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亲之后，陪自己走过悲伤旅程
回忆的所在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我都会在父母的忌日当天，前往城镇另一端的墓园悼念他们。一如以往，我跪在他们安息的墓碑旁，迎着周围长出的小草和花儿。
这片园地四周围绕着围篱，不及一平方米的空间里，滋生了一些杂草和从邻近的树木飘落下来的落叶，还有一些待清理的泥块。我徒手整理墓园，嗅闻泥土的芳香，感受着手指与膝盖间的湿润土地，不时听到墓园外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潮声。放眼望去，山腰上尽是石头墓碑。
我并不是来这里做园艺，也不是来探视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再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来到此处，因为这里跟我一样，沿袭着他们的姓名。这个地方，是我用来回忆的所在。我会在此坐上好一会儿，试着回想一些事情，特别是思考成为一个“成年孤儿”的独特经历。
父亲
父亲过世那天，只有一段清晰的记忆深印在我脑海中，就像是一幅黑白快照。照片中的我站在我的车子旁边，盯着离开医院时，护士交给我的一只绿色塑料袋，袋中装着父亲的遗物。我并没有置身于照片中，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幕，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感觉，没有理解。
父亲于1980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当时，他刚动完新发现的恶性肠道阻塞手术。从诊断出症状到父亲死亡，只有六天时间。我竭尽全力，回想着身材瘦削、个性谨慎的父亲，从行动徐缓到意识不清，甚至昏睡到最后过世的整个过程，想从这场迅疾的变化中，理出一些头绪。
在父亲的遗体被移走后不久，我站在瞬间变得空荡荡的病房中，询问医生：为何我那年迈且虚弱的父亲需要承受这场手术？那位照顾了我们全家多年的医生，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竭尽诚挚地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们必须替他动手术。你难道不知道若没动手术，你的父亲活不过一个礼拜？”
我的确是不知道，但这段对话却成为我往后即将进入的超现实生活的先兆：由原来的双亲健在，变成最后一个（父母）也没有。
母亲
父亲下葬那天，我不确定母亲是否了解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她突然变得健忘，满脸迷茫，到了父亲过世时，她开始变得有些疯癫。
从墓园回到家后，我与母亲坐在起居室里，她甜甜地微笑着，四处张望，同时缓缓地点着头，仿佛在随着一首只有她听得到的歌曲打拍子，并且像在轻声问着某个人：“他们布置得很漂亮，对不对？”
那种感觉，就像是跟一个陌生人去参观某个陌生的地方一样。或许是试着把她唤回来，我逗她说：“妈，别这样，您不会是要告诉我您的记忆又出了问题吧？”
顿时她停止晃动，转向了我。这是数月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母亲的眼神专注且清澈。她以我熟悉的那种浓厚的俄国腔说：“没错，而且我很难过，但是我喜欢像那样子。”
她温柔地笑着，眼眶盈满泪水。接着她的头又开始摆动，然后变成左右摇晃，渐渐地，眼神变得涣散枯涩，她又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而这个陌生人，就是母亲曾经害怕的，她说：“但愿以后我不会变成那样子。”当时，她也一直守着这个期望，维持自己的样子，直到在那四年后，她的状况变得愈来愈糟，整个人也变得极度脆弱而衰老，一直到1984年，也就是她生命的末期，她已经变成了自己口中的那种癫狂老人。
安葬母亲那天，墓地旁，熟悉的山边小花、石头和草地，再度被一个深深的长方形洞穴所侵害，就像我的人生一样再次崩裂。而我那已经历过崩裂的人生，如今也只能带着累累伤痕继续前行。
墓穴旁有一堆泥土，覆以绿布，旁边则有人替凭吊者备好了几张折叠椅。这些凭吊者中有我双亲的朋友，当我走近时，老人家们全都转头看着我，因为根据犹太传统，身为儿子的我将代表宣读纪念祈祷文。
但我在家从来都不曾见过这种传统仪式，所以我无法念出任何祈祷文，当时又没有长辈主事，我只能站在那里尴尬地向后看，眼中尽是泪水，而双亲的朋友也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于是我闭上了双眼。
