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死了，二伯也被镇压了（原国民党），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我们这个家庭开始变得“阴盛阳衰”，爷爷留下的五孔石窑，年久失修，双层窑檐石被风蚀雨淋，一块块掉在地上，窑面和窑里的泥皮也剥落了。一进门窑里像老石壳。多年的柜桌、水柜、立柜等摆设失去了光泽，院墙也塌了，成了破墙烂窑，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灰头土脸地应付着生计。
然而屋漏偏遭连阴雨，二妈不管大家吃水和种地的问题，私自让她的一个女婿把驴卖了，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白姓女婿从大门口把驴拉走，也不敢阻挡。二妈是个母老虎，父亲只有急得捶胸顿足，直喊日子怎么过呀，日子怎么过呀！妈在身边劝说也无济于事。新中国刚刚成立，婚姻自由，二堂嫂离了婚，后大妈走后，二堂嫂也走了，父亲的心病越来越重。这一年，北沙渠请他教书，他每天上完课后，就蹲在一个孤坟地。后来，同事看他神色不对，就把他送回来，妈千方百计地攒了一点儿钱，把他送到子源街看病，四十天回来后，不见有什么好转，只是他在表面上尽量稳定大家，心中却做着生死的决斗。他有时问妈：“我以后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怎么办？”妈也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毛鬼神吓咋老家亲哩！”父亲又问：“你们每个人有几双鞋，囤里有几斗谷子，够不够吃上半年？”他还向母亲赔了小年里打她三次的不是。末了，就看看这个娃，看看那个娃，总像看不够。看得大家都着急哭了起来，他又安慰大家，说没事的。
全家人知道父亲不正常的心思后，都提心吊胆的，时常想着提防，可他又需要安静，就只有让堂哥陪他睡到另一孔窑里。这五孔窑，正中为中窑，两边叫前窑后窑，最边两孔叫前边窑、后边窑，父亲和哥哥当时是住在前窑的，我们姊妹四个和妈是住在前边窑的。
阴历七月七日，那是一个风清月明的好天气，也是牛郎和织女相逢的日子，夜静了，哥哥的一声尖叫把前边窑正在熟睡的妈和两个姐姐同时惊醒。原来十一岁的哥哥也很懂事了，他每晚睡觉都要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胳膊。这一晚正当他进入梦乡时，不知是猫还是老鼠把放在炉台上的铜脸盆撞响了，他被惊醒后，看不见身边的父亲，他大叫一声：“四大！”紧接着跑出门外，隐隐约约见父亲吊在了大门上。
母亲和两个姐姐连衣裳也顾不得穿就跑出院子，姐姐又转身拿了一把剪子，等把父亲解下来时，他已断了气。新月如钩，清朗朗的天，暗幽幽的地，一家人大放悲声。那一晚前庄正开会，开会的人都赶来了，大家哀叹了半晌，看时候不早了，就说：“人已经停当了，准备后事吧！”
巨大的悲痛犹如晴天霹雳，把母亲、姐姐、哥哥都打蒙了，不到四岁的我，只知道父亲只会睡，不会坐，不会走，不会说话，不会再叫我“丑胡赖”了。
学校里送来了两担米的工资，学生也戴上了黑纱来致哀。
那几天左邻右舍和乡亲帮忙缝制老衣，穿衣入殓，两天后，取掉了父亲脸上的黄表纸，放进棺材抬走了。孝子把父亲送到坟里，母亲倚在大门边上，哭昏了……
父亲狠下了心，毅然决然地走了，带走了往日的温馨、欢乐和笑声，带走了全家人的依靠，使一个风清月明的七月初七夜，布满了阴霾，罩满了愁云。母亲的心悬在了空中，三十八岁的她，周围是五个可怜兮兮的儿女，“怎么办，怎么办？”随着一声声的叹息，眼泪如涌泉一般流出。她的心像掉在地上的一个青瓷盘子，完全粉碎了。
妈、大姐、二姐的眼睛红了、肿了、烂了，几个人围在碾盘边，用品清把眼睛点成了粉红色。大姐和二姐在坟地里哭累了，一站起来，就看见父亲的幻影，父亲还是穿着临走前的那种中式粗布衫子。一瞬间的幻觉，也能安慰一下她们伤痛的心灵，她们似乎觉得敬爱的父亲还在身边。
小米稀饭还是那么滚烫，还是那么黄亮，还是那么香喷喷的。可是，母亲再也不唱“东风凉西风凉”的喂饭曲了。
当剧烈的悲痛和哀伤，无比强烈的思念和诀别之情逐渐有所沉淀后，母亲慢慢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着、振作着。她和两个姐姐互相劝解、安慰，幼小的我更加乖了，只用两只懂事的眼睛看看妈，看看大姐、二姐。见她们慢慢地发呆，我就走到身边把小手塞进她们的手中，见她们面对冷了的饭也不端碗，我就一个个地往她们手中递筷子。有一天，我突然说：“妈，父亲不在了，我和楚季怎么长大呀？”一句话，又惹得妈和两个姐姐哭了一阵子。妈妈满是泪水的脸颊挨着我的脸，紧紧地抱着我，似乎要用她整个的身心来安慰我幼小的心灵。
父亲刚走的那两个夜晚，由于妈水米不沾牙，弟弟两个晚上就咬烂了她的乳头，大姐和二姐每天都要把他抱到二婶子家吃奶，二婶子住得离我们很远，她毅然地给比弟弟大一些的女儿断了奶。心地多么善良的二婶子呀！在那极端困难的时刻，她舍己为人。我们一家人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就那样风里雪里的，弟弟吃了半年奶，补偿二婶子的只是一件黑卡其的棉衣面子。后来，二婶子一直对弟弟很亲，总是季娃季娃地叫他，二三十年后，她老了，弟弟跪拜于灵前做了最后的道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知道妮的，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和我一样大的妮两三岁时的行动和神态，尽管妮就住在我们隔壁。妮端了一个洋瓷小碗从门里出来，两只小手在碗的两旁翘着，像是碗很烫的样子。我走近她，看到多半碗稠稠的钱钱饭，豇豆均匀地露着红灰的颜色。“我给你吹，噢妮娃，我给你打苍蝇，我给你吹。”妮娃只顾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不答我的话。姐姐在门前看见了，喊道：“楚寒快回来。”我看姐姐心情不好，老叫我出去耍，今天刚出来可又叫回去。
过了一会儿，妈揭开锅凉我们的稀糁糁饭，妈先舀一小碗凉在锅台上，用眼睛招呼我来吃。妈说：“楚寒，以后不要爱人家的饭，妈做饭，因稠做稀一点，宁叫‘稀溜溜’不叫‘断溜溜’，妈叫娃天天有饭吃！”从那以后，不光院子里谁吃饭，我都站得远远的或躲开，就是谁给东西，我也坚决不要。
只有当妮喊：“楚，我们耍迎媳妇来。”我才会跑过去。迎媳妇可好玩啦，满院及前村后湾的小孩都来了，我们两个人用手把成轿，我的右手握着左手腕，对方也是右手握着左手腕，然后面对面互相用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腕，一顶花轿就做成了。当新媳妇的更小的娃将两条腿分别放进两个“轿夫”的胸前。两个轿夫就边侧着走，边唱道：“哇呜哇咚咚喳，迎得个新媳妇背坐下。”就那样往返无数次，直到尽兴而散。
我们也玩弹杏核，吃子，讨绞绞，打远劲。打远劲是面对面相隔十多米站两排小孩，每排都把手紧紧地拉在一起，排中有人先喊：“打远劲，远劲开，叫某某快过来。”对面那排中被叫名字的那个小孩就远远地猛跑过来，任意把这一排中两个小孩拉着的手冲散，冲开了就拉一个人回去，冲不开了，就成了这排的人。最后哪边的人数壮大了，哪边就赢了。孩子们欢闹的笑声给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春天、夏天，我和妮常手拉着手，说悄悄话，到果树下吃落果，吃青枣子，摘果花。当看见了蝴蝶就脱下衫子，唱着“蝉蝉蝉蝉落一落，姑娘姑娘捉一捉”。有时，抓住一只小草猴，玩一会儿，就互相告诫不敢害命，又放了；有时，在桑树上摘一片叶子，从三分之一处一折，两边再向中间一折，把叶根从指甲掏开的空隙中穿过来，从叶尖劈开至折叠处，一只花苞就做成了。手里上下摇着花苞，口里唱着“花苞花苞别抓鸡，明年二月给你吃个老草鸡”。
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我们山乡的孩子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妮的各种玩技都比我高，绞绞在她的手上可以变成面条、花手巾、猪槽子，虽然大家要说讨绞绞饿死鬼妖妖，踢毽子会饿死鬼扁扁，然而只要看见妮，就会争着与她玩。一个个溜圆溜圆的小石头子在她的眼前飞高落下，她手疾眼快，十分灵活，我扔上去就逮不住，永远是她的手下败将。
我跟姐姐们出门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能看外面的世界；不高兴的是，不能和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妮耍了，但高兴不高兴，都不能由我自己决定。这年秋天，已结婚的大姐先把我领到妗子家，正当她帮有肺结核病的妗子做针线活的时候，婆婆捎来话，说要到外地移民，让她回去，人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姐姐就不能把我带到她家去。
妗子家离姐的婆家有七八十里路，由外爷把我们送到一个叫柳镇坪的地方，第二天，我们自己来到离姐婆家不到十里地的县城。三老姑家在这个县城，三老姑的二姑娘有一个儿子，已参加工作，他们早有话说，想收养一个闺女。姐姐就把我放在三老姑家。五岁的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收养的缘由，心里非常难受。我想家想妈想山乡的一切，不愿给人做养女，尽管城里的老姑家居住环境比乡下好得多。老姑有一个不太大的院子，整天扫得干干净净，两孔窑里家具摆得满满当当，柜桌上有很高很大的蓝花瓷瓶，炕上铺着毛毯。三老姑六十来岁了，胖胖的，一个人看着这个院子，表叔是长征干部在外地工作。要收养我的那个二姑住得不远，她时常过来。
三老姑所住的扶苏山吃水很远，便雇人担水，那担水的人每天倒完一担水就在门后贴的一张麻纸上，按下一个食指印，计数领工钱。
新环境既新鲜又优越，每天饿不着肚子，耳边响着广播播出的歌声，迎面的墙上贴着小妹妹和哥哥抱着和平鸽的年画，但我仍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想起就哭。三老姑把我领到一个叫花墙外的人家里串门，也把我带到热闹的地方，还是哄不下。有时，我闹着要回家，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一条围巾和一双鞋，哭呀哭，哭得伤心不已。被我叫作二姑的养母穿得整整齐齐，口里叼着纸烟，放下她手中的东西，从布提包里拿出好大的一个梨，递给我。为表示我的反抗，我接住那个梨后，又重重地扔到门背后。她又好笑又好气说：“死女子，我收养你，指望你给我扫地补袜子哩，你脾气倒蛮大。”我唯恐这位二姑要我，尽本事给她耍蛮，一听她说那些负气话，我心里倒轻松不少。二姑夫也来了，他一副干部模样，穿了一身蓝制服，用他那从不干重活的大手掌抚摸着我的头，和气地说：“不要哭，叫三爸，三爸给你买个新书包，拿三块钱报名上学。”一切的一切都诱惑不了我，我一听这话，哭得越来越凶。他们一片好心，膝前想有一个伶俐的小女儿，又尽了亲戚情谊，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哪领这些情，我只是妈的小女儿，哪怕妈只给我喝苦菜汤，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二姑看我泪流不止的样子，决然地说：“死女子，我不要你，我还嫌你麻烦哩，明天捎话，叫你家来人领回去。”二姑夫和二姑观点不同，他指着墙上抱和平鸽的小女孩逗我说：“你看，这个娃娃像不像你，我也买一只鸽子让你抱上照一张相。”他一边哄我，一边脱下外套洗脸，顺便抹下手表递给我看，要是在家我看到这种从没见过的东西会非常好奇，就一片破的黄色玻璃，我们都要在眼前轮流着看呢。可是这一会儿，我要抵挡一切诱惑。手里的表被我扔下炕，幸亏没打烂。二姑夫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火速跑过去，看了看，没摔坏，戴在了手腕上。
