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历史铁律与百年之谋
荀彧，字文若，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被三国迷们奉为“曹魏十大参赞之一”。曹操曾经夸赞他说：“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能得到曹操如此高的评价者，唯有何夔、郭嘉、程昱、贾诩、荀攸、蒋济等寥寥数人而已，可见荀彧是实实在在的“王佐之器”。由于其事迹较多，本书仅摘其五。
其一，少怀大志，不事暗主。
永汉元年，董卓执柄，独霸朝纲，由于手下没有懂得经济方面的人才，搞得京都物价飞涨。郎中令李儒建议董卓亲身拜访荀彧，求教大计。
据高守业注《管子轻重十六篇》旁引说，荀彧向董卓呈献三计：“一曰平准，置平准于显阳，召受四方委输，以仰给大农，贵出贱屯，如此，富商大贾亡其所诈，而万物不得腾跃；二曰市估，设市监以督行货，计所高低，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三曰有度，相国旬月一巡守，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志淫好辟，乃得无亏市人，而商旅不散。”[1]
荀彧的大体意思是：平抑物价，其一是要实行平粜、平准政策。平粜是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李悝提出的调节农业生产的主张，具体方法是：在丰年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即平籴；荒年时再用平价出售积粟，即平粜。西汉宣帝时，根据平粜理论，又创立了常平仓制度，由国家投资在各郡县设立常平仓，“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其二是推行定价监管制度，也就是政府直接定价，打击价格欺诈行为，以期“禁伪而除诈”；其三是价格调控要有严格的依据，制定商品价格必须凭借供求关系做出判断，既要相对稳定，又要不时变动。而且，量价之时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和利润等因素，尽量兼顾买卖双方的利益。宋人杨朝翁在为《汉书·食货志》作解时，曾经援引了公元190年（也就是荀彧为董卓定计半年后）洛阳城内的物价数据，当时买一个馒头需要“五铢小钱”九个，这九个小钱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荀彧先核算米面的价格，又考究劳工之所佣，合为成本，共计六钱，再加上每个馒头“三钱之息”，即利润，才定出九钱的价格。
由于这次对价格的调整和市场的监管十分合理与到位，平抑物价颇见成效。
董卓夸赞荀彧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呢！喜欢死你了！”
荀彧哑然失笑道：“这不过是最简单的手段，当年癸乙和桑弘羊都用过啊！土鳖！”
董卓估计压根没听过这两个人的名字，恼羞成怒：“哼，臭美什么？以为你真的独有创见，原来不过是拾人牙慧！我本来想封你作常侍郎，现在看来……”
荀彧仰天大笑，道：“某能征天下之税而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众所周知，从征税角度来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荀彧居然放言自己能征尽天下的税赋为大汉朝廷所用而百姓不加嗟怨，口气实在大得可以！
董卓把这话当作疯言疯语，从此不再理会荀彧。
事后，李儒请教荀彧说：“文若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读书治学二十余载，自问没有这种本事。”荀彧将古代“菁茅之谋”“石璧之谋”因革损益、与时俱进地加以讲解，堪称妙语生花。李儒听得如痴如醉，半晌，方才拜服道：“如果拥有了您，何愁不能尽收天下财富！我一定劝谏董相国，让他拜您为军师祭酒！”荀彧道：“董卓不会听从你的建议！”
次日，李儒到董卓府上再三陈情，希望他能够纡尊降贵，向荀彧赔礼道歉。董卓鄙夷道：“这些自以为是的儒生，我见了就烦！”当李儒再次想找荀彧谈话时，他已经逃往冀州了。
在族兄荀谌的举荐下，荀彧被袁绍聘为幕僚。袁绍表面上对荀彧礼遇有加，实际上只给了他个空头冕冠，他的地位远远逊于袁绍手下的其他七位谋士。
次月，荀彧请求告辞。荀谌极力挽留，希望与他一起开疆辟土成就大事，央求他暂且忍耐。
荀彧闻言，只是苦笑。据乾隆时期檠斋居士卢文弨注《白虎通》引荀彧言曰：“且夫元皓、沮授，勤礼贵德，精研颐策，匪云辄克，尚可为类。至于元图、公则，曲辞谄媚，交乱懿亲，何乃见用于台阁？某窃耻之，不忍为之下！况绍非有常棣之义，不能以社稷予之！”他的意思是，我的才华本来跟田丰、沮授差不多，怎么能把我放在逢纪、郭图这两个小人后面呢！况且袁绍私欲过重，刚愎自用，恐怕不能与我一起兴复汉室。
言毕，扬长而去。
这个时候，何颙跟曹操说：“荀氏有八龙，而能成国器者五：衍、棐、悦、谌、彧。彧尤机鉴先识，当享高爵。”曹操于是亲自礼聘荀彧，二人一拍即合。
其二，谋盖陈宫，计破吕布。
兴平元年，曹操东征陶谦。在濮阳的吕布趁机致书兖州的张邈和陈宫，以动其心。清人张凤在为《捭阖策》作注时曾援引此信，其文略曰：“自长安得拜宫台，嗣后天各一方。同饯侯门，愧承国士之恩；谋及乃心，不忘匡辅之节！今孟德五万骁骑，尽在徐州，若起寿张之众以遏恶扬善，事可成矣！”
张邈和陈宫早有叛曹之意，见了此信，反志更坚。张邈想要直接带领寿张县的数千黑社会骨干强行攻打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兖州治所）。陈宫劝阻说：“若真打起仗来，我们的后勤跟不上，应该先从鄄城处诈取粮草。”于是模仿曹军主簿的笔迹，撰写信笺，其文略曰：“徐州之廓重氛，蛇豕遍地，豺狼蜂结，虽雅究韬钤，放命六师，犹难薄伐。今吕将军躬率熊罢，匹马先登，义助明公，宜亟供其军食。”
鄄城守将惶惑无计，不知所措。张邈和陈宫的内应趁机呼应说：“吕布大人不辞劳苦，愿意与主公共伐陶谦，应该供给他粮草！”荀彧闻言，沉静一笑，道：“去告知吕布，半月之内，粮草必将送到！”当夜，荀彧急召东郡夏侯惇回援，援兵到后，荀彧接连下令处死主张借粮的官吏，多达十数人。陈宫见计谋被识破，只得率众强攻，结果得不偿失。
陈宫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乃致书豫州刺史郭贡，其文略曰：“恭祖之军，鏖兵金匮，校战广威，虽连遭夷戮，而奋砥扬精。曹军用机数月，跋前疐后，其势顿于费、华，倘能蹑景追飞，击其不意，乃割鲁西南以奉将军！”[2]郭贡一看，这个陈宫给自己画的大饼不小啊，成功之后自己就能得到山东的一半儿，真不错！于是率众数万来攻鄄城，夏侯惇一时不能取胜。
次月，郭贡要求会见荀彧，荀彧准备前往，夏侯惇等人说：“您是一州的屏障，如果前往一定会有危险的，不可以去。”荀彧说：“郭贡与陈宫、张邈他们，平素并没有什么往来，现在只凭陈宫的只言片语，就兴师动众来到我处，一定是为了刺探虚实。如果我们实力充盈，他就退兵休战，倘若我们防守薄弱，他就趁火打劫。我如果龟缩不出，是以畏惧之态昭示于人，咱们会更加危险。”于是出城会见郭贡，郭贡见荀彧毫无惧意，认为鄄城易守难攻，于是持重观望。陈宫连输两阵，从此不敢再与荀彧轻易斗法。
不久，曹操回师兖州，将张邈等人击败。次月，挥师濮阳，准备与吕布决战。
众所周知，吕布是天下悍将啊！号称以一当十，胯下赤兔马，手上方天戟，抡着谁谁死啊！吕布率兵攻进曹兵阵中，曹兵大乱，曹操从火中奔突时坠马，把左手掌都烧焦了，险些被吕布俘获。
曹操骂道：“你等着，这次我没带大将！下次我把夏侯惇叫来，就是吃眼珠子那个；还有典韦，拿着两个大板斧，两米四八那个；还有许褚，拿个大锤子，体重五百多斤那个……”曹操回去叫人了。
吕布一听他叫这三个人，心里想你叫这三个哪是人啊，那是老虎啊！一个我都够呛能对付！还叫仨！他也肝颤，于是管陈宫叫了一万人，壮壮胆。
两人二次对决，是在定陶。荀彧来信劝谏说，吕布这小子是个愣头青，咱们不能硬打，得玩点心眼。曹操看完信后，大笑数声，决定依计而行，随后便让自己的大军倾巢而出，全去收麦子，打粮食，把大本营只交给老弱妇孺看守。与此同时，将伏兵设在大本营西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树木很深，杂草很多，隐蔽很容易。
吕布一看就乐了，你这西边不是明摆着有伏兵嘛！你骗傻子呢！然后，吕布就派兵挑逗大本营里的妇孺，想把伏兵引出来。谁知道去了一次、两次，大营西边一点反应也没有。吕布一想，不应该啊，曹军士兵的妻子和老娘被人辱骂、调戏，怎么还能纹丝不动？转念一想，这老曹滑头啊！别再是跟我玩空城计吧！他准是把大部分兵马都调去收粮食了，然后怕我袭击他的大本营，才摆出这副架势。如果西边真有伏兵，他不能摆得这么明显。
吕布这么想，可还不敢确定，于是先叫五千人马开进曹操大本营，一看西边还是没动静，下令全军开进。这下子里里外外的伏兵可都出来了，吕布被包了饺子。
这在兵法中，就叫“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荀彧的招数就是先把埋伏摆在明面上，让你一眼就看出来，然后再设法让你感觉这不是埋伏，这就是为了吓唬你。吕布大脑缺氧，一辈子也琢磨不明白！
其三，分化诸贤，大败袁绍。
曹操连续击败张绣、吕布之后，威势日壮，于次年北渡黄河，击斩依附袁绍的眭固，攻占射犬。这在袁绍集团看来，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袁氏家族统带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围绕着是否抗袁的问题，在曹操集团内部又展开了一场辩论。名士孔融反对与袁绍抗争，他说：“袁绍地广兵强，有十大谋臣为他出谋划策，五大悍将为他统领军队，恐怕很难战胜啊！”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荀彧不同意他的观点，对曹操言道：“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意思是，古来在胜败场中较量的人，真有才能的，纵使起初弱小，也必将强盛，如果不是有才能的人，纵使起初强大，也必将覆灭，楚汉之争足以奉为明证。现今同您争夺中原的人，只不过还有袁绍罢了。袁绍这人貌似宽容而内心忌刻，对人才用而疑之，而您通达事理，不拘小节，用人唯才，这说明您在度量方面胜过袁绍；袁绍处事迟缓，优柔寡断，往往错过时机，造成失败，而您能决断大事，随机应变，不守成规，这说明您在谋略方面胜过袁绍；袁绍治军不严，法令难行，士卒虽多，难以运用，而您法令严明，信赏必罚，部众虽寡，却都争先效死，这说明您在用兵方面胜过袁绍；袁绍凭借四世三公的身份，装模作样地玩弄小聪明，以此沽名钓誉，因此很多缺乏才能而喜好虚名的士人都归附于他，而您以仁爱之心待人，推诚相见，不求虚名，自己的行动谨慎节俭，而对真正的有功之士无所吝惜，因此天下忠诚正直、讲求实际的人士都愿意为您所用，这说明您在品德方面胜过袁绍。用以上四个方面的优点辅佐天子，扶持正义，讨伐不义之臣，谁敢不从？袁绍虽强，又有什么用呢？
孔融冷笑道：“虚言佐世，傲志凌人，未知计将安出？”意思是你说了这么些，都是些大而无用的理论，你有实际的办法破袁吗？
荀彧对孔融之语不以为然。据清人汪鸣远注《鬼谷子·抵隙》旁引记载，荀彧胸有成竹道：“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郭图内险外诿，辛毗扞格不通，沮授不善合变，荀谌言多行滞，高干骥伏盐车，阎柔嗒焉自丧。且夫图之甥婿，课税并州，多有侵盗，怙恶不悛，可密告诸仇貔；毗之子侄，戍关淄川，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宜雁翎乎元图；攸之家人，凶淫衡水，寄豭他室，跋扈恣睢，当扬讯于正南。另有度辽将军统帅幽州，同乌丸、鲜卑时或相闻，亦应驰驿奏之，令与元才挟邪取权，两相倾轧。各欲逞强恃谋者，皆陷此计，必使诸贤互相攻讦，将以生变！至于所部诸将，曲义亡后，均不协睦。奇、延、郃、览、良、丑，俱各怀其是，可一战而获。”
荀彧的意思是，袁绍手下那十名重要参谋，虽然厉害，但是各自的性格缺陷导致他们难有大的作为。况且，这些人貌合神离，整日想的都是如何搬倒其他的同事，好让自己扬名显亲。既然如此，我们就多派细作，在他们内部挑拨离间，譬如将郭图集团的犯罪证据报知田丰，把辛毗集团的不法行为告诉逢纪，把许攸集团的贪婪酷虐告诉审配，把阎柔拥兵自重的事情报知高干，让他们互相内斗。这样的话，袁绍的文胆等于是废了。再说那帮武将，自打河北第一名将鞠义死了以后，他们就互相不服，打起仗来肯定不会同心协力，很容易各个击破。
孔融一向把袁绍当作偶像，听完荀彧这番话，差点气得抽过去。
等到荀彧将离间之计施行得差不多了，就奏请曹操出战袁绍。
