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见庄子
无求无待
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生活在战国前期的宋国（今河南东北地区），当过地方小官，其他就记载不详了。当时中国诸侯纷争，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生活在那种环境中，庄子憎恶昏君奸相，对人民寄予无限关爱及同情。
我们今天所见的《庄子》一书，大部分源于晋代郭象（约252—312年）的注本，不是原著。
《庄子》最早的著录见于《汉书》，据说有五十二篇。郭象的注本有三十二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子亲著，外篇是他和后学的作品，杂篇的作者则有多种说法。
今天，《庄子》流传遍及全世界，因为内容丰富，所以读者皆有独特的得益和感悟。
大体上，庄子贯通儒、道两家智慧，他说老子“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一方面接受现实中的万物，同时又于空虚中超越万物的干扰，让精神与道冥合，逍遥自在。他视人为宇宙主体，而且肯定每个人的价值，认为个人不由人类集体确定他的贵或贱。人的“真我”可以超脱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拘束，不论身处何种环境或者人事状况中，都可以达到与道齐合的妙乐境界，因为只要无“求”便无所“待”，自然自在。
偶遇庄生
到外国读大学研究院前，我常听到庄子的名字，却止于听过，没有机会深入。与许多中国青年一样，这反映我们教育的缺失。
我第一次见到的《庄子》（英文版）是属于美国同学宾尼·斯帕尔（Benne Spahr）的。我们一起上“高级统计学”的课，这是心理学博士生的必修科。班里有11人，由戴贺教授（Prof.Dayhow）教我们，上课时间是下午6点到9点，中间有15分钟休息。
开学3个星期后，我感到有点失落，感觉与同学格格不入。10位同学有7人来自美国，其中4人是神父和修女，50多岁，都是大学教授或教区的主管；3人30多岁，是从朝鲜战争归家的退伍军人，享受着“军人教育津贴”（G.I.Bill）的无限量升学补贴。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置身以心理学闻名的渥太华大学读书。另外3位加拿大人有1位修女、2位教育行政人员。我年龄最小，不是天主教徒，而且是华人。
有一天，我在课间休息时看见坐在后排的一位同学默默坐着绘画，桌上放着一本英文版的《庄子》，而且书页给翻旧了。当时骤见中华古籍，我心中掀起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奇异感觉。
休息后，经自我介绍，我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同听课。我发现他没有听课，只是在绘线条画，而且画得十分传神。他绘一只猫在追捕一只老鼠，两者都是跛脚的，都有一只脚用绷带缠着。室内的桌椅亦一样，尽是跛脚的，都扎着绷带。
我们迅速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诗画都不错，钢琴也弹得飘逸。当时，他尤其喜欢随身带着细小的尤克里里琴（ukulele），因为它“小而声大、声美”，他说，反映出他对道家“大音希声”和“冷风小和、飘风大和”的体悟。的确，我听他用小琴弹奏古典乐曲，悠扬圆转，音韵与地籁人籁和鸣，美极了。
宾尼生长在纽约长岛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来自意大利，在旺市中经营一家著名餐馆，育有5个子女，他排行第三。1950年，他刚刚读完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考入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即被征兵入伍，前赴朝鲜半岛打仗。结果身心两伤。
“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问。
史略最惨之战
“朝鲜冲突（Korean Conflict）在史书中不以战争见称。”他麻木地答，“但是它牵涉了冷战中的两大超级霸国，和两个无辜的软弱国家。结果，美军有4万人死亡，10万人受伤，不计心灵创伤的20万人。朝鲜更惨，共有450万人死亡，平民占半数，是全国人口的一成。史家计算，该场战争杀死的平民人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上越南战争的还要多。然而，历史只把它简略带过。”
“为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因为它是一桩糊涂的事。我们的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说：‘假如世上最卓越的才智要为美国找着一个最坏的地方打仗，那就是这个被诅咒的战场。’事实是，朝鲜半岛在战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以后，没有人要它，所以美国和苏联便把它分为两半，以‘三八线’为界，由两霸分管。”
“那就不糊涂了。”
“你说得对。1950年6月25日，斯大林发动7.5万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企图占领整个半岛。两个星期后，美国出兵帮韩国回击，不久就牵动了中国的‘志愿军’参战。三个国家中了斯大林的奸计，糊涂至极。”
“你当时大学毕业，应该头脑清醒，为何要参军呢？”
“不是参军，是被征入伍。我们美国人从读幼儿园开始，每天上课之前，必定手抚心房，高唱国歌，誓言保卫国家。所以，听国家号召服役，是无上光荣的事，没有选择。”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现在有不同的见解？”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我曾听过那种经验。我有一位堂兄参加了抗美援朝，幸好安全归来，得到‘光荣之家’的荣誉。不过，对于战争的详情，他则守口如瓶。也许你会明白他的原因？”
“也许。请你跟我来，我给你看看我经验的痕迹，你会明白的。”
惨痛经验
他开车载我到他住的宽敞公寓。进屋以后，他扭开一盏座灯，然后脱去上衣，对着灯光，叫我看他宽大的脊背。我惊叫了一声，看见的是烧伤后留下的不规则的红色、绿色和棕色的凹凸不平的一片，后背没有一寸完好的皮肤。
良久，他穿上衣服，平静地问我：“这能对人说吗？我的伤不是敌人炮火造成的，是一次在攻击的时候，被我自己的战友在慌乱中用汽油枪烧成的。你以为打仗是一件可以叙述的事吗？在生死场上，没有人可以理智地行动，都给吓坏了，唯一可做的事是向你周围开枪。”
他给我冲了咖啡。我坐在舒服的大沙发上四周张望。墙上贴满了他的绘画，都是那个主题。不论是平原上的狼群追杀一只庞大的野牛，或者长鹰追捕一只惊兔，捕杀和被捕的一方都有一只脚用绷带扎住，周围的草木亦然。不过，最多的主题仍是猫捉老鼠，千形百态，充满幽默感，因为老鼠总占上风，有时跳上高台，有时躲入洞里向老猫回头一笑，有时把一大块乳酪抛给猫仔。
在他的书桌上，我看见那本《庄子》，旁边放着一本《老子》、一本艾伦·沃茨的《东西方心理治疗法》（Alan Watts, Psychotherapy East and West），以及一大沓乐谱。他的厨房也很有趣，墙上和冰箱门上都钉着标语。其中有两句《庄子·逍遥游》的英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
在卧室的床头墙上，他用彩色粉笔写着：“当个体同时认识自己及别人给他的生命意义，他就既独特又普化。”我看了觉得有点熟悉：这难道不是出于“知乎己，又知天”吗？
我想，他一定受到很大的心灵冲击，正在寻求解脱。所以，我试探地问：“你的公寓好比一部心灵百科全书，难道天主教的信仰没有令你安心？”
他听了放下手中的杯子，紧皱双眉，好像被刺痛了，然后回答：
“我家世代是天主教徒，诚心信奉天主。我从仁川上岸以后，带着一个小队，经过两个星期，熟习战斗环境之后，便坐了十小时车前赴江原道的战场。那是一个青山葱翠的美丽地方，民众见军队来了，都躲在家里，所以变成无人之地。翌日清早，战争开始了，我们的飞机向前线轰炸，天空出现一丛又一丛的炸弹，地上响起连续的轰隆声，沙石夹着火光冲天。”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起步进攻之前，军牧神父领我们祈祷：万能的天主，你恩宠人类，不惜牺牲你的亲子拯救世人。你视恶如仇，对于那些杀害他人的恶人，那些侵占他人土地的罪犯，那些背负你的邪徒，一致重罚无遗。万能的天主，我们即将本你之名，前往杀敌，祈求你保护我军每一个人，帮他们安全凯旋，是所敬祷，阿门。”
“祈祷还未完，我听见有团友轻声说：‘这不是我们的土地。’不过，军令如山，我们迅速冲向那炸废了的战地，不停地开枪。”
“那不像书本上描写的战争嘛。”我说：“连敌人都不见就开枪；或者当敌人都给炸死了，还要开枪。”
“那不重要。”宾尼显得有点烦躁地说，随即又发觉自己失态，悠悠地补充，“我是说，我想说清，那次祈祷一下子抹掉了我20多年的信仰，把我抛入一个矛盾又黑暗的精神深渊，让我迷惘，不知所措。”
