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一步的社会调查，我列出以下十个问题：
一、陈浩跟孟娜是什么时候、怎么认识的？除去与陈浩有关系外，孟娜的生活作风是否正派？
二、陈浩跟孟娜发生关系以至怀孕，为打胎而欺骗医院的经过是怎样的？打胎后，他们是否仍旧保持来往？
三、陈浩跟陆珊珊是在什么时候、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哪一步？
四、陆珊珊是否知道陈浩与孟娜谈过恋爱并打过胎的事？如果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此事的？陈浩又是如何向她表白此事的？
五、陆副部长及其夫人韦君是否知道陈浩与孟娜的关系？如果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同意陆珊珊与陈浩谈恋爱？对此，他们是否询问过陈浩，陈浩是如何解释和表态的？
六、在陆副部长及其夫人韦君同意陈浩与陆珊珊结婚以后，孟娜是否找到他们谈及自己与陈浩的关系？如果谈过，他们是怎样回答孟娜的？
七、在陆珊珊与陈浩恋爱后，陈浩是否向陆珊珊流露过要甩掉孟娜的想法？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么流露的？
八、陆珊珊对陈浩被捕有什么想法？
九、陈浩过去参与复制、传播淫秽录像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从那次被拘以后，他是否还有类似的问题，对低级下流的东西是否仍有兴趣？
十、陈浩过去打架，甚至要向保卫人员动刀子以及同外国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等，一系列属于道德品质坏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需要了解的问题远不止这十个。还有不少问题，也许会在调查了解中产生。
仅对以上十个问题的调查了解，就必须惊动陆副部长或韦君；惊动孟娜的原单位；惊动孟娜打胎的医院；惊动陈浩的母亲及原单位；惊动陆珊珊本人。也许，还要惊动更多的单位及个人。可以想象，这个调查比我们刚刚完成的调查，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如果孟娜没有死，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现在——死者不能开口！那么生者呢？
如果我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被了解人的配合，那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可是，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为适应竞争式的生存，生者是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回答我的各项提问的——我这并不是低估生者的觉悟——甚至，他们还会编出各种谎话来骗我！
依照我所拟定的十个问题的顺序，我和小凤来到陆副部长所在的部门，打算通过该部门的保卫部联系，与陆副部长谈一次话。
选定陆副部长作为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是因为我认为陆副部长最忙、最不容易见到，又必须见一面，所以先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有个准备，安排一下时间。他的时间定下来了，我们也好插空安排对其他人的调查。
一位瘦高的保卫干部打开了门，把我们迎进保卫部，他的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他说保卫部部长正在开会。我注意到办公室有个套间，屋门紧关着，从那里面隐约传出迪斯科音乐，其间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喘息声。
保卫干部看我盯住那扇紧关的门，连忙说：“是这样：一位出国回来的科长，在皮箱里夹带了三盘黄色录像带，被同去的人揭发了。现在，这位科长已经停职反省，录像带也如数查获。部长和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等，正在审查这几盘录像带，看内容究竟淫秽到什么程度，以决定对这位科长的处理！晦，里面的内容真是乌七八糟，全是乱搞的，下流无耻，不堪人目！我真不明白，好好的一位科长，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不整整还得了，对不？”
