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下午于北京萧乾寓所）
周立民（以下简称“周”）：萧老，您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国的报纸文学副刊不同于外国的，它有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我想请您具体谈一下，您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创举？
萧乾（以下简称“萧”）：外国的报纸副刊只登书评，不登创作，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英美报纸的副刊都是这样的。而中国的副刊刊登创作，可以说是作家的摇篮，许多作家都是先给副刊写文章，再给杂志写，最后出书而成名的，这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严格点说，我们的副刊应当加上“文艺”两个字。
周：萧老，那么您认为副刊与杂志相比有什么优越性？
萧：快！你昨天写的文章，今天就可能见报，杂志就不行了，至少也得两个月。因为副刊出版周期短，所以书评很适于在这上面推出，这样，书出版没有多久，书评就可以登出来了，杂志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但是副刊也有它的局限，那就是篇幅上，一般最多只能登八千字，一万字就太挤了，一些长稿子只能发表在杂志上。当然副刊也可以搞连载，但日报的副刊还行，如果是周报就不太合适了。
周：您编《大公报·文艺》时一般没有搞连载，孙伏园编《晨报副镌》却常搞连载，一篇稿子无端被分成好几块，有时看起来不太习惯。您倒是编了不少专号、特刊，把主题相同的东西集中起来，无形之中扩大了副刊的版面，内容也显得充实丰满，也避开了副刊的一些局限。
萧：我编副刊有两个特点，一是搞专号，这样就可以登一些长文章，像曹禺写的《我是怎样写〈日出〉》。另外是编专栏，比如“文艺新闻”，后来海外来稿多了，我就把它分为国内新闻和海外新闻两部分，另外为了答复读者来信，我还开设了“答辞”专栏，开设这样的专栏，可以沟通各地文艺界和作者的关系，而且有针对性，吸引人，有时候读者看报纸不看其他作品，往往从这些短小的专栏读起。
周：您的那些答辞写得十分精彩，记得沈从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还特意提起它们，据说那时写答辞最初是为了补足排版上的空白。
萧：是的，主要是排版上考虑的。
周：读者好像特别欢迎这个。
萧：那个时候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很密切，联系也很广泛，我精力充沛，编副刊，还要跑新闻，也喜欢写信，一个下午最多能写四十多封信，有一些来信比较集中的问题我才在副刊上公开回答。
周：一天要写那么多信？！这些信除了收在《废邮存底》中的一部分外，其他的都没有保存下来吧？我看您的书信集中收集的大多是新时期书信。
萧：没有了，“文革”时早就烧了。日记都不敢写，经历了“文革”后写信都非常简单，全是事务性的，根本不发表什么议论，我本来是很愿意写长信的。
周：您的这一习惯，与沈从文倒是很相像，据说现在收集上来的沈从文的书信已经有250万字了。
萧：这恐怕还不全吧？我们那时精力可真充沛。
周：您现在依旧是精力充沛，从您在《收获》上开的“玉渊潭随笔”专栏就能看出来，文章写得都很长，读起来真过瘾。
萧：专栏上的文章全写完了，但第六篇文章是写“文革”的，据说不能发，我还要补写一篇。头一篇就是提倡言论自由的，另有一篇《校门内外》是谈教育的，我曾从小学教到大学，还教过国外的学校，我读书的学校也是从小学到大学各式各样的，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辅仁大学，那是个天主教学校。学校拼命宣传教义，但是我们都不听他的，就像现在反复宣传的一些东西一样……
周：徐志摩主持《晨报副镌》时，就曾反对“党化教育”，历史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萧：我第三篇写的是《老唐，我对不住你》，讲“三反”的时候我们打老虎，打错了一个人，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竟然造出了那么多数字说他贪污，后来发现这都是子虚乌有的，搞错了。我写了政治运动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压力，也是对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的一个批评。第四篇写的是《请听老报人掏掏心窝子》，讲到现在报纸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它们只认得名家，对青年作者置之不理，我反对这样。武汉有一个报纸搞了个“外地名家”的专栏，找我写稿，我说武汉本地就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找他们写稿，还用找外地的？而且专找什么“名家”，我不太喜欢人们把我当成什么名家。第五篇题目是《点滴人生》，谈了些我对人生的认识。第六篇我正在写，谈的是出版方面的事。文章写完了，我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去年《尤里西斯》出齐了，还出了本《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周：萧老，《大公报·文艺》曾培养了一批书评家，像常风、宗珏、李影心等人，您当年是怎样调动他们为你写稿的？