这一天，我跑了，跑到了大桥边，问过路的汽车司机，一坪怎么走。我准备自己回去，可把老姑给急死了，叫了几个人到处寻我。从此她便关了大门，我太小了，又够不上门闩，又抠不开老姑的手。
一天，正当我又抱着围巾和鞋哭的时候，哥哥来寻我了。这一下好像见到了救星，我心里多欢喜呀！
跟着十二岁的哥哥整整走了一天回到了家，多日不见妈，我又委屈地哭了起来。妈说：“以前说过那么个话，也没做过给人的打算，你姐姐既然把你放到那里了，也是三老姑家，老姑不会亏待你的，只是你哥不愿意，连学都不上了，给大姐写了信，说什么人口大事，闺女都能当家。”
长大后，我一直感激哥哥，当时十二岁的他就有那样的思想，我们相依为命，即使饥寒交迫，再苦再饿，我们感觉还是幸福的。
“小妹妹，你叫啥？”
“知道我叫小妹妹嘛，还问叫啥？”
“那你承认我是你姐姐吗？”
“我二姐给我梳头、教歌，你给我什么呢？”妗子家隔壁院里住着个年轻的女干部，大家都把她叫作“驻社的”。我每天都从墙角往她那孔窑里张望。那驻社的又齐整又俊，她会写字、唱歌，谈吐不凡、说话风趣。这天同坐在硷畔上的柳荫下乘凉，见她问我话，我便学得油腔滑调了。“我给你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她笑嘻嘻地站起来，走进办公室，我巴望她能给我一件好东西。她又走到我面前，两手仍然空空的。她让我闭上眼睛，说她要变一样好东西，我起先不肯，拉着她的衣襟，上上下下地搜索了一番，似乎觉得她左边袖筒里有纸卷似的东西，我好奇心迫切，只好闭上了眼睛，当她喊了声“一二三”，让我睁开眼睛时，一幅“除四害”的宣传画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呀看呀看不够，过去，我只知道“半崖上有个黑鬼鬼，耍脚脚、弄腿腿，想吃个酸汤辣水水”，这说的是苍蝇。除了看见的和听说的苍蝇，还有这画下的如此逼真的苍蝇，令我大为惊奇。他怎么那么能行，顿时那画苍蝇的人比眼前这年轻的女干部更能行了。女干部看我喜欢那张宣传画，又逗我说：“我要把这张画送给一个叫小妹妹的人，不过，有一个条件，小妹妹要把‘苍蝇’两字写出来。”“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和妮耍的时候，在地上画面条、油馃、包子。别人能画苍蝇，我也能画，我本来不知道写与画的区分，情急之中尽把写当作画了。我将二姐、大表姐、小珍妹一个个推开，然后在那一片柳荫婆娑的土地上照着画上那只苍蝇，画头画身子再画翅膀。“怎么，我叫你写‘苍蝇’两个字，不是叫你画苍蝇。”那字又怎么写呢？有一个谜谜说的是“铺绵毡，撒黑豆，鸡不鹐狗不逗”，那是字的谜谜呀。村上大部分人都不识字，就自嘲：“不识字真可怜，拿上传单颠倒看。”大概为了不颠倒看，就记住一句“黑字白旮旯，四只腿腿都朝下”。想到这，我仔细地在那宣传画上寻找四条腿腿都朝下叫作字的东西，“灭”虽是两条腿腿，可这两条腿腿都是朝下的。我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灭”。那女干部和表姐又哈哈地笑了：“叫你写苍蝇两字，没叫你写灭呀！”“再别逗了，再别逗了，她连一个字也不认得。”还是二姐亲我，终于替我解了围。
那女干部说：“小妹妹，你要念书，要识字。”随后，她将宣传画上的字一一教给我，还教了一首叫《新中国》的歌。生活在新中国，真是幸福。
我长大了要是和女干部一样又会写又会唱，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表姐要上学时，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她见我跟她，让我回去，我就躲在墙的拐角处，见她不看了，我又撵她，一直撵到了学校。舅舅的村里只有初级小学，一共三孔窑。表姐念的是七册，上课后，我从墙角绕到窗台底下。我的个子很低，还没有窗台高，就站在窗台下听老师领读课文：“走路想起毛主席，千斤担子不觉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炒菜添香味；半夜想起毛主席，睡到梦中笑醒来。”一节课下来，我记住了这些，下课了，我就跑到学校旁的龙王庙里，表姐和同学们撵到龙王庙逗我，问我听会了什么，我就把那一篇课文背给他们。大家都抢着给我教歌。
住在妗子家真好！川道里的景致丰富多彩，真叫人目不暇接。天近小晌午了，舅舅在菜地一遍一遍地催我回去，我就是不回去，光看那清凌凌的渠水缓缓地浇透一畦菜，再浇一畔菜，架上的菜豆角比我们乡下的水灵、鲜嫩，还有乡下没有的黄瓜、白菜、西红柿。我好奇地沿着水渠跑来跑去，直惹得舅舅喊我，尽管脸火辣辣的，我还是不肯回去，菜地飞来飞去的蜻蜓、蝴蝶都非常诱人。直到大表姐来说要下午到街上看戏去，我才乐颠颠地返回了家。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戏台叫作马台，马台在子源街的街尾。从来不曾看过大戏的我，深深地被那五光十色的戏装和手舞足蹈的表演迷住了。一根杆子上拴上线穗穗就变成了戏中的马，跟我们平时在院子里骑一根柳条当驴没什么区别，敢情那唱戏的是跟小孩学的。那马靴旁边有两个长耳朵，不停地动弹，我极力记住每个戏景，想等回家了告诉妈。
散戏了，我只顾想着剧中那些演员的动作和姿态，兴冲冲地往前走，从子源街到李峪还继续往前走，竟然把妗子、表姐、二姐忘得一干二净。宽宽的黄土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我站在路边远远的地方，等汽车一过又往回赶。正当我风风火火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时，一个个子不太高的年轻人问道：“你是李正贤家的外甥女吗？你不敢往前走了，你舅家已经过了。”我扭头朝他手指的方向一望，可不是，舅家坐北朝南的窑，已在田野的斜后方。我转身，也不答那人的话，穿过田野回到了舅舅家。妗子她们都已到了家，一个个望着我，妗子说：“傻丫头，你直往下川走，是谁把你挡住的？”我用左右手的两个食指分别压住眼角，说有这样一个长眼角的人挡住的，大家都笑了，表姐说：“那是你二姐夫。”我有些不相信，但一看二姐红着脸很羞涩，我才确定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这一次跟着二姐去舅舅家，让我开了不少眼界，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课文，带了一张“除四害”的宣传画，又有了一个二姐夫。回到家我先把遇到的新鲜事告诉了母亲，又对好朋友妮炫耀了一番，然后到大婶家串门，也不由自主地告诉他们，我有一个二姐夫。大婶家有个四姐就问：“你二姐夫长得什么样子？”我就用两只手的食指分别压两个眼角，引来她们咯咯咯的一阵笑声。下次再问，我再做这一动作，再逗她们笑。
我出了一回门，回到家又和最亲密的小伙伴妮手拉着手，满山遍野地刨“麻麻盘”果馅，摘“毛迷迷”做狼尾巴，嘴上多了一些口头禅。
这天中午，哥哥上学没回来，我提着一个小汤罐和妮第一次到书房给哥哥送饭，路上碰见调皮鬼周蛋，非得让我们把罐里的高粱糁糁饭叫他喝上一口。我们起先不肯，后来看他挡着不让过，只好下策应对，声明只让他喝一口。他答应了，但喝的中间，他一下咕嘟咕嘟喝了四五口也不松手，急得我们硬掰他的手才脱了身，虽然饭被喝了点，但我们还是把饭送到了书房。
从家走到村子尽头，下了几拐几弯的水路坡，再上一个小坡，半山腰的书房院只有三孔土窑，一个个像炕桌一样大的书桌摆在土炕上，学生屁股下放个坐垫，趴在书桌上写字、念书。先生是三坪的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叼着长长的旱烟锅，一口一口地吐着呛人的旱烟，吸完一锅，磕下烟灰，用三个指头再按上一撮子，继续吸。我站在哥哥身边，很讨厌他那根长烟杆，心想他要是把那烟杆放到没人的地方该多好啊！想着不愉快的事，我的身子不自觉地扭来扭去，碰得哥哥写不成毛笔字。他便说：“好，好，等着上完课，咱玩丢手绢。”有好耍的，我的兴致就高了。
终于开始玩丢手绢了，我和妮蹲在学生们中间，看外圈两个人跑，两人把手绢偷偷地丢在别人的背后，蹲的那人逮住外圈的同学让他唱歌。被逮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唱：“东方红，辈辈公鸡辈辈唱，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唱歌时，人家就逮住了我。大家都看着我，齐声让我唱歌：“王楚楚来一个，王楚楚来一个。”长烟杆先生也用目光鼓励我站起来，我浑身不自在，但心里又痒痒地想唱。在这静寂的山沟中，唱什么呢，二姐教的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真好听，可是村上好多女孩都会唱，我要唱一个大家没听过的歌，才会让大家惊讶呢。我羞答答地站在了场内，两只手都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大家鼓起又一阵掌声时，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唱道：“穿衣镜，插花瓶，大门里来个办公人，办公人真年轻，三妹子起来太活动。”这是表姐给我教的，当我歌声一落，场内一片笑声，把我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六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大家笑什么哩。我低着头瞅哥哥一眼，哥哥面红耳赤地看我一眼。
回到家一进门，哥哥向妈大发脾气，说是我丢了他的人，永远不要让我到书房去了。妈正在切酸菜，做每晚必吃的烩菜，她安慰了哥哥几句，并给哥哥解释说：“楚寒还小，不懂事，慢慢才能明白。”
再后来，妈就给我讲她过去的事情，比如，二外婆十一二岁时每次出门，头上就要顶一方红头巾，把脸盖起来，她念了两年的书，家长就不让念了，也是为了学规矩。至于我们，哪里都能去，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家境好一点儿的女孩也可以上学，可是妈再不让我唱那支歌，我再也没唱那支并不明白真正意思的歌。而且我的思想中从此种下了一些封建思想的幼芽，总体表现是尽量不跟男孩耍。我在心灵深处给妈有一个承诺，要做妈的懂规矩的好娃娃。
要唱小戏了，戏台就在庙对面，庙在村东边的山顶上，庙里有神像。庙的墙壁上画着龙和祥云，平时庙里静寂安详，这几天因一说唱小戏，把戏台搭在了庙的对面，庙的四周一下热闹了。上香的、看戏的人在庙院里进进出出，起戏的第一天上午吃完饭，我洗了脸梳了头，就兴致勃勃地约小伙伴去看戏。妈叮咛说到了庙院，更要规规矩矩，不要用手指神像。于是我便用耳语悄悄地告诉了最亲密的小伙伴妮，还告诉了晚和芹，绝不告诉周蛋和前村那几个坏小子，因为我们从他们门前过，他们都要平白无故地打我们。叫他们用手指神像，辱没神，神惩罚他们！内心的报复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大群山里没看过戏的孩子，被这次的小戏迷住了。大家喊着、叫着，手舞足蹈，听着震响整个村庄的铜锣声。大人陆陆续续地来了，依次在石头上、坡坎上坐定。一边招呼自家的孩子安静，一边认真地看起戏来。
