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王仰晨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六月十三日早晨，拿着电话听到小林老师略带哽咽的声音，我语无伦次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知道他体弱多病，去年还曾住过七个月的医院。或许老人晚年的工作毅力和非凡的工作成绩迷惑了我们，我们总觉得有病对于这位善良的老人来说不算大事。近二十年来，他不就是带着病完成了一千多万字的《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的编校工作吗？所以，就在十多天前，我还给他写过信，还在跟他谈工作的事情。在两个月前的四月十一日，我还在北京拜见过他。当天的日记中，我是这样写的：“……又到王仰晨先生那里。他刚刚生病，身体特别虚弱，眼睛不好，腿也不好，几乎是足不出户。自己感叹：没有想到中风后，衰老得这么快，简直一天不如一天。他惦念巴老和上海的其他友人。谈话几乎没有一点力气，还咳嗽不止。跟他谈了些续编《巴金全集》和出版界的情况。”日记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那天的情景我却记得分外清楚。
在那次去京之前，王老特地写了封信，信上叮嘱我：如果可能，想请你到我家里来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句话特别敏感，在我的印象里，王老是一个从不轻易对别人提出什么要求的人，哪怕是对像我这样的晚辈。虽说近年到北京，我必会去看他，但事先他的叮嘱总是：如果忙，就不要专门跑一趟了。他主动提出要我去看他，这还是头一次。电话里他的家人说：王老最近睡眠一直不好，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我听后更为担心。
但当天见面后，我感觉他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尽管说话气若游丝，可他向来如此，我也不以为意。谈话中，他非常惦念躺在病床上的巴老，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去上海看过巴老了。我说等他身体好一点，可以到上海转一转，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望了望窗外说：现在我连楼都不能下。眼神中飘过的是一丝伤感。就在他的断续咳嗽中，我们还是谈到了为《巴金全集》编补遗卷的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我们通信、谈话中说得最多的事情。前几次，每逢谈到这个问题，他总是羡慕我们年轻人精力旺盛，能够做很多事情，慨叹自己身体不好，这件事情总也抓不起来。可是这次不同，这次他很坚定，似乎也有了具体的想法，他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来完成这个心愿，并表示待身体好一点，他会清理相关资料，把以前编全集所留下的资料给我。我当即表示愿意尽全力协助他做好这项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没有催促他，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实在糟糕，我不忍这样做——他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而另一只眼睛也仅有0.1的视力。
话题扯开去，我们又聊到了目前出版界的状况，这也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他所深深忧虑和不满的是当今出版工作中不认真和对作者不尊重的作风。其实，出版社成为衙门以后，这两大作风既属顺理成章又是积习难改，尤其是对作者的不尊重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编辑跟作者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肆意删改稿件，也根本不会考虑作者的语言习惯，仅凭着什么机构下发的一些文件，将那些“不合语言习惯”“不是首选词”的地方随手就改过；作者有时候连看校样的机会都没有，至于书的封面和版式设计等等也都与作者绝对无关了；合同从来都是约束作者而不约束出版社，稿费常常是一拖再拖，似乎是高兴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高兴付多少就付多少，作者经常是面对着这串数字弄不清怎么得来的这笔糊涂账；样书非给责编打五遍以上电话，是寄不到你的手中的……一本书稿进了出版社如同进了屠宰场，只能任凭出版社宰割，直到某一天看到自己的书竟然相见不相识也有了陌生化的效果。这些问题令王老困惑不已，因为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等胆大妄为的事情。
这一段时间，我在整理王仰晨先生与巴金先生的通信，两位资深编辑的信绝对是编辑的好教材，他事无巨细地与巴老商量出版中的每一个环节，而绝不是滥用编辑的权力，这并非是编辑的无能，而是一个优秀编辑最基本的素质，可以说不会尊重作者就不配做一名编辑。在这些通信中，王老看稿中发现的一些错误，哪怕有的是明显的错字，但他照样一个一个记下来，请巴老最后确认。《巴金全集》封面的设计从用纸、用布（精装）、书名题字、色彩颜色等等，他无不细心把关，并及时征求巴老意见。巴老并非是个锱铢必较的人，更何况他们又是多年的朋友，但王老却不因为如此而有丝毫马虎，尽管巴老对全集封面的设计没有任何具体的要求，只求朴素大方即可，但他还是请人设计出十多份样稿，从中选出，再寄给巴老看。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王老谈起《巴金全集》时，他首先就说：“照片印得太差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正是他的这种认真，正是他的这种对作者的足够尊重，六十多年来与巴金等一批老作家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友谊。巴金与他之间的交往是足以写进中国编辑史的一段佳话：一九八六年，六十五岁的王仰晨先生离休，而正是从这一年，《巴金全集》开始陆续出版，用了八年时间，两位老人、病人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书信不断，讨论着全集编纂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全集编辑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巴老写道：
写到这里，我收到你病后的来信，你为我的书带病工作了这些年，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仔细地编写、校读，忍住腰痛，坚持坐在书桌前，或者腿架在凳子上，为了我的《全集》你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多少精力，现在最后一卷就要发稿……
