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被刺后，蒋利用时机赶走胡汉民、许崇智老上司和元老实权派，抓住了实际的广东军权。“三·二〇”事件，又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与中共党人权限。完全夺得了全部的中枢大权。至此，蒋之上，已无一人。这就是“三·二〇”事件的真正历史位置。
同年3月20日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中共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战役。这个事件，现在国共两党各执一词，说法完全相反。国民党人至今仍说这是俄人季山嘉和中共党人要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而预谋的事件，被蒋识破，先下手为强，故错在苏联和中共方面。而此实则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中共只是受害者。李宗仁是国民党人，也一直是反共的（直到回国前夕，才转变）。但他也说“三·二〇”事件，是蒋介石嫁祸于人。这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蒋介石对此是欲盖弥彰，破绽百出的。
蒋自己说汪精卫于19日一连问他四次是否回黄埔，因而他觉察其事。实际上李之龙是奉蒋口头命令开军舰到黄埔的。但蒋事后却说这是李的诬指。这事看来空口无凭。据当时蒋的卫士连长宓熙回忆，事件前有如下情况发生：
在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又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林振雄住在楼下。有一天（大约是1926年3月10日），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去见卫兵长胡公冕。胡问：“是谁叫你来的？”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要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蒋校长。”于是坍公冕带送信的人来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先报告林振雄。林说：“蒋校长已经休息了，你等在这里吧。”送信的人说：“不能，有要紧的事，要蒋校长马上回信，我要赶回去的，不能久等。”于是林振雄、胡公冕一同上楼，叫醒随从副官江志航（蒋当了党军司令后，有两个随从副官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也觉醒了，听说有重要的信需要马上回信之后，遂决定要江志航叫醒蒋介石（因为江系蒋的亲信）。于是江去叩门，陈洁如问：“什么事？”江即说明情况，陈即叫醒了蒋介石。蒋起身下楼，对送信人说，“我是蒋介石。”接过来信，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交给送信人，也嘱咐要面交吴副舰长。并叫准备饭给他吃过了再走，又叫江志航给他五十块钱。这是怎么回事？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事发之前十天发生的蒋和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之间的一件密事。但蒋在说明这次事件时，却从未提起过。为什么？如果是他探得暴动阴谋，为什么事后不宣？这说明蒋的这件密事，是他自己在部署密谋步骤，而绝不是探知密谋。此外又有可以明显看出蒋破绽的地方，是他的自辩。
他说中山舰开去黄埔后，李又请示他是否开回来，他问李，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回答昨晚上，他就回答说：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作什么呢？”（19日下午6时又开回黄埔）又说：“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
前面又说某人一连四次问他是否回黄埔：
“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打了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
这种说法，显然漏洞百出。这个同志不管是谁，也太愚笨了，怎么可以不说理由，一连打电话问呢？这不是告诉他今天将有不测之事发生吗这是一。其次，中山舰既要发事，为什么还要问蒋是否回广州呢？而回广州后，又生火一夜不熄，也不行动，等待束手就擒，也太不合发事常态了。再者，如要得蒋夜宿何地的情报，也不会通过问的方式，而是要通过内线访察准确后，再秘密行动，哪有这样的事前无部署、事后又向蒋报告和请求，故意使蒋觉察？这根本是违反常识的诡辩，决非实情。再者，苏联和中共如果要挤掉他，便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不会笨得把他抬到最高位后，再用政变办法推倒他。而蒋欲排除中共于中央核心，进一步夺取大权，则非经政变不可。因此，中共与苏俄顾问搞政变之说，根本违背逻辑。
再退一步说，如欲捕蒋，亦可在开会时下手，何需用军舰来回地闯而又不行动呢？所以是蒋介石在搞政变而决非苏顾问和中共党人欲捕蒋。而且蒋在“3月20日事件”后，仍于1926年6月7日，大唱高调，说什么“第三国际是领导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并“主张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则知事件以前，蒋决不会对汪公开说出不满俄人和第三国际的话。他在1956年写《苏俄在中国》时，所说“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和“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这些话显系事后附会，在他这样“左”的时候，绝不会对汪表示不信任俄顾问，更不会说出口来。因此，3月20日事件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是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其实际军权，对中共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突然袭击，从而夺取军权和政权。这个目的他完全达到了。
“事件”发生后，蒋不经请示中央和汪精卫，就擅自逮捕李之龙，包围俄顾问寓所和其他中共党人。
3月21日上午，蒋向汪精卫写信解释，但他反复思考，不知写什么好，落不下笔来，遂搁笔作罢。傍晚，就到汪处探病，汪“怒犹未息也”。
此足见汪无内疚故怒气不消。而蒋则又是写信又是探病，足见其心有不安。23日，蒋又假意地自请处分。而张静江则于25日称赞蒋介石是个“天才”！这种称道中，也表露出“三·二〇”事件的真实消息。“孙文主义学会”说蒋“功在党国”。
蒋的“三·二〇”事件，并未敢进行到底，因为他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中共的支持。31日，蒋发烧生了病。4月2日邓演达对蒋说：三月二十日事件，“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说：“他人为之，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
4月14日，蒋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23日，周恩来离开第一军，转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同时有二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共党员）也被迫离开第一军。汪精卫则于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闯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