那唱戏的人两手举着穿红着绿的戏偶，边舞边唱地出场了：“王家庄来王二娘，一二一，噢啊噢……”只见那王二娘，穿着红花袄，绿花裤，裤腿很宽，袄袖也很宽，脸盘儿白白的，脸蛋儿红红的。我想起舅舅叫我红饼子，便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蛋，觉得那王二娘的脸蛋比我的还红，甚至比村上那个叫起面饼子红板箱的媳妇的脸还红，比村里最俊的媳妇盖满庄都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细细的眉毛，眼角翘翘的，好看的眼珠和口唇不会动。她头上缠着黑色布飘带一直同头发连到大腿上，绿裤腿底下没有脚，腿是两根硬木杆杆。唱戏的人只前后左右地摇动那两根木杆杆，那戏偶就跳舞，用手撩头发。啊！多么神奇啊！这世上除了我们真人，还有穿着那么华丽的大戏人，还有这造型小巧的戏偶人，我的泥人又算什么呢？世界真好，让我一年年长见识，一年年开眼界。
几天的小戏，给我们寂静的小山庄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欢腾景象。阴历四月中旬，村庄四周山野里出土的禾苗在微风中摇动着，往戏台去的路上走着三三两两领儿带女的庄稼人，全村好像过喜事一样。每当散戏，我就拽着妈的衣襟，一个劲儿地追问戏偶是怎样做成的，唱戏的人住在哪里，他们从哪里买抹脸蛋的红颜色。妈背着弟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我。
夜戏的牛皮影子里有一束呆光，牛皮影子像剪纸，只是比剪纸大、硬、厚。身子是扁平的，背后有两根细棍棍，戏子家撑着细棍在幕布上跳、跑、坐、睡、磕头，一把灵巧的小椅子，刻得花不棱登的。唱戏的那男人边晃悠牛皮影子边唱，他的声音细细的尖尖的，随着一声声铜锣和二胡声，他唱呀唱。我老盼那一束呆光快回去，那个男人却坐在了椅子上，跷起了二郎腿，唱个不停，大人们看着看着便发出一阵笑声和议论声，我还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呢。
男人们的旱烟锅在黑夜中映得红红的，抽完了一锅，就侧着身在石头上磕烟灰，年轻媳妇怀中的孩子嘤嘤地咂着奶水。夜戏连唱了三晚，后两夜还有孙猴、猪八戒、唐僧。
每当夜戏完了，天上的星星就会很亮，眨着眼，人们说说笑笑，走着小路回家。
唱完这台小戏的几天里，几月里，那台词都会成为放羊娃的口头禅，这座山上那座山上，时常都会听到：“呆光，快给老娘磕个头。”
我们场场不误地看完戏，这天上午，戏子家准备走了，我们看着他们整理完道具，打捆好箱子，意犹未尽地往家返。调皮的周蛋折了一根干草在我们头上扫，起先我们躲着走，他就一直撵，他边撵，嘴里边学着戏上的腔调唱：“王家庄来好婆娘，咿儿咿噢啊噢。”并且直冲着我叫“王二娘、王二娘”，这一下把我气急了。上次，他都挡着要吃我哥哥的饭，还有一次在垴畔上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藏猫猫时就说：“点头点，猫游夜，游夜花，种芝麻，芝麻玲玲，核桃皮皮来张三去李四。”他干什么都好强，每次都想欺负人，见那根枯草在我头上晃来晃去，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抽了他一巴掌。没想到招来了更大的祸事，他抓了一根有拇指粗的柳条，直追着我急赤白脸地打来，他妈也在后面跟着助威，一直撵到我们家跟前。我妈在门口挡住他，他妈反而恶人先告状：“四先生家，你们先生死了，死女子都敢动手打我们周蛋，在这庄里，你提上四两棉花纺去，看谁敢欺负我们？”妈说：“娃娃们逗阵，拉开就算了。”周蛋狗仗人势，又用柳条不停地在我腿上抽，围着看的人都掉了泪。
他们走后，妈才拉起我，摸着我小腿上的一道道红印，伤心得直掉泪。妈说：“这没老子的娃娃，我都不舍得动他们一指头，楚寒以后看见周蛋，就躲着走。”
妈，多么可怜的妈，她现在有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几个娃娃，为了养活我们这几张要吃饭的嘴，妈将能卖的全卖了，娘家赔的两个红顶箱，现在孤零零地只剩一个了，那一个换了一斗黑豆。银镯子、银戒指也卖了，给大姐、二姐定亲时，妈没问人家要彩礼，按当时的风俗，每家拿五丈布，全是蓝单面卡，没穿一寸也都卖了，还有几棵树便宜卖了。现在这孔破旧的窑里，只有几个空空的裂了缝上着箍的大老瓮和纸囤囤，每个纸囤囤里只有一点现吃的糠窝窝面、高粱面。她最最珍贵的财富，不就是我们几个孩子吗？我们这孤儿寡母被人欺负了，只有灰溜溜地伤心。我看到妈那样难过，就发誓永远不给她惹是非了，可是从此，也就开始了我怯懦的人生。
我妈的确是太辛苦了，她每天上山下洼，打柴提水，推碾滚磨，家里样样都要亲自动手。农业社人家女人有时可以不去，由于家里没有男劳力，她每次都得去，有时忍着感冒头疼也要去。哥哥像个小大人，总是默默地帮她干活。
一天哥哥跟二堂哥上山砍柴，天气不好，黄风雾罩的。中午过后，也不见他们回来，妈就上垴畔看了一回又看一回，仍不见他们的人影，要去山里寻，又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哪架山。妈只好心急火燎地等，一直到半后晌，堂哥才背着哥哥回来了。堂哥把满身满头灰尘、脸色煞白的哥哥放在前炕上告诉妈说，哥哥从两窑檐高的崖上跌下去了，由于身轻骨头没跌坏，只身上擦破了几处。妈吓坏了，眼泪汪汪的，用笤帚给哥哥扫身上的土，洗洗脸，拌了碗疙瘩汤让哥哥喝下去，然后叫哥哥躺下。她和二堂哥一同到跌跤那个崖下去叫魂。他们走时，妈叮咛我，要听见她的声音，就在门口答应。过了一个时辰，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妈喊：“楚城回来了。”我赶紧答应：“回来了。”她喊一声，我答应一声。妈的声音越来越近，深秋的傍晚，在那个孤寂的破院上空，只有她虔诚、慈爱的声音和我稚嫩而细小的声音频频呼应。是的，在这个难觅温饱的家中，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到了门口，妈又摇着门闩连叫三声，然后跪在炕上取出叫魂用的红布，从头到脚给哥哥上魂，口里说着：“真魂绿马上了身，时时刻刻不离身，满年四季不离身。”
第二天，妈让哥哥再歇一天，什么都不要干，可是，懂事的哥哥歇不住，他用两个瓷罐去大沟担水，那瓷罐本身就很沉，再加上水，比人家用小铁桶担水还沉，可是我们既没有小铁桶，又没有小木桶。这一担水担上来，累得他东倒西歪。他正在倒水时，听村上的一个同学说老师叫他去上学，他提着罐子，是个大肚子，那肚子在水瓮沿上一滑，砰一下就摔碎在地上了，水也洒了一地，把他吓坏了。妈回来并没有责怪他，只把那三大片、两小片破瓷按顺序组装起来，用麻绳捆好，苦笑着说：“不能放水，还能放面呢。”其实，放面的家具也空着呢。农业社夏天分麦子，还有五升，妈说明年哥哥要上高小了，由于本村没有高小，只得在妗子家上，她要把那点细粮送到妗子家供哥哥上学。冬天趁没有农活，妈就背上那五升麦子，先去和舅舅、妗子商量哥哥上学的事。
这年冬天，在外地工作的大堂哥回来了，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说：“从小是四大抚养我，后又领我到外村上学，耐心地教我读书，才使我现在能在外地工作，四妈，楚城的墨笔纸张有我的哩。”随后放下了二十块钱。妈心中着实高兴，一是感觉到大侄子有良心，二是她正需要别人的帮助。大堂哥以老大哥的身份，按着哥哥的肩头说：“四大是个好人，他总对我们说，人要活得正气、老实、好学、勤劳，现在大人不在了，我们在社会上还要给他争面子。”哥哥默默地点着头。
后来还是因为贫困，哥哥念完高小就再不能继续上学了，他既爱劳动又爱学习，每挖一棵老一辈人栽的树，就在坑里栽上一棵小树，小小年纪啥苦活累活都与母亲抢着干。冬闲时他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今古奇观》《明清小史》……我刚上二年级时，不知书中的内容，可哥哥读的那些书名却全让我念会了，我和弟弟还叫他给我们讲书中的故事，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冷的冬夜，是哥哥的故事把我们的心讲得热热火火的。
吕坪塔有我们的续舅舅家，那是一个面水背山的地方，妗子圆圆的脸，杏核花眼，十分和气，舅舅是勤劳的庄稼人。姐姐小的时候常去妗子家，那时候，外爷也健在，外爷、妗子都会讲诗由（就是故事）。外爷还十分幽默，他会说“高高山上一拔麻，麻上有些蚂蚱蚱，天阴下雨不叫唤，太阳出来叽叽喳”那样好听易说的儿歌。妗子呢，会讲七仙女、牛郎织女等好多神话故事，姐姐要领我去妗子家，我当然十分高兴了。妗子把我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总要做几顿像样的客饭，而后领我们上垴畔吃舅舅种下的小瓜，那小瓜甜极了，也香极了。妗子家院里还种了指甲花，那花开得像鸡冠一样，摘下来放在蒜钵钵里，再放上白矾和一小块炭砸得黏糊糊的，用来包指甲。包指甲需要老麻叶，我们就下到一个叫许沟的地方摘来老麻叶，包指甲时不能包大拇指和食指，听说那两个代表着父母，所以夏天走一回妗子家，就会带着六个黑红黑红的指甲回去。
我非常羡慕妗子家坡下的那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淮玉河，河底全是石头，河床上又躺了许多许多干净的石蛋。那水清凌凌的，一直能看到幽深的底，蹚着水过河，真是惬意极了。蹲在河边，我把姐姐给我买的有枇杷图案的小花手绢漂在水上，红枇杷顿时鲜艳可爱了一大截，于是我再让姐姐将她那块有牡丹花图案的手绢也放在水中，看着那鲜艳的花朵，我想我们村前要有这样一条河，该多好啊！
这一次在妗子家小住几日后，姐姐领我沿着这条川道回到她婆婆家。姐姐的婆婆在无定河畔的川里。宽宽的无定河平平的、悠悠的，一直向前流去，两岸的川道都有公路，汽车你来我往地行驶着。
姐姐家有六口人，除了姐姐、姐夫，还有婆婆、公公、妹妹、弟弟。我初来乍到，很是畏怯，傍晚偎在姐姐身边一步也不走开。姐姐在灶前烧火，那泥糊糊的河柴，把灶膛烧得红通通的。姐姐说把我烤的，让站一边，我就是不肯。
过了两天，姐姐领我到前院串门子，我就慢慢对这个环境熟悉了。前院有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叫莲萍，还有比我小一点儿的叫花凤。莲萍的爸爸眼睛看不见，大大的两个眼孔，眼珠被一层膜包着，他拄着棍还能前后街串门。从莲萍家的硷畔上就能看到川道里茂盛的庄稼和无定河曲里拐弯的流水。看过一会儿景致后，我们坐在莲萍家炕边拉话，莲萍她妈便讲了一个无定河边的悲惨故事。说的是这个村以前有两个妯娌同受婆婆的虐待，双双商量着投河自尽。有天晚上半夜前后，妯娌俩来到河边，老四家一头就跳了下去，老三家害怕了不想死了，要回又怕家里人追问，她就沿着水流的方向走了，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听了那故事，再看那无定河，我就觉得特别神秘，又特别害怕，那悠悠的河水不知流了多少年多少代，流走了多少苦恼和忧伤。
姐姐家的后院也有一个整天坐在炕上双眼已瞎的婆婆，她是续妗子的娘家嫂嫂。由于长期不见太阳，她的脸色极其苍白，两个小眼窝深深的，上下眼皮紧紧地闭在一起，她说自己年轻时是很漂亮的，鸡蛋眉脸，细皮嫩肉。这话我们也相信，但一个没有眼睛的脸，再漂亮也是于事无补的。她的儿子长得浓眉大眼，留着偏分头，会拉二胡，也会讲谜语，我本来随着舅家娃叫他哥，可是今天姐在婆家，这按辈分要叫他叔，所以我们干脆把他什么也不叫。那人闲了就给我们几个小孩讲谜语，我们猜呀猜，猜不着时，他就给我们道破了。
家里有一个残疾人，男人就得忙里忙外，那家的老头黑瘦黑瘦的，高高的个子，家里家外的活，大部分都要他做。老婆婆在他不在的时候，就摸索着做点儿啥，我只要串到她家，看她东摸西摸的样子，就一边告诉她东西在啥地方放，一边拉她的手走到跟前。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妈告诉过我的另一个瞎眼婆姨的故事。有一天，瞎眼婆姨等丈夫和前家儿出去后，自己摸索着做面吃，把长长宽宽的面条下到锅里，估计熟了去捞面时，一条也捞不着。她自觉亏心，偷着吃，嘴里就嘟囔着：“稠的不在汤在哩，灶王爷老家作怪哩。”实际上，是她那个前家儿蹲在炕头把面捞走了。
