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誓碑
赵匡胤（927—976） 宋朝开国皇帝。他依据“先南后北”的策略，完成统一大业；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藩镇割据的局面；贮藏钱帛布匹，以期赎回燕云十六州。
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了“不杀”二字，也就给实行这种文官制度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当然更是被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但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眛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它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带来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与这块在962年（建隆三年）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经济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都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才会趁着政治运动之际，挟嫌报复，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因此，与文化素质缺欠的领导人，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篇》里所讲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据《宋史》，“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对他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起义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的200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来治国理政，于是，就有了这块誓碑。不得杀士大夫，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积贫”、“积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
关于这块“士人不可杀”的誓碑，首见于宋朝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做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发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发生时，《避暑漫抄》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见宋朝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太祖本记》中，有过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知多识少”了，唯奉本本主义，而眛于事理常识。其实，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对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吗？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仲淹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很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却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的回答道：“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是听不到。
蔡确敢顶着神宗不办，章惇敢力阻刺配，都是有这个“祖宗以来”在撑腰，神宗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只好做罢，也是不得不顾忌这个“祖宗以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无人配称祖宗。说“祖宗以来”，就是指赵匡胤的这块誓碑。其次，这块誓碑，除了皇帝外，再无他人亲眼目睹，所以无人敢公开直接地说出口，于是约定俗成，用“祖宗以来”而讳说誓碑。第三，只要一说“祖宗以来”，誓碑上一、三两条，都非重点，要害就在“不杀士人和言事者”这一条。也许正是这一份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从未有过的保护条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焕发，能动性大增，创造性蓬勃，从而推动了宋朝的发展和变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
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说得再明白不过：“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他所以如此宣讲，也是要宋哲宗记信誓碑的祖训。而这个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后，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好色”的刘安世和范祖禹，绝无“宽仁”可言。起初，他虽为帝，但垂帘问政者为宣仁高太后。这“好色”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从他所用“诛殛”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忿之意。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所以，他也就敢宣称自己，“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不太当回事的。
再从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看，这两起“文字狱”的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是明显不过的“恶攻”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可在宋朝，他们只止于被流放而已。虽然被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宋稗类钞》说过：“章惇恨安世，必欲杀之。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瘅雾的毒域。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清朝的“凌迟”，相对而言，就算是“仁政”了。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也是不会有的。
两起“文字狱”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要怎样处置时，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狱”的第一目的：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子看，警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得一个，就是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的保证。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遂不分殄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来处理。
北宋这两起“文字狱”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苏轼流放得近一点，蔡确流放得远一点，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
“乌台诗案”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章惇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对他的处分还算手下留情，只是发配到湖北黄州这不算太边远的边陲县份，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足够的时间吟诗作赋，著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的处理，比较复杂。元朝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旧党，推翻新法，形势对蔡确不利。第二，继王安石为相后，蔡确又极其卖力，贯彻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变法派。第三，生性歹毒，作风恶劣，害人甚多，结怨不少。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对立面欢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终于有这一天。但谪令一出，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绝对要他性命的处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对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派，都傻眼了。他是当朝宰相，即使有错，也应得到尊重，应该体面下台，更不能远放新州，到那“与死为邻”的州县。于是，大宋王朝的变法一派、反变法一派，竟一致认为处分过于严重，而且不合祖宗家法。
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则关于“车盖亭诗案”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祸，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奉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问新州之命，又自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
赵翼为清朝大学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文字狱”的观点，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骚满腹的诗。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而对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于提出异议，而且对范纯仁等一干人，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泾渭分明，观点对立，互不相能，都是对“熙宁变法”持反对观点，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排挤、压制、远谪。一到了有悖祖宗之训，有违誓碑之旨，就都跳出来为一个罪犯求情。正因如此，他指责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苓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正常，视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视为正常。这大概就是九百多年间不谈赵匡胤这块誓碑的原因。做帝王者，不谈，可以理解，他们绝不允许文人犯上作乱，他们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头脑思考。做文人者，不谈，就不可理解了。但你读了赵翼的这段妙文以后，就会知道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怎样将一个正常人变为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竟会成为迫害他的人的同党、帮凶，并视其所作所为，无不正常。这就是我们从赵翼文章中所读到的弦外之音。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可悲，就在于这种自觉和不自觉地甘为统治阶级的膺犬反噬同类，还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也是赵匡胤誓碑之所以成为鲁殿灵光的绝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强、不自立，那别人还能对你怎么样？
不过，赵翼所说的“宋之不竞”，的确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后人眼里，乃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气，最为窝囊、最为扫兴，仅有半壁江山的一个朝代。赵宋王朝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败局，主要由于“冗官”、“冗兵”、“冗费”，而尤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这是一个竟然向邻邦纳贡称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有两个皇帝被人家抓走当俘虏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不得不被迫漂荡在海上的王朝。然而，就这样一个先输于辽、后败于金，最后亡于元的“积贫”、“积弱”的王朝，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让我们看到这个王朝辉煌灿烂的另一面。军人和军事活动为时代主体的战争年代，毁灭、死亡、破坏、灭绝，压倒一切；文人和文化活动为时代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于是，两宋王朝积三百多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正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造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
钱穆则说得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用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将宋代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强调唐、宋大转变中的文化含量。“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的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为当代社会所需要。而我们时时刻刻须臾不离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它之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多不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赵匡胤的誓碑，也许真的是子虚乌有，然而有一点不可抹杀，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
王安石的“怪”策
