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一个祖传三代的阉割世家，记得第一次手捏锋利的刀片，切割公猪饱满的睾丸时，那尖锐的惨叫，穿墙破屋，让我胯下的睾丸隐隐作痛。
当时正处在青春期，那种对性的朦胧渴望，加重了一个少年的羞涩与不安。专事阉割的结匠，如一张丑陋的标签，粘贴在我们父子的脸上，成为一张无法撕去的狗皮膏药。最要命的是那些貌美的姑娘，用一种拒人于千里的轻蔑眼神，一扫而过，那闪电一样的寒凉直逼胸腔，让人无处躲藏。每当这时，我受伤的内心无处言说，面对孤独无援的窘境，只好一口气冲上山顶，朝天大喊。可是喉咙如异物堵住，发不出丁点声息。
后来终于明白，是公猪的哀嚎和公羊的眼泪，替代了我的喊叫，那种乞求挣扎的眼神，传递了动物的疼痛、悲伤，还有绝望。整个夏天，我一直脊背发凉，望着走村串户收集而来的一大包睾丸，正散发着野蛮的血腥，这些割来的肉丸让我想起了父亲的嗜好。陈醋、米酒、蒜头、生姜、干红辣爆炒出来的睾丸，是他和酒友们津津乐道的菜肴，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那种生猛刺激的膻臊味道，撩拨着父亲的食欲，成为乡村酒徒壮阳滋补的至爱。
那段日子，我的身子如羊癫疯患者，不由自主地摇摆晃荡，草帽斜扣头顶，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势走过鸡飞狗跳的村庄。如今回想那神情，就如一条受伤的小狗，躲藏在父亲身后，拖着软塌塌的尾巴。
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对这门手艺会如此热爱，自如至终，从不自卑，只有自豪。在他心里阉割是喂养一家老小的衣食父母，在缺衣少食的年头，提供着餐桌上的美味，那一包取之胯下的肉团，让家人满嘴留香。
由于内心的抵触，我的学艺过程显得异常笨拙，操作起来反应迟钝，表情木讷，那样子根本不像在阉割动物，而像在阉割自己。对于儿子的愚顽表现，父亲大失所望。有时候他会咆哮咒骂，甚至想给我两个耳光，可是我只要看见牲畜胯下的睾丸，听到刀片切割皮肉的声间，四肢立马就会发软，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自己那个部位。
那是一段无比煎熬的日子，鬼哭狼嚎的动物，想着它们血淋淋的样子，我就无从下手。恨铁不成钢的父亲在不停叹息，我知道他的叹息是源于内心的失落，眼看世袭的结匠，后继无人，这是令他痛心疾首的事情。一学打铁，二学驐结，三学茅里窟，四学打夜说……在乡民的眼里，手艺有明显的三六九等之分。结匠是一门活计轻松，收入不菲的上等手艺。可在我眼里，这种专割卵子的差事根本称不上手艺，带给我的只有别扭和难堪，那种切割比屠户还要粗暴野蛮。想着将来要以此为生，心里有说不出的纠结与惶恐，后来由为家庭变故，终于让我有了逃离的机会，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乡村结匠。
为了证明我的错误判断，父亲年逾古稀仍然跃跃欲试，当一群报晓的公鸡在万籁俱静的清晨集体齐鸣，成为噪音的时候，已习惯晚睡晚起的慵懒居民，差点就要疯了。紧邻乡村的小城镇，偏偏有强烈的贵族情结，渴望迅速漂白自己的身份，他们无法容忍农耕时期的声音。动物的报时功能，早有电子产品作替代，于是他们想到了阉割，只有结匠才能让打鸣的公鸡永远闭嘴。
那天，相忘于江湖的父亲，满脸兴奋，被人请去一试身手，他一次性阉割了三百多只打鸣的公鸡。从早到晚，一直没有停歇。我知道，再次出山的父亲非常激动，他要向我证明阉割是永不过时的职业！晚上，喝了不少白酒，向我展示了鼓起的腰包，还有大盆的睾丸。
一天六百多元的收入，让父亲双眼放光，他不时打量着我，当发现我对他丰厚的收获无动于衷时，他的脸上立马就布满白霜，然后痛苦地掐灭了眼里光亮，从此再不与我谈论阉割的话题。
成年的前夜，那特殊经历让我对阉割的感受有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以至后来我一直在苦苦追问阉割的起源，寻找隐藏的答案。是谁发明了这种野蛮的方术？其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阉割作为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奇特现象，它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疑团。中国的阉割术究竟先施用于动物，还是先施用于人身？这似乎成为一个二律悖反的问题，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历史懂得大隐之妙，当事件陷入纠缠不清的时候，它就会施用隐身术，于是在某些关键处常常出现空白。现在可供查找的历史，都是打扮过的历史，甚至是阉割过的历史，除了通过实物遗迹去考证推理，已无法还原百分之百的真实。尽管考古学家从秦兵马俑一号坑中发现了只有阴茎，没有睾丸的马匹，并将其视为中国最早实施动物阉割术的考古证据。但在甲骨文镌刻的信息里，专家们认为还有更早的记录。
日本人川田熊清对我国古代家畜阉割术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是最早对马匹实施阉割术的国家。有关马的阉割，战国时期的《周礼·夏官司马》中即有“颁马攻特”之说，“攻特”便是马的阉割。秦汉时期，因为激烈的战争需要大批合乎条件的军马，这就要求择优汰劣，提高马匹的素质，要让体能巨大的雄性动物听从主人的召唤，由此，阉割就成了最简单易行的驯服方法。但在我看来，真正的烈马是不能阉割的，马一旦失去雄性的驱动，它就失去了飞奔的激情，消解了日行千里的神性。
某山区牧场，有位心性高傲的羊倌，曾放养了数百头山羊，那些大小山羊在方圆十几里的山岭上自由出没，从未有一只走失。每天羊倌把羊群赶上去，让它们白云一样在山头飘着，他便收起鞭子，返回村里，喝酒聊天玩女人。有一次他因女人的情事得罪了别的男人，于是就引发了一场事故。他放养的几百头山羊集体走失，他找遍了周围的大小山岭，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羊群就如浮云一样飘走了。高傲的羊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很久才有人透露信息给他，原来他家领头的公羊被人给阉了。失去睾丸的公羊在疼痛中迷了方向，把羊群带进了深不见底的天坑……
这起事故对羊倌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不仅让他家财尽失，同时还让他嗅到人体阉割的极端暗示。
人畜一般，这是民间俗语，字面看似浅显，但指向多义，涵盖深广，充分说明性是人与动物共同的本源，它生生不息，永不消亡。
研究者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发现阉割并非在动物身上完成演练后才加诸人体的行为。事实上，对人的阉割并不比对动物的阉割来得更晚，不说更早，至少也是同步。最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据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考证，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对阉割的记载，这说明我国最晚在商代就发明了阉割术。
一个真正的阉割古国，并没有留下自豪的资本，更没有成为一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伟大发明。反过来说，它只成为一种身体媚术和政治巫术，在王朝更迭，战争频发的历史流变中，阉割一直与权利欲望，与血腥杀戮纠缠不清。被扭曲异化的阉割术，不仅没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丝毫荣耀，反而制造出不尽的屈辱与血泪。当一个王朝的下行趋势进入临界状态时，一个民族从精神到肉体都被一同阉割。
历史在一些重要场合反复佐证：法国人有骑士情结，英国人有绅士情结，日本人有武士情结，美国人有勇士情结；而中国人却有着独一无二的阉割情结。我们的阉割从肉体开始，逐渐蔓延，蔓延到精神阉割、文化阉割、心理阉割，最终成为一个幽深的黑洞，蛀空我们的身体，滋生软骨的疾病。
最可怕的是阉割在看不见的地方出现，那些被拆旧建新的大小城市，就是被严重阉割的载体。1949年关于北京规划的争论就是例证，梁思成力主保护古城的呼声成为无力的弱势。他曾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最后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面对这样的责备，梁思成当场被气得失声痛哭……
后来中央请苏联专家过来做旧城改造规划，梁思成四处奔走，希望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苏联专家能手下留情，尽量保护京城的古迹。希望不要轻易拆毁几百年的古城墙、古建筑、王府、牌楼、四合院、街巷胡同等北京历史文化有关的一切。但是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谘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平津战役中热情帮助绘制北平古物保护地图免受炮击的爱国者，只留下“梁思成哭古城墙”“梁思成哭牌楼”的辛酸故事。回想二战期间美军准备轰炸日本时，专门请教梁思成，弄清哪些地方不宜轰炸？梁思成很快就划出了京都、奈良和大坂，并标出古迹方位，说明这是日本的古城，别炸。于是京都三千大小宫殿寺庙被完好地保留至今。一代建筑大师，危急关头抢救了日本的京都，和平时代却救不了北京古城。