在姐家住的那些日子里，我非常同情这个瞎眼的老婆婆，没事就到她家去，帮她拿东拿西。
我把姐的婆子叫作大婶子。冬天夜长，大婶子见我们都醒了，就给我们教儿歌：“老明啦小明啦，姑姑带着花来啦，什么花铲铲花，铲了姑姑的尾巴巴，姑姑回家喊什么，荞面皮皮，干驴蹄蹄，灯盏费油，费成细狗，细狗不咬人，咬了个王老人，王老人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成废经……”我不知其意，只觉得嘴里像嚼着萝卜干一样有嚼头，就读啊读。早上我们在被窝里躺着，把胳膊伸得高高地争抢着喊：“谁的胳膊长，我的胳膊长，打死刘家满圈羊，刘家请我吃灌肠，灌肠烧，猫点灯，老鼠过来剜眼睛，剜下笸箩两簸箕，怕得浑家老小端坐起。”姐姐的窗台上还搁着一本《看图识字》，我记起了就一页一页地念。
正当我念着谜语、儿歌和碗、笔、纸、书、犁、锄之类的单字，兴致勃勃地回到家，准备告诉好伙伴妮时，妮早已上学了。
我的兴致一落千丈，我给谁说呢？我也想上学，妈呀妈，我也想上学，我和妮同岁，她九月生，我腊月生。一同耍大，她能上学，我不能，不因为啥，只因为妮的爸在外地工作，我的爸呢，我的爸即使在地下工作，也帮不了我的忙呀！
妮一早就跟着她的姐姐上学去了，我一天也见不上她。原先到下午日头西斜时，我们一同趴在墙头，看排着队的学生娃回家，我、妮还有一帮小孩齐声喊：“一二一排成队，小书生回家去。”现在，我怎么还能趴在墙头上喊呢？
妮站到学生队的前边，斜斜地背着绣有红喇叭花的书包，穿着干净的衣服和崭新的鞋子。回家吃完饭，她又从书包里拿出插有大红公鸡毛的毽子和同学踢。我再也不能和她一起耍了，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妮的耍姿和神态，忽然觉得，跟我耍大的亲密伙伴一下子陌生了。
白天，我跟妈在山上拾棒棒叶、挖谷根、扫树叶，满头满脸的灰尘。我知道，哥哥在舅家念书，妈供不起我，可是我也要识字，这怎么办呢？到了晚上，见妈洗完碗，抹完锅台，我恳求道：“妈，你给我在炕棱上写几个字。”妈难为情地说：“我小时候只念了三年书，现在只记得‘女儿精，仔细听，烧茶汤，敬双亲’这样几句课文，几十年不念也不写，双手画不了个八字。”妈一边说着，还是一边在炕棱上写了“土上日田”几个字。我说：“这几个我会了，那你给我唱支歌吧！”妈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一支歌来，那歌十分好听。歌词是“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花，那正月里开的是蟠桃花……岂不呀儿哟，花儿红，花不呀儿哟，椤僧僧……”妈用低沉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唱完那支歌，为难地说：“楚楚，你是逼鸭子上架哩。”
是的，生活这么熬煎，妈哪儿有时间，哪有心思唱歌呀。可是，哥要识多少字呀，妮在五年级要识多少字呀，妮上了学又会念又会唱，我呢，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
晚上，月亮明亮亮地照在院子里，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妮家传出了歌声，妮在教她妹妹永妮唱歌：“蓝蓝的天上——白——云——”为了听歌，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忘了害怕。自打懂事以来，我每到晚上就害怕，因为父亲的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恐惧，我听一句说一句，无奈一会儿就被她家哭闹的小弟弟打断。第二天，我趁空就哄着永妮给我唱，可是永妮不想唱。我就叫来几个娃耍撂逮逮，逮住她，叫她唱她二姐教她的歌，可是有时候，连她自己也忘了。那美丽动听的歌儿就只能让我学了个半截。
有一天，妈去高场里摘绿豆角去了，一回来便从簸箕里拿出一本书，白白的新书里边一行一行的黑字，非常醒目。我问妈：“这是什么书呀？”妈说是《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天前村的芝菊姑娘要在社门口教给大家，妈高兴地告诉我，让我也去。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了。
芝菊穿了一身灰制服，她看我每次都念得很认真，就专门拿了一本《儿童时代》叫我看，那《儿童时代》的封面上有朱总司令笑呵呵的相片，朱总司令站在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中间。后来芝菊还给我们几个小朋友教了歌舞，她唱道：“和平鸽真美丽，红嘴巴来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咱们毛主席，就让我们敬个礼，我们要听您的领导，世界和平得胜利。”我跟着芝菊姐学会了跳舞，伸展着手臂，变换着各种动作，特别开心和愉悦。天天能念书识字，跳舞唱歌，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只有上学，才能干这些事情，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呢？那一晚，我就做梦自己也上学了，我跑在上学的路上，一边跑，一边喊：“妮，等等我，等等……”妈把我推醒了，我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我们老家人爱把不会什么行业的人叫作“门外汉”。人们用这三个字自谦，表达自己的鲁钝、愚昧。我成了学校的门外汉，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只要看见村里正在上学的学生和以前上过学的青年和有文化的人，“门外汉”这三个字就像棱角尖利的石块刺痛着我的心，我是看不到自己的心的，要能看到，定是血淋淋的了，因为我感觉到很疼。
母亲每天是“满面尘灰烟火色”。她像一个大陀螺，总在山里，院里，锅前案后旋转着，她那么早就把我要上学的事忘了。我常用一种苦苦哀求的眼神看着她，但她马上就转过身忙活去了。她不忍心让我绝望，她能做的就是把《农民识字课本》上自己学的字教给我。
这一年夏天，姐姐的第一个孩子半岁了，姐姐要给我们织一些粗布。她是把我们的线和婆家的线放在一起织，然后按线的多少分布。我就去给她看小孩了。我只能把上学的事深深地埋在心底。那是一个火热的中午，到了姐家，我们坐在窑檐底下背阴地里，听说了航娃（姐的娃）的四姑上的中学。这县城的女中学生形象，一下进入我的脑海。那时候，乡下的中学生极少，姐家是县城跟前的人，她家的妹妹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地进了中学的门。
她真俊呀！和前两年判若两人。一张白白圆圆，十分秀气的脸孔，眼皮皮薄得像纸一样，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眼睛，笑的声音清脆而响亮，小小的嘴巴说着话，眼睛左顾右盼，似乎也在说话。她说话、走路、吃饭，一举一动，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极完美的女中学生形象。看见邻居小孩一边吃，一边洒在地上被鸡鹐，她会说：“看他跟鸡打平伙哩。”她拿什么轻俏东西，就将小指头跷得弯弯的。我叫不上兰花指什么的，只觉得她的每个动作都很雅致。学校里正为十月一日排练舞蹈，下午放学后，她便一个人在地上翩翩起舞，我抱着航娃在小窗上偷看。那歌词也十分优美是“夏季到来荷花开”。随着歌声，那轻盈的舞姿直让我目不转睛。航娃转来转去，我真想拧他的屁股，但我不能，姐姐整日操心我们穿不上吃不上。她在带孩子的情况下，还要给我们几个人做鞋、织布，我只好把航娃抱到别的地方，但那翩翩的舞姿总在我眼前闪现。
航娃的四姑每天早饭后，就认真地梳头，她把梳好的头发从头顶中央分一个圆形，将其中一小撮头发，用红头绳先扎成一个小辫子，然后再与底下的头发辫两条大辫子。用同样颜色的红绸子，给发尾扎一个大大的蝴蝶结，走起路来，两根辫子很有动感，会自然而然地匀称地随着步子缓缓摆动。她还有两块葱绿色的方形绸子，那得把辫子梢折起来，用那方形绸子倒包着，从中间用别的头绳把辫梢和绸子扎成一个小球，然后再把绸子翻下去。无论她怎样打扮，都会透出豆蔻年华少女的美丽。等她打扮收拾好了，她那同样风华正茂的女同学就来与她一起上学，几个姑娘都甩着大辫子，攀肩拉手地走在通往县中学的大马路上，她们总是兴致勃勃地谈笑风生，一切都让人羡慕。
航娃的四姑还会折纸鸽子、纸船、纸花篮，她画的画儿有一大本子，瓶花、菊花、兰花、牡丹花、丹凤朝阳、二龙戏珠……
做一名中学生多好呀，我天天在心中感叹，我得从玉家硷小学上起，不，要有机会，我直接上县城中学，我在空想着。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未来我一定会有机会上学的，可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呀？我都八岁了还上不了学，明年九岁，妮都要上三年级了。我们村那一家的弟弟十一岁上一年级，他哥哥取笑说：“你五十岁大学毕业，六十岁娶老婆。”也许我到十一岁也上不了学呢！想着想着我就悲伤起来。
姐姐家前院的莲萍已上三年级了，花凤也上二年级了，她们在一块谈论什么“五年级有地理、自然、历史”，可是无论别人说什么，对一个门外汉又有什么用呢？我是门外汉，我是门外汉，我只知道门和外的写法。有一天，正当姐姐走下布架给航娃喂奶时，我问了她这个字的写法。姐姐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姐姐一向很亲切很和气地对待我，吃饭时她总害怕我吃不饱。离开母亲时她对我照顾有加，这是怎么了？过了几年，我才明白姐姐那一次的反常，原来是人忌讳说“汉”，说“汉”就指自己的男人。女人都把自己的男人称为“那”，有了孩子就称“老子的”，还有称“受苦的”。我小小年纪自然不能说“汉”这样的词了。
这是“大跃进”之年，庄里泥了黑板，黑板上画着三面红旗，我这个不能上学的孩子不太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内容，只知道干部下来做宣传动员，村上闹哄哄的。听说是上面又来了干部，宣传新政策，搞运动。
这一天，上面又下来了干部，村里给安排了食宿后，就通知社员开会。第二天清早，母亲正准备上山，见前弯的五大婶子风风火火地跑来了，她说：“楚楚妈，你常说，你家三女子想念书，这一回不念也不行了，人家上面的干部说娃娃们到了念书的岁数，一律要念书。我家的二小子也要念，是五大叔参加了昨晚的会。”五大婶当然消息灵通了。我听了这个消息，顿感喜从天降。妈走了，我烧着高粱糁糁饭，一会儿跑到硷畔上看看，一会儿趴在墙头听前庄人的议论。
吃过早饭后，上面的干部和村上的负责人一块挨家挨户地动员。
“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这激动人心的念头就像盛在碗里的饭一样，热气和香气一个劲儿地向上蒸腾，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天上正飞的小鸟，告诉天边正飘的云朵。现在，我九岁，比那个五十岁大学毕业的男孩还早上两年学呢！
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里，有人为自己的日子殷实而骄傲，有人为自己儿子有一点儿出路和手艺而骄傲，有人为女儿找上了好婆家和好丈夫而骄傲。而在这个秋天，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小学生而骄傲。我眼前闪现着新书、本子、石板和与上学有关的一切东西，我的心就像树上的麻雀跳个不停，翻飞不停；像小河水一样长流不停，哗哗不停；像山里跑的小毛驴一样欢叫不停，奔跑不停。“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我想对着崖娃娃呼喊，让她也喊“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
