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孙中山
在耶鲁孔祥熙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家孙中山，这促使孔祥熙逐步由一个爱国者向革命者的转变，此后，孔祥熙学成回国，在山西创办了铭贤学校，获得了教会和美国方面的巨额赞助，孔祥熙也借此开始在商业上大展拳脚。
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起，孔祥熙便有了见孙中山的迫切愿望。1901年秋天，孔祥熙从天津出发到美国，在日本横滨港和美国，又错过了几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
1905年，深秋。
一列由康狄纳克州开往俄亥俄州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孔祥熙坐在硬座车厢里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准备赶往俄亥俄州去拜谒孙中山先生。他时而将头伸出窗外，迎着呼呼扑面的风啸，沉思地凝视着一闪即逝的异国土地；时而侧转身子同身旁的美国旅伴轻声地交谈。
伴随着车轮滚滚不停的节奏，孔祥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追忆着三次拜会孙中山三次不遇而返的曲折往事：
第一次就是在赴美途中路过日本横滨的那一次。
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发生在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期间。他从美国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到美游历的消息，先后两次兴冲冲地赶往拜见，两次又都失之交臂，败兴而归。一次是纽约，一次是芝加哥。
这次是孔祥熙第四次去拜会孙中山先生。已经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孔祥熙，当听同学提起孙中山正途经俄亥俄州的克利扶兰时，闻讯大喜，顾不得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丢下繁重的功课，心急火燎地登程赶赴克利扶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孔祥熙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但求不虚此行，如愿以偿地见到孙中山先生。
克利扶兰到了。
这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筹建者——克利扶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孙中山先生下榻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孙中山先生会不会像前几次那样已经离去？会不会接待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假如答应接见的话，又将是什么样的接待呢？
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宿愿吗？难道在宿愿即将成为现实时能够畏缩不前，功亏一篑吗？孔祥熙经过激烈的思想搏斗，最后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信念，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迎接孔祥熙的是一位身材矮小双目有神的中年人，他上前一步拉住孔祥熙的手，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孙中山，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边说边请客人进房详谈。
孔祥熙的种种疑虑和担心，统统烟消云散了，不仅有幸见到了心中的偶像孙中山先生，而且受到这般热情接待。
在离孙先生不远的一张沙发椅上，孔祥熙落座甫定，便又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述说了自己生平经历和对中国时局的种种忧患以及对前途的苦恼，表达了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细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讲述，不时地点头或摇头。他深深地为孔祥熙这位出身于孔家，长期受帝国主义宗教文化奴役毒害，现在又身居海外的游子，能有一颗如此滚烫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两颗跳着的心发出了一阵阵共鸣。虽然此时他们还不曾料到日后会成为姻亲，但却深知互相俱已成为革命的同志、亲密的朋友了。
他们在孙中山先生客厅里彻夜长谈，那一年，孙中山先生已步入中年，又是闻名中外的反清志士，孔祥熙只不过是个年仅20多岁、未曾走入社会的大门和从事过实际革命斗争的青年学生。因此，孔祥熙满怀虔诚、恭听中山先生阐发革命宗旨、民族大义、革命方略，介绍中国革命形势。
当孙中山先生谈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炳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革命风潮一日千里之时，孔祥熙不禁喜形于色，拍手称快。
孙中山先生又详细介绍了同盟会的章程、纲领和组织状况。接着，孙中山问孔祥熙有些什么打算。
孔祥熙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说孔祥熙其志可嘉，不过，既要提倡教育，又要振兴实业，这两顶工作都是任重道远，责有攸归的。他告诫孔祥熙：
“不论兴办任何事情，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西北各省，风气开通较晚，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尽早建立”。
孔祥熙听了孙中山的这一番长谈，深受启迪，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请求，孙中山很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
孔祥熙后来回忆会见孙中山时的情形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了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孔祥熙后来能够专心致志地念完耶鲁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回国时特意到日本考察教育，后又拒绝邮传部聘请，执意返回山西太谷老家创办铭贤学校，从事教育，开启民智、开通民风的行动，据他自己日后回忆，其最初的动机缘于总理的这番指点，他曾对人说：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方，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从前更为慎重，学生时代的宋蔼龄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1904年初夏，孔祥熙忙着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他此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已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航程。
宋蔼龄在温馨和谐的家庭中不知不觉地长大了。1903年，她已是位13岁的窈窕少女。宋耀如发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已难适应蔼龄学业，在征得女儿同意后，决定送蔼龄到美国继续接受教育。
宋耀如找到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牧师，原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的同窗好友步惠廉，请他帮助联系蔼龄的入学事宜。步惠廉在考察了宋蔼龄，确信她现已具备到美国留学的条件后，给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院长贾奇·杜邦·格里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了查理宋的身世及蔼龄的情况。
原来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格里与步惠廉是一对密友。1903年夏末，步惠廉就收到了格里的回信。格里不仅表示可以让宋蔼龄作为预科生入学，而且热情邀请蔼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之后再入学。正好步惠廉一家打算翌年回国度假，他们表示愿意陪送蔼龄从上海到美国的梅肯城。
预定赴美的日期是1904年5月28日。宋蔼龄开始计算出国的日子，前前后后忙个不息；宋家上下也在积极地为蔼龄赴美做着各项准备。宋耀如给蔼龄预订了一张太平洋邮轮公司“高丽”号轮船的船票，然后到葡萄牙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给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宋耀如接着将蔼龄从马克谛耶学校接回家，亲自教她课程，戏称“家庭留美预备学校”。每天上二、三小时的课，内容涉及美国政治、历史、地理及社会风俗人情等方面，其中用英语会话则是“预备学校”一项特别重要的教学活动。
宋耀如真不愧是位阅历丰富十分细心的父亲。为了帮助宋蔼龄对西方法律程序、诉讼这类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他带着宋蔼龄两次参加上海工部局会审公廨开庭审理《苏报》案的旁听。宋耀如告诉女儿：虽说听外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行使司法权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它在形式上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法律，可以由此长长见识。
1904年5月28日，等待已久的赴美留学历程在蔼龄的脚下开始了。行前，倪桂珍一夜都未合眼，虽然宋蔼龄是去留学，各方面又都做了妥善安排，但爱女毕竟还是一个不到15岁的小女孩呀！宋耀如怕大家啼啼哭哭影响蔼龄的情绪，事先关照不必合家到江边送行，就在家里道别，只由他一个人到码头去告别。
随着“呜”的一声汽笛，蔼龄强压住自己的感情，挥手与父亲告别，与祖国告别，开始了赴美的漫长航程。
这次航行并不是一帆风顺。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到达日本神户。第一次停靠就碰到了麻烦：原来船到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有个乘客患病身亡，船上的大夫诊断是死于急性肺病，但日本的检疫官员认为死者得了淋巴腺鼠疫。乘客和全体船员都被带上岸进行检疫和消毒，在盛满加入了大量药水的浴盆里浸泡。
“高丽”号客轮在神户港停检了10天后，才允许离开继续航行。这时偏巧步惠廉夫人病入膏肓，待船到横滨后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步惠廉一家再也无法陪同宋蔼龄继续航行了。宋蔼龄不愿耽误航期，要求继续独自前行。步惠廉最后只好把她托付给同船的一对南方卫里公会的教士夫妇，请求他们对她多加关照。
“高丽”号轮继续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宋蔼龄在船上感到很孤独，于是就下到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客舱时，无意中听到那位太太说：“离开了这些国家才真正宽下心来，我真讨厌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于是宋蔼龄重又回到了自己的船舱，再也不愿接近那对轻视中国人的传教士夫妇。
幸运的是，一位从横滨上船的女传教士、年轻的兰曼小姐，对宋蔼龄表示了“诚挚的友谊”，她们互相结成了朋友，共同消磨掉沉闷的旅途时光。等到1904年7月1日“高丽”号最后抵达终点港口旧金山，宋蔼龄碰到新的麻烦时，兰曼小姐再次伸出了友谊之手。
“高丽”号在码头抛锚后，一位美国移民局官员上船验证，对宋蔼龄大声咆哮，说她的证件不合要求，要宋蔼龄在学生时代，就是个聪明、大胆的女子，曾经当众质问过罗斯福总统。把她关进拘留所，等着办理驱逐出境的手续。
宋蔼龄后来既没有被拘留，也没有被送回中国，而是从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船上转到另一艘船上。在度过了三周沉闷烦恼的时光，换过了4艘船之后，宋蔼龄最终被获准上岸。这些都要感谢兰曼小姐。她对移民局官员粗暴地对待一位东方少女非常气愤，发誓要同朋友呆在一起，直至让她上岸进入美国为止。兰曼的坚决态度又使另一位移民局官员改变初衷，不赞成将宋蔼龄关进旧金山拘留所。兰曼又通过电话将宋蔼龄的遭遇告诉了克拉伦斯·里德博士。里德博士利用教会的渠道与华盛顿白宫进行了交涉，经过不懈的努力，美国政府批准了宋蔼龄在美国留学的申请。
宋蔼龄对吃尽风波之苦，几经曲折方能获准留下非常不满，美国移民局官员的粗暴对待更使她一直耿耿于怀。1905年冬，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率数名海关官员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携她一同出席白宫的宴会，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与她攀谈，问这位中国少女对美国的印象如何时，宋蔼龄回答说：
“美国可以说是美极了，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时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告诉美国总统她在旧金山移民局所受到的种种遭遇。并忿忿地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是你们的官员却把我这样一个14岁的姑娘拒之于国门之外。这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太不同，这使我失望。”据说美国总统对此表示了歉意。第二天，美国报纸上登载了一条非常显眼的新闻：中国少女抗议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
再说宋蔼龄获准留美后，只在旧金山待了一、二天。这时，步惠廉和他的4个儿子赶到了旧金山，而他的妻子却已在日本病逝。步惠廉履行诺言，和宋蔼龄从加利福尼亚乘火车，经过漫长的旅程于8月2日到达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对宋蔼龄的到来，新闻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8月3日，当地的《电讯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宋蔼龄的情况，称她是“来威斯里安学院念书的第一个中国姑娘”。
宋蔼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安然地度过了5年学习生活。1909年春季，刚满19岁的宋蔼龄，便以品学兼优的形象从威斯里安学院毕业。在校期间，她“学习成绩出色，待人坦率友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从而博得同班学友、全体老师和当地居民的喜爱”。“她是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
毕业时班上的同学为宋蔼龄做了美好的预言：“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为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宋家三姐妹，均是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学生。
1910年，宋蔼龄告别了同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的两位妹妹，回到了上海家中。宋蔼龄并没有像同学们预言的那样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而是在5年后与一位在美国社交集会上有一面之交的中国留学生——孔祥熙结了婚。
回国办学校
孔祥熙回国后，依靠太谷地方绅士和基督教势力的支持，创办“铭贤学校”，担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组织“中美同盟会”。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其一是“灌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巡视，煞有介事，好不风光！
1907年秋，孔祥熙回国。
在美国几年的学习，孔祥熙接触和掌握了许多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对孔祥熙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收获。他的最主要的收获是，通过为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同美国的有关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因为建立了这所学校，他开始在旧中国的政坛上崭露头角，引起军阀、政客们的重视。
1907年夏，当孔祥熙在耶鲁大学毕业之际，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了一次欢送孔祥熙回国的小型会议。这时候，被义和团群众赶走的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们想卷土重来，并企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群众所处决的传教士建个纪念物，正在物色“合适的人选”。
一位美国传教士在这次会议上，试探性地说：“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当即站起来说：“您的意见很好，但建纪念堂和立碑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然而，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不难看出，孔祥熙的这番话是他前几年同李提摩太讲的“人民无知”的谬论的继续。孔祥熙站在外国侵略者的立场上，认为山西人之所以杀传教士，就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若受了帝国主义的“教育”，有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
显然，这个“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的建议，比“建一座纪念馆”的想法，更符合西方一些人的需要。因而，立即被采纳了。美国欧柏林大学并要孔祥熙回国担任校长。
1907年秋，孔祥熙由美国返回山西太谷。起初，他利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办了个小学，后来又迁至太谷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增设中学。
孟氏花园北依象山，南傍凤山，原来就有楼台亭阁、假山水池、花木石桥，景色十分优雅。在此基础上，孔祥熙又雇了不少能工巧匠，精心建设，细心装修。他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了75万美金作为建校的基金。当然，建立这样一座美国资本家的塑像，对于像孔祥熙这样的一名美国留学生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使洋先生们生活舒适，孔祥熙还在校园内建筑了中式和西式风格迥异的楼房，房内装有当时所罕见的暖气设备、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较为先进的设备，学校安装了发电机和自来水。楼房外，圆门走廊，曲径通幽，花亭座座，草坪绿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叫个什么校名呢？孔祥熙居然想出个“铭贤”的名字，说是为了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先贤。由于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捐款办理，所以有些人又称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在中国的纪念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或简称Oberlinin China。
孔祥熙亲自确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这个校徽采用Oberlin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个“O”。“铭贤”的运动员穿的背心上，印着一个大大的“O”。当地群众见后，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的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政府备案，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托事部的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其成员大多数亦系该大学的教职员或校友。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孔祥熙任校长兼董事长。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组织法，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代表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代表3人，特约社会名流4人，连同孔祥熙共11人。但不管什么人作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