仿佛我又回到了六岁。
亲爱的，你妈妈不见了吗？
记得六岁时，我们社区附近新开了一家超市。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走好几条街到一位农夫家，去买所需要的肉类及其他用品，购物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爸妈告诉我们说，以后在家附近就可以买到新鲜的食物了！
记忆中，我小时候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与那家超市有关。第一件就是当我通过一道光时，商店门就会自动打开来，仿佛变魔术一样——“嗖”一声，门打开了；“嗖”一声，门又关上了，只要走来走去就行了！我还记得当时，望着严肃且害羞的父亲来回穿梭在店门口，长长的羊毛外套飘扬着，包裹着他伛偻的背影，令我惊愕地伫立在那里。他阔步在开门与关门之间，而那“嗖嗖”与“咔嗒”作响的门，也准确估算着他那无声无息的动作。我从未见过父亲那么活泼的一面。那天，我们手牵着手走回家。
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是墓园让我回想起来的。当时，我漫步在一排一排的货架间，研究着架子上形形色色的物品以及地板上均匀的格子，却突然察觉母亲已不在身旁，顿时我浑身发冷、呼吸停顿，同时眼睛发热。我在走道间跑来跑去，哭喊着“妈妈！妈妈！妈妈！”我永远忘不了自己是多么惊慌失措。当我看到一件裙子下露出的女性双腿，便啜泣着向前奔去以求慰藉，那人却不是妈妈！她试着恢复身体平衡并问我：“怎么了，亲爱的？你妈妈不见了吗？”
就在那时候，我那焦急的妈妈从走道尽头跑过来，把我抱进了购物推车中。
在墓园里回想六岁时的情景，似乎也无法改变事实。我知道，不会再有喜极而泣的重逢，也不再有责骂、热烈的拥抱和紧握的双手，来结束这次经历。不能再回到熟悉的过往，没有任何令人欣喜的可能，晚餐时也不再有好笑的故事可以听了。
要是当时，坐在我父母墓旁的那些老人也这样问我：“怎么了，亲爱的？你妈妈不见了吗？”我一定也会开始哭泣的。
当永远，不再是永恒
在我们生命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生命初始的那一刻美好，也没有什么能像某件东西一样久久留存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当你去试想那东西，它或许空缺了，只成了一个无法辨识的空洞。再试着想，它可能是你看到的第一张脸，也可能是你听见的第一声话语，以及在人生初始便让你感到安心、带给你正确指引的第一次温柔抚触。
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父母。在孩子的生命中，父母就是恒长的。打从婴儿第一口贪婪的呼吸开始，父母，或是其他扮演着父母角色的大人，就给了这个婴儿赖以生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持续且充裕地供给，否则婴儿就无法存活，氧气、水分、食物、休憩、免于掠夺者及气温变化对其造成伤害等，都是基本的保护，否则婴儿活不久。
婴儿的需求是持续不断的，并需要长时间关注，父母这种“永远”的形象，正与其所提供的重要生存要素密不可分。
失落的成年孤儿
我开始思索“成年丧亲”这个主题，然而，在阅读了许多一般医疗及心理研究的内容后，我很意外地发现，相关资料竟然那么少。
我发觉这个题材很吸引人，而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这方面的探索如此之少？这一点确实让我颇为意外，毕竟，父母离世是这个社会中唯一造成丧亲的原因。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家族成员的死亡”类别中，父母去世占最高的事故发生率。失去父母不是少数人的不幸遭遇，而是非常平等的经历，而且前提也必须是小孩不得在父母之前死亡。
虽然如此，一般在心理及医学方面的认知，所谓“家族成员的死亡”大部分都偏向于配偶的离世，然后就是指小孩，很明显地，很少涉及父母，甚至从未提到兄弟姐妹的亡故。
一般人写到父母离世对成人的影响时，多半都专注在童年丧亲所发生的种种细节。此外，我们有的是各种研究、报道，以及对临终梦境的分析、照顾临终者的人的精神状态、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与人们得就自己的死亡可做及应做的选择，甚或是失去宠物时的悲痛（到了最后的阶段，人们有其自我形成的支持网络）。