蒋于4月3日，开始处理党务问题。他在“训勉”广州同志电文中警告说：“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者，……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咄咄逼人。同日下午，与谭延闿、宋子文等人会商对粤局的处理。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但共产党人只是“在革命战线上，仍为联合之友军”，而在军队中则不许共产党人当干部。他说：“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从此，再不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相互为用的事了，开始向右靠拢，但仍不能完全露出右的面孔，还要保持与中共合作局面和反西山会议派态度。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自动解散；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最高统帅。4月20日，第一军中共党代表即退出一军。同日，孙文主义学会也解散，蒋借此以示公正不倚。4月24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蒋介石的军人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是广州卫戍司令。而其他二、三、四、五军，亦均为蒋所掌握，且均不如第一军强大和精锐。因此，鲍罗廷回广州后，只能是与蒋订城下之盟。于是鲍完全答应了蒋的要求。5月15日，蒋主持二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19日推张人杰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1日蒋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副部长为陈果夫）。5月17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所提的《整理党务案》，共八条：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同日蒋又提出，每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推选主席一人，任期至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为止。此案，于18日通过，以后成为定制。这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个人独裁制。以前是每次开会时，临时推举主席，仍为少数人的集体领导，仍有民主体制存在。此后就大大不同了，从集体领导转向了个人独裁制。
经过这一提案，国民党中央完全由国民党控制起来；然后又把中共党人在国民党各部门中名单交上，则为以后清党准备了条件。中共接受了这八条，据说，这是斯大林的意见。
汪被挤走后，蒋已成为中枢人物，但要得到中央承认，要取得北伐成功，仍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故未敢将政变进行到底，仍表示联俄容共，反对右派。
李宗仁也看出蒋的这种内心，称之为权术：“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此时蒋仍然表示联俄容共政策不变，以取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攫取中枢大权。他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
6月5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革命军之中枢大权，已全为蒋介石一人独揽，达到了他为反共所必备的独裁地位。可知“三月二十日事件”是蒋介石一生历史的关键之关键。李宗仁对此有极其中肯的评价，他说：“至于中山舰事变内幕的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结果蒋氏一箭双雕，而黄埔军校和党军，则为蒋之起家“老本”。蒋为此十分地感戴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还未忘本。蒋确也视孙中山如慈父，只是对慈父如其对慈母一样，动辄任性自为，不服管教，但也决不对慈父隐瞒政见，而是直抒己见，甚至顶撞。
而孙中山一逝，蒋则马上掩饰真心，大说假话，骗取中共和国人信赖后，以夺取中枢大权。在北伐前和北伐初期，他仍以说假话（前面见1926年6月7日讲话）笼络中共党人为其用。当1926年4月10日，共产党退出军队时，他就是如此说的：“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他要共产党员退出其第一军，就是要他自己独掌本军军权，为反共进行军事准备，但却美其名曰避免纠纷，并赞扬中共党人的风格，期其在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以拖延时间和利用之，待机而动。但当中共还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之，等无法利用时，他再采取断然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
同时，蒋在北伐之前，也未忘掉他的“大学之道”的宣传。他于1925年12月5日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时，特别讲明了革命之道就是格致诚正的“大学之道”。就是服从之道和对上司的正心诚意。接下去又说此即国民党共产与非共产者之共同命脉：“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他把“大学之道”列为“革命之道”，当然他所欲行者决不是行革命之道，而是维护封建政治的自立自强之道。此处他未提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也未提反封建与民主之事，只是讲内心的封建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问题。至于民主主义治政，他从来不提。
与此相辅相成者，则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政论。他对法国和俄国革命史甚感兴趣。6月9日，蒋读《法国革命史》，并记有笔记曰：“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他对专政和暴力的革命方法，十分感兴趣，不是出于阶级革命论，而是欣赏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论。他认为俄国人是学习法国人的。而他再学习俄国的革命专政方法。6月28日，读完《俄国革命史》。他对俄国革命的经验更感兴趣。他于1926年5月27日讲话中说：“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惟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惟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挥，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所以蒋学法、俄革命史，是为其个人独裁找借鉴和方法的。凡是个人独裁的学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他都学，以后又曾学希特勒。这又与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通。总之，要听他的指挥，他就代表主义和党。他这时再也不讲他1924年标榜针对孙中山的，只服从主义而不服从个人之论。蒋在表演野心家以民主、革命上台后，又马上变脸，高唱领袖独裁万岁方面，真是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暴露无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