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黄昏
我从远处回来，还没有进门，就看到了笼罩在春天之中的阴郁气息，在我们家的房顶和四周。那种气息像是一层灰色的布匹，别人是看不到的，它们从父亲的哀叹和母亲的忧郁中散发出来。更严重地说，这种气息显然源于父母的内心，像冬天里众人嘴里的呵气，一点点积攒起来，逐渐淹没了我们的心情和家居。
最初几天，奶奶仍旧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吃饭、说话和抽烟。她白色的头发被一根长长的木簪拢在后脑，有一部分从前额披散下来，掩住她的一只眼睛，她习惯性地把它们一次次拢在耳朵上。她仍旧有说有笑，乐天派的性格仍旧没有改变——事实上，奶奶患了癌症，晚期，吞咽不畅，经常呕吐，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她还对别人说这是胃着凉了，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去看她，她跟我说，想吃东西吃不下，我回去和父母说，父亲告诉我医生说了，做手术的成功率不到20％。父亲是她和爷爷唯一的儿子，自从奶奶确诊之后，父亲总是抱头叹息。为了使奶奶高兴，不怀疑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父亲叮嘱家人和外人谁也不要告诉奶奶——毕竟，一个人老了，即将面对死亡，总不会那么坦然——父亲痛苦，又无能为力，也只是想能这样做，以减短奶奶面对这样境地的时间。奶奶多次对我说过，她抱上重孙子之后，死了也就不后悔了。其实，我也想，但在家乡，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和我恋爱结婚。
平时木讷，家里大事小事都不管的父亲罕见地惆怅、焦虑和痛苦起来。那时候，他的叹息是我那么多年来听得最多的，即使田地劳作，吃饭和歇息的时间，也时常传来。虽然正是春天，需要翻耕和播种，但父亲似乎不像往年那样迫切和专注了。每个晚上，从地里回来，去地里，路过奶奶家，都会进去待一会儿。遇到下雨，他一整天都在奶奶家，坐在门槛或炕沿上，把自己最好的香烟拿出来给奶奶抽。我劝他不要再给奶奶烟了，他却狠狠瞪我，还责怪我说，不让你奶奶抽烟就是不孝。
不到二十天时间，奶奶就躺倒了，疾病在她体内的动作使她不堪忍受，有时候捂着肚子呻吟出声，不热的天气也大汗淋漓。再几天，原来肥壮的奶奶就剩下一把骨头了。松弛、皱褶、斑点密布的身体让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了。奶奶说她想喝饮料，传统的橙汁健力宝，我买了，放在她的炕前，让她随时都可以喝到。而残酷的是，她的肠胃和咽喉不允许她喝，还没喝几口，就吐了出来。父亲就拿了毛巾，给她擦掉。
我去看她的时候，奶奶总是重复问我说，平子，你看奶奶还能好吗？我说奶奶你不要着急，肯定会好的。最初几次，她笑笑回答说，那就好。俺还没有抱上重孙子呢!老天爷不会让俺这么早就死的。我也笑笑，背过身来，鼻子发酸，眼泪悄然滑了下来。
父亲不挪窝了。在奶奶家，偶尔有事才回家，最多也不过十分钟。姑妈患高血压，身体不好，姑夫怕出事，不要姑妈来伺候。侍候奶奶的担子自然落在父亲身上。父亲伺候奶奶吃饭，擦身体，梳头，照应大小便。那时候我还想，作为男人的父亲怎么可以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子之间是没有性别的，人老了也不会有。
转眼，五月到了，炎热袭来，青青的麦子瞬间变黄，汹涌在村庄周围的田地里。乡人们起镰收割的时候，奶奶已经只能靠氨基酸和其他药物来维持生命了。父亲浑然忘了收割麦子，也没有问过母亲、弟弟和我一句关于麦子的事情。我们把麦子全部割掉，用脱粒机打了，晾晒在房顶上。父亲看见，这才抓了一把，仔细看了看，又往奶奶家去了。
我们都说，五月过了，奶奶一定会挺过秋天的。奶奶虽然不能吃东西，甚至没有了动弹的力气，但精神还好，耳朵不聋，眼睛不花，我们在院子和家里说都能听清，来的每个亲戚都认识。谁也没有想到，六月的一个暮雨沉沉的傍晚，奶奶去了。父亲的号哭声惊动了邻居，我们跑过来，请邻居告诉姑妈，并通知其他的亲戚。
我们请了吹鼓手，放了两场电影，把奶奶的灵篷搭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夜里，大雨瓢泼，电闪雷鸣。开始，姑夫和表弟还在，后来他们都借口走了，奶奶的棺材搭在高高的长条凳子上。雨水漫进灵篷，淹没了我们的膝盖。在雨中，我和父亲坐在雨水中，在奶奶的灵前，低头，一夜不睡。下葬之后那个傍晚，我从爷爷奶奶坟地一边的路上走过，远远看见，新起的土坟竖着几根缠着白纸的柳木拐杖，几面花圈颜色幽暗，连同周边山坡、树木和田地，也都一派肃然。此后很多天，父亲一个人坐在爷爷奶奶坟茔一边的石头上，抽烟、看天，青色的烟雾在空中弯曲、扩散，被风吹远。
童年的夜晚
那时候，电还没有在村庄出现。晚上，到处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黑暗，马灯晃悠的山路，枯草摇动，风吹如泣。冻僵了的乌鸦出其不意地呱呱叫上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石头的房子里面，做饭剩下的火炭噼噼剥剥，明明灭灭，白色的灰烬不断诞生。有风从门缝儿进来，吹到人的腿上，彻骨的冷。
放学回到家里，趁着白天的余光写作业，写着写着，黄昏就降临了——这个家伙，也不打一声招呼，脸黑得像锅底，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把村庄乃至村庄之外的一切全都收容在了它的怀抱。娘找了火柴，摸着窗台上的煤油灯，嗤的一声划着火柴，微红的光亮摇摇曳曳，照亮了一家人的脸庞，再打上暗黑色的黄泥墙壁。
煤油灯的光亮可以照亮我们的家，但怎么也不能照亮我们一家人的心情。娘总是不高兴的样子，眉目间挂着生活的艰难和沉重。收拾了碗筷，放在清水里冲了，娘就说：你晚上到你爷爷那儿睡，还是在家？我想了一会儿，就说：到爷爷那儿去。娘没有说话，又把锅台扫了一遍。我做完作业，收拾了课本和纸笔，把书包挂在墙壁上，拉开房门，到爷爷那儿去。
我们家在村子最下边，挨着的是杨林光家的石头楼房，横在我们家的左面，感觉像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杨林光搬走之后，老楼房窗户里面时常飘些霉味儿出来，尤其是夏天，遇着一阵逆向的风，霉味儿钻到鼻子里面，呛得人胃疼。
我总觉得杨林光家没好人，经常偷和损坏别人家的东西，还仗着自己家人多，整天没事找事儿，欺负我娘还有其他人口少、势力小的人家。有一次，杨林光老婆跟娘吵架，他们一家七口人都趴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咒骂我娘，骂得很难听。她的二闺女还把手里的碗扔向娘，娘用手一挡，手背上就流出了鲜血。我在一旁吓得直哭，也不敢帮着娘骂杨林光一家，只是拉着娘的手，叫娘赶紧回家。
爷爷家就在杨林光石头楼房的上面，每次去，都要从他们院子里经过。
