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略：文明的孕育与民族的原力
本书所指的上古时期是指春秋战国之前的中华所有历史时期，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经历远古和夏、商、西周等历史阶段。著名学者黄摩崖先生曾将包括这一阶段在内的先秦时期比作中华文明的头颅，寓指这段时期是中华文明信仰构建和精神奠基的重要阶段。
中国历史的上古阶段，宛若中华民族的孕育、诞生和襁褓时期。中华先人们从重庆巫山的龙骨坡，从云南元谋的原始森林，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里，从河南舞阳的贾湖村畔，从黄河岸边的仰韶文化遗址，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辽西的红山女神庙旁，从山西陶寺的邦国都邑，从二里头的宏伟夏都，一路上披荆斩棘，刀耕火种，木鍤石犁，筚路蓝缕，终于在女娲母亲的体内孕育了一个个具有健全体魄和高度智慧的炎黄胚胎和华夏雏形。在女娲母亲的呵护和哺育下，一个专注于农业生产的南方神农炎帝，一个倾向于牧猎生产的北方轩辕黄帝，一个名叫蚩尤的东方九黎首领，开始率领着中华民族踏上了长达五千年的漫长而艰辛、惨烈而又辉煌的征服、融合、发展和壮大之路。
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历史源头，都流淌着无数神话传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亦概莫能外。而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华文明的神话传说中充满着各种浪漫情怀、坚忍卓绝以及和平主义精神。尤其是以九千年前的骨龠为代表的远古乐器的考古发现，既让我们赞叹中华先祖们的高度智慧和先进文明，又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上古先祖们在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自然地、无意识地选择了以礼治邦和以乐为教的族群治理模式，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和礼义之邦建设奠定了基础。
神游于中华上古时期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魂交于斯时的先贤古哲，可以深刻感知中华民族所以能够延绵数千年而不中断的原始律动和不竭伟力。从夸父追日的浪漫情怀，到精卫填海的坚韧精神；从女娲补天的悲天悯人，到后羿射日的原始崇拜；从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到伏羲“八卦”所展现的神奇“天象”；从涿鹿之战的千里转斗，到大禹治水的夏夷联合；从女英雄妇好的南征北战，到周武王深谋远虑的孟津观兵；从太公《六韬》的军事谋略思想，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构想，无不在久远的上古给吾国吾民打下深刻的性格印记。流淌在炎黄子孙血脉里的坚忍、浪漫、善良、知礼、乐观等民族精神，于斯发轫；中华特色的国家制度、治理方式、民族融合等宏大格局和发展方向，自此奠定；中国作为世界礼义之邦、文明之源、谋略之国的文化特质，亦胚胎于斯……加之中华文明所处的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美丽的环境，在敦厚、勤劳、坚忍的中华先民们数千年辛勤耕耘下，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充满东方气质的辉煌而又灿烂的文明。
1.贾湖骨龠：来自九千年前的礼乐梦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舞阳。
在距著名的裴李岗史前遗址不远的贾湖村，三十多支骨龠（音yue，当前学界一般称之为骨笛，亦有人考证为骨筹，后经著名音乐史学家刘正国先生考证，更准确的说法为骨龠，本书从其说）和其他史前文物相继破土而出，一个改变世界和中国音乐史的重大考古发现自此进入世人视野。
经考古鉴定，这批骨龠均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形制固定，制作规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出土数量最多且能实物演奏的远古乐器，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不仅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两千年，被称为世界笛子的鼻祖。
贾湖骨龠的出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提前到了九千年前。据专家评定，贾湖骨龠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龠不仅能够演奏中国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目前，关于贾湖骨龠的考古成果已被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
以贾湖骨龠为代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中国古代吹奏乐器的记载。如《世本》说“女娲作笙簧”，《通历》说“帝喾造埙”。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埙，印证了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我国著名音乐家吕骥曾对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进行了测音研究，证明当时的音阶与如今的五声音阶中的小三度音程接近。如果说距今六千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制造的陶埙已达到与如今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的水平已令人惊叹的话，那么，距今八千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发现了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龠，则更让人匪夷所思。
被今人视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关于音乐的记载。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其中所说的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击石”则是先民们将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以伴奏化装成百兽的原始舞蹈。据说黄帝的乐官伶伦、尧的乐官夔，都是专职的音乐人。本书以为，古龠的出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旁证中国上古文明的极其发达和三皇五帝的真实存在。
以古龠为代表，先秦时期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竟达近七十种。仅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即有二十九种，其中打击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二十一种，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六种，弹弦乐器有琴、瑟等两种。由于乐器品种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时人们便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作“八音”分类法；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一百二十四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六十四件编钟，或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既是中国古代乐器光辉创造的见证，也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孕育和发端，同时也可见其时音乐文明的盛大状况。
博按：贾湖骨龠的横空出世，不但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但贾湖骨龠背后所展示的文化和文明意义，却远不限于中国音乐史研究本身。因为贾湖骨龠作为罕见的史前乐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建构，都具有至为重大的开创和昭示意义。可以想见，中华民族的远古先祖们，远在九千年前的蛮荒时代，就已经在刀耕火种、木鍤石犁的劳动生活间隙，寻找精神的愉悦和生活品质的改善。贾湖骨龠的出土，起码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中华先祖们所处的黄河两岸的生存环境一定十分优越（相对于其他文明）。九千年前我们先祖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奔波忙碌，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分工，要知道，在那个尚没有铁器的时代，要在鹤骨上钻出如此对称圆润的音孔，需要很专业的“人士”和占用大量的时间。其二，中华先祖们是一个勇于探索实践和具有高度智慧和禀赋的原始族群。据刘正国先生的研究成果，古龠以倾斜角45度吹奏的方式，来源于原始先民们生火做饭时所用的“吹火筒”，是他们在吹火过程中发现了声音的震动，并进而发明了骨龠，而且，他们还学会用无孔骨龠进行测音和定律，都反映了先祖们的智慧和天赋。其三，骨龠还折射着我们的先祖是如此的热爱和平和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生活劳动的间隙，没有去寻求领土的扩张和食物的争夺：就像他们的后人在发明了火药时最先用于制造鞭炮和礼花一样，当他们发现动物骨头、尖锐石头乃至后期发现金属时，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用以制作乐器和生活用品（如古龠、编钟、石罄、鼎等）。而正是有了贾湖骨龠这样的音乐追求和此后各种器乐的大量出现，数千年后的周公们才能够想到用音乐来教化人心，用音乐来“自律”和“律他”，而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礼乐之治和礼义之邦，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窃以有幸，曾经参加过刘正国先生关于骨龠的专题讲座，并亲自聆听过他用骨龠进行的现场演奏。那支来自九千年前的古龠所产生的旋律和回响，虽然远不如现代乐器那么悠扬动听，但其中独有的历史沧桑感和时空穿透力，却仍然能够直抵心灵、穿透灵魂。于是，在那原始的律动和文明交响中，我们渐次看到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礼乐文明”时代，正沿着中国历史的浅近纵深款款而来。