孔祥熙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担任铭贤学校的教师，这些外国传教士占全体教师的一半。欧柏林大学每三年选送一位毕业生或未毕业的未婚男性代表来“铭贤”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三年。后来，逐渐改为每年选派一男一女，每人任期两年，这样便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任教。另外，还有12位美国人携带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这些人年纪都较轻，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大多数又不懂中国语言，只能讲授英语、音乐、体育课程。
就是这些平庸的传教士，却被孔祥熙视若珍宝。他大肆宣传，说这些传教士如何循循善诱，如何训练有素，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就学。而这些传教士也广为交际，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并对一些学生施以小恩小惠，更增加了对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
为了弥补外国传教士的不足，孔祥熙用高薪从山西省内外聘请了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他自己也时常在“铭贤”讲授史地、体育和矿物，有时还为其他教师代课。
孔祥熙还让其父孔繁慈讲授经史，本意是为了加强对“铭贤”的控制。不料，孔繁慈却为孔祥熙增加了一些烦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周围，许多人吸食鸦片，每当吸食者烟瘾发作时，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一些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
这种恶习，不能不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孔祥熙想革除这些腐朽恶习，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天，他备了一桌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豪绅。席间，他力陈烟酒之害，终于获得了这位村长的支持。他和村长决定，把当地吸食鸦片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都关起来，强迫戒食。他还规定，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没钱的，由他供给。几个月后，戒烟活动开始有了成效，烟民日渐减少。可是，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对戒烟戒酒的活动并不理睬，他好酒成癖，每餐必斟，这怎不使孔祥熙感到心烦呢？孔祥熙先是暗中命厨役不为其父备酒，继而当面向父亲讲明缘故，请求父亲支持其戒烟戒酒的活动。孔繁慈心中虽然十分不悦，还是勉强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
在办学过程中，孔祥熙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意思想、智能、体育三者并重。
当时，许多学校不设体操课程。孔祥熙虽然对体操课程了解不多，但在美国学过步兵操典。于是，他依样画葫芦，用榆木自制了60余支步枪，又自备一把指挥刀。他将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经过初步的训练，学生们能够走出较为整齐的步伐，能够做出较为一致的动作。虽然并不十分正规，但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来观看。
铭贤学校操练洋兵操的消息不翼而飞，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商会会长耳里。这个会长原先掌握了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逃匿，“商团”也濒于瓦解。在太谷商会会长的要求下，孔祥熙帮助商会对“商团”进行了训练。不久，太谷警察局也派人来约请孔祥熙担任顾问。孔每月定时对太谷警察训话，宣传美国的治安管理办法，同时灌输他自己的一套说教。
山西太谷，在20世纪初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县城。土豪劣绅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生活秩序，他们恪守着祖训，在火车车厢里，在戏院里，即便是在电影院里，都是男女分坐，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在铭贤学校建校孔祥熙创办的铭贤中学旧址“嘉桂科技楼”初期，太谷的土豪绅士们，看到那些洋先生们接吻拥抱，听到那些洋腔洋调，他们从心底里感到厌恶，认为洋先生是在传播异端邪说，学生没有学到正经知识，然而，这所学校又非同一般，它是由洋人们办的洋学校，校门上书写的“Oberlinin China”几个英文字，使当地的土豪绅士们无可奈何。
但是，一些人逐渐发现，这个学校里的西装革履的洋先生和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先生都声称，他们进行“英才”教育，要同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师大附中决一高低。学校里既讲孔子、孟子、墨子，也讲华盛顿、林肯和瓦特。
使这些土豪绅士们彻底改变看法的，是孔祥熙手中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大把大把的美钞。看到那些印制精美的外国钞票，看到学校里耸立起的一座座新颖的楼房，吃着孔祥熙为他们准备的西式糕点，拿着孔祥熙送给他们的一份份厚礼，土豪绅士们对“铭贤”赞不绝口，对孔祥熙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创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取得了美国欧柏林大学乃至某些政界人物的信赖和支持，同美国建立了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同时，其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孔祥熙同太谷商会、警察局以及许多头面人物混得极熟，相互间称兄道弟，他很快地影响和控制了太谷一带的地方武装，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神气活现地“巡视”。无论是“铭贤”学生还是商团、警察，见到他都必须立正敬礼。
后来，当孔祥熙身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后，“铭贤”则备受青睐。1929年7月，孔祥熙搞了一次建校二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还亲自为《铭贤学校二十一周年纪念刊》写序。他在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更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四人增至八十人，学生自三十余人增至八百人，经费自八千元增至每年四万五千元。”
通过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培植了一大批亲信，为日后控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部分权力，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山西。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工营管带姚以价在狄村大操场集合500余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宣告胜利。当天上午，太原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人员及地方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决定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的家庭里。阎比孔祥熙小3岁，但其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比孔祥熙却大得多。他16岁时到钱铺学商，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1902年山西武备学堂招生时，阎报名应试。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应答灵便，遂被录取。1904年，阎锡山被派往日本留学，第2年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的“铁血丈夫团”。在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而阎锡山呢，已担任了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整天耀武扬威。
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但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当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孔祥熙却对武昌首义、太原起义的情况不甚明了。孔祥熙仍然像寻常一样，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训练他的洋操。
然而，太原起义的爆发，又为孔祥熙施展他的“才干”提供了一次机遇。
这天，一位太谷的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孔祥熙说：“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直奔太谷而来。”旁边有人接着说：“这批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是何用心？”“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吧！”在一片七嘴八舌声中，一位年纪稍大的人对孔祥熙说：“请先生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这回孔祥熙真的逼上梁山了。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孔祥熙壮着胆子说：“请父老兄弟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犯太谷城的。”
这时，太谷的警察早已不见踪影，孔祥熙只得临时拼凑了一些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地带也派了些人手持枪械加以把守。
部署停当，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北门城楼。不一会儿，就看见大批的溃兵乱哄哄的向太谷走来。这批在太原被打散的清军散兵在太谷城下架起火炮，拉开阵式，摆出似乎要发动进攻的样子。一名军官高声叫嚷：“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迫于无奈，孔祥熙只得硬着头皮站出来，他举起双手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我是太谷民军的司令。有话好说，好说。”
他接着说：“太谷已经光复，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比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代招待，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军官指着孔祥熙骂开了，“你好大的胆子，我们赶路，你居然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劝你赶快开门，否则我一声令下，叫你和城门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一看情形不妙，只得耍起骗术，他说：“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
那位军官走南闯北，并未被这番谎言所蒙骗。然而周围的士兵们却等着不耐烦了。他们认为太原可能真的派来追兵，太谷也无险可守，不能久留，于是乱哄哄地同孔祥熙讨价还价了一番。
“给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在下可以立刻筹到。”
“少！少！少！”
“那就两千两吧！”
“这样吧。”下面的军官说：“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弟兄们看你的面子，你赶快去凑三千两银子的盘缠，少一分一毫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到了手，咱们马上绕城而过，决不侵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有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说完，孔祥熙便慌慌张张地跑下城楼，同早已在下面等候的商会会长商议一番，由商会拼凑了三千两白银。
也许那批溃兵就是为了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看了看孔祥熙送来的银两，感到成色还不错，便扬了扬手，说了声：“多谢了”，就带着三千两银子，绕城而过。
望着渐渐离去的兵马，太谷的商会会长和绅士们心底不知是个什么滋味。一方面，三千两白银瞬间就被这位“司令”拱手送人，确实像被挖去心头肉一样，使他们疼痛无比，他们怨恨孔祥熙无能，又是训练学生，又是训练警察，还编练了商团，到头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另一方面，这批“丘八”毕竟没有进城，太谷避免了一场灾难，“朱门酒肉臭”的豪门大户的财产得以保全，他们又不得不感谢孔祥熙。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大事宣传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铭贤学生集合起来，组成“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这支队伍号称有1000余人，4门大炮，100余支步枪。
临时拼凑起的队伍，军心不稳，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孔祥熙本应集中精力抓军事训练，抓内部建设。然而孔祥熙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他首先想的是使自己耀武扬威。他请人制作了多套戎服，时常身着戎服在太谷城内活动。他有时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数道缨穗，有时呢料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三五枚外国带回来的徽章。有人评论说，孔祥熙虽无战功，但在民军司令中衣着服饰最为讲究。这倒是事实。
在太谷的影响下，邻县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孔祥熙还奔波几个县，“亲临策划指导”。最后，终于“荣任”为所谓的“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一夜之间，“太谷警务处”的牌子就被“山西中路军政分府”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掌握了“军政分府”的实权。
1911年1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部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在娘子关地区，清军同山西的革命军展开了激战。
娘子关激战的消息传来，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的孔祥熙并没有什么行动，也没有派民军支援山西革命军的打算。
可是，偏偏在太谷，在铭贤学校，有一些热血青年十分激愤，他们坚决要求上娘子关助战。
这可难住了孔祥熙，他听说以阎锡山、吴禄贞为首组织的以“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为目的的“燕晋联军”已经溃散，吴禄贞被刺，阎锡山下落不明，山西革命军力量单薄，有可能抵抗不住清军的进攻。叫这些青年上娘子关，他们战死疆场且不说，我这个“山西中路民军司令”也会被满门抄斩。他又转念一想，不让他们去吧，这些青年已做好各种准备，枪支弹药，一应俱全，他们又一再声言，谁也阻拦不了他们参加作战的决心。孔祥熙终于经不起那些热血青年的一再请求，最后同意他们上娘子关，并叮嘱他们一定小心从事。
正是这样，太谷有一些青年奔赴前线，铭贤学校也先后有30多人分作3批，携带枪支弹药，到娘子关前线同清军作战。这些青年同山西革命军一起，奋勇作战，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因众寡悬殊，武器陋劣，娘子关终于失守。
很快，30多名在娘子关参战的青年返回太谷。在民众和铭贤学校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
在参战学生报告了作战经过后，孔祥熙致词：
“三十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三十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曰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这番慷慨陈词，博得学生们的声声欢呼。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上台来和参战学生握手，表示对英勇杀敌行动的钦佩心情。这种热烈气氛又影响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茶点，学生们可以表演节目。”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欢迎会结束，待学生们一一散去，已是夜阑人静之时。孔祥熙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又觉得一阵惧怕。他想到清军毕竟已经占领了娘子关，如果有人去告发在太谷的铭贤学校有人去抵抗大清皇室的军队，清军要是开到太谷，开展反攻倒算，那可怎么办呢？
可偏偏没有发生孔祥熙所担心的那些事。在上海，1911年12月1日，在英国领事馆的撮合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双方宣布停战三天，并一再拖延，扩大到全国。12月9日，南方各省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汉正式议和。山西的清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也开始议和，大规模的战斗一度停止。
太谷还是同从前一样。孔祥熙当着“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的官儿，主持着“山西中路军政分府”的公务，穿着一身笔挺挺的戎装，时常露出得意洋洋的面容。
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十分短暂。
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被迫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国内政治形势的骤变，使本来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祥熙“总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组织“民军”失败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传教士身上，组织了一个称作“中美同盟会”的团体。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
其一是“灌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对一些教会人士说：“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事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他四处活动，向传教士们提议，组织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并为这个组织定了一个名字——“中美同盟会”。
在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的支持下，1912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举行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壮胆，地方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撑腰。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的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台上坐着几位外国传教士和几位地方名流。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也颇为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中央。
大会开始后，孔祥熙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说：