王安石（1021—1086） 宋朝政治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他潜心研究经学，被誉为“通儒”。其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名列“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朝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追随者都会顶礼膜拜的。不过，衣服穿旧穿脏不洗涤，脸上有污垢也不弄干净，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朝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是一个食不知味的人，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无非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做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做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写作者，十之八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做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做驴鸣，可各做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怪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做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倘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是很讲究俭朴的，所以就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了。他举办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烧烤。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实，这位皇帝曾经很在意他，也重视他，才把他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工作。而且在这以前，由于他为官政声甚佳，各方反应极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开封来担任要职。但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每婉谢一次，他的呼声就高涨一次；每推托一次，许诺他的职务就提高一级。后来，他终于在差不多夹道欢迎的程度下来到京城就职，有没有洋鼓洋号拉拉队之类，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没有明星，他就是拥有许多粉丝的政治明星。
《邵氏闻见录》载：“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两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持国学术尤高，大臣荐入馆。吕晦叔亦与安石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一个人能够如此打造环境，经营氛围，铺垫人气，放长线钓大鱼，做先声夺人的努力，没有相当智商，没有十分手腕，是难以办到的。然而，这个人居然若无其事地吃下一盘子鱼饵，真是让人很难叠合起来看待。
1060年（嘉祐五年），王安石调到了中央，果然很当回事地在五月给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改变经济方针。实际上，这一套思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赏识，而推行全国，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的设想蓝本。不知为什么，“万言书”上去之后，仁宗没有反应，大家觉得他调来中央，必受重用，仁宗却没有后续动作，基本上将他晒在那儿，晾着他了。其实，经过1045年（庆历四年）范仲淹的“新政”试验，未果而终以后，宋仁宗对于任何改革都不感兴趣，不抱热情，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来，求稳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这个本来就没什么力气和精神的皇帝，是绝对不想作为了；更何况仁宗对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觉得很无趣，便借口家事，又请调回到金陵。于是，有人纳闷，这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产生了什么龃龉。其实，啥事也没有。有人认为，他当着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盘子鱼饵，估计让陛下觉得他这个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对这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热烈期待变为疑虑不解，从此拉开距离，不再纳入他的视野中了。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是想在富国强邦的政治领域里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就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朝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来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是不敢怪的。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个赌桌上了。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名为《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执勤卫士。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邵氏闻见录》也讲过一则他别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座，私语他客曰：‘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到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渊明做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璘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是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胁下给董卓做事。最后，董卓被杀了，这位文人挺念旧，觉得这军阀至少对他不坏，于是去掉了两滴泪，被貂婵的干爹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结果到底掉了脑袋。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的，作《燕子笺》的阮大钺，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噩运。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一样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首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情，沽名钓誉，大捞一把。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又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并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以退求进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地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1042年（庆历二年），王安石考中进士，时年21岁。一直到46岁，也就是1068年（熙宁元年）得意，他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予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他竟被视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能制造得出来的吗？
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现实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许多文坛前辈，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个人纪念馆的建设，可有另一些作家，已经在家乡盖了大庙一样的馆堂，供奉着自己的著作，张贴着自己的肖像，展览着自己的文物，摆放着捧场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为“师臣”、谥曰“文”、称“王文公”者，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他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能先风光两天，就当仁不让。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韩维不赞成，他就把这位引荐者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维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这就是《邵氏闻见录》中所说：“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什么时机合适，和什么样的皇帝能起用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地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如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张居正。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对派始终保持精诚团结；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那么，绝无一丝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却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却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阵营中分崩离析的现象。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吕惠卿，也是出卖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邵氏闻见录》中说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的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文学家，也许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活动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一个连自己胡子上爬着蝨子也不自知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最后，他对于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刀、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过脚。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王安石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苏东坡的底气
苏轼（1037—1101） 宋朝文学家、宋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但却一生坎坷。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亦工于书画；其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代表了宋文的特征。名列“唐宋八大家”。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标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东坡先生的名诗，是他于公元1097年（宋绍圣四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过海诗。
我曾一直循着这位大师的岭南行踪，探寻他被小人排挤、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当年坐在广西合浦廉州中学校园里的东坡亭上，我似乎于冥冥中听到他在苦吟这首渡海之诗。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这绝不是一般人的心胸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他还曾经写过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就是这种意思了。
据《苏轼诗集》引《王氏交广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于是，不妨设想，那时，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个小时的长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苍苍，波涛万里，浪逐船高。东坡先生伫立船头，会不想起当年贬往海南的那次暗无天日的行程吗？
三年前，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做了老死海南之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死即葬身海外。”但天不绝人，三年后，他又重渡海峡，北望中原，能不感叹系之，诗兴大发嘛？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诗人艰苦卓绝、特立独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一生的写照。
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由于他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难以逃脱小人一族屡次三番的围攻，饱受贬谪他乡之罪，遍尝颠沛流离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轻，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历史上的文学屠杀案，往往由这种恶性嫉妒而起。
如果做一次中国“文字狱”起因的调查，你会发现整人整得最起劲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于嫉妒；二是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写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无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发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的作家，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那就更是可怕了。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家伙。
这些文人，唯其志不在写，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者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或者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够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权势，得以放开手脚，来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甚至连皇帝老子都自叹弗如。