2.《山海经》：虽是远古的传说，却为民族的魂魄
读史笔记，特以《山海经》为开端。今人研究认为，《山海经》大概为战国中后期的楚人或巴蜀人所著。全书现存十八篇，共含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主要内容包括历史人物、山川、道里、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等，并记载了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传说。其中还蕴含着具有中国特征的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学、动植物等知识，可谓远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全书以约三万二千字，描绘了远古时期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约四十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一百多位历史人物，四百多个神怪畏兽。今日之黄河、渭河、华山等位置与其记载基本一致。最早记载《山海经》的历史书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其中，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然而，太史公虽不敢言，却在其《五帝》本纪里，采用了《山海经》对华夏始祖黄帝谱系的安排，认为黄帝为颛顼之祖；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亦著录有《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有学者还推测，秦始皇之所以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便是建立在其对《山海经》的高度信任上；而在和秦始皇同时期所出现的《吕氏春秋》里，也大量使用了《山海经》里的内容；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天问》篇里，也不断引述《山海经》里的故事；道家思想家庄周更是在其《庄子》里，把《山海经》里的“荒诞”内容作为其深刻思想的历史和地理注脚。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上古三大奇书（其他两部分别为《易》和《黄帝内经》）之一。既是文化之根，亦是史书之源。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都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所增补。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中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陬”。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但是，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史家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既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及至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以一首《读山海经》，将山海经的精神表露无遗：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大意：精卫口含小小的木块，将要填平深深的大海。刑天失败仍挥舞盾斧，刚毅的精神始终存在。同样是生灵不存余哀，化成了异物并无悔改。徒然胸怀昔日的雄心，美好的时刻怎可期待！）
博按：国人读国史，常以太史公司马迁之《史记》为原点。窃以为理应以《山海经》为最早之史书。何也？因为在中国人的远古意识里，《山海经》是我们永远难以超越的精神昆仑，亦是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历史远影。其可谓华夏先民的“精神历史”之见证。直至今日，我们也许记不住那些鬼怪故事和荒诞动物，但我们却不能不知道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这些远古的传说非但意味着浪漫和优美的远古情怀，而是凝聚着华夏民族所以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历久弥新之精神图腾。正如冯友兰先生阐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说时所指出，当我们的民族渡过重重劫难，历经数千年沧桑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当我们在追问历史原因时，可能没有人把理由归结为《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神话，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藐视权威、敢于反抗、抗衡自然等民族精神特质，以及天马行空、敢于幻想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却在我们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故事里，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精神深处，成为华夏民族世袭罔替的传承基因，并能够时刻转化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行动动力，可谓推动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至为伟大的历史“原动力”！
3.伏羲与“三皇五帝”：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并非仅是远古神话
“三皇五帝”向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其世系位序排列，早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即已确立。在“三皇五帝”世系之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左传》、《管子》、《易》、《庄子》、《国语》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伏羲的记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早期血脉来自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到秦汉之际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血脉。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的代表，伏羲是各族共同尊奉的先祖。在当代社会，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伏羲创世神话和祭祀伏羲的习俗。伏羲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作为各民族团结协作、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记载，最翔实的记录来自于唐开元年间的史学家司马贞。这位自称“小司马”的史学先驱除了对《史记》作了经典的《索隐》外，还对《史记》中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进行了补阙，全文摘录如下：
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缺）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太皞庖牺氏（伏羲名的另一写法），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天外来客乎？）。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见于《易》），而生庖牺于成纪（今日陕西亦有成纪县，其名字可能意味着中华“创世纪”之意）。蛇身人首。[1]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鹿皮）为礼。[2]养牺牲以庖厨（驯养猎物之意）。故曰庖牺（伏牺，后演化为伏羲，即降伏猎物之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龙的图腾自此始矣！）。作三十五弦之瑟（古人于音乐比今人精深也！后世七弦即为多。仰韶文化中有九孔竹笛，亦可证之。）。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3]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4]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没有大的制度建树）。惟作笙簧。[5]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淫水，以济冀州。[6]自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女娲氏没，神农氏作。[7]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8]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9]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10]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11]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一说，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12]。既是开辟之初。