从我们家出来，走到楼房跟前，是一条不足十米的窄巷，走过去，再向上一个九十度转弯儿，爬上二十几个石头台阶，再一个九十度，向西，就到了老楼房前院。
因为杨林光，我每次去爷爷奶奶家都害怕。走到路口，习惯性地探头向杨林光家看一下，如果他家人没在院子里，我就赶紧蹦上台阶，轻手轻脚，以最快的速度走过去。如果院子里面有人，我就沿着房子后面的巷道儿，绕到爷爷房后，爬上房根的椿树，再从院子里的梯子上爬下去。有几次不小心，正要穿过杨林光院子，让他婆娘傅四妮看见了，从屋子里面蹿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在我脸上、背上打了几个巴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疼了我就哭。娘听见，就从家里跑出来，把我拉在怀里，和傅四妮理论、争吵。傅四妮仗着人多，还把娘打了几次。后来，我学聪明了，实在绕不开，我就让她们打，一声不吭，也不跟娘说，免得娘和我一样挨人家打骂。
杨林光家西边，是万新爷爷家。老两口都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那时候，万新爷爷还和年轻人一样，上山割草，下地干活儿，比年轻人的力气儿还大。两个老人对小孩子很客气，家里藏了柿子、糖块和饼干，到家里还拿出来给我们几块儿。老两口活了一百来岁，先后不隔一个月，双双无疾而终。我常常想，要是万新爷爷家和杨林光家换换多好！
过了杨林光家，一绺石墙中间，有一道大门，里面是个四合院，爷爷奶奶和另外几户人家住在里面。大门的门板是柿木做的，足有半尺厚，门框是枣木做的，很结实，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里面不知道被虫子噬过没有，表面看起来还很光洁。
我站在跟前，还够不着门锁。如果不是很晚，大门是不会插的。用手一推，很重，我要使很大的力气，它才吱吱呀呀敞开来，让我看到里面的房屋和灯光。对这种声音，里面的人谁也不会特意探头看看，甚至连谁来了的念头都省略了。毕竟，门就是开和关的，不到深更半夜，不闹出奇异的响声，院子里面的人就不会表示惊诧。
天长日久，什么东西都会习以为常。
和大门相对的那家老妇人，和我爷爷同辈儿，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男人，从我记事起，她就一个人住着、活着，要不是嫁到栗岩坪村的闺女常回来看看，平时身边连个挑水打柴的人都没有。我总觉得她很可怜。在村庄，哪个人不是想着小的时候有人看管，老的时候有人养活，身边有个可靠人儿呢？一起说说话儿；老了的日子就有了生气，也会顺心得多。
听爷爷说，这个奶奶出身不简单，娘家在山西左权（以前叫辽州）大南庄村，她爹是地主，家里光金条就好几箱子。斗私批修的时候，财产被政府没收了，分给了群众。因为家境好些，她小时候读过私塾，很会讲故事，《三国》和《隋唐演义》讲得尤其好。每年腊月，村里人闲了，买上一盒烟，听她讲故事。
有一次，我也参加到了听故事的行列，好多人坐在她家炕沿边儿上，煤火台子上和小凳子上，一个个支棱着脑袋，像盯着电影屏幕一样盯着她的脸和嘴巴。我稍微大点之后，能挑得动水了，给奶奶家的水缸挑满了，就给她挑。她也因此对我很好，和爷爷一样，不叫我全名儿，叫平子。和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走到一块儿，一起夸我懂事儿，是个孝顺孩子，将来肯定赖不了。我心里当然高兴，除了父母和他们几个老人说我好之外，村里再没一个人说我好的。和我们家有“仇”的当然不说，没“仇”的对着娘的面，才会说我长得俏和聪明等等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十三岁，我到石盆读中学后，家里盖了新房子，奶奶搬到我们以前的房子住，因为要过杨林光的院子，就很少到那位老人家家里去。我在慢慢长大，她在渐渐变老，记忆一天天退化，讲故事也一段不接一段，经常颠倒人名和事儿，听的人就少了，以致屋里冷落门前无人的境地。
她可能也很寂寞，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石阶上，抽着旱烟，嘴巴不停地嚼动着，脸上的皱纹随着嘴巴的翕动拉开又收紧，隔一会儿咳嗽几声，舌头再搅动几下，然后努嘴吐出一团黄痰或者白痰。我觉得她很脏，一听到她的咳嗽，我就赶紧捂了耳朵，尽量不去听她吐痰的声音，若不小心听到，就会一阵联想，不由得恶心。
这个奶奶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但毕竟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缘，在心里和行为上就有点“隔”，平时也不大走动，除非有病了，人家才来看看，小病就拿点药吃，大病就不管了，撑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爷爷说，几次大病，要不是闺女花钱请医生，恐怕就再也见不着她了。
爷爷奶奶住在她隔壁，两家儿房子是连紧儿的，中间就隔了一道墙壁，这边有什么动静，那边就可以听到。印象中，爷爷奶奶和她的关系很好，没有闹过别扭。
爷爷门口台阶下面不足三米的地方，还住着一户人家，论辈分，我叫叔叔的，我爷爷和他父亲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血缘上亲近。但他又和杨林光是亲兄弟，“恨乌及屋”，我对他们一家也不怎么信任和尊敬。有时见面叫一声叔叔婶婶，有时低头走过。
进了爷爷家门，奶奶已经收拾了碗筷，正用葫芦瓢往猪食桶里舀刷锅水，一会儿是木瓢摩擦锅底的声音，一会儿是水落桶底的声音。我进门，奶奶只看了一眼，我先叫了一声爷。爷说，平子你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奶奶就说，没吃那儿还有饼子呢，吃点吧。我通常不吃，有时看烙得好了，就掰一块儿，三口两口塞进嘴巴，嚼了吞进肚里。看到我吃的样子，奶奶眼睛一斜说：看你那个饿狼样儿，没吃过个东西！
奶奶和娘关系不好，牵扯的都是婆媳之间的家务事儿，作为晚辈，我没发言的权利。但奶奶有时也确实过分，比如吃饼子这件事情，如果把我换成表弟，奶奶就不这么说了，吃完了一块儿，至少还要说一句，把那个都吃了吧。还会亲自送到表弟手里。
娘说，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没有带过我，那时候还没包产到户，娘和父亲一块儿，带着我下地干活，奶奶带着表弟，看见我就当没看见。我在地边儿饿得嗷嗷哭叫，奶奶就只拿了开水和饼子给表弟吃，连看我一眼都不乐意。我长到七八岁，能帮奶奶干活儿了，奶奶对我的态度才有所好转。记得那一年秋天，我和表弟帮着奶奶割了好多柴。开学前一天晚上，奶奶拿出两个小匣子，一个很漂亮，拉开表面的木板，里面还有很多小抽屉，可以放钥匙、铅笔和钢儿等等，一个做的很简单，拉开上层的木板，里面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我想，我是奶奶的孙子，她一定会把漂亮的给我，没想到，奶奶竟然把漂亮的给了表弟。我当时就哭了，向表弟要，奶奶说，给你一个就不错了，还抢，再抢一个都不给你！爷爷因为眼睛盲了，在一边看不见，听见了也不说话。我哭着回到家里，娘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匣子给娘看，跟娘说。娘帮我擦干眼泪，说没事儿，我叫你爹再给你做一个。
