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眼中的李鸿章
（美）科士达[1]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这在十九世纪末的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不少颇具影响的诗词作品；作为军人，他参与过许多次重要的战役，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作为政治家，他在地球上这个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连续三十年身居高位；作为外交家，他成绩斐然，有资格跻身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际关系专家之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国诞生了许多学者、若干的将军、若干能力出众功成名就的政治家，以及为数不多的一流外交家。但是，我们挑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像李鸿章这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卓有建树，并拥有极高的造诣。
正因为这样，我们为能整理出这样一本回忆录而感到高兴。它是从李鸿章篇章繁多的日记中精选出来的。这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我们可以通过它更好地了解李鸿章的性格和事业。
想要公允地评价一个人，必须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此，依据欧洲或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判断李鸿章的个性和成就未免有失偏颇。李鸿章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教育，自小耳濡目染“四书五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鸿章的生活范围完全限于中国国内，他只能通过鱼龙混杂的通商口岸去了解西方文明。
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不得不面对极端顽固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与那些对外国心存偏见或一无所知的同僚共事。他生长在乡下，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门第算不上高贵。李鸿章的父亲属于乡绅阶层，苦读多年后，考取进士，官位也并不显赫。他未能给自己的儿子提供飞黄腾达的条件，只能让李鸿章寄希望于科举功名。李鸿章科场一路顺利，最终从两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中进士，点翰林，风光无限。
因此，李鸿章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并以智者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他被同僚们公认为一流的大学士。他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在大清国广为流传并颇受好评。李鸿章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学造诣，即使到了晚年，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外，他最大的抱负，仍是想获得中国“桂冠诗人”（诗坛领袖）的美誉。
早年，李鸿章一心只想从事文学。但是公务缠身注定让他的期望落空，并将他的生活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在李鸿章博取功名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兴起到全国的地步。这次农民起义，在他上学堂时就开始的。几年以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动荡的形势反而愈发严峻，甚至引起百姓的恐慌，冲击了清廷固有的秩序。
就在李鸿章从京城回家之时，他与太平军擦身而过。他们已经攻取了南京，正斗志昂扬地向京城进发。当李鸿章发觉危险将要向授予他崇高荣誉的朝廷心脏逼近时，他的忠义之情被激发了出来。他立即响应圣旨，着手筹办团练招募乡兵，攻打并侵扰太平军的后方。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道的：“所有人都知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用老祖宗的话来说，我是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似锦前程……可这是写诗的时候吗？这片土地里满眼都是水深火热、战乱纷纭，谁会在乎写诗呢？”
接下来的四年里，李鸿章积极参战，并初步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所率领的军队，不断给太平军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筹建了“常胜军”的美国人华尔，与他并肩作战。华尔在战场牺牲后，戈登将军继任为这支军队的管带。李鸿章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后者，他不仅非常赏识戈登的才能和战绩，而且对戈登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也了如指掌。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频，那些年，李鸿章一心报效朝廷，一直专心在南方指挥军队作战。后来，天津发生涉外纠纷，法国威胁要与大清国交战。于是，朝廷才把他派到天津应对危机。凭借其超群的军事才华、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李鸿章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被赐予史无前例的至高荣誉——清政府不仅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还指定他为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并加授一等肃毅伯。这些高级头衔，使李鸿章一跃成为清政府的头等要员，并持续三十年，直至他死亡。