君臣之始。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故兼序之。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13]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14]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15]燧人氏，[16]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17]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故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圣人时才会出现麒麟，而麒麟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获麟，即出现圣人之意），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盖流讫当黄帝时，制九纪之间。是以录于此补纪之也。
附原注释：
[1]索隐曰：按伏羲风姓，出《国语》。其华胥已下，出《帝王世纪》。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成纪，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纪县。[2]索隐曰：按谯周《古史考》，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也。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按事出《汉书·历志》。宓，音伏。[3]索隐曰：按位在东方，象日之明，故称太皞。皞，明也。[4]索隐曰：按皇甫谧，伏牺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5]索隐曰：按礼明堂位及系本，皆云女娲作笙簧。[6]索隐曰：按其事出《淮南子》也。[7]索隐曰：按三皇说者不同，谯周以燧人为皇，宋均以祝融为皇，而郑玄依春秋纬，以女娲为皇，承伏牺，皇甫谧亦同，今依之为说也。[8]索隐曰：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作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谧以为少典有娲氏诸侯国号，然则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以同是有娲氏之女也。[9]索隐曰：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10]索隐曰：按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谧曰，厉山今随之厉乡也。[11]索隐曰：按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代纪》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谯皇二氏，皆前闻君子，考按古书而为此说。岂至今凿空乎？此纪示据以为说。其《易》称，神农氏没，即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12]此句最后三个字疑为后人所加，“三皇谓”与“为三皇”是重复的。[13]索隐曰：盖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长久也。然言十二头者，非谓一人之身有十二头，盖古质，比之鸟兽头数故也。[14]索隐曰：天皇已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15]索隐曰：五龙氏，兄弟五人，并乘龙上下，故曰五龙氏也。[16]索隐曰：按其君钻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牺氏前，谯周以为三皇之首也。[17]索隐曰：按皇甫谧以为大庭以下一十五君，皆袭庖牺之号。事不经见，难可依从。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无怀氏，乃在太昊之前，岂得如谧所说？
另外，有近代学者认为，伏羲征服八大部落，融合各大部落图腾标志，创造出“龙”的形象，其征服、融合、创造三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是龙的精神。炎帝神农、黄帝轩辕又继承其三大精神，此三人成为中华民族远古的三位创世帝王，即“三皇”，“炎黄子孙”即来源于此。
博按：三皇五帝之传说，于中华民族之影响可谓大矣！今人读《史记》，常以其中无三皇五帝之纪为憾。而观“小司马”所写之《三皇本纪》，其目的在于借助于其他远古典籍为证，而补《史记》之缺憾，实史家之莫大责任。今之世界诸国史学界多不承认中华远古之神话传说，而窃以为，远古之时，因无文字之记载（也许有而今人不识矣，比如后面将论及的伏羲演之八卦，其符号功能似较今人之文字更为先进），历史常口口相传，而传说之中必有意神化之而增添其神秘性，此种神话之功能，与后世刘邦等有意神话其出身相似。而司马公能记载刘邦之“白帝”神话而不记载三皇五帝之神话，盖厚今而薄古之因。而窃以为，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远古历史，其中必有多种今人所未知之事迹，其能口口相传至今，必有其存在之合理性。今之科学发展和新的发现，亦证明黑洞、反物质等客观存在，而历史的神话故事，亦有可能源自于其中。如中华民族之远古先祖，倘或来自于其他星球，亦有其可能。而承认这种多元的历史存在，于未来之历史研究，可谓大开其门，不绝其道。
4.“八卦”易经：民族的图腾，科学的化身
伏羲作“易”，一向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又被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演绎而成的《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乐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易》为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历经七千多年而至今经久不衰。其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无不和《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易》研究被称为“易学”。相传孔子在得到《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为之传。”《易》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士人和今天全世界的哲人对《易》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唐人虞世南认为：“不读易不可为将相。”近代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先生认为：“《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近代学者由于易理之启示获得诺贝尔奖金者已有四人。其中，德人海森堡，丹麦人玻尔，中国杨振宁、李政道，皆称得易经之启示。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甚至说过：“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李约瑟认为易经的太极图显示了宇宙间力场的正极和负极的作用：“（以易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亦曾说过：“《易》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另一位哲学家荣格则称：“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博按：窃以好奇，曾以大量时间反复揣摩于易经。无论宋代程氏兄弟的《伊川易传》，还是日本学者的《高岛易断》；无论是易理之学，还是占卜之书，都曾试图洞悉之，然终不得其门而入，常叹其博大精深。今之任何一门科学之发展，尤其现代网络空间之建构，其中都含有易的元素和内容。以至于大儒南怀瑾先生曾说：“我始终怀疑《易》的文化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留下来的，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的产物，因为它的科学、哲学的道理太高明了。”南先生的感叹亦使博做如下想：是否，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在上一个冰川世纪，确实有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存在，而“易”就是那个文明留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引”？抑或，我们的先人如伏羲者，可能为天外文明造访地球，而给中华文明的“特殊”馈赠？“易”本身无所不包的科学道德精神，以及今天科学技术关于“黑洞”、“暗物质”的探索发现，无不证明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尚有许多远远高于人类想象空间的文明存在。过去我们视为神话的“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今天的人类则借助于电视、网络、手机以及各种飞行器，都予以真实地实现；而谁又能说，易经所描述的神话及其预测人类发展的方式，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为某一种科学实践所证明？以此观之，作为《易》最切近的传承者，中华民族必将在“易”的启示和指引下，开启中华民族新的复兴之路。
5.易的本质：永远平衡的变的把握
科学时代，学习和理解古老而深邃的《易》，重在理解其深刻本质。朱熹在《周易本义》序中说：“易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按照“大道至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略》将易的本质归纳为：“永远平衡的变的把握”。试为论之：
按照中国古人的经典解释，“易”字本身为“蜥蜴”的象形字，而在中国古代，蜥蜴即为“变色龙”，“易”以其作为“变”的引申。古代中国道家将易的精神用“双鱼太极图”来表征，其实是建构了一个负阴而抱阳的“无穷变化”的宇宙模型：双鱼相抱的圆球形，太极为阴阳物质的统一体，相互对立与依存。双鱼中鱼眼的黑点与白点，表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尽而一阳生，阳尽而一阴生。其中即包含着以下几种精神：1.阴阳互反。阴与阳有对立，事物有相生、相克。如明物质与暗物质，正电与负电，交感神经与负交感神经，顺向思维与反向思维等。2.阴阳互根：阴生阳，阳生阴，阴阳互为生成的动力。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补阴可生阳，补阳可生阴。3.阴阳消长：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如季节的交替、昼夜的变化。4.阴阳转化：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物极必反，剥尽复至，否极泰来。