以上所提到的主题，就如同人生其他层面一样生动、重要，而且值得探索。但我还是不禁怀疑，为何“成年孤儿”无法吸引人们的关注？
在哀伤之余
身为心理学家，我接触过许多成年孤儿，而他们诉说的尽是那份失落带给生活的巨大改变。伴随而来的是俗称“令人意外的紧张”情绪，这个单纯的形容意味着：“我知道这种事情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失去双亲是无法避免的事，每个人也都同意那的确是一种危机，却很少有人针对这个领域来探讨、著述及研究。
在《悲伤：哀伤之余》[1]这本探讨“失落”的作品中，作者凯瑟琳·桑德斯写道：“一般人似乎没耐性去面对成人丧亲的哀伤，亦很少有人去探究的个人感受，甚至在一或二周后便坦承自己的哀痛，就好像这种事情不需要太多或太长的时间反应一样。成年孤儿必须压抑自己的情绪，暗自哀悼。”
桑德斯更提到，很少人会注意到“双亲过世”对在世的成年孤儿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大家认为这种现象是“宇宙自然规则的原动力”。对于这种将成年丧亲视为自然规律，而不像对丧失配偶或小孩那样做广度探索的现象，我始终感到不解。
是否正如少数研究者提出的疑问：因为我们太重视青少年了，以至于老年人的生与死就失去了其社会价值？若果真如此，那么，当我们失去老年长辈时表达出的哀伤，或许就不被认定有太大的社会意义，悲伤者获得的安慰也相对较少。
有时我甚至怀疑，社会加诸于每个人对权利与义务的价值观，是否已发展到一种境界，使我们一心一意只关心自我的权利，而牺牲了那股牵动彼此的怜悯？
这种热情只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心中没能留下空间去感受别人的经历，更遑论去关心别人慌乱而分裂的情绪了。别人所经历的，与我们无关，我们相信自己会得到谅解，并开始替自己划清界线。我们无动于衷，并认为那是恼人且麻烦的事，只希望受苦受难的人自己去“克服”。
我们认为死亡是可惧的，并且避而不谈。我们避免提到“那件事”，不去提要为“那一刻”预先做准备，甚至从来都不谈论，就算提到了，也绝不直接说出“那个字”。
几年前，我曾经问女儿从小便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否要一起参加某位我们都认识的人的丧礼，她回答：“不要，我不想跟死亡这种事扯上关系，不过，还是谢谢你。”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好笑，多么的天真烂漫啊！但我愈是进一步思考，就愈想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跟死亡这种事扯上关系”。
有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死亡是一种侮辱，一种极度的屈辱，与生命背道而驰。有些终日与生死为伴的医生则告诉我，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所能做的是减轻不适并延缓死亡，而宁可宣称他们是在“拯救生命”。
我们拒绝直接地面对死亡，仿佛只要不与游乐场中的那个坏蛋目光交会，他就看不到我们，而放我们一马。然而，我们愈是想要不愿面对它，它对我们的威胁就愈大。
那个不可言的极限
我相信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在近期的文化发展中有极明显的改变。二十世纪初，死亡被视为是一种惯常的生命特征。当时以大家庭居多，人们彼此紧系在一起，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有人出生、有人去世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管年轻人或老年人，尸体都一样在家人的安排下入殓，往往被置放在客厅里，聚合了所有人的哀伤。
但是到了现代，我们尽可能地回避“死亡”这件事。临终的人被排除于家庭之外，送往医院；我们不再替往生者洗净及穿衣，也不在家里陈列他们的遗物，所有的事情皆由殡仪馆一手包办；我们不再暂停日常的工作来哀悼，几天之后，又各自回到工作岗位。
死亡，被人们以卫生、安全又制式化的方式处理了。
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个体，我们珍惜自己及彼此，我们赞美生命，我们把机会当作珍宝。我们坚信人们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如同过去一样不受阶级、种族、性别、宗教或国籍的束缚。我们拒绝这些束缚，并抗拒所有的束缚。
我们歌颂生命，却摒弃死亡。