“那一经验让我认识到，不但我的祖国的正义平等理念藏着双重标准，竟连我深爱的上帝，亦鼓励我们去杀不相干的‘敌人’。我感到天掉下来一般的失望和愤怒，就扣紧手中的‘卡宾’冲上前去，直至我感到一阵剧痛，失去知觉。”
说到后来，他十分激动，哭了。我上前抱住他，手触他的背脊，竟感到一阵发热。我深深感到他的痛苦，尽管他平常看起来什么都比我优越：个子高大，拥有罗马人特有的方脸和美貌，经济充裕，才华横溢……
在日后的一年中，我从他口里得知，他受伤后被直升机送去汉城（今首尔），一星期后送去日本的广岛，两个月后送去美国加州的“高树（Palo Alto）军人医院”，在那里住了13个月，方获康复。
康复过程漫长而痛苦，有好几处烧伤很深的皮肤需要修补，由身体其他地方的皮肤作为材料。进步的医学科技可以把人体当做一个器具修理，对于不可见的心灵创伤，却无能为力。
宾尼告诉我：“每当我清醒的时候，即被几十个‘为什么’所困扰，从‘为什么是我’，到‘为什么我会远去陌生的山坡’，到‘为什么要继续生存’，都没有答案，亦无人了解个中苦楚。”
他告诉我曾经多次想自杀，直至有一天，附近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一位实习生来见他，劝他放弃逻辑思维，了解一下东方“大合生息”的智慧，并向图书馆借了一本《庄子》给他看。他看到一个新的思维世界，就坚持下来了，寻求生的意义和快乐。
终点即起点
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宾尼和我有一次愉快的聚会，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的境况和心得。
他说自己每天都读《庄子》，已经有7年了，每次都觉得被一种高贵的意念引领着，但又不明它的深意。他现在心灵平静，享受着政府的充足津贴，又每天都遇着同学、教授们的各式各样的“企求”和“等待”，使他有材料印证庄子的智慧。他之所以爱画猫捉老鼠，因为他笔下的老鼠能够生存，并且戏弄老猫，感到愉快和满足。
然而，他恳切地说，他深知自己所悟到的只是老庄智慧的皮毛，所以，他有机会与我谈论《庄子》，感到非常受益，因为他在我身上见到一种“忘我”精神，每天都积极又快乐。
我告诉他，我还是第一次读《庄子》。不过，我们中国人多数从家教和社会教化感知自己的文化，不论做什么事都“不过分”和“求于己”，大概这就是他说的“忘我”和“怡然”。
在六七次的交谈中，宾尼说他最喜欢及深受感动的是《庄子·天地》里的话：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
他说，他明知自己一辈子都做不到天、德、仁、大、宽、富、纪、立、备、完，但是，他明白《庄子·天道》所主张的“虚静”。以前，他像所有美国人一样，总喜欢“竞争”和“取胜”，心灵没有一刻安宁和满足，因为每一次“得胜”都企求下一次胜利，没有止境，也没有满足，只有一时的痛快。
“所以”，我说：“你如今愿意做‘老鼠’了，因为，反正你和捕捉你的猫都一样跛脚，你们都是大自然中的平等动物？”
“正是”，他说：“我在绘画中得到快乐与平静。我告诉你，我如今每夜睡觉，都只能侧身而睡，不能平躺，因为我的伤会发热和烧痛。我忍受这样的伤痛，心中的怨恨没有平息，因为，追溯下去，造成这伤痛的，正是我以前信仰的‘大爱天父’和‘祖国’。”
“现在你寻到了自己，”我说：“正是你的‘机缘’，一如我们俩成为朋友，从地球的不同角落走在一起，互相切磋和交心，不也是机缘吗？”
我们道别之前，他请我用中文写下《庄子·天道》的几句话：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岁月悠悠，那已是55年前的事了。我们别后各奔前程，然而，我时常记挂着他，感谢他带我见到《庄子》，祝他心安快乐。
恕心存异同
尽己力而敬天
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原则是：“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这样的人生既照应了个人、他人和万物，又顺应了大自然的秩序以及它的无限生机。
布朗（Brian Brown）译《中庸》，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道德观念，以《中国人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为题，指出这种人生观广大悉备，博厚高明，值得全人类欣赏和实行。
老子把握宇宙人生，创造了“道”的观念。《老子·五十一章》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的道不是凭空而生的，他秉承《易经》所说的“天地大德四生”的智慧，由大自然生生不息，悟出“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理。人类体念“上天好生之德”，秉持包容万物和爱护万物的做人原则，让人与万物平等共处，“唯变所适”，即按照“变”而适应之。这就是做人的道德，称为玄德，即是大德。
发展下来，老子和庄子讲道，不只说“无为”，而且说“无不为”，着重说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道”不是做作的盲动和私动，而是顾全大局、自发努力而求完成的“无不为”。
荀子有同样的见解。他在《天论》中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积极地看，可见当人的生命发而为用之时，就什么都不怕做、不厌学了，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进入一种“终身学习、创造”的过程；生生不息，进入化境，积极运用神乎其技完成责任。
庄子和同老子、孔子的智慧，提出妙论，写在《庄子·天地》内。他说：“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意思是，一个人做事依据知识和技术，学这些东西是义和德所驱动的，是人的本性和大自然相通的结果，做得圆满心足，就是大德、天德的表现。
在中华文化中，道德是生命的本质和价值表现，不是由什么刻在石块上的“神谕”所规定的。中华民族尊重生命，不愿为生活而生活，更鄙视那些由本能冲动驱使的盲目活动消磨高贵的生命。我们无论物质如何贫乏，都力求提高生命意义，以再接再厉的精神努力进取，止于至善。
忠恕是大德
中华民族的良好品性是“一以贯之”。孔子在《论语》里多次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学生被人问及孔子的为人，简洁了当地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忠”“恕”的道德标准被孔子终身实行，曾被许多人误解，或者故意错用，今天应该有积极的认识。
孔子在《大戴礼记》内答哀公问“小”，这样说：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
“中”字不只有单一的意思，《易经》有说：“大中以正，各正性命。”《左传》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两者都契合孔子上段之言，即“大公无私”精神。由此可知，孔子说的“知忠必知中”的大公无私精神的“中”字，应是英文的balance和concentricity，两者都指人的心理平衡力，由自知、知人、知天所构成。用今天的话说，忠的最重要主体是自己，然后是他人，以及外设的“礼教”。今天的世界比几千年前复杂得多，“忠于自己”的重要性则更加重要。
由此推衍，“内思毕心曰知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之忠于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经过“直适天地”的不断反思而形成的公德心，不是凡事自以为是的私心。这个心是大众生命的心。它在宇宙间得到“天地位，万物育”（《中庸》），并不孤寂，或者渺小。
恕字从如从心。“如心”的意思是自然不懈，包括天地万物之心的探求。所以，“恕”是将个别心灵的诉求渗入宇宙生机，化小我为大我，和合大道，建立一种上下与天同流的完满境界。
对此，荀子解释得最清晰，他在《荀子·非相》中说：“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道观尽。”即是说，怎么说圣人不欺辱他人呢？因为他用自己去了解人，将心比心，用“道”了悟一切。贾谊在《道术》中说：“以己量人为之恕。”即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了解他，共情他，不是把他当做被了解的客体。
恕不是原谅的意思。中华文化并不认为人有原罪，也不凡事就加罪在他人身上，不预期他人随便向自己“扣帽子”。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很多原谅，只期待互相了解。恕就是了解，尽心了解，以爱心了解。
《大学》说：“藏心以恕，正心以诚。”藏在内，诚在外，用恕心与诚心加起来实现生命任务，可达至善，可成仁爱，造成一种无私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行为意愿感天动地。每个人持有这种意愿，大宇宙不可少我一人，因为有一人不生，大宇宙就有了缺点，就不能立。