但是，这种“阴阳”变化却是一种追求永远平衡的变化：阴阳在不断运动、变化，必然产生不平衡。有变、有不平衡，就必须调节使之平衡，使之和谐，为进一步发展作准备。朱熹在《周易本义》序中说：“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创新思维，在了解阴阳运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调控方法加以实施。四柱中所说的“用神”，就是指调控阴阳平衡、避凶趋吉的手段。以五行生克、六亲关系为理论，寻找扶抑的手段。
而作为把握这种“永远平衡的变”的主体的人，“易”为其规定了必备的素质和精神，那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以《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是说天体运行刚健有为，日夜不停地运动。人要效法天体运行的态势，应自强不息。这是从天体健行“比德”而悟出的道理。人要通过辛勤的劳动从自然索取养料，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才能生存。君子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自强不息地奋斗。是以乾卦爻辞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终日勤奋工作，即使到了晚上也还保持警惕，有忧患意识如履薄冰，提防出错。这样即使有灾害、人祸，也不会影响自己。再如易经坤卦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代表地。地势厚重，承载万物生长，是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从“比德”看，大地如母亲，以博大的胸怀关怀人类，滋生万物，人法地就要具有仁爱之心，奉献精神、崇高的道德，唯其如此，人类才有资格和能力去维护天地万物的“大平衡中的大变化”。
博按：博以数次通读中国历史，深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因为重视方术、医巫而将《易》保留下来，实为历史之大幸，亦是“易”本身强大的社会历史功能所决定的。易学于西汉以来，逐渐发展为象数派与义理派。其中，象数派，主要研究预测自然灾变和人事凶吉；义理派，则偏于哲学义理的研究，以北宋的程颐、南宋的杨万里为代表，朱熹则是集大成者。今天，易学作为国学的一部分，又分为学院派与民俗派。学院派偏于义理研究，民俗派偏于象数，涉及四柱预测，风水、择吉、奇门遁甲、六壬等术数，研究多见于民间。象数派“存象忘义”，义理派“得意忘象”，各有千秋。窃以为，今之国学，实应将两者加以广泛结合并深入研究。尤其关注其中关于“永远平衡的变”的科学精神，无论是改革还是施政，既要“与时俱进”地对现实政策加以适应性变化，又要保持其运行过程的“永远平衡”，而把握于其中的各级行政者，还将始终保持着“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能不断臻入化境。
6.涿鹿之战：华夏开族第一战
华夏战争史，开篇于夏黎两族涿鹿之战。此战黄帝带领夏族之战斗集团，以劣势装备（武器装备为石器）战胜了由蚩尤（一说蚩尤即炎帝，一说蚩尤乃炎帝之继承者。）领导的九黎族战斗集团（九黎之族，于当时属主体之民族，“九”以形容其多，今有“黎民百姓”之俗语，即来源于此）优势装备之“铜兵”（即使用金属铜兵器的战斗人员）。此战肇始于夏族反抗蚩尤暴虐统治，初接战于今河南中南部，然后黄帝且战且退，转战千里，最后战至河北北部今涿鹿附近，遂因一场沙尘暴（亦可能是雾霾）而进行了决战。是时，战场范围内很可能大雾漫天，风助霾弥，双方兵马皆陷入其中，不辨方向。因黄帝一方士卒多属北方，对地形环境相对较为熟悉（所谓天时地利），且更能适应当地寒冷干燥之气候，而蚩尤所带南方将士虽然勇敢善战且装备精良，但一旦置身他乡，地形不熟且水土不服，因此于沙尘暴中乱了阵脚，被黄帝一方几近全歼。此一战后，南方之黎族及其他蛮族（包括苗族）势力，从此臣服于夏族，中华大地上，华夏之文化基因由此底定，炎黄二帝从此成为中华始祖。
博按：始祖黄帝虽以劣势之装备，依靠天时地利以制强敌，此于远古时期，诚一大创举。博所感叹者，更在于其蛮荒之时，吾等炎黄始祖们，能够为着生存与壮大而转战千余里，长途追袭，纠缠转斗，寻找战机，此需何等不屈不挠之战斗精神，何等顽强坚韧之毅力，斯诚我华夏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五千年而不倒之不竭动力。今日国家诸地多有祭祖大典，于提升民族凝聚力之功能外，更应该宣扬这样伟大而原始的民族精神，从而激发我全体国民的战斗意志和勇敢豪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而不懈奋斗。
7.被《竹书纪年》颠覆的
“中华正史”：还原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真相为中华民族传颂最久远、声名最响亮的远古帝王，莫过于尧舜禹三帝。
儒家经典著作《尚书·尧典》里记载：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不但继承了《尚书》的说法，还且详细记载了尧“禅让”于舜的具体原因和经过：……尧曰：“嗟！四岳（尧的相臣）：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我的德行不足以接替您的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即平民百姓）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他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而舜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即舜让她们降下尊贵之心住到妫（guī，音规，今在北京市延庆县境内）水边的家中去，遵守为妇之道]。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尚书·禹贡》同样记载了禹治平洪水而后受禅于舜的故事。《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黄帝玄孙，其父鲧受尧之命治水，九年而洪水不息，为舜所殛（杀）。舜命禹续鲧之业，禹乃兴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终于治平洪水，得到天下诸侯的朝服。舜死后被拥戴即天子位，得号夏后。史载禹有谦逊退让的美德：“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以及虚心听取意见，自奉节俭的品格。禹是中国史籍记载中功高德劭的完人。
然而，就在普天之下都相信了“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故事时，晋武帝时期发掘的一本天下奇书《竹书纪年》却如平地一声雷，击破了远古历史的“谎言”：这本从战国时期魏安釐王墓中被盗而出的“竹书”中如此记载尧舜禹三帝的真实情况：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阻拦）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竹书纪年》对汉以来的历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但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亦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其中包括伊尹放太甲之说（见后文）。关于《竹书纪年》的来历，史载公元279年，西晋晋武帝时期，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记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春秋时期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正史上所谓“周召共和”实际上是指“共伯和执政”，即共这个地方的伯名和者执政），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再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博按：关于《竹书纪年》，史学界争议不断。尊崇“正史”的人多以其为伪，亦有认为其为邪说者。根据此书的著书时间和当时儒家学说的“非正统性”，当时的史家还没有像太史公那样，尊崇儒家教条，按照儒家“正统”观点著史立说。以尧舜禹三代禅让制为例，“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禅让”。是以《韩非子·说疑》中曾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竹书纪年》成书后于宋代时突然亡佚一事，恰恰反证了这本著作的真实性。史载《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突然在宋代完全亡佚。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过异类，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儒学成为国学，《竹书纪年》所记载之真实历史则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认知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竹书纪年》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经过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相信考古不断有新发现，竹书、帛书不断问世，像银雀山、睡虎地等考古学的重大进展，都将为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相提供真实可信的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真相是遮掩不住的。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可以让今人真实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真正的文明之觞，从而对症下药，寻找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也许，这才是历史的本义之所在。
8.鲧和大禹治水：一场大洪水开启的民族融合之路，不能忘却的中华普罗米修斯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蛮荒时代，中华大地曾有一次历史罕见之大洪水，《尚书·尧典篇》记载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上篇》亦曾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均可从中看出当时洪水之严重及时间之长久。黄河上游之夏族（今之陕西河南一部）与下游之夷族（今之山东河北一部）开始联手与大自然抗争，其中夷族首领舜、皋陶、伯益等，主动投奔夏族首领尧。开明之尧摒弃异族之念，妻舜以二女，使舜摄相位，并最终以共主之位禅让于舜（虽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舜抢夺了尧的帝位）。然而尧之主要目的，期望夏夷二族联手以降服洪水。史载终尧之世凡六十一年，始以鲧和大禹父子相继而“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终成治水之大功。中华腹心之地，始因九河通衢而自成一体，夏夷两族终成一家，此后，华夏之扩张繁衍，因有两族之一体而壮大，其他戎蛮羌狄之族，终因上述两族之坚固一体而四方宾服，华夏大一统之政治格局，共工、大禹治水之时已见其雏形。