有很长时间，奶奶要到杏树洼给姑妈看门，姑妈一家去了鸡泽县，要好几天才回。这就是说，奶奶要有好几个晚上不在家里睡觉。我听了，一阵高兴。奶奶在的时候，我想听爷爷讲故事，每次都要爷爷讲到我眼皮打架为止。奶奶嫌吵得慌，耽误她睡觉，就不要爷爷讲。
有几次还骂我说，你个小兔崽子，以后不要来俺家睡了。我心里就骂奶奶，不敢骂出声来，怕奶奶打。
有一段时间，我给娘“汇报”奶奶说我的话，娘就不让我去爷爷家睡觉了。隔了几个晚上，我又想听爷爷讲故事，就又跑去。娘找不到我，跟着到爷爷房子外面问我在不在这儿。我说我在，娘才放心。
爷爷对我挺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背着奶奶给我一些玩具，像木剑、弹弓和钢珠子之类的，还叮嘱我不要对奶奶说。爷爷的外甥和外甥女来看爷爷奶奶，带了好吃的东西，奶奶就放起来，怕我找到偷吃。有几次奶奶不在家，爷爷眼睛看不见，我还真的还偷吃了几回。
脱了衣裳，爷爷叫我趴在炕边，吹灭窗台上的煤油灯。我探出上身，憋足一口气，凑到离灯头不远的地方，使劲儿把气吹出来，煤油灯苗儿忽闪忽闪，一下子就灭了。有时候憋的气不够或者离得远点，吹了几次，煤油灯仍旧摇摇晃晃，扑闪几下，眼看就要浸入黑暗的房间，复又亮了起来。要是冬天，天气冷，整个屋子里，只有炕是热的，被子是热的，身体是热的。光光的上身探出来，冷得咝咝的吸气，灯火却故意找事儿一样，非要让我再把身子往冷空气里露一露，嘴巴几乎贴在火头上面，它才肯被我吹灭。
和爷爷躺下来，炕热得我一会儿就把胳膊伸出了被子。爷爷讲故事，手摸了放在枕头边儿上的旱烟，中间停顿一会儿，划了火柴，点着烟后，继续讲那些神话传说、人生经历和奇闻逸事。现在回想起来，在童年，我最美、最幸福的记忆，恐怕就是这样的夜晚了。虽然路上要躲过霸道的杨林光一家，但在爷爷身边，躺在他的故事里面，身子下面是柴火的温暖，脑子里飘着想象的恐惧和快乐，现在还觉得很快乐。可惜的是，1990年冬天和1998年夏天，爷爷奶奶先后故去了，连同他们的故事和生活，成了黄土的一部分，但我时常记得，有时候还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南太行的春节
记不清是哪一年，有人在村口盖了一座土地庙，也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大小和牲口圈差不多，很低，个子高的人进到里面连腰都直不起来。平时，庙里冷清得连根烟头都难以找到，一旦逢年过节，霎时间热闹起来。
往往，一进腊月，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开始兴奋起来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时间之快，只知道一年只有一个大年初一。平日里，总是嫌日子过得太慢，像老牛推磨，优哉游哉，它不着急我们着急，一到腊月，就掰着指头儿算，今天初一，明天初二，后天才初三。越往后算，心里边越是焦急，恨不得把两天算作一天。而日子不是我们订的，谁也掌握不了。现在回想起来，对那时不知人生苦短，瞬间即去的懵懂，既可笑，又可怜。
到腊月二十三，往后的日子就有了说法：二十三，打发老灶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花花儿贴；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胡个列，二十八，胡个走；二十九，捏饺子；三十，端着饺子把头磕。其中，迷信色彩最重的是二十三这天晚上。因为灶爷就在各家的灶火上边，家里的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不管阴的、明的、好的、坏的，瞒不了自己，也瞒不了老灶爷。
这天晚上，老灶爷要上天汇报工作，村里人怕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不好，老灶爷对玉帝说了后，玉帝会降点灾难。因此，不管是实在人家还是好做恶事的家庭，到这一天傍晚，都要蒸了馒头，买了红蜡烛、黄表纸和柏香，天还没黑，就在灶爷板儿上点了蜡烛，烧了柏香，以示尊敬。
蒸好馒头后，即使再饿，人也不可以先吃，等供奉了老灶爷，才可以大快朵颐。馒头蒸好了，母亲掀开锅盖，一股白色的蒸汽雾岚一样，轻飘飘地奔突起来，迅速占领了屋子所有的空间。母亲伸手捏了其中一个，说熟了，就让父亲把正在灶膛里燃烧的粗大柴火拉出来，再拿了篦子，把馒头一个个晾到篦子上。再一锅揉好，放进锅里后，才拿个碗或是盘子，盛了馒头，走到灶爷板儿下面，念叨一阵儿，再跪下来磕头。这时候，还要放一挂鞭炮，对老灶爷的回天奏事表示欢送。
老灶爷会对玉帝说些什么呢？母亲说，那就是咱家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包括心里想的和已经做了的。咱家穷，又没有做过亏心事儿，玉帝听了一定很高兴，说不定到明年给咱个好运气。所以，咱一定要对老灶爷好点儿，只有把老灶爷伺候好了，人家才会到玉帝那儿替咱说好话。
我唯唯诺诺，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自个儿心里面也对那个整天不见影儿，只是贴着一张纸，钉着一块木板的那幅纸画充满了敬意和信任。我想，就凭母亲给它磕的头，老灶爷也会感动，在玉帝面前好好为我们家美言几句的。这样一想，我在放鞭炮的时候，都要和母亲配合好，母亲毕恭毕敬站在了灶爷板儿下面，我就点着鞭炮，让母亲的祷告声和鞭炮声一同传给老灶爷。
至于老灶爷上天之后，对玉帝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老灶爷从不告诉，而母亲必须说出对它的尊敬乃至恭维，老灶爷到底听见了没有，母亲也不知道。
从腊月二十这天晚上开始，平时安静的村庄就逐渐热闹了。零星的鞭炮声音不是从那个村响起，就是从这个村闪光，叭叭的声音时不时在提醒人们，快过年了。有钱人家更是高兴，录音机还是宝贝的时候，就买了回来，整天放着“李双江”和“郭兰英”，到晚上，故意把歌唱家的嗓门儿调高，尽管声音传到最后，有点鬼哭狼嚎的感觉。年轻人爱听，有的还跑到人家家里，坐在门槛上竖着耳朵听。老年人不喜欢，耳朵聋的听不见心里不厌烦，耳朵没聋的，听着就烦躁，发牢骚说：放这个东西，还不如来段儿豫剧听得过瘾。
我和弟弟平时懒得连屁股都不愿意抬一下，但这时候，总要想方设法替长辈干些活儿。帮爷爷奶奶和爹娘扫房子，贴对子，劈柴蒸馒头。有了事儿干，时间就不那么缓慢了。当然，干活儿不是主要目的，早早穿上新衣裳，哄着母亲多买一些鞭炮，才是真格的，母亲早就看穿了我和弟弟的心思。