“阉割”的英文单词（castration，castrate，emasculate），比汉字的字符更长，但他们指向更明朗，虽然人家的阉割术同样古老，但它往往表示一种宗教行为。早在基督教大兴其道之前，罗马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赛比利膜拜”。赛比利作为一个女神，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女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阿提斯染指其他女人，常常将他暴打。具有受虐倾向的阿提斯在棍棒下感受到了宗教般的狂喜，所以他挥刀阉割自己。“赛比利膜拜”的人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他们在一种狂喜状态下跑过罗马街道，并割下自己的阳具，扔到街边居民的家里。那些被扔进了阳具的家庭视为“幸运的居民”，看到血淋淋的东西后，立即拿出家中女人的衣服，送给自阉者。男扮女装的自阉者将女人的衣服穿在身上，并将终生守护赛比利寺庙。
审视中国的阉割史，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甚至没有任何底线，更多地指向一种刑罚，一种欲望，或者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
阉割由刑罚而萌芽，因战争而扩散，往前追溯七千年，那时因部落人口渐多，出现了资源紧张。在部族首领的指挥下，开始向外掠杀，由此爆发了几场著名的战争。先是代表庙底沟文化的黄帝打败了代表半坡文化的炎帝，然后炎黄合力，擒杀了代表良渚文化的蚩尤。蚩尤的东夷部族投降后，好多部下思念旧主，不守纪律。黄帝于是请画师绘制了蚩尤的头像，高悬在旗子上。蚩尤旧部看到画像，心生畏惧，自感羞耻，于是不再闹事。相传后世以蚩尤为刑罚之神，就是源自于此处。
刑罚终于以一种庄严仪式在部落间出场，黄帝悬挂蚩尤画像是上古时期惩戒的特殊方式。那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大都是木头和石器，后来才发明用泥土烧制陶器，不久发现了黄铜。但当时的冶炼技术尚处在萌芽阶段，可以洞穿肉体，致人死亡的金属刀具还没有铸造出来。不过离那个刀剑咆哮的青铜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狂躁的心魔只是暂时被禁锢，它注定迟早都要越狱出世，吸吮肉体，与血结盟。
没有金属发光的木石世界，呈现着史前的初原状态，留存人类最后一丝平静和温暖。嗜血的利刃处在浑沌的前夜，因此，当时对部族成员的处罚只能采取象征性的愧心行为。
随着人类思维的进化，坚硬的金属从骨头里发出咣当的声响，没有污浊没有犯罪的美好世界，在刀光剑影的闪烁中，刺破了纯净的天空，散发出野蛮的血腥。渴望征服的首领，随着技术的进步，衍生出无法预知的罪愆。所以第一个挥动刀光的人是幸运的，但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幸。
当“木官示禁”这种象征性的惩戒已经无法让罪犯慑服时，刑罚开始直指肉体。由“愧其心”变为“痛其身”。“扑作教刑”和“放逐”开始出现。“扑”是一种刑具，竹制，用来敲打罪犯的身体。放逐的意思是敲打罪犯，罪犯难忍疼痛，拔腿就跑，行刑者紧追其后，直至追出部落领地。
历史以寓言的方式预测当下，那些惊人的巧合如天衣一样毫无缝隙。行文至此，让我看到了人与动物之间更多的内在关联。在乡间，阉割动物颇有讲究，比如阉割非圈养的猫儿狗儿，首先必须选好场所，一般会选在离主人家较远的地方，因为那种致命的疼痛会让猫们狗们避之不及，如果在自己家中阉割，它们就会对主人失去信任，对这个割卵子的地方产生彻骨的恐惧。阉完后猫狗们将逃之夭夭，从此永远不进家门，成为流浪在外的野狗野猫。
所有动物都畏惧阉割，恐惧疼痛。这一点刚好满足了刑罚的要求，刑罚就是要让人产生恐惧，就是要“痛其身”了。庸城氏放逐季子；东里子放逐敖昏勒氏；黄帝放逐茄丰；颛顼时代。同胞兄妹性交，将被放逐；尧放丹朱；汤放桀；先秦时，卫放宁跪于秦，放公子黔牟于周；楚放屈原……
后来，放逐慢慢失却了它本来的意义，又跟流刑结合，统称“流放”。相对于三皇时期的清平世界，五帝时期可谓乱世，所以有“木官示禁”，有“五象之刑”；但对尧舜所处的“万国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五帝时期亦是治世。私有制在龙山末期已基本确立，父权制也已完全成型，民心不古，世风日下，各种争夺财产权和交配权的事情经常发生，“愧其心”已无法阻止男人们对财宝、对漂亮女人的迷恋贪婪或占有争夺，私有制的出现破坏了人的羞恶之心。
这个时期，南方有苗氏根据“五象之刑”化演出了五种“肉刑”：蒙黑巾在犯人脸上刻刺涂黑为墨刑；以草梗为帽带变为劓刑；以老苇做短裤变为宫刑；穿麻布鞋变为刖刑；穿无领衣服变为大辟之刑。直到先秦时期仍在广泛使用。
史家考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阉割，产生于私有制之后。五帝时代的象刑可以称为刑罚，因为它是针对部落内部的；而针对外族的“肉刑”，即割鼻、割生殖器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刑罚。根据刑罚的定义，应具备维护内部秩序这样一个基本目的，它的施行有赖于多数的暴政，或者首领的威望，甚至个人的羞恶之心，但决不是战争。
龙山时代针对部落内部的肉刑，实为私有制的结果。首先是财产私有，所以对任何冒犯私产的人都要处以重刑；另外，任何人的身体都属于部落首领，所以可以任意处置。财产私有制是那时候新生的秩序，于是必须用肉体惩罚来加以巩固维护。
在社会进程中，阉割如一条附体的影子，伴随朝代的变更，而每一次变更与前进都带着杀戮，历史是被血腥喂养出来的河流，而刑罚就是河流的拦河大坝。
人类从血缘家庭、氏族家庭、群婚家庭最终演变到对偶制家庭，依靠的是严苛的法制管束。对偶制家庭是私有制的代表性产物，所以通奸开始作为一项罪名，对它的惩戒方式就是——阉割。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伏生《书》传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宫刑。是宫刑为淫刑也。”义者何解？秩序也。
阉割作为一种去除性别的方式，因为时间和场合的各异，所以它施行在人与动物身上的结果完全不同。阉割后的家畜，失去了生殖机能，性情变得驯服温顺，便于管理、使役、育肥和提高肉类品质，去除膻臊异味。有些眼红好斗的公牛，一旦被阉割，它就变得安静老实起来。同时还可以防止劣种家畜自由交配，近亲繁殖，对提纯复壮、改良畜禽品种起到重要作用。家畜阉割后大大提高了养殖的经济效益。《易经》中有“豮豕之牙吉”的句子，意思是阉割后的猪，性情驯顺，牙虽锋利，也不足为害。《礼记》中说“豚日循肥”，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肥。所以在家畜中，猪的命运是最为惨烈的，除种猪之外，不论公母，一律要被阉割，因为母猪每月一次发情，会烦躁不安，不吃不睡，影响生长。大多数动物一生会有两次惨叫，一次被阉割，二次被宰杀。
家畜阉割技术的发明，是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阉割后的动物割除了性腺，体内的性激素减少，抑制糖类与脂肪的消耗，使糖类转化成脂肪，便于育肥。还有使役的公牛阉割后可以延长寿命。从这些方面来看，阉割动物似乎有诸多好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从来不会去理睬动物的感受。但在比利时，2011年因猪农会不使用麻药阉割小猪，引发比利时某动物保护团体的强烈不满，该团体号召四千多人不穿内裤，以此来抗议猪农的粗暴行为。
从我国的阉割历史来看，深度影响的不是在动物之间，而是在男人的身上。阉割施用于人体后，变成了催生宦官的土壤，当时把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因为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颜师古释义为：“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受宫刑之后容易中风而死，需要在像蚕室一样温暖而不通风的密室里养伤，待创口愈合后方能出室。下蚕室，这个听起很优雅浪漫的字眼，成为阉割的代名词。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刀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从这儿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何等残忍，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疼痛而长时间昏迷，最要命的是止血消炎的措施非常简单潦草，只是“以灰火傅之”。这个时候一般都是死生由命。