老子说：“同于道者，道亦同之；同于德者，德亦同之。”（《老子·二十三章》）这种同道同德的心向，与儒家的至诚相同。《中庸》谈至诚，不只讲个体的自我实现，而且讲万物的尽性实现。前者是道德完满，后者是道德的智慧。这就是合乎广大同情的絜矩之道，它的运作不分上下先后、个人或他人或国际之间，而是促成和谐共相生息，追求今天所谓双赢（Win-Win）的理想。
西哲的观点
中国和西方是否可以分享这种理想呢？或者做到“求同存异”？似乎要看西方国家是否愿意接纳他人的不同价值观了。
19世纪末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世界亦同时变为“一个格局”。于是，世界进入无穷的斗争，造成人间的、大自然的、国际的不安。
我们借英国现代思想家罗素的话，回顾近期历史的大局，并预料未来的发展。他在《怀疑主义文集》（Bertrand Russell, Essays on Skepticism,1962）中说：
“我们（西方）有两套道德标准。一套只说不做，另一套做而不说……实在，我们所行的道德，用斗争求取物质成就，不但国与国如是，人与人亦如是。假如我们要道破中国人与我们的分别，我要说，他们志在欣赏生活，我们志在权力。我们喜欢以力服人，而且以力征服自然……我们的领导者专以干涉他人为荣，完全不能怡然自得，我们美德所表现的是好管他人，四处惹人厌恶。我们认为劝人赎罪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好事……忘记这样做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实行伪善。”
上面的话不是随口而出的评论，而是经过严格研究所做出的论断。罗素是20世纪的超级学者，可称为庄子说的“至人”。他生于英国大贵族之家，出身剑桥大学之三一学院。他在数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均被视为重大贡献，且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宗师。他终生反对战争和核武器，曾为此两次被判入狱，两次遭美国拒绝入境。他抨击希特勒、斯大林，抨击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并联同爱因斯坦发表《反核子武备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他不是空谈家，曾到俄国研究布尔什维克，亦曾于1920年到北京大学讲学及读书。1938年，他终于被批准进入美国巡回讲学，讲学遍及主要名校，仍然不免风波。他曾向西方国家建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于1950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赞词说：“他的多方面的重大作品宣扬人文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接奖演讲以《人性与政治》为题，说明：“民主政治关心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是口号和选票而非人民的理想和福祉。”
1945年，罗素出版《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立即成为多数大学的教本及畅销书。1961年，他以89岁之高龄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反核弹扩散”游行示威，被捕裁定“扰乱和平”罪，监禁7天。法官向他表示，只要答应日后检点行为，可免入狱。他答：“不会应承。”再过9年，他走完了生命之路，遗愿是，不要举行宗教送别仪式，只要把他的骨灰撒遍家乡的群山，让他回归自然。
罗素曾与妻子开办幼儿学校长达9年。他落实儒家的“同情感召”智慧，鼓励孩子们互相熏陶，实行孟子的“善与人同”和墨子的“兼爱”精神，进行互敬、互和、互惠的行为。学校又着重培养四方面的素质，以“4H”为代表，分别为心、头脑、健康和快乐（Heart, Head, Health, Happiness）。
罗素所崇尚的“中国人”，不是浸染在西方思想及价值的华裔人士，而是现代哲学家方东美说的“谨守自己文化及身份并以之为荣的中国人”（《中国人生哲学》）。
个人品位及适应世界
读者用心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当然明白，《庄子》和《论语》这些古籍，都不是今天坊间贩卖的“心灵鸡汤”，即喝即时补身，而是必须细读、多读并且通过经验去体会其精华的。
中华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忠恕之心，我在前面已有阐释。现代心理学确定，人有确保自身价值的基本需求（needs），用来积极立身。但是，这一价值又必须得到他人的认可，方能稳固发展，融合群体的需求发挥全面作用。
我们今天读《庄子》有两个目的，一是提升个人品位，塑造幸福美满的人生。二是全面地认识今时的人际和科技变化，适应宏观的宇宙大化，进行自化，贡献社会，完成人生。
《庄子》的读者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名分含有特殊意义。它包含着一种忧国忧民之心，尽管远离乡土依然炽热。
台湾大学资深教授陈鼓应导读《庄子》，写下他的心路历程和感受，说明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反映个人对乡土的世界观。
他最初从西方哲学的自由思想欣赏庄子智慧，持续多年。他于1972年从台湾远赴美国，带着满腔朝圣的热情，以为自由平等的阳光，将会照亮自己寻求自由的路。但是，现实与憧憬不同，经验才是心灵醒觉的催生剂。
他出国时想起庄子写在《徐无鬼》中的话：“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那种思乡情怀，叫他想起青年时期在金门当兵的心境。他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因而得名。他遥望神州，在朦胧中好像看见自己的兄弟，大家为何要互相敌对？是为了权力，抑或意识形态？思想唤起他更高一层的民族深情。
在此之前，他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用了六七年注译《老子》和《庄子》，思想上经常与古代智者对话，写成两本书，亦抒发自己对自由的渴求。
后来，在美国见闻多了，他好像“井蛙”跳出了井底，拓宽了视野。他说：“美国之行，使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价值重估……对我原先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不再听美国人的自吹自擂，而正视他们的行为，包括运用武力杀害他国人民，用舆论抹黑异己。
陈教授说：“庄子使我开阔。”他多方玩味《则阳》的“万物殊理，道不私”，以及《庄子·德充符》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他告诉读者：“前者在道物关系中蕴含着殊相和共相、个体和群体关系问题。后者谓自物的世界中，不同的视角可得出不同的观点。”
我相信，陈教授早就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知道西方人执着于多种标准和方法处理世事，自认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他人。然而，经验才是书本智慧的最佳检证。他说：“二十多年数十次往返太平洋两岸的经历，对同类相害、异类相残的见闻，与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漠视与毁损，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庄子齐物思想的现代意义。”他把这些写在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的《庄子》中，肺腑之言，对读者应有莫大启迪。
结语
忠恕之心要我们忠于自己，忠于亲朋，忠于自然，忠于万物共相生息。恕心立己立人，大公无私，是当前世界人类最需要的品质。庄子反复说明至人的修养过程，以及他适性逍遥地实现自由和奔向自由的过程。这过程既是自然又超自然，其理有待读者寻味。
真知化落后为进步
人心落后
落后是人的状况低劣的名称，尤其放在人们之间互相仇恨、杀戮无厌的社会而言。进入20世纪，不知不觉间，人类已经全面落后，尤其见于“进步”国家。
“落在后面”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即如“龟兔赛跑”寓言所说的，在现代，它却多数指经济而言，纯粹讲有与无、多与少，而不讲“有什么”“怎样有”及“有了之后做什么”等本质问题。本此，美国人可以用“印钞票和债券”为“富有”及“先进”，不问虚假，以及诈骗人类的羞耻。
落后的另一维度是人性是否远离高贵而变为兽性。“高贵”不指有权、有物和外表华丽。它是内心的安乐和满足，表现在怜悯、自爱、爱人、爱物，以及自强不息的基本人性之中。
