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认识了一位良师——杨昌济。杨昌济曾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到日本和欧洲留学。回国后，在一师担任教师，教授伦理学。杨昌济学识渊博，语言生动，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而且他很喜欢和青年学生来往，毛泽东等人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对毛泽东也十分地器重和关心。从1914年冬到1915年的秋天，每到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毛泽东和一些好学的学生都会聚集到杨昌济家里，一起讨论有关哲学、伦理学和怎样更好读书的问题。有时杨先生留他们在家里吃饭。杨昌济有一个爱女，叫杨开慧，在父亲的关怀下，小开慧从七岁开始就接受了学校教育，逐渐地，她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理的新女性。虽然，她还不能完全听懂父亲和学生们的讨论，但她经常安静地站在一旁，认真地听着。后来，开慧也成了讨论中的一分子，和小伙子们一起评论时事，交流读书心得。在一群风华正茂的兄长中，朴实、敏锐的毛泽东引起了开慧的注意，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交流读书笔记和日记。一种美好的感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孕育。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家离开长沙，到了北京。这时，毛泽东也快要毕业了，杨昌济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邀请他毕业后去北京学习，然后找机会出国深造。
当时的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活跃，人才济济，是青年学生十分向往的地方。1918年8月，在一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毛泽东和20多位同样怀着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故乡湖南，以此为起点，毛泽东走入了一片更加生动的人生风景。
在北京的日子是艰苦的。开始，毛泽东和朋友们挤在一间小屋里，晚上大家睡在一个大炕上，八个小伙子盖着一条棉被，翻个身还得跟旁边的人打声招呼。后来，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工作的内容就是登记到图书馆看书的人的名字。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个会聚了文化名人和思想界先驱者的地方，毛泽东果然在图书馆看到了很多他仰慕的人。他总是找机会和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问题，但人们对这个穿着寒酸、操着一口难懂的湖南口音的年轻人并不怎么重视，这使得一片求学热心的毛泽东有些失望。但这时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他第一次读到了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通过这些在当时流行一时的檄文，毛泽东了解到了新兴的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他开始走上了一条通往光明和真理的道路。
到北京半年后，因为得知母亲病重，毛泽东准备回乡尽孝，顺路到上海送一些朋友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也是新民学会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19年早春，毛泽东来到了被称做“十里洋场”的上海，但他并没有时间游玩，他在积极地为赴法一事奔忙。
一天，毛泽东和好朋友萧三一起出席一个欢送即将出国青年的会议，原以为在会上能听到不少的新见解，没想到当时在一些留学人员中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生活方式的“花花公子”。一个到过法国的“先生”风度翩翩地走上了讲台，先是对法国奢靡的生活渲染了一通，然后便滔滔不绝地演说起来：
“到了国外，就不是吃中国菜了，法国大菜可是世界闻名呀，特别的高雅。大家要是不会使刀叉，那就要让人家笑掉大牙了。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为诸位演示一下使用刀叉的要领，大家回去后要加紧练习……”
台上的人竟然拿起刀叉舞弄起来。人群中的毛泽东早就不耐烦了，他皱紧了眉头，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捅了捅身边的萧三，萧三会意地点点头，两个人快步走出了会议室。
来到街上，毛泽东还是一言不发，心事重重。萧三说：
“这样的人真是我们青年的耻辱，没有一点抱负和理想。不过，我想总是少数吧。”
毛泽东沉思地说：“可能是少数，但这说明盲目地追求留洋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出去是为了学习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不是去享受的，可我看现在很多人实在越学越糊涂，简直学了个莫名其妙，这样还不如不去。”
萧三问道：“润之，那你什么时候出去呢？”
毛泽东望着远处，慢慢地说：“我正在考虑。从湖南出来这么多天，我觉得，中国真是很大，中国的学说也很丰富，我们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很少。出国不是赶时髦的事，我要先在国内把中国的学问和中国的事情弄清楚了，再出去不迟。”
萧三笑了，说：“润之，你总是和别人想得不一样，但你说得也有道理。不管那些人怎么样，我是会回来的。”
毛泽东也笑了，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了。”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后来没能出国留学，但他在国内确实认真地投入到研究中国的学习和运动中。正是基于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了解，他才在后来的岁月中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