第二种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切除生殖器，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可阻碍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失去功能，直至如一枚干果，萎缩脱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力度，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些人变得更加强劲耐久。这种现象在阉割动物中时常有发生，由于没有完全摘除性腺，行话叫留“风水”，这类动物整天都处于性狂躁、性亢奋中。所以古代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彻底剔除，以免后患。
在古代医疗技术落后，阉割手术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呈献朝廷。但由于手术草率，医疗技术太差，在阮让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感染致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来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
对于中国的阉割术，西方人曾产生过浓厚兴趣，尽管阉人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埃及、波斯、土耳其、印度都曾有过相同的做法，但这些国家的阉割没有像中国那样系统和持久。在中国似乎成了一种体系，在元朝中国还有过一个洋太监，高丽人，名叫朴不花。七岁那年朴不花被净身，作为番邦进献的礼物送进了宫中。
阉割可以变身，太监成为礼物，这是皇权之下出现的怪胎。虽然太监绝大部分身份低贱，一辈子活得无声无息，但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名高权重的代表，如赵高、李辅国、魏忠贤、李莲英等，他们受到皇上的宠爱而权贵无比，甚至操纵皇权，祸害天下。正因为有佼佼者作为示范，向往荣华，渴望富贵的人们，便把孩子送去净身，以求飞黄腾达。
清朝末年，一些远道而来的欧洲人专门实地了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情形，在国外出版了不少论著。但这些描述大部分停留表面，甚至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翔实，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个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当时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他们的技艺绝不外泄，只在家内循环，父子相传。
净身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权力，施行前有许多讲究。净身首先要选好季节，最好是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需履行必备的手续，其中最关键的是订立生死文书，并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惹出人命官司。
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半会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有些因为在宫内身份低下，找不到生财的路子，很长时间也没有偿还阉割的债务。
一具完整的身体，交付给刀子匠，生死成为一种未知的事情。不管结局如何，手术前有两样东西必须带着：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大米、几筐玉米棒、几担芝麻秸，还有半刀窗户纸。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供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寒。
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腹泻，以减少排尿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相当于如今医院插的导尿管。
这种切除命根子的手术，在今天来说也属于大手术，所以手术时需要三四名助手。被阉者采用半卧姿势仰于床位，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腹腰部位，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作为消毒。
做完术前准备，执刀者开始亮出了刀子，那把镰刀状的利刃，闪着嗜血的寒光，握在手上有一种收割庄稼的气势。据说那刀是用金与铜混合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烤，就算是消毒了。
刀子用火烤过了，在手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双目紧闭的受阉者，听到嗖的一声，胯下像淋了一勺滚烫的开水，身子一阵抽搐。眨眼之间，那只父母所赐的阴茎连同睾丸被一起切除。
有些刀子匠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着割开一个口子，把精索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这一步与阉割牲畜几乎一模一样，首先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运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刀子匠会把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第二步是割阴茎。这一步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朝外鼓出，那样可能还要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痊愈后刀口会往里凹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太监绝大部分有尿裆的毛病，全都是阉割留下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敷住创口。
史料中记载，也有用栓状白蜡针插尿道的，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被阉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溜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三天，是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四肢被套锁牢牢捆住，那形状就如受难的耶稣，无法动弹。固定目的主要是避免阉者用手触摸创口，引起流血和感染。为了在四肢固定的状态下完成吃喝拉撒，门板中间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供大小便时使用。
这是真正的向死而生，度日如年的煎熬，浓缩了所有的苦难。当时没有像样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严禁饮水，就算干渴得嘴唇开裂，也不准饮水。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顺利排出，手术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种摧毁生命的手段，然而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做父母的却不断将稚嫩的孩子送进蚕室。在他们眼里，蚕室的后面连着一条光明坦途，其实哪知道路的尽头沟壑遍地，甚至是万丈深渊。
推进火坑的孩子熬过数日，苦难还没有完全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破裂、肠断脑炸。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否则可能导致腰身佝偻，大腿弯曲，一生都不能直立。阉过的孩子必须忍受这种折磨，熬住钻心的疼痛，学会在哭泣中欢笑，才有进入宫廷的希望。
马德清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他九岁那年，光绪帝刚过而立，有一天父亲哄着他上床，然后把他按在床上给他“净身”。多少年后，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马德清老人满脸悲凉地说：“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我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几十年过去，每当想起来，我的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