今天看新闻（2014年7月21日），看到中国内地一个小镇有11名小学生向一位8岁的同学勒索零用钱，并导致同学死亡。消息震惊全国。电视报道，记者访问了两位家长，一位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说：“我忙着喂饱孩子，哪里还管得别的？”另一位是一名大汉，他表情漠然，向记者说：“这种事，你不必怕，亦不要问。”就走出了镜头。新闻提到，因为涉事者年纪小，不能定罪，只能交学校和家庭看管。
这样的事件表明社会道德沦丧，毫无疑问，尤其是社会没有妥善机制处理此事。记者找到两个参与勒索的小孩访问。一个不说话，好像不曾发生可怕的事。另一个说他只踢了死者一脚，不太重的。记者问：“你不觉得他可怜吗？给你们围着打死？”受访者好久没说话，也没有哭，最后轻轻说了一句：“是做错了。”
记者提起赔钱给死者家庭，电视镜头拉过一边，死者的父亲正悲伤地哭，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希望那些小孩子得到教训，长大后做正常的有用人。”这父亲的话出于真心，由悲哀变为对他人及社会的期望和祝福。
同样代表真正落后的美国的，是校园枪杀案时常发生的事实。而且，这种悲剧已经成为“正常”，不能期望有改变的可能。
历史记载，美国最早的一次校园枪杀案，发生在1760年，是印第安人对白人的。19世纪和20世纪，此类事件并没有间断。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人更加多枪、爱枪、用枪。最重要的，美国人更加“心乱”、“心多”、“心虚”和“心躁”。20世纪后期，美国出现的三次重大枪杀案，都在电视广播面前发生，包括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以及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他用“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口号，呼唤美国实行黑人与白人平等、自由、平权。事后，这些公开的杀害事件，没有查清真相和给出定论，留下历史空白。
20世纪伊始，一个6岁小女孩持枪杀死同学，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杀手。事情发生于2000年2月29日。
12年后，20岁青年亚当·兰扎（Adam Lanza）手持三支自动机枪，去到一间小学，杀死了20名学生、4名教师、2位校长和驻校心理学家。之前，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他自杀了。被杀的小学生最小才6岁。他对每人枪击3次至11次不等。事件震撼了全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凶残的校园枪杀案，名为“Sandy Hook杀案”。
从那时至今，美国的著名校园杀案有74宗，不出名的另计。单是2014年1月之内，便发生过13宗。最近一宗发生于6月12日。对此，奥巴马总统讲了三次话：
（一）这种事情正变为“正常”。然而，有可能变吗？（This is becoming the norm, but will anything change?）
（二）我们这国家应该感到羞耻。（This nation should be ashamed.）
（三）我们是地球上唯一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发达国家，每星期一次。而它只成为一天即被忘记的新闻。世上没有地方像这样的。（We are the only developed country on Earth where this happens.And it happens now once a week.And it's a one-day story.There is no place else like this.）
原文意义十分深远，所以引述了。第一段表明美国人已经接受校园枪杀是正常的事，没有可预期的变更。
第二段说“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了羞耻。
第三段更值得深思。在“发达国家”中，唯独美国每星期一次发生校园枪杀案，人们习以为常。而且，这种新闻只有当天价值，过了便不受注意。
“落后”标志一个社会失去人性而无法寻回来。它的永恒在于“不可能见有变”。
“落后”是时间性的，不但在时流中没有进步，而且不能保留过去的人的进步及高贵状况。这种落后比“不进则退”更为堕落。美国如是，它的落后程度最悲最烈。
落后的面貌
如果世界的快与慢、大与小、有与无、多与寡、富与贫、浪费与节俭、见与不见、强与弱、关怀与仇视、怜悯与凶残、霸道与无助等等，都是用物和数字衡量和确定，人间是容易被定为“进步”和“落后”的。西方国家一直在这样“想”和“做”。在过去数百年间，他们一直取得胜利——“进步者”的胜利，用武力、枪械、原子弹、知识、科技、经济取得的胜利。
这种胜利和进步，把西方以外（近期日本被归为西方）的人类大多数社会判为失败和落后。同时又把世界一分为二，分为发达（进步）国家和落后国家。
不止这样。西方又用宗教、教育、传媒以及今天的互联网，把他人网罗入局，叫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及与大自然共生息的传统习惯，一意追求西式进步。
今天，我们稍用两项数字和资讯，说明目前进步与落后、一分为二的世界的状况和危机。这些状况导致个人的心理压力和全球的环境压力（enviromental stress），挑战宇宙人间的安全和安宁。
第一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全面地说，人类在过去100年间改善了生活的物质供应，达到一定丰盛的程度。但是，在全面充足的数字后面，隐藏着一些可怕的事实。联合国近期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225名巨富的资产总值，相等于全人类贫穷者总数47%的总收入。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30%（约13亿），生活在“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少过1美元（《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古时有“富可敌国”一词，说明个人财富的巨大，今天，世上最富的三名“超富”，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和投资超人巴菲特的资产总值，大过全球最穷的48个国家的总年产值。
这三个人的财富都借重新科技，特别是电脑的运作而生成，分别为创新、物流和全球一体的通讯和投资买卖。电子邮件（e-mail）于1980年中期开始时，全球只有数千户有电脑，等到1999年，数目增至5000万，今天，单是一个国家也不止此数。
第二是资源的消费。1974年，国际智库“罗马俱乐部”发出第二份报告，名为《人类处在转折点》（The Club of Rome, 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它指出：按1972年的石油消耗水平，已探明的世界石油储量，仅够用37年便告枯竭。
当然，新的探察陆续出现。如今，估计地球的所有石油，将于50年后全部用完。所以，石油的争夺已经成为新的国际矛盾。
生态破坏所产生的危机，不必多说。已知的是整个西非洲的森林不见了，南美的亚马逊热带森林亦所剩不多。酸雨毒死了欧洲和北美五大湖的鱼类，而中国的土地变坏及地下水的绝源，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美国今天继续超大量制造生活垃圾和核垃圾，不顾一个美国人的垃圾已超出人类平均垃圾的20倍。美国的“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正以新的幅度扩大。
“军事消费”也是美国的杰作。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在全球各区域开辟战场的行动，没有停止。美国储存的核弹，足以把人类杀灭5万次。而其资助的200所大学的精英学者，正在积极研制更“有效”的武力装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受到不断战争的刺激，人类目前花在武器创新上的经费，超过每分钟100万美元，真叫人惊慌感叹。（《霸权国家的兴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1987）
这种种“进步”实则是落后的事实，加拿大哲人让·托，引用多学科的数据，写下《人的黄昏》（J.Theau, Le Crépuseule de L'homme）。该书开篇指出：“从多方面的事实看，毫无疑问，一直被誉为超越的人，已经进入一种黄昏状态。”
未来的希望
电脑的应用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当前主导多数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它增加并支配了人类的“复杂性”和“连接性”（complexity, connectedness），合起来改变了人的状况和经验。