李鸿章大半生在天津履职尽责，有二十四年。其间，他时不时地去北京公干。因为身居高位，且工作的地方是靠近京城的港口，在为与世隔绝的皇帝站岗放哨的同时，李鸿章也有机会接触到和各国政府有联系的各色人物。作为清政府外交部门的实际领导者，李鸿章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与训练有素、精明透顶的欧洲外交官相媲美的。事实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李鸿章总是能在谈判过程中赢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和尊重。
与李鸿章同属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从外交的对手那里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在与英国人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他既实现了大清政府的要求，又表现得相当坦率公正。威妥玛爵士曾经说过，只是由于认可李鸿章在交涉问题时所表现的率真，他才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在调停1885年中法冲突时，法国公使在和约中加入了这样一条：“法国声明放弃索要赔款，为的是向李鸿章阁下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智慧致敬。”
1895年，日本政府拒绝了大清政府首批议和专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告知清朝政府，如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他们将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他。日方对李鸿章的品格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在准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期间，俄国沙皇亲自电告清朝皇帝，请满清朝廷委派李鸿章为特使前来朝贺。有人便谴责李鸿章受俄国的影响过深，有人甚至断言他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因此才会如此受其重视。而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将让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因为它清晰地表明：李鸿章正确地识破了俄国政府的阴谋，并清楚地掌控着局面，表现出全面而伟大的爱国情怀。
在一个追名逐利、把做官当成进身台阶的氛围中，一个大部分人都喜欢用公共的职位来获取权力、装饰门面的国家里，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有几个敌人也是很正常的。读了李鸿章的日记，我们就能知道，他对手众多，一些人甚至与他势不两立。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把他看作是最有能力的高官，并且非常地尊重他。这一点，在他庆祝七十大寿时可见一斑。当时，皇帝赐给他丰厚的贺礼，并亲笔题写了赞词。皇太后和亲王们也争着给李鸿章送礼。大小官员和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慷慨地奉上礼物；按照老规矩，寿日那天，他大摆寿筵，贺寿的队伍浩浩荡荡。祝寿活动的高潮，是大清国的高官们在张之洞写的寿序上签名。
张之洞的尊贵地位和影响力，在清朝仅次于李鸿章。虽然，两人也常有政见相悖，但张依然很尊重李。作为中国颂词的范本，现摘录张之洞寿序中的一段，大意如下：
“您的一切令人钦佩：深邃的著作、惊人的战略、敏锐的洞察力，禀赋卓越，不可动摇……在翰林院时，站在您身边，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在处理两湖重大事务时，我与您相比较，深感能力有限。我们全心地信任您，我真心地向您学习。与您相比，我是普通农夫之于最好的神箭手，拙劣的璞玉之如斧钺。您是国家之栋梁，民众之期望，如柱石擎天，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君王所赖，如姜尚子牙，万众敬仰！”
尽管在政治生涯中，李鸿章总是想扮演一个严肃无情的角色，好像那尘世间的生活，他漠不关心。但是，在日记的很多地方，却流露出他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本性。他对母亲的挚爱令人感动、李鸿章母亲生活在一个偏远的省份，身患重病，即将离世。那时，李鸿章正在天津忙于教务。他便向摄政的皇太后请假，希望回到母亲的病榻边，他说：“十三年前，我和母亲道别之后，一直未曾谋面；现在，母亲已八十三岁高龄了。她老人家身体不好，因时常想念不在身边的儿子，病情日益加重。闻听此事，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恳请恩准回家探母。”
最终，朝廷只给李鸿放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他在出发前，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于是，李鸿章请求在家丁优三年，但是慈禧太后说，国务繁忙，只能允许他回家一百天。由于没有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李鸿章悲痛不已。他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奏折的大意是这样说的：
“懊悔之情将萦绕我终生，于私，心中的伤口隐隐作痛，一刻都不能得以缓解；于公，这种悲伤令我无法再为国家效力……尽管天人两隔，无颜与母亲再相见，然而我会用三年的时间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哀悼。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我的灵魂从无法尽孝的心酸和无以言表的悔恨中解脱出来……”