“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这个观念，却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不管你的成就如何辉煌，你所追逐的一切总有个终点，那就是死亡”。在我们对生命及自我的印象中，似乎不包括这个最后的平等机会。
如今，传统的束缚已不再适用。食物是由极少数人生产，人们拥有并掌控了大片的土地、大型工厂与其他的生产活动，真正的工作由机器在做，现代化的储存和运输技术则使物品愈积愈多。在一百年以前，这根本是天方夜谭！无限的财富累积成为可能，而以往所谓的“贪婪”，在当今的社会已被视为是一种成功的象征。
从小到大你听到的是“天空是无止境的”。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无论你如何努力地聚积，你的成就总有个极限。这个极限，就叫作死亡。”
我们不再受奥秘的专业知识摆布，只要从事少许的研究，每个人都可以像医生一样拥有某些特殊的医疗常识，包括替代性疗法、对一些特效药副作用的了解等。
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的启发，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探索那道生命的暗影。从小到大常听人说：“你的知识只会受限于自己的想象力。”我们却从来不曾听过这句话：“事实上，有一道可知的外在界限、一个人们永远逃避了解的真实的维度，它就叫死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地图
一段旅程，往往受限于旅人的体能极限与他所驾驭的动物。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走一遍马可·波罗的行程，再搭乘超音波客机在隔日准时回家吃晚餐。以往不可能的事，到了现代已成稀松平常，而从前认为不可思议的种种，现在也都变得见怪不怪了。
如今，时空皆可无限延伸，不再受限于现实：错失了某一段重要比赛，可以立刻倒带回去看，就算想换个角度观赏也办得到；太忙了去不了电影院，也可以等着在电视上看；忙得无暇收看转播，还有录影。但我们却受限于“死亡”、“终结”这些落伍的观念，错失了下一步的机会。
然而，死亡终究会到来，并且带走某个我们深爱的人——这个想法太令人震惊了！仿佛是对我们认知的那位浩瀚且强壮的宇宙之神，给了一记重击。而当死亡初次降临，理所当然地，带走的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
父母离世，这段伴随着成年而来的生命历程有其文化内涵，或许它的作用之一是先提供一份地图，引领我们航向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然后再以这一小段特殊的“误植”来误导我们。地图未能正确地指出路上的一个大转弯，在那之后是截然不同的地形，许多路标也变得不一样了。或许这种“误植”支撑并且激励了某些社会和物质价值，但是对我们并没有帮助，因为一旦状况真的发生时，它能产生的助益是如此有限。
古地图以龙、蛇为边界来区分已知的地形，包括已开发的森林及河川，而广大的尚未开发的区域则充满了可怕的危险，潜藏着未知。但在我们的文化里，并未提供这种以龙为边界的地图，来警告我们当越过某个点之后，情况会截然不同，所以每个人一旦面临父母的大限之期，都会感到茫然失措。
女儿的一名男同学告诉我，就一个小孩子来看，他认为大部分的大人两个礼拜内，可以从父母的过世之中恢复过来。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因为他上中学时观察到，父亲或母亲离世的老师通常会请两周的假，然后回到学校上课，就好像没有什么伤心事发生过一样。他说他很担心，因为他认为那种遭遇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哭出来，竟是那么难
母亲过世后几个月内，我的生活似乎回到“正轨”：财务问题交给律师处理；父母亲的朋友们，我们都通知了；那些“遗物”已分发出去；我和两位姐妹也都恢复过来了。但是大约过了八个月，我的情绪突然变糟，一反之前的乐观和愉悦，我变得忧郁而退缩。我瘦了，精神无法集中，并且很容易慌乱。我觉得有点不安、焦虑，感到茫然。那不是针对某些事情，尽管我可以用“焦急”、“悲痛”、“忧郁”和“丧气”这些字眼来定义这种心情，却无法想出某个理由或归结于某个点。这种奇怪的感觉持续了一个月，我去见了我的医生。我很担心笼罩着我的这种无法专注的奇怪感觉，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甚至没有特定的现象能判断是某一种病症。我是不是长脑瘤？或是糖尿病？我是不是快发疯了？