“中美同盟会的惟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动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孔祥熙又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他还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推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獗，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一）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二）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他对参加会议的传教士们继续说：“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而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
在这次演讲中，孔祥熙一会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一会儿散布传统的儒家学说，一会儿讲解耶稣基督的教义，讲得那些传教士如坠云雾之中。传教士们对孔祥熙的演讲，似懂而非懂。
待孔祥熙讲完，一位传教士站起来发问：
“什么叫做世界大同？这是不是表示要由中国来统治全世界？”
孔祥熙无意向外国传教士解释“世界大同”，他牵强附会地说：
“不！不！世界大同就是《圣经》上的‘天国实现’。”
既然能从《圣经》上找到根据，那位传教士也就不再言语了。
接着，孔祥熙又将他事先准备好的《中美同盟会简章》扼要地介绍了一番，传教士们也未细加讨论，很快就通过了。
成立大会后，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九个大字，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后来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作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社会名流们建立联系。但是，外国传教士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并无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发展壮大其传教势力。
目标迥异，免不了有不少的矛盾。孔祥熙在开展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们的掣肘。正是这样，孔祥熙虽然四处奔波，但是终归影响不大，参加者不多。
同时，“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当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们望而却步，他们认为，什么“中美同盟会”，什么“福音院”，都是一回事，都是“洋人”们搞的那些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正当“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困难重重之时，孔祥熙却听到一个令他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太原。
1912年9月19日，孔祥熙赶赴太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先后出席了太原各界欢迎会和太原商、学两界联合欢宴席，并两次发表演说。孔祥熙也“躬与其盛”。
孙中山先生赞扬了山西响应辛亥革命的革命活动。孙中山说：“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
孙中山还说：“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孙中山的两次演讲，给孔祥熙很深刻的影响。孔祥熙在太原同孙中山“作第二度会晤，有所密谈。”这样，孔祥熙同孙中山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活动中，在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他发现煤油生意有利可图。当他听到传教士告诉他的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便伙同其五叔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镑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1英镑，共付出银元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他因为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并且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他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1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也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活动的意外收获。
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囿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并没有开展多少有影响的活动。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1910年，留学美国6年的宋蔼龄回到了上海。
与出国时相比，宋蔼龄明显地变得更文雅、更成熟了；她的英语娴熟无瑕，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用中文表达较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时倒比英语显得笨拙。她的装束也比在上海久居的美侨眷属更为摩登。她曾以抱怨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孩说：“当我上街的时候，我总是穿着外国的衣服，因为那会令我觉得不会那么难受。”宋耀如感到女儿过于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同中国社会、文化显得极不和谐，打定主意消除这种差距，培养女儿对祖国的深挚感情。
1910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父亲宋耀如忘我工作精神的感染，使宋蔼龄想起了父亲在美国时曾要她回国后当助手的许诺。“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宋耀如很生气女儿依然说的是英语，不悦地说：“你先学会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接着教诲女儿：“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要爱中国的家，不要还以为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当秘书、做助手。”
宋蔼龄还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但在美与革命的天平上，她把砝码加在革命一边，便立即回房换了一件旗袍，并用上海话调皮地对宋耀如说：“侬该介绍阿拉人同盟会了吧！”
宋耀如自然高兴，便说：“蔼龄，你就当我的助手吧！不过，当一个秘密革命党人，可是要冒风险的。”
当时，宋蔼龄的公开职业是主日学校的教师。她也当家庭教师，给几个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小姐讲授英语。她还应青年会总干事曹雪庚之邀参加演剧，赈济灾民。但是，她在家中，却跟随着父亲从事着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她“帮助父亲处理没完没了的组织工作，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由于有了宋蔼龄的协助，宋耀如大有如释重负的感受，同盟会驻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上海光复。12月25日，孙中山风尘仆仆地从海外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就住在宋耀如的家中。
孙中山和宋耀如两位老朋友见面后，谈论的都是革命方略、建国大计。孙中山想到返国之后，内政外交，势必纷繁复杂，正是急需用人之际，便请老朋友帮助物色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宋耀如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便向孙中山推荐：“蔼龄怎么样？”
孙中山知道宋家大小姐在她父亲身边做了一年多助手，有一定的秘书工作经验，又精通英文，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宋蔼龄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1912年1月1日上午，宋蔼龄陪同孙中山乘专车在礼炮和欢呼声中由上海去南京赴任。宋耀如夫妇也携两个没有去国外留学的儿子到南京观礼。当天下午，孙中山一行到达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宋蔼龄同父母亲及两个弟弟坐在前排。她静静地观看着神采奕奕的孙中山走上临时搭起的平台，在两面鲜艳的五色旗前接受大家的祝贺、欢呼。她无比激动地聆听着孙中山宣读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宋蔼龄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那天，他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强调在实业建设中铁路尤为当务之急，表示在十年以内不参与政治，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与家人在翠亨村故居前合影，左二为秘书宋蔼龄。修筑20万里铁路。宋蔼龄在父亲的支持下，陪同孙中山去武汉、广州等地考察。一路上，宋蔼龄将预备的一批铁路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送给孙中山阅读。宋蔼龄还陪同孙中山拜访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学到不少有关的知识。1913年2月，宋蔼龄同孙中山一起，赴日本考察铁路和其他实业。
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暴露出其阴险奸诈的反革命嘴脸。3月20日，他贿赂流氓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5月，他公开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寻衅挑战，公开传话给国民党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6月，他下令撤去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
宋教仁案引起了孙中山的觉醒，他逐渐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惨败了。同年8月，孙中山全家和宋耀如全家被迫流亡日本。
还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初，孙中山为聚集革命力量，曾写信给孔祥熙，望孔赴沪，襄赞“二次革命”。接到信后，孔祥熙将铭贤学校的校务托付给理事会，并请一位美国教师代为主持，各项事情办理停当，孔祥熙便离开了太谷，赶赴上海。
“天有不测风云。”当孔祥熙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孔祥熙急忙买了一张船票，也开始了流亡日本的生活。
孔宋联姻
孔祥熙东渡日本，遇见被誉为“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的“皇帝”宋耀如和他的大女儿宋蔼龄，孔祥熙因丧偶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烧起来。
孔祥熙认为宋小姐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最佩服的女中豪杰。宋蔼龄赞赏孔祥熙“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
婚后，宋蔼龄辞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同孔祥熙一道回到太谷。
孔氏夫妇故乡之行干了些什么呢？
孔祥熙自踏上轮船甲板后，情绪十分低落，心境一直欠佳。待轮船拉响长笛，徐徐开出黄浦港口驶向大海深处时，他独自踱出客舱，斜倚在船帮栏杆上，遥对渐渐远离的祖国和茫茫沧海，不禁发出轻轻的嗟叹！
是啊！曾几何时，孔祥熙胸怀科学救国的抱负，飘洋过海，万里迢迢赴美求学，满以为学成归国日，定是大展身手时。岂知如今空有一颗报国心，枉怀一身报国技，不但壮志未酬，反落得远走他乡，流落异国的下场。
此时此刻，怎不叫孔祥熙触景生情，伤感悲戚！
孔祥熙此次决心出国并东渡扶桑，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外界称道不已。然知情者、孔祥熙本人都明白：庸之东洋之行出于无奈。
其一，耐不住丧偶的寂寞。190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孔祥熙在家乡太谷按照当地风俗与韩玉梅女士举行了婚礼。韩女士是位自幼由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孤女，知书达理，性情温婉，娇小孱弱的身材，配上清秀端庄的五官，显得妩媚动人。忠贞不渝的爱情基础加上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孔祥熙夫妇婚后生活十分幸福。然而，好景不长。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环境中的韩女士，身体孱弱，恶病缠身，没有等到为孔家留下后嗣就不幸于民国元年（1912年）离他而去。
受到过西方教育，崇尚新学，笃信基督的孔祥熙，中年丧妻后，当然一不会违背基督教义和上帝的启示而去殉情自尽；二不会散尽家产、放弃锦衣玉食，甘愿过那种拄着一根拐杖、手托一只钵，遍访名山大川，佛门古刹，云游四海，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三不会自附陶渊明那种退隐山林、乐醉田园的雅俗……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孔祥熙有着与常人一样的痛苦、一般的悲伤，然而他又不能像常人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悲伤。因为他有着自己的信仰，有着远大的事业，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不能因为家事不幸而忘却救国救民的大义，更不甘心民主革命半途而废。所以，他又得忍受比一般人更大的痛苦。他拼命地工作，以此抵消、转移丧偶后的寂寞，这又是孔祥熙超出常人、高于常人的地方。
希望忘却的记忆，却往往是最清晰的记忆。孔祥熙怎么也忘不了死去的爱妻，妻的影子时时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食宿难安。孔祥熙一直想找机会出去换换环境，冲淡自己的记忆。
其二，襄赞“二次革命”，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家庭生活不幸，孔祥熙还能咬咬牙挺过去的话，那么政治生活的失意，对这个以革命为职志的政治人物来说，其打击的厉害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孔祥熙尽管怀念已故的妻子，但只要想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心情也就平静得多。1913年7月，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伐袁世凯。远在山西的孔祥熙遥相呼应，并应孙中山先生邀请，交出铭贤学校校务，只身前往上海襄赞孙中山。
可惜“二次革命”不久就遭到失败，国民党一败涂地。地盘沦丧，军队溃灭，党人星散，革命者已在国内无立足之地。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汪精卫、胡汉民等著名的国民党人相率逃亡日本避难。孔祥熙深感由于自己和孙中山先生关系甚密，已引起敌人注意，如果继续呆在国内，不仅在政治上捞不到任何好处，恐怕连性命都得搭进去。此时，三十六计，走为上。
其三，顺水推舟，赴日就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孔祥熙决定出国，暂避风头。就在他考虑去欧洲为好，还是到美国最宜，举步不定之际，恰巧有人推荐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早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32年后（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沿海和内地一些商埠口岸城市陆续出现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认上海为中国所属基督教青年会中心，开始建筑总部会所。次年决定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标榜“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因此对中国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宋庆龄女士曾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文中讲到，在城市留学生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它已成为了人们社交集会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们帮助中国吸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永远戒除吸烟恶习。这些都是影响巨大的，有助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事情。
为适应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洋留学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同样地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应，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加上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被迫辞职，教会工作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之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国人约翰·罗·莫特，认为孔祥熙能够接替王正廷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有像孔祥熙那种性格倔强、办事认真的人来领导，便邀请孔祥熙出使日本，担任总干事一职。莫特的邀请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但孔祥熙是个思想复杂、城府极深的人，不愿意轻易地让人窥视透其内心世界，因此，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惊喜若狂，迫不及待的样子，却是在故作一番推让，提出只干一年的托词下，顺水推舟，走马上任。这就给人一种极不情愿，迫不得已去收拾烂摊子的印象，干好干坏，到时可进可退。
茫茫大海，天水一色。秋季是台风季节，太平洋的风浪仍然很凶猛。孔祥熙因为有过漂洋过海的经历，已经习惯和适应了穿梭于风顶浪巅的航海生活，不像初次出海的旅客有那种头晕目眩，呕吐难忍的感觉。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孔祥熙怀着怅惆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到日本。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触景生情，也许是一种希冀与渴求，孔祥熙骤然吟起了唐诗中的佳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日本与中国虽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却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社会，既不同于孔祥熙父母之邦的中国，又有别于孔祥熙早已适应了的美国社会。那时的东京，建都不久，远不如现在这么繁华热闹，在孔祥熙看来，较之中国的一些城市，东京可算是个鹤立鸡群的“大家闺秀”，比起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充其量只能算是“良家碧玉”。见过外面世界的孔祥熙，很快地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孔祥熙这次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不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暂借一方“宝地”避风遮雨，得过且过。因此，当到任后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纷至沓来时，孔祥熙真有些惊喜交加，应接不暇。
靠上了王正廷，从此官途坦通。孔祥熙答应接替总干事职务，纯属无可奈何，但却无意识地解了王正廷之围。在王的眼中，孔祥熙算得是个救驾的有恩之人。孔祥熙无意中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校友兼“恩人”，为他跻身政坛、步入官途架桥铺路。孔祥熙反过来又急于报答王正廷知遇大恩，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左右，鞍前马后为王效劳，成为王正廷班底的一员干将，活跃在旧中国政治舞台。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继承他的衣钵，原封不动地接过了旧班底，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