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不一定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可能是那些想整苏东坡的小人们，变态的施虐心理在作怪。据说，已贬往惠州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名《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已经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苏东坡被再贬儋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过，绍圣年中，把一批元祐党人贬往外地。因为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绝对类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监们的阴毒意识。当他们操刀宰人的那会儿，你不能不赞叹此等心术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无聊的伎俩。所以，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在习习海风吹拂下的苏东坡，眼看海岸线已在视中，终于又将返回中原，抚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摇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被人整了一辈子以后，还仍旧活着，而整人者本以为整倒了别人，扶摇直上的，结果也还不过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连毫毛也未捞到一根。东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贬黄州，后谪英州，再罚惠州，后放海南，说得上命途多舛。他摇头，因为他纳闷，落在小人包围圈里一辈子的一介文人，如此被折磨，如此被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还能站在北渡的一叶扁舟上，活着回返家乡，会不感慨系之吗？
但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些文学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坛上的书生悲剧、诗人噩运、作家痛苦、文人灾祸，而由此身陷缧绁、终生冤狱者，可谓层出不穷；断颈割首、横遭极刑者，简直络绎不绝；或“生平文字为吾累”，“头颅掷处血斑斑”，再无生路；或“冤沉狱底文章罪”，“远戍散关不见还”，饮恨而终。在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何处不是泪痕血渍啊！苏东坡虽不死，但也在掉了一层皮以后，才终于踩着跳板，踏上离开三年的大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性格强者的胜利，也是对自己充满文学自信的一个文人的胜利。
被整，不垮；活着，而且很好。这对那些下手整过你的人，别看他装得煞无介事，其实，那是他永远排除不掉的噩梦。王安石后来白昼见鬼，恹恹而亡，恐怕也只能够以“现世报”三字来解释了。
从这首渡海诗看，那些想扼杀这位文豪的小人们，恐怕是大失所望了。第一，他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把他放到当时物质异常匮乏的海南岛，饮食不继，无以为生，困迫得丧失斗志，最后以瘐毙了结。第二，他也没有如他们所盼望的，把笔放下，将诗情收起，再也不抒发他那满腔的巧思和才华，从此成为一只不能鸣唱的鸟。第三，出乎他们所预料的，苦行的磨炼，对诗人来说，酝酿成他思想的最后一次升华，南渡以后，他的诗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这三年的流放，看成不过是平生最奇最绝的一次难得的经历，这实在是使他的对手气得发昏的事情。
合浦，据《舆地广记》：“广南西路廉州，领县二，其一为合浦。”可见是个相当古老的县城。从苏东坡的《赞廉州龙眼》一诗中的“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句看，“合浦珠还”的故事，早在那时就流传了。所以，这是一座以出产珍珠闻名于世的古老县城。人称“西珠不敌东珠，东珠不敌南珠”的南珠，就专指合浦产的珍珠。但我不远千里，来到合浦这块土地，倒不是冲着那些美轮美奂的珍珠，而是实实在在地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觅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为公元1100年（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两个月间，这座古城曾经张开怀抱，迎接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当我在这个苏东坡暂住作客的城池里，在这座东坡亭里，似乎真能感触到大师的一丝遗泽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此榕林中，跨空飞拱析。
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啼。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这首标题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的诗，“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处。不禁猜想，一千多年前，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坐在那敞亮清凉的亭子里，汲井水，烧团茶，任秋风萧瑟，听秋雨淅沥，恐怕诗中的“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苏东坡的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做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采烈的评估。谁知话音未落，接是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记忆犹新的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那夕阳余晖中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文学大师来说，已快走到人生尽头，反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然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就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作的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那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生淹蹇的王安石嘛？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漂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令那么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会要稍稍地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他对王安石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也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好在宋朝不划右派，否则，早就给王安石这顶帽子戴了。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这样的话：“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禀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定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而他们很懂得从苏东坡大量的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黑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脑袋。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唯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贬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面。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的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征”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佯做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也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步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也可视为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的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愤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是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把他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他才遇赦回到合浦。
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了，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钳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最终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苏东坡，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
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
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创作上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仍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他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的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地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已没有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王伦的“山头”
王伦（生卒年不详）宋朝起义首领，出身贫困。占领沂州后起义。攻密、青州，继之南下攻占泗州及楚、真、扬、泰州，在山光寺南战败，奔往和州，牺牲于采石矶。
猛一听王伦这个名字，怕未必马上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褊狭、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弟的士子，从字面上推敲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的人物。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怕也洗不干净。一提奥赛罗，便是嫉妒的同义词；一提麦克白夫人，便是欲望与恶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别同他谈钱；一提奥勃洛摩夫，便意味着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去干了。《水浒传》里有许多反面人物，王伦是着墨最少，却是很成功的一个负面典型。我们常说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包括这些大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形象，能够长期地活生生地在人们口头上存在着。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被自得其乐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恋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他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要是细细考究起来，却并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一个人。
宋朝蔡绦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卷一）里，提到了王伦：“当宝元、康定（约1041年）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卷二十二）载1120年（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绦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绦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78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这就是说，蔡京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蔡绦承担的。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而知，第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队伍。但王伦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第二，二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捕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都相类似。
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竟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同宋朝的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是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可知“白衣秀士”王伦和“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朱贵对林冲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他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我以为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并火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的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我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淡嘛？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还按他们的什么规矩行事呢？
由于这样的“扣”，王伦的行情，从来没有被看好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包括现在，都抓住他的这个“不及第秀才”，从心底里鄙视他。我已记不得从哪部稗史演义上看来的了，要是武松不干掉西门庆和蒋门神的话，梁山泊有这两扇门，就万无一失了。连这两个恶霸，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我可真替王伦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论，说他是一位有识有见的英雄，不算过分。