多年后，即便李鸿章专心忙于公务，在母亲逝世十四周年忌日那天，李鸿章还是把自己锁在家里，谢绝了所有的访客。他写道：“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烦恼哀伤也好，欢乐荣耀也罢，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不会忘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
此外，李鸿章与皇太后慈禧之间非同寻常的通信，展示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孝敬父母。这种特征已经被神化为宗教性质的崇拜，同时也对人际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就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家长，如果基督教国家的人，也能像中国人实践儒家的核心学说那样，忠实地遵守《摩西十诫》第五条的规定（译者注：《圣经》上，摩西十诫第五条内容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西方的社会秩序将会极大地改良。
在战争期间，我们在李鸿章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这位威严的将领站在行将就木的美国将军华尔的身边，当看到一个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外国战士就要为清朝死去之时，泪水滑过他的脸颊。在他担任总督期间，直隶和周边省份遭遇了可怕的饥荒，他的同情心也在这时显现出来。为了阻止灾难肆虐，他积极参与救灾，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努力、经济实力和慷慨救济灾民的方式显露无遗。他除了向普通百姓和慈善组织捐款，日记中还表明，他每天会向一两千饥饿的灾民提供吃喝，并自掏腰包，解决附近村庄差不多五千人的伙食问题。“母亲每天都在鼓励我这么做。她说，佛祖和穷人不会忘记我曾经布施救济过穷苦人。”
这本回忆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莫过于有关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内容，它展现了李鸿章的思想成长随着阅历日渐丰富，李鸿章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早期，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他在上海和外国人只有过短暂接触，所以李鸿章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那时李鸿章对这群人心怀偏见，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恨所有的洋人。”
然而，十五年后，他对这个国家所罹患的重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在他即将赴天津以终止仇洋暴乱时，他这样写道：“不过，尽管我们都很厌恶此事，但是如果心里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就不要再反对洋人进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注定会来，无论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的大炮上。”同时，他还表达了喜悦之情，因为朝廷委派他去处理天津事件。这时他记录到，他准备给朝廷写一份奏折，坚持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居住，他还打算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并分发到各个省份。
到天津后，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居住的外国人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并没有对外国人的侵犯和傲慢视而不见，同时他也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有用，他们有资格得到保护。义和团运动刚刚爆发时，李鸿章人在广州，他说，南方的总督们接到命令，准备遣返所有洋人。他称这道命令为“卑鄙的命令”，他写道：“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怎么能愚蠢到把这么无耻的东西交给我！”当我们回顾中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时，总体来说，中国对外国人的依附本来不是很强，但后来意识到需要外国的帮助，于是恳求他们这么做，并对此表示适当的欢迎，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至于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李鸿章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即便长大成人之后，他还是对传教士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并满怀憎恨。当时的中国人称外国人为“洋鬼子”，并一贯藐视他们的教义。但是随着李鸿章对传教士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到任天津后不久，他与当时手握实权的政治家曾国藩会面，他说：“和我一样，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恩师的想法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恨基督徒了。十五年后，他甚至将耶稣和孔子放在同一个高度上看待，他认定，如果身处英国或者美国，他也会自称基督徒。他把基督教义视为哲学或者道德规范，却没能理解基督的使命和教义的宗教性质。不过他不再对基督教怀有成见。他说，几百万中国人如果不想费心去追随孔子，也可以在了解耶稣上得到什么。”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李鸿章写到，欧洲各国之间打得不可开交，他们仇恨彼此。