曹、袁二人乍一交手，彼此都倍感压力，曹操想要整兵修甲，以待来日。这个时候，荀彧来信劝谏说：“绍聚众官渡，欲与公决滕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3]
曹操听其所言，不到十日，袁绍的谋士许攸叛主来投，并献计火攻乌巢。曹操胜利后，感慨万分道：“许攸背叛袁绍，看似偶然，实则是荀彧筹划已久的结果啊！官渡之战能够胜利，文若要占三分之二的功劳！”
其四，居中持重，举荐人才。
建安九年，荀彧与荀攸叔侄二人分主内外，地位显贵，一言一行都能影响曹操及献帝的决策。曹操还将安阳公主许荀彧长子荀恽为妻，荀氏一门宠光无限。但荀彧从不居功自傲，而且将所赐之物皆散给族人和朋友，家无余财。
建安十年，曹操将荀彧请到丞相府上，亲自备置酒宴，问话说：“本相除了文和、仲德、公仁、子扬以及你们二荀之外，还有六位文胆，不知道怎样安置，才能人尽其用？”
据清人李珂注《驭人经·驭吏》旁引记载，荀彧向曹操建议说：“子通推极利弊，不尚华词，志节慷慨，可使助保江淮；元常靖节夙夜，开益理干，察析豪分，可使内史之任；子绪温粹识统，效法刖跪，上无隐君，可为谏议大夫；长文进善吐谋，动由礼节，规鉴厥职，可使垂创法度；仲达威严允惮，临危制变，与时舒卷，可为丞相主簿。至于伯侯，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当定河东之乱。”
这六位谋士各安其位以后，果然人尽其才，很快便为国家建立了功业。时人都赞美荀彧的识人之明、用人之法。司马懿也夸赞他说：“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大魏集团出类拔萃、闻名遐迩的文臣大概有五十余位，竟有三十多位是荀彧所荐，可见其对曹操贡献之大。
公元210年，荀彧的风湿痼疾日益加重，瘫在床上，不能行走，加之以风寒侵体，晚上咳嗽不停，两个多月未曾痊愈。曹操闻之，几乎哽咽，询问他说：“如果你一病不起，谁可以代替你呢？”
荀彧道：“您身边的谋士，跟我不相伯仲的大有人在。然而能够超过我的，我认为只有何夔。”
因为之前贾诩和程昱也曾多次联名推荐何夔，于是曹操把何夔从乐安召回到身边，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以便他日接替荀彧。
公元211年，荀彧病情逐渐好转，曹操于是放弃了让何夔担任尚书令的想法，改任太尉长史。
其五，未得其志，忧郁亡身。
建安十六年末，董昭找到荀彧，说：“你看咱们曹公这个功劳，就算伊尹和吕望也比不上，应该加九锡。这个事儿您来挑个头吧！”
荀彧严词拒绝，据清人荀业私撰的《荀令公传》记载，荀彧对此事痛心疾首，并于次日作书一封，呈于董昭。其文述曰：“彧闻朝市变迁，巢焚原燎，猲狙虓豁。鲔鲵鲿鲨，踆跳蹈海，窳狻兕虎，黜君裂土，斯时蒸民，罔敢或贰。既定且宁，历载九世，欃枪复始，群凶吠天，则前朝之业，又将倾覆。《易》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可不慎哉！夫王化大治，随俗平羲，同亮天功，因世建业，赖事功与教化并彰，嘉行结术器共显，乃尔区宇惟宁，仁洽物丰。若一旦变更，焉得规遵王度，动则有中？曩者，三皇以征伐造区夏，五帝用九常铸彝器，商周延礼乐宥封疆，汉祖因尊贤得襳襹。虽厥烈弥茂，制度各殊，然弘敷庙策，其致一也！故虺、尹为佐，成汤见康，子牙登庸，周代沛艾，谨在数而已：一曰明法忠节，以御上下；次曰相权可新，君位常虚；末曰庭辩曲直，夔魖遂穷。望昭诚挚以远喻，进懿德而崇业，勿更有异图，使后人笑！”
这封信有三个意思，首先它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治乱不息，循环往复。《投坑伎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正是此意。那些个窃夺神器的人，其子孙后代的帝位也不免外姓所盗。可悲可叹！
其次，它指出了朝市变迁之际的一个矛盾。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能够运行，主要靠两样东西，一样是人伦教育，另一样是政治事功。但是每当新旧政权交接的时候，人伦教育都会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家伙会感觉，什么“忠孝仁义诚信廉礼”，都是假的，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就从骨子里加强了人们的“强权崇拜”。人们开始把“道德”当作装饰，而将“权谋”当作瑰宝，只不过知而不言罢了。
与此同时，政治事功也会面临阻塞之危。因为往往新的主子为了酬谢“致胜同盟”，必须无条件地实施“恩庇侍从主义”，导致那些钟鸣鼎食、占据高位的，都是自己身边那些小圈子里的人，而广大人民群众呢？有的看，没的分！长此以往，下面就会沸反盈天。
最后，荀彧在文章末尾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要重修汉法，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让上至天潢贵胄，下至草莽游侠全部无条件遵守；二是要敦请君王“抱法处势”，只负责三项任务：控名责实、毕协赏罚、任人以贤，不负责具体政务的处理。具体事宜交给丞相和朝中百官，而且三公九卿之位要确保经常更新换代，用民间的贤才加以补充；三是建立监察机构，让骨鲠之士发挥舆论优势，使得不法之徒“避其贬议”。
在荀彧看来，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上三项内容，那么王朝再延续个三五百年，不成问题。如果你急着进取王爵、改朝换代，即使成功了，他日你的政权也还会被他人篡夺。
关于荀彧这封信，历来有两种看法。历史学者张凤男先生认为：“彧之授策，颐奇揽要，豫谋机事，图救生灵，达明风概。”并且进一步指出，荀彧所担忧的这三件事情，全都应验了。首先，大魏集团没能逃过历史的铁律，且兼极其短命。其次，人伦教育受到了旷古以来的蹂躏、破坏乃至删刈，这集中体现在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态的污染。自此而后，枭雄篡国，基本上都用的是曹操这套：先以诈忠，再加九锡，摆弄傀儡，终继帝位。第一个来效法的就是司马昭。司马昭也来玩弄傀儡，结果把曹氏家族的小皇帝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这还不算完，东晋的大司马桓温，第二个出来效法，他也是有能力当老大，但就是不当，弄个傀儡站在前边，让儿子接班当皇帝。刘裕第三个出来效法，手法如出一辙。萧道成是第四个，萧衍是第五个，陈霸先是第六个，杨坚是第七个。后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玩弄这种伎俩，而且无不自豪地说：“大丈夫当效曹公！”因为曹操这么干，而且玩得还不错，我们也跟着玩。结果是道德沦丧，风气颓然。
最后，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曹家父子所缔造的这个新政权没比前面的旧政权好多少。我们知道，成汤有国，约六百年，周武王看它不顺眼，把它搞掉了。但是我们对武王的称颂不绝于耳，很少骂他乌龟王八蛋，为什么？因为他随后开创的周朝有八百年！人家就是比前面的强，你能不服吗！你曹氏父子不服大汉政权，要除旧立新，也无不可，可是大汉前后有四百多年，曹魏政权还不到六十多年，白白让人耻笑。
曹魏政权寿命如此之短，跟政治事功的阻塞不无关系。我们看看大汉时期是个什么节奏。在西汉政府的官方档案重现以前（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墓出土），学界普遍认为功勋制在西汉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末年资料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西汉选举制度的错误认识，那时社会功勋制仍居主导地位。据于琨奇先生统计，在西汉东海郡可资统计的117人中，以孝廉迁者1人，举方正除者2人，以秀才迁者3人，请诏除者5人，以捕格群盗、不道、亡徒尤异除者11人，以廉迁者15人，以功迁者73人，贬秩者4人，以军吏十岁补者2人，以国人罢补者1人。如果我们把抓捕群盗、从军这样的人也作为广义的社会功勋，那么76%的人（除去贬秩者4人）都是靠社会功勋获得升迁的。西汉很讲事功。老百姓一看政府这么讲究实惠，能不拼命跟你干吗？
曹魏集团则不然，除了曹操、曹丕执政时期，还能擢用些草莽英豪，到了曹叡执政中期，基本上只任用曹氏亲贵和五大家族的人，其余的人再有本事，也只能担任八百石以下的官职。如此这般，社稷焉能不亡！
倘若曹操听从荀彧的建议，先花些心思把大汉王朝的人伦教育和政治事功弄好了，不要急着弄自己那摊子事，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不仅百姓免受“柴天改玉”之苦，曹操本人声望也可直追伊、吕。
当然，关于荀彧这封信，也有人说是伪作。李浩田就认为这封信很可疑：“荀彧的作品被作为正史记录在案的，只有《迎驾都许议》《报曹公书》等寥寥数篇，这篇《与公仁书》不见于正史，仅见于清人荀业（荀崧第三十六代孙，属荀彧后裔）的私人藏书《荀令公传》。而且荀彧生在汉朝，不可能在文章中设计出类似‘君主立宪’式的政体构架。当时恰值康梁变法，荀业又是维新一党，很可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此信。”
无论是真是假，这封《与公仁书》起码可以为我们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荀彧阻谏曹操称王不单单是出于对大汉政府的愚忠，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后世对曹操僭位为王的事情也应该重新加以评价。
诸葛亮：智圣之道
谈起诸葛亮来，估计又要有人开始黑，开始骂，说诸葛亮领兵打仗不行，而且个人品德太差，权力欲也很强，总之，在某些人眼里，诸葛亮很操蛋！
其一，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却为何还是难免谣诼不断？
为什么诸葛亮会饱受质疑？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大概是三个原因吧：
一，自古以来，但凡是伟大的人物，那都是“谤满天下，誉满天下”，骂的人一大堆，捧的人也一大堆。其实诸葛亮先生在生前就已经遭受这样的境遇了。他如果泉下有知，知道今天有人会骂他、黑他、嘲讽他，相信也会一笑了之。
二，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被过度神化，罗贯中把他都已经捧上神坛了。所谓抬得越高，摔得就越惨，这也是正常。罗贯中把诸葛亮写得那么出神入化，本意是出于钦佩，当然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最后却帮了倒忙。有些人一翻开历史，和演义一对比，发现截然不同，心里有落差，当然就要骂。还有一些人看见诸葛亮在演义里面太得意，欺负那个，算计那个，最后愣把周瑜给气死了，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人的逆反心理。周瑜的粉丝也不少啊，是不是？人家该不乐意了！
三，跟当下的环境也有关。这些年呢，我们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与此同时，商业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良风气，譬如拜金主义、权力至上、权谋算计。当你身边都是一些尔虞我诈之徒或者都是伪君子、势利小人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还有高尚的人存在。咱们也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有一个老师，原来挺阳光的，是历史老师，热爱宣传“光明史观”。现在不行了，她所在的那个学校啊，风气越来越差，人与人之间就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譬如评职称之类的）互相算计、互相坑害。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心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职场环境就会催生出阴暗的内心。这个老师从此开始相信“阴谋史观”。看谁都像阴谋家。一开始她是崇拜诸葛亮的，现在也变得开始质疑诸葛亮。
我就时常跟她聊，我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当然除了一些败类之外，相当一部分人有一种“道统”，有一种“信仰”。
