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直到“龙抬头”的二月二，年才算过了。那么，现在还可以接着谈过年。这次是“革命化的春节”，这当然是特定年代的词儿了，至于什么叫“革命化”，我辈没经历过没有发言权。好在有当时的文字，那就从中嗅一点“革命”的气息吧。
沈从文先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写信给在四川自贡的儿子沈虎雏、儿媳张之佩说：“今年过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们每天学习毛选和政策文件，劳动照常，天气过冷，室外打扫园子已不常进行，只收拾毛[茅]房。”（《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十八页，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学习和工作，不过一代大文人沈从文的工作是什么呢？扫茅房！据说还是女厕所！忘了在哪里看到的，说沈先生曾严肃认真地说：组织上让我扫女厕所，这表明虽然在政治上不信任我，可是在道德上却绝对信任我……
沈从文的书信除了交换个人信息之外，还有大量对于社会状况的描述，无意中显露一位杰出小说家的本色。一九六七年的春节前后的情况在书信中也有描述：
全国各处都在搞夺权，北京自不例外。妈妈机关也在进行这个复杂工作，我们馆里也在搞，在过程中“保”字号且有忽然变得格外左的。是一种新的花招。争得相当激烈，还将有一个较长时期多次反复才会告一段落。妈妈办公处上月被外来单位占据，赶出到一民房办公。近日来那些外来被加压力成为“不受欢迎”的，分别走了，机关才又迁回大楼。近来终日大小会连续开，权是夺了，如何行使，还是问题。……受“经济主义”来到北京的各种职工，已约百万人，近日在陆续返回。但新来的还是大有其人。不少人都带了几百元人民币，争购日用品，因此百货大楼三楼出售手表等特种物资的，已由红卫兵把守，不再出售，东安市场东西也多入库。且有用大卡车把这种捣乱分子连同所购东东西西游街示众的，实在大快人心。
夺权，开会，串联，抢购物资……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给沈虎雏的信上，这种乱糟糟的情况照旧。大约来北京“闹革命”的人太多了，实在吃不消，现在开始清理的政策来了：“一、限期（廿）各省市革命组织办事处联络站撤销，各回本单位闹革命。新来有事的，也有一定时间，过时不许住招待所或旅馆。二、搜查各招待所旅馆，扣收投机倒把抢购的物资和凶器等物。三、上山下乡青年返京的，限期返原单位。加之恢复了回乡探亲假，因此车站热闹得很。”（《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九十八页）这都是历史书里读不到的，是社会史和生活史的好材料。沈从文还写到各单位特别是文化单位批斗人，其中提到卞之琳：“文化部门知名人中，似有部分解放后又重新被揪斗的，和派系斗争有关，此放彼即揪。卞诗人是否又揪入，不得而知，他自己似不免担着一份心的。”不过，这样的斗来斗去老百姓大概早就厌烦了，沈从文提到群众对报上文章“相当厌烦”，那些小册子也不吸引人了，“多数人忙着买东西过年”。
大约生活安稳了些，这封信的开头，沈从文居然抒起情来，而且跃跃欲试想用文字表现点什么了：
天气很好，干冷、无风、而晴明。让我想起五一年在内江乡下过的那个年，真有意思！我一生也忘不了。总觉得还要找个机会，来内江便民乡老式糖房住两个月就好。因为相去快廿年，乡村人事的变化和不变部分，只有我能注意到，可能用文字保留得下来。
这个闲不住的人，大约闲得久了，心痒手也痒，居然天真地想写文章，认为自己身体如果过得去，“万一还用得上我长处时，也将无条件接受新任务”。下面的话很自负：“因为比起来，始终即比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等懂问题，懂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也懂什么叫通俗化！也许或居然有那么一天，再来写，再来教！也许还居然有机会，去什么农村跑跑住住。”——这才是骨子里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也许”在一年后就变成了现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春节前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谈的是下雨，天冷，吃的东西，还有他要做的工作。其中也谈到过年和有人被获准回北京了；“这里已有点像过年，菜柴均多了起来。食品店糖酒点心奶粉均有供应，布店闻每天有上千元售出，随时有牵猪到区的人。廿六、十三诸连日来均有大数目回京的人，如上路倒不寂寞。”（《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二二页）不过，即便来了农村，沈从文写没有写出他理想中的文字，看看他这样的诗句就清楚了：“学习解放军，一心为人民，战胜大自然，起步共长征。”（《大湖景[三]》节选，《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二页）“世界形势好，祖国面貌新。日出东方红，天下齐照明。”（《大湖景[四]》节选，《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三页）“厨房周同志，岿然一巨人，灶前默默立，如‘大树将军’。案前有小耿，揉面手不停。打击帝修反，同样树标兵。”（《双溪工作点十连厨房》，《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五页）看来沈先生也未必就比他的同辈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呀！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有什么用啊，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写什么也比怎么写更重要，它无形中就决定了怎么写的问题。我敢说，这个问题也一直苦恼着一九四九年后的沈从文。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