小孩子家也知道攀比，老军蛋家买了很多鞭炮，出来炫耀，腊月二十五那天兜里就装了鞭炮，拿着一根烧着的柏香走到哪儿放到哪儿。我和弟弟很不服气。心想，凭啥你老军蛋就有那么多炮，为啥我没有？玩完跑回家来，哼哼唧唧地要母亲掏钱去供销社买鞭炮。母亲说，不是买了吗？放炮顶啥用，还不如买点吃的实惠。我和弟弟不管这些，就问母亲说：为啥人家老军蛋就有那么多鞭炮？母亲说，傻孩子，老军蛋的爹是大队支书，有钱，咱不能和人家比。
我和弟弟不管，还在央求母亲，母亲不说话，也不理我，我就哭，母亲不耐烦了，就从兜里摸出一张揉得跟老头子脸一样的五毛钱，说，你真是淘（冀南土语，孩子不听话的意思）得俺没法儿。
母亲生气，我高兴。我们家是很穷，连打盐的钱都是母亲卖鸡蛋省出来的，逢个会赶个集，也只是去转转，什么东西都不敢买。
2000年，未婚妻一个人回老家，恰好碰上石盆村每年一次的庙会，母亲和未婚妻一块儿去了，在集会上转了半天，买了几件衣服。到中午，母亲想吃一碗凉粉，在摊子前走了几回，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吃，自己只是咽着唾沫，饿着肚子回到家，才对我未婚妻说。未婚妻嗔怪她，怎么不早说？她也会做，并且做了好多，母亲吃了满满两碗。
现在想起来，想哭，还有深深的负罪感。
我们的注意力还在鞭炮上，新衣裳也做好了，放在柜子里，用一把铁锁看住。看不到，我们也不心急，就当没有，心也不往那儿想。可是，母亲总得要我们先试试，看合身不合身。我们穿上就不想脱下来，嚷得母亲没办法，只好让我们穿一会儿，到晚上脱了，又锁在柜子里。
大年二十九，母亲终于打开柜子，拿出我和弟弟的新衣裳，叫我们穿了。我和弟弟本来还很瞌睡，一看新衣裳，整个人就像电击一般，骨碌碌地爬起来，穿上新衣裳，脸都不洗一把，就跑到村里向其他人家的孩子炫耀起来。
下午，母亲把淹好了的干萝卜条儿捞出来，放在案板上面，拧干水，再放在锅里，开水煮过一遍，再捞出，拧水，放在案板上，拿刀剁碎。母亲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五十多年来没有吃过一块儿肉，一点儿腥味不沾。父亲则喜欢吃肉，只要是肉，都觉得香甜，嘴巴嚼得流油。
家里贫困，母亲又吃素，除了过年，父亲平时很难吃到肉。到二十九这天，母亲称上几斤猪肉，算是对父亲一年多来辛劳的补偿。十六岁以前，我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过年时，跟着母亲吃素，弟弟则跟着父亲吃肉。一家四口人，泾渭分明。
剁好了干萝卜条儿，母亲点火把小铁锅烧干，倒上一点花生油，打几个鸡蛋，不一会儿，鸡蛋就炒好了，金灿灿香喷喷的。母亲总把我和弟弟叫来，一个人喂上一两块儿，我们吃得很高兴，也劝母亲吃，母亲就说，等包到饺子里面再吃，不着急。
母亲先把和好的面在案板上揉了，用刀切成几段，手来回一搓，就变长变细了，再用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切成小块儿，后用手掌一一按了，不规则的面块儿就成了扁扁的形状。母亲拿出短小的擀面杖，一个一个地擀成薄片儿，放在案板上面。
父亲和母亲就生养了我和弟弟，不像有闺女的人家，即使出嫁了也可以在这一天回家看看父母，帮着母亲捏饺子。看到别人家的闺女提着东西回娘家来，母亲特别羡慕，直到前几年还说，再领养一个闺女多好，老了也有人给俺说说话儿，俺有病了也有人伺候在炕前。
母亲一个人忙了半天，捏了肉馅和素馅两种饺子，整齐放在篦子上，像元宝一样饱满，很好看。为了区别，娘就在素馅饺子上面放了一点儿白纸，免得初一早上起来弄混了。
盼望已久的大年初一就到了，我和弟弟特别高兴，撂下饭碗就整理鞭炮。鞭炮少，我们得有计划地燃放。为了谁也不吃亏，我和弟弟就把鞭炮分了，你一堆我一堆，各自放在各自的地方，讲好了谁也不许偷谁的。
分的时候，也会因为鞭炮大小发生争执。弟弟说我的多，我说弟弟的多，说着说着就动手抢，有几次，竟然把两根二踢脚掰断了，两个人都一伸舌头傻眼了。不抢了，就相互偷，都是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顺手牵羊抓一个，自以为逮了便宜，还暗里嘿嘿发笑。
闹着闹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抓着鞭炮或者自己存放鞭炮的柜子钥匙。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忽然醒来，看看马蹄表，还不到十一点，又蒙头睡去。一会儿又醒了，其实才十二点多。可就是不想睡了，把手伸进弟弟的被窝，胳肢他，他也醒了。两个人就在被窝里面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一会儿哼哼着哭，一会儿咯咯笑。
凌晨三点，我和弟弟就拱出被窝，父亲和母亲还在炕上蒙头大睡，他们对过年早就没了兴趣。见我们起床，母亲就说，小孩子家，起这么早干啥？过一个年就长一岁，有啥高兴的？然后又帮我们把被角儿掖掖。
我和弟弟躺不住了，摸着灯绳儿，拉着灯泡，迅速穿了新衣服，把昨晚准备好的小柴火棍儿放在炉火上点着，从成串的鞭炮里捻出一个来，点着捻子，看着捻子嗤嗤着起来，我们赶紧把鞭炮扔到门槛里面。只听“叭”的一声爆响，算是驱走了拥在门口的鬼神，为新的一年打了一个响亮的开端。然后拉了插销，撩起门帘，一蹦三跳地出门，在院子里放起鞭炮和二踢脚，嘣嘣叭叭的鞭炮在暗夜里一个接着一个，一声接着一声，传得好远，站在我们家院子里面，还可以听见后沟传来的跌宕回声。鞭炮的响声把全村乃至附近村庄的人也都惊醒了，紧接着，四面八方，陆陆续续的鞭炮声越来越热闹了。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家总是争着在凌晨第一个放响鞭炮。按照迷信的说法，大年初一这天早上，谁要是第一个放鞭炮，就等于这一年是全村人家中最顺利平安的。什么事情都能争个第一，出个头彩。
父亲起来了，架着灶火，把昨晚已经盛进锅里水烧开。母亲也起来了，洗了手脸，先把素馅饺子找出来，噗噗地下到锅里，煮熟，就喊我吃饺子。把锅里地捞干净之后，再把肉馅饺子拿过来下上。不一会儿，一家人就就着大蒜和酸醋，吃起了饺子。
我和弟弟吃饱了，又蹦跶着出去放鞭炮了。过了一会儿，母亲说，献平，跟我一块儿到土地庙上香去。我答应一声，就跑进了家门。
母亲端了一碗饺子，叫我拿了鞭炮、柏香和黄纸，打着手电跟在后面。下了门前的台阶，朝村口的土地庙走去。
去土地庙，要翻过一道山岭，涉过一道河沟，还要再爬上一段山路，起码要十分钟时间。天还黑着，枯草在山道边儿上被风吹着，发出沙沙的响声，坡顶上一些枯树呜呜叫喊。
我和母亲走到土地庙，那里已是灯火辉煌，几十根红色蜡烛齐刷刷地亮着，照得庙前的山路都像白天。泥塑的土地端坐在供桌中央，身上的釉彩蓝白分明。不知是被捏得形象，还是心理作用，我总是想，这座泥像若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头，就凭一脸的笑容，肯定会迎来好多的信任和尊重。可他一直在那里坐着，不知道累不累，会不会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或是坐骨神经疼。
我懵懂，把心里想的跟母亲说了，母亲嗔怪道：小孩子家知道个啥，别胡说！神仙那像咱凡人？