政府动员我们上学，政府关心我们这些穷孩子，我不能实现的愿望，政府只一句话，我的愿望就实现了。党和国家是毛主席领导的，毛主席真好啊，我真想大声唱《东方红》。
妈从山里回来，看见我喜滋滋的样子，二话没说，就给我拿了箱子里仅有的那身能出门见人的衣裳，从邻居家借了一块钱，叮咛我把脸洗干净，头梳好，去上学吧。村上的十几个适龄儿童，就这样前呼后拥地走上了入学的道路。
下了水路坡，跟着小溪走，绕过一个山脚，再绕过一个山脚，过了好几个山弯子，才到了我们的学校。共五里路，来回就是十里，一天跑两个来回，就得走二十里路。我不嫌累，即使再累，那也是上学的路呀！
玉家硷的人家依山而居，学校在最低处，靠山临水，人家错落于整个山上。一到村口，整个村庄人欢驴叫，狗吠鸡鸣，上坎下坡，村子里沸沸扬扬的情景都映入了眼帘。每天我们进了村，这村里的学生才走出家门，他们从这段小路，那段小路，呼朋唤友地往学校走。润清是五年级的女学生，每次都要领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叫田米米，没想到田米米和我一个班，她才六岁，无论上操上课，她都在最前排。我产生了羞愧感，我要是六岁上学，都该上四年级了。
我们的校园里一共有七孔窑，办公室在最左边，挨着办公室依次是六、五、四、三、二、一年级教室，我们走进了最右边的一年级教室，白木桌子白条板凳，一个桌上挤着三个学生，同学们开始叽叽喳喳互问村名、姓名、年龄，因为这里还有前边李家沟的、拐沟的孩子。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很悬殊，还有比我大三岁的。所以前面是小妹妹、小弟弟，后面就是大姐姐、大哥哥了。
田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本村的，有二十多岁，模样稳稳实实的，说话的语调和蔼低沉。第一天他给我们发了新书，交代了纪律制度，就让我们回家了。
我没有书包，手里小心翼翼地捏着新书，像捏着两块宝，捏累了，就夹在腋下。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歇下后就好奇地翻阅新书，语文课本封面是系着红领巾排着队朝学校走的一列小学生，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一幅彩图中，毛主席和几个同样系红领巾的小学生在一起，毛主席笑嘻嘻的，小学生们穿着白衬衣，紧紧地围在老人家身边，第二页还是带色彩的五星红旗。接下来是拼音，还没人会拼音，大家一开始就唱读后边的课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下来去……”那清脆悦耳的读书声真让人陶醉呀！
我们一年级年龄最大的女生要数玉家硷的郝竹叶，因她年龄大，又在本村上学，所以非常大方，非常爱说。她会唱民歌和“大跃进”打坝修梯田中新编的歌。她有时唱《三十里铺》，有时唱新编歌：“歌唱一二三，哎嗨哟，大家都喜欢，一叫凤儿一叫蝉，生产赛过男子汉，队长张营富哎嗨哟，处处起带头……”我们都会唱这歌，这是玉家硷人编的。玉家硷是“大跃进”中的模范村，歌中的两个姑娘和队长都是本村的先进青年，劳动模范。郝竹叶下课时在教室里一唱，同学们都面面相觑，莲芝对我耳语：“你看，那女子能的像个婆姨家。”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婆姨家才是那样高喉咙大嗓子、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大声唱，女孩子在外面和集体场合，都是很拘谨和文雅的。
郝竹叶看到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毫不知趣地挑战。她说：“一坪的叫什么来着？王楚楚。”坐在她跟前的一个男生接嘴说：“叫王猪猪。”我受了很大的伤害，眼泪都要出来了，忙面向黑板坐下。他们又喊：“三坪的娥子，你是蚕茧里变出来的吗？”“二坪的引男，是女的还是男的？”哄一下全班都在笑，我们几个低着头。我们刚上学，也不敢报告老师，想的是老师是这个村的，会偏向他们的，回家也不给大人说，害怕大人说，受欺负就别上学了。
田老师有一天上课前讲了话，他说：“几个村的同学都不能欺生，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以后不愉快的现象就没了。郝竹叶学习特别用功，自己拿了笔砚算盘，又写毛笔字，又打算盘，大声地喊“三下五去二，二下五去三”的珠算口诀。这一天，我们一坪的一个男生说：“楚楚跟郝竹叶比一比。”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几步走到郝竹叶跟前。郝竹叶知道，我的父亲曾经也是先生，就将算盘推到我跟前。我就哗哗啦啦地清理了盘子，给她打了个“三盘清”，见珠打珠，又打了一个“九盘清”，见杆打杆。我边打，边在心里想，你会的我会，你不会的我也会，看你还小瞧我们不。打完这两个，大家又齐声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又给他们打了一个“二秃子看梅花，两条黄瓜一疙瘩蒜”，围观的同学见我打得这么熟练，都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他们说：“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其实，“三盘清”“九盘清”是两年前外爷教我的，“二秃子看梅花”和“两条黄瓜一疙瘩蒜”是哥哥教我的。我在班上表现了一点小聪明，同学们便对我刮目相看了，也使我增加了好多自信。我想，我一定要比大家学得好，不论父亲在不在，我是先生人家的女儿。
念书学问大着呢，我以前以为把字写得像个字就对了，却不知字有笔画笔顺。田老师教我们认识“点横竖勾”的笔画，还教了笔顺口诀：“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进人后关门，先放东西后开车。”下一堂课，他问谁记住了，并能在黑板上举例说明，我首先背出了还举了例。后来进行小测验，我的成绩都是最好的。一年级我就成了老师最骄傲的学生，我能感觉到老师对我的喜爱。
字还有字谜呢！什么土字扛了根棍，踢了个飞脚，打了个炮，是“老”字；一点一横长，梯子靠在墙，大口张开小口往里放，是“高”字；上八不是八，下八真是八，十字串中心，人人爱吃它，是“米”字；田间阡陌穿南北是“申”字；一营三十九个兵，二十一个去出征，八个守在营门外，营内还有十个兵是“黄”字。好多姓都有字谜，走在放学的路上，大家看彼此的姓怎么说，我千方百计地把每一个字谜都记牢。我认为，学习不光是学课本上的，从大同学跟前也能学好多知识，我总是愿意跟大同学在一块儿，好听他们在说什么。
上圪有一个六年级的女生叫改莲，有十六七岁，两条辫子又粗又长，可是她还嫌短，辫梢上用假发续起半尺长的梢子，真头发和假头发中间用红头绳紧紧地扎着，看不出一点儿破绽。
妮的算术差，中午让她姐姐补课，我就早早地到上屹等改莲姐姐。我一边看她精心地编辫子，一边让她给我教古诗、讲故事，我还翻看她的高四册语文课本。上学两年后，我记住了几十个字谜，自己也编了一些，比方：东长城，西长城，三人东城墙后藏，三人西城墙后藏。我说给同学听，果真一个同学就猜出来了，是非常的“非”。我心中不知有多么高兴，不免露出得意之色。当时还不知道孔老先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我，深信从这个人口中知道一点儿，那个人口中知道一点儿，我的内心就会丰富起来。
有的大同学知道我爱学，就故意给我出了一个字谜，要我猜一礼拜或十天，但我还是猜不出来，像“斜杆上挂件衣，可惜有点土；还嫌日头底和鸳鸯姑娘去烧香，香头插在香几上；远看像个张秀才，近看是个光和尚”。在四五里远的求学路上，一边说着字谜，一边走路，字谜也记住了，路也不知不觉地走完了。紫琴又说：“我们功课还学不好呢，记这有什么用？”我却是什么东西越难记，就偏要记住。
其中，有一个字谜是这样说的：“三面有墙一面空，里边坐个女学生，有心对你说句话，又怕门外有人听。”这个时候我已有了“封建”意识，觉得这个字很有意思，但从不对人讲，只暗暗地把它记在心里。
我们学校六个班，共有五个老师，听说教导主任是师范文化程度，校长是村里的社长兼任的，校长不在学校做日常工作。这一次听说有一个大学毕业的老师要来本校。十里八村的我们轻易不接触，也没听说过谁是大学生呢！同学们在路上议论着。
这一天放学回家，妈正在当院的石床旁和两个人说话，旁边还站着两个个子不相上下的女娃。我怕见生人，畏首畏尾地不敢走近，妈就招呼我过去，告诉我这就是在西安城里当老师的堂哥和堂嫂。原来我听妈说过，这位堂哥六岁上学，二十八岁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是家里的明星，别说伯伯对他器重了，夜晚父亲望着天空的明星，都会说：“这就是咱的侄儿思振。”这位堂哥很严肃，不多说话，也不笑，个子很高，梳着背头，穿一身有些旧的制服，原来大学问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位堂嫂俊模俊样，很白净，语柔话多。她说两个女儿一个叫玲娜，一个叫丽娜，往后也要在玉家硷上学了。她拉了拉我的手说：“楚妹妹，她俩还要把你叫姑哩，往后就一路上学吧。”
我和妮很快就跟玲娜、丽娜混熟了，玲娜与我和妮一样大，丽娜比我们小一岁。玲娜和妮一个年级，丽娜和我一个年级。她们从大城市回来，一切都让人羡慕，有漂亮的书包，铁皮文具盒，红色、蓝色的铅笔和水彩笔。语文作业本是红方格本子，数学作业是绿横格本子，写字时每人坐一把折叠的铁椅子。我们在沙盘上写字，只有两个用白纸订下的作业本。她们的长相打扮简直就和我们语文课本封面上的学生一样。她们的名字也是这么好听和洋气。她们说，在大城市吃的是绿面，难道还有绿颜色的面吗？
原来，堂哥是“反右”回来的，他的文化水平当然很高。毛笔字写得十分工整，是老宋体，过年时他写的对联和印的一样美观。
玲娜和丽娜初到这个乡下的新环境，觉得很新奇。她们不太理解父亲被贬的苦烦，与我和妮在院子里尽情地玩耍。她们给我们教大城市孩子们的游戏：“城门城门几丈高，八十八丈高，骑马带刀，让我们小孩过一过。”一个长长的队伍，在一次次的喊叫中，我们从她们的胳膊底下钻过，围成一个圈，又跳又笑，热闹非凡，像过节似的。一直玩得等大人催促了，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就在我开始上一年级的秋天，哥哥和村上年龄差不多的三个小伙儿一块儿到大堂哥工作的地方当工人。妈和哥哥都喜不自胜，但妈对几年来和自己相依为命还年少的大儿，免不了忧心忡忡。每次哥哥无论出门去哪，走一步都牵动着妈的心。哥哥稍晚些回来，妈就在硷畔上向着哥哥回来的方向张望，等不到的时候，她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从硷畔上到院子再到脚地上，来回地转悠，我们常常在一边窥视着她焦急的神情，也随她一块儿担心着哥哥。
有一次，哥哥从大姐家回来，天麻麻黑了。当妈照见哥哥的身影，大步流星地跑到路上，一把抓住哥哥的胳膊说：“怎么到这会儿了？”哥哥说，他上午帮姐姐浇园子，姐姐的目的也不是叫他浇园子，而是跟她到园子里拿菜。最后因姐姐叫他背上七八个茄子，姐弟俩推来让去，折腾了一个钟头，就回来晚了。妈听了这个情况也就无话可说了，一个是女儿的孝敬和挂牵，总想给妈和弟妹带点儿吃的，一个是争气的儿子，哥哥是怕姐的婆家人不愿意。