且让我来为他评功摆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盖、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义旗，资历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本钱；第二，他不是像晁盖、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被迫“革命”，而“因鸟气”，这个不第秀才，才愤而上山造反，属主动“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选择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也不可能使晁盖、宋江这帮农民起义者立足于此，跟朝廷对抗，成就一番事业。追本溯源，王伦选择西逼都城开封、东临河海之滨、南向江淮鱼米之乡、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这样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这是王伦最主要的功绩。
王伦在世人心目中，是个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们只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他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实际上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这说不上是缺点。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又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该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向王伦心窝里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文学上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你这样一位开封城里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让实在敌不过的王伦，半夜里从梦中吓醒过来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他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起义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臂膀热烈欢迎的。他只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咔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重，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是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起义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唯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唯吾独清，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倒腾一点东西，来糊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近来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他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那样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那样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宋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一书写到：“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里，记叙了一则苏轼的故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从这里，可以看到苏东坡对于后辈的成长，是怎样的体贴和关心了。
只有这样，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伦这类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见的，哪怕稍稍胜似他一点的朋辈，也是不肯相容，极不乐意出现在自己视野中。文坛何尝不如此，那些东张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说了归齐，在于实力不济耳！统观海内，凡闲话说得多的人，文章写得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上魁伟峥嵘；他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他会一点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他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这“黑三郎”的肤色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褊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浒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
巨贪蔡京的下场
蔡京（1047—1126） 宋朝权臣，福建仙游人。先后四次任相，大肆搜刮民财，时人称他为“云贼之首”。其艺术天赋较高，在书法、诗词等方面有成就。后被贬岭南，死于途中。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他坐在树下弹琴，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架势。听众有两位，一位灰衣人，带个小童；一个红衣人，正襟危坐。据说，这个“红衣人”就是蔡京，在那儿装孙子，表示被音乐陶醉，魂梦不知所依的样子。画的上方，还有“臣蔡京谨题”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雅得那么俗，可又俗得那么雅，真是无耻之极。帝将相入画，相为帝题诗，这文人丞相，这文人皇帝，真是珠联璧合，臭味相投。
宋朝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大臣蔡京。他画好，诗好，字好，文章好。当然，误国殃民，贪赃枉法，窃弄权柄，恣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最后亡国了事。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是值得或者应该予以口诛而笔伐之者。这一点，与明朝的严嵩成为舞台丑类的境遇颇为相似。明万历年间，好几出戏曲，如《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都以严氏父子为戏剧主角出现。因而蔡京、严嵩，与其他中国历史上权奸兼巨贪的，如汉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载、清朝的和珅，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梁冀，纨绔恶少；元载，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诗文。这班人，权，唯恐揽得不大；钱，唯恐捞得不多；恶，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虽然在祸国殃民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应该承认，这两位一有文学才华，一具艺术禀赋。严嵩的诗，一部《钤山堂集》，写得相当出色；而蔡京的诗、书、画，则尤为精绝。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人，能够像蔡京、像严嵩那样，把皇帝玩得团团转，不是皇帝把他们耍了，而是他们把皇帝耍了，当数着这两位“大师”了。一般来讲，当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而幸者少。而这二位，则是幸中之幸，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顶级害虫排行榜”、成为绑在耻辱柱上的罪人的这两位，千古以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同时，都少不了拉出其主子陪绑。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点，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的，他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摘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无论梁冀、元载、蔡京、严嵩，还是和珅，都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断不了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蜢蚱，难拆难分，谁也蹦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祐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惇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他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耻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又让他官复原职。从徽宗登基的1102年（崇宁元年），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1126年（靖康元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做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得很。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太上皇让赵佶的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又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他认为，从古书的记载来看，巨奸老恶的，没有比蔡京更为厉害的了，正是他的胡作非为，导致宋朝国力日下，步步走向灭亡。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中国的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18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让他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而不是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做极铺张之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微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策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这透出老百姓看透世相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了。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传》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做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犯奸作乱。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里死到临头那刻，大概也不会想到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导致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有些什么觉悟和清醒认识的。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是有规律可循的。有赵佶，才有蔡京；而有了蔡京，就必然会有赵佶。这些年来，凡被“双规”，凡被法办，甚至最后处以极刑的要员，从来没有一个是独行侠，单打独干，只他一个人干坏事。只要提溜出一个，必然像挖土豆似的，总是一窝或一串给端出来，总是一群趋利忘义者的自然组合。
我一直也在笨想，这些经受不住诱惑，决定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级干部、大小官员，总是要碰到第一次遭遇，也许与老婆、秘书、子女、情人，不难沟通，可同事、僚属、上下级、左右手，或者供货老板、公司经理、银行领导、合作伙伴，拉他们一同下水，所为不法时，这堕落的第一句话，从嘴里讲出来，应该是相当不好启齿的，怎么张嘴说出来，又如何说，着实难以悬拟？
后来，我明白了，“群小相聚”有时无声胜似有声，是不需要台词的。凡腐败、贪污、不法、堕落等分子，其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互相感应的磁场，无须认知，无须交流，无须中间人，无须语言交流，只要身处磁场之中，立刻就能产生出动物觅食趋饵的本能，很快就走到一起。据科学家实验，某间房子里存有一块蛋糕，500米方圆街区里的老鼠，在第一时间内，就会得到这个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应的鼠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协同动作的四肢在地沟中蠢蠢欲动，一起向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游走接近。
所以，当蔡京等“六贼”猖獗之时，也是正人君子销声匿迹之日。整个朝廷，成了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正不压邪、劣胜优汰的局面，结果，当时中国所有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不请自到，甚至你下请帖也未必能请得这么周全，统统蚁附蛆聚于这位混账帝王的身边。
北宋完啦！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没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内部的农民起义也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是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觊觎的小人手下，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蹿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敲诈勒索的“役”，在风光得意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地兑现，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是会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存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灭一灭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用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他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却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的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了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的香味，却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办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被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已被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宋徽宗的死路