取悦孙中山，成了革命功臣。孔祥熙到日本后，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志士”，暗中执行革命工作。此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国民党只求党势发展，不计品流纯糅”；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步骤凌乱”，“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决心不要这个“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的党了，准备重新组建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1914年4月，孙中山致南洋革命党人，告之组党工作进展顺利，大体就绪，但“因鉴于前此之散涣不统一之病，此次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要求入党人还必须在誓词上打上手模。廖仲恺、陈其美等表示拥护，端端正正地按上了手模。
黄兴、汪精卫等人对这种立党办法表示反对，认为是会党旧俗，不愿加入。孙中山决然拒绝别人意思，也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甚至让黄兴静养两年，闭门思过。这样，孙、黄之间继1907年讨论革命旗帜图案、1913年解决“宋案”意见分歧之后，正式分道扬镳。好在两人革命大目标一致，又都具有豁达大度、海量容人的高风亮节，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损伤往日的私人友谊。1914年6月27日，黄兴离日旅美前，宴请孙中山叙别，孙中山对好友的离去非常惋惜，赠联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孔祥熙始终追随左右，经常出入孙中山东京寓所，不仅协助孙中山整理组建中华革命党党务，负责经费的捐献与劝募，还参与机密和代孙中山处理文书电函。
孙中山、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荟集日本，可以说是群星灿灿，各领风骚。相形之下，孔祥熙则稍逊一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孔祥熙能够在当时那种“除了力战而死的能保持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余的大多数人或者溃围而去，落荒而走，或者屈了双膝，向敌人投降”的革命挫折时期，坚持革命旗帜，其精神可嘉，其行动可佩。孙、黄分道扬镳自不必说，连一生以“总理信徒”自诩的汪精卫也在革命紧急关头“召之去，坚不行”，孙中山自然地对孔祥熙效忠革命的行为十分赞赏。这不仅为孔祥熙日后爬上国民政府高位积聚了一笔厚厚的资本，而且他俨然成了革命的大功臣。由此看来，孔与孙的关系不仅有连襟关系一层，而且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收获最大的是赢得了宋蔼龄的芳心，再次缔结姻缘。孔祥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绝对不满足于做个一辈子布道讲经的传教士，还在等待施展宏图的机会。
孔祥熙到任后，暗中从事革命工作，也并没有忘记“在其位、谋其政”。他为重振基督教青年会声势，施展平生所学，励精图治，行色匆匆，足迹踏遍岛内，确有一股子热情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孔氏的整治下，一改昔日侮霉之气，顿生勃然之机。
“后生可畏”。在日本华人中，孔祥熙是“隔窗吹喇叭——名声在外”了，慕名来访者渐渐多了起来。在众多的来访者中，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后来被誉名“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的首脑，孔祥熙未来的丈人宋耀如。
说他神秘，并不是单单指宋耀如个人有着从小游历美国、闯荡世界的传奇经历，更多的是说以他为首包括其6个子女两代人影响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达半个多世纪的传奇色彩。纵观古今中外，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结合向为人们所钦羡，而蜚誉中外的宋氏家族三姐妹的婚配更使人称奇不已。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三女儿嫁给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此威名显赫的联姻，在风云际会的政坛中领其风骚数十年。有人考察过中国历史，认为仅有隋唐时代独孤信的三个女儿，一嫁北周明帝，一嫁隋文帝，一嫁唐太祖可堪比拟，而宋氏三姐妹对政局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独孤信的三位千金。
孔祥熙的名气传开后，引发了宋耀如的好奇心，他决计会会这位年轻人，想不到这次会见却引出了一桩儿女婚事。孔祥熙在东京接待了这位来访者，很快地便博得宋耀如老人的赏识。两人越谈越近、越说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形。闲聊中，孔祥熙提起了一件往事：那是1906年，在大西洋彼岸的都市纽约，孔祥熙在一次社交聚会上遇见了宋耀如的大女儿宋蔼龄小姐。那时孔祥熙已从欧柏林大学毕业，正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宋小姐却在卫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对两位学子见面时的心情感受，是否从此互存好感，彼此倾慕，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一见钟情。因为宋蔼龄几乎忘记了对方，而孔祥熙也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各人沿着各人的轨迹运行。然而又由于纽约的这次邂逅，促使他们在相隔8年后重新聚首时都迅速地爱上了对方，进而缔造百年好合。
一个说得无心，一个听得有意，宋耀如立即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吃饭，看来他是相中了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贤孙，打定主意要他作东床了。
宋家1913年秋季举家迁来日本暂住，起初在神户，后到东京，此后不久又迁往横滨安家落户。当孔祥熙在宋家重新见到阔别8年的宋大小姐时，昔日含蓄腼腆的女学生模样荡然无存，脱落成为了一位风姿绰约的迷人女郎。
自从与宋蔼龄再度相见后，孔祥熙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开始频频地向宋蔼龄递送爱的信息。此时，宋蔼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为了增进了解，孔祥熙有空就到孙中山寓所帮助处理文书函电。由于共同的工作关系，“接触日益增多，感情笃厚”。宋蔼龄赞赏孔祥熙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祥熙呢？则认为宋小姐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最最佩服”的女中豪杰。于是很快地进入了热恋高峰季节，约会湖光山色之下，徘徊柳暗花明之间。
宋蔼龄与孔祥熙的爱情之舟，一帆风顺，不像她的两个妹妹的爱情那样曲折缠绵，也许正因为太过于顺利而缺乏诗情画意的缘故，世人也就不像谈论她两位妹妹爱情轶事那样热烈。然而在宋老夫人的眼中，这次恐怕是三个女儿中，她最为满意的一门亲事了。这主要取决于孔祥熙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他既有“高贵”的血统身世，又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教育，年轻有为，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瓜熟蒂落”，该是收获爱情的季节了。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之上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虽然没有三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铺张隆重，但却也算得上风光热闹，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
结婚那天，蔼龄刻意打扮了一番。礼服是用粉红色缎子做的，缎子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头上还扎着一朵漂亮的梅花结。
早晨，天蒙蒙亮时还下着大雨，但在新郎新娘和至爱亲朋动身去教堂时，却奇迹般地露出了笑脸。等到在宋家用过结婚餐，新婚夫妇乘车去镰仓，金色的太阳还透过路旁一行行树杈洒在新人身上。但当他们走下车刚刚踏进镰仓的旅馆大门时，倾盆大雨又骤然而至。一惯爱信天命的孔祥熙因天公作美而喜出望外，预言“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后来有好事之士，写了一副对子，虽然不很工整对仗，但能形象地概括孔宋联姻的前因后果，大意是：“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宋蔼龄与孔祥熙即将结婚时，她向孙中山建议，让庆龄代替她当秘书。孙中山赞成这个意见。宋庆龄也愉快的同意了。从此，宋家二小姐得以在孙中山身边进行工作。孙中山因为有了庆龄，文牍工作越发有条不紊，而且越搞越出色。宋家二小姐又很快地成为了孙中山的一位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并终身结为革命伴侣。
宋蔼龄辞去孙中山先生秘书工作，同丈夫住进了东京的新家。每天除了看书、读报及偶尔的社交应酬外，宋蔼龄显得无事可做，虚度时光。好在此时孔祥熙全力协助孙中山处理中华革命党党务，回家后免不了向妻子谈谈工作中的问题。宋蔼龄就是这样靠从丈夫的口中知道外面的情况，有时也帮着丈夫整理文件和账务。宋蔼龄和孔祥熙婚后，在东京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915年，“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的国贼袁世凯，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又野心勃勃、紧锣密鼓地唱起洪宪帝制丑剧。然而，辛亥革命期间高涨起来的民主共和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挫折而消失，反而日益深入人心，产生了积极影响。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关注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袁军事斗争。
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特派员，肩负着孙中山秘密布置的任务，于1915年秋天，先宋查理一家回到上海。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准备去山西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行前还特意花了几天功夫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立即启程去太谷办学，而是频繁地出入于在沪军政要人家门，秘密策动驻沪的海、陆军举行反袁起义。可是，出师不利，他们的行踪很快地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准备拘留他们。上海都督陈其美，得知消息暗中通知他俩火速离开上海，脱离险境。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搁置策动武装起义、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山西太谷。
由上海到山西太谷，可算是一次漫长而惬意的旅行。孔祥熙夫妇坐火车到达榆次后，宋蔼龄坐进了一顶十六个轿夫抬的花轿，孔祥熙则骑着马陪伴在侧，悠闲自得地走完了到太谷最后一段旅程。
孔祥熙夫妇到程家庄老宅，拜见祖辈后，便直接搬到铭贤学校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全体师生欣喜若狂，为迎接他们心中的“财神”、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费尽心机地把学校环境、校长公馆刻意装扮一新，就连生在南国，长在异邦的宋蔼龄，也对铭贤能有如此幽静的风景、整洁的校舍和富丽堂皇的校长公馆颇感惊奇。
宋蔼龄在山西太谷的生活是繁忙的，但也是充实的。她那时已身怀六甲，既要随时准备迎接小生命的降生，又要协助孔祥熙处理校务，在师生面前树立起“夫唱妻和”的贤淑形象。
孔祥熙把铭贤学校一直看作自己的“杰作”，为收买学生、笼络人心，他极力装出一副师生之间平等相处的样子，经常讲：“师生有如家人父子，能多聚集，总要多方聚集，能多会晤，总要多方会晤，能多探讨，总要多方探讨，能多畅叙，总要多方畅叙。”宋蔼龄不仅对丈夫这番论调衷心赞成，而且身体力行，瞄准机会就往学生中间凑，还不时邀请部分师生到校长公馆作客便餐。这群出身山西土财主家庭的富家子弟，山珍海味都吃过，就是不曾见过西点西餐，在校长家里他们才算真正“大开洋荤”，吃的是西式糕点，喝的是咖啡、可可。校长一家的“恩惠”把这群学生感动得五体投地，决定集资买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礼物虽轻，说明人心所向，孔祥熙、宋蔼龄自然十分高兴。从此学生们一见到宋蔼龄便围住她。“师母”、“师母”地叫个不停，直叫得这位师母大人春风满面，乐得校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
宋蔼龄不仅仅是校长夫人，大家的师母，同时还是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尽管这段教书经历不长，但宋蔼龄以自己的勇气博得了学生的爱戴。
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后，主要精力放在增设大学预科方面。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学在即之时，原先应聘的一位美籍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来中国任教。这下子使师资力量尚感不足的铭贤学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如果再从外国请教师就得推迟开学，从中国沿海地区聘请一位教师来代理，也没有了时间。后来有人急中生智，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卫斯里安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呢？”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了教鞭，走上了这个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随着第一个孩子罗莎蒙黛（孔令仪）呱呱落地，宋蔼龄也结束了作为大学教师的一段生活经历，退出了那个令人尊重的教席。
当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宋蔼龄说道：“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教书，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也想为我丈夫分忧。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革命党派到其他地方秘密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也都不妙，不是事泄流产，就是半途而废。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能够阻挡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1916年元旦急着在北京登基、黄袍加身。元旦那天，从北京还传出消息，“洪宪”皇帝袁世凯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他“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身在太谷的孔祥熙义愤填膺，大骂袁贼不止。于是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上袁世凯书”，发送报馆公开发表。孔祥熙写到：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以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在不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接着又指出：“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亟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耳，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人们只知道这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可以不必过问那位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却不曾署名的人，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贤内助”宋蔼龄。曾有人这么形容过他们同时代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汪精卫没有陈璧君，难成为汪精卫，陈璧君没有汪精卫也成不了陈璧君。如今，将这段精彩的评语换下名字，移植到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身上，不也恰到好处吗？
与军阀交往
孔祥熙和阎锡山过从甚密，任山西督军署参议。他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宣传“村政改革”，实施“以工代赈”。
他同张作霖、吴佩孚鱼雁往来，若即若离。
在王正廷的举荐下，孔祥熙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
1915年秋天，孔祥熙、宋蔼龄由日本返回太谷后，花了很大的精力结交北方的军阀、政客，并开始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
孔祥熙夫妇首先同阎锡山建立了紧密联系。
阎锡山于1912年3月坐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后，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些表面的应付，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输诚。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原籍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知遇之恩，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
1915年，阎锡山突然想起一个新的花样，要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巩固他的统治。他听说孔祥熙办铭贤学校有点名声，便派人来请孔出任山西教育厅长，“整顿”山西教育。然而，孔祥熙既想为阎效命，又怕无力承担办学重任。便以“一时还舍不得离开铭贤”为由，假意推辞，同时表示“我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阎锡山精于政坛之道，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便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孔祥熙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
开始，他的任务是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听说要他同“洋人”打交道，满口应允。
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全。为了迎接外国人，他经常亲自去车站恭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奉阎锡山之命，赴石家庄，迎接外国人来太原游览。他安排外国客人拜会阎锡山，领着他们出席各种宴会，每次都格外细致，令阎锡山满意。他向外国人吹嘘阎锡山的“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更使“阎督军”飘飘然。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懂得外国人生活习性，又愿为“洋人”和封建军阀办外交的人属凤毛麟角。孔祥熙的热情接待，很快就取悦了“洋人”们，“洋人”们在给孔祥熙一点小恩小惠的同时，对其大肆吹捧。
有一次，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来山西游玩，孔祥熙领着他们游山玩水。古朴威严的晋祠里，高耸入云的五台山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欢迎会上，孔祥熙借向师生们介绍克兰之机，将这位美国公使吹捧了一番。接下来，这位公使又在演说中，称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就是这样，孔祥熙借助“洋人”的赞扬，身价倍增。阎锡山也逐渐对孔刮目相看，让他帮助处理山西的内政。
1917年，阎锡山提出了所谓的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立即表示，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寒暑假期，带着督军阎锡山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宣传“村政改革”。