而在这场中华民族和大自然抗争过程中，因为大禹终成其治水之功并“受命”为王而为历史所赞扬铭记，而作为治水先驱，其父鲧不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为大禹治水提供了“失败的教训”并奠定了良好的治水基础。
史载，当洪水袭来，帝尧“束手”，无奈求计于其手下大臣“四岳”，他说：“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一个“皆”字道出了鲧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帝尧不同意，理由是“方命圯族”（就是他这个人不听话，在族里的名声不好）。《左传》也说他“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难道鲧果真个性乖僻、品德不佳吗？此时忠直的大臣四岳（见前文，尧本想禅位于他，被他以自己能力、德行不够而拒绝，从侧面可见其忠直，有史家还认为，“四岳”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山头即部族之主）表了态：“异哉，试不可用而已。”（《五帝本纪》）。同样事件的描述，《夏本纪》虽有些微出入，但也记载当时鲧之贤：“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考虑到“众人”的意见，帝尧才勉强同意让他去治水。
关于鲧的治水失败，史家往往认为是其采取了“堵”的办法，结果没有阻止洪水的泛滥（可笑的是，今天的我们依然采取这一说法）。但在神话传说中，鲧则像后羿一样，是上天的一位神主。与后羿不同，他的下界没有得到天帝准许（私自下界，在现实中反映可能是他的治水不是尧的本意，人们不敢“针砭”尧，只好嫁祸于“上天”）。不仅如此，在他下界的时候，他还偷了天帝的一件宝贝“息壤”，据说是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神土，鲧大概就是想利用“息壤”来治理洪水的（现实情况很可能是鲧为了治水而假号于尧，比如治水中要召集各地官民，征收钱粮，“息壤”或是一种治水用具，也可能是因为其性格耿直，可能于治水时说了一些“反动”的话而获罪于尧）。《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与此说相近的还有《尚书·洪范》，这应该是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的文献。箕子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在此为扰乱之意）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玖畴，彝伦攸斁（dù）。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箕子所说大意：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土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其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彝伦攸叙’的意思是‘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而关于这个被箕子所说的治理国家的‘洪范九畴’，一是五行，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五是建立最高法则，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九是用五福劝勉臣民，用六极惩戒罪恶）。而反映在现实治水过程中，终是鲧的策略方法不对而终于失败被杀，其实从屈原的《天问》中可以约略了解到，鲧治理洪水几乎就要成功了，只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天帝发现了鲧的行为，大为震怒，派了著名的刽子手火神祝融下界将鲧杀死在羽山，又收回了息壤，终于使鲧的治水失败了。”（现实中很可能是尧不愿让鲧成功而采取了极端的破坏办法）
史传鲧是为祝融所杀的，《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在《史记》中，身为“黄熊”（骧兜、共工、三苗、鲧合称“四凶”，应该是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政敌的丑化）、被尧称为“四凶”之一的鲧是被处死的。《五帝本纪》载，“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jiàng）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因此，当时作为钦定接班人的舜经过请示后“殛鲧于羽山”——“殛”为“诛”，一说为“诛杀”；还有一说，按《尚书·今古文注疏》：“诛，责遣之，非杀也。”也就是流放。不过，鲧因此葬身于羽山，是不争的事实。
相传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烂，后来据说是祝融用吴刀剖开了他的尸体，这时禹就出来了，而鲧的尸体则化为黄龙。而另一种传说是鲧变成黄熊飞升了（虽是神话，现实中可能是民间中对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做的纪念和肯定）。据说鲧是在梦中被儿子用符文剑砍下龙头，害得只能变为黄熊（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类似于熊，但是有三只脚，在《山海经》中有记载，这个传说则说明禹为了立功而不择手段，反而印证了《竹书纪年》中他最终“禹逼舜”而得位，并传位于夏启的真实性）。大禹“继承”父亲遗志，开始治水，史载这次治水非常成功，天帝（可能是尧的民间“化身”）不仅没有从中捣乱，还派了大神应龙（现实应该是尧所信任的大臣）相助。这位应龙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代表“雨神”。应龙帮助大禹挖河开山，连上古的伏羲、河伯也纷纷襄助大禹（说明立大功者，得到上层支持的重要性），后来在东汉几乎成为谶纬学鼻祖的河图洛书，传说也是在这个时候由神龟所献。于是，依靠疏导和围堵两个方法，洪水终于被制服，人们于是“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做他们的王。
关于鲧的性格和失败的原因，屈原曾在《离骚》中咏道：“曰鲧婞直（倔强刚直，进一步印证了鲧不受尧支持的原因）以亡身兮，终夭乎羽之野。”然而，事实上，鲧的治水失败，并非他本人无能，一方面客观上是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方面是他没有得到上层的支持。然而，从唯物主义史观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鲧治水用“堵”的失败教训和打下的良好基础，也就没有后来大禹“疏”的成功。
鲧虽然是个失败的悲情英雄，但他为民造福不惜牺牲生命的壮烈之举，堪与古希腊神话中盗天火给人类的大神普罗米修斯媲美。
另外，现代历史学者孙长同对鲧之死，还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法：鲧部落应是西夷人。西夷在今鲁西平原一带，以山东丘岭为界划为分东西夷。在今日的禹城市南面仍有鲧堤遗址，在此筑堤是可以挡住大河水漫淹禹城。从此地再往西到河北清河县的鲧堤遗址，再从清河县往南临西县的鲧堤（金堤）遗址。再往南山东冠县的鲧堤遗址，一直到河南省内黄县的鲧堤遗址。这些鲧堤的存在应该是鲧治水中某一阶段性工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存最大的金堤河（鲧堤）是从山东丘岭的西南边名叫鱼山（应是羽山的错读，此地有曹植墓，是陈王曹植的封地）的地方开始修筑，向西稍偏南即为内黄的鲧堤相连，从而使大河之水从鱼山之东的谷地入于东海。因为这个大堤的构筑，堵住了河水直泄北流的去路，拐弯向东，就使得东夷部落被水淹没，尤其是濮阳以东的菏泽、梁山、东平、平阴一带成了泽国，这就开罪了东夷的舜部落。于是东夷的舜部落联合了西夷的祝融部落向鲧部落兴师问罪开战。而光顾着治水、没有战争准备（此系本书的推想）的鲧便败给了联军而被殛于羽山（即今山东鱼山）。而相传禹属于有莘氏部落，其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以今观之，可谓不孝，为了立功而不回家探母，可谓违反人伦，和神话传说中他于梦中斩其父头相应合），应是大禹在领导着治理挖掘疏浚徒骇河之时。大禹为了不再开罪舜部落和祝融部落，所以就采取了顺流而疏的治水措施。徒骇河在今山东境内，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出动的“徒夫”众多，徒夫震骇，所以才起名曰徒骇河。
博按：尧舜之世，大禹治水，以三千年前石器时代之刀耕火种，木鍤石犁，面对方圆数千百里之辽阔洪水，先祖以坚韧不拔之毅力，不辞劳苦之精神，团结一致战天斗地之气概，终于制服千年不遇之滔天洪水，其为夏族臣民换来海晏河清之同时，亦为后人底定一统之大势与华夏之格局，是以如我之今人方可通读三千年之中华史书。而于这一场民族融合的背后，《要略》所见者，乃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始动力：生存与发展！中华远祖们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而自动联合，团结一致，与滔天洪水做勇烈抗争，亦为后来各民族的大融合开辟了新路，其为后世可谓启示良多。然而，作为治水先驱的鲧有史以来一直被贬低、被丑化、被忽略、被误读，实属一件至大的憾事。而本书反复校验于各种史料，结合近代考古成果，实认为鲧的治水失败，一方面在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一方面在于其固执倔强的性格原因而使治水工作没有得到上层的强力支持，上层甚至出于忌妒其功而在背后加以破坏，而这种功臣用命于前，奸臣（背后一定有最高当局的支持）破坏于后的历史事件，于此后的五千年华夏历史中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是以今天有必要还原这段历史，为鲧这个性格耿直刚烈、大得民心而被年老昏庸的尧所迫害（按尧对鲧的印象不好，很可能是受小人蛊惑）的“悲情英雄”重新正名。是以记之。
9.名相伊尹浅考