我的书橱里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叠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蓝色小字，字越写越小，读起来很费力，但也很亲切。不用说这是你的来信，我生活忙乱，常常把信分放在几个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这不是什么幻想，这闪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没有达到的目标：生命的开花。是你默默地给我引路。（《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
而在全集《最后的话》中，巴老再次对他表达了谢意：
你向我组稿，要编印我的《全集》。你说你打算把我这部书作为你最后的工作。你的话里流露出深的感情。你的确应该休息了，却又忘不了我的书。为了出版我的《全集》，你找我谈过几次。你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了我，你的编辑、出版计划说服了我，一年后我终于同意了。我起初抱着消极的态度，以为每年看到一册，等书出齐，我已不在人世，不必为这些文字操心了。我的确不曾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后来看见书一本一本地印出来，经过书市转到读者手中，又仿佛心上压着什么，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究竟是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总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你，好像跟我自己毫无关系。（《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
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两位多病的老人又共同编辑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为了这两个全集，巴老以“致树基”（王仰晨先生字树基）的形式写下了二十多篇序跋，这批序跋是巴老继《随想录》之后又一个创作的高峰，他回顾自己早年的创作，梳理思想发展，畅谈友情，不但是重要的研究资料，也是熔铸着人格光辉的散文精品。有时我在想，倘若没有王老这样一位了解巴老、尊重巴老的编辑在与巴老配合，晚年多病、写字困难的巴老会不会敞开心扉畅谈思想呢？十多年来，尽管每次见面，我们都少不了要谈这两个全集和巴老，可是王老从来没有借此自炫过，他是一个低调的、谦虚的人，他只有对老友的关心。直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出版时，他才在后记中朴实地回顾了与巴老的交往，但也写得那么简单，而巴老却动情地写道：
我生活，我写作，总离不开朋友，树基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说，我的不少书都有他的心血，特别是我的两个《全集》，他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我没有感谢他，但是我记住了他为我做的一切。现在，我把这本书献给他。
这是一本友情的书。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相互关心，相互勉励，友情始终温暖着我们的心。如今我已九十三岁，他也七十六了，尽管我衰老病残，可我想，我们仍然有勇气跨入下一个世纪。
这是一个编辑所得到的最真诚的理解和最高的评价，可王老从未因此而洋洋自得，我听到的，他倒经常谈哪些地方没有做好，为这惋惜甚至懊悔。没有办法，大约编辑就是一个追求完美却总有遗憾的事业。
把自己看得很低，是这位杰出的编辑一贯的态度，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那是北京柳絮飘飞的一个春天，“巴金与二十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大会邀请王仰晨先生介绍刚刚出齐的《巴金全集》编辑情况，会场上他讲得很少，说话声音也很低，似乎还有点怯场，看得出是一个不善言谈的老人。我当时是一个喜欢追三问四的大学生，当面提出想约他仔细谈一次，他起初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接着又说他也不会谈，后来还是不忍心拒绝一个年轻人总算勉强答应下来。在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间破旧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那间办公室空荡荡的，大约好久没有用了，桌面上飘满了灰尘。王先生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衣服有些褪色，走在大街上，像是七十年代的装束，但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开门见山，我们谈的是他与巴老的交往和他的编辑工作经历。他是四十年代在重庆结识巴老的，在一九五七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接手了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的编辑工作，从此以后与巴老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了。从现在留存的书信来看，他是少数几位在“文革”后期，巴老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就与巴老通信联系的朋友之一，当时他也帮助巴老买了很多内部发行的或者在市面上不大好买的书。（谈到“友情”，最近我从巴金先生亲属处看到巴金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的日记，巴金写道：“傍晚在二楼浴间洗澡，听见有人敲大门，叫小林夫妇去开门。先听见小祝唤我，后来小林说有人找我。我在纱窗内往下面看，起先看不清楚，马上戴了眼镜，看出来是王树基，他也讲出自己的名字。我洗完澡下楼，看见树基真高兴！这是一位三十年来一贯关心我的朋友！我一直担心我会连累他，现在才知道他工作得很好。”——2014年补记）八十年代初，在编辑出版《鲁迅全集》《茅盾全集》过程中，他感觉到要是作者健在就编辑出版他的全集有很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遂建议巴老编辑《巴金全集》。起初巴老没有同意，但拗不过他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并在《随想录》完成后与他一同投入到这项浩大的工程中来……王老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非常平静，不善言谈的他常常是在我追问下才多讲一点，而且一再强调，他不过是尽一个编辑之责，根本没有多做什么，要我千万不要写他，直到我一再保证谈话只是为了多了解一点情况，绝不会公开，他才如释重负。那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说过去有句话：“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这本是批评人的话，但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老老实实拉自己的车，别的东西并不太在意。他说别无才能，只能如此。我是在后来才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是的，有太多看着风向决定自己方向的人，太多患得患失聪明透顶的人，而像这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一辈子的人实在太少，因为外面的诱惑太多太容易让人左盼右顾安不下心来，所以太多的人也只顾四处看路，而忘了走路，更不要提拉车了。