“法国人恨德国人，俄国人杀犹太人，但是来到中国后，他们都变成了基督徒。”他还指出，英国强行向中国人贩卖鸦片，是阻碍基督教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在日记的结尾部分发表了这番评论：“当人们明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自诩为善的基督教国家，将中国摧残到如此地步时，人们会做何感想呢？”
七十五岁那年，李鸿章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他要去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加冕典礼。这次典礼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许多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圣彼得堡，共商国事。在八月的那次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清朝皇帝——“中国天子”所派来的贺礼代表李鸿章。从任职时间、职位特色和重要性，以及他所带领的人数，从他的学识造旨、与众不同的相貌以及威严的个性上来看，这位中国代表，是沙皇加冕典礼上最显眼的一个人。
除了位高权重，李鸿章担任头等大臣、代表皇帝出使外国的原因是，他有纯粹的汉人血统，能够代表中国。尽管已经七十五岁了，李鸿章依然精力充沛，健康状况良好，面部轮廓鲜明，身材挺拔健硕，眼睛乌黑深邃，神采奕奕。这一形象，表明他性格坚韧，足以吸引任何外国人的目光。当身穿纯色的丝质长袍，头戴三眼花翎的李鸿章出现时，外国人不可能不注意他。
李鸿章从海路，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俄国。在参加完加冕典礼之后，继续在欧美国家展开环球之旅。这期间，他会晤了各国的元首和政要。每到一处，均受到本国官民的热烈欢迎。在诸国，他检阅了海军和陆军，并在西方见识了不可思议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回国后，他越发意识到要借鉴西方发展的经验，让自己的国家也同样地繁荣富强起来。如果他在从政早期就掌握这些知识，这个八面威风的人物，将为他的国家作出更宝贵的贡献。然而，当时，他对中国疆域之外的大千世界其实原本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仍如此出色，实在更值得夸赞。
李鸿章的日记还让我们对他和皇室，特别是他和皇太后两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慈禧太后，这位女士统治了大清国半个世纪。李鸿章，一生中曾有四次被褫去黄马褂，拔去顶戴花翎，剥夺全部的荣誉，并在他的同僚面前遭受这个性情暴躁的女人的羞辱。然而，他依然对朝廷忠心耿耿。他确信，慈禧太后知道他的价值所在，并会再次授予他荣誉和高官。他写道：“只要有麻烦，我总是那个随叫随到的郎中，然而，我非但没有领到酬金，反而因此受罚。”
有那么几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时，尽管可能会惹她不悦，李鸿章还是毫不犹豫地要进谏皇太后。当主战派占了上风，大清国准备向日本宣战时，他极力劝谏她不要走这一步。他写道：“太后勃然大怒，她近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下令拔去他的三眼花翎，并把他从宫里撵了出去。
义和团运动即将爆发时，李鸿章正处于休隐状态，身上没有了一切官职。可了解到皇太后已经受到动乱的影响时，他写道：“今晚我要动身去北京，我决意面见太后，把当前的局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她眼前。”这次进谏的时间很长，结果太后“怒不可遏，大声呵斥”，并把李鸿章赶出宫去，希望他再也不要出现在她面前。显然，她已经对义和团做出了某种决定，无力避免眼下的灾祸。
尽管回忆录中所描述的皇太后傲慢、残忍、刚愎自用，皇帝软弱无能，但因事关国家兴衰，李鸿章一直对朝廷心怀一片赤诚。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公使馆被围困后，外交和媒体人士建议罢黜现有皇室，找一个新的皇帝取而代之。他当即指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服外交使团，并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普通汉族家庭足以尊贵到和平有序地统治这个国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把外交人员和外国难民解救出来之后，中国皇室成员逃出京城。然而，那些被激怒的外国政府命令他们的外交代表惩罚有罪的官员，并对他们遭受的损失索要全额赔偿。尽管李鸿章遭太后斥责后，被赶出宫去，还被外放到遥远的广东做官。但藏在深山里的太后，还是把李鸿章召回北京，希望他能解救正在肢解毁灭的大清王朝。
尽管身患重病，体力每况愈下，李鸿章还是长途跋涉回到京城。回来的路上，他在天津时这样写道：“恐怕，目前的任务太重，我的体力无法承受，尽管如此，在叫停可能爆发的战争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件事。我要让洋人们再次相信我们，不要推翻大清国。”
李鸿章之所以能阻止战争爆发，还要感谢外国谈判人员对他的崇敬。他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美国政府，美国人知道后一定会很满意，他认为是美国帮他避免了清朝解体，并摆脱了一些无法负担的条件。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为清王朝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他是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全世界最卓越的勤务员之一。这个结局，对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而言也许是一种安慰和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