在医疗中心的楼下等电梯时，我透过玻璃门望向外面的街道。天气明亮而晴朗，透过这扇门，路上行人缤纷多彩的装扮尽入眼帘。当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时，我只是稍稍瞥了一眼，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立刻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立刻便记起了这种感觉。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附近的超市找不到妈妈，及当时自动门不断开合的情形，也想起葬礼那天，捧着她的骨灰到墓园的情景。
三名瘦小的老太太慢慢走出电梯，在走廊上与我擦肩而过，走进阳光里。望着她们，我眼中不禁泛起泪光。这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流泪。
进了医生的办公室后，我开始描述几个月来奇怪的心境转变，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开始仔细思考曾经发生过的事。医生问我：“你觉得接下来会怎样？”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会，不会怎么样了。我爸妈过世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直至那一刻，我才开始面对失去了父母的哀伤，也才有能力拥抱随他们而去的那些珍贵片刻。
那一天终究要来
过去几年，针对成人变成孤儿后的状况，我在进行了不少研究与探讨后，大致领悟到：无论关系是否和谐、相处情形如何，孩子与父母的关系都不可能因死亡而消失。父母的角色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父母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初、最明显也最确实的持续存在。在注意到其他事物前，我们已先注意到父母了：在认识太阳、月亮或大地等其他生命现象之前，我们早已习惯父母了。
不管亲子关系如何，也不管亲子关系之间的相处情形是好是坏，父母都给了子女一种永恒的假象，让我们相信人生是一种可知、可靠、可信赖而且可行的努力。
父母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受人生中各式各样的危害所苦。我们看着他们夏天受风寒、寒冬患感冒，还有头痛、喉咙痛或其他传染病。他们也会受伤、觉得沮丧，一阵子过后，我们看到他们痊愈。他们不会每次都完全康复，可能会四肢无力或留下伤痕，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到他们驾驭伤痛、不屈不挠，我们对父母耐受力的信心，每次都会获得支持的力量。
父母生病，也许会使一个正常的家庭走向分裂，他们或许会不良于行，甚至担心、害怕。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视父母的病痛为一种短暂的现象，换句话说，父母是恒常不变的。
然而，某一天，我们会接到电话、信件或是到医院，被通知我们的父母因生病或受伤，而不再恢复过来了。在他们开始衰老之前，我们会看到他们久病或衰弱一阵子，之后，又出乎意料地走得很快。不管是如何发生的，没有例外，父亲、母亲就是去世了。
当他们消失在遥不可及的范围之外，我们心中那份暴露于父母光环下的安全与天真，也一并随之消逝了。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紧接着，许多事情也开始跟着改变。基本上，中年时痛失父母，会引发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过往关于“失去”的记忆、未得化解的种种冲突涌现，使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疑虑。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若有朋友失去父亲或母亲，常常在几个月内，这段友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家庭中，手足之间的角色会重回亲近、关怀、承诺、家庭认同与互相支持。旧的友谊有时会变淡，新的友谊可能会形成。
