听“扑通”一声，金狮狗被抛到大粪船中。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已饱尝了大粪的滋味儿。金狮狗爬出大粪船时，张啸林等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上海呆不下去了，张啸林只好携着妻子又回到了杭州。
1919年8月14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故，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迁，护军使则由卢系大将何丰林继任，江翰廷任护军使署秘书长，刘吾圃任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张载阳升任浙江省省长。
由于这批分居要津的大官，与张啸林有私交，张啸林便有了强硬的靠山，他觉得，又该来上海了。上海这片天地比杭州广阔多了，能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发展。
到了上海。听说以前的老朋友杜月笙已在黄公馆发迹了，便马上拜访，并要求杜月笙把自己荐在黄金荣的门下。
黄金荣在得知张啸林与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等关系密切后，也想招徕张啸林入伙，黄金荣与张啸林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于是在1919年，张啸林将全家迁至上海。
就这样，上海三大亨的雏形形成了。
从此，黄金荣集团不仅以租界的政权为护符，在流氓争霸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又进一步获得了军阀的庇护，势力更加膨大。
“三大亨”格局形成后，近代上海又出现了一大批由他们衍生出的小流氓。这些流氓聚众结伙，触角伸到上海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时在各自地盘上称霸的流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码头霸
旧上海黄浦江畔建有许多卸货码头，雇佣了许多搬运工人。青红帮出身的工头，在外国人指使下，凭借流氓势力成了码头霸主。其中势力较大的有：绰号“大刀关胜”的沈关生，三井煤栈码头霸头李茂龄，人称“码头春宝”的张春宝。这些人手下徒弟均在一千人以上。码头工人劳动强度很大，霸头不劳而获收取搬运费的60%，工人仅得少量报酬，谁敢不服，就会被恶势力殴打驱逐，甚至有生命危险。此外，霸头还在码头上横行不法，欺诈旅客，将码头上木板改为活动板，旅客下船时只要将行李放在码头上，稍有不慎，如转身叫车，行李便不翼而飞，事后霸主与得手的徒弟分赃。
（二）人贩霸
上海流氓贩卖人口有两种：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男孩的后台老板，是前海宁路虹口汇司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他出身青红帮，手下徒弟两千余人，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将人口拐卖到广东。贩女孩的头目中，尤阿根势力较大，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青红帮出身，手下有数千名徒弟。他们把女孩拐到手后，卖给福州路一带十几家妓院。温州人陈鹤明充当蛇头，勾结上海潮州帮三合会等，贩卖人口去国外。1930年至1936年间，仅向南美一地，就贩运五万多人。
（三）渔市霸
1934年前，上海渔市集中在小东门法租界一带。每天从外地云集许多装鱼船到渔行码头卸货。每天清晨，全上海菜场渔贩数千人，到小东门向渔行批购。上海海鲜业同业公会黄振亚，本系无业游民，只因拜了黄金荣为师，便利用黄的势力拉帮结伙，欺行霸市，垄断货源价格，成为渔市一霸。
（四）菜场霸
旧上海菜场也有恶霸。30年代最热闹的菜市，要数虹口三角地菜场和法租界麦兰区菜市。菜场内摊位位置不同，会影响生意好坏，有些流氓头子乘机垄断牟取厚利。法租界有个徐海涛，曾拜杜月笙为师，他狗仗人势垄断好的摊位，每月转租给别人，可净得千元。
（五）人力车霸
人力黄包车是旧上海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当时人力车霸主多数是大流氓顾竹轩的徒弟。法租界有个探长金九龄，手下有徒弟三千人，仅在陕西南路一带就有人力车一百多辆。租车人一旦生意不好，就会被取消租车资格，甚至惨遭毒打。
（六）走私霸