伊尹，商汤开国名相。名挚（尹非名也，实为古宰相官名），曾助商汤灭夏立下了不朽功勋，商朝建立后，商汤以伊尹为卿士，料理商朝政务。商汤死后，继任之三代商王均早亡。四代为相之伊尹只好立太丁长子太甲为王。古史于此始有分歧：正史如《史记》等记载，太甲为王后，不修德政，昏暗暴虐，破坏商汤法制。伊尹十分忧虑，虽多次规劝，太甲不听。于是伊尹在商汤墓地建桐宫，送太甲入于桐宫反省。桐宫地处商汤墓地，气氛庄严肃穆，除守墓人，一般人不得进入。在桐宫里，太甲读伊尹专为他所写之《伊训》、《肆命》、《殂后》等书。太甲一边读书，一边打扫陵墓，日久天长，始行动谨慎、言语谦逊、思想沉稳、勤劳不息。在他闭门思过期间，伊尹代他行政，日理万机。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伊尹遂亲自到桐宫迎接，恢复太甲王位，自己退而为臣。太甲二次即位，勤修德政，以身作则，诸侯归服，百姓安宁。史载，伊尹为太甲之反正特作《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为殷商中兴奠定基础。伊尹连辅商初数王，既为帝师，又代帝王行政，功高盖世，前无古人。伊尹死后，商王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
然而，另一种说法与“正史”之说大相径庭，据《竹书纪年》云：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按此说，伊尹在汤死后，他本受命辅佐汤之子太甲，但不久以后，伊尹就罗列太甲之罪，把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三年后，太甲在忠于自己的臣子帮助下逃脱，回来诛杀了伊尹，重新恢复殷商之政。
博按：商代距今已有三千年之久。后人多以伊尹为一代名相、帝师甚至名厨和道家堪舆学宗师。其完美形象流传至今。但少数后世史家则以为，伊尹受到美化，一则为历代中央王朝试图为后世树立名臣之标杆；二则少数执朝政之权臣想以伊尹为例，证明其可“废帝”的历史正当性。其本质仍为权力争斗。是以后世几乎所有自命为伊尹者，皆不得善终。如西汉之霍光（死后全家被杀）、东汉之董卓（被杀）、三国时之孙竣（后来全家被杀）以及魏晋之司马昭（死后儿子篡权）。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所谓信史可疑、野史可较，为史学者当反复考其真实。而本书认为，伊尹所以为后世所美化者，实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帝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需要，亦是中央帝国推崇“德治”的不二选择。
10.甲骨文里的妇好：华夏第一女英雄
妇好，商王武丁之妻。约莫生活于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我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女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谓中国四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现其完整墓葬，在现存甲骨文献中，妇好之名频频出现，仅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提及妇好之名的就有二百多片。甲骨文记载，商朝武功以商高宗武丁时代最盛，武丁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商朝版图扩大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即是其王后妇好。其中详细记载如下战事：某年夏，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在反复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便让她担任统帅，率军东征西讨，打败周围二十多个方国。其时军队出征作战，人数多为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方（少数民族之一支）时，所带之兵达一万三千之多。可见妇好指挥能力之出众。
“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就是妇好。当时，久经沙场、战功累累的禽、羽等武丁爱将，都归妇好率领。那一仗打下来，羌人势力被大大削弱，商之西境得以安定。
那时，距都城安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正北一千多里外，还有一个强悍的游牧部族土方。他们经常肆意侵入商的边境，掳掠人口财物，是商王朝多年的心腹大患。于是，武丁命妇好率兵出战，一仗而击退入侵之敌。妇好乘胜追击，彻底挫败土方，并将土方划入商的版图。
甲骨文记载妇好最精彩的战役是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的一战。战前妇好和夫君议定计谋，妇好在敌人西面埋伏军队，武丁则带领精锐部队在东面对巴方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巴方军队在武丁军与妇好军的包围圈中顾此失彼，阵形大乱，终于被围歼，南境遂平定。这大概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伏击战”。
贵为王后的妇好，不爱“红装”爱“武装”。在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发现了精美的骨刻刀、铜镜、骨笄、玛瑙珠等许多女性专用的饰品，以及大石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这都说明她有女性娇美的一面。令人称奇的是，除却这些小玩意，陪葬品里还有大量的兵器，特别是一件重达九公斤、饰有双虎噬人纹、铭刻“妇好”文的大铜钺，格外引人注目。后经专家考证，认为这是她生前使用过的兵器。妇好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武艺超群、力大过人。更重要的是，钺在古代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依此可以断定，她在那个时代一定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其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钺上，便有精雕细刻着彰露“有牙阴户”的女战神或大母神形象。不过，在男性已占主导地位的商代中后期，妇好还可以拥有钺这样的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象征物，成为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就足以说明其本领实在不一般。
另据历史记载，在大约距今三千年前，地球曾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时期，全球气温下降，高纬度地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只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古印欧人（雅利安人）不得不向南迁徙。其中，讲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多瑙河流域迁徙到马其顿地区，而代表希腊最早文明的克里特文明最终为迈锡尼文明所取代，使希腊进入了一个西方学者所谓的黑暗时期；向两河流域迁徙的亚述人将美索不达尼亚的数千年的文化一扫而空；另外一支向东迁徙的印欧人在中亚附近分开，并继续向东最终到达中国；另一支向南进入印度后将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印度原住民征服后，制定了种姓制度：入侵者在剽窃了原住民的文化后被列为最高的种姓，而印度的原住民却被列为最低种姓，他们被禁止识字和学习自己创造出的文化，最终，比中国起源更早的印度文明就在这种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逐步衰亡——因为被禁止学习就意味着政治人才的匮乏，所以印度历史上基本没有统一的局面，也没有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但进入中国的这支印欧人却被妇好率领的商朝军队彻底打败。初具规模的华夏文明在这场急风暴雨中屹立不倒。这也自然地解释了西方人为什么怕龙的原因。
现代学者李济把武丁时期有关“西北战争”的甲骨文梳理后说：
“这些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透露了中华民族在形成时代艰苦奋斗的真相，尤其是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生的争夺战，实为奠定中国文明的一连串决战的序幕，其重要性不亚于传说中史学家歌颂的黄帝的阪泉、涿鹿之战。”他还用一些间接资料说明这场战争的伟大意义：武丁时代征伐的外族，“与蹂躏印度文化的雅利安民族以及征服两河流域的迦塞族有极其相近的文化关联，并且有些血缘关系；他们虽没有文字，却拥有很进步的战争武器”，但“在这一时代，中华民族在西北边疆打了一次勇敢的、胜利的自卫战，这一战奠定了殷商时代二百年的文化生活，为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建立了一个伟大文明的新基础”。
博按：有关妇好之史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在于：其一，妇好所击败的异族之一，即今日所谓的印欧语族人。他们在东扩的道路上曾经制定出种族隔离或种族灭绝制度：从远的说，有入侵印度的印欧人（即雅利安人）的种姓制度；近的说，有欧美人在非洲贩卖黑奴和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妇好可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拯救者之一。其二，妇好以一女流之辈，生于远古蛮荒时代，尚以战功彪炳于国史，其于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可谓一件至大事件。何以如此？夏商时期，本为中华文明演变由母系氏族转向男权社会之过渡时期，女性的地位在频繁的争夺战争中逐渐降低，但如妇好一样的伟大女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亦有其卓越战功、建树之业。若无妇好立楷模于前，则无花木兰、梁红玉等继之于后，是以今天的戎武之人，在此当向三千年前之巾帼英雄妇好，致以崇高遥远之敬礼！
11.太公《六韬》：先秦大战略，远古大智慧
商王朝经过六百余年统治，凡五次中兴，传至纣辛为帝时，即如其祖上推翻的夏桀政权一般，政治腐败，上层荒淫无度，君臣离心，是以招致西部夏族姬周之反抗及颠覆。其以周文王为首，相臣吕尚、周公旦为谋主，长期谋划颠覆商政，日渐形成一套成功的谋略方法，以作为针对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大战略指导，成书为《六韬》（亦可能为后人所托，暂不论也），其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之理论、原则，对后代军事思想影响也深远，被誉为兵家权谋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六韬·文伐》属于分化敌人内部的谋略诡计。共十二篇，其大略曰：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仅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往往忽视战前之战略指导，独《六韬》论之详细周全，可为天下第一。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亦有其独到之处。其中“兵道”篇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强调用兵原则常在于“一”。即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六韬》特别指出：“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皆由将出”。大意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