离开了父亲，孩子们个个是妈的心头肉。在父亲走后的这五年中，弟弟由半岁的婴孩长成了可爱的小男娃。妈回忆着父亲刚走的那几个晚上，她的奶水急干了，刚出牙的弟弟两晚就咬烂了奶头，后来流脓溃水的。两个女儿风里雨里地抱弟弟到后弯掌喂奶，半夜烟熏火燎地在铜勺里打搅团喂，而今弟弟的脸蛋又白又红，五官小巧，两个女儿也乖乖地在婆家过日子。大儿稳重懂事，小女乖巧聪颖。这一晚，妈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喜悦。整天忙忙碌碌的她，好像都没仔细看过我们，这一会儿，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五年中无论我们谁不舒服了，妈就心急上火，也跟着眼红牙疼。她满村找偏方找草药，怕孩子们有个闪失，会对不起父亲的嘱托。父亲在妈的心中永远是神圣的，父亲撒手人寰，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艾的话。我能感觉到妈对父亲的情意和爱戴。我永远忘不了妈哭父亲那哀婉痛切的声调。
现在，只有十六岁的哥哥要出远门了，她不知道具体有多远，光听人家说，要坐几天汽车再坐几天火车。但无论怎样操心，也得让他去，孩子出去找工作，这是关系到他一生命运的大事。妈想起堂哥回来那一年，刚好当干部的堂姐也回来了，还有现在回家的这位堂哥，他们三个在外工作的人踩着雪去村上拜访叔叔婶婶。村里人无不羡慕，孩子们能在外面找个工作，是大人们盼不来的事情。
妈一一收拾着哥哥的行李，还给他带换水土的豆子、小米，一再叮咛他出去要自己爱护身体。
第二天该走时，妈又拿出父亲的相片，递给哥哥说：“楚城，想你四大了就看一看相片。”哥哥的眼泪立刻涌满了眼眶，父亲离开五年了，哥哥的个子高过妈一个头，细瘦细瘦的。妈背过脸擦了一把眼泪，提着一个打补丁的包袱把哥哥送到前村，哥哥回头看了看我和弟弟，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又什么也没说。懂事的我目送着哥哥，用眼睛告诉他，放心走吧，有我呢。
自从哥哥走后，我们娘儿仨时常盼望哥哥在外边的好消息。来了信，母亲就让妮她姐念给我们听，听说哥哥在外边学开车，我们一听觉得很够味，能开那么个庞然大物多了不起呀！
这一年过年，家里少了一口人，顿觉少了许多生气，多了许多空荡。大肉炒宽粉条舀了一大蓝花盘，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夜饭。把菜放在锅台上晾一晾，我们娘儿仨出去看人家吊灯笼，我们是几年不吊灯笼了，一个是没钱买灯笼，再一个是没人给我们压灯杆。压灯杆是大男人的事，要在垴畔压长长的一根椽，把灯笼挑在椽梢，再用长长的大绳放至大窗的正中间。我们在堂哥家压灯笼，当把一头的绳子拽着往起升灯笼时，没压好的椽和一块石头从空中掉了下来，石头正好砸在妈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大嫂手忙脚乱地烧些棉花灰，把灰按在流血的地方。在处理妈的伤口期间，那一盘粉条炒肉成了凉的。
二月里，和哥哥一同去当工人的有两个已经回来了，由于队里发公函说是队上缺少劳力要人，那两个就先回来了，母亲害怕哥哥回来。三月的一天，哥哥拎着走时那点儿烂行李也回来了，说是人家公函上说再不回去，不给家中人分粮。队上负责人完全是害了红眼病，出于嫉妒，费尽心思地要人。哥哥年纪又小，经不住威吓，哥哥说：“我想出去挣钱，让妈、妹妹、弟弟过得好一些，人家把粮一扣，妈、弟弟、妹妹饿死了，我还工作啥哩？刚当学徒又没有工资，还是回吧！”
哥哥回来的这天晚上，妈和哥哥一晚上都没睡着，妈说：“吃苦，咱吃惯了，也不怕，可是在农村，你没有父亲，将来怎么能成亲呀！”看妈的心事太重，哥哥本来埋在心里不准备说的话只好给妈说了。鸡叫两遍了，哥哥还听妈长吁短叹的，他就说：“妈，你不必着急，成家也不难，在路上，有个姑娘和她有病的母亲一路回家，她们家在邻县，一路上我就搀扶着照顾她母亲，她母亲和她都看上了我。她母亲也同意把她许给我，她人长得很好，也很和气，比我小一岁，还上过中学呢。”妈听完后，心里就像苦水中放上了糖，甜多了。
再后来，那姑娘给哥哥来信，还寄了相片。她大大的脸盘，两根长辫，穿了一件格子衬衣。妈看到这未来的儿媳，心里有了希望的光芒。哥哥怕羞不让给别人说，妈就独自在心里高兴。那姑娘在信中说：“你是农民，我以后上了大学，都不会变。”她在信中说，她回去后准备继续升学。
有一次，那姑娘又来了信，别人捎回来时偷着拆看了，哥哥就嫌丢人，再不让那姑娘来信了。几个月后，妈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再埋怨哥哥也晚了，妈也无可奈何。
哥哥在生产队劳动，成了全劳力，全劳力就是每天记十个工分，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但队里的产量很低，每人只能分二三斗粗粮，连糠带壳，人还是饥肠辘辘。我们的大窑空荡荡的，妈由娘家陪嫁的两个顶箱，一九四七年用一个换黑豆度了饥荒。只剩这一个，就像守寡的妈一样，在后地上显得十分孤单。那个古老的茄紫色柜桌，靠在另一侧的墙边，柜底仓和每一个抽屉几乎都是空的，抽开打开，偶然看到一把长年不用的老剪和线拐子什么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衣服都在身上穿着哩，箱子里难以找到一片用来打补丁的破布。由于分的粮少，几个大老瓮也空空地立着，上面盖着高粱秸纳下的盖子。
能数得见的粮食用泥囤就可以盛下。夏天妈在院子里打些纸囤、泥囤，纸囤就是用破鞋沤烂，用斧头扎碎，掺些泥和匀了，拍得薄薄的，粘在一个裹着破布倒扣着的小瓮上，等干了拔出小瓮，收拾齐檐子，裱上几层纸，有学生的再用白纸画上小彩画贴上，没学生的就剪些纸花贴上。泥囤就没有上好的破鞋做原料，只用打豌豆所剩的末子掺进泥里来制作，制作的过程和纸囤一样。
妈总要在收拾好囤檐后，缝上一个箩圈，然后再细细地裱糊。那一排白花花又贴画的囤子，总显示着各家女主人独到的匠心。当时，都是自制自用。儿子分家时，就分给儿子几个，女儿出嫁后，就送给女儿几个。
那分得的粮食粒粒都是妈手中的珠玑，妈把所分的粮总是量盘来量盘去。那些存粮，在她的手下一升一升抹得平平的，她也在搞“计划经济”，共有多少，每月吃多少，做到心中有数。不计划好，就会和村上另外一些人家一样，到春三月就断了顿，孩子哭个不停，男人打天骂地，只有厚着脸皮东借西借。
妈从来不愿那样，再说，又借谁家的去？借了还要还，下一年不是又不够了？所以，妈都是数着粮食度日。民以食为天，家里除了我们这几口人宝贵外，就是这点粮食了。推碾滚磨时，哪怕掉下一粒粮，我们也要把它捡起来。那些黄黄的糜谷，红红的高粱，光亮的豆粒，在我们眼中胜似宝物。妈说：“宁叫‘细流流’，也不叫‘断流流’。”一年中只有几升小米，妈也要把它分布在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那粒粒小米都是从指缝漏进锅里的，清米汤是下火的，碗底几乎没有米，那黄亮亮的清水就是滋润肺腑的佳品，是神汤、救命汤。因箅子上蒸的都是长翅膀的糠窝窝，不喝清汤人就拉不下，习惯了这样生活的我们，反而并不觉得生活苦。早饭时，大家坐在门上碾盘边、炕棱上，望着那淡黄色水中的光斑，有滋有味地吮吸着，那是黄土高坡的乳汁呀！
一个年长的哥每次来串门，笑着对妈说：“四婶子，人家的米早没了，你那米怎么就满年四季都有啊？”妈揭开那盛米的小盆子，每次都有一升多。那位哥又逗笑说：“四婶子，我看你这个盆怕是神盆，它会往出生米。”实际上，妈总是把每月要吃的一升半放在这个小盆里。
春天就吃苜蓿、槐花、榆钱、枸杞子叶……反正能吃的都吃了。秋天还好一些，南瓜、洋芋、玉米算长着算吃，日子再艰难，生活依然十分诱人。
这一年正月初，妈忽然肚子疼，疼得坐立不安，前后炕打滚，可把我们兄妹三人急坏了。乡下当时缺医少药，再说，我们手无分文，怎么能请得起医生？第二天，哥哥赶紧跑到二姐家求救，二姐夫二话没说，请了个医生来给妈看病。原来是妈肚里有了蛔虫，用驱虫药把虫打下去后，她的病便好了。
这一场病把妈提醒了，她想，自己假如有个三长两短，丢下我兄妹三人可怎么办呀，妈便打定主意给哥哥娶媳妇。
妈让村上的一个哥去他舅家村里说媒去了。介绍人回来后惊喜地说：“没麻达，女娃他爸一听说是四先生家，一口就应承下来了。”正月十几，介绍人就领哥哥一同到那个村相亲。哥哥回来后，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妈就问看得怎样了。一向话语不多、羞怯的哥哥只说和我们前村那家的姑娘一样高，妈就再没多问，她相信儿子的眼力。
说下媳妇就要娶，妈觉得只有娶进门才放心。可是，家中一贫如洗，怎么个娶法？妈横下一条心，娶得起也要娶，娶不起还要娶。随后，她给大姐写了信，给二姐家打了招呼，然后自己就四处借办事用的粮食。
大姐家很快尽他们的力量邮回了一百多块钱和几块布料。二姐夫向他的同志转借了一百多块钱，并从门市部一尺一尺地买下七尺黑条绒，又找人对换成一条裤料。两个女儿家的鼎力帮助，使妈的心情轻松了一大截，只是借下这六斗六升细粮，只有往后慢慢还了。
二姐在订好日子后提前十多天来了，她先帮助妈推碾滚磨，洗刷打扫。她带着自己一岁的女儿，这孩子胖乎乎的，手腕跟前有一道小渠，妈握着外孙女的手说像个耍棒槌。这孩子乖得很，下炕钉一根木橛子，用一根带子拦腰把她一拴，她就满炕爬着玩。
二姐自从嫁到舅家的一个村后，很少回家，因为二姐夫去外地当学徒，川道地区当时也极贫困，她有一月仅用一升高粱度日，白菜汤里搅一撮黑面糊，就是她一天的饭。她没有什么带给妈和弟妹的，来了想着还要吃要喝，她心疼妈的日子不容易，即使偶尔住上几天，她总是不往饱吃。这一次，她还和以往一样，吃饭时舀上一碗底，别人舀第二回了，她还没吃完，急得妈捶胸顿足：“全凭你这几顿饭节省哩！”不管妈怎样责备和唠叨，她总是我行我素。她也知道，这种近乎自残的节省方式使妈难过，她就舀一点儿假装吃，那种遮遮掩掩的神态，真让人没办法。有时怕妈絮叨，她就把碗放在锅背后，躲出院子。她那种对亲人赤诚的热爱，我不知道世界上还能有谁。一种克己的美德深深扎根于她的心灵，没有人训导，没有人要求她那样做，可她始终如一。都是爱，爱得太狠，爱得太深，爱成了残忍。
三月十六，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破烂的院子，破烂的窑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哥哥的大喜之日。上午太阳红红地照着，新媳妇就娶到了家，我的嫂子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又圆又大的脸盘，大花眼，红红的脸蛋就是老家人说的鸡糖屎脸蛋。有句俗语说“白日脏，黑恶心，鸡糖屎眉脸爱死人”，说的就是白黑透红的脸蛋是最好看的。小嘴如樱桃，身段标致又高挑，看热闹的人都啧啧称赞，妈更是喜不自胜。嫂子干净又手巧，这是父亲下世后，妈自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由于大姐和二姐出嫁时，妈连一顿饭都招待不起，就分别在两个舅家办事。这一次，有两个女儿家的资助，自己再借些。这一会儿瞅着满院看热闹的人，妈喜得合不拢口，她在心里对父亲说，他四大，我给咱儿子娶上了好媳妇。
娶了这样美貌的嫂子，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这学期刚好老师给我们教了一首关于嫂子的歌，我老想瞅机会唱给嫂子听，一看嫂子满脸的忧愁，整天不说一句话，我就只能在山里拔苦菜、砍柴时放声唱：“花喜鹊尾巴翘，哥哥娶了个好嫂嫂，大眼睛，黑眉毛，脸蛋像个五月桃。”这首歌太好了，好像专门为我作的，同伴们听着对面山崖上回荡着我一阵阵清脆的歌声，就让我教给她们。