旧上海走私特别严重，多由青红帮组织操纵。这个组织规模庞大，与海关、外商轮船公司、租界警务司等关系密切。外滩爱多亚路附近有家吴记运输公司，白天很少有活动，一到夜间，就有十几只小艇从外轮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码头上，再由吴记公司用卡车运到洋行存放。这个公司老板吴志龙，参加过青红帮，拜过黄金荣为师。
（七）粪霸
民国时的上海卫生设备很差，绝大多数人家均用马桶。每天清晨专门有人拉粪车，穿街走巷，挨户代倒马桶。粪车装满后，由粪夫拉到粪码头，出售给粪船农民。粪霸向租界当局承包，坐收其利，法租界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
她共有粪车四百多辆，手下徒弟好几百人，每月可净赚一万多元。她1930年病死后，粪包头由其儿子马鸿根继任，生意兴隆。
此外，在上海著名的棚户区三湾二弄——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和药水弄、蕃瓜弄等处，均盘踞着一批各种各样的地头恶霸，他们啸聚成群，如“薄刀党”、“五条龙”、“十弟兄”、“十三太保”、“十八家番王”、“塌屎党”、“剥衣党”、“三十六罡”等。凡居民盖搭草棚，须先送“上梁费”、“门牌钱”；恶霸家中的阳寿、阴寿、孩子满月、老婆患病、兄弟结婚、女儿出嫁，甚至娶妾、纳徒，居民均须送礼；逢年节和月初，恶霸便遣喽罗挨户收取“年收钱”和“月规钱”。此外，这些恶霸还时常拦路抢劫，设卡敲诈，调戏妇女，霸占人妻，无恶不作。
这些恶霸大多长于玩弄敲竹杠、“摆丹老”（即硬借，近乎于勒索）、索陋规等手段。旧上海的这些恶霸势力，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老报人徐铸成曾谈起亲历的一事：当时《大公报》自北方来上海出版，创刊的第一天，市面上一张报纸也没有，尽管他们连续两天加印，仍是照旧。《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急得无法，遂求助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中文部主任张翼枢，张翼枢当时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杜府的清客之一。于是《大公报》特备了一份厚礼给杜月笙，请杜月笙答应以他的名义宴请上海各报业巨头，开宴以后，张翼枢向全体客人致词日：“杜先生关照，说《大公报》出版，希望各位多多帮忙。”那些不愿外地来沪挤进报业的幕后策划“收进”《大公报》零售报纸者，听到这一句话，果然就此罢手，使得《大公报》在第四天的早晨与上海市民见面，这种阻拦外报入沪的做法，也充满了报霸的气息。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定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候徐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他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甘做门生（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发迹之前，白相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杜月笙的师父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在天后宫一带用三根红木签子供游人用竹圈投掷，骗取学龄儿童的糖果钱。此外又强包附近居民婚丧喜事的仪仗队，称为吃“红白饭”等等。而陈世昌在白相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角色。黄金荣利用帮会分子打天下，慢慢爬到捕房华探督察长时，流氓势力就大为抬头，黄是他们可靠的后台老板。由黄金荣幕后操纵，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于是造成了像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那样的大流氓。
广交各路军阀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洋派的上流人士，多是泡电影院、舞场，遛狗，吃大菜，喝咖啡，与交际花打情骂俏，争风吃醋。而旧派人士则是进澡堂，孵茶馆，听大书，唱国剧，吃本帮菜，喝老酒。