我皱了皱眉头，把话题引到我此次来的目的上。保卫干部说：“反正今天是不行了，陆副部长最近很忙。他负责整个部机关的整党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忙得连家都顾不得回。再说……三盘录像带，每盘三个小时，天黑也审不完！这样吧，你们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我负责向陆副部长汇报。一旦有了准信，我就打电话通知你们，保证不拖延。你们就回去等着吧！”
从那紧闭的屋子里传出的迪斯科音乐的节奏更加强烈，女人的尖声浪笑也更加刺耳。我觉得跟这位保卫干部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明白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希望我们赶快走！尽管三盘录像带长达九个小时，尽管他已看得满眼血丝，可他仍不愿意休息片刻。
他和他的上级们，是多么严肃、多么认真、多么争分夺秒、多么一丝不苟地完成着党交给他们的神圣的使命啊！在处理其他问题上，他们也如此认真吗？
我决定，一竿子插到底——将此案查到底。
我们来到附近的派出所，直接打电话找陆副部长约时间。陆副部长的电话总是占线，我的手都拨酸了也打不进去。部机关的整党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可真忙啊！小凤抢过电话：“你手气不好。我来！”她真是手气好，才拨了两次，就冲我叫起来：“通了，通了！”
“喂！哪里呀！”
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女人娇滴滴的声音。显然，这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是陆副部长的秘书！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她这样说着，声音矫揉造作。
我向她说明了身份及打电话的目的，我说我要直接找陆副部长。回答却是：“陆副部长不在！”
“到哪里去了？”
“开会去了！”
“开完会还回办公室吗？”
“这不清楚。反正他今天没时间！”
我忙问：“那明天呢？”回答是：“这一个星期的日程全都安排满了！”
我灵机一动：“喂喂，请转告陆副部长，我们沈局长非常关心这个案子，特别点名让我办的！”这一招果然灵。对方没有马上回答，也没有放下电话。
我把听筒贴紧耳朵，可是，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显然，对方用手捂住了话筒。我马上意识到，陆副部长很可能就在她的身边。我不由得十分恼火，但愿这是我的错觉。正在我自寻烦恼的时候，电话里又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好，我全记录下来了。请你明天上午再来个电话吧！”好家伙，一分钟之内就有了转机，足见沈局长在这个电话中的位置。
放下电话，我和小凤赶到了孟娜曾经就读过的外国语学院。到底是高等学府啊！一进大门，就使人感到如人圣殿一般。学院保卫处和英语系曾经教过孟娜的王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他们的答复是：孟娜在学校读书期间，是个很用功的学生。生活作风给人的印象是很正派的。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才落了个“校花密斯娜”的称号。当然，因为是校花嘛，追求者甚多，但她从不理睬。她死板得连跳集体舞的活动都不愿意参加，更不要说去跳疯狂的迪斯科。孟娜性格内向，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听外国古典音乐，这使得那些追求者大失所望而改弦易辙。大家都认为她之所以“不开化”，是因为父母双双死于唐山地震，她心灵上有创伤。
至于孟娜是从什么时候、怎么认识了陈浩，校方根本说不清楚。打胎事件发生后，老师和同学们都万分惊异这么漂亮的校花怎么会跟上陈浩这个没上过正规大学的、年龄比她大十几岁的人。孟娜打胎是今年三月份的事，又据医生反映，孟娜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校方由此推断，孟娜与陈浩认识，是在去年年底，也就是孟娜毕业后在家的那段时间里。
“唉，在学校里，尽管同学们叫她校花，可她是一个多么单纯的女孩子啊！要说她是校花，我看，她就是一朵洁白的马蹄莲花！可一到了社会上就完啦！这社会真可怕！”王老师连连叹着气，用这句话做了最后的总结。
问题不在于感叹，而在于如何使在校的学生，如孟娜这样单纯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打破封闭式的传统教育，不单要读课堂的书，还要读一读社会这本大书！不要怕这怕那，把学生当做被逮的鸟，紧紧地关在校门之内！要使学生不至于过分脱离社会、过分空想，而在毕业后带着满脑袋的ABC和妙不可言的幻想，毫无准备地、毫无应付办法地投身到与学校千差万别的“可怕的”社会里去备受折磨！