赵佶（1082—1135） 宋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被俘后受尽折磨而死。他擅长书画，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是少有的艺术全才与艺术通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大约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记得这首岳飞的《满江红》。究竟“靖康耻”耻到什么程度，事隔千年，已很难体会作者“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切身感受。不过，我们可以从下列记载中，想一想当年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的，这种野蛮施虐于文明的恶行，它对于中华民族所制造的灾难。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这些残存的血泪史、伤心史，金人对中原王朝的掳掠所造成的神州陆沉的惨状，仍旧有惨不忍睹的触目惊心之感。
（1125年十二月二十日止）共津运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二十六日止）又津运括取及准折金五十万两、银八百万两。
（1126年）金遣使来，索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
（1127年正月十九日）开封府报纳虏营金十六万两、银六百万两。
（1127年二月二十三日）城内复以金七万五千八百两、银一百十四万五千两、衣缎四万八十四匹纳军前。
（1127年十四日）虏尽索司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出城。（宋朝韦承《瓮中人语》）
二十二日，以帝姬二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一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名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两匹贡大金。
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由帅府选择。
十七日，国相宴皇子及诸将于青城寨，选定贡女三千人，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自正月二十五日起，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妆而出。选收处女三千，帅府令妇女已从大金将士者，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金朝李天民《南征录汇》）
（正月二十九日）军前索教坊内侍等四十五人、露台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歌舞及内人自上皇禅位后皆散去。至是，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哭泣之声遍于闾巷，闻者不胜其哀。（宋朝佚名《朝野佥言》）
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元朝脱脱《宋史》）
如果当时有大型运输工具，我估计，连汴梁城也会运到金人的发源地黑龙江、吉林一带。这种落后的、愚昧的、因小利益而肆意进行大破坏的“农民式”的贪婪，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难的总病根。金朝李天民《南征录汇》中，有这样一则靖康年间的记载。当时金军围住开封，很有点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奸淫烧杀的日本鬼子到处找“花姑娘”一样，金军竟将大宋王朝皇宫里的妇女，作为他们淫乱的对象。“（金）皇子语太上曰：‘设也马（金兵将领）悦富金帝姬（钦宗妃），请予之。’太上曰：‘富金已有家，中国重廉耻，不二夫，不似贵国之无忌。’国相怒曰：‘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取二女走。太上亦怒曰：‘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这些尚处于落后的、愚昧的状态中，只要是女人就要进行交配的帝王，连本族妇女都难逃脱其淫暴，何况是作为战利品的中原女子？你跟他讲廉耻、讲人伦、讲孝道、讲礼仪、讲为人子的义务、讲中原人的传统精神、讲孔夫子的儒家伦理，岂不是对牛弹琴吗！靖康之耻，耻莫大者，就是这些禽兽对中原精神文明的亵渎，对传统文化的玷污。
这也就能理解岳飞为什么要“怒发冲冠”了。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汴京（今开封）城破，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1100—1161）父子，为金人所俘，与后妃、皇室、贵戚、臣工一起，共约一万四千多人的大队俘虏，分七个批次，被押解北上。
在欧洲，公元455年，北非的汪达尔人，从撒丁岛、科西嘉岛、西西里岛入侵意大利，并攻陷罗马城，历时半个月，有计划地洗劫该城，将许多珍贵艺术品抢劫一空。公元10世纪，金人对开封的大掠夺，就是这种海盗暴行的翻版。可汪达尔人只要财物，不及其他。跃马黄河的金人，真是欲壑难填，什么都要，没有不要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具有贵族身份的女人。特别可怕的，是他们着意搜罗的13岁以下的少女，还要检验是否为处女之身，恐怕连汪达尔人也下作不到这种阴刻程度。
这年45岁的赵佶，与他传位的儿子赵桓，被金人囚俘而去后，再也没有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家国。可怜的诗人皇帝，只能在沉吟中度过余生：
玉京曾记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箫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龙沙。家山何处，忽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的这首《眼儿媚》是在被解送途中作的，那夜忽闻远处的笛声，颇哀怨，他有感而发。
同行的赵桓也和了一首，写竣，父子执手大哭。
赵佶在位25年，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应有的优点他全没有。但他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逃跑，这一点值得肯定，可以说他愚，但不可以说他不敢承担亡国之责。他完全可以学唐玄宗逃到西蜀去，宋朝的国土疆域，虽不如唐朝幅员辽阔，但仍有半壁江山，足可周旋一阵。本来已经离开了开封，可还是接受了臣民们的意见，又跑回来与他儿子一起被金人掳劫而去。
这一点，说明他只有文人气质，而无政治头脑。当诗人、画家可以，当帝王就不是材料了。跑路，尚有复辟的可能；株守，只能被俘当亡国奴。从此之后的十年，大部分时间被关押在黑龙江的依兰，也就是五国城，终于死于非命，连个葬身之地也没有。
宋徽宗是诗人、画家，而且是真的诗人、真的画家，非一般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汤垕画鉴》称：“徽宗性嗜书画，作花鸟、人物、山石，俱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如神品者。历代帝王善画，徽宗可谓尽意。所作《梦游化域图》，人物如半小指，累数十人，城郭宫室，旄幢鼓乐，仙嫔云雾霄汉，禽兽龙马，凡天地间所有物，色色俱备，为功甚至。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感，不复知有人世间奇物也。”有一年在北京的嘉德拍卖会上，他的《写真珍禽图》创下中国画售出2350万人民币的天价记录。作为文人的宋徽宗，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他所创造的“瘦金体”，也是一流。
但是，历史从来是政治的历史。
宋徽宗的风流韵事、宋徽宗的艺术成就、宋徽宗的诗文笔墨，在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的零碎。所以一个作家，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尤其是一些鸦鸦乌的作家，在大历史的万古长卷中，你连一粒尘埃的资格也难以获得的。看看赵佶，要不是这次拍卖，老百姓中有多少人知道他会画画、会作诗，但从《水浒传》、从《金瓶梅》、从《大宋宣和遗事》，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昏君。作为皇帝的他，对不起，却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他是一个亡国之君。
北宋王朝之亡，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就没有打下长治久安的根基。它一直未能振作，更谈不上强大，先是辽，后是金，最终为元，这些习骑射、性剽悍、好劫掠、尚武力的北方强邻，或大军压境、勒索钱帛，或长驱直入、侵城掠地。赵姓帝王，为苟且偷安计，只好一会儿称弟，一会儿称侄，一会儿称臣，签订城下之盟，纳土输粟，贡缴岁币，低头乞活。
虽然宋徽宗的末路，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前朝的弱势，而他则是加速度地使这个国家死得更快了。北宋王朝前期，与辽国、西夏三分天下，将近一百年间，用金钱和贡物购买和平。北宋王朝后期，这个生性轻佻的赵佶，竟想利用新起的完颜氏政权来剪除大宋的夙敌辽国，以便火中取栗。殊不知那是一天天“抖”起来的暴发加之野蛮的政权，而你却是一天天破败下来，虽然文明可很软弱的王朝。在战场上，精通琴棋诗画的赵佶，怎么可能是这个强悍的完颜氏的对手？
一开始，对方看不透你，尚存一点惧心，等到高梁桥一役宋军一败涂地，就彻头彻尾地把大宋王朝不当一回事了。1121年（宣和三年）金国灭辽以后，挥师南下；1127年（靖康二年），打进开封，俘虏走徽、钦二帝，于是北宋王朝终结。
赵佶被虏以后，他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归德（今商丘）称帝，是为高宗。被金兀术赶到长江以南，甚至赶到更南诸省的赵氏政权，尽管史称“南宋”。在金人眼里，这个苟延残喘的败将，只是一个属国。赵佶被押解到金国的上都以后，本来还指望着他的老八直捣黄龙，拯救他于水火之中。谁知故国天涯，音信堵绝，羁俘忍辱，无有归日，那岁月当是相当不堪的了。除了回忆，除了等死，这位风流皇帝还能做什么呢？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燕山亭·见杏花作》，据说是赵佶幽禁期间的绝笔。已成囚徒的赵佶被关在五国城的地窨子里，幻想中的南归之梦，渐次破灭，最后在冰天雪地的凄寒里，战栗得连梦也做不成了。不久，他便在痛苦的绝望中，离开人世，也许只能魂归故里了。
金政权形成很晚，1115年（政和五年）才正式有了国家机器，那时赵佶还做着他风流快活的皇帝，与李师师风花雪月、与周邦彦争风呷醋、与高大尉鞠场展艺、与蔡太师琴棋书画，根本没把刚走出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的金人当回事。“于夷狄之中，最微最贱”（明朝杨循吉《金小史》），然而这个民族却以铁蹄、以掳掠、以屠杀、以酷政，灭辽降宋。南宋政权在大军压境下，不得不继续割地赔款，纳粟献绢，承认其宗主国的威势。
小人得志的嘴脸，通常是不怎么好看的。暴发的有钱者如此，暴发的有名者也如此，那些暴得大名者，大家所以躲避瘟疫似的离他远远的，也是因为那张突然阔起来的自以为是的大师嘴脸，很不受看。因此，这个暴发的金政权，那份趾高气扬可想而知。1135年（政和十五年），赵佶被金人在羞辱折磨中痛苦死后，长达两年，凶信才传到南方。国力衰弱、仰人鼻息的赵构，只好不断地派祈请使，到金朝恳求将其还活着的生母，和已经亡故的父亲的灵柩送回。赵构的吁求，他们一直延宕到1142年（绍兴十二年），才准所请。派宣慰使送回人和棺的同时，还刁钻地寒碜你，带去了册封赵构为宋帝的诏书。这样不给面子，当然是很难堪的。
中国人，尤其中原汉族，尤其知识分子，很在乎形式，很在乎名分，很在乎面子上的那一点尊严。“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这是弱者诉求的最低线。至于背后，怎么低三下四，怎么弯腰屈背，都可以。哪怕装孙子喊你爷，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当着众人，在公开场合，像阿Q那样承认自己“我是虫豸”，还是颇难下台的。
所以，作为弱势王朝的赵构，为了死在异国他乡的老子，臣服于这个踞起于北方的暴发户，那十二万分的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试想一下，一个“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此。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元朝宇文懋昭《金志》）的民族，是可以理喻的吗？完颜氏虽然建立了皇权，穿上了龙袍，坐在了龙椅上，上溯七代，把宇宙洪荒时代跟着牛屁股、马屁股转的牧马的爹、放牛的爷，封为太祖、高祖，但血液中的原始愚昧、半开化的蒙昧，并不因此有所改变。著《二十二史札记》的赵翼，很诧异这些蛮族统治者，干嘛？干嘛呀，如此热衷于乱伦，热衷于禽兽般的性行为？是啊，陛下，你已经贵为天子，万乘之尊，要什么样的女人不唾手可得呢？为什么一定要将有血缘关系的姐妹、有伦理关系的姑嫂，纳入后宫，纵淫无度，都不放过呢？
赵构的吁求，金人觉得好笑，笑完了又捣鬼，送回一个空棺材，里面放的是一段朽木，拿你开心。这使我们回想起“文革”期间，那些戴高帽、阴阳头、挂木牌、喷气式，恶意丑化施虐的手段，愈下等的人愈能想出下流的主意。文明处于不文明的脚板下，文化处于无文化的掌心里，无论古今，那无所不及的卑鄙，绝对是知识分子痛苦的灾难渊源。
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终于悟过来，从老祖宗“澶渊之盟”起，不就捏着鼻子接受苛刻条件吗？我算老几？我为什么就不能忍了这口气？何况，迎母后，葬先帝，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继承正朔，赓续国脉的一次表演机会。于是他决定大张旗鼓，以转移视线，冲淡金主册封的那份尴尬。
礼迎场面甭提多么堂皇了，入境伊始，据清朝毕沅《续资治通鉴》：“初，后既渡淮，帝命秦鲁国大长公主、吴国长公主迎于道。至是，亲至临平奉迎，用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从。”一路辉煌，沿途供奉，百姓拥戴，夹道欢迎，可谓盛况空前。不过，皇太后想到与赵佶同在五国城羁押期间，有时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有时大雪封门堵在地坑里，只有瑟缩等死，也许觉得她儿子这种形式主义更多的是伪善。还有更多的皇亲国戚，还有更多的同胞手足，在金人铁蹄下呻吟呢！
赵构的兄长赵桓，还活着呢！你为什么不一起祈请归还呢？
赵构这一点自私是很正常的，上任皇帝活着回来，他这个下任皇帝还干不干？不过即使请求放人，金也未必肯，实际上连宋徽宗的骨殖，也没有回到故国，那抬着的棺材里，空空如也。金就压根儿不想把他放回来，即使死了的皇帝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还给你们。一群欠开化的统治者，不那么遵守游戏规则，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怪牌，行事有点不合逻辑，你也无可奈何。
梓宫运回来，当然就得下葬。
当时，中土人对人的鄙弃，甚于契丹，认为绝无信义可言，要打开棺材验尸。朝臣们也议论纷纭，众说不一：“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李光，以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亦贻书谏官曹统，乞奏命大臣取神榇之下者斩而视之。”但是，赵构主意已定，因为他只有认账一条路好走。“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纳衮翚衣于槨中，不改敛，遂从之。”强者有权对弱者按他的行为方式施虐，被征服者也唯有哑巴吃黄连，忍气吞声而已。
果然，南宋亡后的1279年（元朝至元十五年），有盗墓贼杨髡等强行挖掘宋陵。“于二陵梓宫内略无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则木灯檠一事耳。当时已逆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聊以慰一时之人心耳。盖二帝遗骸飘流沙漠，初未尝还也，悲哉！”（宋朝周密《癸辛杂识》）
对宋徽宗来讲，他永远埋在那冰封雪盖的黑土地下，魂牵梦萦汴京的繁华、临安的绮丽、江南的秀美和中原的万千气象。据清朝昭梿在其《啸亭杂录》中谈到：“五国城在今白都纳地方。乾隆中，副都统绰克讬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又获古瓷数千件，因得碑碣，录徽宗晚年日记，尚可得其崖略。云于天会十三年寄迹于此，业经数载，始知金时所谓五国城即此地也。”
九百多年过去，伤痛的乃至血腥的记忆，渐渐沉积，乃至于湮没，对那些无日无夜往北行走的大队俘虏的遭际当然是不公平的。现在为被押北去的赵佶想，这位诗人、画家、极昏庸也极倒霉的皇帝，难道他不思索，这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惩罚吗？
显然不完全是。
跋涉数千里，行程近两年，沿途瘐毙的、杀戮的、冻馁而死的、葬身沟壑的、涉水没顶的、忍受不了蹂躏践踏侮辱糟蹋的，以及被押解兵、沿途金朝官吏逐日逐夜地奸污而无颜存世的，到终点，男十存四，女十存七，按金官方统计，事实上死的人数超半；苟活的为奴仆、为妾侍，更糟的发往边远的荒漠，被当做牲口卖掉……