《六韬·军势》又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强调“因敌之动”，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以臻出神入化之境。“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关于治军原则，《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著名原则。《将威》中有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威信，太公曰：“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博按：有论者以为，中国古代军事专著，孙子为战术用兵之最，《六韬》则为战略谋划之最。其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中国文明发轫之时，即以如此高明之谋略手段实践于现实，实中华文明伟大久远之明证。《六韬》于本质上虽是一部以黄老道家军事思想为原则之著作，但其主张柔弱胜刚强、韬晦不露和安静玄默等军事原则，对我国后代军事思想有深刻影响。尤其《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以致倭人于历次侵华战争中，常“反其道而用之”，施之于吾华。而作为发明这一伟大谋略手段之中华民族，反于近代以来“握瑾怀瑜”而不见用于敌国。尤其是当今网络时代，为敌国之间运用“六韬”之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吾等为政为军者，当深研其微，结合现实，践之于应敌除患，诚不辜负太公来自远古的深刻教诲和昭示！
12.孟津观兵
商代，西伯侯国周在其英明领袖周文王带领下，推行良政，国力渐强，在其执政五十年后去世时，商纣天下三分已得其二，为周灭商奠定了基础。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贤臣在位。时商纣虽政治腐败、荒淫无道，但军事上仍有较强之实力。武王决定乘机搞一次会师演习，以了解自己的号召力和军事状况。因以伐纣为名号召诸侯赴孟津助战，史称“孟津观兵”。此次观兵其实为一次灭商前之军事演习和检阅。武王大军抵达黄河南岸之孟津时，八百诸侯闻讯起兵与会。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然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然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为借口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二年后，武王探知商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被杀，一被囚，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遂以牧野之战而灭商建周。
博按：周武王孟津观兵，堪为华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阅兵。其目的在于观人心之向背，知军力之强弱，察出兵之时机。回顾分析此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大阅兵，常深思以武王、太公之谋略，按当时之形势，为何没有断然发兵以击商王。而与其后牧野之战详加比较考证，始知是时周武王军事实力尚无亡商之绝对把握，或者当时商军之主力尚在朝歌，不然，当两年后再次发兵，虽占卜曰“不利于师”而武王却坚持出师而终胜，武王知军事实力对比与“时机”已到而已。由此观之，孟津观兵后不战而退时其借口“待天命”，系掩人耳目之说，充分反映了周武王和姜太公掌握敌我准确情报和军力对比之下的高超军事谋略。
13.牧野之战：需要深刻还原的远古兵乱
商汤建立的商朝，经历六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商纣王）时，已是危机四伏。史载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国库空虚；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
而此时的姬周部落首领姬昌（即周文王）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国力日强；对外宣扬德教，诸侯纷纷依附。加之各国此时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据《史记》记载：其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在对商王殷勤贡奉的基础上，姬昌先后出兵伐犬戎、密须、黎、邘、崇等国，切断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消除了后顾之忧。周文王姬昌病逝后，继位的世子姬发（周武王）继续利用商朝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观兵于孟津之后二年，判断时机成熟，决定出兵伐商。
武王伐商之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诗经·大明》中记述此事，称之为“燮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
公元前1046年。指挥联军进攻商纣王的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同年2月21日，周军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部族在孟津复会，联军总数达四万五千人。《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
此时，将战车军团派往南方征服蛮夷的商都朝歌城内兵力空虚。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御林军，开赴牧野迎战。《诗经·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即人数众多）。
《逸周书·克殷》记载：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帝辛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遂告灭亡。周武王赶到鹿台，用“轻吕”击刺帝辛尸体，亲斩其头颅悬旗示众。另外一百多个商朝大臣贵族被俘，后被作为祭祖的人殉被杀死。
博按：史家常谓牧野之战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之著名战例。窃独不以为然：此战虽然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而且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需要后人关注和还原之历史真相有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在周以后的历史记录里，“纣王”是一个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而事实上，帝辛尚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其曾为拓展商朝疆域而“百战百克”，军事上帝辛用兵于东南夷族，战争取得了胜利，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
其二，牧野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偷袭之战、阴谋之战、乘虚而入之战。史考，武王之所以敢以四万余兵力长途奔袭，直捣王畿，是因为有“商奸”通报敌情，商朝之主力军队（其统帅可能是《封神榜》里的黄飞虎）此刻正在遥远的南方征战蛮夷，一时无法回军救主。从一定意义上说，此战属于“利用国家有事于外而乘虚而入的反革命非正义兵乱”。
其三，在后世传说中，牧野之战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拥戴下，武王登上天子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然而，从陕西出土的甲骨文却记载牧野之战是一场“血流漂杵”之战。牧野战后，周军和戎狄联军进行了长时间屠杀和劫掠。《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大获全胜，被杀商人有十八万之多，被掳为奴有三十三万众，周人还在牧野大肆捕杀熊、犀牛、鹿等动物，并掠夺大量珠宝财物，仅佩玉就达十八万块。
其四，史家记载武王出兵，“不期而会”者八百诸候，而根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共十余国而已。如此夸大其辞，无非强调周王朝取代殷商的历史正义性而已。
其五，为美化周武王功绩，儒家历史学家更是夸大了商纣在牧野之战时的兵力规模。如《史记》记载，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七十万人之众。而根据三千年前商都朝歌规模考察，其核心内城之总人数也不过十余万，其余“百万”之众不过散布在方圆数百公里内的中原大地上，即使把所有的奴隶和战俘算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聚集七十万兵力，即使是后史家考证为十七万，本书亦觉有夸大之嫌。
14.周公制礼作乐：为有源头活水来，黄钟大吕响中华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可谓一件至要之事。相传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周公于周朝建国第六年开始“制礼作乐”。其所谓的“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个方面。周公为当时的贵族们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乐则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巩固周王朝的有效统治。