她就问，什么道统？什么信仰？
我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问她，你相信诸葛亮身上有道统、有信仰吗？她就回答，有什么信仰？那都是装的，闲扯淡！你刚才说的那套话，只能骗骗无知小孩子！
她那意思是，现在的人都普遍没信仰，有信仰也是装的。既然咱们大家都是装的，那诸葛亮也必须是装的。
其二，诸葛亮的能力究竟是什么水平？
其实客观地评价一下诸葛亮，我觉得在三国那百八十位谋士当中，无论从能力还是品德来看，诸葛亮都是中等偏上的。虽然没有罗贯中吹得那么邪乎，也还可以了。
有人说诸葛亮统兵作战的能力不行，太差劲了。论据主要有两个，第一是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曾有过十六个字的评价：“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4]第二是诸葛亮领兵六次出征，都没打过司马懿。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一下这两条。先说陈寿先生这个评价，它只能说明诸葛亮治国理政的水平比行军打仗要强。换句话说，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本事不如治国理政，但这并不能证明诸葛亮统兵打仗有多糟糕。有一次高考以后，我曾经问一位我的女同学，我说你考得怎么样？她说啊，我这个数学考得还行，语文考的不如数学。我一开始就臆断，那她肯定是数学考得好，语文考得垃圾。结果考试成绩一下来，数学考了135分，语文考了120分。你们看看这个例子，那语文不如数学，那也够高的了，没差多少。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陈寿啊，虽然被称为“史之良吏”，评价人物也比较客观，起码比《魏略》的作者客观公正。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陈寿的一个亲戚，也就是陈寿的父辈，犯了法，是被诸葛亮整过的。而且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呢，又瞧不起陈寿，在政治上打压他，长达六年之久。我也相信陈寿先生是个不记仇怨的正人君子，但是毕竟偏见是在所难免的。现在我们司法当中不是还有一个“回避原则”吗？陈寿既然是当事人，他评价诸葛亮呢，也不太合适。因此，关于诸葛亮到底如何，我们还是得综合《后汉书》《九州春秋》等其他一系列书来看。
我们看看傅玄怎样评价诸葛亮：“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5]”
再看看诸葛亮的敌对势力，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怎么评价他：“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6]”敌人都能给诸葛亮这样的评价，证明此人确实了不起。起码是这个人的能力还凑合，应该在合格线以上。
有人说，你说诸葛亮用兵还可以，那怎么总也打不赢司马懿？怎么去一次就让人怼回来一次？
那当然了。他们所拥有的基础和所占的平台都不一样。我们想想魏国多大，光人口就四百四十余万，土地两百九十二万平方公里。蜀国呢，不到七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万。魏国比蜀国大四倍还有余！
而且蜀国那个地方，那是又偏僻，人才又稀少！用习凿齿的话说，叫“僻陋一方，才少上国”。
如果把蜀国和魏国比作两个公司，假如蜀国的固定资产是十个亿，那魏国就是四十个亿。诸葛亮想用十个亿来收购大魏集团，那是难于登天。人家司马懿想用四十个亿进行反收购，那是轻而易举。
我们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国家一样大，兵力一样多，地理优势也一样，让两个人掐一架，看看谁能打过谁？估计司马懿悬！
或者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让司马懿去蜀国，承担北伐任务，让诸葛亮镇守魏国，也就是镇守中原，看看司马懿能跟诸葛亮玩几个回合？
诸葛亮不错了，在那样的条件下，打得司马懿只能防守，无法还招。我们知道，司马懿对付诸葛亮只有一招，就是坚守不出，高挂免战牌。如果说诸葛亮用兵真的很菜，司马懿怎么不出来跟他试试？
更有意思的一次是，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死了，认为这是进攻的好机会，赶紧追出来。半路上又获悉情报，说这个诸葛亮可能还没死，他就吓跑了。过了几天，手下就禀告司马懿说，您当时错过了一个机会，诸葛亮真死了，人家姜维是诈你呢。司马懿就自我安慰说：“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这就是“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由来。
这是历史典故，不是小说演义，是真事。
如果诸葛亮真是活废物，你跑什么啊，揍他啊！
还有些人，用很严苛的标准对诸葛亮求全责备。有些人就说，你看，同样是北伐，人家桓温就能打下来三个省，诸葛亮连三个市也没打下来。所以诸葛亮不如桓温，就是个废物。
这个逻辑也不成立。看过《西游记》都知道，有个人叫哪吒三太子，这个人跟孙悟空打架的时候，败给孙悟空了。那你不能说哪吒打不过孙悟空，哪吒就是废物。哪吒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打遍四海无敌手。
同样的道理，那桓温是个什么人物？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奸雄，整个魏晋南北朝，能跟桓温比肩的，也就是苻坚和刘裕。就算诸葛亮真比不上桓温，或者说比桓温还差着些，那也正常，不能说诸葛亮就是废物。更何况，桓温北伐时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北方；诸葛亮北伐时期，面对的是统一的北方。
总而言之，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达到了。什么目的？就是“以攻为守”，让曹魏不敢妄动。这一招为蜀汉政权延年续命三四十年，就算不错。
你看看曹丕和曹叡在世时期，跟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交过手，甚至主动招惹过吴国，就是没去招惹过蜀国。有一次曹叡被打急眼了，就说这个蜀国怎么那么闹腾，不行，我得收拾它。这个时候华歆还上了一封《止战疏》，把曹叡怼回去了，说不能打。
诸葛亮的目的达到了。
本来三国里面蜀国最弱，刘备夷陵战败以后，就更弱了。但诸葛亮用不断进攻的方式，给敌人一种错觉，让别人感觉我很强大。
其三，诸葛亮当真是权欲熏心吗？
还有人说，诸葛亮权力欲很强。他们爱举三个例子，证明诸葛亮权力欲强：其一是说诸葛亮这个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大事小事他都管；其二，说北伐只是个工具，诸葛亮是用北伐来集权、弄权；其三，在北伐过程中，诸葛亮盲目地打压魏延，排斥异己。
先说第一。在高校有个姓尤的老师，他就以教训的口吻训斥诸葛亮，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为相之道，在于任人以贤，自己呢，虚静处事。就是说作为一个宰相，主要职责是教化百姓，调理阴阳，平衡左右，其他琐碎的小事，应该放手让其他人才去干。自己不要什么都管，也不要越俎代庖。诸葛亮这种工作方法很不科学，也体现了他权力欲强。
然后这个老师又说，你看司马懿都嘲笑他，说他“食少而事烦，岂能久乎？”诸葛亮死性不改。
问题是，为相之道，难道诸葛亮不清楚吗？
以诸葛亮的智商和聪慧，我相信不用咱们来教育他。诸葛亮为啥事必躬亲，这是迫不得已。他无论在行军作战上，还是治国理政上，都必须这样。有的诸葛亮粉丝说，诸葛亮什么都管，那是怕有负先帝托孤的重任。那是一方面，还有别的原因。
我们先说，为什么在行军作战上，诸葛亮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好像谁都信不过，然后呢，做决断也不跟别人商量，好像一个独裁者。
他是无人可托！
你说他托付给谁？
如果他身处江东，手下有周瑜、吕蒙、鲁肃、陆逊那样的智谋之士，有像甘宁、凌统、周泰、程普那样的猛将，他还可以跟人商量一下，搞一下民主集中，或者把一些重要的军事工作交给手下。
问题是他没有。
蜀国的高手在前期都死完了，诸葛亮手下就那几块料，他也是没辙。诸葛亮总不能这样跟手下商量，说廖化、王平，你看郭淮和孙礼打过来了，你们先抵御一下，我不去了，我饿了，先吃个饼子。或者你们先去，我先吃个自助火锅。这不现实。
廖化和王平打得过人家吗？估计刚过去就要被人揍回来。
再譬如说，他跟姜维征求意见，就说你看，郝昭的城防很坚固，你看怎么攻破？
或者他问，你看司马懿这么厉害，我们怎么办？你给出个主意，弄死司马懿。
姜维办得到吗？办不到。所以在行军作战上这是没办法，他只能凡事亲自挂帅。
再说治国理政，他为什么连个芝麻大的屁事都管，也是没辙。
有反对派盯着他，就盼他犯错。四大集团里面，除了荆州士人和西凉骁骑跟他还凑合，其余两派都很讨厌他。
尤其是益州集团，看诸葛亮不顺眼。原先法正在的时候，益州集团是何等威风？现在法正死了，益州集团的地位大不如前，诸葛亮倒得势了，他们能不恨诸葛亮吗？
所以他们时时刻刻给诸葛亮挑刺，就盼他玩不转嘛！先前有个李严，跟他得瑟，后面又出来个来敏。
诸葛亮为了不出错，不给政敌以把柄，只能事必躬亲。但即便是这样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益州集团还是要骂他。
如果诸葛亮大大咧咧的，不是更容易被赶下台吗？
再说第二。说诸葛亮先生用北伐集权、弄权，这个逻辑很惊悚，因为我们知道，集权、弄权是在中央，也就是政治中心，更方便，也更合理。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譬如桓温北伐，有一次桓温打到敌人的枢要位置，戳到敌人的死穴了，本来一鼓作气就可以大获全胜，这个时候桓温突然不打了，他说我要回朝廷，为啥要回去？一来是怕朝里有人算计我，诋毁我，我长期在外征战，怕后面有人给我下黑手；二来我的岁数到了，战功也积攒了不少。我想回去加个九锡，当个王爷。
结果桓温回到政治中心，也就是国都，胁迫天子，大肆地清除异己，安排自己人上位。最后给自己弄了个侯爷的爵位。
你看，想弄权，你得回政治中心。你在外边，怎么弄权？
刘裕也是，有一次北伐，敌人听见是刘裕来了，吓得大小便失禁，仓皇逃窜。有人劝刘裕，咱们趁机把姚氏家族、赫连家族都干掉，怎么样？刘裕说不成，不干了，咱得赶紧回政治中心，我已经戎马半生了，现在要回去，行革故鼎新的大事。他回去干吗？调整人事，以便称帝。
曹操也是一样，有一次把甘肃全境打通了，这可是大好事。有人劝他，既然已经得到了甘肃，索性把汉中也给拿下。
曹操也说，不行了，得回去了，朝中已经对我议论纷纷了，我再不回去，朝廷还是我当家吗？就要变天了。
最后加了个九锡，封魏王。
我举这三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他们三个枭雄，到了晚年，怎么总惦记往政治中心跑？就是你只有回政治中心，你才能摆弄天子，才能更好地监督和震慑百官，才更便于进行人事调整。但是诸葛亮刚好相反，岁数越大越往外跑，六次北伐，有一次甚至离政治中心远达几千里！
这是很危险的。万一后面有政敌给你使坏，你防不胜防！
有一次，李严就差点把诸葛亮的粮草掐断了。
你说多悬！差一点就能引起哗变。幸亏最后刘禅明辨是非，把粮草拨过去了。如果刘禅不明事理，不仅不给诸葛亮粮草，反而把京都的城门紧闭，让诸葛亮进退维谷，你说诸葛亮是什么处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还有更危险的，诸葛亮北伐，那是跟谁对阵？跟司马懿、郭淮、孙礼、张郃对阵。这帮人好打吗？弄不好就死在这儿！
北伐的难度系数和危险系数太大了！我们知道，诸葛一生唯谨慎，他如果想要弄权，应该稳稳当当地坐在中央，稳扎稳打地排斥异己。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诸葛亮为什么要打压魏延。
有些魏延的粉丝一看到这儿，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们替魏延感到冤枉。你看，魏延跟着刘备鞍前马后，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对蜀汉忠心耿耿，诸葛亮还要打压他，不正体现了诸葛亮弄权吗？