看到孔祥熙大张旗鼓地为“村政改革”奔波，阎锡山甚是高兴，写了两首实在不能称为诗的诗：
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孔祥熙受宠若惊。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阎锡山的“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为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老师率领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除了寒暑假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分别开赴所指定的村庄，大力宣扬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是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表面文章。有的是只说不做，有的说多做少，有的弄虚作假。他利用其军事实力，排挤了反对势力，又通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与政客，替他大肆吹嘘，结果骗取了“模范省”的称誉。
孔祥熙虽然比阎锡山年长三岁，但在阎锡山面前小心谨慎，从不乱说。阎锡山要知道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阎锡山赞赏的事，他马上随声附和，阎锡山讨厌的事，他又能力陈其弊。两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在孔祥熙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孔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
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宋蔼龄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而且生育时又难产。正如人们大难不死之后常做的那样，蔼龄愈后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虔诚的程度问题了。在此之前，宋蔼龄远非像她所自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虽然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阐述中国的教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她对其母亲所热爱的那种非常拘谨的崇拜方式是不肯接受的。宋蔼龄曾就这个问题同母亲进行过多次讨论，越是讨论，宋蔼龄越是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母亲的宗教信仰相距甚远。孔令仪出生以后，宋蔼龄“才第一次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保佑她母女平安”。她自认为，在此之后，“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1916年12月10日，宋蔼龄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令侃。
1919年，山西遭受严重灾害，全省70余县夏秋两季分别遭受霜、冻、水、雹各灾。而这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欠薪欠饷，自顾不暇，惶论赈济。山西的阎锡山则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后来，灾情越来越重，灾民日以倍增，有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已成一触即发之态。为了平息事态，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不得不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救济灾民。
孔祥熙十分清楚，此时正是阎锡山的困难之际，作为阎的“参议”，理应解此燃眉之急，助他一臂之力。
开始，他信心很足，一个一个地登门拜访，想请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政客、商人、实业家解囊相助。这些人平常都高谈阔论，表示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而这次却都摇晃着脑袋，说爱莫能助。
最后，他利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抱着再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华洋义赈会。他请求这个义赈会给笔贷款，赈救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过去同孔祥熙有些来往。但是，这个义赈会规定，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便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这个问题使孔祥熙难以置答，他稍微思索以后说：“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位传教士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便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又赴山西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这位山西的“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喜上眉梢，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针，并且保证督军府将以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帮忙帮到底，负责公路筑成，贷款归还清楚为止。但是，孔祥熙表示，这项工作理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两人商议的结果，由督军府指派孔祥熙的好朋友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军人出身，当时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1919年孔祥熙在太谷办夏令营，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带领学生翻山越岭，作健身运动，由此孔祥熙同赵建立了交情。正是这样，赵友琴在修筑公路中，经常找孔祥熙商量，有时孔祥熙还帮赵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所有的人，担任工头，到寒暑假期间，连铭贤的师生，也参加了工头的行列。
华洋义赈会给了孔祥熙100万美金的赈金，至于说这笔巨款孔祥熙和赵友琴是怎样分配的，这当然无人知晓。他们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钱雇了一些灾民，修筑山西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对发展山西交通，开发经济客观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这段时间，孔祥熙险些断腿。
1920年秋天，晋南公路修筑到霍县、赵城一带。一天，风和日丽，公路督办赵友琴邀孔祥熙一道南下视察，同时观赏晋南秋色。孔祥熙欣然应允，两人便坐着小汽车上路了。
孔祥熙和赵友琴兴致勃勃，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指指点点，威风凛凛。各地大小官员见省城来的官员，自然不敢怠慢，除了送上当地土特产外，不免要美食一餐。待孔祥熙一行酒醉饭饱，打道回府，已是太阳西沉了。
真不凑巧，在距太谷县城20里的一个偏僻小村落，汽车轰鸣了几下以后，再也跑不动了。这时，夜幕已降临，除了能看见空中闪烁着的繁星和远处农家摇曳的油灯外，什么都看不到了。
怎么办？孔祥熙提议雇骡车回太谷，赵友琴嫌骡车太慢，赵友琴转而提出住农家客店，孔祥熙又说客店太脏太乱。各执一端，难得统一。最后，只有步行而归。
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了十多里。越走越黑，越走越累。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少里？”
“我想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没有那么远，顶多不过一二里罢了。”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那么，我们的罪就快受完了。”赵友琴好像不安的说，“我受这份罪倒是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是犯不着。”
孔祥熙生来就没有摸黑走这么远的路，走到现在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为了要面子，只有硬着头皮说：“有什么犯得着犯不着呢，为了公共利益跑上个二十里路，那儿谈得上是吃苦。”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孔祥熙的一个“苦”字还在余音袅袅，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哎呀！”
赵友琴大惊失色，只听到孔祥熙发出一种呻吟的声音：“哎哟！我的腿快摔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失足摔下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了。孔祥熙低声地请求道：“快拉我一把。”
孔祥熙又胖又重，赵友琴费了好长的时间，累出一身臭汗，才将双腿已跛的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就是这样，孔祥熙在那位洋教士的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军阀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个难题，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黎元洪和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急公好义”。孔祥熙将这块匾额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也送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扶危济困”。这一块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自然也得吹捧孔祥熙一番，他们送给孔一副功德牌联，其文曰：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从1915年至1921年，孔祥熙利用其任阎锡山的“参议”的条件，广交朋友，“山西军政要员与其友谊，因亦日增”。
在孔祥熙就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不知通过何人介绍，孔祥熙又同北洋军阀中的两位“大帅”——张作霖、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先看看他与张作霖的交往。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县人。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1875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14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改学兽医。1894年张作霖加入毅军，不久携械潜逃，跻身绿林，声势日大。1902年，被清廷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效命，自此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被任命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5年，袁世凯登基时，论功行赏，封张为子爵。但张作霖并不高兴，他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掌东北军政大权。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携带一封亲笔信和一份聘书，请孔到奉天督军署担任参议，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张作霖在信中将孔祥熙吹捧了一番：
“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徜蒙荷允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外交，必有莫大裨益。”
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张作霖作为虎踞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是阎督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心腹之人，非等闲之辈，却偏要打孔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熟悉洋务”，真的“求才是渴”，或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我们无从知晓。
这天，孔祥熙热情接待了张作霖派来的使者，他仔细将张作霖的来信看了一遍，又听了那位专使介绍了东北的军政情况，感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于是，他向那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己“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的成就，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那位专使回到东北，向张作霖汇报了同孔祥熙交谈的情况。张作霖听后怏怏不乐，但又不便发作。为了探明孔祥熙的真实思想，进一步拉拢孔祥熙，便致电孔祥熙，请孔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当年虽已36岁，但羽毛并不丰满，还需要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在军阀中找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但却极想同张作霖建立联系，为日后的官场生涯打下基础。
孔祥熙准备了一些高级礼品，于1917年春季不辞辛劳，来到沈阳奉天督军府。在宽敞豪华的督军官邸，这位称雄东北正觊觎着全国的张大帅，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秘密交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些默契。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作霖的奉天府，但是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重要情况，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张作霖表示忠诚之心。一贯颐指气使的张作霖在听到孔祥熙虔诚的表白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奸笑。
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在孔祥熙临行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孔祥熙自然是客套一番，最后还是一件不少的全部收下了。
孔祥熙返回山西后，同张作霖函电交驰，互通机密，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我们再来看看孔祥熙同北洋军阀中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吴佩孚的所谓“神交”。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1874年生，他是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首领之一。22岁时，考取秀才，后来又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保定武师范学堂、测绘学堂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黄姑屯车站被日军预谋炸死。
1917年，辫子军大帅张勋的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且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府，号召北伐。而北洋军阀政府则妄图以武力征服的手段，巩固其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遇开战，他都以青布裹头，骑马奔至前沿，督促士兵进攻。靠着那攫取湖南督军位置的野心，连连攻下岳州、长沙、衡阳。这一下，原来属北洋军阀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北洋军阀中的同僚发狂般地赞誉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人物是吴佩孚，期刊时间是1924年9月8日。
可结局出乎他的意料，段祺瑞将督军的位置封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总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衔。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于8月份公开发出“罢战求和”通电，与段祺瑞反目相向，主张南北议和。在私下场合，吴佩孚骄矜地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吴佩孚和段祺瑞之争，是北洋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而吴佩孚当时提出的“停战议和”的主张，又客观上顺从了广大民众的愿望。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的主张的可取之处，他直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时，敢做敢为”，便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有胆有识”。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想同吴佩孚建立起联系。
吴佩孚以前官位不高，与孔祥熙也无交往。这次突然发现这位阎锡山的“参议”公开致电，向他表示拥戴之心，好生奇怪，他向幕僚们仔细一打听，知道这位姓孔的“参议”，并非一般的人物，便提笔给孔祥熙复了一封信，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还许为“平生知己”。
对于吴佩孚的来信，孔祥熙采取了对张作霖同样的态度。他回信对吴佩孚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没有再加勉强，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说了一大堆客套话，什么对孔的“理想与抱负备至敬仰”等等，看到这些字句，孔祥熙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被某些人称之为的“神交”。
至此之后，孔、吴二人在官场上命运不同，孔祥熙飞黄腾达，成为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众多小军阀都得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率军几十万，但终于在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吴佩孚只得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1939年，吴佩孚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必定抽空访晤，有时还馈赠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吴佩孚则对孔祥熙的情意感激涕零，也每有回赠。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攫取的大量珍宝古董不少都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孚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一番：
“赫赫吴公，允武允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钤，取威定霸，虎视中原，喑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喻雷庭，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穰苴，以逮壮缪，说礼敦诗，是式是鹄。……”
孔祥熙跟着阎锡山鞍前马后，效尽全力干了一些事，自己也捞到不少实惠。他同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关系暧昧，若即若离，彼此都有几分深情厚意。
然而他对“参议”这样的闲差并不满意，总想弄个正规其事的官职。