扬州场面上的生活方式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水包皮，皮包水。所谓的“皮包水”，就是早晨起来孵茶馆店，与朋友一起吃茶吃点心，交流信息。所谓的“水包皮”，就是傍晚或晚上孵澡堂（洗澡）。随着扬州人士大量迁居上海，这种“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也传播到了上海，尤其是不少扬州移民沦为贩夫苦力、帮会流氓人物，因此使得这种“皮包水”、“水包皮”在上海社会，尤其是帮会流氓中最为盛行。
黄金荣当了包打听后，一般每天上午七八时起床，先到法大马路郑家木桥转角的聚宝楼茶馆，坐在他的专用座位上，跑堂便会沏上一壶碧螺春或者龙井，然后黄边吃点心，边会见手下的眼线和各色人等，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纷至沓来，由他当场处理。通常如侦查案犯、策划抢劫、分赃劈霸，也在此决定。
然后中午回到寓所用餐。到下午三四点钟出门，由手下前呼后拥，到八仙桥日新池浴池洗澡。进得澡堂后，先入大汤池泡上三十分钟，直泡得皮肤红胀，心跳加速，然后入高级单人浴室，接受搓背、敲腿、扦脚与捶背、按摩等全套服务。同时，接待三教九流人物。谈话内容因人而异，从寒暄接待、谈正经生意，到杀人贩毒均有。
后来，有了些商业眼光的黄金荣，把日新池浴室改成黄金大戏院。
黄金荣下午的“水包皮”便改到民国路、浙江路（今人民路、浙江南路）转角处。
逍遥池楼高三层，设施更现代化，场面也更有气派。尤其是休息间，装饰华丽。逍遥池的老板是黄金荣的门徒，师父上门来是天大的面子，自然分文不收。
黄金荣洗完澡，进入休息间，躺在烟榻上，便由程锡文等负责装烟，过瘾后打个盹。手下门徒都知道师父的这一习惯。等黄金荣醒来，便鱼贯而入，向黄汇报三教九流种种情报，请示定夺。然后，张啸林、杜月笙、金廷荪等也常常相聚于此，商量各种要事。
自黄金荣“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生活方式固定后，从杜月笙、张啸林以下，上海滩上一般的黑道人物均竞相模仿。一时，每日早晨，十几家有名的茶馆中，聚集着从各方汇拢的白相人；而下午的高级浴池中，也到处是五大三粗、横眉竖目的地痞流氓。
另外，抽鸦片几乎是黄金荣终生的爱好。从晚清到民国，中华大地毒烟滚滚，抽大烟是国人的普遍嗜好。在1929—1934年间，全国有八千万人吸食各种毒品，占总人口的16.8%。帮会流氓人物可以说是吸毒队伍的主力之一。
黄金荣自幼就已在父亲的吞烟吐雾之中习以为常了，成年后便成了烟馆、燕子窝的常客，尤其是成为巡捕后，要抽几口大烟，那还不是现成的，于是由白抽、白拿而染上了阿芙蓉癖。
黄金荣尽管每天离不开鸦片，但也有三点准则：一是只抽大烟，不吸海洛因，不打吗啡，这样不会因中毒太深而丧命。二是鸦片只选两种上等鸦片，即印度鸦片或者是云南鸦片。这两种鸦片所含生物碱较多，香气浓郁而毒质较少。三是鸦片烟膏中要掺合燕窝、珍珠粉和人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毒性的侵袭。
黎元洪到上海访问时，其夫人赠送黄金荣一套精美的鸦片烟具，全部用纯银镶钻而成，黄金荣极为喜欢，视为至宝。
黄金荣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上海城隍庙每年一次的执香会，他是会长，他必率众子弟前往祭供叩拜，还叫些流氓装扮成判官、小鬼、阴皂隶，两个一对地搭成对子，面对面，在马路上表演。黄家花园里设有关帝庙，庙后土山上有观音堂，题名为“紫竹林”。
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日举行关帝会，黄门子弟每人出资十元，到花园内关帝庙聚餐，菜肴由黄宅厨房供给，多余的钱就作为黄家花园的内部开支。这又是借名敛钱的一套手法。他又乐于交结僧道，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及上海龙华寺的当家和尚常到钧培里化缘募捐。黄出手不大，最多几百元。而各院主持均以得黄题名为荣，多少在所不计。
黄金荣的生活可以说是典型的旧派人士的生活习性，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思想变得保守，他很能够审时度势，跟随时代的潮流。