那他为什么长得跟人一样？
人家是也是人，成仙之后，才当了土地的。
那还是人呗！
成仙了就不跟人一样了。
到底有啥不一样？
母亲不耐烦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呗。人家能享受百家香火，人都跪在人家面前，怎么没人跪在咱面前，跟咱磕头哩？
我想了想，说，那你和爹不是也给爷爷奶奶磕头吗？母亲说，你个傻小子，那是小辈儿给长辈儿拜年！
我想可能是这个道理。所谓的神仙，也就是很多人把头低下来，把腿弯下来，用膝盖和头向他表示虔诚和尊敬的那一些人，只是，它们比城里的大官还难见到。
天快要亮了，我和弟弟跟在父亲后面，又沿着刚才走过的山道，走到村里，先到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磕了头，收了几块钱和一些鞭炮。坐了一会儿。奶奶说，你们再吃点饺子吧。我和弟弟说，刚吃了。奶奶给父亲捞了一碗，奶奶的饺子是羊肉馅儿的，父亲很爱吃，就坐在奶奶的灶火前小凳子上一口一个地吃起来。
父亲吃完，我和弟弟跟在父亲后面，按照辈分，一家一家磕头拜年。到了谁家，都说吃饺子吧，俺这个是肉馅的，你那个是啥馅儿？吃几个尝尝吧，都是雷同的话儿。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给几个鞭炮几个糖块，大人不吃饺子就递给一支烟，点着，吞云吐雾。
太阳就要出来，一个村已经转严（冀南土语，意为走遍了）了。我们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比着看谁挣的鞭炮多，糖块儿被忽略。马路上有很多人，提着竹编的篮子，朝着大土地庙、龙王庙和猴王庙的方向，放着鞭炮，说着笑话，兴致勃勃走去了。
南太行的乡村信仰
从我记事时，逢年过节，就见母亲和村里的妇女盛了饺子或是馒头，在灶火跟前，院子里面，对着天堂、先祖、山神、土地等神龛顶礼膜拜，再端起饺子或是馒头，让自己男人或孩子帮着放了鞭炮，双膝跪下，把碗举过头顶，嘴里喃喃说着什么。跪了三个响头之后，再起身，离开前还要深深地鞠一个躬。
母亲及其他妇人们的虔诚很能打动人心，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本来还在嘻笑，沉浸在节日鞭炮、糖块和新衣裳带来的快乐中，看到母亲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也不自觉地受到感染，神情变得严肃。就我个人而言，每当这时，总觉得在活着的人之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们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对活着的人既是威胁，又是庇护。
它们喜怒无常，高兴的时候一个样子，不高兴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给你好处和降罪于你都由着他们的性格喜欢。按照母亲的说法，人若要是把它们伺候好了，大家就都相安无事，赐以小福，如果有一点疏漏和不敬，它们就让人受灾受难，以示惩罚。
而神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又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对于神仙鬼怪们的本领，到现在我都没有领教过。在家乡时，倒是看到过很多奇怪现象，其中，以鬼和神仙折腾人的事情最多。
八岁那年秋天，眼睛盲了的祖父带弟弟到马路上玩儿。一不小心，祖父就从马路边儿很高的石墙上掉了下去。弟弟那时才三岁，看爷爷掉了下去，吓得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等有人来了，才指着已经躺在河沟不省人事的爷爷说，爷爷跳下去了。路人急忙扯开嗓子，冲村子大喊，快来人呀，那个谁谁掉在河沟里面了。
奶奶和父亲闻声，丢了手中的活计，撒开腿冲出村庄，跑到马路上，再从一侧的小道上冲下去。母亲在后面叫了几个人，拉了架子车，把祖父从河沟里抬出来，拉回家。请医生来看，说是肩肘断了，肋骨也断了三根。祖父哼哼呀呀躺在炕上，疼得呲牙咧嘴，整个晚上都没停声。第二天，父亲和母亲找了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把祖父拉到三十里外的五里沟医院。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骨头都接上了，但还很疼，爷爷疼痛的呻吟声吵得人睡不了觉。村人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一两个月好不了的。就由奶奶作主，雇了一辆拖拉机，把爷爷从医院拉了回来。
医生说骨头接好了，其实没有。又请邢台县的一个接骨高手接了一回，这次应当说是万无一失了，可祖父一到晚上，就叫疼。奶奶说，看是不是啥鬼神在作怪。晚上，奶奶拴好门儿，用一只粗瓷大碗盛满清水，从筷桶里抽了一根竹筷，把瓷碗放在灶台上，两膝跪下，叫一旁的我和表弟不要说话。
奶奶面对瓷碗，嘴里念念有词，祷告完毕，就把筷子伸到碗里，松手，看筷子能不能在清水中站住。我想，清水里面怎么能站住筷子呢，即使稠稠的米汤，也不一定能够把一根尺把长的筷子裹住，并站立几分钟。没想到的是，筷子竟然在清水里面站住了，而且纹丝不动，像下面有东西吸着攥着一样。奶奶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土说，知道了，原来是后沟的狐仙。
有这等事情，专门降妖除魔的人一定少不了。有什么事情就有什么人，有求什么的就有干什么的。
奶奶说，爷爷年轻时候，和村里许多人在后沟阳坡割草，村里人都说半山石岩下面那一片杂草里面住着一个狐狸精，并打赌说：谁要是敢把那里的草割净，他们几个就每人出一升麦子，给割草的那个人。爷爷胆子大，不信邪，二话没说，就提起镰刀，把那片尤其茂盛的茅草割了。当时没事儿，收了别人几升麦子，爷爷挺高兴，那个年月，粮食比钱还紧要。奶奶说，谁知道人家狐仙当时不报复，现在报复哩！找个先生“处置”一下吧。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就挖了一升白面，颠着小脚，到五里外的石盆去请曹桂清。我放学回到家里，把母亲用布头做的书包往炕上一扔，就往奶奶家跑。母亲问我干啥去，我说奶奶不是请了个捉鬼先生吗?俺去看看。话还没说完，就跑得不见影儿了。
奶奶家和另外两家合住着一个四合院，院子外面是一个大门，年代久了，厚厚的门板上面挂满了深深浅浅的虫眼。我一路小跑往院子里冲，却被爹拦住了。爹说，献平你跑这么急干啥？我说，奶奶不是请了一个捉鬼先生吗？去看看人家是咋样捉鬼。爹说，赶紧回去，害怕的很，小孩子不能看。
我央求爹，爹板着脸不通融。