离开外国语学院，我和小凤又朝着水利电力研究所赶去。走在路上，我向小凤谈了以上的观点。小凤问：“刚才在学校里，你怎么不发表这一番宏论？”
我笑了，说：“现在的社会也的确复杂，到处是人骗人、人坑人，谁跟谁都不说真话。学校里的校长、教师们吓坏了，就怕学生走向社会。好像一出去，就会闹事，就会翻天。哪有那么可怕？当然，学生最单纯、最热情，也最盲目、最不现实、最不顾后果！历史上，有过不少闹学潮的记载。但每次闹学潮，总有其原因，当政者可以从中看到施政有误的地方。可他们动不动就跟学生做对，那是最愚蠢的举动。他们动不动就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生怕学生跟着学坏，恨不得天天把校门关起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把人弄成木偶，一二三，齐步走，按电铃一齐张口，好像只有这样才好管理。其实，愚民政策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充分发挥国民中每一员的聪明才智和独立见解，使他们敢于喊出他们要喊的、干出他们要干的。只要善于疏导，国家兴旺发达才有望！只可惜，我的这种想法，不一定能被接受。再加上我的身份，也并非政治演说家，还是不讲为好，少讲为妙！”
小凤也笑了：“这不成了‘莫谈国事’吗？你不是声明过，你不供奉‘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信条。怎么，声明作废了？”
好一个小凤，真难对付！前面，来到了水利电力研究所，等待着我们的是该所政治处的牛主任。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白净得毫无血色的方脸，就像一块白色的确良手绢。
一提起陈浩，牛主任仿佛有一肚子的话：“我早就说陈浩不是个好东西，可所长偏偏看上了他的业务能力，非要破格提升他不可！答上了几道考题，就要让他当助理工程师。现在呀，一说改革，谁也不提‘政治’二字了。来不来就提人才交流、人才开发，唯才是用、唯才是举！哪儿来的那么多人才呀！起哄哪！依我看，离开了政治，人才，还不是一堆烂白菜、甩货！陈浩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教训啊！”
看他滔滔不绝地还要继续发表关于人才与白菜的宏论，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表明我不配做他的知音：“牛主任，陈浩在水利电力研究所工作，孟娜毕业后在家等分配，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从什么时候认识的？对这个问题，你们了解吗？”
牛主任摇摇秃顶：“我们也是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可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没法说。男的留长发，女的恨不得剃秃瓢，全乱套了。男的女的，走在大街上就能认识，跳个舞就能交上朋友。白天认识的，晚上兴许就能钻进一个被窝里。谁能说出他们认识的时间、地点？对陈浩和孟娜的关系，我们也不了解。该着纸里包不住火。出了打胎的事，我们让陈浩做检查，陈浩才承认，他和孟娜是去年十月在北京图书馆认识的。那个时候，陈浩为了当助理工程师，除去上夜大外，每个星期天还泡在图书馆里。毕业后等分配的孟娜，每个星期天也泡在图书馆里，他们的固定座位很近，一来二去就都熟了，可互相之间从不说话。有一次孟娜要出去打个电话，主动请陈浩帮助照看一下座位，算是第一次说了话。结果，孟娜打完电话后，恰巧碰上几个老同学，大家非拉着她去北海公园不可，而且不由分说，用摩托车把她带走了，直到图书馆关门也没回来。陈浩看见孟娜的书包还挂在座位上，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就打开书包，从里面找到一张学生证。他根据上面的地址，找到了孟娜所住的玉渊潭十七号楼。可是，孟娜被老同学拉去又吃饭又看电影，天大黑了也没回来。陈浩就饿着肚子，站在门口等。哥哥想妹想得泪花流，好么，一直等到大半夜，才把孟娜等回来，把书包递上去。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牛主任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陈浩的检讨书递给我：“这是影印件，你们拿去做证据吧！我刚才讲的这些，上面都有，都是陈浩亲笔写的。他们就是这样从认识到谈恋爱、怀孕、打胎。