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室就在我们教室隔壁，音响效果之好自然是不用说的，只是常常课上到一半，先生还得张口结舌地等歌手把那句如怨如诉的“归来吧！归来！”的高音唱完，才继续地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南欧的阳光，似乎也溅了几许到光复楼中了。
黄玫看史坦贝克的《大地的象征》，我则在看台北市，这两天的台北市显得很有深度、文化的样子，因为云层厚厚滚滚的，景致尤其利落清楚——我和黄玫真是两个业余学生！
黄玫有那种少见的坦白、正直、热情，而且很聪明，当初我却没能见到。我一向疾恶如仇，而且爱憎极强，她更是，偏偏两人中间一直有层误解，以致高一一年、高二半年下来，她在后头恨我，我在前头跟橘儿传纸条说，觉得黄玫老在后头虎视眈眈，好不可怕！
高二下开学，两人却鬼使神差地坐在一起，一句“我觉得——”“我觉得——”，从此两人成了凡有奇文皆共赏的好朋友。她爱赫塞的，尤其是《徬徨少年时》，我嫌太浓太紧密，但两人都一起看《罗丽泰》、《最后一场电影》、D.H.劳伦斯的《查泰莱》，偶尔很有默契地抬起头来看一眼台上，捧数学先生的场，然后相视笑笑，她说，我好喜欢那首歌“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我一直好怀念高二下半年的数学课。
正在看这期的《读者文摘》，听见国文先生说，小说家者流……不禁赶忙将书放进抽屉里，凝神敛容地听他。我很喜欢听先生们讲些书本外的东西，尤其是对国文，我总希望自己能够像只章鱼一样张牙舞扑地抓取，不放过一点一滴，可是两年来，失望了。国文先生是个很尽忠职守的人，他的教育宗旨似乎是以传道——课本的道为主，其他则是小道不足观。他还是会讲课外，但总不出韩欧程朱的世界。国文先生是那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典型。这本来是很好的，是种读书人的志气，但若太执著，就会变得板，正是好的，板则糟了。
就是到现在，绝大部分的人们还是视小说为纯玩玩的，更甚是种“玩物丧志”的东西。可是我总笃信爷爷的话“诗歌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节气中开拆的声音”，一个大时代的兴起，必是在文事一片蓬勃之时，所以当有一回我听到一个别人公认很有才华抱负的男孩说，文章这些都是小道不足为，唯有治国平天下，当下我就瞧不起他的目光短浅！
我又一直以为我们这一辈绝大部分接触现代文学的机会远比接触古典东西的机会多，所以自然国文先生在合上国文课本后，有很大一份责任指点我们该看些什么，一个看了三年琼瑶小说和一个看了三年张爱玲小说的学生，其间会有怎样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两年国文课我一直好失望先生除了琼瑶小说外，其他现代文学一概不提，伤心极！
想到於梨华不禁难过，她和刘大任曾经是我很喜欢的两个作家。尤其是刘大任的《大落袋》比林怀民同样写青年人的《蝉》要广大深厚得多多。他的《落日照大旗》写那种遗老的味道则又比白先勇要冷静得多，人说白先勇是以一种很冷很静的眼光俯视这世界，我却以为他一直过分沉醉在自己那种浪漫悲剧感的气氛里。
於梨华的作品除了《雪地上的星星》十分糟糕外，其他都很有一种情调。我总不忘记高一下学期刚看完她那本描述在台大外文系四年生活的《焰》时那种心境，那时正是班上篮球队在为班际比赛加紧练习时，每次在台大练完球后，我爱一人在椰林大道上晃，晃累了就躺在椰树下唱“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看着一天的红霞映着黑黑摇动着的椰影，风凉凉地吹着，有男孩女孩轻笑的话语，有鸟儿振翅的声音，我想到曾在这校园里走过的莫迪、修慧、小汤，想到我只要青春！只要青春！我不要焰后的烛泪一片。我只要那般地躺着，扣紧草地，让地球停止转动，这样躺一辈子。
高一的时候我只打算活到三十岁，因为正值青春活蹦的时候，然而我又对它却步，怕的是热闹过后的冷清，就像孩子时候一直怕看新年过后的一地鞭炮纸花。我曾在除夕夜偷偷地把电钟插头拔下来过，九岁的我自有一番想法，我是宁可不过巴望老久的新年，也不要年初二初三初四，听起来愈稀疏的炮竹声。高一时国文先生出一个“无题”，还记得我写的中间有几句话：“……年轻人轰轰烈烈的抱负，是一场洛阳三月花如锦的繁盛。然而，花儿终究是要谢得满山满谷的，成就的人们是些晚熟的花儿，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地矗立枝头，但终不免有些许孤单冷清，和惘然，而且还是要落。”结论是，既是富贵荣华原一梦，我是连过程都不想要了。
现在我则打算活到四十岁，不定长些。除了想到要陪爸妈老去，万一不小心结了婚的话，那必是有一份牵绊的，而且我还要等回我们的山东老家，除了看看黄淮平原外，再要走在无限的日月山川里听不尽的渔樵闲话。就是到了现在，我也从不认为高一时的那种想法是否是幼稚，或悲观。爷爷曾经说过日本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自杀，为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大好的青春世界，她不知该如何来过，我想我是很了解她那种不是厌世而自杀的心境的，她的死亦是在一片灿烂无尽的阳光中！
进度快要结束了。各科先生也开始忙着赶着期考前给我们小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