我只好趁爹不注意，绕过房屋，从奶奶房后的椿树爬上屋顶，伸着脑袋一看，院子里全是人，一个个神情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的样子。奶奶的门紧闭着，窗户开着。屋子里面很黑，只能看见爷爷在炕上盖的被子。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谁在里面，用什么方法和后山的狐仙战斗或者谈判。
又过了几天，住在村上头的杨青林也突然中了邪。好端端一个人，正在吃着饭，嘴巴歪了。杨青林本来嘴巴就大，这一歪，一下子就扯到了右耳根儿去了。他娘朱杨氏也用奶奶的方法，问了鬼神，知道了是哪路鬼神施的法术。也找了石盆村的捉鬼先生曹桂清。村里人说，这回不是狐仙蛇仙了，是好多年前死去的老寡妇鬼魂做的孽。
曹桂清照例关门捉鬼，不许外人看。这一次，关着的门一会儿又打开了，曹桂清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久负大名的捉鬼先生。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有点失望。在我的想象中，捉鬼的人肯定与众不同，在小人书和电影里看到的这一类人都是脸部瘦削，长须飘飘，仙风道骨，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样子。
而曹桂清却是个矬子，极胖，抬腿出门时，身体还大幅度倾斜，和武大郎很像。
我心想，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是捉鬼先生呢？传说中的鬼神又高又大，走路脚不沾地儿，上天入地，法术高强，一个矬子怎么能够是它们的对手呢？
曹桂清把杨青林的婆娘叫到一边，低声说了一些什么。杨青林的老婆转过身来，跟着曹桂清进屋，好像是拿了一些什么东西，交给曹桂清后，又急忙出门来了。曹桂清又把门拴上。不一会儿，屋里一阵响动，好像是敲打木板的声音。杨青林的娘走到儿媳妇跟前小声问：刚才曹桂清叫你进去干啥？杨青林媳妇对婆婆说，曹桂清说黑狗血不够，我就给他又舀了半碗。
她们说的时候，我就在背后。可能是我人小的缘故，婆媳两个都没太注意。
曹桂清在屋子里面忙活了一阵子，出门，大喘一口气，对杨青林媳妇说，这鬼还真厉害，开始跟她好好说，让她罢手，到坟地里好好做她的鬼，她就是不听，说你们青林刨地的时候把人家墓头子（坟前石头垒的拱形）刨了，把石头随便一扔就不管了。这就跟咱活人一样，谁要在咱家家门前挖土咱还能没意见？说不好还吵架、打架呢。鬼，也跟人一样也讲究这个，赶紧去把人家的坟头子垒好，就没事儿了。
曹桂清说的神乎其神，我听了后，对这个矬子就有了敬意。鬼道和人道一样，鬼心即人心。这道理讲的深刻。
可是，半个月后，爷爷受伤的肩胛还疼，而且疼得厉害，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捉鬼先生的“处置”而有所好转。奶奶说：难道猜错了？到晚上，又把筷子在清水碗里竖了一回，结果又不一样，说是村里死了好多年，发丧那天晚上差点成了僵尸的那个老娘们搞的鬼。
我多次听爷爷说过，那个老人，在我出生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人世，骨头都可能变成渣子了。奶奶说，那是杨进的娘，死的那天晚上，你爷爷和几个同辈人帮着守灵，半夜里她尸体动了，头发由白变红，嘴里乌拉拉地喊叫，炸尸（迷信说法，死后的人重新站起来，到处害人）了。你爷他们几个就用铁链子绑了，还分别捉了她的四肢。没想到，这老娘们真会记仇，刚折腾了你万新爷爷，这回又来报复你爷爷了。还得请曹桂清来。
曹桂清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没有看上捉鬼，总觉得遗憾。
奶奶之所以请曹桂清来，并不是因为附近村里只有曹桂清一个会捉鬼。
粗粗略算算，附近村庄会捉鬼的人不下二十个。曹桂清因年龄稍微大一些，人都喜欢找他，觉得他道行高。也就是说，在曹桂清这一行当里，年轻不是资本，老了才有威望。如果他忙，脱不开身，就只好再去找其他年轻一些的。
可是，会捉鬼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竞争。但捉鬼先生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残酷地步。通常，捉鬼先生之间也会互相贬低和诋毁，不凑巧遇到一起，相互抡开膀子打上一架，骂一顿娘也很正常。
我在邻村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午和晚上一般到离学校很近的小姨妈家吃饭。一个夏天的傍晚，放学到小姨妈家，看见一个陌生人，小姨妈说是请来的算命先生，捉鬼、看风水和算命，样样精通。
那人没长胡子，脸板儿光的像一面河条石，很白。要不是皱纹爬了额头、眼角儿和嘴边，谁也不会相信这人快六十岁了。按常理，在乡村生活的人一般不太富裕，太阳晒黑脸膛，生活压弯脊梁，胡子拉茬，鼻屎悬悬是避免不了的。
吃完饭，小姨妈说，你迟点去学校，让人家给你也算算命，看你能不能考上大学，成点事儿。我说，上次让邢台的一个算过了，我命还不赖。那人本来坐在椅子上抽烟，满脸高傲，听了我的话突然一下子转过脸来，右手里捏着香烟把子，急急地问我说，邢台的哪个给你算的？我说好像姓刘，是路罗村的。那人把身子向椅子后背一靠，神色放松。嘴里边啊了一声说：那个刘二棍子呀，他懂个屁。老子走村串乡那阵子，他还撅着屁股刨地哩！看了几本书，就出来跟人家算命，纯粹是骗吃骗喝。
小姨妈和姨父一听，跟着啊了一声。那个算命的先生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那是个半吊子，根本不会。姨父就说：献平你就算算吧。
我应了一声，坐在那位算命先生跟前，问他怎么算。他扔掉烟头说，按生辰八字，或者手相面相都可以。我说那就看面相吧。他说好。就把身子哈下来，两只眼睛像看贼一样看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伸出手来，摸摸我的额头、下巴和耳朵。恢复了原来的坐姿，开口说，你这人额头高，是个当官的命，可是，下巴尖一些，耳朵短，也没肉，不会当很大的官儿，最大也就是个乡长。还说，你的嘴巴长得小，左上角儿有一颗痣，人中直而深，有福气，但年轻时候得受罪。上了三十以后，才时来运转，洪福齐天。
他说了一大堆，基本上都是好话，和先前那个姓刘的算命先生说的基本吻合，我有点失望，不过，心里还很高兴的。爱听好话，喜欢奉承是每个人少不了的毛病。我说，你再好好看看，到底怎么样？他说，那我就再跟你看看手相吧。抓了我的左手，看看摸摸掐掐后，说：你这人三十岁以后是吃不愁穿不愁，但是手里存不住钱，有了就花了。二十二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最艰难，出门在外，没有大官拉挂，所谓朝中无人难做官，全得靠你自个人奋斗。
我又一阵高兴，心里美滋滋的，不管怎么说，一个乡村穷人家的孩子能走出大山，到了外面，这不光是我个人的最大愿望，也是我们全家，甚至直系亲戚们的一致心愿。都知道我们家在村里受欺负，家里人手少，父亲又老实，能出一个公家人那就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几个月后，爷爷的疼痛一天天减轻乃至消失，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照常拄着拐棍敲敲打打，在村子里摸来摸去，和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院子里的石板条儿上扯闲话。