掐着指头算，也就三四个月的事！这叫闪电战，赶上希特勒攻打莫斯科了！为了这份检讨书啊，我也伤了不少神。当时，上上下下的人都指责政治处，认为为这点儿事，不该叫陈浩做检讨，也不该把他下放。他和孟娜谈恋爱、发生性关系，那叫玩的就是心跳，纯属两厢情愿，打十次胎也不犯法。政治处管他们，是六个指头挠痒痒——多一道！当时是我主张这样处理的，对上上下下的人的种种非难，我都硬着头皮顶住了。现在看来，我那样处理对了，也顶对了！要说有教训，那就是处理得太轻了，使陈浩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以致走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教训啊，教训！”说着，牛主任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搞政工的人的教训是太多了！
我接过陈浩的书面检讨，浏览了一遍，上面分明写道：“自去年十月与孟娜认识以来，由于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多次与孟娜发生性关系，以致……”
我问牛主任：“这里的‘多次’，到底是几次？都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牛主任咧嘴笑了。我想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幽默了。
“几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天晓得，又不要钱。他们是孤男寡女，干柴碰烈火，一点就着。着起来了还能有个灭？着了起来还分时间、地点？过把瘾就死嘛！我追问过陈浩，他就说是多次，说不清啦！为了核实他对组织的态度是否忠诚老实，我也问过孟娜——我也豁出去，不怕受腐蚀！当然，问的时候有政治处的女同志在场作陪，这个规矩我懂！孟娜也说不清啦，也说多次！反正是怀孕了！我考虑，总不至于一次就怀孕了吧？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一定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懂得这里头的奥秘，懂得怎么用那些不花钱都可以得到的工具，懂得怎样躲开那几天危险的日子。可结果，还是怀了孕！这也说明，他们的确是多次，多得乱了章法，只顾过瘾，才出了丑！”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牛主任精辟的论证。我不由得想，让这个牛主任在这个不大的研究所里搞政治工作实在有点儿冤枉。我又说：“两个人发生关系的次数多了，可能记不清每一次的时间、地点。可是，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情景，却是永生难忘的！特别是对孟娜这样被称为校花的处女！对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地点，你做过了解吗？”
牛主任说：“你问着了，我还真做过了解。不过当时我是闲着没事干，找他们解解闷。两个人的说法起先有点儿不统一。陈浩说，是去年十一月五日，在陈浩家里发生的，当时陈浩的母亲正巧不在家。孟娜却说，是十一月三日，在孟娜的住所，也就是在玉渊潭十七号楼三0五号里发生的。后来，我再三追问，他们又都说成是十一月五日发生的。可孟娜还说是在她的住所发生的，而陈浩则说是在他家。时间统一了，地点还是不统一。对此我也没再追问下去，反正他们都承认发生了性关系就行了。不发生性关系打哪儿来的孩子呢？不是在陈家发生的，就是在孟家发生的，总不能是在月球上发生的吧。我考虑，在孟家的可能性大，因为她是一个人独居。”
说到这里，牛主任停顿了一下，不安地瞅了瞅低头做记录的小凤：“这最后一句，你可以不记，完全是我的估计，不算结论，不算结论！”
听到这里，我皱了皱眉头。在陈浩与孟娜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时间与地点的不吻合呢？一个说是三，一个说是五，两个都说是在自己家。尽管到后来时间上都统一成五，可地点仍旧不统一。
这是为什么呢？是记忆上的差错，还是争着担责任？我认为记忆上的差错可能性不大。那么，就是争着担责任了。
为什么要争着担责任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疑点。我又问：“牛主任，陈浩和孟娜以欺骗手段去公安医院打胎的经过是怎样的？”