1922年春，机遇终于来了。孔祥熙的一位好朋友、北洋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致电孔祥熙，请孔赴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副主任。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次长兼代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同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担任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这时候想起了比他早毕业几年的孔祥熙，他要孔“助以一臂之力”。
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之职，于1912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竣事。孔祥熙所在的“公署”不久就撤销了，孔便无事可干了。
督办公署散了摊子。孔祥熙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跟着王正廷游山玩水的情形：趵突泉，三窟齐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泰山，山势雄伟，峰峦峻拔，还有那众多的奇山异景，都久久不能忘怀；更使他留恋的是那纸醉金迷、前呼后拥的官场生活，他前思后想，决定再也不能呆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太谷小城了。他多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给他找个差事。
王正廷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1925年春，王正廷打来电报，请孔祥熙速去北京中俄会议署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
原来，这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被委派为督办。
公署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孔祥熙坐上了。
名为“坐办”，实则没有什么大事可办，王正廷似乎对孔也不那么重视。孔祥熙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孔祥熙便溜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消磨时光。饭后便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那些星相家们看到孔祥熙自称是政府的官员，衣裤笔挺，加之方脸大耳，背厚腰网，当然称许备至，阿谀奉承一番，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等等。公署的一帮人自然也随声附和，说得孔祥熙喜形于色，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免不了向那些星相家们多赏几个银元。
也是在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8月，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管理自己体育事务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担任名誉会长。1936年和1948年，中国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任代表团总领队。1939年，由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成为中国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方面，是王正廷与孔祥熙在官场上私交甚好；另一方面，王正廷也是为了“找一个能同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1943年，孔祥熙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2万法郎。1948年，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由于无钱，滞留在伦敦，王正廷向孔祥熙告急，孔从纽约汇来3千美元。但是，孔祥熙从未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会议。
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
孔祥熙赶赴广州同孙中山见面。他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印了三万份，加以宣传。冯玉祥见到《建国大纲》时，连声说“太好了，太完全了”。
孙中山病重期间，孔祥熙竭尽全力关心照料。
孔祥熙是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并主持治丧事宜。
无论是在山西、山东和北京任职期间，孔祥熙都始终同孙中山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忠实地执行着孙中山的指示。根据孙的战略思想，他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的联盟。他向冯玉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促使冯更加倾向南方革命政府。在孙中山病重期间，他守护在病榻旁，成为《总理遗嘱》的证明人。这些活动表明，他曾是孙中山的忠诚的追随者。这些活动，又成为其日后重要的政治资本。
1922年，孙中山曾要求在北方谋事的孔祥熙到广东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革命。
是年4月，宋蔼龄带着1915年9月出生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到广州去看望孙中山和宋庆龄。孙在广州任大元帅，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正在指挥北伐军胜利前进。一天，孙中山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还说准备给孔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宋蔼龄连声说：“好！好！我让他来追随先生。”宋蔼龄这次在广州住了7个星期。
宋蔼龄及时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孔并没有立即赴南方。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分析说，这是因为孔当时在热衷于实现在山西的教育计划，所以不愿跻身政界。这个分析并不正确。其真实的原因是：一、孔当时正在为“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效命。二、孔此时也正在做一些秘密的活动，一时还脱不开身。
在1922年春天，孙中山为争取皖、奉二系共同对付直系，积极和皖、奉代表联络，以形成孙中山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同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次接触，力谋加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1924年1月，孔祥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赶赴广州。孙中山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孙的《建国大纲》刚脱稿，孙拿给孔看，并问他：“你看怎样？”
孔答：“很好。”
孙中山接着说：“恐怕还有些人不大赞成。”
孔马上说：“我看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把它给我吧。”
孙中山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说：“好的。你拿去仔细看看吧。”
过了几天，孔祥熙又对孙中山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东西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办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总理之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他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他常说没有好办法拿出。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孙中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于是，孔祥熙就由广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三万本，然后北上，在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于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推冯为参谋总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
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谌家矶时，冯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了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陋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
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因此，孔祥熙到南苑后，在一次宴席上，便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
说完，孔祥熙同冯玉祥走进一问密室，孔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孔祥熙走后，冯玉祥将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
显然，1920年以来，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决战于山海关。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10月19日，当冯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消息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班师回城。10月23日，冯部未鸣一枪，占领北京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迫使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衔，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清除民国成立后延续13年的“中国之帝号”。这些行动，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头子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31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使病情恶化。他到北京后，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看到这种状况，孔祥熙心急如焚。他跑里跑外，请医生，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孙科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启程北上。直陈。”
孔祥熙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性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孔祥熙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这样，孔祥熙便成了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终年59岁。
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他年龄较大，官场较为熟悉，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他在其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同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建立了中山陵园。孙中山的衣帽则封于碧云寺石塔中，改为“衣冠冢”。
在中山陵园建成之时，孔祥熙专门写了千余字的祭文。
这篇《祭孙总理文》写道：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饯之辰，爰具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曰：
繁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逾乎四年，青旃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骞，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蕲大同之速跻，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旒旌以表德，轶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诔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彼美，接清麈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聪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麈，呜呼尚饗。”
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孔祥熙同蒋介石相互勾结，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歪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缓和蒋、汪矛盾
为了缓和蒋、汪矛盾，孔祥熙在其寓所设宴，请蒋、汪会晤，商谈合作事宜。
孔氏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洗脑子”，宋子文被迫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孔祥熙致电宋子文：“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并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卖主是谁？商人为何人？要价多少？何日支付？
真实政治意图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知晓。
孙中山治丧事宜处理停当，孔祥熙仍旧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干“坐办”的差事。
当时，北方政局更趋混乱。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善后会议”，一方面想借此欺骗人民，扼制人民反帝废约运动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企图借此产生御用的国民会议，选举他做正式总统，以便重新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善后会议”的召开，再一次暴露了段的反动面目，从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权摇摇欲坠，“中俄会议”也因之时开时停。孔祥熙经常无事可干。
1926年初，孔祥熙离开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飞往美国，进行“考察”。在那里，他一面滔滔不绝地宣传、鼓励华侨继续奋斗，一面又源源不断地向各界伸手募捐。演说时，他慷慨陈词；募捐时，他笑容可掬；在中国留学生面前，他趾高气扬；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富翁门下，则毕恭毕敬。大半年的“考察”，使他名利双收。欧柏林大学赠以法学博士学位，他又以铭贤学校的名义募得100余万元。
1926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上，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一蹶不振。在江西战场上，敌人全线溃退，孙传芳乘军舰狼狈逃窜。正是这个时候，孔祥熙由海外归国，他没有重返古都北京，也没有遁迹乡里，而是径赴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并就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总揽后方财政大权，支持前线作战。
孔祥熙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星期，便回到上海。在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咸斯路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孔氏夫妇经常同蒋介石商议政治、军事大计。许多忠于蒋介石的将领，腰缠万贯的大买办资本家，横行霸道的流氓头子，耀武扬威的外国军官，也都时常来到孔祥熙寓所聚会。在一阵酒食征逐中，在一片轻歌曼舞下，酝酿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期刊时间是1927年4月4日。到1927年3月以后，在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如何调和以蒋介石（即宁方）同汪精卫（即汉方）的矛盾，逐渐成了重要的话题。
蒋介石是1908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时，他依附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开始接近孙中山。蒋介石靠其军事方面的才干逐渐获取了孙中山的信赖，加上在陈炯明叛变期间，他随孙中山避居永丰舰50多天，使孙更加信赖蒋介石。在建立黄埔军校过程中，蒋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就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军总司令，势力不断扩大，并一直觊觎着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相比之下，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党龄”比蒋介石长一些。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并担任评议部议长，成为创建同盟会的最年轻的骨干。他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赢得许多进步青年倾慕。他参加了谋刺摄政王的活动，名扬中外。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汪出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怒气勃然，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先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不久即辞职，再度出洋赴法。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同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孔祥熙与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同汪精卫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留沪“赞助清党”。汪精卫则声称：“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
4月3日，蒋介石“发拥汪通电”。
4月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通电，称与蒋总司令及张静江暨各军领袖等举行重要会议，决定：（一）发表宣言，一致合作，勿趋极端；（二）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各重大事项，以前武汉命令，概不承认；（三）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纠正。
表面看来，由于孔氏夫妇从中调和，蒋、汪矛盾一时缓和，开始了“一致合作”。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谓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4月6日，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赴汉口。
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整个上海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建都阅兵典礼训话中公开宣称，对共产党，就是要用“决绝手段”，不能用“和平法子来解决”。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仍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被迎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