20年代的上海，因其租界特有的地位，在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成为微妙的政治中心。地头蛇黄金荣出于多种考虑，结交各色人物，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接近政治和军事的上层。黄金荣吸收张啸林加盟，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黄金荣勾结新旧军阀，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势利眼光。如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曾派金廷荪等组织一批流氓去保驾。徐国梁当淞沪警察厅长时，黄就与徐国梁勾结起来，该厅侦缉队长赫仕林成为黄门的常客。后期担任淞沪警察厅队长的乔松生、卢英等，黄收罗他们充作门生。民初，袁世凯当政，袁党徒联络法捕房总巡在租界内逮捕国民党分子，有一次要到望志路去捉汪精卫与陈公博，黄金荣采用两面手法，他带领一批探捕出发之前，暗派门徒程子卿去通风报信，以留后步。
黄金荣在与军阀的交往活动中，接待黎元洪是最典型的一例。
1923年6月13日，受直系军阀控制的总统黎元洪又在直系的逼迫下辞去总统职务，到天津后通电反对直系，进行复位活动。这时，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到7月中旬，有二百多位议员到达上海，章太炎等议员致电黎元洪，希望他“挺身而出”，到上海活动。经过权衡，黎元洪于9月8日南下上海。
当时有些人认为黎元洪已经下野，没有必要冒着与北京的执政者交恶的风险再去讨好黎元洪，因此，上海有些方面对黎的到来便采取冷处理态度。
而黄金荣则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能接待黎元洪是一份荣耀。早在黎元洪动身之前，便与黎氏之驻沪代表接洽妥当，表示将保证黎元洪的安全。
黎元洪到达上海后，得到了黄金荣为首的上海流氓势力的热烈欢迎。9月11日，黎元洪携夫人、秘书等刚到上海，黄金荣即充当起东道主，主办丰盛的宴席为黎元洪夫妇和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等洗尘。黎元洪入居杜美路（今东湖路）二十六号。黄金荣委派杜月笙、金廷荪等率“小八股党”日夜护卫，不准有半点差错。
黎元洪在上海行踪繁忙。如拜访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钩、岑春煊等旅沪名流，并酝酿在上海组织政府，各派国会议员也各有打算，甚至不准这个下台总统旁听议员开会。这些因素决定了黎元洪在沪少不了要碰钉子、触霉头，黎元洪曾连呼：“我又上了他们的当了。”
组织政府受挫，进退失据，胸中忧闷，黎元洪便以乘车购物娱乐为消遣。11月1日他宣布将赴日本养病。8日，黎元洪夫妇乘高丽丸号轮船前往日本，结束了他与直系军阀之间最后的搏斗。但在沪期间，受到黄金荣等尽心保护，黎是极为满意的。为表感激之情，他特授黄金荣为陆军步兵少校、侍从武官，并赠送给黄金荣一套陆军上将的制服。尽管黎元洪这个总统已经下野了，可是得到前总统的“任命”，黄金荣还是感到无上光荣的，自然十分得意。因黄金荣与黎元洪身材相仿，黄金荣便私下在公馆中穿戴起上将服来，还模仿黎元洪的八字官步，心花怒放。临别，黎元洪夫人送了一套精致而名贵的鸦片烟具，也令黄金荣爱不释手。
这次招待黎元洪，黎与黄金荣可谓各得其所。黎元洪正处政治生涯的挫折时期，南下上海一方面调整心情，另一方面，联络南方，窥测方向，以图再起。
而黄金荣虽蚀了不少银子，但却收到不少政治资本。他以租界一个警官的身份，参与接待一个刚刚下野的总统，可谓史无前例，由此赢得各方的瞩目。可以说这是黄金荣跃跃欲试，从租界走出来，以一己之力走向全国的重要一步。
1925年，黄金荣又迎来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第一大将徐树铮。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心腹大将。1920年在皖直战争中皖系战败，徐被通缉，曾潜入上海公共租界的麦根路（今康定东路）避难。
1922年初，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到南方与孙中山会晤，策动孙、段、张（作霖）的反直三角联盟。后来反直活动失败，徐又逃至上海南洋路潜伏。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徐树铮集结皖系残余，成立浙沪联军，自任司令。10月15日徐树铮因从事军事活动被公共租界巡捕房软禁，后被迫出国。
不久，“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徐树铮立即被委派为考察欧美各国政治专使，徐在意大利时与墨索里尼订约，由意提供大量军火。而国内倒皖势力图谋在徐返国时进行暗杀，以断段祺瑞之臂膀，因此徐氏之归途成为国内政治的关注热点。出于安全起见，徐树铮选择上海为其登陆地，并密遣代表拜见黄金荣，请黄金荣等予以保护，黄即表示“闲话一句”。