周礼规定，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祇，“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见《周礼·春官》）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见《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而对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周礼规定当时的乐队：“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即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见《周礼·春官》及注）；等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春官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一千四百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官》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官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即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西周贵族讲究的礼更加繁多：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其被称为“籍”的治理模式（今日的中国式“籍贯”即来源于此）。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一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作为诸侯的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子斥责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三家都“以《雍》撤”，孔子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子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是以《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其所说的“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一理论。
博按：中华民族今日所以被全世界称为“礼义之邦”，其“源头活水”即来源于这段历史。史家常认为周公制礼作乐为中华文明建构中的一件大事，是因为礼乐实为中华文明体系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用“礼乐”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可谓中华民族一个至为伟大的发明。其中既包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还包含着中华先人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本书开篇有述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九孔骨龠，产生于约九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而今回望历史，在九千年前，还在拿着石头木棒与野兽搏斗的中华先人们，尚不忘用音乐来娱悦自己、用音乐来传递情感、用音乐来治理国家——那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睿智——也许，正是这种来自远古的遗传基因，才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至今。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的先贤们赋予了音乐更多的功能：音乐不但可以娱悦身心，表达感情，更能够教化大众，净化心灵。中国儒家先圣孔子对周文明中的“礼乐之治”倍加推崇。他老人家多次说“吾从周”就是从维护周王朝“礼乐之治”的角度出发。而他本人也在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除了整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外，还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了东周时代，也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郑卫之音”（今日所谓的靡靡之音）的大行其道，中国进入了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敝屣，史称“礼崩乐坏”。但也正是这一时期，礼乐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在汉初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始终不衰。汉以后的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乐志》来彰显其朝代的“正朔性”，以此可知礼乐之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
15.周公吐哺，天下何以归心
制礼作乐的周公旦，被后世奉为西周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本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母弟。武王灭商建周二年后崩，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怀抱成王摄政当国。时管叔、蔡叔煽动殷族后人等发动“三监叛乱”，周公率军平定，后封建一千余诸侯国，营建东都，建井田制，制礼作乐，建章立制，主张“明德慎罚”。一时天下归心，华夷大治。相传周公为招揽天下贤能之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士”（即一次淋浴要多次手握着头发，一餐饭要多次吐出食物，因为要接待天下之士，唯恐失去了人才。）。周公辅成王政七年后毅然还政成王。史家认为，周朝所以能延绵八百年王业，周公之奠基至关重要。周公之“圣行”为儒家先圣孔子所心仪尊崇。《论语》中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言：“吾从周。”周公的礼乐之治开启了华夏第一个文明社会，为我国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具有开山之意义，至今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勇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皆根源于周公。太史公司马迁亦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其在《太史公自序》中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后周公在致政二年后病逝，成王将其葬于文王墓旁，表示其不敢以周公为臣之敬重。
博按：汉初贾谊曾论及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我们日常言及“梦周公”，行“周公之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皆出自周公。思及现实，周公“吐哺待士”之风尤应为后世所效法：以天下者，唯得人才者可以为治。自古得人才而尽用者得天下、成大功，然后世历朝历代的既得利益者，用人唯亲（圈子文化），任人唯利，与周公取才待士态度相去何远。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公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后被孔子发扬光大）亦有其大消极之方面，即泯灭个性、保守消极、强调等级，以及由此而致之繁缛礼仪，亦成为祸及今人的劣根性之一。
16.周公诫伯禽
重温西周时期一则小故事：周成王亲政，将鲁地封给周公旦之子伯禽。临行周公以《诫伯禽书》遗之曰：君子不施其亲……无求备于一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去矣，其毋以鲁国骄士矣！
博按：孔子所以推崇周礼，其中重要之原因就在于对周公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之向往，对周公的礼乐德治思想的敬仰。以此论之，周之初可谓中华礼乐文明的发端，亦中华文明的礼治德治源头。观周公诫伯禽之语，其背后实饱含其用人得才、守身修德、治国用兵的朴素辩证法，亦是中华民族“内守自省”文化心理的远古回声，亦在此后三千年历史文化传承中给中华民族打下深刻的思想烙印，至今仍难以磨灭。
17.“贵三代”伯禽治鲁与“创业者”姜太公治齐
周朝初建，封建诸国。其中，鲁为周公旦之封国，都于曲阜。周公因留周室辅政，乃命长子伯禽（自周文王始，伯禽可谓“贵三代”）出就国。伯禽治鲁，一遵周公之礼治，三年而报政（即今日之述职）于周公，周公问曰：“何迟也？”伯禽曰：“吾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之（意为改变当地的风俗，变革当地的礼仪。寻常百姓父母死后也要服丧三年，所以到这时候才来）”。先是太公（太公本平民，以军功开国于齐，可谓“创业一代”）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问曰：“何速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故速也。”及周公问及伯禽报政之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后鲁伯禽助周平管、蔡，讨淮夷、徐夷，亦有战功；然其后世，守周公礼乐之教，拘泥而不知变通，虽有后世儒学之兴，然在春秋之世，终是弱小之国，后为楚国所吞并。
博按：读史贵于探其细微。尤其读先秦先哲如周公之史，必得反复观照以校其实。周公前有诫伯禽之语，以周礼教之，本明明乎德治之范，然退观其评齐鲁之政，一反其所倡导之礼教之风，而评秉承礼治之鲁国将“北面而事”力图“变通务实”、“简易其教”之齐国，可见其用私于鲁。周公以所倡之明道加之于己国，不以为喜，反以为忧；以齐太公“变通”其礼治，简易其政，反赞其功，前后所自矛其盾。以此观之，周公“制礼作乐”之时，亦知其不合人心事宜。因礼教之繁缛、思想之教条、等级之严明，其局限性本为其所固知。以此礼教加之诸国可矣，加之己国则为不可，读史者于此当明其本质。而其中另见者，伯禽乃新兴周朝之贵族“三代”，靠其父祖之余荫，但守其旧制而不知变通，实有懒政、怠政之嫌疑；而姜太公以创业者之心态，又出自乡野，知下民之所需，行变通之法，效简易之政，而使齐国日益强大，以此可见周公之叹，亦叹其三代之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