哥哥结婚时，二姐夫也来了，过完事，他看到我们没有住处，只用一孔窑做了新房，我、妈和弟弟就先暂时住在我二妈的炕上，真是有吃处没宿处。家中又借下不少粮食，二姐夫便提出来让我到他们村上学。妈知道他们的日子也不好，川道里当时分粮还不如我们乡下，只是菜多，便说：“算啦！”二姐夫是真心想为妈减轻负担，就说：“楚楚在我们村上学，还能帮我们看蓉蓉呢。”二姐心里当然高兴。这天放学，我听说妈也同意了。我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喜悦，就是我最初跟表姐念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想毛主席”的那个学校呀！那学校不仅窑洞设施比乡下好，老师也肯定比乡下好，靠着县城，想到街上转转也很容易，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个学校念书。
听说我要转学，玉家硷的同班女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希望我到了新学校更加努力学习，不要忘了她们。底下有全班女同学的名字，田米米最小，她的名字写在最后。后来我再没有见到这些同学，可是那童真的友谊，一生都珍藏在我的心里。别了，我的玉家硷女同学，别了，小妹妹田米米。
这半年，是我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我深知家中的困难和上学的不易，听说玉家硷的同班同学都纷纷退了学，班上只剩了几个学生，后来连学校也只好挪到前沟更远的一个村里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用功，不刻苦呢？无论上课、自习，我都是规规矩矩，认真听课，专心做作业练习。老师看到有的同学东张西望，交头接耳，就屡屡地表扬我，我的成绩也总是遥遥领先。
姐夫在街上的工厂里做工，钱贬值了，二十多块连一筐白萝卜都买不下，他便辞了职，在家里劳动。
川道里的人以吃菜为主，春夏秋都吃的鲜菜，有菠菜、韭菜、小白菜、茄子、柿子。秋天主要是大白菜，也有少部分黄萝卜。天一凉，深秋时把白菜腌上，一家都腌几大瓮，有的人多，就腌七八大老瓮，一冬天和初春都是烩酸白菜。早饭有时是下半碗高粱和玉米糁糁，然后切半碗酸菜下进去。有时是窝窝烩菜，切几块洋芋，半碗高粱面烩上大量的菜。
秋天分了几升糜子，碾下一些糜糠，糜糠是很硬的，几天内不吃就苦了。糠也很缺，二姐就想把这些糜糠先吃掉，那糜糠窝窝不仅粗涩而且苦。这一天早上吃饭，我实在是咽不下那窝窝，趁二姐不注意，就把那块窝窝塞在被摞子后边，那长翅膀的窝窝一点儿都不黏，也弄不脏被子。二姐晚上发现了，就很难受地说：“你一天饿着肚子还念什么书呢！再吃不下饭，就回去念算啦。”为了念书，我什么都不害怕，晚上饭吃得晚了，我一个人走过大半个村子到外爷家睡觉。书怎么能不念呢！念书多么好呀！简直是出神入化的。只有念书，才能有知识，只有念书才能知道外面的、很久以前的、天上的地下的事情。现在我要退学了，今生肯定也念不成书了。我就答应二姐，从今好好吃饭。每天放学，都有热饭等着我，当时有一句话是“挤粮不如挤口”，多一个饥饿的人，要给二姐家带来多少艰难呀！但二姐再苦也心甘情愿。就是二姐夫，是他叫我来的，所以他也处处关照我，看我没本子、没笔、没墨水了，他就给我买。我是个胆小怕人的女孩，看见我饭吃完了，二姐夫有意站在门外，让我去锅台舀饭，等我舀完他再去舀。今生今世我有了一点儿学问，多亏了二姐夫和二姐。
二姐家这个村大，农业社搞得不好，驴从来都不推磨。二姐怀孕了，还要挺着个大肚子推磨。礼拜天，我在一头，二姐在另一头，在磨道里，转一圈再转一圈，要是粮食豆颗，就会哗啦啦地往磨眼里钻，而这些糠总是不下眼，走几步，就得用插磨眼的筷子捅一捅，一大晌把人转得晕晕乎乎的。太阳晒的，我总感到头疼，眼睛也睁不大。我又瘦又没劲，我活着就得连累亲人，我还要念书呢，生活的艰难让我给亲爱的二姐增加了多少沉重的负担呀！可是，二姐总是千方百计地疼我，偶尔有几个果子总留给我吃。每月磨两升白面搁下给孩子吃，吃奶娃娃，只用一小撮面拌疙瘩，给蓉蓉喂剩下的，哪怕只有一口汤哩，二姐总要让我喝了。二姐还要给我做鞋、做衣服。买不起棉花，二姐就从她结婚时的被子里抽出一些棉花给我做棉袄，为此二姐的被子变得很薄，再冷再冻，二姐都毫无怨言。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是关中人，一个人千里迢迢来陕北工作，无牵挂无负担，对学生和气又热心。我的成绩总排在前面，他心里很高兴。有一天下课时，他说：“你叫王楚寒，把这个‘寒’改成这个‘函’吧。”我是十分崇拜我的老师的，老师起的名字一定意义很好，我告诉了二姐，从此就改大名为王楚函了。
上完四年级第二学期，全班到县完小进行了升学考试。
秋季开学，我和二姐村里升入五年级的同学一同到县完小去报到。走过三里地的马路，穿过子源街，到街的尽头，就是我们的子源完小。当街上的同学知道我在这次升学考试中考了第一时，便前呼后拥地把我包围了，一进第二个校门，有同学就大声地告诉班主任王老师说：“王楚函来了。”个子高高的王老师笑嘻嘻地招呼我进办公室报名，因为我迟到了两天。
我对这所学校并不陌生，我是来过一次的。十一岁的那年寒假，我来到二姐家，当时，二姐夫还在县综合厂上班，二姐住在一个姓柳的人家院子里。听二姐说，柳家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连长，当过太太的母亲对孩子十分严厉，在普通人眼里就是刻薄。大女儿叫柳碧，和我一个属相，二女儿叫柳云，才九岁，也上三年级了，她们的母亲连大门也不让出。当时我刚到这县城，觉得又陌生又好奇，老想到处看看，希望有一个伴，就像在大姐家认识的花凤和莲萍一样，一块儿到马路边、无定河畔玩，那该多好呀，可是我一听二姐的话不敢约柳碧了。那天下午，我见柳云一个人站在大门口，就和柳云来到了对门的学校。
放了假的学校空无一人，地上落着几片碎纸，被风吹得打着旋儿，这是由一座庙宇改建的学校，庙的大院做了操场，过一个小洞子门，里边分上院、下院。上院是正殿，下院原是戏台。还有东院、西院之分，有转角的围窑，西后院也有上下两排窑洞，现在都是教室和办公室，桌凳都分别放进了几个教室。没放桌凳的教室门虚掩着，柳云陪我转了一圈，就胆怯地要回。
没想到，今天我也是这里五年级的学生了。五年级两个班，五甲在正殿，五乙在对面的大戏台上。五乙的光线好，五甲冬天很暖和。我们不曾想象正殿的神像前曾经香火缭绕，“收四季高香常尊贵，佑八方子民永大肚”的风光，只知道开着一个个圆洞形窗户的大殿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乐土、我们的摇篮，我们能够进这县立第一完小上学，有了许多骄傲。
子源完小一至四年级，每一个年级都是甲、乙、丙三个班，五、六年级，每一个年级分甲、乙两班。这里的学生不仅有工人、商人、农民家庭出身的，而且还有干部家庭出身的。我们班就有县长的女儿，她叫高文静，眼睛高度近视。
我从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领了新书，还领了一个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委员的标志。我的座位被安排在高文静的后面，文静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抄笔记时，她总是等我写一句，转过来看一句。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不仅文静对我好，班上的好多女同学都对我好，再加上老师的不断表扬，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大世界，信心和勇气倍增。我的语文、算术名列前茅，对各门副课也特别认真。有一次上农业常识课，教导主任郑老师给我们讲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当郑老师讲到水字时，为了讲水对农作物的重要性，他引经据典，说古代有个叫解缙的学士在大街上走，下起了春雨，解缙滑倒了，街两边的人都笑，解缙站起来，出口就作了一首打油诗：“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我的好学当时在子源完小是出了名的，我总恨不得把老师的每句话都记下来。这一会儿，同学都哈哈大笑，我低着头把这首打油诗记了下来。郑老师走近桌旁看我写什么，然后又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他说：“这样的学生实在难得，如果大家都像王楚函这样自觉地求知，每个人的成绩都会提高的。”各科的老师都赞扬我，有的任课老师就说，王楚函一定是“绝对冠军”，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六年级升学复习，有时天晚了，文静就领我到她家去休息，实际上，她们家小孩很多，住一孔窑，根本就没有地方。文静与她妹妹还有我，住在县长办公室，那县长的办公室也是很简陋的，室内只有一个文件柜、一个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炕上潮得很。
文静家吃的也是窝窝，只不过，他们的窝窝是粗粮做的，文静有一次掰了一小块给我尝，真香，甜甜的。
由于文静每节课就那样无数次地拿我的笔记本，有一次，我烦了，当她又转过来取时，我把笔记本塞进了课桌抽屉。她倒没有言声，可是被任课老师看见了，大声训斥了我一顿，他说我是个没礼貌的学生，老师正讲课，就收拾东西。这是我在子源完小受的唯一一次批评，多次的表扬把我搞得飘飘然，一次的批评，当然使我难受了好长时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乡下青年的婚姻基本上以别人介绍为主。我嫂和我哥只相亲见过一面，也没说话，两个月后第二次见面就是结婚那天。嫂子婚前当然没看过我家，一进门嫂子发现婆家和她想象中的有差距，窑院墙都是破烂不堪的。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从来都不说出来，只是百般不如意，虽然一家人什么都让着她。哥哥整天在队里劳动，妈包揽了一切家务，早晨天还黑着就起来推磨。嫂子是新媳妇，天明了妈收拾完磨子又做饭，吃饭时千方百计地照顾嫂子。在妈眼里，嫂子还是个娃，她只有十六岁，比我才大三岁。妈说，楚函又知道啥呢！
嫂子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娘家人好说歹说地劝，可她心里转不过弯来。她认为自己上了介绍人的当，找到这样一个不理想的婆家。她每走一回娘家，就拿一点儿自己的东西，娘家陪的鞋呀袜呀拿得一干二净。空空的红顶箱底仓里只剩下二姐夫千方百计对换的那块条绒裤料。
有时，她今天回来，明天又要走，走时妈总用仅有的一点儿面粉蒸几个馍，算是让她给娘家的礼当。有一次，她弟弟妹妹来送她，第二天弟弟妹妹要回家，她又要一路去，哥哥拉她不让去，她就哭闹个不停，她弟弟只有五六岁，回去告诉大人：“姐夫把姐姐拉得哭个不停哩，馍蛋蛋掉了一地，叫狗吃了。”为此两边的老人都很着急。
远在外地的大姐听说嫂子与家不和谐，她很牵挂，心急火燎地带着两个孩子回家来看。那些年收成一直不好，有时就来要饭的。这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姐姐从大门进来了，抱着半岁的女儿，跟着六七岁的小航，谁也不知道是姐姐，妈就说：“看，又来了个要饭的。”哥哥说：“那不是我姐嘛。”我们赶紧接过外甥女，谁知那小娇女尖声地哭，哥哥就抱起小航，全家人都很惊喜。妈说，她没把姐姐认得，航便说：“我妈又生了个小女娃，你们就认不得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姐姐一看嫂子不在家，证实了她听到的消息的可靠性，就问了妈一些情况。妈说：“趁你回来了，寻她去。”我正放暑假，就领着航去了嫂子的娘家。
