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范用先生
我与范用先生不熟，仅仅去拜访过他一次。那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据说那是北京五十几年来最冷的一个冬至日。我当日的日记这样写的：“今天可真是冬至了，上午十一点钟结账换宾馆，出来打车，仅仅一阵工夫顿觉寒风刺骨，令人窒息。……到范用家，在他的小区里，虽然才三点半，却已感阴风袭人，穿透衣背。范用侧躺在床上，喉咙呼呼作响，耳聋，需高声才听得见。……他说肺炎住了两次院，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气喘声，起初我觉得他年高糊涂，谈话中才体察到思维清晰、敏捷如常。……病榻一半是书，卧室中亦是。后来他坚持要到客厅中坐坐。抬眼皆书画，还有半壁是他搜集来的酒瓶。他从内室取一册，上粘巴老、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柯灵等人给他的书信。送我《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和《泥土脚印（续编）》。我拍了些照片……”
这就是他当日留给我的印象。那天窗外寒风怒号，室内清冷，他坐在堆满书报的沙发上，腿上搭着一个小被子，给我的感觉多少有些凄凉。他为我翻动着那些书信，并说要出一本书，大约就是预告了好久终于也没有出来的《存牍辑览》吧？一个个文化大家的墨迹在他颤抖的手中翻动，让我感到他翻动的不是纸张，而是岁月，是他与朋友们交往的时光。他曾写过一篇《相约在书店》，其中说：“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他还记得卞之琳去邮局寄信，走累了，会到他的办公室歇脚，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难怪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那天，我有些弄不懂他身体那么差，天那么冷，何以执意要到客厅去坐，非要拿来这册信给我看。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最喜欢与朋友说说笑笑的他，在晚年最为痛苦的是老朋友一个个离他而去，加上他的夫人去世，他就更寂寞了。我顿时明白了，他是迫切需要与人分享往昔的时光，气喘很重的他需要在友谊的温暖中寻找欢乐。
他送我的小册子名为《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大约是几位朋友为他做的。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出版，吴禾编，蔡立国装帧设计，是没有书号的三联书店内部出版物，坊间当不多见。我看到很多悼念文章都不曾提到它，可我觉得它是回顾范用一生最好的图册。全书分时光、书时光、朋友时光、仍是书时光几大部分，用很多图片、书影、手迹带我们回顾范用和书与朋友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其实，书与朋友在他是一体的，他的朋友大多都是写书的人，很多人又因为书成了他的朋友。小册子中还影印了一些书的发稿签、审读报告等编辑资料，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代出版家对书的炽烈的爱。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干校六记》的选题报告上，他写道：“我拿到‘六记’原稿，读后觉得写得很好，曾在电话中向杨绛建议在国内也应出版……”“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从一本书谋划一套书，这是他的魄力。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在《傅雷家书》推荐意见上说：“我仔细阅读过几遍，认为值得出版，对年轻人、老年人都有益处（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三联出这样的书很合适。”——立即抓住该出的稿子，这是他的眼光。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为陈白尘《牛棚日记》的出版致三联书店负责人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其可贵之处，在于虽蒙受侮辱，残酷斗争无已，仍能偷偷地逐日记录其亲历及所见所闻，信实可靠，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中国作家协会‘文革’史，许多著名作家都在其中。”他还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话，可以看做他掏心剖腹对于出版的夫子自道：“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让子孙们知道前进的道路是如何曲折，人们是如何付出沉重的代价……此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出版工作应当尽可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我对三联真诚的希望，也可以说受巴老、白尘师、杨绛诸先生之感召。他们辛辛苦苦一字一字写下，我们不过是出点微力排印出版而已。”——浓浓的情谊中是他的道义。
至于他为巴金《随想录》的出版，不惧压力，一字不删，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佳话和传奇。他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的一批上好的纸张所印《随想录》一百五十册特装本，更是人们千金难求之物。难怪巴老称赞：“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别忘了，巴老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位杰出的出版家，能得如此评价，那是做编辑的自豪。
一个做出版的人，他的名字如果能够与《随想录》、《傅雷家书》、《干校六记》、《牛棚日记》这样的书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一本影响了一代人的《读书》杂志，那么他足可以“不朽”了。更可贵的不在于此，而在于范用对于书纯真的爱，遇见好书、好稿发自内心的兴奋，范用说：“我们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还说过：“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他的去世，更让我感慨：现在做出版的人，大亨不少，董事长很多，可是有几个人是作家、学者的朋友？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拿到好稿子想着把它完美地印出来，而不是成天想着钱？重装帧，重插图，要“漂亮”，这不是奢侈，而是好书天经地义的品质，这样的出版才对得起写书的人，这样传播的才是文化，否则就是在糟蹋文化。范用甚至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印得比一般的书要好一点。”我理解他的苦心。为了这个，他亲自操刀设计封面，安排内文版式，《叶雨书衣》中汇集的就是他的这部分作品。（当今出版社的老总恐怕只会在终校样上签字，没有人做这个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纸张和印刷条件那么差，但三联书店的很多书至今仍然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不能不归功于范用的设计和他的文化追求。那是“五四”出版人最后一抹余晖！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范用为《为书籍的一生》一书重版插图被删致信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
我见重版本《为书籍的一生》删去了其中的彩色插图，不知何故？是找不到版子、原稿，还是“偷工减料”。为此，我在数月前将《为书籍的一生》原文书送给你社，供你们将彩色版拍摄底片存档，以备再印时恢复原貌。……
一本书的插图，再版时随意删除，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出版社（而非书商）所应当做的。须知，书的插图是一本书的不可少的部分，当初编入是有道理的。买书的人绝不愿意自己买到的书是残缺的。
只有一个爱书的人才会理解范用的焦虑和愤怒。他提得太好了，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重版书删去当初精美插图的例子何止这一件？还有随意改变初版的封面和设计，范用为三联书话丛书的重版这种妄改也写了文章。这些事情当然是真正出版人的耻辱，但也是出版商掌控出版的正常之举了。我们的文化就这样全方位地粗劣下去了。沈昌文先生在谈到与范用分歧时，曾谈到一条：“……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以后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七日）沈先生说了大实话。
有些人我们与他素昧平生或不过一面，但在内心中却又非常熟悉，范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太熟悉太热爱经他的手出版的书了，相信他的生命也必将随着这些书永在！九月十四日晚，与几位朋友在吃饭，其中一位朋友得到消息：范用先生一个多小时前去世。吃饭的地方非常吵闹，但那一刻周围仿佛突然静默起来，耳边只有一个声音：那是半躺在床上的一位老人嗓子里发出很大的呼噜呼噜声，过后又是他细细的讲话声……
他的远去，断了很多爱书人期待的梦。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