后来，我听和曹桂清一个村的同学说，曹桂清和人扯闲话，炫耀个人“捉鬼功绩”的时候，把我爷爷痊愈也算作了他的一项“成果”。回到家里，我专门问了爷爷。爷爷说，哪里有的事儿，当时就是疼得厉害，直到现在，遇到天阴或者下雨，肩胛那地方还疼。
冬天，雪下得厚了，村人闲了下来，一个个坐在灶火边儿或是挨着炕的炉火上面，一个人想心事或是几个人扯闲话，没话可说时，就说些鬼怪神狐故事，听起来也很有趣。对这些东西，村庄人们深信不疑。几百甚至上千年以来，村庄的祖祖辈辈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延续至今的。
有一次，大姨妈来到我们家，和母亲说起白庄村的一个真事儿。一家和另外一家总是因为房基地争吵打架，闹得不可开交。一家就请风水先生出了一个计谋：在另外一家的房子后面埋了许多的犁铧片儿、桃木刻的小人儿，还有破尿盆之类的。这一家男人开着拖拉机，不知怎么的，在武安一带翻了车，把腰摔断了。到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没啥大事儿了，回家养一段时间就好。谁知过了一年，这家男人还是不能起床，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又拉到医院检查了一番，医生说病人恢复得很好，将来下地干活儿也不碍事儿。
这家男人回到家里又养了几个月，还没有痊愈。这家人就犯猜疑了，觉得其中必有蹊跷。这家女人的爹娘就说：要不迷信一下，请个人看看？闺女回家依言而行，找了一个风水先生，在自家房子周围看了看，说，黄昏或者十二点的时候，拿个铁锨在房子后面翻翻，那里肯定埋着东西。这家人一翻，果然如风水所说，光犁铧片儿和木头刻的小人就挖了好几个。
这件事传开，村人更加坚定了风水之说。对村里少有的几个风水先生奉若神明，不是很大的事情，一般不敢招惹这号人等。有运气不好，和邻居有过节甚至世仇的人家，也时常在自家的房子后面挖挖，看“仇人”有没有埋什么害人的东西。
二表哥结婚那年，我十一岁。二表哥对我很好，每次到大姨家去，二表哥就到山上给我摘山葡萄和山楂吃。还和大表哥、三表哥和四表哥一起，帮着我们家盖起了新房子。对几位表哥，到现在我都是当亲哥哥看待。可不幸的是，我十六岁那年春天，二表哥竟然上吊自杀了。那个中午，我刚从学校回来，到家一看，母亲和小弟都没有在家，门上的铁锁提醒着我的饥饿。
我到奶奶家，还没进门，奶奶就说，你二表哥死了！一听这话，我心里一惊，但仍不相信。我说，奶奶你开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呀。奶奶说，谁跟你开玩笑儿，你去你大姨家就知道了。
二表哥真的死了，一口黑色的棺材放在院子里面，好多人在二表哥院子和家里面走进走出，大姨的哭声震得我耳根子疼。我走过去，掀开棺材盖儿，看见一脸平静的二表哥躺在里面，几只又黑又大的苍蝇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三表哥一把把我拉开，训我说，谁叫你打开的？进苍蝇，叫二哥死了还受苍蝇的气？！说着就又哭了起来。
晚上，村里面就响起了奇怪的叫声，整夜不停，开始听的像狼嗥，后来人们说是二表哥的魂灵。到第二天傍晚，太阳还没落，大姨村里的那些人就吃了晚饭，早早拴门睡觉。据说，谷草和柴火灰可以辟邪，村里人就拿了谷草在自家路口点着，把柴火灰撒在门槛里面。
那几天，母亲、小姨妈和三表嫂一直陪着大姨妈，几个妇道人家睡在一个炕上，一方面是怕大姨妈悲伤过度，出现什么危险情况，一方面感到害怕，几个人一块儿壮胆。据母亲说，二表哥的魂儿上了小姨妈的身，小姨妈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了二表哥的声音，行为举止也和二表哥一样。母亲和三表嫂几个人把小姨妈拉在炕上躺下，小姨妈还是以二表哥的口气说话，把一些二表哥做过但从没对人说过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这是我在村子里遇到的一个最令人惊异和不解的事情，以致到现在，二表哥住过的房子我一个人还不敢进去。
200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小弟打电话说：咱娘现在不信鬼神了。我说，这是好事。但又信了耶稣（基督教），小弟又说。我说，这也是好事，人上了年纪，有信仰总是好的。小弟说，村里很多人都信了基督教。还经常集会，唱赞美诗。我说挺好的。和小弟说完，我请母亲接电话，母亲抓住话筒就说，你也信耶稣吧。
这反映了村庄人们的一个普遍心态：永远向着更大的权利低头和顶礼膜拜，向着虚无和虚妄贡献自己的心灵和信仰。
好长时间，我怎么也想不通，曾经对迷信鬼神的母亲，怎么也突然转向，转而信了西方的宗教呢？态度坚决而行动迅速，令我惊讶不已。我一直在想：村庄的人们一直在重复着什么？我并不排斥宗教，但我总是觉得，村庄的人们在坚定和转移信仰的时候，恰恰忽略了自己，也就是“人”这个更为真实和宏大的命题。这么多年以来，在异乡，我时常想象到母亲拿着黑皮的《新旧约全书》，站在众多乡人中间，高唱赞美诗的样子。每当特别冷的时候，我每次电话都对母亲说：娘，路很陡，冬天雪大，天冷，你要多穿一些衣裳。
消失的木匠
上工
过了正月十五，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消散，木匠就要上工了。此前，有人来找，自个儿家里没有太大或者紧要的事情，木匠都会高兴应允。毕竟，做木匠是要挣钱的。这正是，自己愿意，别人又找，好像瞌睡给了个枕头，两相情愿的事。木匠的高兴甚于做家具的人家。木匠出卖手艺和劲力，赚回来的是钱。做家具的人家是付出，木材、饭菜、酒水和香烟，盘算下来，花费不小。
户主每请一次木匠，最短也得三天。仅仅三天，木匠大概也能吃掉自己家三口人一天半的口粮。若不是遇到老人过世，孩子娶媳妇和新盖的房子缺门少窗户的紧急事情，谁也不愿意白白掏钱给木匠。
木匠怀揣手艺，坐等人请。有人来了，说好时间、价钱，木匠就收拾一下家具，磨了凿子、斧子、锯和锛子，装在专用的布兜或工具箱里，到父母房里坐一会儿，说明天要去哪儿哪儿干活儿了。父母就劝木匠早点睡觉。木匠嗯嗯着答应，起身回到自己房里，脱衣上炕，看孩子们睡熟了，就把婆娘按在身下，做完事情，倒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木匠打一个哈欠，裹紧对襟棉袄，到驴圈给驴子洒点麸糠，然后将装满凿子、锛子、木尺、锯、墨斗和刨子的油布袋子放在毛驴背上，再用手左右晃晃，看真的结实了，进到屋里，冲还在炕上半露着肩膀和胸脯的婆娘说，我走了，有啥事记着给我捎个信儿。反身把门关了，牵住毛驴的缰绳，口得了一声，驴子就戴着缰绳和嚼子，跟着主人的脚步，走向别人的村庄。