嫂子的娘家，我跟嫂子去过一回，路很熟，她的养母和生母两家娘家在一个村里。我向她养母说明了姐姐从外地回来要看我嫂子，她母亲就让她回去，可是走到下面她的生母家，又拗着不走。眼看半下午了，航又很调皮，我急着要领他回家，还有七八里山路呢，嫂的生母就又好说歹说，嫂子才悻悻地与我们回了家。一进门她问候了一句姐姐，就不吭气了，一家人无言以对，很别扭，我就逗航说：“你看见谁最亲？”航说：“妗子，因为妗子脸蛋好。”把大家逗笑了，嫂子也抿嘴笑了一下。
看完嫂子，姐姐就拖儿带女地走了，她和二姐有一样的心思，在娘家多住一天要吃要喝的。虽然千里迢迢，但她也绝不多住时日，嫂子也要走，而且要把仅剩的那块条绒布料也带走，妈就给了她缝裤子的工钱。后来哥哥知道了，说：“妈，人家不跟咱过了，你还给工钱！”妈说：“保住人是大事，人保不住了，这点儿布料工钱又算什么呀！”妈相信嫂子的柔肠，认为是神仙赐给我们家这样一个美貌手巧的媳妇，妈再苦再累也要保住她。这是儿子看准的人呀！再说，人家上下娘家人实在是没说的。嫂子的亲生三哥前一年冬天也来家看过，妈盛情招待了他，并细细地叮咛他，在这种别扭的情况下，大家都忍耐对付着，慢慢等待嫂嫂的转变，说嫂嫂年龄还小，不要给她施加压力。
嫂子的三哥回去，一一向父母说明了，还说：“我认为，方圆几里都找不下这么善良的婆婆和女婿的。”我们一家人都在等，都在盼。寒假时，我只有一面一毛来钱的小镜子也要送给嫂嫂。吃饭时，嫂子不端碗，我们谁也不端碗。她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心和目标，因为像我们这样穷家薄业的人家娶个媳妇得兴师动众、东凑西拼，多么不容易呀！嫂子自己与我家合不来，也很孤独，有时就和院里的女孩一起玩儿。妈就凑在小玻璃窗上看，她惊喜地说：“你们看她就是个娃嘛，等过上两年长大了就懂事了，耐心点儿，只要她开心，就叫她耍去。”惹得我们都笑了，哥哥的笑脸上有掩饰不住的苦涩。
我上五年级这年冬天的十一月，二姐又添了个女儿，妈来二姐家照顾二姐。二姐刚坐月子第三天，有天下午，外爷从柳坪赶集回来，没回家先走到二姐家。在老家，男人是不能踏月务的，外爷在门外叫妈，说有话要对妈说。妈走到隔了一孔窑的地方，外爷告诉妈说，集上来我村的人说，嫂子在妈来二姐家的当天就走了，去公社要离婚。外爷声音低低地告诉了妈这件事，害怕二姐听见，月子里的人身子虚弱不能受刺激。但是二姐早已站在门前从门缝向外探望，从神色上，二姐就猜到了八九分。母亲进了门，二姐一个劲儿地追问究竟是什么事。眼看哄不住了，妈着急得要回去，媳妇比女儿重要得多。
这一夜，二姐和妈一眼也没合，她们在煤油灯下沉默一会儿，又互相劝解、宽慰一会儿。我一开始听到消息也很着急，但耐不住瞌睡，等我一觉醒来，妈和二姐眼发涩发干，可还在坐着。可怜的二姐也不怕落病。妈看见我醒了，脸上掠过一丝欣慰，对二姐说：“你看，楚函的脸蛋颜色真好，红是红，白是白的。”虽是吞糠咽菜，我们那地方水土好，十四岁的我越长越好看了。妈心里很苦，但她想苦中作乐，就谈论起了我，说：“娃娃小时候丑，大了一定俊，楚函虽有后脑勺，但有后脑勺的娃就灵醒，要不，楚函书咋念得这么好？”二姐嫉妒道：“你就亲你的三女子。”妈又怜爱地看着二姐，心里说，二女子小时候有点儿拗，长大了多懂事，多操心家呀，现在，女儿在月子里又受这急躁和惊吓，我又不能照顾她。想到难过处，妈转过身去，说：“咱装睡吧！”吹了灯，她们还是翻过来覆过去地睡不着，我一会儿就迷糊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妈早已走了。
过了十多天，又一个集上，有人捎话说，嫂子回来了，我和二姐就放心了。原来嫂子在娘家也是个很规矩很胆小的姑娘，未出嫁前她要是心眼多的话，一定要看家，她只听养父说：“要是旧社会咱还怕高攀不上人家哩，人家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先生人家，看什么家，没什么必要。”这样轻信了养父的话，结果嫂子结婚一到家，看到破墙烂院，窑里泥皮斑驳，生活还不胜娘家。当时，人家娘家一排十多孔旧窑都不住，又砌了三孔新窑住。梨树、桃树、杏树样样都有。嫂子的养父又是村上的能人，年轻时生育了几个小孩没成，就抱养了嫂子，嫂子到家后，又生了几个。
嫂子一看婆家还不如娘家，有过不下去的想法，但她年龄又小，有心无胆。村上有个是非婆姨，挑唆道：“你婆一走没人监视你，你要离婚这就是空子。”这一次趁妈出门，嫂子就去了公社，公社正开队干会，嫂子一看满院人，头也不敢往起抬，走到社主任家一天没敢出来。院里那些队干部叽叽喳喳：“那是一坪会计媳妇。”“听说是来离婚的。”“这么俊的人物，离几次婚也能找到婆家。”杂七杂八的风凉话让嫂子受不了。后来社主任问她为什么离婚，是因为婆婆不好，还是女婿不好，她都说不上来。人家就让她回来好好过日子，她就回了娘家。
她爸她妈抱着她的小妹妹把她送回来了，就是妈回去的那天。妈半路遇到了她爸，她爸说：“亲家，你放心回去，没事，我都给你送回去了。”妈一到家，果真亲家母在烧火，媳妇正在抿面筋呢，妈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妈啥话也没说，只当没这回事。
这年冬天，嫂嫂和哥哥和好了。我们一家人都十分庆幸，快过年时，院子里给一个堂侄娶媳妇，几个小孩跑来跑去地在哥哥、嫂嫂的门口偷听。弟弟和另一个小侄子噔噔地跑到妈跟前说：“听见了，听见了。”大家询问听见了什么，他俩说：“一个说，迎人去我给你拉驴，那个说还是不要你拉。”“不要我拉把你脑打烂！”“脑打烂也不要你拉。”满院人都觉得结婚快两年的小两口终于会对话了，的确很稀罕。
过完年我快开学时，二姐夫也来给妈拜年了，二姐夫回去时，问我走不走，我是不会与他一路的。这时，我的封建思想已很严重，他一直真心实意地支持我在他家上学，几年来没说过我一句重话。有一个雨天，我回不了家，他还买了两个油饼子给我送到学校。还因为我跟前坐的那个调皮男生叫他外甥在路上打我，假期中，二姐夫把打我那小子压在园子里打了一顿。为此，人家妈大肆诉苦：“姐夫为了小姨子打我儿子。”这一切我都记着。自从我来这里上学，他给我付学费、订本子、包书皮，因为他上过学，本子订得整整齐齐，书皮还要包个书角。二姐没上过学，有时就给我订两个五开的本子，长不长，方不方的。
我总是一个人走在上学的路上，从家到十里外的村庄，路上没有一个人。十几岁的我是有些紧张的，但那极静的小路、荒僻的小路，是求学的路呀。我被雷锋精神鼓舞着，“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我无色透明的心灵，被雷锋的话深深折服，我就要做这样永远力争上游、永远忘我劳动和永远谦虚的人。回顾寒假，我不仅认真地温习了功课，而且读了《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几本书。还有几本《少年文艺》，做了好多笔记。少女的心灵美妙无比，人生是多么美好啊！去年冬天在放假的路上，哥哥接我回家，我兴致勃勃地把《雷锋日记》读给哥哥听，哥哥和那路边的大山一样沉默。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个诚实和忘我劳动的人。
自从和嫂子结婚后，小两口不合，给哥哥带来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可他不能在妈面前表露，他知道，妈会比他更加心急如焚，所以他总是宽慰妈放宽心，他说：“任去任留，就当咱还没娶媳妇哩。”哥哥每天从早到晚在队里干活，利用中午做自留地的活，晚上和初冬农闲就用小土车给我们打土窑，他是多么劳累呀！还要背些粮食送到二姐家供我上学。每次当他放下背上的粮食，看到他汗水淋淋的模样，二姐连说：“咋热死了，咋热死了。”他就用他长满老茧的大手把满脸的汗水一抹，二姐就四处替他找擦汗的毛巾。
他只有二十二岁，可是要干多少活呀！我在心里自责起来，我的存在连累了妈、姐姐和哥哥们。二姐家多我这一口人，日子更为艰难。去年夏天，二姐上了火，淋巴发炎，脖子肿得化了脓。那天中午，我陪她看完病，她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开门，那咬着牙十分痛苦的神情，总在我脑中反复出现。二姐知道我爱念书爱得要命，她再苦再累都坚持着。
我在上学的路上，想《雷锋日记》，想那些小说中的人和事，一会儿又想眼前的现实和艰难。一年又一年，二姐家人口多了起来，农业社一年收成不如一年，秋天有大白菜，就下半碗糁糁，煮一大筛子大白菜。可冬天腌的酸菜冰得瘆人，二姐半天半天地剁酸菜，她的手冻得关节老疼，我的心情非常矛盾，要念书，就只得害我的亲人。村上有几个像我这么大的姑娘早订了婚，婆家会给拿三斗粮，外加扯几件衣服。母亲从没提过这些事情，我更不敢想象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喜欢我的老师和同学，离不开给我知识的书本，还有那些美好的荣誉。要是不上学了，没有了成绩，谁还表扬我呢？谁还羡慕我呢？
想了一路心事，到了二姐家，二姐夫没在家，我就坐在二姐炕边的门箱后边搓麻绳，眼看二姐没奶的小闺女哇哇地哭，月子里妈回去了，再加上二姐没有奶让娃吃，孩子又瘦了一圈。我想立马到学校报到上课，可又犹犹豫豫，二姐也天天催，可不知怎的，我还是一个劲儿地搓麻绳。这天下午，本村的一位女同学捎话说：“安老师问你来了没有，来了赶紧去报到，学校已开课了，这是六年级最后的半年，要抓紧准备升学考试。”我去了之后，安老师说：“我知道你的情况，学费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安老师是多么好的一位老师，听说他曾在空军部队任文化教导员，可能是父母年纪大了，他就转业了。他每次用自由活动的时间给我们讲好多好听的故事，枣核，金琵琶，林则徐的传说。安老师的粉笔字写得十分工整，是标准的仿宋体，总是一笔一画，写字时，他的神情既严肃又和蔼。他用自己的工资为我付了这半年的学费，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刻苦用功呢？
学校很重视学习好的同学，有什么出头露面的事，老师首先想到我。之前我还在上五年级，第二学期快放假时，六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在毕业生的欢送会上，我讲了话，讲话稿是老师写的。县上开人大会，六一班的同学朗诵诗，选几个五年级的同学做仪仗队，也有我。六一儿童节庆祝会，老师又让我讲话，那是刚下过一场夜雨的早晨。我穿着一双沾着泥的黑色大雨鞋边走边掉，裤子是我二姐的，奶奶临终前分给二姐的一条大裆黑布裤，由于没有换洗的裤子，雨后返潮，上边有很显眼的白云架。我羞愧地低着头，慌乱地上了台，只觉得台下的同学都在盯我的裤子，而不是听我讲话。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话讲得结结巴巴，这一次讲话彻底失败了，老师在台下为我捏着一把汗。演讲完，我沮丧地走下台，想着老师以后肯定就不叫我讲话了，果真，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安老师让另一位男同学代表毕业班讲了话。
放暑假的会上，校长表扬了安老师为我付学费的雷锋精神。我在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报答安老师的恩德呢？只有我继续上学深造，将来有工作了，有出息了，才能报答安老师。妈帮我，因为我是她的女儿，姐姐、哥哥帮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妹妹，而安老师既要用心血教育我们，又要用有限的工资资助我。他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三个弟弟也正在上学。他的日子也是很紧张的呀，他对我的资助使我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