牛主任扶了扶金丝眼镜，又从柜子里摸出一份影印件：“你看啊，这是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的电话记录，上面是这样记的：公安医院来电话，询问陈浩是不是我所职工，是否与外国语学院毕业待分配的大学生孟娜谈恋爱，孟娜于三月十一日曾冒充有夫之妇去该院打胎，请我所前往该院核对事实。我接到电话记录，气不打一处来。这一下子所里出了丑事，挂在大门口的‘精神文明单位’的牌子还不给摘了。不过，我当时还存有侥幸，希望这是重名重姓，虚惊一场。当天我就带人赶到医院，听院方把男方的情况一介绍，晦！那不是陈浩是谁呢！只好硬着头皮认下这笔账。当时那滋味真不好受！大夫们都把我围在中间，像看猴儿似的，评头论足，好像我就是陈浩。还听到有人说我是‘老牛吃嫩草’！真是活见鬼外国语学院也来了几个人，嚷嚷着要见见陈浩，也不知是谁使的坏，暗中冲我一指，他们立刻就把我围起来。我听到有人骂我是‘老杂毛’、‘老流氓’、‘老花爷’！幸好我还有分辩的权利，才向他们说清我不是陈浩。这要是放在‘文革’那阵子，小将们非得用小绳把我一勒，剃个阴阳头，拉去游街不可！说不定还把腿给打断呢！我心里那份憋气啊，就别提了。回去以后，我就找陈浩，真想一见面就甩他两耳光。谁知这小子滑头，早写好了一份检讨书等着我呢。就是你看到的这一份。那我也不能轻饶了他，不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亮亮相，我出不了这口气，他也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我立刻就决定，让他在大会上做公开检讨，检讨后下放工厂劳动去。我是谁啊，谁是我啊，别不把豆包当干粮！”
听到这里，我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打胎的过程，我急忙打断牛主任的话茬儿，表示我是把豆包当干粮的。
“牛主任，你做得很好，不过，孟娜是三月十一日做的人工流产吗？”
“是啊！”
“那为什么医院到三月二十六日才打电话找你们呢？做人工流产不是当天就结束的吗？”牛主任似乎还在兴头上，并没有理解我的提问，只是说：“是啊，人工流产当天就可以结束。谁知道事情都过去十来天了，医院干吗还要杀回马枪呢？具体情况，你只有去医院了解了。”
我点点头。据我了解，在传统观念的巨大压力下，在我们过分地把“性”与“犯罪”等同起来的现行政策下，未婚而去医院偷偷打胎的姑娘们，为了顾全面子，一般都找有后门可开的医院。不是亲戚在的医院，就是朋友在的医院，反正是能托得上人的，才去做；托不上人的，宁肯冒着被感染或被玩弄的危险，去找个体行医的人解决。北京有那么多的医院，孟娜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公安医院呢？按说，沾了“公安”两个字，心里有鬼的人躲还来不及呢，为什么孟娜还要往里钻呢？难道她在公安医院有熟人，还是陈浩在公安医院有熟人？
我向牛主任提出自己的疑问。不料，牛主任却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些疑问呢！”哦？我立刻竖直耳朵。
牛主任说：“据我了解，陈浩的表姑就是市妇产医院有名的大夫，听说技术超群。陈浩曾介绍我所的同志，前去联系接生的事。孟娜打胎的事，通过他表姑解决不是很方便吗？再有，陈浩本人在北医三院也有很多熟人，有的还是他的老同学。要打胎，也很容易。为什么偏偏去公安医院？那里没有陈浩的熟人啊！假如说是孟娜在公安医院有熟人吧，那为什么公安医院还要追查孟娜呢？这个问题，我始终也没有想透。我记得当时问过陈浩，陈浩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的。”
嗯，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疑点！陈浩为什么舍易求难，不把孟娜送到他表姑或他的老同学所在的医院里去做人工流产呢？
我继续问牛主任：“打胎事件之后，陈浩被下放到工厂去劳动。他与孟娜还保持着来往吗？”
牛主任摇摇头：“这可说不太清楚。我曾注意过，也曾让工厂里的头头注意过，没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来往。我们认为他们这事准是吹了！不过，陈浩是个大活人，我们总不能随时把他装进口袋里捂起来呀！他和孟娜究竟还来往不来往，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工厂里的头头说，陈浩每天只是聋拉着脑袋走路，聋拉着脑袋干活，连吃饭都聋拉着脑袋，工厂里的头头们都担心陈浩受不了被人叫成‘花儿爷’，害怕他寻死或闹出事来。说实在的，听工厂里这么一反映，我也担心过。我曾找陈浩摸过底儿，没想到他对我说，我又没有犯死罪，于吗不活啦！‘文革’中自杀了那么多人，不都是白死了，我可不干那蠢事，你就放心吧！他说让我放心，我哪儿放得下啊！尽管他不是个好东西，可他也是一条命啊！真要有个好歹，他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说，连我们也得吃瓜落。”
