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风清》，张昌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新世纪以来，张昌华先生致力于民国人物、文化名人的寻踪研究、着意表现，他专注执著、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继二〇〇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香人和》以后，一发而不可收，《走近大家》、《青瓷碎片》、《曾经风雅》、《民国风景》等又相继问世，硕果累累，在读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最近，张昌华又一鼓作气，推出了新作《故人风清》。这也是一本很让读书人喜欢的书。
《故人风清》延续了张昌华撰著的既定目标、一贯风格，着力描摹文化名人的历史背影，形象展现文化名人的情致风采，“整体构思，创作思路”，一如从前。然而此书亦有新的特色，新的推进，即书中描写的人物“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传主的音容笑貌、品藻性情越来越清晰可触；对一些还不太为人所熟知但确有可述之处的处于边缘性的人物，张昌华也加大了发掘和表现的力度，特别是对那些活跃在祖国大陆以外的华裔文人的介绍，张昌华有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
张昌华是文学编辑出身。当年他在工作岗位的时候，业务上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同时这一工作平台也为他接触许多文化名人以及他们的后辈提供了契机。张昌华懂得珍惜并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机遇，与许多文化名人及他们的后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张昌华身上，涌动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老一辈文化名人尊重和倾慕的热情。他渴望了解他们人生和事业的历程，涵蕴在他们身上性情德操，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挫折和成功，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并努力地在自己的笔下表现出来，介绍给读者。
在这种工作热情和事业心的驱动下，张昌华异常投入，他尽最大可能地和许多文化名人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或函件交流，或登门拜访，许多人干脆成为他时相过从的朋友。他和他们交心，帮他们处理事务，其亲密程度，简直有如家人。这里可以说说我亲见亲历的几个例子（不限于本书中的传主）：例如周有光先生父子，张昌华至今保持着和他们的经常性的联系；例如黄宗英女士，我亲眼见到他为黄女士复印上百页的文稿资料；例如吕恩女士，张昌华和她信函电邮的来往频率很高；例如黄裳先生，张昌华退休以后，还自费去上海进行探望。在张昌华的书房里，许多文化名人与他的信函交往、资料交流的文书档案，他都分门别类，清晰有序地保管着，内容丰富，琳琅满目，查阅起来非常方便。有的文化名人虽已仙去，但张昌华仍然和他们的后人保持着联系，互通音问，互通信息，像冰心的女儿女婿，张治中、茅以升的女儿，翁文灏、梁漱溟的儿子，等等。张昌华自己也说，在《故人风清》这本书里，有“半数以上的传主”曾与他有过过从，如若再加上与传主后辈、亲朋有过的来往和交流，张昌华对笔下描写对象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其写作资源的原创性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对于这种文史类的著述来说，光有资料是不够的，资料以外，撰著者对资料的体察、开掘，对材料的组织、处理，乃至于行文和描绘都是很重要的。张昌华对写作材料的处理有一个做法我十分赞同。我注意到他在《故人风清》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在写作时既采录史料，又糅杂个人对传主的情感。”好一个“糅杂个人对传主的情感”！这就是说，张昌华在写作实践中，对许多文化名人精神品藻的发掘和表现，是努力建筑在个人对传主情感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而并不都是面对冷冰冰的史料作分析和判断。这种带有独到个人色彩的情感体察，既是来自信史，又有独到的张氏视角，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是一些仅依靠第二手材料的写作者所不能比拟的。另外，对史料的采撷，张昌华也十分慎重。面对许多历史资料，他总是详加研判，细致考辨，择善而从，决不人云亦云，轻率从众，而总有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独立见解，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具体的描述上，张昌华既注重史料珍闻的描绘铺叙，精致细节的生动展现，同时又能在材料展现的基础上凸显人物的精神风貌、个性情致，既描写具体，又有内涵的升华，将人物的形和神表现得栩栩如生。
本书对文化名人的范围界定和素材选择也有新的突破和创意。在张昌华的眼中，“文化”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他笔下的文化名人，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又有政界、军界、科学界、外交界的名人，这样界定“文化名人”，内涵得到了丰富，外延得到了扩展，就使他的“民国人物”、“文化名人”的系列写作领域更加宽阔。对这一界定，我也十分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