约50年前，在我们的祖父母的年代，每人一生所接触的他人不到100人，今天则以千万计算，包括互联网上无时不连接的许多不认识的人。我们已经少有“面对面”的经验，而是facebook和whatsapp的连绵“对话”。加上用微秒速度交易的“金融运作”，以及超音速的飞行，我们已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一种“非直线”（nonlinearity）存在。在其中，随时都可以遇上影响深远的事情，如“金融风暴”、“马航”飞机失踪和爆炸事件、近时的加沙激战以及香港的“占中”事件等等。
于是，每一个醒觉的人都生活在惊奇、恐慌、心烦、厌倦、愤怒和无奈之中，合起来造成心理压力，连幼儿园学生亦不能幸免。医学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已经成为多种疾病的“病源”，使人颓废而失去生存意志，感到空虚和没有意义。
在今天的世界，时间像一个机械活塞，让过去、现在和未来通流无阻。与此同时，时间被切为“碎片”（fragments），生成不带传统性质的“暂时现实”（temporal reality）。
空间也被压缩，使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挤在一起，使人们在没有相互了解的情况下摩擦和生存。这样，缺乏适应性的族群为了生存，只能受先进文化摆弄，失去其原有文化印记的光辉，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无根存在。
这样的时空存在，让任何人，不论性别、教育、种族、智商，都可以身处小室，用智能手机看见巴西的嘉年华舞，或者以色列的火箭射落于加沙地区的平房，或者台湾高雄的气体爆炸惨剧。然而，这种讯息上的“方便”，却使多数人在“无明”中“经验”暂时现实，不知如何应对。
多伦多大学的霍默·迪克逊（Thomas Homer-Dixon）研究人与物、人与事的关系和效应。他在《机敏才能空缺》（The Ingenuity Gap）及多本书中指出，人类今天的存在是“非直线性”的，平日生活的变数无可预计。在此情形中，传统的智力（intelligence）不足应付现实，需要一种结合智慧和行动的“机敏才能”（ingenuity）。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研究人类心智在亿万年间的应用变化，确认现代人拥有四种智力，合起来构成机敏才能。这些智能分别是语言智能、技术智能、社会智能和自然历史智能（linguistic, technical, social and natural historical intelligence）。由这些智能组成的机敏才能，容许人们从千姿百态的事象中认识共态（commonality），构成新的概念，推动幻想，进行创造活动。语言和符号容许人们运用分类和隐喻，表达抽象的意思和境界。
这些才能在长远的进化过程中缔造文化，包括技能、习俗、价值、艺术、信仰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相生息。如今，“暂时现实”的出现把文化打碎了，使个体生活在疏离一切的状况中，失去发展机敏才能的机会。这种生活状况加上种种心理压力，造成大脑的退化，一方面叫小孩不能正常发育，另一方面叫成人加速衰老（aging）。
不是所有人都会陷入这条大脑退步的歪路。可惜的是，城市化加上物质生存，致使大多数人走上这条歪路，令人无可奈何。事实表明，机敏才能已经成为区分人类进步和落后的标志。
真知超越机敏
中华文化不提什么心理专有名词，却对心（mind）的潜能和应用，提供了详尽的描述和解释。这些描述一方面说明“知”的真谛，另一方面说明“知者”的人格特点。由《易经》到孔子、老子、墨子和庄子，都提出了不同又齐合的解说。庄子提出的“真知”和“真人”，不停留在文字的述说上，而落实在中国百姓的生活行动中。
中国人古时有上百个不同的部落，在辽阔的北方互相斗争并生活。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共相生息，磨炼出足以生存和提升精神的智慧，而不用依赖任何“神”的力量。这说明他们的生存智慧很强，这种智慧今天被称为“适应能力”。
在数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中华文化因其独有的文字特色（象、声、意合一），发展出一个耐久的实体，使一些民族群体自由而完全融入以“和”为特点的文明氛围中，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
在距今1700年前的晋朝，古代中国人开始与外国人互相交通，并吸收外国文化。到了距今1100年的唐朝，这种与异国民族的互动十分活跃，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厚致远。以后，中国人走向世界，尤其是自17世纪至今，不少中国人已经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所以，世人广泛相信，“中国人”遗传基因里具有超越的“真知”和“适应能力”。
《庄子·大宗师》说：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译为白话文：了解自然，又了解人，就是知的至高境界了。如果用己之所知来增进无法得到的知（如天之所为），而不至于中途死亡，就是对知识尽力了。
这是庄子对自然与人各有特点及能量的说明。他继续指出，知天和知人之间颇有问题（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译为白话文：知识必定要有所待的事物，其价值才能有所衡定。然而，有待的东西是变化无定的。谁可以确实判断：我认为属于自然的不是属于人的？所谓属于人的不也是自然的？实在，有真人方能有真知。什么是真人？古时的真人，不轻视小事，不重视成功，不担心是非。这样，他不为错过机会而后悔，不为做对了而自豪。这样，他登到高处而不惊，入水而不怕湿，入火不怕热。可以说，只有知“道”并与之合契的真人才能这样。
在这段话中，庄子说明，人们知“有所待”即会遇着“特未定”。后者是语言之知，是“成心”而没有越出是是非非的知，不算是真知。庄子设定“有真人才有真知”的命题，明确地说明，求知者需要有一定的人格素质。对于这些素质，庄子说了很多，他在《庄子·大宗师》中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訢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译为白话文：古时的真人，不在乎喜生，不在乎厌恶死；他生不欣喜，死不抗拒，无拘无束地走了，自由自在地生着。他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不寻求自己的归宿，获得生命就欣然接受，死了就回归大自然，这叫做不用心机去损害“道”，也不谋求改造大自然……这样的真人……心神专一，容貌安详，额头宽大；他严肃时一如秋天，温和时一如春天。他的高兴或愤怒像四季更替那样有理由。他适当地对待事物而好像没有一定的标准。
读《庄子》需要细心品味。例如，这最后一句，说明真人对待事物和适应环境，凭的是自己的“直觉”（intuition），所以说“好像没有一定的标准”。
至于真知和真人孰先孰后，或者是否绝对相关，都不是可以严格界说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真人”可比作现代存在主义者说的Authentic man，即朴素纯真，无拒尊卑，公平端正，超越生死而敢作敢为。
不论怎样，庄子把真知（历来被中国学者视为真理）与真人联系起来，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即知识容易引起误用或歪用，像科学家相信人可胜天。但是，知识配上真人，就一定能给宇宙人间带来共同福祉。这就是中华智慧可以消解今天人类困境的原因。
庄子的真人真知，扼要地说明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国人传承的“慧心”，即人与自然生生不息，人类与一切生命浩然同流，在和谐中共享和平与福乐的信心。
慧心是一种人生境界及无私的动力，足以使一切生命警愓谨慎，爱己及人，嫌弃分割和杀戮，免除破坏，克服困难，驰求一体和平欢乐的圆满，确保人类长久昌盛。
人类今天之道
不难说明，中华文化的多方面的智慧，足以引导人类健康向前，进入和谐圆满的未来。新千禧年将临的前夕，由联合国组织的“诺贝尔桂冠者研讨会”，为人类前途把脉，结论说明：“人类今后的持续生存，有赖大家践行东方智慧。”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万物平等共相生息，这主要表现在老庄的“人我两忘，物我均调”的妙性思维中。
《老子·三十四章》说：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译为白话文：大道如洪水泛滥而无处不在，可左可右。万物依靠它生长不被离弃，有功而不树名声。它保养万物而不主宰它们，经常没有欲望，可谓渺小；万物归附它而不主宰一物，真是伟大。因为它不自以为伟大，所以才是真正的伟大。