首先我得承认，历史上真实的魏延，就是说《后汉书》和《三国志》里的魏延，的确是对蜀汉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包括司马懿在两军阵前，曾经劝降魏延，他都不为金钱所动。魏延的确是个忠义之士，也是条汉子，这点要承认。不像《三国演义》里那样，是个小人。
但是谈到诸葛亮对他的压制，我觉得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魏延这个人本事太大，资格太老，主意也太大。最为关键的是，他生平只服刘备一个人，也就刘备驾驭得了这匹千里马，别人拿他没辙。他不服诸葛亮，更藐视姜维、杨仪等其他人，跟同事甩脸子、骂街、人身攻击是经常的。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在北伐时期提出两种路线、两条方案，要和诸葛亮平分秋色，各自领兵攻打魏国。当然，他的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先不讨论，我们就说他这种行为，对诸葛亮的权威构成了挑战。
说到这儿，也许魏延的粉丝还是不服气，说魏延领兵作战的本事，连黄忠、赵云都不敢小觑，要说出谋划策，我看魏延也有中等谋士的水平，应该不亚于曹魏集团的满宠和刘晔他们。他挑战诸葛亮的权威怎么了？不行吗？以魏延的能耐，就是取诸葛亮而代之，又有何不可啊？
要说魏延的本事，那没得说，他跟诸葛亮各有所长，都说文韬武略嘛，诸葛亮就善于文韬，魏延是武略，应该是个半斤八两吧！说句到底的话，魏延想跟诸葛亮争权，或者说想取诸葛亮而代之，不是不可以。
在那个时代，有志向、有野心总归正常得很。不想当老大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魏延想当老大，可以！说得过去，用不着受什么道德谴责。
问题是争权，争这个老大的位置，你要分什么时候争，不能瞎争。理性地去争，那是政治家，盲目地争，那是呆徒莽汉！
我们中国政治场上有一个规矩，一般呢，在接班人没有确定之前，就是老领导还健在，选谁接班还在犹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争一下。譬如我们知道九王夺嫡，什么八爷、九爷、四爷、十四爷，在康熙还没确定储君之前，你都可以折腾，使用什么手段那是随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是一旦储君确立了，你就消停一下，别再闹了，或者你先忍一下，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你不要不服气，更不要对新一代领导核心跃跃欲试。
你看，八爷党在雍正上台以后，还在乱动，俨然是要和中央分庭抗礼，那雍正只有把你们打成“阿其那”“塞思黑”了。那叫死有余辜！
道理是一样的。魏延也可以争，为什么不能争？在刘备活着的时候或者刘备临死前这段时间，你可以下下工夫啊！你不管哭也好，求也好，使用心计也好，你把顾命大臣的席位争下来一个啊！或者你好歹争个北伐军总司令的位置啊！他没有活动，估计活动也没什么用，因为刘备不可能选一个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接班。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新一代领导核心已经确定了，是诸葛亮和李严，没你魏延什么事。
那你魏延就应该消停一点，行为检点一些，不要让外人误以为你有发动政变的意思。
这个时候，只有出现两种情况，你魏延才能发力，把诸葛亮换下去，你来做主。一是诸葛亮是政治弱智，毫无执政能力；二是诸葛亮心怀不轨，投敌叛国。
先说执政能力，《三国志·蜀志》评价：“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起码表面上大家都满意诸葛亮的执政能力。
第二条更不用说，诸葛亮怎么可能投敌叛国？王朗曾经劝降，都被他写信骂回去了。
人家没有破绽留给你，你还瞎动什么？宁可受点委屈，把自己的才华减一减，把自己的志向憋一憋，反正憋不死人。
你看人家司马懿，天天憋着，也活得挺好。这个魏延看来是性情中人，心里压不住火。
实际上，诸葛亮对他已经够意思了。在军队里唯一能撼动自己权威的，那就是魏延。如果你要搁雍正那脾气，随便找个茬也要给你弄死。诸葛亮不仅没弄死他，反而还是留着他、用着他，这心胸就不简单。一方面，是爱惜魏延的才华，另外一方面，他是知道魏延对刘备和刘备创立的蜀汉忠心耿耿，只不过不服自己而已。诸葛亮也就忍了。
不仅如此，诸葛亮临死之前还生怕姜维他们跟魏延起冲突，特意嘱咐，他死以后，全军撤回汉中，北伐暂缓。“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就是说如果魏延不听你们的话，你们自己走就是了，别跟他起矛盾。
在《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说什么我死以后，魏延必反，安排马岱杀他，那都是瞎扯。诸葛亮没那么狠毒。
最后，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是说假设魏延是北伐军总司令，他会不会打压诸葛亮？答案多半是会的，因为二人的脑子不走一根筋，是两条线。诸葛亮善于“以正合”，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魏延善于什么？善于“以奇胜”，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魏延的脾气，如果诸葛亮在他手下，那岂止是受打压啊，命都难保。
到时候如果魏延北伐失利，那帮主流评论家就该换一副嘴脸了，就不骂诸葛亮小心谨慎了，该骂魏延轻敌大意，责怪他为什么不听诸葛亮的话。
其四，以古鉴今，我们要向诸葛亮学习什么？
下面我们聊一聊诸葛亮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四个地方。废话就不说，咱们就亮干货。
第一点，我觉得是诸葛亮先生能够“尽粹国事，不谋私利”。我们读读《后汉书》和《三国志》就能发现，诸葛亮这辈子，把心血全都用在治国和北伐上了，一点私产都没留。史书上记载，诸葛亮留下的那几亩地，大概也就是两家农户加在一起，那么大点。钱是一个大子没有，都给百姓分了。
咱们看看后世那些贪官污吏，动辄贪污上亿、上十亿，房子七八十套。这境界咋跟诸葛亮比？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给诸葛亮点赞，就是诸葛亮这个人不搞“权力世袭”，这个难得。中国历史上有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官二代接班。譬如父亲是个市长，恨不得立马把儿子弄成副市长、副局长，好让他接班。最可恨的是，他也不管他儿子有没有那个能力，就硬往上拽，哪怕他儿子是个废物，是个缺德鬼，他也想方设法让他接班。
但是诸葛亮先生没有这么做。我们看看，他给自己儿子的职位，一点含金量都没有，虽然名义上他儿子诸葛瞻继承了诸葛亮的爵位，但是已经不掌大权了，掌大权的是费祎和姜维。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贤！
第二点，我们要跟诸葛亮学的，不仅要能算计人，还要学会算计事。他自己下面有个科研小组，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下，专门研究东西，有这么几大成果，譬如说连弩，能一次发射十只箭，杀伤力极大，射程在五十米到一百二十米之间，能够在一分钟内发射五回。这个够狠，比小李飞刀厉害多了。
还有虎战车，战车长得如同老虎，还会喷火，射程达到一丈。甭多了，你要推三辆虎战车上去，那整个战场就是一片火海。
诸葛亮还发明了一种“闷雷子”，在一个大罐子里头埋下火药，这种火药呢，燃点很低，经过罐子闷一阵，就能自燃，然后爆炸。这是定时炸弹！
一个闷雷子下去，反正就算炸不死人，也得吓死一个。更厉害的是，还有一种类似手雷的东西，这个手雷里不光是火药，还有其他毒药的成分。什么成分？据说是拿虎狼草、黄猛菜、发冷藤等六种毒草磨成粉末制成的，在地上一炸开，周围五米见方之内，敌人都得全身麻痹、头晕目眩，症状严重的就当场休克。
这是毒气弹啊！
你看，诸葛亮不只是在算计别人上下功夫，搞科研也是好手啊！现在某些单位的领导，纯粹靠算计人上位，天天拿一本《厚黑学》在那研究，除了算计人不会别的。你让他搞个科研，弄个项目，他不会啊！是吧？活废物！
得学学诸葛亮，不能光算计人，也得会搞研究。
那种光会算计人，不会干实事的人，应该赶紧去国外，给人才腾地方。
第三点，收人先收心。这不光是刘备的绝招，也是诸葛亮的绝学。你想让别人服你，最重要的是降伏其精神，你降伏他肉体，那没用！
这一点在征南蛮上体现最佳。诸葛亮和孟获数次交战，历经坎坷，终于大获全胜。这个时候蛮王孟获就跪地请降，说我服了，南蛮归你了，你满意了吧？我不玩了！
出乎意料的是，诸葛亮说，你想错了，我来不是为了抢地盘。我们华夏讲求的是“以战求和”，战争不是目的，是手段，我们永结盟好吧，你还是南蛮的老大，好不好？这下子孟获就很感动，他就知道了，诸葛亮不是为了侵略我们，是为了双方长久的和平，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来的！
这回心里就服了。真服了。
历代帝王都征过南蛮，但是不到七八年，这个地方总是反复背叛，反复造反。为什么？他们心里不服！诸葛亮这一手下来，南蛮安静了三十多年。
古语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你打人一巴掌，还得给人一个甜枣。刚柔并济，才能服人。治国也是一样，也得刚柔并济，怎么管理老百姓？你不能单纯地跟老百姓炫耀暴力，靠暴力能统治长久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有一个案例就很能反映这个事实。
唐朝末年，有个军阀叫秦宗权，他无恶不作，奸淫掳掠，甚至纵容手下活吃人肉。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叫大齐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残害百姓。当时有个诗人，来到了大齐，就问当地的百姓，大齐政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你们怎么还肯听他的话？为什么不敢揭竿而起？
当地老百姓说，因为大齐政府有强大的军队。一个政府，它的存在如果只能靠军队来维持、来保证，它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可悲的。最后大齐政府玩完了，秦宗权也玩完了。
军队不能保证一切！
你要跟百姓讲道理，你要让他们打心里面拥护你。这才行！
最后一点，是诸葛亮身上的法治精神。中国古代先贤说得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十二个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公平公正的体现。不管针对皇亲国戚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
这一点，诸葛亮做得很好。
有这么一个事儿，说宫中的一个太监，手脚不干净，老往外倒腾东西，把宫里价值连城的一些古董，拿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犍为，拿到这儿去贩卖。
后来这个事被曝光了。
诸葛亮就派人去查。他的手下劝他，这个犯事的太监跟刘禅关系不错，而且听说这个案犯还有个同伙，这个同伙曾经在您的手下当过差。诸葛亮郑重表态，照查不误，直至把两名案犯绳之以法。
你看诸葛亮，他不因为这里面有自己的老下属，就考虑政治影响，就心存包庇，人家是一查到底，没有双重标准。在他眼里，谁犯了法，那都一样。
周瑜：了不起的谋略家
提到赤壁之战的胜利原因，我们总爱归功于一场风和一把火，这种论调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的确存在偏颇，这把周瑜想得太简单了。
在周瑜的谋篇布局当中，东南风和熊熊烈火的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它使得这场战争更为壮观，画面更为绚丽，简直可以说是美轮美奂。问题是这两样东西并非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的是周瑜在前期做的四样基础性工作。
其一，抢占先机，占领赤壁南岸，迫使曹操在地理位置极差的北岸立足。
在战场的选择方面，周瑜牢牢地把握了主动权。
曹操南下的端倪方露，以周瑜为领导核心的八名武将，立即闻风而动，兵发蒲圻，经过两番拒战，终于将曹军的立足地点逼到了北岸。