萧：一个编辑要善于做发现人的工作，要能够发现作者的长处，并让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从他们的投稿中发现他们擅长哪一方面后，就鼓励他们发展这一方面，甚至给他们寄一些书，我记得就曾寄过我写的《书评研究》。不过，在中国搞书评真是一件难事，你对一本书说十句好话，再说一句是坏话，那也不行，他们仍旧怀恨在心，结果书评尽成了夸书的东西了。在国外，不是这样，书评是有很高的信誉的，靠写书评甚至可以挣钱吃饭的，读者信任书评，根据书评去买书，人家书评的第一话可能就是：“这是一本很糟的书。”而我们却很少有这么直率的时候。
周：我们有些书评简直是赤裸裸的图书广告。
萧：前些日子，曾有人组织了全国书评家会议，让我去讲话，我想全国的书评家开会一定有利于书评的发展，很高兴。去了之后一看人不少，我就问主办人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都是出版社的副社长，是写征订目录上新书介绍的，原来这也是书评？
周：我还想请您从编者的角度谈一谈《大公报·文艺》的倾向和它的特色。
萧：我是比较喜欢办副刊的，版面在编辑自己的手里，能够充分发挥编者的才能，这很有意思。
至于《大公报·文艺》我提醒你注意一件事，我们不是搞了一个“大公报文艺奖”吗？获奖作者有何其芳、曹禺、芦焚。其中我们最初评的不是芦焚，而是萧军，后来萧军没有领这个奖，至于什么原因，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后来我也没有问。我估计是“左联”组织决定的。我是有意把《文艺》办成一个既是天津的，又是上海的，既是右派的，又是左派的报纸。
周：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文艺》和《文学杂志》是京派的摇篮，关于京海之争，京派还有一个实际的存在，而海派似乎是不存在的，不知您怎么看的？
萧：京派、海派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严家炎和吴福辉都写过专著。我认为京派、海派在大方向上是没有实质区别的，比如对待抗日，大家态度都是一致的。至于京派，我觉得在创作上它不大从概念出发，他们写的也是社会不公平、人们的疾苦，但比较注重表现的方式，讲究艺术技巧。京派有一个时间界限，在一九三二年以前，京派的盟主是周作人，但是他提倡的那些明清小品，我们是很不喜欢的。而在这之后是沈从文等人，我和何其芳等后来者还被视为“小京派”。但是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巴金，你说他是哪派的？他在上海，也在北京办报纸、写文章。
周：说到流派，我还想到同人杂志、同人报纸，一般说来这样的报纸有一致的趣味，共同的主张，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历史留下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萧：同人办报，在解放前可以，在解放后，由于社会体制的原因，难以办到了，但有一段时间人们试过，也鼓励过。可是主编和下面人都是上边任命的，这怎么能办同人刊物？
周：萧老，在你们那个时代，您认为还有哪些报纸副刊值得关注？
萧：《申报·自由谈》，沈从文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凌叔华编的《武汉日报》副刊。
周：我发现您和你们这一代人对过去的传统都比较怀念，那个时代报人的办报思想、方式和经验都值得我们今天搞新闻出版的思考，遗憾的是不少人却丢掉了一些好的传统，搞出的东西不伦不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时，要刚参加工作的编辑都到图书馆去翻阅《大公报》、《申报》等过去的报纸，吸取好的经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积累，需要有良好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底气不足也难有长足发展。
萧：正因为这样，我支持你搞好副刊研究，写写过去，不一定为现在，而是为二十年后，或者更远的中国。我们应该面向二十一世纪，那时人们通过你的书，可能还会发现报纸原来可以这样编。
周：萧老，从整个文学发展来看，您认为我们的副刊有哪些值得珍视的好传统呢？
萧：我认为最重要的它是文学创作的园地，它培养了大批年轻的作家，这是最突出的特点。它为我们的文学发展培养了新生力量，而现在报纸专找名家写稿真不是办法。
周：据说现在不少编辑根本不看外稿，不过，名家的稿子自然能够吸引读者，相比之下，年轻作者不引人瞩目，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当年是怎样推出新作者的呢？
萧：我们那时文坛的风气跟现在就不一样，那时新人倍受重视，谁发现了一个新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像我当初在《大公报》上发表《蚕》，林徽因为此专门请我去她的沙龙，为的是鼓励我今后好好创作。沈从文当年还曾卖掉自己的衣服给卞之琳出诗集，我们每个人踏入文坛都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