当徐树铮乘坐的“大洋丸”轮船抵达吴淞口时，黄金荣即率张啸林和杜月笙乘小火轮前往迎接。轮船到达码头时，黄金荣组织的队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三大亨一路护送到南洋路徐宅，并派人轮流值班守护。直到12月19日徐树铮离沪为止。徐去北京复命后，于30日踏上南下的旅途，但在经过廊坊车站时被冯玉祥的部下捕杀。
同样，当其他的各派军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等路过上海时，只要将来能用得上的，或者招待其能带来某种声誉的，黄金荣等均会慷慨解囊，曲意逢迎。
如原福建督军府参谋长杨知候、徐世昌总统府秘书徐慕邢、袁世凯政府的顾问顾鳌、著名学者章太炎等。
黄金荣与袁克文的结识，也是黄金荣津津乐道的。
袁克文字寒云，为袁世凯之次子。早年加入青帮，列兴武六帮的大字辈。袁世凯死后渐趋落魄，曾一度到上海谋生。时袁克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便通过韩荣浦与黄金荣联系。黄金荣对曾经显赫一时的袁公子也心仪已久，遂欣然与之结交。
袁克文到钩培里拜访黄金荣，第一次便送了十枚金币作为见面礼。这些金币是袁世凯出任总统后，请英国给铸造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因为数量少而颇为珍贵。
识货的杜月笙见了十分喜欢，爱不释手，黄金荣便给了杜三枚。杜月笙立即给黄金荣出主意：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公子身上还有不少文章可做。见财眼开的黄金荣与杜月笙制定了接待计划。
于是此后，黄金荣每日大摆宴席，隆重款待袁克文，几乎吃遍了上海滩上的南北名菜、欧美佳点；所住为法租界华丽的高级公寓，出入有多名安南巡捕保护；又送了不少高贵的中西服装；黄金荣还让杜月笙陪同遍访上海名胜古迹。
最能博得袁克文欢心的是，黄金荣、杜月笙又引他到上海冶游的顶级处所一会乐里，在书寓和长三堂子里与上海众名妓谈诗论画，把酒弹唱；黄金荣见袁果然兴趣极浓、流连忘返，便亲自挑选了几名袁所喜欢的红妓送到他的公寓，与他朝夕相伴。
袁克文有三大嗜好，一是鸦片，二是嫖妓，三是豪赌。这第三项正好落入黄金荣、杜月笙设下的圈套。
黄金荣招来杜月笙和金廷荪与袁克文一起搓麻将，开始时，袁克文是福星高照，每日总要赢上数百元，于是，袁克文赌兴日浓，每盘的赌注也越来越大。结果不到半月，袁克文所带的数万银钞已输得精光，只能拍拍屁股回北京去了。
临行时，黄金荣与杜月笙不仅到火车站相送，还奉赠五千元做途中用费。袁克文被做手脚失了几万元，回到北京还不时称黄金荣够江湖义气。
在接待袁克文一事上，黄金荣不仅没有多少金钱上的亏蚀，而且还在帮会元老中赢得了声誉。
另外黄金荣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挖空心思用种种手法拉拢各方面恶势力，对下层阶级还施以小恩小惠来毒化麻痹。如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也肯接济一点。到了晚年退职闲居，每天上浙江南路逍遥池浴室洗澡，必带二十三元银币，分赠地头上游乞，每人两角至一元，无日间断。乞丐队中视为惯例，等他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就派代表去领受赏赐。黄金荣对在内地犯案潜逃来沪的巨盗惯匪，也能网开一面，以留后路而拉关系。特别对于到上海来的外埠帮会分子，更加沆瀣一气，只要引见有人，备了一份贿赂厚礼，就来者不拒，广事交结。这不仅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黄金荣想扩大他的影响面，将自己的恶势力发展到各地去。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黄金荣与外地帮会头子也渐渐交上朋友，如武汉的红帮头子杨青山、向松坡，九江地界有名的鸦片贩子九江阿生，苏州的刘晋康，天津的潘子欣，扬州的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以及宁波的俞康树等，凡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上海活动时，黄对此辈均予便利行事，多方照顾。因此之故，黄的门徒到外地去干些走私贩毒之类的不法事情，当地帮会头子莫不爱屋及乌，大力帮助。
总之，黄金荣结交各色人物，不断扩充势力，使他的“事业”日益走向顶峰，但是也面临许多棘手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