《三国志》记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据相关史料记载，北岸是地地道道的“圮地”。
何为圮地？《孙子·九变》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孙子·九地》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
据亲至蒲圻考察的陈道林老师叙述，北岸有三大不利之处：一是水流湍急，让疏于驾船者难以应变；二是风向不定，令舵手难以控制船只；三是气候恶劣，尤其到了秋冬交替之时，湿寒之气与北岸的沼泽一并为害，轻则损害人体关节，重则令人得病、呕吐。
据当地居民透露，随着近年来环境综合治理的加强，蒲圻北岸的生态明显好转，但是在他们的祖辈当中，多有身染血吸虫病的记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陈老师的考察报告，或者李友松先生的文章《曹操兵败与血吸虫病的关系探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很出名，在此不作赘述。
此外，周瑜所占据的南岸，有连绵不绝的山岗作为屏障，给曹操登陆造成了一定困扰。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即便周瑜不用水战，单单在岸上以逸待劳，曹操也难以取胜。
其二，积极动员麻屯、保屯、陆口等六地民兵为援，协同作战。
江夏之战以后，麻屯、保屯等六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已经在东吴手里了。
周瑜打败黄祖以后，并没闲着，而是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训练出了一支民兵，这支民兵不说“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蛟”吧，反正也是水陆作战都很精通。
李宁飞老师根据当地的年鉴和人口概况估算了一下，这支民兵大概八九千人。田余庆先生认为不可能那么多，大概是三五千。
两位老师详细地考察了当地民兵的作战传统和手法，推断这些民兵很可能“单舸自给，仗楫远驰，与南兵殊骛，而以蒺藜、飞蝗为斧钺之诛”。
就是说这些人很有可能驾着自家的小船，带着一些潜水工具，趁着曹孙双方交战正酣的时候，突下杀手。譬如可能朝着船上的舵手投标枪，也有可能欺身进前，把船凿漏。
这种小手段虽然不足以取胜，却也起到了骚扰和疲敌的作用。
兵法说：“以正合，以奇胜。”周瑜是正、奇兼用，给自己上了双保险。
曹操征南之初，不可一世，口出大言：“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当初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文官们都吓坏了，但是周瑜、黄盖、甘宁等人却泰然自若。这不仅证明他们有“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的境界，还证明他们早有准备。
其三，谋划周详，水陆并进，令敌人顾此失彼。
周瑜的眼光不仅在水上，而在全局。双方在蒲圻的水战刚刚进行了两个月左右时，他就分兵陆上，进取江陵。
与此同时，周瑜还对嘉鱼县界石、蜀山、伏龙山、牛头山的群盗诱之以利，让他们伺机而动，进攻监利、石首两地。
曹军的粮草辎重有七成以上都靠江陵、监利、石首供给，岂容有失？只能发兵救援。
但曹操所辖各大州郡的兵马皆不能抽调，一来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来还要防范关中诸侯，那就只能从赤壁战场抽调，这间接导致蒲圻一线兵力减少，东吴军趁势猛攻，连胜数阵。
《孙子兵法》曰：“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公瑾真可谓得其要理。
其四，大造舆论，使新旧两军互相猜忌，离心离德。
法家先圣云：“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周瑜不仅深通此理，而且能举一反三。
他深知，曹操方克荆州，时日尚浅，新旧两军远远达不到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程度，只要稍稍间以言辞，敌军立刻就能分化瓦解。
于是他给熟识的荆州将领写信，其文略曰：“韩、彭力尽，乃见戮于未央；黥布归汉，终殁身于番阳。卒至于是者，盖不知陶、张存身之道。是故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
言外之意是，刘邦和吕后都算得上世人称道的杰出政治家，但是即便如此，这两个人为了江山永固，还是杀了彭越、英布、韩信。
可见“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是铁律，无法改变。
如果你们觉得曹操比刘邦和吕后强，那你们尽管尽忠效命。倘若觉得曹操跟他们也差不多，都是心狠手辣的枭雄，那你们可得小心了，把我们东吴打垮了，对你们没太大好处。
荆州方面深以为是，军心大为动摇，作战时士气低落。
我们知道，打水仗还是荆州军更在行。他们不用力，光靠曹操带来的北军来打，效果很差。
就这样，大约又相持了一个多月，曹操综合四个方面的因素考虑，觉得这个仗不能打了，得撤军。一是因为这回打仗耗时太长，弄得朝野非议，况且江东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再打下去，最好的结果是个平局；二是关中诸侯在后，虎视鹰瞵；三是瘟疫流行，士兵战斗力下降；四是据程昱、贾诩等人为曹操分析，赤壁这个地方容易刮地形风。何为地形风？就是与此季节的风向截然相反的风。我们知道，深秋或者初冬时刮西北风，但是西北风遭遇南岸丘陵和山岗的阻挡会有一个反射，形成东南风。如果周瑜趁机放火，我们措手不及。
曹操听从了这个建议，准备把船烧了，然后撤退。这么好的战船，船上还有那么多辎重，当然不可能留给周瑜。
所谓“无巧不成书”，在曹操烧船撤退的前后，黄盖也放了一把火。
据李静荣教授分析，曹操此次南征所带艨艟战船230—270只，东吴方面烧了48只，剩下的大部分均为曹操所部焚烧。
有人可能会问，你说黄盖放火，这个我们知道，《三国志》上有记载，可你说曹操自己放火烧船，打算撤退，有证据吗？
有，两个证据：
一是《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二是曹操评价赤壁之战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
水镜先生：影响力经营者
水镜先生原名司马徽，号称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有人问，他既然这么厉害，那应该“金榜题名登甲第，紫袍玉带走金阶”，成为王佐之才。怎么没见他封侯拜相？
史家历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人自视过高，想要待价而沽，不肯轻易抛头露面！先把弟子们撒出去试试水，顺便给自己铺铺路。等水到渠成之后，自己再出来捡现成的！或者索性避世不出，以其八大弟子为棋，在暗处操控大局！
第二种说法是怀才不遇。司马徽生于颍川，其后又辗转流离，客居荆襄，也就是在刘表的治下。刘表曾经去拜访过他，但是这两个人，互相都没看上对方。后来曹操南下，把荆州夺到手了，一度想起用司马徽，但由于政务繁多，把这个事搁置了。等到曹操再想起来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司马徽已经病死了。
第三种说法是司马徽这个人不慕名利，清风高德。道家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司马徽研究的学问也是偏于道家一派，也许早已看透世事。能够教出几个经国纬政的徒弟，造福世人，便已得偿所愿。俗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可能司马徽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就跟鬼谷子一样。
第四种说法是，这个人可能是光有理论，他那些理论拿来教教书还可以，但是如果把他那些理论拿来开疆拓土或者治国理政，恐怕难见成效。用今天的话说，去大学当个客座教授还可以，具体到主持哪个事务或者用兵打仗，可能差一些。司马徽远远不如荀彧、贾诩他们，他有自知之明，所以也就藏匿不出。
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水镜先生及其所缔造的文人集团，其影响力之大，可以说独步荆襄，仅次于曹魏的邺下文人集团。甚至可以说能和西晋时期的金谷二十四友相提并论！
当然，我说到这，有人就会说，水镜先生的影响力，主要是相对影响力，也称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就是指文化、道德、舆论等层面的实力。软实力对国家和时局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和深刻持久的，但是同时是间接的，是缓慢的，甚至有些地方它根本影响不到。在这一点上，它没有枪杆子和钱袋子影响力大，枪杆子和钱袋子是硬实力，造成的是绝对影响力，哪都可以砸得进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说得的确有道理。如果在太平盛世，文化扩张战略可能比较吃得开，但是在乱世，有枪有钱就是大哥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水镜先生的影响力比不上金山银山，也比不上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军阀，这点我们要承认，不能盲目吹嘘他的影响力。
但是，虽然如此，水镜先生及其所部文人集团也很厉害。具体来说，他们有三项特权：
第一，人物品鉴权。也就是人才定价权。《三国志》记载说：“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7]”水镜先生搞品鉴工作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知道《人物志》上有记载：“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8]”
我们看，《人物志》按照专业领域和特长不同，给人才划定了几个职业。譬如“清节”、“术家”、“法家”、“器能”、“国体”。这几个职业的人虽然各擅胜场，但其地位有高有低，重要程度也有大有小。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职业范围和重要程度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肯定不算。譬如你跑到袁绍或者孙权那里，告诉人家，我是“国体”，我就是姜子牙那样的人才！人家凭什么相信你？
就好比你去“五百强”企业找工作，你说你是博士毕业，专修C语言，那你得把文凭拿出来。
在古代也是一样，你去诸侯那里求职，你得有品鉴名家给你的评语。三国时期品鉴界有三个老大，前期是水镜先生，中期是许劭，后期是刘邵。能得到他们的评语，你才算毕业了，才算有文凭了。
当然，以前品鉴和勘定人才的这个工作，是由国子监来做的。后来，皇权失统，朝政腐败，诸侯争霸，渐渐造成了人才的逆向流动。一些由私人开办的、民间的学术机构和研究院诞生，他们把这个工作抢过来了，然后一天到晚啥事不干，专门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品鉴人才。然后这些研究院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了，被他们品鉴过的人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这些被品鉴过的人当了官以后呢，再来个乌鸦反哺，抬高一下那些品鉴专家，双方就形成互利互惠的政治联盟了。
品鉴家的这张嘴，可谓一字千金。譬如水镜先生说：“广元、公威忠清干事，素业纯固。”石韬和孟建就能入仕于魏，水镜先生又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诸葛亮和庞统就见用于刘备。
被水镜品鉴过的人最小是个厅级干部，最大的干到省部级。
有人也许会反驳，三国时期的诸侯都知道“量能授官，论德定次”，怎么会光看那些名士给你的评价呢？
这个话没错，那些诸侯主要看的是你后期经国纬政和开疆拓土的能力，但是名士的评价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它相当于一个敲门砖，它决定了领导对你的第一印象。你被水镜先生这类人评价过，就好比去外国留学过一样，回来以后很风光。