可以想象，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强行按倒在木榻上，一刀下去，将他的命根子干干净净地切除。那种夺命的疼痛无法形容，简直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马德清说他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割完后，那种长痛伴短痛的折磨，让他有一种生不如死的绝望。弱小的马德清像只微弱的蚕虫，要忍受几个月的“受罪期”。因为割掉阳具后，不能让伤口很快愈合，伤口完全愈合了就不能顺利排尿，所以必须先在尿道上接一根管子，然后让它慢慢烂下去，直到最后长出一条新的尿道来。
为了长出尿道，接下来就得经常换药，那药其实也并非什么金枪神药，只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末的棉纸。这种手法简直是往刀口上撒盐，痛肉上加刀。每次换药，都疼得他汗如雨下，死去活来。
这个时候的马德清已被完全掏空，身体虚弱成一根羽毛，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世界成了一张白纸，肢体成了一堆白骨。整天躺在土炕上，只准他仰面朝天，眼泪早就流干了，如一条化蛹的蚕虫，失去了水分。父亲的执拗与决绝，已经管不了儿子的疼痛，他必须要用这种死而后生的方式来塑造家族的希望。
仰卧太久，有时候脊梁骨折断了一般，他想翻个身，可哪敢动弹？只要略微欠一欠身子，伤口立刻就牵扯到前胸后背，那里面像有一只上帝的手，在狠狠地抓挠他的痛感神经。大小便只能躺着拉，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不过再怎换也是臭哄哄湿漉漉的。
马德清的伤口，四个月后才长好，从此他成为一个遭亲友们耻笑的人，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同情。十三岁那年，马德清被送进了清宫。
孙耀庭是马德清过世后存世最晚的一名太监，他尝到了末日太监的悲苦，他用一生的代价去追逐一个泡影。他曾伺候过端康皇贵太妃、末代皇后婉容，与溥仪接触甚多。他亲历了大厦将倾的皇宫最后的时光，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的凄凉一幕。
1902年，孙耀庭出生于天津静海一个贫苦家庭。童年时，父母沦为乞丐，迫于生计，他们决定送儿子去当太监。
八岁那年孙耀庭被父亲弄去净身，然而直到1916年才通过一位名叫任德祥的人介绍，进入宫中。任德祥也是一名太监，在宫中有些地位。孙耀庭进宫后，还是个黑户，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更没有什么字号，只好以“徒弟”的身份跟随任德祥，整天伺候左右。
1917年农历二月，皇贵太妃在一次看排戏时，听说任德祥手下有个机灵的人，不知怎么开了恩，命孙耀庭参加戏班。对于一个干粗活、无名号的底层太监，这简直是鸿运当头，一步登天！
暮春时节，他又一次见到了皇贵太妃端康。这次端康太妃心情甚好，不仅夸他机灵，还赐给他一个名字：王成祥。这个带着美好寓意的名字虽然与的本名毫无关系，但却可视作一张进入宫廷的通行证，从此，他就有了正式的身份，成为宫中正儿八经吃皇粮的太监。
身份是生存立命的资本，为了这个获得这个身份，净身者怀揣梦想，把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处理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借此预祝净身者将来鸿运当头，步步高升。
这是一种双向的期望，等到净身者某日发迹了，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阳具，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大都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割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世投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补偿。
梦想总是美好的，阉割却是惨痛的，而且是背负风险的。不一定每一个被阉者都能顺利进入宫廷，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总有一些时运不济者，阉去了命根子，到头来却瞎忙一场，那种悲凄惨痛，让人生不如死，绝望而终。
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从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测算运程生庚，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而计。
有时候一个人的爱好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私事，还会与祸福相依，和命运紧密牵连，历史上常可找到这方面例证。《水浒传》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对高俅的描写带有一种人性规律。高俅以一名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他尽管不学无术，但却掌握了高超的蹴鞠技术，这虽然只算雕虫小技，但却博得到了喜欢蹴鞠的端王赏识。当端王登基继位后，高俅便跟着飞黄腾达，很快官至太尉，为他后面的人生仕途做了很好的铺垫。
而唐太宗时期，宫廷中那位名叫罗黑的优伶，就没有高俅那么幸运了。罗黑因善弹琵琶被宫内相中，遂遭阉割，并封闭在宫中教人弹奏。明代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王敏随即也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从左右的内侍，在宫内专陪皇上蹴鞠。这样的生活应该不是他们想要的，可是由于一个爱好，却招来了阉割之灾，伴君如伴虎，一旦进入宫廷，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那个年代，生财有道者把目光盯上了阉割，除了去找正常途径净身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掳掠或贩卖边地幼童进行阉割，这种方式至隋朝以后已成为宫中宦官的重要来源之一。
自隋唐而至明清，之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宦官来自岭南、闽中，其缘由正在于此。唐朝时期的岭南、闽中不过是一片贫瘠之地，但这里的人却温柔、文静、俊美、灵秀。更重要的是内地禁止人身买卖，此等偏远之地则不然。因而自唐代以后，这里从事人口贩卖，尤其是从事幼童贩卖的市场始终兴盛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覆灭。
有一些相貌俊秀、聪明伶俐的孩子被贩卖后，再被人阉割，辗转送入宫中。不少人因从事转手阉割的买卖大发横财，成为当地的豪绅大户。还有一种就是地方官员或藩属的进献。地方官员为取悦皇上而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后献给朝廷，这种勾当在唐朝和明朝时最为炽盛。唐代各道每年都有义务向朝廷进献阉割后的儿童，称为“私白”。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年间由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献的阉儿。
明成祖时期，大臣张辅出使交趾时也曾顺便选了一批伶俐俊美的幼童带回京师，阉为宦官送入宫中，这些孩子大都聪敏过人，后来有不少德行甚高的宦官，在史书中千古留名。他们是：范弘、王瑾、阮安、阮浪、云奇、沐敬、兴安、怀恩、王岳、何文鼎、萧敬、黄律、吕宪、晏殊、孙裕、郑和、侯显、金英、覃吉、李芳、张永、陈矩、冯保、王安等。透过历史的迷蒙烟雨，审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称得上一代“贤宦”。
郑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世界文明交流的先行者，他的经历十分特殊。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郑和的父亲在战乱中死去，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获，随后被阉割送到当时的北平燕王朱棣府上做了宦官，并深受器重。
1405~1433年，郑和先后率船队七次下西洋，打通并拓展了中国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下西洋，不仅是郑和团队创造的绝世壮举，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荣耀。我们作为五百多年后的晚辈，只能自豪地遥想明朝时光，那碧蓝如洗的天空下，两百多艘航船组成宏大的编队，载着二千七百多名远行者，从太仓刘家港浩浩荡荡起航，那壮观的场面标示着东方帝国空前的威仪与国力。