《老子·三十五章》续说：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译为白话文：掌握了大道，天下可以前进了。前进不惹伤害，反而安宁和泰。音乐好像食物，使路过的客人止步。道说出口，却淡得没有味道，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用它却用不完。
结语
今天，中国落后不是因为没有儒、道、禅的“妙性文化”，而是因为中国人拥有如此珍贵的文化宝藏却自卑，反而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方法及意识形态靠近，拜错了神。
美国落后是因为其历史短暂又没有自己的文化，生存在今天的“暂时存在”中，贪得无厌，醉心于一时胜利，不惜害人害己。最可怕的是，美国人四处动武，不承认自己落后。
人类落后，因为生态受损到了人类与万物将全体灭绝的临界点。
对于这些落后，庄子所总结的中华智慧，足以消解危机，而且用之不完。
由1922年诺贝尔桂冠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开始，三代著名科学家，一致主张科学方法必须改变直线思维，采取中国阴阳之说，宏观处理宇宙中的变化。玻尔用“太极图”做他的家族标志；爱因斯坦（A.Einstein）的相对论，分开能量与物质而反映两者的相互关系，同阴阳概念异曲同工；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1975），成为23种语言译本的畅销书；霍金（Stephen Hawking）的畅销书《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向普通人解释时间和人生，产生了几个用“箭头”比喻时流的新名词，出于中国人的“光阴似箭”观念。
莎士比亚（W.Shakespeare）的诗引用了庄子的幻想、譬喻和寓言，对西方思想和艺术审美影响至深。他在《麦克白》中说：
人生乃个人行动的影子
好比一个可怜的演员
在戏台上高谈阔步
下台后再也听不见
人生又好比一个故事
由一个傻子激昂陈辞
其内容及意义百无一是
这样，宇宙人间的转化，真耶？假耶？似乎不必考究。出于纯情的诗，可以驰情入幻，求取心迹双清的解脱，把读者带进高度的精神自由，让大家荡漾在玄思深意、狂想激情、幻梦奇景、迷离错乱、悲苦困惑、优雅情趣及熠熠生机的意境中，感到自由高贵。
庄子是思想家、艺术家、寓言家兼诗人、真人。如果大家细读他的杰作，即可踏上进步的大道。
蓦然回首见庄子
寻知安心
读者手执本书，当然希望认识庄子智慧，一则抚慰心灵，二则传承文化，做一个有知的龙的传人。更切实的，是应对今天急变多变及纷争不息的世界，寻到个人定位，悟见一些做人原则和方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也是一件无所逃避的事，往往使人感到困惑又必须坚持。
想起辛弃疾的《青玉案》末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代人多方寻索智慧，以立身做人，稍一回顾自己的文化传统，惊见原来智慧已在自己身上和周围，无需向西方的学术书丛苦求。
什么是智慧呢？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说：“组织完备的知识是科学，组织完善的生活是智慧。”此话好似禅宗的名言：“担水劈柴便是禅”或者“吃茶看山便是禅”。
记起一位教授在哈佛大学那古色古香的讲堂内给上千名学生讲哲学第一课。他反复说：“你们上我这门课很是危险，因为随着时间过去，读完我指定的书，可能骤然发现，原来所学的知识早就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不过，我仍然劝你努力学习，因为哲学的真谛，就是真理无限，而且不断变化。这样，你的最佳成绩，就是养成一种不满足于知识现状的习惯，终生不懈地寻找真理。”
把这段话放到“寻找庄子智慧”的活动上，读者应该不惮“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辛劳，而我亦不惮给大家细心点拨。庄子智慧有许多化身，隐藏在知识丛的灯火阑珊处。
智慧的体和用
智慧最简单的定义：智慧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以知识、经验、了解、常识、洞悟为基础，进行思想及行动。
广义说：智慧是一种被公认为应对一个难题的有效办法。智慧者确知自己是谁，坦诚对人对事，勇于排众而出，解决问题，然后自我反省，求取更好的办法。
在人类文明中，古印度把知识和智慧分开，各有主神司理。“知”和“慧”皆重自觉，而觉者积极寻求神的引导，通过做事迈向安心的境地。
在中国，孔子以忠恕为本，以中庸为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待人常规，以“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建构人间和谐进步。这是儒家的最高智慧。
老庄提倡做人的“三宝”，即行善、简朴、谦虚。老子的待人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犹太、基督教分智慧为两个层次，一是上帝的，是绝对智慧；二是人的，可行或不可行，视情景而定。历来，各个宗派对这两层智慧持不同的解释，纷争不少。
伊斯兰教认为人的智慧为神的恩赐，可从诵经祈祷的活动中体会。
在上述的大原则和认识之下，历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均热心说明智慧的本质和效用，阐明它的形成过程。我们简略综述如下：一切由本质（essense）及其完成说起。人有理智，可以用意义和目的生成他的本质。在犹太、基督教义下，人是上帝的创造，其本质由上帝派生。上帝赋予人以意志，选择做三方面的事：创造意义；奋斗达成目的；用主观认识万物和操纵万事，包括发动战争。
进入十八、十九世纪，当西方人反思大型战争的残酷事实，他们确定，人类已经叛离了上帝的权威，手执自由，选择不相信任何权威。当人们负责自己的生命存在和意义，一反传统宗教信仰时，人的存在就先于他的本质了，因为生存的经验描述人是什么。
对此，西方思潮出现两条主线。其一认为人有思维、能力和智知，可以运用哲学和科学方法了解自然，驾驭自然，并用它的资源增强人的力量，使人成为宇宙中的主人。这一主线的代表笛卡尔（R.Decartes，1596—1650）发出名言“我思故我在”（Congito ergo sum），宣称人的一切由他自己的思维创造。同时，人又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maitre de possesseur de la nature），“西方工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由人不顾自然和他人的名义”进行。
然而，人能担当起宇宙人生这样重大的问题吗？回答是不能，因为人的思维复杂而充满矛盾。为此，代表第二条认识主线的康德登上舞台。他的一些论述有助于了解西方人进入现代以来的迷惑。他说：
在法律面前，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便是有罪；在伦理面前，他只要想这样做，便是有罪。
理性产生的理想不是幸福，幻想产生的理想才是幸福。
人都内含目的，所以没有人有权把别人当做工具，以达成你的目的。
思想缺乏内容是空的，直觉脱去概念是盲目的。
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智慧是组织完善的生命。
假如有人把自己变为蚯蚓，就不得抱怨受到践踏。
在康德出现前后，有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何止数十人，其中过半知道并欣赏东方智慧。然而，在大问题上，他们面对新兴的“人的状况”，只能进行更多的逻辑分析，或者投入“见石见泉”的议论，感到无奈甚至无助。
人的状况
思想家一致认定，由科技、经济、政治、武力和贪心塑造的现代世界，人的状况既现实又充满难题，愈来愈远离大自然的秩序，忘记人的福祉。
人的状况概念不是哲学或科学，更不是神学。它是经验、思潮和运动。它不是万能的上帝设定的，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于是，第一个难题出现了，即人是什么？他在当下（此在的人间）与日后（彼岸的天堂或地狱）的境况中，应该怎样处置自己？
第二个难题是，人真能自主生命吗？不论个人或集体？自由人的亿万个私人意义和目的，怎样互相调和并融为一个共通的意义和目的？人对自己创造的一切所生的“变”的强大挑战，怎样掌握并取得安心？
第三个难题：国家主义出现以后，国际间的纷争和矛盾，以及每个国家的集体意欲怎样得到平衡、调和、平息，并迈向一种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助、分享及和谐合作共存的大同理想？
第四个难题：体现人性凶残的战争不断发生，并以可见及不可见的活动消磨自由人的智力和劳力。至今，世界大战发生了两次，区域战争发生了上百次。可见的战争是人们互相厮杀、祸及民众；不可见的战争是各国动用最大资源和最高智力的精英，研究并制造杀伤力愈来愈大的武器，夜以继日。和谈可以终止战争吗？发动战争者的权力可有文明理据？
第五个难题：除了可灭绝人类的军事战争以外，国际、社区之间更有宗教战争、经济战争、文化侵略、科技战争、教育战争以及其他无奇不有的战争，引发了现在出现的“真实对虚拟”战争等等。对此，人类缺乏妥善对策，亦不能安心。