第二，水镜先生及其座下文人通过掌控教材释义权间接获得政策制定权。
我们知道，古代那些开国皇帝制定国策，主要依据两条，一是遍览古籍，师法内圣外王之道；其二就是跳出书本，参考自己早年在民间的政治实践经验，这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但是开国之君以后的皇帝制定国策，没有早年在民间的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因为他自幼长于深宫之中，很少下基层，这个时候教材就成了他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们知道明朝的皇帝朱高炽他在制定政策之前也还要翻一翻《谷梁传》、《玉铃经》、《资治通鉴》呢。
毫无疑问，刘禅也得翻翻。
但我们知道，古书的原典不好懂。好比我们现在买一些国学经典，都爱买带注释和带翻译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阅读。人同此心，当时也是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所谓经典，大多数都被水镜先生及其座下文人墨客注释或者编译过。这一点《三国志》和《华阳国志》都有记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李仁、尹默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9]他们修书修得最多的就是《左传》和《春秋》。我们知道，“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颜色”，他们的思想自然而然要渗透进来。
水镜先生的得意弟子尹默还是刘禅的老师，经常拿水镜先生和自己一起修过的《左氏春秋》教授刘禅。
史书记载是：“先主定益州，以默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
这个说得好听些，叫“谕主以长策，勉主以礼义”，不好听就是思想绑架。
那么刘禅制定国策，多半也得按尹默等人传给他的学问来搞。
第三，水镜先生及其座下文人墨客通过掌控清议权获得评判是非和臧否人物的权力。
大家都知道，作为平头百姓来讲，你获知真实信息的渠道比较狭窄。比如哪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或哪个国家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你不可能跑到现场去看，也不可能去追问高层领导。
那么一般获知消息的渠道只有两个，一就是记者报道，二就是大咖的解读。现在大咖的解读在老百姓心里似乎比前者还要权威。
当时也是一样。水镜先生那帮人就是大咖，什么事件一出来，他们得先按照自己的利益立场加以解读，你违背了他们的标准，那就不行。
譬如曹操早年间在兖州杀了一批天下名士，陈宫也因为这个事最后跟曹操闹掰了，叛曹降吕。
然后呢，这个“水镜集团”有一个叫张蓟的，是司马徽得意弟子李仁的朋友，他也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刷评论，给曹操扣帽子。
他说：“操蹈藉彝伦、强忍寡义，人神所疾，异代同愤！”意思是曹操这个人是畜生，缺了八辈子大德，生了孩子没屁眼。
从此，曹操在荆襄地区留下了“害贤”的恶名。
这个就有点太过了。你先得调查一下曹操为啥要杀那些天下名士。曹操杀他们不是没一点道理。首先这批人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意思是曹操是太监的后代，是个杂种。这还罢了，更要命的是这些人自视甚高，乱发脾气，不跟政府合作，不给国家和老百姓办事，整天只知道咬文嚼字挑别人的毛病。
曹操杀名士，双方都有责任，不能光赖曹操，责任起码应该五五开，才公平。
不过谁让曹操撞在枪口上了？天下士族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曹操杀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俗话说物伤其类，这等同于得罪了水镜集团，所以被骂也应该。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们需要自己的水镜集团，同时也要提防敌国的水镜集团。
荀攸：润物无声的和平演变
荀攸是荀彧之侄，被称为曹操的“谋主”，擅长灵活多变的克敌战术和军事策略。《资治通鉴》评价他说：“攸深密有智防，自从魏公操攻讨，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意思是荀攸老谋深算，心思缜密，明智而能保守机密，自从随曹操四处征战，常常运筹帷幄，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司马光对其如此称誉，使本就高深莫测的荀攸显得更加神秘。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五个部分。
其一，少藏英智，善于识人。
荀攸的父辈、祖辈都是官员，因此他是高干子弟。由于父母早亡，他一直跟随叔父荀衢生活。荀攸十三岁的时候，其祖父荀昙去世，过去荀昙手下一个叫张权的官吏，闻讯之后跑了过来，哭得呼天抢地，并主动要求为荀昙守墓。
荀攸觉得张权不怀好意，于是告知叔父荀衢，让他多加提防。
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为《韩诗外传·卷三》作注时引荀攸判察张权之言：“是虎目而豕心，牛腹而鸢肩，皮不束骨，精爽烟浮，声疏质散，似有所隐。此必藏奸者也！”[10]
意思是，张权这个人眼若恶虎，前胸如豕，腹似牛背，肩犹鹰羽，行走起来好像骨头要刺破皮肉一般，说起话来矫揉造作、表现浮夸，声音疏阔散漫、模糊不清，而且言不尽意，好像有所隐瞒，他必定是心怀不轨之徒。
荀衢奇道：“公达这么年少就习读《太素经》吗？”于是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借机盘问张权，果然他是因杀了人，逃亡在外，想以守墓隐藏自身。从此人们对荀攸另眼相待。
中平六年，何进秉政，征召海内名士荀攸、李阔、何夔等二十余人为官。何夔以为何进难以济事，托病不出。荀攸等人则被任命为侍郎。
其二，谋刺董卓，图据肴、函。
中平六年，董卓进京，暴虐无道，狼戾不仁，百官无过而获罪者十有六七。荀攸与议郎郑泰、何颙、侍中种辑等人商议说：“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肴、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11]
意思是，董卓无道，天下人都怨恨他，虽然他聚集了不少精兵，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独夫民贼而已，我们应该刺杀他以谢百姓，然后借皇帝的诏令来号令天下，这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王之举。
于是一边筹划刺杀的大计，一边草拟圣旨。
明末复社成员侯岐曾认为荀攸所作矫诏辞藻精炼，在私著中录而叙之曰：“朕闻苍天不言，以象授机，顼、喾虽圣，必察五纬，故能安祚久长，为万世法。仰见今岁五月，荧惑犯太微，冲帝坐，出端门，不轨常法。自董逆乱政以来，频事诛伐，并见族灭，其从坐者，皆股肱帝室，曾无赦宥，四海明庶，咸知其冤。顷数月以来，更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骨鲠之臣，倚死墙壁之间；兆亿黎民，生涂草莽之上。于是魂神呼号，淫厉疾疫，自此而起。《易》曰：‘革之时大矣哉’，故惙怛伤悴，知有翻覆宗社之忧；縠觫终日，恐生鱼帛狐篝之变。诚望剡路除荆，畜兵诸夏，用拟勤王。[12]”
意思是，上苍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常常以天象昭陈于人，明示祸福。即使像颛顼、帝喾那样的圣人，也要时常观望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填星这五颗行星的活动，用以反察为政方面的得失成败。今年五月份，荧惑星出现在北斗之南，这是社稷将败的征兆。自董卓秉持朝政以来，只知道铲除异己，所诛杀的大都是遵纪守法的帝室之胄和海内名士，而且把他们族灭以后，也不给出合理的罪名，就像强盗土匪一样，仁人志士谁不怨恨呢？近来，董卓又把矛头对准了平头百姓，纵容士兵和心腹在眼皮底下奸淫掳掠，直斥其非的诤臣也尽皆身首异处。按他这么个搞法，我深恐有朝一日引起宫廷政变，民间也会相继出现陈胜、吴广那样企图改朝换代的人物。希望各位诸侯能以汉朝气运和黎民安危为重，出兵伐逆。
后来，荀攸刺杀的计划虽然被泄露，以致功败垂成，但佳作既经流布，三秦之心大震，栎阳周平、高奴张奉等割据势力纷纷以此为由，携民数千，加入讨董联军。
为此，曹操曾赞许他说：“我当初也怀有和您一样的想法，只不过因为遭遇意料不到的变故，所以没能成事。”
其三，妙策迭出，计斩三雄。
建安三年，荀攸随曹军征讨张绣，他看出当时的形势对曹操很不利，建议缓攻待变。《三国志·魏书》载其言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曹操不听，果然大败，几乎陷于死地。
荀攸道：“不如令士兵连夜开凿地道，撤出辎重，示弱伪逃，并在熊耳、郧谷暗设埋伏，待机破敌。”曹操采纳了他的计谋，张、刘果然悉率所部追击，进入伏击圈时，曹军奇兵骤出，步骑夹攻，大败张、刘联军。
同年，曹操自宛城征讨吕布，交战数次，吕布稍显不敌，固守不出。曹操久攻不下，士兵疲惫，滋生退意。
荀攸与郭嘉力劝曹操：“吕布勇而无谋，如今三次交战俱已败北，他的锐气已经衰落。三军以大将为核心，大将衰疲，部队就没有奋战的意志。至于陈宫，虽胸有大略，但缺乏临机应变的本领，反应也不敏捷，还在小心翼翼地筹谋划策呢。现在应趁吕布士气尚未恢复，陈宫的计谋尚未定夺，奋进急攻。”
曹操道：“硬攻之下，两败俱伤。”
荀攸知道“沂沭泗水系”北起蒙山，东临黄海，囊括山东、江苏等四省七十八县，更兼遍布崇山峻岭、低岗丘陵，而且睢宁地域每过一段时间便会突降暴洪，上一回是在永建五年仲夏，今次计日程功，不到半月，即可“恭行天罚”。于是建议曹操做好准备，届时引沂、泗之水灌进城中，必能生擒吕布。
曹操听从了荀攸的建议，果然大获全胜。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派大将颜良围攻白马。两月后，曹操亲自率军北上救援。当部队正向前开进时，荀攸认为不能与实力悬殊的强大敌人正面对抗，他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作战方略。他认为袁绍兵多，应设法分散其兵力，于是劝曹操引兵先到延津，设法攻克酸枣，而后佯装渡河，假意攻袭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应战，然后再派轻骑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一定可以打败颜良。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依计而行。袁绍害怕老巢有失，又见敌人攻势猛烈，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果然把精力放在了与曹军争夺酸枣上。
待到袁绍将酸枣地区的疑兵尽数消灭时，曹操早已乘机率领轻骑袭夺白马，颜良不及防备，被关羽斩杀。曹操解白马之围后，率六百骑兵押送粮草辎重沿河西退。军行不久，竟与袁绍的大将文丑碰到了一起。诸将见敌众我寡，都感到很害怕，劝曹操退守大营。荀攸道：“丞相可在大路诈败退走，同时令公明将军伏于偏道，以便诱杀袁军。”
曹操于是命令士兵解鞍放马，丢弃辎重。待袁军逼近，争抢辎重的时候，徐晃军团突然从斜侧杀出，迅猛发起攻击，大破袁军，斩杀大将文丑。
其四，抱椠怀铅，劝进魏王。
建安十七年前后，董昭找到荀攸说：“前次我让你叔叔筹备曹公加九锡的事情，他不太乐意。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叔不行，侄子上。你找几个弟兄把这事搞成了吧！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荀攸大义凛然道：“劝曹公进爵魏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初天下大乱，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匡扶汉室，结果是只会打嘴炮，一点真格的也没有，只有曹公一个人站出来，身先士卒，亲率雄师，南征北讨，才使得中原略定，四海承平。”