郑和一生完成了十六万海里的航程，相当于环球航行四圈。那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人数最多、行动范围最广的远洋航行考察。按1405年首下西洋的时间来计算，郑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要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要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要早114年，这样的壮举无疑在人类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郑和虽然遭受过宫刑，但与其他宦官不同之处，他并非为了获得显达富贵，而是被逼无奈。与之相反，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自行阉割的奇特现象。这种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者干脆自己净身的行为，目的一般都十分明确，即希望通过自宫而入宫做宦官，显然是由宦官制度以及宦官地位的提高而诱发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
坐享荣华富贵是滋生宦官的土壤，那些世代辗转于贫困而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些天性懒惰而又不安于本分的人；一些无缘于科举而又祈望出人头地的人，纷纷自宫而进入宫廷。《清稗类钞》曾记载了清末一个姓张的宦官，他原本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因参加乡试时被墨迹污染了试卷而再次落第。他苦思数日而无以排解，愤而自宫，幸得不死，最终辗转入宫做了太监。
古代历经寒窗苦读却屡屡受挫的失意文人为谋富贵而自宫的例子并不鲜见，同时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现职官员也多有自残求进者。明代万历年间祸乱辽东的矿税使高淮，年轻时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且娶妻生子，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后来，高淮出任辽东矿税使，横征暴敛，祸害商民，最终因激起民变而被罢免回京。
这种失意文人与不得志的官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旦进入宫廷，往往能获得重用。除了失意文人和自残求进的官员外，更多的则是那些与书无缘因而根本不可能走科举之途的无业游民，他们愿意为求晋身而选择做宦官这条门径。在这些人看来，一时痛楚难忍的宫刑，远比十年或数十年的寒窗苦读要轻松得多。何况一旦入宫为宦就可出人头地，不论身居要职的官僚，还是富甲天下的豪族，都要争相巴结于自家门下，任意支使。
这等尊贵，除了皇亲国戚之外，恐怕普通人是不敢想象的极致。为求得谋生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宫乃是出于谋生或求得一个寄身的地方。
从清末一些宦官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当时绝大多数的宦官都来自京、津及河北、山东，而且原籍都相对集中。其原因在于，一旦有当太监的发了财，对周围的穷人便会产生很大的刺激，由此相互援引、推举、介绍，在当地迅速形成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如现在的乞丐村、偷盗村、小姐村，不顾一切，追逐金钱。这类目的强烈的宦官，当失去阳具之后会变本加厉去获取，有时甚至不择手段。
还有一种捷径是成为宫中宦官收养的义子，阉割后入宫继为宦官。这类人虽说幼年即被阉割，但一般是成为养子在先，被阉割在后，大致上都出于自愿。古代历朝都不反对宦官养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宦官既不可能生育自己的子女，而又有养老送终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伴随着宦官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至少在表面上希望能有正常家庭生活的心理需求。
在宦官势力较为显赫的汉、唐、宋、明诸朝，宦官的势力巨大，他们相互效仿，俗念缠身，娶妻养子相当普遍。上层宦官几乎人人都在宫外建有豪宅，都娶妻养子，而且其妻娶自高门大户者并不罕见。
唐朝权阉仇士良娶妻胡氏，乃是已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可谓家世显赫。唐肃宗时奸宦李辅国娶的是权臣元擢之女，家世同样显赫。娶了妻便要有子。当时朝廷规定高品宦官可以由养子享受门荫入仕、承袭爵位等特权，因而一些贪图富贵之人趋之若鹜，或径自卖身投靠甘为养子，或送子侄为其养子，心里痴想的无疑是入宫为宦后的荣华富贵。
朝廷规定宦官只允许收养一子，但事实上收养数子乃至数十子、数百子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以自愿阉割为代价，不惜改名换姓，谋求进达。唐朝权阉杨思晟本姓苏、高力士本姓冯、杨复光本姓乔、杨复恭本姓林、田令孜本姓陈，后来都随其养父而改姓。为宦的代价固然很大，但回报也同样可观。出于培植自身势力的需要，权阉养子往往都能成为高品宦官。大宦官仇士良有养子五人，除一个因年纪幼小未能入仕之外，其余四子皆承恩入仕且位高权重。
新老宦官的交替，利益的勾结滋生出复杂的裙带关系，形成了幽暗的人心世态。在自宫的庞大队伍中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幼童，他们或是被父伯、兄长送入净身作坊，或是由人贩子卖给净身作坊。这些幼童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切听任摆布。把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家人的狠毒。至于那些被唯利是图的人贩子拐骗而来的幼童，从小就失去了与亲人的联系，像一叶飘萍，随波逐流，孤寂一生，他们甚至长大后都不知道该去恨谁。
明清时代，一些自愿接受净身的人要经过报名和资格审查，时称“挂档子”，主要是看相貌、身段、言谈举止。对那些已经成年，相貌丑陋或不够机灵的人，一般不给手术。可见做阉人并非那么简单，设有各种门槛，如果容貌俊秀、聪明伶俐的人入宫后很容易得到皇帝、后妃的喜欢，在经济和权势上也容易有出头之日，所以作坊主愿意为这些人做手术。相反，那些面相不雅又不甚伶俐的能够进宫就算是他们的造化，进了宫也往往很难生存。
遭受阉割之痛只是入宫的前提和必备条件，要真正进宫成为宦官，还得经过严格的筛选。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宦官的选用就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阉人进入宫廷首先必须查验确认。秦王嬴政刚继位时，太后为了让嫪毐进宫以满足自己的淫欲，与吕不韦串通一气，先暗中厚贿掌施宫刑之人，又拔掉嫪毐的胡须，以遮人耳目，方得蒙混入宫。与之相反的例子是东汉时期的宦官栾巴，他本是天阉之人，后来生理上却出现变化，“阳气通畅”，因而被驱逐出宫。对于新进宦官，历朝还有年龄上的限制，一般说来，以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为多，娶妻生子后的成年自宫者，入宫的几率较小。其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年少者便于管理和役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宫廷安全的考虑。
处在权力旋涡中的宦官，绝大多数有畸形心态，他们时刻虎视眈眈。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在此之前，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不佳，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看到功成名就、天下归心的齐桓公，进入了人生的巅峰状态，于是开始骄傲自满，飘飘然起来。无论是国君，还是草民，一旦骄横就会头脑膨胀，不知所以，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处于病痛中的管仲，对这位国君，乃至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出深深的忧虑。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常常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相反只会迷恋于那种肉麻的恭维和吹捧。让管仲最担忧的是齐桓公的周围，出现了易牙、竖貂，和公子开方几个曲意奉承，投其所好，巧言迎合，讨其欢心之类。
那天，来看望管仲的齐桓公问：“将何以教寡人？仲父！”
管仲答：“请允许我向你建言，你身边的三位宠臣，易牙、竖貂和卫公子开方，作为陛下亲近的朋友，当无不可。但我还是建议你尽可能地疏远他们，如果做不到这点，至少从今而后，切不可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
齐桓公一脸不解地瞪着管仲问：“这话怎么讲呢？”
管仲答：“因为他们的品德，不可信；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可靠；因为他们的动向，不可测。所以，的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