自那以后，我与王老便开始了交往，时常我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写信来答复；我忙乱的时候，时间久了顾不得给他写信，他则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写信来关心我的近况，记得有几年还照他们当年的老规矩，在信中夹一张年历卡。到北京的时候，我总会到位于十里堡的他家中去看他，没有什么事情就随便聊一聊出版界的情况，有些情况是他主动讲起的，有些情况他则一字未提。比如我提到买到过七十年代初重印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觉印制讲究，版式疏朗，装订也好，现在的很多精装书也比不上它。他用一贯平静的语气说：这套书也是我做编辑工作中做得最满意的一套书。为了印它，当时他在上海几乎工作一年，还大病一场。他顺便也讲起了两个小插曲：一个是这套书本是周恩来总理建议重印的，因为当时赠送外宾的礼品，经常是连套像样的《鲁迅全集》都拿不出。但是书印出来后，他们居然没有想到给总理送一套，后来每想到这里，王老就懊悔不已。（后来我才知道王先生的父亲王景云，是位老革命，1927年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所以王先生对周恩来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许正因为如此，王仰晨后来还积极参与编辑和推动了《天安门诗抄》的出版。）另外一件事现在想来也心酸，书出来后，社里连他都没有给样书，他自己有一套烫金的豪华本，还是自己掏腰包买的，连折扣都不给他打，那套书八十元，而当时他的月工资仅一一八元。关于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情况，他谈的也不多，我看到现在很多文章谈起哪些高官参与了这套全集的编辑，也有学者谈起他们当年参加注释的情况，其实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王老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主任，是这个全集出版的实际主持者和组织者，他不是说说话的官，而是在实际工作的编辑，他恪守了一个编辑的本分：始终在幕后默默地奉献着，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全集简直成为大型文集编辑的样板工程，但王老却没有表白他在其中的功劳。后来，我也陆续知道，四十卷本的《茅盾全集》，他主持编辑了其中的二十五卷，经他手编辑的文集还有《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大型文集的编辑，所以前两年，我一直动员他像赵家璧一样写一本《编辑忆旧》，他总是推脱说自己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也没有才能，还是不写吧。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中，这样低调的人其实际成就常常会为世俗所忽略，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十四岁即到印刷厂当学徒，先后在上海、昆明、重庆、桂林、烟台、大连等地的印刷厂和出版发行部门，当过排字工人、校对编辑等。一九四三年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一九四五年在广西昭平《广西日报》当工务主任兼副刊编辑，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大连和北京三联书店做出版、发行和内部刊物的编辑工作，其间还曾陆续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也是最近才知道一九七六年四月，他曾冒着风险抄录了一部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诗词，一九七七年，仍在追查抄录革命诗文者时，他却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协助“童怀周”编选、印行了《天安门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随后又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予以公开出版。至于他与周振甫等人同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这样的事情他更是绝口不提。
去年夏天，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正值他大病初愈，我也不敢多谈，坐了一个多小时就告辞了，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不放，他的腿不好，拄着拐杖站起来都很费力气，但还是执意要送我到门口。到了门口我赶紧挥手下楼，走了一半发现他还站在原地，再次冲他挥挥手告别，老人不知为何突然动了感情，他一边挥手一边在抹着眼泪，我不敢多看，硬了硬心，跑下楼去。今年春天，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无能为力。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但我还是不愿意接受他远去的事实，他总是说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赶紧将《巴金全集》的补编工作做起来，我也非常乐观地等待着这一天，并常常在旁边眉飞色舞地谈着补编应当做什么什么，这种时候王老总是轻松、宽容地接受着我的无忌“童”言……突然想到这样的情景永远不会有了，想到以后到北京不知还有没有勇气去十里堡，想到不知王老的心愿究竟能不能实现，在这静寂的夜晚，我不禁热泪盈眶。如同不敢面对他擦着眼泪与我挥手作别的情景一样，我不敢再多想什么，只有赶紧结束这篇文章。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午夜于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