据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我们看到更为悲惨的镜头：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候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唯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若草芥……
说到底，碰上了野蛮的强者，对文明的弱者而言，便只要灭绝。
宋朝无名氏所著《大宋宣和遗事》，虽是民间文本，倒是高屋建瓴，将宋徽宗之所以败亡，说得一清二楚，也深刻揭示了蔡京的丑恶嘴脸。其他的正史、稗史、小说都对蔡京的卑劣行径有具体的描写，尤其是《水浒》对他的形象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他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人人皆知的一个大奸臣。蔡京为了升官发财，爬上高位，心术用尽，诡计使绝。他既是一个典型的阴谋家，还是一个权欲熏心、贪得无厌的野心家。他为人狡猾虚伪，世故很深，尤其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他初登仕第的时候，正值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他伪装拥护变法，受到重用，一再升迁，终于爬进了皇宫，并攀上了至高无上的大靠山宋徽宗。他为相期间，从上到下，竞相贪腐。他横征暴敛，兼并土地达数十万亩；他还公然索贿，所谓“生辰纲”就是其大规模索贿的一种。蔡京利用阴谋骗术夺取了权力和钱财，把宋徽宗和满朝文武官僚，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中。他大兴土木，乃至掠夺天下的奇石花鸟，奉迎昏君宋徽宗，助其穷奢极欲，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致使宋朝政治败落，经济凋敝，世风日下，最终走向亡国。
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位在中国文学史有一席之地的帝王，简直像暹罗双胞胎那样相似，在艺术上超人绝顶，臻于极致；在政治上一塌糊涂，糟糕透顶。既是极为风流、极具才华的文人，也是极奢靡、极淫佚、极腐败、极堕落的帝王。“或谓徽宗，乃南唐李后主后身，其然，岂其然乎”（邵玄同《雪舟脞语》），这当然是多情文人的附会。虽然两人皆为昏君、庸君，但如宋徽宗那样昏且庸者，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他能在执政25年间，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四地信任绝对的奸佞蔡京，四次免其职，四次又起用，其执迷不悟至此，也确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律小人，相为唇齿，唯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于是，蔡京、高俅等六贼为祟，更加速了大宋王朝的灭亡进程。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质疑说：“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其实他应该明白，北宋之亡，固然是亡于金的大举进攻，但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政权，早已民不聊生、人心涣散、危机四伏、穷途末路。别说毫无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也不具备。即使金人不进入中原，方腊、宋江之后的农民武装，也会络绎不绝地揭竿而起。
宋徽宗注定是要败亡的，不过，他败亡在一个极其愚昧落后而且野蛮剽悍的敌人手里，那就更加倒霉。他们用这种慢慢地消遣你，不到最后一刻也不停止折磨的死法，让你死得难看，所透出来极原始的近乎食人生番式的悖逆，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宋太宗用牵机药鸩死李后主，只是数日间事，那么完颜氏弄死宋徽宗的过程，一直迁延八年之久。这位可怜的艺术家皇帝，恐怕是中国帝王中死期最长的一个。
文明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就人类发展的全过程而论，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黑暗的野蛮也会弄得日月无光。了解这一点，也就明白历史为什么有时会出现短暂的倒退现象了。
李清照的生计
李清照（1084—1155） 宋朝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她的词作，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亦能诗，留存却不多。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政治绞肉机，生生将一个最有天才的女诗人毁灭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他那助纣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说北宋王朝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那这两个如暹罗双胞胎亲密的一对混蛋，则是加速北宋亡国的推进器。若无他俩，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许还能在病榻上牵延数年，可是经赵佶、蔡京以及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一干人疯狂地折腾以后，这个本来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气绝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从1102年（崇宁元年）开始。七月，蔡京得势；八月，诏司马光20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这道圣旨，对她来讲，绝非好兆。在中国，无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以后的政治运动，株连、同坐、扩大化，是必然之义。宁“左”勿右，严惩不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哪怕错了以后再进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务求完胜。中国人要是极端化起来，相当可怕，运动初期，发动群众，那烈火烹油之势，那雷霆万钧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虑自己父亲的命运，由不得不担忧自己在劫难逃的牵连。而且，所有投入这场政治运动的干将打手，上至决策人物，下到跑腿喽啰，无不一副杀气腾腾之脸、一双摩拳擦掌之手、一对人皆为敌之眼、一挂食肉寝皮之心，真是让她心惊肉跳，无法安生。
一心复仇的蔡京，先为右相，复为左相，高举绍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一手大开杀戒，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难逃。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从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飘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并其客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计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对所谓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凡542个人，分别予以贬降。这其中，将元祐、元符旧党中坚人物的执政官文彦博、宰相司马光等22个人，待制官以上的如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辙、苏轼、吕公著、吕诲等，凡119个人籍做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十二月，限制行动自由。1103年（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个人，李格非名列第26位。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都遣返原籍。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李清照集笺注》）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为苏门弟子，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而闻名，声播海内。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也非等闲人物。由于蔡京切齿仇恨苏轼，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书法，对他的碑刻，对他的出版物，无不一网打尽，比之“文革”期间除“四旧”还要彻底。李格非受业于苏轼，划为党人，列入党籍，遭遇清洗，也就难逃一劫。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加之蔡京助纣为虐，大搞宋朝的“文革”。宋朝的这次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京师内外，大河上下，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运动过后，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仅只六年，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的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噩运。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在中国无论过去，也无论后来，只要是这种收拾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多组成对立的两面，一为正直君子，一为无耻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结局也是十分明确的。
有才华的文人，当不了打手，只能当写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笔杆不行，拿棍棒却行。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绝对搞不过小人，小人绝对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证不会手软，往往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搞得你连想死也不能那么痛快。“士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搞的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当时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修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这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江青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个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他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瘐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有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敞，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词论》）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啸歌唱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词坛光彩悉为须眉夺去，文学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性别歧视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是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能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儿。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是决不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是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则也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朝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的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地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都成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后世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朝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朝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地加上的题注：
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
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是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照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独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与此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宋徽宗在位25年，宠用奸宄小人，残害忠臣良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浪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强敌逼境，只知贡币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国，人人都能当皇帝，人人都想当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皇帝这差使的。宋徽宗赵佶其实应该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一名风流公子，与李师师谈谈恋爱，也许是此中当行的风头人物。治理国家，经营政府，内政外交，国防军事，他就是一个地道的白痴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赵佶实在干不下去了，退位给赵桓，自任太上皇。李清照也就跟着大倒其霉，虽说是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无关宏旨，但随着异族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步步南下，一个弱女子也不能不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花自飘零”的话，在她40岁以前，犹是在薄风细浪中回转，那么40岁以后，便跌落到一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平稳之日。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后受到其夫之父，两起截然相反的政治风波牵连，也曾饱受冷遇尝尽白眼，也曾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么祸事光临？但她终究不是直接当事人，花虽飘零，还只是萍踪浪迹，波回岸阻，中流荡漾，无所凭依罢了。尽管“红藕香残玉簟秋”有点凄冷，尽管“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有点孤独，然而，她与赵明诚那两相爱恋着的小环境，还是温馨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多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气相投的小气候，还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里，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有过挫折，也有过成功；有过碰壁，也有过收获；有过阴风冷雨，也有过鸟语花香。