齐桓公听了哈哈大笑：“仲父啊，仲父，你太过虑了。”
他告诉管仲，这三位亲信能够得到他的信任，能够受到他的宠遇，能够讨得他的欢心，因为，他注意到了多年来这三位对他的耿耿忠心，对他的唯命是从和无所顾惜。齐桓公说：“易牙是一位烹饪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总是在我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端来我正好想要吃的东西。哪怕半夜三更，我的胃口有一点吃的欲望，易牙肯定会适时地送来美味佳肴。有一次，我对易牙说，天底下的东西我都吃遍了，唯一没有品尝过的就是人肉了。当天的晚餐就有一盘异常鲜美柔嫩的蒸肉。易牙告诉我，这就是我想吃的人肉，而且还是三岁小孩的肉。我问他，你怎么能知道这盘肉，是三岁孩子的呢？易牙说，那是我的儿子。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易牙说，忠臣心目中只有君王，为了君王，是不必顾惜家人的。”
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犹可疑乎？接下来，齐桓公又夸奖竖貂，说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了不起，就是他的不惜牺牲自己，心甘情愿地割掉了传种接代的男根，这是何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啊！他为了服侍寡人，为了贴身效劳寡人，为了能进入宫廷时刻效忠寡人，自愿接受宫刑，成为宦官，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竖貂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乎？然后，说到公子开方，这样一位卫国的贵族，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十五年来追随寡人，连家都没有回去一次，这样的忠贞之士，怎么能不信任，不重用呢？
管仲听了齐桓公的话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他说：“天下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而且爱自己永远超过爱别人；如果对自己身体都忍心残害的人，他对别人岂不更心狠手辣？！没有人不爱自己儿女的，如果连自己的儿女都狠心下手，那他还对谁下不了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如果十五年之久都不想见父母一面，连父母都抛到脑后，他为了自己的野心，对其他的人又有谁不会抛到脑后？”
齐桓公问：“这三人在我身边很久了，你从前怎么不提？”
管仲说：“国君在私生活中，应该享有癖好，否则国君便没有丝毫乐趣了，但这些癖好，必须不干扰到国家大事。我死之前，还可以防止他们。我死之后，恐怕他们会像洪水一样地溃决。齐桓公一生都在管仲的指导之下，只有这件事他大大地不以为然。”（柏杨《中国人史纲》）
管仲死后，齐桓公迫于管仲的遗嘱和大臣的压力，不得不将易牙、竖貂、开方三人免职，但因长期听不到他们拍马奉承的肉麻话，感到非常难受。过了不久，又将三人复职。这三人被召回宫廷后，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培养奸佞，打击忠良。
后来齐桓公病重，他们为了矫托王命把王宫用高墙围起，只留一个小洞，桓公饮食，全靠小太监从洞里送入。并很快连饭也不送了，桓公在饥渴中悲惨死去。桓公死后，众公子忙于争夺王位，直到六十七天后才在老臣的建议下发丧，其时，桓公之尸已腐烂不堪，虫蛆爬出户外，恶臭难闻。齐国霸业随之衰落。
清圣祖康熙皇帝在训诫臣下时，曾不无夸张地称明末宦官计有十万人之巨。无论是较为保守的“七万”，还是相对夸张的“十万”，明代宦官人数之众都是空前绝后的。
其实对于宦官的扩张野心，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早有预见，他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殃民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铁牌一块，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明朝初期对宦官的控制非常严格，但朱元璋去世后，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有任用，宦官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提高。
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识文断字给宦官提升了内在的功力，他们攻入皇室的营盘，寻找扩张的机会。正如当下手机段子所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出现了。
王振系山西蔚州人，入宫前他不仅读过书，还当过几年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进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当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这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博太子喜欢。渐渐两人变得形影不离，关系密切。此时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了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周围，为虎作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被人称为“立地皇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阉。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擅权乱政、排斥异己、祸国殃民，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公元1505年，太子朱厚照即位。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疏远托孤重臣，宠信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任意妄为，成为祸害人间的“八虎”。
凶狠狡诈的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投武宗之所好。胸无大志、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仅画上“闻知”二字，再无回音。武宗在刘瑾等人的怂恿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视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到过。
魏忠贤是无赖出身，为逃脱赌债而自阉入宫。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博闻强记，尤善逢迎拍马，为人更是猜忌残忍、阴狠毒辣。围绕在魏忠贤周围的无耻之徒，为讨好魏忠贤，还想出了为其立生祠、塑雕像等无耻的招数。浙江巡抚潘汝桢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其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其后，各地都抚大吏，甚至一般商人、无赖都纷起仿效，还请皇帝为他们建立的魏忠贤生祠赐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泥胎三跪五拜，高呼九千岁，大江南北，一片乌烟瘴气。对魏忠贤的颂扬之声不绝于耳，这些人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尊敬，不再呼其名，而称“厂臣”。如大学士代皇帝所批奏折上也写“朕与厂臣”，可见阉党魏忠贤的气势何其凌盛！
迷失方向的昏君，完全被阉党控制，当时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来势汹涌，大将袁崇焕率军征战，喜获宁远大捷，可是忠将未能得激赏不说，而魏忠贤与满朝文武反而加官晋爵。此时，看似掌管天下的皇帝，其实他的权力和精神一起被宦官阉割。
阉割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把双刃剑，有人在刀锋上狂欢作乐，有人却在刀俎下肝胆俱裂。作为刑罚，这种酷刑让西汉武帝时期一位太史令痛彻骨髓。他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为“史圣”。他忍辱负重，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脉络中，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方法，完成了传世的史学巨著，矗立起一座巍峨挺拔的史学高峰。中国五千年历史，他一个人就写了三千年，真是了不起的司马迁！