在这种“宁汉对立”的情况下，孔祥熙是十分鲜明地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同时，他还通过拉拢冯玉祥和劝诱宋子文等手段，向汪精卫施加压力，酝酿宁汉合流。
当时号称有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的冯玉祥，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冯玉祥表示对宁、汉双方不存薄厚之成见，宁、汉两个国民政府，他都派驻代表，两个国民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都接受。
6月10日，冯玉祥约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希望冯共同反共反蒋，但冯不表态，“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汪为了拉拢冯，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冯，以表对冯的信任。冯为了迎合汪，宣称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对冯玉祥的一言一行，孔祥熙都十分关注。他暗衔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经过多次策划，6月20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会议举行了两次。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八项议题，（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因时间关系，着重讨论了（三）、（四）、（五）三个问题。第二次会议，就八项议题分别作出决议。其中关于“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决议由冯同志发电警告武汉”。关于“武汉政府问题，决议先在冯同志警告武汉电内，促伪政府注意”。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现在“补救之方”，惟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外，余均可合而为一’。他提出：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催促汪、谭“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从徐州会议决定的事项及冯玉祥21日的通电的内容来看，孔祥熙在此期间同冯玉祥的多次秘密会谈，确实收到了“实效”。对于冯玉祥的表现，蒋介石、孔祥熙十分满意。在徐州，蒋介石当时即馈赠50万硬币犒军，还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军的军饷250万元，这使冯受宠若惊。
在斡旋宁汉纷争的活动中，孔祥熙的另一个“目标”是宋子文。
1927年4月初，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他力图衍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本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他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了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参加。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
显然，蒋介石不能容许宋子文这样干下去了。蒋根本不同宋商量，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4月20日，蒋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
孔祥熙、宋蔼龄除了催促蒋介石加紧做宋子文的工作外，还在孔氏夫妇家里以及有关场合给宋子文“洗脑子”。终于使宋子文屈服，同意支持蒋介石。
在孔氏夫妇的劝诱下，宋子文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7月12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宋子文在当晚还会见了宋庆龄，转达了他的母亲、宋蔼龄、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所有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并且将继续同蒋进行斗争。也就是在7月12日，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详细说明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由孔祥熙转给了蒋介石。
13日傍晚，宋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电文说：“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索取的要价”是什么？外人无从知晓。“卖主”、“商人”、“要价”、“支付”，这都是商业语言。孔祥熙、宋子文将中国的命运看作可以买卖的商品。
“商定的日期”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对抗暂时趋于缓和。
但是，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其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桂系军阀“逼宫”，蒋介石不得不暂避锋芒。
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正式发出通电，请求宁、汉双方团结合作，迎接蒋介石回京复职。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达成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复任总司令，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共同对付桂系。12月，汪精卫由于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攻讦，亡命法国，蒋介石重新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执掌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大权。2月，蒋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的明争暗斗中，在几次关键的时刻，孔祥熙都能不辞艰辛，四处奔波，为蒋说项，协调蒋介石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为确立和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的确“竭尽赞襄之功”。
蒋宋联姻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宋家内部展开激烈争论。
宋庆龄、宋子文反对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不赞成，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孔氏夫妇是何态度呢？
如果说，斡旋宁汉合流，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是孔祥熙的“功劳”的话，那么，撮合蒋宋联姻，巩固蒋家王朝，则应主要“归功”于宋蔼龄。
1927年4月，也就是蒋介石疯狂地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政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众说纷纭。就是在宋家内部，也泛起轩然大波，争吵不停。
有一天，宋家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在争吵中，宋蔼龄力排众议。她吹捧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争光”，认为这门亲事乃“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宋庆龄和宋子文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将来的成败尚是未知数，未必能给宋美龄带来幸福，坚持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又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根本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这位宋夫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蒋介石生活放荡，风流韵事颇多。在宋美龄之前，先后有四位夫人。
早在1901年，蒋介石还只有15岁时，其母王采玉为蒋门不断香火，给蒋娶了一个大媳妇，想用“早为完娶”稳住蒋介石的心。新娘名叫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设毛祥丰南货号，时年19岁。蒋介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丈夫。1910年，毛福梅生下了男孩蒋经国。然而，在这以后，蒋则越来越讨厌这位原配夫人了。1921年，蒋介石的婚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他在“休妻书”中写道：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忿，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就这样被抛弃了。
蒋的第二位夫人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日本女子。
蒋在同毛福梅结婚后，曾多次东渡日本。在那里，他一边学习军事，一边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还时常光顾“黑龙社”。
“黑龙社”内有一个佣人，是位年仅十八的美貌女子。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蒋介石每到“黑龙社”来，都要向这位姑娘献殷勤。姑娘也钟情于他。两人一拍即合，不久即暗暗同居，并生下一个男孩。有人说，这男孩便是蒋纬国，也有人否定了这种传说。当然，不管蒋纬国究竟是谁之子，蒋介石在日本与那位东瀛女子的私情，却是实有其事的。
蒋的第三位夫人是姚冶诚。蒋介石返回国内后，便将那位东瀛女子忘得一干二净。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又痴情于上海一家妓院的“房侍”姚冶诚。因碍于耳目，只能金屋藏娇，半暗半明。1912年冬，蒋带姚回归奉化，姚成为蒋纬国的养母。
蒋介石的第四位夫人是陈洁如。陈洁如原籍镇海，通称宁波，乳名阿凤，她父亲是一位纸商，经营很多地产手工艺品；母亲来自苏州，姓吴。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13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毛氏的愚笨木讷、姚氏的风尘之气，13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二人先是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第二天，蒋介石告诉陈洁如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这名字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为此当时二人专门合影留念，签上彼此之姓名。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要与家里的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氏，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陈洁如虽然貌美迷人，但论家世、学识乃至姿色，都无法同宋美龄相比。
宋美龄出生于1897年。5岁时，进入卫理公会办的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和宋庆龄一起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5年后，转入马萨诸塞州韦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成绩优良。1917年回上海，由于她风姿绰约，仪表出众，精通英国文学而又通晓六国语言，举止典雅而又善于交际，因此在许多社交聚会上都成了众星捧月的人物。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家里遇见了宋美龄，二人一见倾心。由于宋家的反对，蒋对宋的追求，持续了五年。
作家韩素音说：“宋家究竟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宋蔼龄是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
在家庭会议中，宋蔼龄反复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她费尽口舌，让宋家的全家人、包括宋美龄相信，这门亲事对宋氏家族有利，对大家都有利。
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为了迫使宋子文同意这门亲事，宋蔼龄和宋美龄一起，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请谭延闿出面调解。谭延闿当然应邀而至。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姐妹在20年代的合影。（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会常委的谭延闿以久经世故的口吻劝宋子文说：“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还说了一番大道理，啰哩啰嗦，弄得宋子文无话可讲，最后“完成使命而归”。
谭延闿走后，宋蔼龄趁热打铁，再次劝说宋子文。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宋子文终于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反对这件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他终于同意了。并且愿意帮助孔氏夫妇去说服宋老夫人。
对宋老夫人，宋蔼龄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她劝说母亲去日本休假，到长崎去看望朋友，到镰仓去洗温泉澡。她十分清楚，只要宋老夫人赴日本，就可以不让宋老夫人过问这件事。
经不起宋蔼龄的一再劝说，宋夫人终于同意到日本去旅游。在日本，宋夫人无法同国内联系，也就无法左右蒋、宋的婚事了。
半年后，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穿着极为考究的服装由上海赶赴日本长崎，向宋夫人正式提婚。
宋夫人在上海是拒绝正式接见蒋介石的。但是，她经不起孔氏夫妇的一再劝说，这次破例接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拿出了同毛福梅离婚的证明书，给宋夫人看，解决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其他纠葛。然而，宗教信仰问题还没有解决。宋夫人问蒋介石：“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蒋介石回答：“要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但是不能连看都没有看就保证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这番话，使宋夫人感到满意。订婚的事，不久就宣布了。
蒋宋的婚礼令宋夫人感到极为失望。她希望婚礼在宋耀如的教堂里举行，由本堂牧师主持。因为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在日本结婚，未能这样做。孙中山和宋庆龄“私自出走”，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由于蒋介石离婚多次，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结婚仪式，宋夫人对此无可奈何，只有要求蒋介石到西摩路的私邸同新娘一起祈祷。
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精心安排下，1927年12月1日下午4时15分，蒋、宋婚礼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的舞厅里举行。
蒋介石陪着宋美龄走上圣坛，在孙中山遗像前站好，向他鞠躬敬礼，又向两面旗子鞠躬敬礼，听主婚人蔡元培朗读结婚证书之后，在结婚证书上盖印。接着便是新郎新娘鞠躬敬礼，向证婚人鞠躬敬礼，向来宾鞠躬敬礼……。他们并没有拥抱和接吻，只听管弦乐队奏乐，和一位美国次中音歌唱家赫尔高唱《哦！答应我！》。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新郎和新娘快步走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他们的身上。
对于这个极为隆重的婚礼，孔祥熙、宋蔼龄欣喜万分，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也十分满意。蒋宋联姻，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英雄爱美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行为，它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它是蒋、宋、孔大家族政治上的结合。
霍塞在评论蒋宋联姻时说：“从此，强大的宋家买办朝代开始了。中国惟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惟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变成了郎舅。”‘擅权的银行家（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找到积累不可计数的财富的机会。甚至年轻的子良和子安（均为宋子文胞弟）都会在政府中找到要职。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军人身旁的风骚的蒋夫人，变成了第一号大女买办。’
蒋宋联姻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宋子文对内加强了同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援助和外国投资。而孔宋家族则利用蒋介石执掌的党、政、军大权，官运亨通，巧取豪夺。
“一耳光风波”
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蒋、孔、宋大家族内出现裂痕。
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达成了协议。
孔祥熙深受蒋介石的重用，积极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提供财政保证。
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
随着1928年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孔祥熙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孔就职后，向中外人士表示：今后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中外合作为方术，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活。他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蒙骗民众。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之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在11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召开了“四全大会”，反蒋派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
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此“危难之际”，孔祥熙再次显示出了与蒋“患难与共”的“气概”。他除了多方活动，笼络人心外，还公开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孔祥熙将实业部的大印交给继任部长陈公博之后，发表了一通高论。他说：“我们平常不都标榜‘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吗？我觉得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屣。这才合乎政治家的风度，不管什么人上台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同蒋介石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同出一辙。这番话，实际上表明了孔祥熙决心追随蒋介石，企图东山再起的心迹。
但是，新上台的孙科及其班底，根本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1932年1月24日，孙科被迫宣告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接着，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独掌了军权。蒋介石在重新上台后，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为考察，实际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
