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柳林二十里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
浓浓的年味刚过，初春的积雪尚未消融，我和王文明、李富荣、郭风玲、吴贵彦一起奉命来到柳林公社二十里铺大队搞路线教育，当年我仅二十岁。
工作组五名同志，王文明、李富荣和我来自临镇公社，郭风玲、吴贵彦两位来自川口公社。工作组长是比我大近三十岁的王文明同志，我为工作组副组长，三位女将年龄和我相差不多。
当年的二十里铺队大人多，村情复杂，所辖的三个行政村为三个生产小队。二十里铺人虽多，但各项工作还遥遥领先。太春沟坐落在一个拐沟里，自然条件虽差，但人勤劳，村风正，群众生活富裕。柳树巷村自然条件不错，因社教、“文化大革命”两次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涣散，矛盾重重，是非如麻。再加上路边村集体的一个烂牛圈和几孔不知什么年代用乱石片子垒起的破烂不堪的旧窑洞，村容村貌给人感觉非常不好。
五个人分工，组长王文明和吴贵彦驻二十里铺，我和李富荣驻柳树巷，郭风玲驻太春沟。难啃的骨头留给我。当年路线教育的主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展开的。选我们几位到这个当时被称为阶级斗争复杂的烂秆村搞路线教育，县上领导和公社党委、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领导就是要我们这几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在这里真抓实干碰硬。进村后我们才知道，前一两年县上一位领导到村上蹲点，不几天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走了。柳林公社的几位扛硬干部也因为几个棘手的案子撤退了。用当时公社书记的话说，把阶级斗争复杂的村留在路线教育运动中，由大乱达到大治。初来乍到的我们信心百倍，全然不知这里的水有多深。
黎明前的黑暗是恐惧的，快要结束的运动也是最为猛烈的。年轻幼稚的我们，怎能想到1976年中国大地会天崩地裂，会有三位伟人去世，会有十月春雷响起？而中华大地的每次剧烈震动，余波必然会触及每个小山村乃至千家万户。
饱经风霜的农民，对运动是那么敏感、畏惧、恐慌。刚一进村，除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忙前忙后外，村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走。到公社路线教育宣传队报到，生产队长跑前跑后想借一辆自行车让我们用一下，竟没有一户同意借。我和李富荣索性踏着积雪，徒步往返。没几天，郭风玲神秘兮兮地问我：“大队妇女主任家喂一头肥猪，想杀，自己吃一点儿，送亲戚一点儿，给村上人卖一点儿，能不能杀？”这一问问得我莫名其妙，我问为什么不能杀。她说自留地、自留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马上搞路线教育了，妇女主任怕挨整。我真没有想那么多，信口答复：“自己喂的，可以杀。”事后，我还是挨了批评。
组长王文明同志，年龄大，担任过多年大队书记，经验丰富，且勤奋好学，他首先给我们制定了工作组成员六过硬，即：政治过硬立场坚、工作过硬……没几天，延安县路线教育办公室的以《这几个年轻人就是行》为题在简报上编发了我们的六过硬。报纸登了，广播播了，平静的村子不平静了。原来静观其变的农民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审视和揣摩着我们。
公路沿线的白杨树经公路部门和林业部门同意采伐了。柳树巷在采伐树时发生了人们料想不到的大事件。年轻人起哄，拉练的部队车队急速行驶，一棵树倒下来砸在车上，把十几位战士的帽子挂落在公路上，一名战士砸成重伤，高压线也砸断了。战士住院了，十几个村停电了。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满脸麻子，急得冷汗从麻疤中流出。农民看工作组怎么办，我带上村干部去513医院看望受伤战士，人民子弟兵以高姿态谅解了。供电局要罚款一万七千多元，当时一个小生产队要罚这么多款，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亲自动笔写了一份态度非常好、上纲上线的检讨，一份材料使电力部门感动了。他们亲自上门，突击两天，只花了两千元电又供上了。不少农民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憨厚的农民，以陕北人知恩图报的情怀，和我们并肩战斗了，建果园，修农田，掀起了大批促大干的新高潮。