公元前99年，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出生在黄河岸边龙门古邑的关西硬汉——司马迁，遭遇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他彻底看清了身边那群没有骨头的同僚有多么丑恶的嘴脸。所有的大臣都黑白颠倒，睁眼说瞎话，朝议时他的心痛如刀绞。回想名将之后的热血忠勇，太史令好一阵心寒。在道德良心的推动下，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他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有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很有国士风范。李陵虽然出兵不利，但岂能落井下石，夸大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投降匈奴，其意在于保存实力，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此番虽是肺腑之言，可言下之意似乎在说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应尽之责。司马迁的诚心直言没有让武帝清醒，反而触怒龙颜，惹火上身。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狡辩，混淆视听，有意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一气之下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生死关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大臣们，没有人去劝说怒火冲天的汉武帝，帮助司马迁解围，而是反过脸来，朝司马迁的前胸后背万箭齐发，群起攻之。他听到石头落井的声音，文武大臣，趁机弹劾，纷纷指责司马迁执意为叛徒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按汉朝律令，罪当至死……
司马迁陷入了绝境，但他并不畏惧。汉武帝看见将负重刑的司马迁，仍然毫无惧色，一脸坦然，于是内心陡增愤怒。他感到至高的皇权遭到了挑战，天下仍有帝王无法控制和抵达的地方，那就是自由于肉体之外的思想和精神。所以此时汉武帝改变了主意，他不想让司马迁痛快淋漓地死去，要先给他足够的羞辱和折磨，想了想，最好的方法便是给司马迁施以“宫刑”。
这是一个帝王的变态心理。为了能让司马迁完整地领受“宫刑”的痛苦，汉武帝还特别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告诉他：此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五十万两白银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之辈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较劲。有钱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那年，汉武帝刘彻五十九岁，司马迁四十七岁。
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荒淫老男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另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男人性爱的权利。一个年近花甲，日薄西山，性能力逐渐丧失的皇帝，用这种歹毒的手段制裁一个血气方刚、如日中天且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文人。
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每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妒忌心理，你司马迁不是自视正直无私吗？不是自视血性男儿吗？那我就将你连根拔起，把你的锐气扫平，让你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让你在屈辱中苟活，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份刚强和倔强！
呼风唤雨的汉武大帝这次失算了，虽然西汉年代的时光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那种无法消弭的疼痛却伴随一声绝唱，在后来者的心中经久蔓延，蔓延成一部旷世的史书。对一个男人来说，宫刑不但是一种仅次于死罪的酷刑，它更是一种奇耻大辱，它比死刑更灭绝人性，让受刑者生不如死。可是居心叵测的汉武帝没有想到，致人于绝境的宫刑，会反过来让司马迁流传千古，让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尽管汉武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刀光闪过，帝王看似阉割了别人，实则阉割了自己，他让司马迁完成了涅槃重生。
我猜想，宫刑之前，司马迁是心存的顾忌的，因为《史记》要为当朝记录，这与其他史籍有着许多不同的之处，如肯定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同情在汉王朝残暴统治下爆发的农民起义，不为汉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一个极度专制的王朝，想让一部史书达到“不虚美、不隐恶”，达到实话实说很不容易！班固以后各代编写历史，都是一个王朝已经灭亡，后人给这个朝代撰写历史。而司马迁不是，他是从尧、舜开始，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为止，他是本朝人写本朝的历史。特别是写汉武帝这个时代的历史，其麻烦之多，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法应对这样的风险和难度，但是宫刑之后的司马迁已经放下了一切，包括生死，所以说，后无来者的《史记》是不可复制的个案。
阉割的本质就是支配与垄断，正如雄性动物，总想支配雌性动物。历史上任何皇权的争夺，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江山社稷、黎明百姓；于人的内心而言，权力的风光之下是人的私欲不断膨胀，百转千回，最终绕回到人的原始本能。正如作家祝勇在《旧宫殿》中写道：“皇帝是宫殿里住着的唯一长有阳具的人。这有些奇特，尤其在夜晚，在那些品级不同的文武百官们过客般地消失之后，在白天的喧哗之后，七十二万平方米，八千七百零七间房屋的紫禁城内，共计只有一只阳具。这只阳具跃跃欲试，生机勃勃，威武无比，然而巨大无边的空间使它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向。繁密的后宫存在着某种巨大的空白，这些空白需要皇帝的阳具去填补。这是皇帝的权力，也是皇帝的责任。皇帝的绝对权威要求他的阳具像劳模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除开国皇帝外，后世帝王往往生于宫殿，长于宫殿，他们的生命力呈递减趋势。皇帝的活力存在于占有欲和侵略性中，而宫殿对皇帝阳具的优惠待遇，恰好能保持了帝王的侵略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侵略性可能微弱到了只能对付女人，一出宫墙就弱不禁风，消弭无形……”
皇帝为了实现阳具的高度垄断和对后宫阴性的绝对占有，为了保证皇帝的血统绝对纯正，为了确保皇帝阳具的权威，必须阉割千万条阳具来供奉。数千年的历史，被割下的阳具已经堆成一座高山，在漆黑的夜晚与砍下的脑袋遥相呼应。
不可否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的时候，汉武帝心情极坏。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得胜的匈奴军狂歌劲舞，这一切让大汉王朝颜面扫地，汉武帝心里万分窝火。更重要的是还有一道不能言说的暗伤，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实则“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那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而不需要任何的规劝和指责，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站出来，大胆地针砭时弊，正好撞到了帝王的枪口上。