也正是这个时候，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样，孔宋夫妇出访欧美的日程只有推迟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住在上海的塞伊街寓所里。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上海的红十字会主席打电话给宋蔼龄，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问题。她听完电话后，十分气愤，因为有人曾对她说医院的床位很充足，而现在大批伤员又得不到医治。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运动”或义卖等方式来募捐资金，宋蔼龄便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这样，就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宋蔼龄又在一些人那里鼓动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又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3月初，驻沪日军同时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议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的战事刚刚停息，孔宋夫妇即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赴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这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访美初期，他们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渡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重温旧情。
在访美后期，孔氏夫妇的旅途却蒙上了一片阴影。此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入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氏夫妇十分尴尬。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
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孔祥熙夫妇这次出访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显然，孔氏夫妇访美，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这样，孔祥熙在访问欧洲时，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
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中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不久，孔祥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孔氏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惟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氏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
中国当时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此问题，不知是孔祥熙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他居然对这番“空中致胜”、“空军建国”的言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墨索里尼的联系。
离开了意大利，孔祥熙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统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出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同”的计划，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党元首的崇敬心情。他握着希特勒的手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数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孔祥熙回国后，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遂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没有满足孔的这一奢望。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孔祥熙在德国会晤希特勒时合影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氏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其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1933年3月，孔祥熙由欧洲回国。
这个时候，正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拼命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地“围剿”的紧张时刻。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3年2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一次次狂轰滥炸，一次次烧杀抢掠，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争斗。蒋介石急需孔祥熙这样的老谋深算而无二心的亲戚的支持。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蒋于1933年4月命孔为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不久，由于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蒋、孔、宋家族内产生了一场风波。
堂堂的政府首脑，怎么会动手打起财政部长，何况又是自己的小舅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在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就曾对宋子文十分怀疑。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自觉地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
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十九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
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产生了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同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的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
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1933年5月，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
这样，孔祥熙就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些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是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孔祥熙大量印行钞票，仅4个多月，已透支6000多万元，这些钱又绝大部分用在反革命“围剿”上了。
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对孔祥熙十分恼怒，对蒋介石更是极为生气。他急冲冲地去找蒋介石，想劝说他不要急于“剿共”，应该首先抗击日寇。这番话，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一阵激烈的争吵中，蒋介石挥起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
宋子文这回真的不干了。他下定决心，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急忙求救于孔祥熙。蒋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孔祥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先后就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从维护蒋、孔、宋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谋求改善蒋、宋的关系。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孔祥熙继续充当蒋、宋之间的缓冲人，并且作为财政部长将继续按照蒋的意志行事。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这样，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
1933年11月，在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这是件非同寻常之举。孔祥熙深明受蒋重用的奥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为蒋介石“剿共”提供充足的财政保证。
11月6日，孔祥熙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就职演说，公开宣布了其“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他说：“保证尽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这种反动财政方针，正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1月10日，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于1934年6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1934和1935财政年度总数约1.3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直接借款4400万元来自16家上海银行组成的财团。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同剿”。
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有什么“锦囊妙计”？其“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1934年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惟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于1934年10月15日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上海白银储备已经减少了一半，南京政府债券市场急剧缩小。蒋介石要布署军队对长征中的红军围追堵截，军费急如星火，几乎每天都派人来向孔祥熙要钱。为了向蒋介石交钱，孔祥熙动用了他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它的资产只占中国属银行界的11%，而1934年赚利却占全银行界的37.4%。
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
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作储备之用。
《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后，公债发行数额急剧增长。1934年，发行了3种公债，1.24亿元；1935年，发行了7种公债，5.6亿元；1936年发行了3种公债，4.55亿元，而公债的70%—80%用作反革命的“围剿”。
一位外国记者在研究了孔祥熙的财政活动后指出，孔祥熙在担任财政部长的11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他的橡皮图章。孔“老爹”按照蒋的旨意办事，再加上要做几件事讨好自己的妻子宋蔼龄”，于是便把中国的经济“破坏殆尽”。应该说，这个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孔祥熙的确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他的财政是绑在蒋介石内战的列车上的。
在孔祥熙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张嘉一璈就说，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南京债券不值钱。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张嘉墩的中国银行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这些事，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旧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墩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
现在，孔祥熙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他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墩，一定要叫他滚蛋。”
孔祥熙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准备活动。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结果会适得其反。
1935年2月28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了如何对付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对这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孔祥熙首先对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工商业的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做所为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他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这些忧心忡忡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祥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和银行家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这些企业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种方式催促银行家贷款。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银行家们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开较量，使上海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他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似乎与此毫无关联。上海的银行家们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试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运终于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官股二千五百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预约券五张，仰即填具二千五百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此大体相同。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控制了中国、交通二行。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不是现金，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墩及董事长李铭免去现职，由宋子文兼任该两职。任命张嘉墩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是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祥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璈所无法忍受的。张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提出准其常务董事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办理了正式的手续。中国银行于1935年3月30日“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跻身其中。4月20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它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它们发行的钞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这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便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当然是这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孔祥熙乘机在这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控制了银行新的董事会。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这三家商业银行各拨500万元，这样又把这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步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网。
1934年下半年，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实施币制改革。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反应冷淡。
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十分关心”，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
1935年11月2日，孔祥熙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
《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二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大条、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加强经济侵略。在孔祥熙推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极不光彩的行径。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中、交、农四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当然，推行法币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自清末以来，历届政府为克服币制紊乱屡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制改革，对缓和当时金融危机，暂时稳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汇率基本稳定，波动不大。国内资金和信贷松动，利率水平显著下降，黄金投机有所减少。各地各类物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准备抗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