陈浩真够让牛主任操心的。“现在可好啦！”牛主任长喘了一口气，仿佛过去的苦忆完了，该讲讲新中国成立后的甜了，“你们把陈浩抓起来，也除了我们的一桩大心事！我呢，再也用不着整天为他提心吊胆的。这两天，我们正在研究开除他公职的事！”
我的心里不由得愣了一下：“我看，开除公职先不要着急，等案子办完了，交法院判下来再开除也不迟呀！”
牛主任笑了：“等，我们可等不了！他占着我们一个指标呢。本厂职工家属中待业青年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要转正就是没有指标。再说，社会上没有工作的好人也有的是，放着好人不用，等陈浩这样的坏人干什么。我就不信他害了人命，还能活着出来？那还有王法没有？我们的报告已经交到党委啦，一批下来，就马上宣布开除他！”
我没有说话，我也说不出话。牛主任看我不言语，又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是严打时期，从重从快，比陈浩轻的人都枪毙了，陈浩还能道有命？我们也得跟上部署，从重从快。现在不开除还等什么？严格地说，这也是个立场问题啊！”
难道牛主任的话没有道理吗？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很快换了一个话题：“牛主任，你能谈谈陈浩要跟陆珊珊结婚的经过吗？”
牛主任说，太能了！因为这件事是他经办的，他比谁都清楚！说起这话来，可就长啦——
陈浩被下放到工厂去劳动后，时间不长，工厂里的头头就告诉我：“他最近发了，带了一块进口的高级手表，还闪金光哪！”我仔细分析过他的经济状况，认为这块表不像是他自己买的。说他是偷的吧，又没有根据。我考虑再三，决定不过问此事，只嘱咐工厂里的头头好生注意他。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就到了六七月了。一天，陈浩忽然找到工厂的头头，说：“我要开证明结婚！”是啊，他年纪早够了，虽然因为犯错误下放了，可这也不影响他传宗接代啊！他要结婚，我们当然同意。
谁知道，陈浩说：“女方不是孟娜，是陆副部长的女儿陆珊珊！”工厂的头头跟我一说，惊得我后脖颈直发硬。啊，他不是在说梦话吧？我觉得这无论如何不可能。且不说门户差距，就凭陈浩跟孟娜刚出了这一档子事，陆家会看中他做女婿？况且，孟娜也是陆副部长的侄女，陆珊珊跟孟娜是表姐妹，难道她们还争起陈浩来了，陈浩还成了香饽饽啦？这不邪门吗？
可是，邪就邪在陈浩当真是要跟陆珊珊结婚，陆珊珊也当真要嫁给他。第二天，陈浩就直接找到我，告诉我：“我要跟陆珊珊结婚，请政治处开证明。”我就问他：“你和孟娜的事怎么办？”陈浩说：“吹了。”我问：“为什么吹了？”他说：“不为什么，吹就吹了，快给我开结婚证明吧！”我又问：“陆珊珊同意跟你结婚？”陈浩说：“难道结婚的事还开玩笑不成。”你看看，他说得多干脆、多痛快！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什么事都让陈浩给摊上了呢？我想，这件事可得慎重处理，我就让陈浩先回工厂。之后，我马上向所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所领导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件事的确应该慎重处理。于是，我决定就此事先征求陆珊珊父母的意见。第二天，我亲自带人到化工局，找陆珊珊的母亲韦君同志。不巧，韦君同志出差去了，不在北京。第二天，我又亲自带人到陆副部长所在的部，陆副部长的秘书王尼娜出面，记下了我的话。我真佩服陆副部长蔑视世俗的胆量，敢用这么年轻漂亮的女秘书。
第二天，王尼娜打电话告诉我们：“陆副部长最近很忙，身体不太好，再加上在整顿机关不正之风中，有些人的表现令人失望。为此，陆副部长的情绪也不太好，是不是等几天，等陆副部长的身体及情绪都好转些，再转告他。”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王尼娜来电话告诉我们：“有关陆珊珊的婚事问题，已经找机会转告陆副部长了。陆副部长明确地表示家务事一律由韦君同志处理。”王尼娜还加上一句：“陆副部长处理党务政务还处理不过来呢，的确没工夫处理女儿的婚事，请你们谅解。”
对陆副部长的表态，我们完全可以谅解，也完全能够理解。的确，他是太忙太忙了！自“文革”以来，他深受“四人帮”的迫害，长期不给他安排工作。现在，他是在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实际行动，来追回白白浪费的十几年时间啊！他哪里还有空来管儿女的事呢？像这样的革命老前辈，真是太令人敬佩了。我说那些专爱写老干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只会争权夺势、贪污腐败、拉帮结伙走后门的作家们，应该转变立场，歌颂歌硕陆副部长这样公而忘私的老革命。