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可以窥探到事件的某些真相。其实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台的不单是几句逆耳的忠言，而是“文人相轻”这个痼疾。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诗唱赋，在众多场合他都以文人自居。毛泽东在《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顶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下的文人较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在文坛他仍然要做老大。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喜欢较真，叫板，甚至妒忌或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自然会不择手段。
司马迁遭宫刑后，汉武帝仍然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放到太史令的位置上，这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后，干这个差事正符合他的身份。汉武帝对司马迁进行刻意的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又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编纂室里，承受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感受得到。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我虽然无才无德，但也曾听说品德高尚的长者遗风。只是自以为身体残缺、地位下贱，一行动就遭人指责，想做点贡献却反把事情搞坏，所以才心情抑郁，无人诉说。谚语说：“为谁而干呢？又让谁来听呢？”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人只为知己者效力，女子只为喜欢自己的人美容。至于我身体已经残缺，即使怀抱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才华，行为又像许由、伯夷那样高洁，还是不可自以为光彩，这样反而会使人感到可笑以致自取侮辱……
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他的内心有多么疼痛和悲伤，更让他痛苦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推断是完全准确的。李陵在匈奴数年杳无音信，汉武帝派公孙敖带兵设法抢回李陵。公孙敖领命而去，无功而返，为了完成任务，采用欺骗手段，告诉皇上：“听说李陵在那边训练匈奴兵，要攻打汉朝。”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一怒之下命人把李陵母亲、弟弟、妻儿满门杀绝。其实，替匈奴训练士兵的人叫李绪，是一位早年投降匈奴的汉都尉，公孙敖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就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来，李陵宴请苏武，李陵给苏武斟满酒说：“你不降匈奴，忍辱负重，名扬天下，功劳盖世。”李陵推心置腹地告诉苏武说：“我投降的目的原本是想找机会劫持单于，为国效劳。却不料汉皇不了解我的心志，杀了我的老母和妻儿，绝了我的归路。”苏武说：“过去，我深知老友为人处世的态度，但现在你的处境不同过去，是非功过，也只好由人们去评说。但是我决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
李陵听苏武说完后，长叹一声：“比起苏君来，我这个人真如粪土一般。”说罢，热泪纵横，起身吟唱了一首《别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曲歌罢，李陵朝着南方跪拜不起，苏武望着他，叹息不止。这就是李陵“身在异族心在汉”的故事。
阉割的密史，满含血泪，数千年来，阉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无限深广，它像一根尖刺，深深插入了国民的心灵和肉体。历史已经走远，岁月掩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奔腾的生命长河中，古老的阉割与宫廷的是非恩怨形成历史的对位，王朝更迭，虽然花样翻新，但本质却从未改变。面对权利与欲望的诱惑，阉人们如飞蛾扑火，前赴后继，拼死搏杀，陷入深深的旋涡。
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它是线状的，也是线装的；是人写的，也是人创造的。它前行的步伐就像一把横扫一切的利刃，刀锋过处，无数的生命如麦子一样倒伏，而风雨之后又重新生长。皇帝一个一个，走马灯似的调换，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纲纪变更，唯有奇异的阉割心理如鬼魅一样紧附人身，不愿离去。
对于我们来说，生理阉割并非是民族最可怕的重创，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宦官太监的命运被迅速终结，现在生理阉割者基本绝迹，但另一种形式的阉割却阴魂不散，值得警惕。
面对当下，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似乎也有一种被阉割的疼痛。人类可以被阉割的不仅是最能代表他尊严和生命力的阳具，还有坚韧的精神和不拔的意志。中国的思想史，就是一部阉割史，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不知道曾经阅读的经典，竟然是被阉割的版本，我们在经历阉割的过程中，毫无意识。因此，那种在精神和意识上奋起，行为和决断上主动介入的男人自古少见。屈原、司马迁、鲁迅、陈寅恪等人也许是少数健全的个体。文弱的太史公阉割之后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了下来。成为流芳千古，精神不死的泰斗。
与太史公相比，我们虽然拥有健全的肉体，但在精神强光的照射下，如何面对赤裸的身体？也许我们只能弯下肢体，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下身。
从焚书坑儒、科举制，文字狱中可以找到精神阉割全部过程，在这种高压之下，培育出来的犬儒蛆蝇一样，爬满王朝的肌体，使这个庞大帝国鲜有慷慨悲歌之事。由此，对阉割群体来说不仅是简单的体外切除，而成为一种精妙的变性，这样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文化是政治的缩影，宋代以后，各种精英书写日渐式微，而民间书写则日益繁茂，特别是小说盛极一时，人们从说书式的艺术表现中找到了对现实的隐喻。如今学术腐败，新犬儒主义重新占据舞台，大学在担当道义的呼声下忸怩作态，而在思想文化统制的要求下半推半就，受犬儒主义支配的高校，最终为社会批量生产犬儒：培养社会精英的学府，成为欲望的繁殖场所，知识和权力并未在这里激战，更无法在此提升构造。他们在学术的舞台上表演做秀，他们在跳在笑，在资本上升的美好时代，不知疲倦地为民众制造噱头和乐子。他们炮制的产品被命名为论文或著作，他们的灵魂依附的不再是某种必须被信仰的理想，也不再是某种被勒令坚持的原则，而是职称、住房、待遇和享乐。当初用来约束身体的法则，如今被用来规训灵魂。房子、车子、票子……不再是身体的保障，而是灵魂的需求。犬儒们无需置身刀具之下，下体就已鲜血淋漓，这个时代在群起自阉。
2012年5月23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法务部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对四名儿童实施性暴力犯罪的朴某下达性冲动药物治疗命令。该罪犯成为韩国新法案施行以来首例“化学阉割”适用对象。古今中外各国政府对于屡教不改的强奸犯，实施了打击和惩处，可是这种兽性从来没有销声匿迹，韩国政府独辟蹊径，采取没收犯人“作案工具”的方法，这一举措在世界施法史上成为一种新的标本。
韩国政府这一法律的实施，在国内一些网站上引起了热议。支持的一方说：我国近年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部分与淫欲有关，他们包养情妇、二奶、三奶的屡见不鲜，如果在适度的情况下对这类官员施行化学阉割，相信会有很好的震慑力！饱暖思淫欲，那些贪腐者无不沉溺于荒淫无度、情感纠葛、包养情妇、第三者插足的生活中，当感情发生变化，女人为了报复，割伤、割断男性生殖器的案件屡见不鲜。
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让阉割重回刑罚的领域，这是重拾残忍和愚昧，是历史的倒退。随着正反两方争辩转为争吵，争吵升级成对骂。支持的一方骂反对的一方是贪官的后代；反对的一方骂支持的一方是太监转世，刀子匠投胎。吵吵嚷嚷的口水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胜负难分的拉锯战中，因为出现了新的热点，很快转移了网民的视线，双方这才偃旗息鼓，归于常态。而此时留存在网络空间的阉割二字，犹如一群隔世的饿殍，那骷髅般的眼睛，成为吞噬精神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