于是荀攸纠集了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中护军明国亭侯曹洪、奋威将军乐乡侯邓展、中领军韩浩、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建忠将军鲜于辅等数十名官员联名上书，声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余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13]？”
当真把曹操比作了周公，称他的功德震古烁今无人能及，裂土封王理所应当，若不接受册封则“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
曹操有心辞让，说自己比不上周公，荀攸却还有话堵着他：“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意思是，你曹操不敢比周公，那比张耳、吴芮这两个家伙应该绰绰有余了吧？他们俩既不姓刘，功劳又没有韩信、张良大，也都窃据王爵，你还扭捏什么？
曹操听罢，只好决定象征性地只接受魏郡一地作为自己的封国。
荀攸再次纠集大臣，二次上书，坚持要曹操把冀州十郡照单全收，还说“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籓卫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14]
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说的确实不错。历史也确实是这样：范蠡遁，而成“三致千金”的陶朱公，富可敌国；文种留，遂成剑下冤魂；张良辞，而得以全身；韩、彭贪，终有俎醢之戮，千古留冤。
可是，在枭雄霸主看来，这句道家妙谛讲得虽好，但这从来都是为臣之道，不是为君之道。曹操是具备“王者之器”的，可此时的他，还要摆出一副知恩畏罪的架势，坚辞不受。
荀攸明白，老板在等皇帝的一句话，于是和众人撺掇天子刘协再次下诏，说曹操实至名归，恳请他一定要勉为其难。大家也都觉得陪曹操玩了这么久，够意思了，暗示他见好就收。
这次曹操不再违拗，立刻上表朝廷，信誓旦旦：“今奉疆土，备数藩瀚，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
其五，机策之谋，鲜闻于世。
荀攸一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期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可惜建安十四年就撒手人寰了。曹操每当想起他，都痛哭流涕。荀攸生前撰写了十分机密的《十二奇策》，除了他的好友钟繇之外，没人知道他的珠玉之言。但是，钟繇整理未全就去世了，故后世鲜有人知。裴松之评道：“攸亡后十六年，钟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难？而年造八十，犹云未就，遂使攸从征机策之谋不传于世，惜哉！”
对于荀攸所思所写，有人认为是军事谋略，有人认为是政治谋略，有人则认为是二者兼有，几千年来，争执不下。民国时期，优罗嘉俱乐部退会成员、新诸子学会会长钟丽芬女士曾以钟辿第三十六代传人的身份参加了德国光照社举办的主题为“外交决策研究的利益集团视角”的年会，并作了“汉晋之际颍川荀氏家族的政治战略之古训今鉴”的主旨发言，文稿中大幅引用了其祖上对荀氏一门的谋略汇总，亦包括荀攸之奇策在内。
文章指出：“荀公敏若强弩，应同急箭，简傲少文，克殄凶逆，上可追风于仲、悝，下能配德于猛、彦。其书辞所虑，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其后，便列举了荀攸所筹划的三项“国际性战略”，“一曰立教数以来远人。凡品才有九：一曰德才，以匡本务；二日理才，以研事要；三日政才，以经制体；四曰文才，以综典籍；五曰武才，以御军戎；六曰农才，以施耕稼；七曰匠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畅货流；九曰辩才，以立是非。以上皆置之黄金百斤，举茂才。”
综上罗列，荀攸设立了包括政治学、农业学、经济学在内的九项国际大奖，以便笼络天下才俊。这就帮助曹操垄断了“荣誉授予权”。
古来的文人墨客最看重荣誉，何况这个“荣誉证书”是以大汉政府的名义颁发的。
因此，受到嘉惠的知识分子，焉能忘记荀攸和曹老相爷的栽培之恩？故而，凡得荀攸所颁之大奖者，不是在其集团内部衍生为“亲曹力量”，就是干脆投敌叛主。这招大大地削弱了其他诸侯的竞争力。
再看看荀攸的第二招，“二曰散游士以预所决。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万钟；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奉之以雕玉。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机谋也。今令蒋济择览闻辩见、监市履狶者四十二人，奉之以罗绮、刀币，使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好恶，择其有隙者而先化之，以归王命。”
意思是，我们也来仿效商汤的做法，让蒋济挑选能言善辩之士四十二人，携带钱财、精美礼物到各个诸侯的领地上去，表面上打着“经贸往来”“学术交流”“联络感情”的旗号，实则暗中对这个集团的首脑及其决策层进行缜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其政治观点、生活喜好、性格弱点一一进行情报收集，以供曹操进行参考。荀攸在资讯尚不发达且交通联络等各方面条件极差的古代，特意提出此条建议，其头脑之精明、视野之开阔可以想见。
尤为难得的是，他派出去的大批间谍，并不止于搜集情报，还要“择其有隙者而先化之，以归王命”，也就是想方设法忽悠对方的领导做出错误决策，直至垮台。
最后，荀攸还递出了“杀手锏”，“三曰誉虚言以求废置。圣人云‘无参验而必之者，妄也’，然与彼则不然，当起诸侯巧伪趋利之徒，进愚诬之学，杂反之行，积篇章为敖庾，宝玄谈为金玉。务使积辩累辞，离理失术，而求两未之议也。[15]”
我们知道，《墨子·非命中》曾有过一番论述：“凡发表政论、撰写文章，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辞没有标准来衡量，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有些达官贵人，专一向国君进献‘白马非马’‘棘刺刻猴’这样的无用之说，国君不加以考察而贸然起用，社稷就危亡了。所以我们应该设立三种法则对言论加以考量，首先看看它有没有历史依据，其次看看它有没有经验依托，最后看看，如果把它加以实践，老百姓能否从中获利。”
墨子的话堪称鞭辟入里，但荀攸独具巧思，竟然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其他诸侯领地的谋士浸淫玄谈，罔顾“事功之学”，久而久之，基业必然倾颓，则可趁时击之。
对于钟丽芬女士所呈的“荀氏战略”，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台湾学者李业平的看法，他认为“攸之才具，高踪遐辙，翻然回虑，吐辞辄新，其夷吾之亚欤？”赞美荀攸所说不亚于管仲的《大匡》篇。
另一种看法以当代学者章凯明为代表，她认为“攸之沉略不传久矣，纵以鱼豢之能，季直之才，犹未能考，况于今日？钟氏所言，盖矫揉饰伪，以御外侮耳。”在章老师看来，钟女士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鹰瞵、鲸吞蚕食之世，其时，不仅日本对中国跃跃欲试，欧风美雨亦乘时涌进，所以钟女士杜撰荀氏之言，以魏国暗喻列强，意在让为政者不可轻忽大意、任人摆布，一定要步步为营，力防敌人渗透，在制定国策时亦不可东施效颦。
至1945年末，章凯明老师的观点已得到钟女士身边多位助理的验证。
总之，不管钟女士所引文献真假如何，其借用荀氏之口传达的要旨仍不乏醒世之意：我们需要自己的荀攸，同时需要提防敌国的荀攸。
鲁肃：和平主义者的另一面
鲁肃这个人，早期被《三国演义》写得窝窝囊囊，好像什么本事都没有，被人踩在了脚底下。最近几年呢，又被捧上天了，说他比诸葛亮、司马懿还高明。这两种评价都太极端。
本书仅摘取鲁肃身上的五件事迹，鲁肃到底是什么水平，看完以后，您自己做评判。
其一，性格豪爽，仗义疏财。
东汉末年，世道已经不行了，有钱人都想着怎么保命、保财，鲁肃不一样，他虽然是富二代，但不敛财货，反而乐善好施。他们乡里的人，有百分之八十，都跟鲁肃借过钱、蹭过饭，鲁肃从不计较。
古人说：“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乐法。[16]”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本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每给别人施舍一分钱，都要求回报，锱铢必较，活得很没有意思。
《群书治要》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财富的高度集中，不是好事，是祸害，会给子孙后代招祸，所以懂得赚钱的企业家，赚了钱以后，留一半，散一半，才能长久，否则必遭横死。这个道理在太平盛世体现得还不是太明显，在乱世就屡试不爽。
鲁肃很豁达，周瑜当时带领着一支部队，没饭吃了，管鲁肃借，鲁肃当即就把家产的一半送给人家，而且没让周瑜打欠条。
有人说，司马迁说“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鲁肃是看好周瑜将来能成事，所以慷慨解囊。不管因为什么，鲁肃这种做法很有审美性，让别人喜欢他、欣赏他。有钱人应该多学学鲁肃。
其二，武艺高强，庇护百姓。
鲁肃早先在袁术手底下干事，当个乡长，后来发现袁术这个人差劲，他决意舍弃袁术，带领百姓投奔周瑜。袁术派了几百号兄弟追捕他。
鲁肃让老百姓先走，自己率领七八十个青年小伙子断后。追兵到了以后，鲁肃就喊：“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况袁氏乎？”意思是袁术这个人赏罚不明，你们何苦为他卖命。
追兵听罢，心念动摇。这个时候，鲁肃拈弓搭箭，潮鸣电掣，一下子就发出去三箭，劲力之强，居然打穿了盾牌。
追兵一看，功夫太高了，自己不是对手，权衡利弊之下，决定撤退。
吕布辕门射戟，那是演义；鲁肃箭法高超，那是事实。
在这件事情当中，鲁肃最露脸的，不是说他箭法如何，而是他心里面有着“民本思想”，危难当头，他让老百姓先走。
我们看看曹操，干过一件事，叫“羸兵负草”，就是赤壁之战以后，曹军逃到了一个泥泞之处，坑坑洼洼，无法行走。曹操为了逃命，让老弱残兵在那儿填草，路还没完全填平，曹操骑马踏着那帮老弱残兵的身子就过去了。
你还别说，曹操这招壮士断腕挺厉害，就是稍微损了点。
用今天的话来说，曹操是践踏人权，鲁肃是保护人权。
其三，榻上献策，筹谋帝业。
鲁肃来到了江东以后，孙权就向他问计：“孤承父兄之大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三国志·吴志》记载鲁肃之言曰：“昔高帝欲尊义帝而不获，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这几句话，正中下怀。孙权后来就是这么干的。但因为当时还没那个实力，所以装孙子说：“天道深远，此言非所及也！”
但是二十二年以后孙权称帝的时候，说了截然相反的话，他说：“孤能有今天，鲁肃早就料到了。子敬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由鲁肃这个事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些时候你提意见，领导骂你，可能不是你说错了，也不是领导不爱听，而是因为你这个话太超前。
其四，力排众议，联刘抗曹。
建安十三年，刘表刚刚病死，鲁肃就为孙权打起了算盘，他进言说：“现在刘表死了，荆州那个地方守不住，早晚要丢给别人。与其别人去取，不如我们占领。现在我们先去探探底，看看刘备的态度。如果刘备跟荆州的蔡氏家族能尿到一个壶里面去，我们就先不招惹他们，好生安抚，以后再找机会；如果他们不合，我们就扶持刘备和刘琦，再建立一个荆州政府，把他们搞乱，我们坐收渔利。”
原话是：“荆楚之地，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17]”
孙权答应了。
但是没料到刘琮即位以后，投降得如此之快。
鲁肃当即感到唇亡齿寒，建议孙权联刘抗曹。
孙权毕竟年少，一时拿不定战和大计，他心里没底，就问鲁肃：“曹操号称兵马八十万。怎么打？”