第二天——请原惊我总说‘第二天’。具体日期，你们会一一推算出来的。第二天，我又亲自带人来到化工局。一打听，韦君同志已经返京了，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立刻要求接见。不料，纪委的办事员出来档驾，对我们讲：“韦书记刚刚回来，诸事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接见。”办事员说：“你们的来意，早已转告韦书记了。韦书记指示，关于你们反映的情况，她要做点儿调查，准备去你们研究所里看看有关陈浩的材料。”
我们问韦君同志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一定做好准备。办事员说：“你们等候通知吧！”第二天，办事员给所里打来电话，不过，不是说韦君马上要来，而是说，韦君准备在三五天以后来。可是，我们把陈浩的材料准备好以后，一连等了两个星期，韦君同志也没来。我们只好主动打电话问询，希望韦君同志能在百忙中抽时间来所里调查；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我们就把材料送去，请韦君同志审阅。
办事员的答复是：“五天之内，韦书记去贵所看材料或直接答复贵所此事成与否。”于是，我们又等了两个星期，韦君同志还是没来，也没给我们任何答复。
这时，陈浩又催着我们给他开结婚证明。我们没有理由施下去呀！经所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如果陈浩非要开证明不可，就只能由陆副部长先给他们的女儿陆珊珊开个证明，证明他们同意陆珊珊与陈浩结婚。然后，凭着这个证明，所里再给陈浩开证明。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陈浩。陈浩说：“我知道你们不放心。你们去汇报过，对吧？我告诉你们，你们使多大劲儿，也挡不住我和陆珊珊结婚！”
当时我没跟陈浩翻脸，没跟他一般见识。我在心里说，你小子别狂，有能耐把陆家证明开来。嘿，他就真的开来了！而且，还是让陆珊珊亲自给我送来的。上面有韦君的亲笔字，说同意陆珊珊与陈浩结婚！你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了革命，不，为了革命接班人，咱们操了半天心，全都白忙乎。真不把豆包当干粮！
对牛主任的白忙乎与不白忙乎的，或该忙乎与不该忙乎的，我没兴趣发表评论。他不忙乎这些，又忙乎什么去呢？大街上的人多得你撞我挤，大家不是都在忙乎吗？不过，能让我们这位严肃的政工老手骂出声来，的确说明他心里太委屈了。
我接着问：“牛主任，韦君亲笔写的证明还在吗？”牛主任摇摇头：“晦，圣旨似的！人家只是让我看了一眼，就收回去了。我想，人家闺女都来了，这还能有错。我也就没提出要留底儿。”
“那你还记得证明是什么时候开的吗？”牛主任用手捂着秃脑袋想了一会儿：“是……是九月初。头天发的工资，啊，是九月五日，证明是九月五日送来的，上面的落款是九月四日。根据韦君这张证明，我们于九月七日给陈浩开了结婚证明。想不到，九月十五日就发生了孟娜被毒死的案件……”是啊，时间真是太紧凑了！难道是孟娜得知陈浩要与陆珊珊结婚的确切消息后，前来纠缠陈浩，才使陈浩动了杀机吗？
我问牛主任：“你虽然最后既没见到陆副部长，也没见到韦君，但向他们单位谈情况时，是否明确说出陈浩与孟娜谈过恋爱打过胎的事情呢？”
牛主任说：“没有明确说，因为……因为孟娜到底也还是陆副部长家的亲戚，分寸掌握不住，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好。所以，我也没指名道姓，只是讲陈浩的生活作风不好，曾有过男女关系问题，请他们慎重考虑。我当时想，孟娜是他们家的亲戚，难道他们对此事就一点不了解吗？现在我分析，正因为他们了解此事，且又同意自己的女儿与陈浩结婚，所以，对我们的劝说不好表态。于是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唉，跟他们比，我们毕竟还是小人物，小人物啊！”说到这里，牛主任长叹一口气。其实他大可不必叹气，因为在水利电力研究所的普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大人物。
在牛主任这里，我感到收获不少。尽管从语气上，他不时流露出对陈浩的偏见与不满，但他所提供的情况，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还要赶着去见陈浩的母亲，我结束了与牛主任的谈话。最后，我问他：“关于陈浩三年前因参与传播、复制淫秽录像被拘留十天，以及他与外国女人有不正常关系的问题，你能谈些具体情况吗？”