1126年，赵佶的儿子赵桓继位，是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权便画了句号。这年，李清照43岁。
至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金石录后序》）
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骑南下，狼烟四起，烽火鸣镝，遍野而来。那看不到头的黑暗，擦不干净的泪水，永无休止的行色匆匆，没完没了的赶路颠簸，便一直伴随着“花自飘零”的诗人。疾风险浪，波涛翻滚，云涌雾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飘零在水里的花瓣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很难想象九百多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里，追随着败亡的逃跑政府，是如何由山东青州的老家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他们总是追不上逃得比他们还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们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们追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让他们虽然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却面对这些辛苦搜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也不使其失散湮没。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又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宁可自己死去也不敢将收藏品丢失、放弃、转手的这对夫妇，一定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到绵薄之力。你可能会嘲笑他们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要没有这样一份忠忱之心、竭诚之意，哪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
到了钦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李清照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金石录后序》）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丈夫还要到别处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读书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沽，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与、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的读书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思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她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经过这场生命途程中最漫长，也是最艰辛的奔波以后，又是一系列的麻烦、不幸、官司、谣诼，包围着她，使她在精神的夺力下，消耗尽她的全部创作能量。她本来应该写得更多，然而却只能抱憾。
胡适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得到宽容的是太出众的才华，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凡才华、智慧，无一不是在重重阻断下难产而出；凡成功、凡完美，无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她得到了文学史上的辉煌，然而她在这个小人结群、豺狼当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难的时代里，除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之外，简直别无生计。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生于公元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卒年不见载籍，约为公元1156年（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却湮没无闻，无从查考。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大才未展、大志未尽地退出，其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则是遐想。
如果，再回过头去品味她那首《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无论她怎么样死去，她那双诗人的眼睛，终是不肯闭上的。
若是假以时日，给她一个能够充分施展的机会，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对于文人无奈的命运，也只能是无聊的空叹罢了。
赵孟（兆左页右）的汉奸阴影
赵孟（兆左页右）（1254—1322） 宋末元初书画家，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他能诗善文，懂经济，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就义，问鼎中原的蒙古政权，坐稳江山。公元1289年，谢枋得在北京法源寺绝食毙命，元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次年，也就是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后，还在其发源地旧大名城，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保留着中都（称北京）的建制。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而言，他们当真相信这场发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也百分百地认为是“天谴”，他们不住地摸脑袋，不住地叩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
《元史》描写这次震灾的惨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余震一直持续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一世英武的他，也年过七旬，终究龙钟老迈，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尸积、草地龟裂、山川溢流的报告，对于天神不断示儆的恐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畏，连忙“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
这时，一个南人，一个降人，而且还是元的敌国南宋王朝的一个皇室，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仕元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赵孟（兆左页右），跳将了出来。
正如公元2008年的3月15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一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马上跳出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从而让人们更加看清了那张不三不四的脸。元中都武平的地震，也给了赵孟（兆左页右）一次表演的机会。本来，中国人中，多有浅薄者，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寂寞。而作为一个汉奸文人（包括具有吃里爬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将出来”的冲动。
赵孟（兆左页右），在当下不究细底的人眼中，是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进入嘉德拍卖，通常开价都在六位数以上。其实，稍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禁摇头了。怎么说，他贵为赵宋王朝的皇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假设还说得过去。可他竟然叛祖背宗，变节出仕，应诏加入元政权，得高官，拥厚爵，遂为后人所诟病，所不齿。当时，不但宋朝人看不起他，因为他叛宋；元朝人也看不起，因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统治集团也大有人藐视他。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即此谓也。
这就是当汉奸得到一时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的“遗臭万年”的代价。“万年”，倒不至于；但付出一世的骂名不行，还得付出两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骂名，那是可能的。
赵孟（兆左页右）写过一首题曰《罪出》的忏悔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苍昊。”说明他被迫也好，被诱也好，或者，自投罗网也好，难忍寂寞也好，来到元大都为元朝官，终于不胜懊悔，后悔出山，成为自己一个难以原谅的罪过。这首诗中，有着沉痛的忏悔，有着深切的自责。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后悔，何必当初。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转轨，事业场景的切换，乃常数也。独是汉奸这一条路，为了30个戈贝克而将灵魂出卖给撒旦，那是绝对走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节上亏了，也就什么都跟着玩完了。
幸好，赵孟（兆左页右）是一位全天候的才子，无论当时的南宋遗民、蒙元官宦，还是后来的明清雅士、民国文人，无不欣赏他那绰约妩媚的行草真隶、他那华采风流的诗词歌赋、他那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历史的批判，仍然使我们无法闭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节；无法不谈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径。
赵孟（兆左页右）不仅仅书、画、诗、赋一流，文章、经济也卓有建树。据《元史》评论：“前史官杨载称，孟（兆左页右）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另外，他与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管夫人有一首诗，精彩生动，至今犹在传诵：“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得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爱情诗，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话诗，虽然，这是一首距今已经七八百年的古老作品，但字里行间，我们还能仿佛看到一个妙曼可人的女性形象。
虽然赵孟（兆左页右）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应该说活得不错，但绝不轻松也是事实。物质上的穷困是一个方面，精神上的折磨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假如他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既无自责，更不惧人责，死猪不怕开水烫，也许就无所谓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上、学识修养上、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环境中，相信他写那首《罪出》的诗，正是他的心声。
当汉奸，不但生前不自在，死后也不自在，这大概就是报应了。中国人对于汉奸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一贯如此，永远不变的。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间，吃过汉奸苦头最多最大者，莫过于宋。所以，两宋之人对于汉奸，也最为深恶痛绝。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秦）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而清朝无名氏《汉奸辨》则分析：“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
赵孟（兆左页右）刚投诚时，初到大都，其实也并不得意。忽必烈欣赏他的才华，统治集团猜忌他的忠诚度。所以任命为兵部郎中，官阶从五品，级别较低。当时统帅六部的尚书省平章政事，为色目人桑哥。元统治中国，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此人颇得忽必烈的信任，登上要位。按照奴才所信奉的哲学，同为主子驱使，心腹的奴才要高于非心腹的奴才，资深的奴才要高于新入行的奴才，桑哥有理由看不上赵孟（兆左页右）。而在元朝，还要加上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差别对待，桑哥为色目人，比赵孟（兆左页右）这个南人，高出两个层级，哪就更不将他当回事了。何况，阁下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于是，这个说来也十分可恶的桑哥，就曾因赵孟（兆左页右）犯下的细微过失，当堂施予鞭刑。众目睽睽之下，可让这个前朝的王孙公子，饱受了皮肉之苦，丢脸于朝廷上下。
二等奴才被一等奴才暴揍一顿，踹上两脚，当然也是活该！
正好，发生了这次地震，而且元世祖“询致灾之由”，赵孟（兆左页右）就想借此报一箭之仇。不过他知道，他要单打独斗，对这个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的桑哥发难，有可能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他私底下串联一个名叫阿剌浑撒里的忽必烈的亲信近臣，搞掉这个也是忽必烈的亲信大臣的桑哥。
“以夷制夷”，这是中国人的老祖宗传下的绝活，利用蒙古人扳倒色目人，坐收渔利。因为阿剌浑撒里虽与桑哥一样，同为忽必烈的心腹，同为老皇帝的亲信，但亲信也有先后之分，心腹也有亲疏之别的。赵孟（兆左页右）最擅长者，汉文化；阿剌浑撒里最仰慕者，也是汉文化。于是，一拍即合。这个蒙古要员倚仗一点政治上的特权、种族上的优势，便向这个色目重臣挑战。为什么地震？老爷子对忽必烈讲，就因为桑哥弄得天怒人怨的结果。据《元史》载，阿剌浑撒里为这次进言，很付出了一些代价。“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看来，赵孟（兆左页右）四两拨千斤，确非等闲人物。
所以，也不能以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来看赵孟（兆左页右）。一般来说，当汉奸者，或具有吃里爬外倾向，“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禀赋。一场地震，正好给他一次登台献艺的机会。近年的汶川地震，不也目睹某些教授、权威、主笔、特约撰稿人来不及地粉墨登场了吗？不要以为文人不懂政治、不玩政治，不过文人在政治层面的较量，段级较低，手艺较潮，一下子就让人看透罢了。