人的状况说明了人的现实，人类有自由塑造它的现实，可以叙述它的理想存在，可以期望它的理想未来。不幸的是，人类早已没有驾驭它的能力，只能抬头兴叹。“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就是这么一个兴叹的思潮和运动。
存在主义冲击
存在主义不是哲学，它不分割人与宇宙的关系，不分割人的多样性，更不用逻辑方法分析人的状况并得出结论。它的多种形式，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叙述人的迷惑（disorientation）和混乱（confusion），面对一个显然无意义和荒谬的世界，深感无奈。
存在主义思潮由哲学、神学、科学、文学说明它的内容，体现人在不同的状况中的不同应对方法及结果。它的主要思想家很多，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yevsky，1821—1881）、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和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
前两人深信宗教，虽然明知上帝不可靠，却于无奈中依附神力。克尔凯郭尔浓墨重彩叙述个人（individual）在抉择时的情绪和感受，比如他的焦虑（angst）、失望（despair）、荒谬（absurd）、爱（love）和信仰热情（faith as a passion）。这些都由每一个人自己承担，没有外来的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爱因斯坦称为“伟大的宗教作家，专门探索人们精神生存的奥秘”。他的作品影响西方世界至深，亦影响尼采、海明威和萨特等人。他又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最优卓的心理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透视人们的贫穷、受辱、犯罪、自杀、死亡、梦幻及伦常关系。他自己的生命最为特殊，曾被捕面对枪队行刑，在最后关头受到沙皇的特赦，改判为4年放逐西伯利亚苦狱，受尽生存和灵性的磨炼。
尼采和萨特都是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中通过主角歌唱：“我的热爱奔腾如洪流，奔驰在日起日落的大地。我的灵魂越过宁静的群山和痛苦的风暴，注入溪谷。我心中有一个湖，隐秘而自足，但我的爱如急流倾泻，进入大海。”
然而，尼采也有务实的一面。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分析人的生长发育，提出“精神三变”的过程：开始是骆驼精神，具有忍辱负重的性格。继而是狮子精神，勇于批判现实和创造自由的境域。最后是婴孩精神，放下狮子的勇斗，回复纯真日新的价值创造，把世界变为一座美丽的家园，展开无限可能。
萨特与我们是同时代人。他在二战中被纳粹投入监狱，在监禁中思考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后来写在许多著作里，影响至深的有《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和《自由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他确认个人的自由与生俱来，自始至终伴随生命过程。这种自由是绝对的，却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罚判而为自由的”（condamne à etre libre）。所以，自由是个人存在的根本特征，又是个人存在的状况。
萨特把事物的存在分为两种，一是“自在”（en-soi），一是“自为”（pour-soi），两者都由意识主宰。自在是物是实，自为是人是虚无。因为意识自由，而且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变中，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做自为的选择，把现实“虚无化”。在选择中，个体不需要听从任何权威的指令，不涉善恶，而是逍遥自在。但是，这样的自由人“孤然处在可怖的寂静之中，自由而孤单，没有帮助及同情，没有辩护，无可上诉地被罚判自作决定”（《自由之路》）。
孤单自主的个人是自由的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亦非萨特可以解答。为了解答，他把“个体存在”放入“他人存在”的架构中，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敌对。这种敌对的一种表现，是个人永远要面对他人的监视。本来，这种监视可以是积极的，足以唤起个人的良知表现。不过，萨特式的个人另有现实，使他发出“他人即地狱”（L'enfer, C'est les autres）的呼喊。
萨特的思想充分反映当今人的状况，令人消沉乃至绝望。他自己的选择有两方面，一是致力于美（艺术）的逍遥游，进行阐释人性及其挣扎寻求意义的奋斗。二是返璞归真，与好友西蒙·波伏娃共同生活和写作，给我们留下启智又丰富的文学作品，却不慕名利。
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赞词说：“他的作品有丰富的理念，充满自由精神及对真理的索求，对我们这个时代影响极为深远。”不过，萨特拒绝接受。他说：“受了这奖我便不是自由人了。”1966年，萨特响应罗素，发起成立“审判国际战争罪行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Against War Crimes），并担任行政主席。该法庭有全球18个国家的学者为成员，多次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比如美国在越南向平民使用燃烧弹。
萨特忠于他自己的思想，终生不积聚财产，平日生活简朴。他晚年选择过一种弃名的平静生活。但是，他死后，送葬队伍在巴黎街道缓缓而行，为时两个小时，共有约5万人参加，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领导人。
存在主义思潮起伏不停，长期在世界不同族群中引起注意和议论。它提出的问题多过答案，叫人们在分享迷惑和无奈的境况中“剪不断，理还乱”。
妥协的选择
今天的“个人”选择多种不同的“存在”，却似乎没有一种可以安心的。最普通的一种似乎“我行我素”，满足于“做好自己，不管闲事”。然而，这种人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于妥协之中。譬如，打开电视看新闻，不论怎样都会受到冲击。譬如，你给5岁（或任何年龄）的儿女一个智能手机，不容易知道他（她）看些什么、做些什么和被什么感染……又譬如，你在一家法国银行任职，每年皆有可观的“花红”，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和创新，今天，公司公告员工，今、明两年都不再发花红了，因为银行被美国单方裁定罚款10亿美元，相当于本行今后两年的总盈利值。原因不合常理，复杂，不讲人情，最终是因为美国有权为所欲为，把法国银行在多年前与伊朗做生意的往事定为“罪行”，今后，只要你公司继续用美元结算生意，就必须“依判”交付“罚款”。你和同事们感到愤怒和不公，骂美国霸道和无耻，但最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无助而留在公司工作；二是另谋生计和出路。你会认同存在主义大师们所说的一切，你有权抉择，却不觉得世界有自由。
我今天（2014年6月3日）在香港旁观社会，有一件大事可笑又不能笑。就是法庭审判一个高官和财团的可能贪污案件，必须依法组织一个“陪审团”共司其事。选拔陪审团员自有其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第一次“组团”遇到困难，因为有人有某些理由不出席，法官只能宣布另选。
在香港这样的文明法治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服务法庭，被选担当陪审员的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一个法案可能持续审辩数月，谁有“闲情”和“清心”担任“陪审”要职？更不用说谁有知识或公私分明的判断能力？不过，几经波折，该审案成功组成陪审团了，但愿今后顺利及公平行事，不生枝节。然而，作为旁观者“思”，我们身处的社会，难道没染一点存在主义所言的“荒谬”？