牛主任清了清嗓子：“不错，这些问题都是我向公安局提供的。因为他们来调查案件嘛，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录像的事，他档案里没记载，是我听他原单位的人事处长口头介绍的。在调到我们所之前，他曾在电机厂当过工人。电机厂的人事处长在介绍情况时，向我谈过这件事。你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去电机厂。至于和外国女人的不正常关系，是今年三月，我们所里的助理工程师向左同志亲眼见到的。具体地点是在东四隆福寺的北京风味灌肠铺里。具体时间是今年三月七日中午。具体情况是向左同志亲眼见到陈浩与两个外国女人——可能是日本人吧，一块儿吃灌肠，旁边还有一个外国女人给他们拍照。怎么样，要不要现在就让向左同志来讲一下，他们俩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揭发起知识分子来，比大老粗可狠多啦！一揭一个准，一咬就见骨头。”
牛主任这两句，也够狠的！我想了想，说：“这作为一个问题先放下，我们再找时间来吧！”
“好，有什么问题就来吧，我随时恭候！”牛主任客气地把我和小凤一直送出大门口。
我发现有个人站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住牛主任的秃头。乘我们不注意，牛主任向这个人瞪了一眼。当我们跟牛主任分手后，这个人主动凑到牛主任身边，一边从书包里掏着东西一边小声地说：“牛主任，这是‘101毛发再生精’，专门治秃顶，您用最合适啦！我爱人的调动问题……”
牛主任斥责道：“这是什么场合！你没长眼睛？”我和小凤对视一眼，谁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刚走出大门口不远，就听到身后有人说：“你们是来调查陈浩的吗？”转身一看，说话的是一个穿工作服的男青年。他个头不高，黑乎乎的圆脸。他好像还在回头望着水利电力研究所的大门，直到牛主任和那个送礼的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大门里，才回过头来对我们说：“陈浩这一回，可栽在牛主任手里了！”
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忙问：“哦？你是谁？”男青年冲我一挤眼：“我是谁，这不重要。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也不愿说出我的姓名，省得你们对我搞调查！”
是啊，谁都不愿意被人调查，特别不愿意被公安局的人调查。我说：“我不会调查你的，你放心好啦！你刚才说陈浩这一回可栽在牛主任手里了，是怎么个意思呢？”男青年说：“不瞒你们说，陈浩跟我是哥们儿，就算他挨了你们的枪子，我也这么说。我知道牛主任打心眼里就恨他，早就想整他了。”
小凤插嘴问道：“为什么呢？”男青年说：“还是陈浩刚调到所里不久，跟我们一块儿当工人的时候，牛主任为献血的事，来厂里做动员报告。他说得天花乱坠的，唾沫星子乱飞。结果，陈浩在会上问他，你献不献血呢？牛主任支吾了半天，说他有病。不知谁喊了一声，是阳屡吗？惹得大伙儿哄堂大笑。陈浩还在会上说你就知道动员我们工人献血，你们干部为什么不献？哪一回献血名单上有你们的名字？问得牛主任一愣一愣的。打那以后，他就恨上了陈浩，常找陈浩的茬儿。可陈浩够意思，回回带头献血，哪一年也不落下。去年献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们几个没献过血的，心里有点儿怕。陈浩就一将袖子说，来，先抽我的，我抽过，没事！你们先看看，壮壮胆！就在这个时候，建工局的一个大个子献了血从里屋出来，因为血管没用棉签压住，直往外出血。这大个子一见到血，当时就晕了，陈浩上前扶起他，一手压住血管，一个大背挎，把他背到休息室。建工局的人赶到后，追问陈浩是哪个单位的。陈浩说我们都是来献血的，都是为了救死扶伤。说完，就去献了血，这家伙献的血足有一奶瓶！我们向牛主任反映，说陈浩年年献血，应该表扬。你猜他讲什么？他说人家是家里穷，惦着那几个献血的钱。这叫什么话！陈浩家里就这么个独儿子了，每回献血，他都是瞒着家里的。他惦着那几个钱？哼！牛主任知道吗？献血的补助金一发下来，陈浩就寄给四川了。干吗？捐给大熊猫了！抢救大熊猫了！不管这钱能不能到大熊猫的嘴里，反正人家捐了！他牛主任行吗？还想整陈浩，我心里就是不服！”
男青年说完，没等我们回话，喊了声拜拜，一闪身蹿上了路边的公共汽车，来无影，去无踪，简直神了！我真后悔没拉住他，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问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不是已经声明他不会告诉我了吗？到什么时候，人民才能真正把“人民警察”当成知心人呢？
前面，离陈浩的家不远了。陈浩的母亲再一次见到我又会怎么样呢？从她那里，还能不能有些新的收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