这时候，要做家具的人家早早开门等着了，先自行把放在房顶或埋在土里的木头扛下来，挖出来，一起堆在木匠做活儿的地方，等木匠来了，丈量后才使用。
太阳像一个红柿子，淡黄的光晕洒在枯燥的村庄和山坡上。早晨还冷，穿着棉袄还瑟缩发抖。主人家朝村口看了一会儿，不见木匠的影儿们，就再回到屋里，点着柴火，把硬木疙瘩放在上面，噼噼剥剥一阵儿，突突的火焰就燃烧起来了。
青烟刚从房顶上冒出来，木匠就到了，小毛驴脖子上的铁铃铛敲着早晨的安静，迈着铿锵有致的步子，前身一耸，跃上一个台阶，就进了做家具人家的院子。做家具的人家赶紧捧出满脸的笑，快步走到院子边儿上，说，这么早就来了。木匠说这还早呀？太阳都升了三丈高了。主人家笑笑，心里却想：再来早点才好呢。木匠喘息未定，就张口问：在哪儿做？主人家赶紧替木匠牵了驴子，说就到新房子那边去吧。
新房子还是石头砌的，所谓的新，就是石头新。正屋的大梁也许没换，檩椽可能还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有的不能用了，又补了几根新的。屋顶的石板下面是掺了麦草的黄泥，黄泥的下面是一层新编的苇席。石板压得黄泥从苇席缝儿里挤出来，像是一条条蚯蚓。村人不管这些，反正房子是新盖的，叫新房子是理所应当。
帮木匠从驴背上卸了家具，放在除了石头片子就是河沙黄泥的新房子屋地上。再把驴子牵了，拴在自家驴槽里面，只给草料，不撒麸糠。驴子很不满意地打着响鼻，一双黑葡萄眼睛看着人生闷气，把长脸使劲儿甩甩，算是抗议。人知道驴的意思，木匠不在身边的话，就咕哝说，俺的驴还不够吃呢，还给你这个外人的驴？！
关于这些，木匠看不见，但可以想到。木匠不能吭声，嫌自己驴在别人家受罪，就托人捎回去，干完活儿再牵来。这等不关系到人的事情，一般来说，木匠都不在意。
木匠首先看了要做家具的木头，主人在一旁看着。木匠就说，这根可以做啥，那根可以做啥。枣木、椿木、木、洋槐木比较瓷实，宜做面板、门框、桌子腿和窗户框，那些杨木、柿木、梧桐木和柳木宜做门板、桌子面和窗棂。
就这样，木匠按类分了，把最先要用的木头挑出来，放在空闲的地方。然后把油布袋子解开，把锛子、凿子、锯、墨斗等等家什拿出来，在墙角摆好，再让主人家找了长杌子和短绳索。收拾完这些，时间就过了早晨。
吃过早饭，扯一顿淡话，抽几袋烟，主人家停止了说话。木匠知道，这是催自己上工的信号，也不吭声，磕掉烟锅里的烟灰，从小凳子上站起来，也不用和主人家打招呼，去新房子里面干活。
最初的活儿不太好干，木头太粗太大，尤其是需要锯、锛的时候，一个人不是大木头的对手。男主人也知道，就过来帮忙，和木匠一起，拉了墨斗线，固定好。木匠看拉得笔直了，手抓住中间，向上一拉，再一弹，一根黑线就落在了木头上面。如此拉扯一番，做门窗要用的木料就差不多够了。两个人一起使劲，嘿呀一声，把粗木头架在长杌子上，一头翘起来，一头放在泥地上。木匠拿来大锯，一个人扯一头，来来回回拉上一阵子，粗木头就破成了两半，再分别从中间锯开，就成了四版、八瓣。两扇门儿，再加上框子需要木料就算够了，再解一根，做窗户的也差不多了。木匠就说，你去忙吧，剩下的俺一个人能干了。
主人家当然不会客气。心里想，俺给你钱，那还给你帮忙，实在是亏！有这工夫，还不如到山上砍些柴火回来烧火实惠。
木匠这门手艺
木匠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连同掌握它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木匠们整天待在其他村庄的人家里面，拉开杌子，攥紧凿子，抡起斧头，一下一下敲打木头，他们折腾的响声，在很久以前的村庄是非常悦耳动听的。
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和摩托车，电刨子和电锯对村人来说还是个梦。大多数的乡人都希望自己孩子有一门手艺，木匠也好，铁匠也罢，拉大锯也中，再不济的，学个阴阳半仙也能混口饭吃。久而久之，村人就变成谚语说：“家有万贯，不如手艺在身。”有了一门手艺，就可以吃遍天下，还净吃好的，自己好过不说，连爹娘、老婆和儿女都跟着享福。
起初木匠们的生意范围基本上就是十里八乡。上千户人家，养活十几个木匠不成问题。
手艺的好坏至关重要。通常，谁家的小子要学木匠，还得杀鸡提酒，自个儿关系好的就自己去，关系一般的还要请一个有头有脸，和木匠关系好的人当说客。人家答应了，不但了却了一桩心事，也为自家儿子找了一个“吃饭碗”，一辈子吃东家吃西家，省口粮不说，生活水平也肯定要比甩着膀子刨地的那些人强。
可是，学艺三年，师傅一分钱不给，路费和买衣裳钱也得自己掏。这是规矩，谁也没有异议。换句话说，人家师傅收你做徒弟，教你手艺已经是很不错了，再跟人家瓜分劳动所得，就不合情理了。
可是，这门手艺也不怎么好学，一般孩子学三年要是能准时出师，自己单干，就很不错了。笨一点的，五年还不能独立。跟着师傅，不仅挣不到一分一毛钱，还得挨打受气。
一般的学徒都会一门心思地学，想着早点出师。有聪明的，一年时间就把师傅的手艺学到手了。什么东西一旦得到了，就没有了顾忌。徒弟们就会不自主地在师傅面前直起哈着的腰，不再唯唯诺诺，轻则挨骂，重则挨打了。有性格犟一点的，还敢顶师傅的嘴。师傅一看，这小子羽毛长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就提出分开干。
出师之后的木匠们开始也很难，毕竟，要想闯开名气，有人主动上门找着干活，自己非得再做一番奋斗不可。常常，手艺学成，先从亲戚家做起，再向其他村庄发展。在自己地盘上闯出了名气，才能瞅准时机，向邢台、山西和武安等地“挺进”。生意不怕范围大，对木匠来说，多一个村、多一户人家，就意味着多了一个衣食父母。新木匠的手艺修炼到一定程度，得到村人认可，并愿意免费为其宣传的时候，自己的“吃饭碗”也就算结实了，有的也会自感了不起，很傲，不但对外订了身价，而且对那些跟自己讨价还价的户主冷言相讥，弄得人家下不了台，瞪眼干着急，且无可奈何。
也有一些手艺好，为人不好的木匠，经常趁没人偷主人的木头，或浮皮潦草地赶时间完工，胡乱凑合。久而久之，生意来源逐渐减少，人说起来，都是恨得牙齿吱吱响。
在贫穷年代，附近村里大户人家相对稀少，几乎每家请木匠做家具之前，总要把村里木匠的好坏逐个打听一遍，广泛征求亲戚和要好邻居的意见之后，才确定请哪个。这种做法很民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
其实，在血缘勾连的乡村，哪个木匠好不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的，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关系。比如说，张木匠如果和主人家村里的某个人是亲戚或关系不一般，自己家又和这一家关系不好，有过节，那他肯定做不了这一家人的生意。李木匠和自己有点亲戚关系，尽管八竿子打不着，但毕竟有一层亲戚关系，李木匠再坏也不可能把尿撒在亲戚头上，那就请他来。若是杨木匠手艺好，人品好，对谁都一视同仁，做家具认真，又快又好的话，请的人自然也多，但这样的木匠几乎没有，即使有，十个里面也难挑出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