再想近期的国际形势，似乎“冷战”正在“死尸还魂”，威胁和平。我们温习历史，可见二战以后由联军主持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由美、英、法、苏四国各派两位法官主持其事，持续多年。那是一次人类主持公正的盛举。以史为鉴，我们应静心无偏地反思，以求得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英国哲人罗素关心“人道”（humanity）的公正发展，于1966年与萨特联合成立“审判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用美国高等法庭法官罗伯特·杰克逊（Justice Robert Jackson）在纽伦堡法庭的部分发言为理据，琅琅有声，铿锵迩远。他说：“If certain acts and isolations of treaties are crimes, they are crimes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em, or whether Germany does them.We are not prepared to lay down a rule of criminal conduct against others which we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have invoked against us.”意思是：“我们美国人视罪如仇，不管战争之罪由美国还是德国所犯，同样要受到惩罚。”
没过多少年，到了1969年初，美军在越南进行了美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事件图文并茂地登在全球的媒体上，就没联军提出惩罚了。
我们再把历史推后238年，细读那举世共仰的《美利坚独立宣言》，赞赏它主张人类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维护，包括生命、自由和争取幸福。我们再读史书，发现原来那些“国父”的家中，多数蓄有成群的“黑奴”。美国人用双重标准治国治人，早就写在他们最庄严的建国文件里。历史悠悠，美国要再等八十多年，才出现《林肯宣言》（Lincoln Address），宣告：“平等亦同样施于黑奴。”至于实在的平等，则由“个例”检验了。
我最近读到一篇1999年出版的宏文：《纽伦堡后的战争罪行》（War Crimes After Nuremburg）。作者路德·华盛顿（Luther Washington）劈头便说：“自从纽伦堡至今，约有一亿人因战争罪行、人道侵犯及灭绝杀害而死亡……有一个应受注意而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有多少场战罪因为纽伦堡判罪行动而没有发生？”（How many war crimes have NOT been committed because of Nuremburg?）
约三星期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会议中许下庄严的承诺。他说：“美国不会自动出兵攻打其他国家。但是，一旦有任何我们的盟友受到侵犯，我们一定出兵给予援手。”我曾就此事问一位11岁的小童是否明白奥巴马的意思，他清楚地回答：“还不是一样出兵？”连童子亦知，总统先生大可不必做作。
美国今天究竟有几多盟友？也许多数美国大学教授不知道，因为“变”是没有原则的，不久以前的敌人可以是今天的盟友，互分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同样，今天的盟友也可以骤变为敌对对象，或者同时是盟友又是敌对的“非友”，好比上面提及的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利益交换一样。100年前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原理，本来是对低等动物而言的，如今却流行在人类文明世界之中，存在主义说的世界荒谬，一针见血，令人感慨。
蓦然回首见真知
今日世界，人的状况，实在是更为复杂、变幻不定，叫人感到迷惑和空虚无奈，正因如此，不少西方智者寻找智慧，习惯“回首”，寄望东方，希望找到“爱的回应”，安抚心灵。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岂不更宜回顾自己的文化？
假如读者读完《庄子》和本书，细看自己的境况，很容易把脉我们时代的焦虑和难题，可知每一焦虑和难题，都存在于西方对宇宙人生的执着认识。只要把这种认识放下，接纳中华文化儒、道、禅的智慧，即可让自己（个人及群体）回归大自然，努力进行“自化”，认识自己，容忍异己的生存权利，共筑和谐共存的大道，迈向共荣和安心的境地。
庄子的智慧不全见于本章或本书，而见于每位读者自己的经验和做人品格，这里只略举一二，作为了解庄子全面智慧的提点。
有说儒家重仁义，偏重群体价值和利益；道家和禅家则注重个人安心，偏重以人为本的心灵安顿，甚至不惜挑战“群道”。《庄子·德充符》有如下寓言，叙述孔子拒绝接见一位名为“无趾”的断足之人，被他嘲笑谴责。原文：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译为白话文：鲁国有一个断了一只脚的人名叫叔山无趾，用独脚走路去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你不小心，早先已经犯了过错，如今来向我请教，太迟了。”无趾说：“我只是不细心观察环境而断了脚，如今前来请教，原想学习保全更宝贵的东西。天无所不盖，地无所不载，我当先生为天地，怎知先生如是啊。”孔子说：“我实在肤浅。你请进来吧，说说你的见闻。”无趾走了。孔子说：“学生们自我勉励吧。无趾断了脚仍然努力求知，补过以前的粗心，何况你们是完整的人呢？”无趾转告老聃：“孔子还不配做至人吧？他喜爱自视为学者，运用自设的名声传闻天下，却不知至人鄙视名声并视之为枷锁。”老聃说：“你怎么不帮他了解死生如一，努力发展可和不可，解开他的枷锁呢？”无趾说：“他自加束缚，好比自我刑罚，怎么可以解除！”
这一寓言内容十分丰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过去，多数解释针对几个方面，例如：（一）孔子虽然被称为“有教无类”，却被庄子贬为嫌弃一个有身体缺陷的求学者，可谓虚伪。（二）虽然这样，孔子受到无趾的指责，没有生气，而是谦虚接受，请后者入门。（三）孔子不失为灵活教师，立即把事情用作活教材，叫学生公平对待独脚人。（四）庄子借无趾之口，谴责那些自以为是又自吹自擂的学术权威言行不一。（五）人有独立性、自我尊严、向上精神，庄子用无趾的言行表达了这些。（六）庄子借老聃说“道”和表示“包容”，不要一方面指责他人固执和自私，同时却表现出自己守着同样的缺点。无趾最后宣布孔子自缚自执，无药可医，有失忠恕之道。（七）庄子用这则寓言表现比人间争执的世界更大的大同世界，表现他在《齐物论》中说的“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的崇高精神世界。即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超拔主观争辩的囚笼，放下是非，遨游于无穷的境域，即能寄寓于无穷无尽的心灵境界之中。
古今同游
如今，我提出两个新的解读，结合时代和国际风云形势，从中得出个人的定位，表达中华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亦抚慰自心。
（一）我们把上述寓言与近日美、日霸权主义所唱和的攻击中国“侵占”钓鱼岛及南海的言论联系起来，可以明晰看见“强权夺理”的制造和散播，从而认识今后的世界发展。《老子·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三十章》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美、日的历史都不悠久，亦缺乏本土文化。但是，两国人民都饱尝战争的苦楚，不单伤亡惨重，人心异化也正腐蚀着他们在科技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造成人心不安。我们密切注意这些国家今天怎样张扬其好战野心，可以参考老庄智慧。
（二）庄子阐释宇宙人生的大问题，以人的认识为开始，以人的品位作中心，以人紧贴大自然的生息及大化为终结，立论清晰，积极有用。但是，庄子既然勇于创新，自然不免“折旧”，批评甚至否定一些传统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从而产生矛盾。
我们读《庄子》不免见到他自相矛盾，思想跳跃在广阔的时空境域，不易跟随。我们跟随着他，眼睛不能盯紧一方，必须回顾、环顾并全神贯注，这样方可有新的见悟。
《庄子》虽然看似没有次序，却是各章互相呼应的。我们跟随他的思想，只要前后呼应，便可以悟出最大的智慧。
例如，《庄子·齐物论》说明两种观点，一是人与人平等，不论出身、智能、外表或年龄等；二是万物平等，各有特性和独特意义。该篇又提倡一种“以明”的认识方法，鼓励人们放下执见，改用“照之以天”和“道通为一”的态度认识万物和呼应万物。这样，存在主义所叙述的各种困境可以得到化解，世界人生皆不“荒谬”及“无奈”，而每一个人亦可本着“齐物”的观点“与物同春”，求取生命和谐圆满。毕竟，人生在世，不论身体或精神，都是从无中来往无中去，而每一个人的境况是特殊的，受着社会的变（change）而变更（transform），却仍然处在自然的“大化”之中。不同的是，有人忙于“外化”而失于“自爱”，有人则力求用“自爱”融入“大化”之中，取得圆和。庄子的智慧即在“化”中，教人看化名利，和顺自然，乐观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