忽必烈何许人也，如果不是一条目光如炬的沙漠之狼，至少也是一条耳听八方的草原之狐。兔子老了尚且不好拿，何况他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对这个南朝降臣的地下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笛卡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有这许许多多的纷扰，就是因为人们不大肯待在自己家里的缘故。要是这位艺术家能够按捺得住，能够安贫乐道，能够厮守着爱妻管道升，不从抗震棚里蹿出来趁火打劫，里撅外挑，忽必烈也许就不会找他交流心得了。
我们在《元史·赵孟（兆左页右）传》中，看到这位灭宋的大帝与这位降元的文人，有过一段相当戳心窝子的谈话：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兆左页右）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
民谚有云：当着矮子，别说短话。叶李、留梦炎和赵孟（兆左页右），都是有前科的变节分子。忽必烈与他探讨汉奸甲和汉奸乙的孰优孰劣，而眼前这个汉奸丙，岂非十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嘛？言外之意，赵孟（兆左页右）再傻也听得出来，其实是蒙古皇帝给他一个善意的提醒。你从哪里来，是你做主的事，来了我欢迎；你到哪里去，是我做主的事，那就由不得你。阁下，第一，别忘了自己是谁！第二，千万别走得太远！这年忽必烈75岁，到底是一位老人家了。赵孟（兆左页右）得感谢人老以后，心肠不那么铁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比桑哥好多少。看到这位如坐针毡的前朝皇族，看到这位头冒冷汗的文化精英，忽必烈把口气缓和了下来：“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这对才子赵孟（兆左页右）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马屁诗一首，即席呈递上去：“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孝报皇元。”据宋朝周密的《癸辛杂识》说，这首诗让留梦炎恨他一辈子。
此次谈话以后，赵孟（兆左页右）便请求外调，落脚地为山东济南，做地方官去了。也许，他觉得既然上了贼船，又跳不下来，只好拣一个稍稍能避开风口浪尖的处所，暂且栖身。
王国维《东山杂记》写道：“文人事异姓者，易代之际往往而有。然后人责备最至者，莫如赵子昂。虞堪胜伯题其《苕溪图》云：‘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沈石田题其画《马》则云：‘隅目晶梵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王渔洋题其画《羊》则云：‘南渡铜驼犹恋洛，西来玉马已朝周。牧羝落尽苏卿节，五字河梁万古愁。’诸家攻之不遗余力，而虞胜伯一绝，温厚深婉，尤为可诵。”
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赵孟（兆左页右）曾经写过一首诗：“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时来泉上濯尘土，冰雪满怀清兴孤。”这首题曰《趵突泉》的诗，如果说“时来泉上濯尘土”，还可以理解他的忏悔，那么“冰雪满怀”和“清兴孤”，就有点文不对题、语焉不详的瑕疵。赵孟（兆左页右）和管道升尽管摆脱了京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面孔，但他变节仕元、背叛家国的心灵阴影，则是永远摆脱不掉的痛苦。
高启死定了
高启（1336—1373） 元末明初诗人，江苏苏州人。参加编修《元史》，受命教授诸王。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后因连坐而被腰斩。
征途险巇，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悲歌》）
诗只八句，但诗人所写出来的悲怆之情、危绝之境、苍茫之意、孤愤之心，那种艺术上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这些诗句，让人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的大气、李白《蜀道难》的壮观，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结尾“仰天悲歌，泣数行下”的断然收煞，也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那戛然而止的句式。这首诗，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误认为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现代的读者，显然不太熟悉这位在中国，已经很冷门的人了。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1336年，死于1374年，只活了38岁。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他的代表作《青丘子歌》，其实就是他的归隐宣言、他的追求目标、他的文学宗旨、他的诗歌人生：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镊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觅好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机，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斩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若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江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效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
这首自叙诗，与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入世不同，也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不同，而在元末明初这样一个战争环境中，要想远离动乱求得安宁，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的出世。
这首诗，结构之奇特，句法之跳跃，用词之突兀，选字之怪异，堪称“一绝”。
这首诗，想象之丰富，意境之广博，灵感之飞腾，情感之高蹈，堪称“二绝”。
这首诗，思想之自由，精神之挑战，好恶之强烈，爱憎之分明，堪称“三绝”。
历史上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明诗纪事》评价高启：“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明人李东阳对“明初四杰”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他说：“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高启、对其主要著作《大全集》《凫藻集》的撰述，评价是相当高的。“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纪昀也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华，深表遗憾，高启“行也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转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老天让他活，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第一，朱元璋视他为死敌张士诚死党之一。第二，朱元璋得国后，诏赴京城修《元史》，他有过辞意，这使得朱元璋不悦。小人不可得罪，他得罪了“天字第一号小人”，会有他好？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授他户部侍郎一职，他却自陈年少不当重任，被赐金放还。明摆着不给老朱面子，还好意思拿人家的银子。诗人也不掂量掂量，这几两金子，是拿得还是拿不得，竟然以为朱皇帝对他够意思，放他回家当隐士去呢！殊不知俗话有道，不怕贼逃，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记定了你，要给你颜色看，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老朱是最小人的一个，高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死定了。
清朝的纪昀，在文坛是主流派，在政坛是在朝派，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因为他怕当今联想，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这位学富五车的聪明人说：
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的编政，阅尽数千年的古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他褒高启的同时，将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诸名家，贬了一通，这种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帙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因为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能够活得更长一点的时间。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被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中国历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腰斩，这种刑法，即使在草菅人命的旧时代，也并不常常使用的。历史上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是比较热衷酷刑的朝代，秦始皇杀人如草，朱元璋杀人如麻，腰斩自然是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因此，在被夺命的中国人中间，这两位应该算是死得最不幸、最惨烈的。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
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翰林院编修高启的两条命。
据明朝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及属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苏州，以及属地的老百姓，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称帝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宽下的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
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腰斩，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朝李贤的《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触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曹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是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表态的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近乎吹捧，可端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绝对碰不得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精神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姓朱的典史朝觐他，都否认与朱熹的关系。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不剌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后来，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处决。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在历代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异议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政治运动中站在被告席里撅起屁股，准备挨揍者，无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原告席里声严色厉，口诛笔伐，振振有词，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者，无不自称为苦大仇深的贫民。其实，后来的调查发现，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腐化分子、贪污分子、不可救药分子的大多数，倒不是站在被告席里的“黑五类”。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
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被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朝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朝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称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的《四库全书提要》载，“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殉死的。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是不会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是可知的。但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封建王朝，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做亲密状，但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独裁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选择沉默，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这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就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还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笑到最后最后什么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他自己开路，却要你去当傻帽，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来说，高启是重要的；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什么？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米香、夜色、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无望之未来，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少类似文人在锤炼字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国的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儿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