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和运用也会随着改变。例如，早在1900年，作家玛丽·金斯丽便已在西非完成数百英里原始流域的探险及记录，这些地方欧洲人都不曾见过，而这件不寻常的任务，玛丽是在她的父母去世后不久开始进行的。同样地，弗洛伊德在母亲去世后一年，公布了恋母情结这一惊人发现，这个理论是描述小孩无意识地倾慕母亲而敌视父亲的倾向。
这是一种突然惊觉自己不再是“某个人的小孩”之后的认知，随着这种认知出现，童年也一并消逝了。我们惊觉自己是个“成人”了，而成人应该是归属老一辈的人，我们同时也产生一种恐惧——此后，自己将直逼死亡面前。我与一些父母双亡的子女谈过，他们全都对我说：“我是下一个轮到要死去的人了。”
或许一个人健康和精神状态的改变，也与失去父母有关。研究报告指出，父母亡故是人们发生精神异常的明显前兆，男女皆然。事实上，在父母逝世周年的一个月内，子女自杀率有明显增加的现象。刚刚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死亡率，大概比丧亲六个月内者高出七倍之多。
哀伤不只是从失去中恢复过来，并回归生活的过程而已。它是一个过渡时期，而“改变”，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印证。
尽管哀伤的过程会逐渐趋于缓解，但悲痛却是永远都不会过去。在父母去世后，与他们有关的回忆和情感会数度浮上心头。对某些人而言，这些可当作是欢迎已逝的亲人来造访；但是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痛苦和萦绕不去的惊恐。
分享记忆，将为我们带来安慰
记忆，可能会在生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袭。最近，当我走在办公室的途中，我遇见了一名在同一栋大楼上班的六十多岁妇人。多年来，我们仅在电梯及咖啡店中互相行注目礼，我知道她的名字，她也知道我的名字。
那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春天，我们一起走着，来了一次小散步。如平常一样，她天真地问我提那一大包是什么东西，因为其中装着的是这本书的资料，我就回答说，里面装的是用来写成年人丧亲的资料。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变得安静并放慢了脚步。最后，她清清喉咙，擦擦眼睛，开始诉说二十年前她失去了父亲，以及父亲和母亲去世对她造成的巨大影响。我也简短描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父母过世对我的影响。最后的几条街，我们走得更慢了，我们握着彼此的手，因这件由分享而经历的意外发现获得了慰藉。
就从那天起，我知道那些我走去办公室时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都已经跨越了丧亲之痛的门槛。我觉得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彼此，并分享彼此的经验，那该有多好！至于还停留在旧有生命地图里的人，若他们明白是什么形成了地图边界，以及地图外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又将如何？
明白这些，对他们是否有所助益？我们是否能告诉他们，变成孤儿是迈向“长大成人”的一步，我们每个人终将遭遇到？并让他们知道，有许多人已经由孤儿变为“成年”，走过这一段陌生旅程？而当我们横越了生命地图上那片危龙蛇蟒之处，其实并不危险，只是一旦遇到了仍然会感到害怕而已？
在每年春天及秋天各一次，到城的另一端去探望墓园时，我都会靠着一块温暖的墓石，眺望着那片许多人埋葬他们父母的地方，诸多思绪萦绕心头，尤其是成为一名成年孤儿的奇特经历。
注释
[1]《悲伤：哀伤之余》（Grief:The Mourning After:Dealing with Adult Bereavement），凯瑟琳·桑德斯（Catherine M.Sanders）著。
怀念父亲
我们坐在门口摇晃着身子，
那是入夜后的方式，
夏夜仿佛一床柔软的被褥，
请再说一遍坐火车的故事。
让我假装妈妈还没去世，
而我永远都不会离家也不会长大
（为我的蜜月之行准备行囊
使你欢笑又啜泣），
亦未曾生过小孩，
或是执意在火车站提着你的行李。
你说，当我八十岁时你再帮我提吧！
爸爸啊！
你却没有活到八十岁，
每当你去车站时，
亦未曾让你的子女
提行李。
请你轻轻地再告诉我一次
（但只听到键条叽叽嘎嘎作响，
甲虫在屏风上咻咻鸣喟），
西班牙文的月亮该怎么讲。
请再一次
告诉我坐火车的故事。
——劳勃·葛温，加州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