然而老“运动员”们则采用相互告状，张贴大字报，相互揭发、攻击的办法，开始向我们发难，不久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作组，指向我。
在柳林公社垴畔山上的树荫下，老王一字一句念着告状者写给省委领导的匿名信，听得我既好笑，又气愤。信里把我们晚上开会说成是鬼混，把调查处理问题说成刑讯逼供。二姐夫手炸伤了，我在果园买了五元钱的苹果到地区医院看望，告状者说我是以权谋私……莫须有的罪名罗列了十几条。没几天，柳树巷集体的那烂牛圈和邻近的几孔烂石窑又被外国人拍照了，说影响祖国形象，损坏了圣地声誉。省委领导批示要认真查处。像幼苗刚出土就遭到霜冻，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当时村上的几宗棘手案子，我都查清解决了，为此进村几个月我没回一次家。在临镇高原上的母亲思念我心切，老人擀好杂面，捎来豆腐。炎热的夏天，杂面酸了，豆腐臭了，我流泪了，知情的群众异常地同情。
公社党委和路线教育工作队派出专人调查了信访问题，那位水平很高、人品很好的公社书记贺维一，亲自在柳树巷宣读了告状信，当面澄清事实。在群情激昂中，写信者承认了错误。二十岁的我初次经历了惊涛骇浪。
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了，举国上下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国有难，民心齐，二十里铺平静了一段时间。我在内心祈祷路线教育赶快结束，早点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吃饭，老王派人叫我马上到二十里铺，说出大事了。我饭碗一放，付了粮票和饭钱，直奔二十里铺。一进队部，人头攒动，骂声连天。老王和大队书记赵永安告诉我，工作组在同一个人谈话落实问题时，那人借口小便出去了，两三个小时找不到人，家人和亲戚兴师动众向工作组要人，起哄，谩骂，场面乱成一团。有的吼叫：“如人死了，要工作组偿命！”一向老成持重的工作组长老王坐立不安，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卷烟，抽着。面对混乱的场面，我反倒显得有些静气，我说：“人去哪里搞不清楚，大家共同寻找，是死是活见人再说，要杀要剐有公安机关，你们在这里起哄、闹事能起什么作用？”不一会儿，逃出去的人回来了，聚集的人知趣地散开了。我笑着对回来的人说：“你回来好，要不然我们出不了你们这二十里铺。”
一年当中，会一个接着一个，闹剧一场接着一场，告状信一封接着一封，每一天我们的神经细胞都被阶段斗争这根弦绷得老紧老紧，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在苦中取乐，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苦苦挣扎。白天大干在田间、地头，晚上在队部院落开会唱歌演出。最难忘那位从西藏嫁到村上的藏族大姐多尔吉，她曾是藏族的一位汉语翻译，在爱上村里一位男子后，执着地从西藏来到柳树巷，过上了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不久，丈夫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在全队社员联名上书求情后，她丈夫幸运地被保外假释，在村上劳动改造。悲惨的遭遇和艰苦的生活并没使她低头，她仍那么乐观、活泼，每在劳动休息时，在大家的一片掌声中，她便翩翩起舞，用悦耳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使心劳身累的我们忘记了心烦，忘记了劳累。
十月的惊雷响了，“四人帮”被粉碎了！路线教育的工作要求、阶段斗争的口号、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悄然降温。秋收季节到了，在玉米地里，我和风雨同舟的大队书记赵永安谈论着绝对不能让其他人听到的悄悄话。“老人家去世了”，“四人帮”粉碎了，中国要变天了，再过几年说不定要单干了。说这些话是猜想、推断，还是企盼，至今我们也说不清楚。
三百六十五天终于熬到尽头，路线教育终于结束了。踏着积雪进村，踩着积雪离村，在告别时，我难以形容复杂的心情。在我感到内疚、困惑时，那些挨过我们批的，曾经和我们对着干的，反倒格外亲热，依依不舍地告别，使我感动，令我忏悔。无限上纲上线，整天盯着专政对象，使人人自危，如兵临城下，如大敌当前，现在看，真正的敌人没有一个，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劳、勇敢、善良、厚道的父老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