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后，我刚到镇上读中学那年，爷爷病倒了。爷爷不愿打针，不愿住院，父亲熟识的一个护士隔几天来看一次，顺便带些中药来。爷爷在院子边支一红色小火炉，架一黢黑的铁锅，每天从早到晚熬三回药。炉子很小，不易烧火，但爷爷弓着微驼的背，凭一把破竹叶帽，总能教炉子不冒一缕烟，红红的火苗舔到锅底，发出欢快的笑声。不多时，浓浓的药味漂满院子。爷爷把黑而稠的汤药倒进一只笨大的土碗，我和弟弟立即又找一只碗来，把药在两只碗间轮换着，一面尖着嘴，嘘嘘地吹，汤药上一缕缕白烟袅袅娜娜。好了，好了，我们急不可耐地说，把药递到爷爷手中，眼中充满期待。爷爷端着碗，尖起嘴吹一下药，皱一皱鼻子，皱一皱眉头，咽一口唾沫，一仰脖子，药咕嘟咕嘟倒进去，睁大眼，咧开嘴，很痛苦又似乎很舒服的样子。苦吗？我和弟弟问。甜啊——！爷爷拖长声音说，你们尝尝？把碗推到我们眼前。我们嘻嘻笑着跑开了……
爷爷一天比一天瘦，奶奶买了不少好吃的，爷爷沾沾筷头就放下了，香的辣的全进了我和弟弟的肚子。奶奶为给爷爷做合口的饭菜费尽心思，她甚至和村头老袁买了一只野鸡，精心烤了一下午，烤得金黄松脆，香味四溢。整个下午，我和弟弟频频咽口水，一不小心，口水便涌出嘴角，挂成一根银亮的丝线。烤野鸡端上桌子，爷爷只动了动筷子，吮了吮筷头，就把野鸡推给守在一边的我们。
“你究竟要吃什么？”奶奶两眼泪湿，脖子一伸一伸，鸡脖子似的。
“吃什么？”爷爷咂摸着嘴，吃了美味佳肴的样子。
“你看有没有苦荞……”
奶奶眼睛放光，撩起围裙，交替擦着两手，匆匆走了。直到月亮升上中天，杏树在院子里投下一团短粗的影子，奶奶才拎着一个小布袋回来。
“这个是苦荞吧？”奶奶打开袋子，捧起一把三棱形的颗粒。
奶奶找遍村子附近的杂货店，问了村里的每一家人，哪都没有荞面，好不容易打听到一户人家打算明年在山里种荞麦，有一小袋种子，奶奶好说歹说，把人家的种子给弄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又拿了荞麦种到磨坊去碾成面粉。放学回家，我们闻到爷爷的炉子传出一股类似焦糊味的清香。爷爷捧着碗，不吃，光是看，脸上挂着许久不见的笑。
自从病后，爷爷上山挖松根已是不能，继镰刀之后，斧子也不见了。有一天回家，我却看到爷爷坐一张小凳子，握着那把许久不见的镰刀割院里的草。镰刀那么沉重，爷爷每挥动一次，都得停下来喘好几口气。每一根草都很韧，如一根根牛皮绳。爷爷捏住一两棵草，割上好半天，草才被割断。从清早到下午，爷爷的小凳子才从院子西边挪到东边。挪到尽东边时，爷爷不动了。爷爷坐在凳子上，盯着地上一个地方出神。
“爷爷，你累了？”
爷爷有气无力地摇摇头。
爷爷指给我看到一棵嫩嫩的草，心形的叶子，紫红碧绿的茎杆。
“怎么会有一颗荞麦掉在这儿？”
医生说爷爷熬不了一个月了。父亲成天在家守着，天河镇的姑妈赶来了，县城的姑妈也赶来了，家里从没这么热闹过。
爷爷从不哼病，在这段时间里却开始哼哼了，声音很低，憋不住了才从嘴里漏出来，如漏出难以下咽的汤药。不哼哼的时间，爷爷开始说胡话。爷爷不厌其烦地对父亲说，家里的大门太小，马进进出出的不方便。父亲起初不明就里，家里没一个人明白哪来的马。后来父亲干脆顺着爷爷，握着爷爷的手，说爹放心，大门马上扩。我们知道父亲说说而已，爷爷却信以为真，脸上难得一笑。
最后几天，爷爷被搬到堂屋中住，父亲和几个姑爹没日没夜守着，生怕爷爷在没人的时候过去。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隔壁。那天晚上我刚躺下就被吵醒了。我看到有人从后山下来，头发很长，看不清脸，又听见链子哗啦哗啦响。响声越来越近，我怕得要命，颤抖着，缩到床脚，大声叫喊，父亲从隔壁跑进来，问我嚷什么，我胡乱往四面指，说有人来了，在那儿！在那儿！父亲抓了一把菜刀，朝四面挥舞，母亲搂着吓傻了的弟弟避在墙角。忽然，我看见一道耀眼的红光夹着一片紫光闯进屋，裹挟了爷爷，爷爷轻如树叶，安静的婴儿般被红光轻轻托着，红光紫光一眨眼旋出去，屋外响起坚硬的蹄瓣砸在泥地的橐橐声，大风平地刮起，一匹红色的马驹火一样烧远了。
走了！走了！我大叫两声，倒在床上。
“爹呀——！”这时，隔壁哭声大作，爷爷已溘然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