鲁肃帮他分析：“曹操打官渡之战的时候，不过就是六七万，后降二袁、斩蹋顿，得众八九万，今又兼荆州，得众不过四五万，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万，不用害怕。”
孙权听罢，内心稍安。孙权又问：“为什么非要联刘抗曹？这是养虎遗患，不能独力抗曹或者吞刘抗曹吗？”
鲁肃说：“如果独力抗曹，当然我们也能做到，但是刘备那方面的资源等于闲置了；如果说吞刘抗曹，那曹操还没来，我们就先得跟刘备干一架，划不来。”
其五，单刀赴会，斥骂关羽。
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为成偏安霸业，仍不肯将荆州属郡交还，并给关羽增兵三万，以固防守。鲁肃为大局着想，邀请关羽约谈，提出双方“单刀赴会”的建议。然而，他部下将领担心送羊入虎口，极力劝阻。他却毫无畏惧，毅然赴会。
会上，鲁肃数次指责关羽君臣背信弃义，以邻为壑。关羽狡辩说：“赤壁之战时，左将军（刘备）亲身作战，睡觉的时候都不脱鞋，竭尽全力打败了魏军，难道能白白辛苦，不拥有一块土地吗？”
鲁肃说：“云长所言差矣！我开始在长阪与刘备会面时，他的部众微寡，所属军力尚且比不上一个校尉，而且智竭计穷，师老兵疲，势力衰颓，正打算远逃。那时他会想到有今天吗？我们主公可怜刘备无处容身，不吝惜荆州的土地和人才，使刘备有了落脚之地，帮助他化解了性命之虞。但刘备却自私自利，虚情假意，辜负恩德，损坏我们的友好关系。在他没得到刘璋的地盘之前，对领土强占不还或许说得过去，可现在他已霸控西川，又想要兼并荆州土地，这样没品行的事连庸常之人都不忍心做，更遑论统帅一邦的领袖人物！”
关羽欲再行置辩，鲁肃疾言厉色地喝斥说：“我听说因为贪取小利而放弃了道义，是为祸之始。我与云长皆肩负救济天下之重任，不能不讲道理，形同无赖，而应做出正确的决断，以道义辅助时局。何况你们想要凭借羸弱之众与江东猛虎力争，谁敢帮助你们呢？”
按说关羽素来骄矜，此时又以三倍军力凌于其上，不该示弱，却十分意外地沉默不语。不久，“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刘备、关羽最终肯割让城池，虽然主要是因为曹操南征在即，两家需要重修盟好，但同时也可看作是二人对鲁肃当初向孙权“力主借地”之高风亮节的回报。
鲁肃的主要事迹说完了，顺带着说句闲话。最后江东能够讨回荆州，杀死关羽，鲁肃也有三分功劳。
听到这，有人肯定会说：“扯淡！夺回荆州，杀死关羽，那是陆逊和吕蒙的功劳！”
其实，鲁肃在这里面是有作用的，只不过他的作用是无形的。
当初王濬破吴，司马炎却涕泗横流地说：“这是羊祜的功劳！”为什么说羊祜有功？因为羊祜在世之时，“招携以礼，怀柔天下”，甚至跟陆抗结下了羊陆之交，这就给吴国留下了一个错觉，就是晋朝方面只想着用仁义来感化和拉拢我们，不会大起刀兵。所以王濬破吴时，敌人才猝不及防。
同理，正因为鲁肃为人忠厚，而且一直采用谈判的方式，也就是和平的手段讨要荆州，才给关羽和刘备造成错觉，认为东吴方面不会轻易动武，吕蒙才能得逞。
圣人曰：“始如处子，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此掩发之道也。这就是鲁肃的套路。
张昭：天下最没用的学问
张昭是东吴的一位重臣，本来他身上有七件事情可以说，但其中两件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这两件事情争议较大，如果深入讨论，就会涉及陈寿和裴松之的价值观、著史观之争，因此略而不提，只提大家较少听到的五件事。
其一，少有盛名，避仕不出。
张昭年少时便好学，而且文采斐然，才惊四座。我们可以看下他的《宜为旧君讳论》，的确还可以。
有人说我不乐意看什么高深的著作，你说张昭文采好，有什么简明扼要的证据？有个反证，就是当时两位知名人士对他的夸赞。
一个是陈琳，就是写文章骂曹操那个。有句著名的诗词就是赞美陈琳的，诗曰：“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可见陈琳是个才高八斗之人。陈琳的才华，连曹操和荀彧都认可。
但是陈琳呢，对这个张昭很服气。有一次天下名士张纮在读陈琳的《武库赋》，读完之后就赞美陈琳，说陈琳的文采堪称举世无双。
陈琳说我的文采是不错，那也得看跟谁比，要是跟一般人比，那是强很多，如果跟张昭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另一个夸张昭的，是祢衡。我们知道，祢衡是个自恋狂加神经病，谁也瞧不上，但他却认为张昭还可以。
有一次刘表给孙策写信，写完了以后叫祢衡给把把关，祢衡笑着说：“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小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
意思是刘表的文采，比张昭差太远了。
正因为张昭才华惊人，所以政府再三聘请他为官，但是张昭辞不就召。
当时徐州的省长陶谦也想把张昭收为己用，于是举荐张昭为茂才。张昭也没去。
张昭没有应大汉政府的邀请，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朝廷黑暗，昏庸腐败。但是究竟为什么拒绝陶谦，这个就值得讨论了。
对于张昭拒绝陶谦，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范晔的说法，他在《后汉书》中指出，陶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徐方歼耗，实谦为梗”[18]，意思是陶谦这个人用人失当，而且滥用刑罚，导致徐州政坛凋敝。
范晔的这个说法，有个旁证，就是许劭对陶谦的评价：“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意思是陶谦这个人外宽内忌，聚贤而不能用。
最重要的是，陶谦这个人跟阙宣还有些瓜葛。阙宣当时自号天子，是个反贼，这俩人曾经一起举兵攻打过任城。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可能是把陶谦美化了，陶谦不是个谦谦君子。
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张昭拒绝陶谦，不是因为陶谦人品太差。《三国志·吴书》上面这样记载：“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19]认为陶谦还凑合。
张昭之所以不给陶谦打工，是因为自认为当时的本事还没练到家，想先沉淀两年。
但是陶谦不会这么想，他认为张昭瞧不起自己，把张昭抓起来了。后来赵昱过来说情，陶谦又把张昭放了。
在这件事情当中，张昭有个值得点赞的地方，就是即便陶谦把他抓了，让他吃过牢饭，但是张昭对陶谦的评价依然很客观，甚至在陶谦死后，还写文章纪念他，这份心胸不简单。
这证明张昭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是世之大儒。
如果要搁一般的知识分子，你别说把他关进大牢，就是稍微骂他两句，让他不爽，他都很有可能写文章来妖魔化你。
其二，避难江南，力辅孙氏。
东汉末年，中原动乱，张昭作为难民，逃到了江南。孙策看上了这个人，拜他为抚军中郎将，自此而后，政策、法令多出其手。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对张昭都很满意。不少人纷纷给孙策写表扬信，对张昭加以表彰。
张昭怕孙策起疑心，就说：“我张昭可没有结党营私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爱戴我。”
孙策笑着说：“子布先生想多了，你就是我的管仲！”
孙策死后，有些阴怀异志的人想趁孙权立足未稳，起兵造反。张昭所辖六县盗贼猖獗，纷纷对反贼加以附和，闹出了一股不小的声势。
张昭决定亲自率领本族子弟前往平叛。当时，有朋友劝他说：“张公，岂不闻《诗经》有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我们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躲在后头算计别人，不亲自冲锋陷阵。现在郡县大乱，可以让周瑜他们去拼命，我们应该泰然自若地待在屋子里做学问。”
张昭听罢，破口大骂，说这是混账话，周瑜现在在柴桑，哪里赶得回来？如果不及时扑灭叛乱之火，受害的是江东百姓。于是，张昭披坚执锐，上了前线，稳定了局势。一个文人，有此胆色，令人钦佩。
张昭带兵打仗也不只这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协助孙权剿灭黄巾余党，在合肥之战时，帮助孙权稳定后方，击败了匡琦、周凤等割据势力。当然，这是后话。
在孙权继位之初，有很多文胆不服孙权，认为孙权没有父兄的魄力，应该退居二线，把大权分给流亡北士和淮泗将领。张昭带头反对这种提议，并且率先对孙权行以臣子之礼，这样，孙权的位置才算坐稳了。
有人说，孙权当初能够坐断东南，继承大位，要论功劳，周瑜占六分，张昭也得有四分。
其三，不卑不亢，呵斥魏使。
有一次，曹丕派使者去吴国建交。这个使者叫邢贞，这个邢贞很狂傲，见了江东的文武百官，也不下车，还躲在车里睡大觉。
张昭气得把他从车里揪出来，警告邢贞，这是吴国的地盘，你还是放尊重一些。然后十分严肃地说，你看见旁边那把刀了没有？那把刀还没开锋，看来你是肉皮子发紧，你想帮它开锋吗？
邢贞赶忙鞠躬道歉。
《三国演义》把张昭写得好像是只会对蜀国耍横，对魏国就卑躬屈膝，其实不是，张昭无论对蜀国和魏国，态度都很强硬。
其四，讽喻主上，留心大计。
孙权早年间有一个习惯，专门爱骑马射虎。
射完了老虎，还把虎皮传示三军，炫耀自己箭法高超，意思是自己有两下子。
当时，孙权的近人就夸赞孙权，真能耐！
孙权喜不自胜。
张昭劝谏说：“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20]”
张昭援引徐干的《中论》，说这么一大堆话，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下棋下得好，你射箭射得好，你画画画得好，作为普通人来讲，可以把这个当成一技之长来炫耀，但是作为君王来讲，这不叫特长，更不值得拿来炫耀，君王只有懂得经国纬政之术，才能算有特长。
张昭这话不无道理。我们看看，李后主精于辞赋，梁元帝书画一绝，朱由校心灵手巧善制木器，但纵观这三个人，未尝不毁家败国，为天下耻笑。
由此而论，那些皮毛小道，怎么能当做君王的特长呢？怎么值得一把手炫耀呢？你把国家治理好了，让老百姓无忧无虑，才值得炫耀。
其五，犯颜直谏，触怒君王。
嘉禾元年，公孙渊在辽东造反，反抗魏国。公孙渊自忖实力不足，于是向东吴求援。
孙权一看太好了，正好利用公孙渊来扩大自己的地盘，于是想要和公孙渊联合。
张昭劝谏说，公孙渊其实不是真正想造反，他本身不想对抗魏国，他之所以装出对抗魏国的样子，是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叔叔，用非法手段获取了大权，他想逼迫曹魏承认他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一旦曹魏承认了他的合法性，他就会罢兵休战，跟我们东吴断交。
孙权认为张昭说得不对，二人反复争辩，闹得面红耳赤。
最后孙权急了，破口大骂：“江东文武百官，入了宫就拜我，出了宫就拜你，这是我让他们这么干的，真是够给你脸的了！”然后，抽出刀来，在张昭的脸上比划，说：“我不想让别人说我虐待老人，赶紧向朕道歉！”
张昭面不改色，说：“要论辈分，我比你兄长大一截，跟你爸爸差不多大！当初你妈和你哥把你交付给我，就是让我时时规劝你。现在你做错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事后，张昭的预料果然准确，公孙渊反复无常，又归降了魏国，而且斩杀了吴国的使者。
孙权知道错了，就派人去给张昭送礼物，顺便提点一下张昭。
使者跟张昭说：“张公啊！现在主公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吧。这不，还让我给你带礼物来了。”说罢，深鞠一躬。
使者又继续说，但是为人臣子的，又怎么能面斥君王呢？您还是学习一下保身之道，谋身之法。
张昭反驳说，天下间最没用的学问，就是保身之道、谋身之法，因为它只能让君王一个人高兴，对国家、对老百姓屁用没有。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上上下下都学习这种没用的东西，我看国家也快完蛋了！
张昭的原话是：“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21]
张昭这番话对我们颇有启迪啊，当官的要多看看《管仲轻重术》、《国家兴衰与社会革命》这类书，对老百姓和国家有好处，少看看《厚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