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屡屡听说把学术分歧告到法院，而法院欣然受理的事。一位画家，看到别人的画评里不点名地说某人画得不好，便对号入座，认定这画得不好的就是自己，于是向法院递上状纸，说是名誉侵权。又有一人，指控上世纪六十年代某报某文阐释鲁迅某诗，说诗中涉及一人即自己先祖，而先祖必不似文中所说那么不堪，于是也告到法院，也说是名誉侵权。有朋友听说后一故事，脱口道：“为什么不去告秦始皇？始皇焚书坑儒，杀的都是我们祖先，那该是人命官司了！”听者无不拊掌大笑。想来，真要告秦始皇，法院或不至轻易受理吧？
学术（广义的学术，此处含文艺批评）与法律的最大不同，我以为，是前者难判对错，更不应定以罪责，施以刑罚。学术是自由的，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可以各家各派长期共存的。即使有确凿材料和充足理由驳倒一方，而彼方固执己见，也应允许，不必强求一致。即使人人见而斥之，当事者仍昂昂然自觉有理，仍当尊重他的观点。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以强势压弱势，以多数压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人们的认识又会有新的推进；而真正站不住脚的论点，到最后还是会被时间证明其不能成立。
学术可以这般自由，司法则带有很高的强制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对象本身是不同的。学术主要是对一些理论和意见的探讨，是针对历史、文献、学理、创作的研究，这对于社会和个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也构不成对人的伤害（只要相关的人心态健康、正常即可）。这与杀人放火，与对同时代人（不含古人）的诬陷恐吓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没有学术自由，一切都管得死死的，只准这样说不能那样说，只准这样想不能那样想，一个社会就会陷于死寂状态，思想、理论、科研也就不可能前进了。
一旦司法介入学术，学术将立马消亡（当然，那种假借学术以犯法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不能自由讨论、多样并存的学术，其实是不存在的。学术的生命就存在于各种观点的自由碰撞和长期共存中，这是学术得以成立的生态环境，舍此，就只有学阀学霸的一家独大，而这也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了。
希望司法介入学术，其动机，也就是想控制舆论，控制思想，要他人服从自己所思所想，不得有异议。“文革”中的江青，就是这么干的，对她主持的“样板戏”，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稍有“歪曲样板戏”的行为，哪怕动机只是为了演活这些戏，居然也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甚至对她个人的历史也不能说三道四，谁要说到她当演员的经历，提到她“蓝苹”的艺名，就会被抓进监狱。这样的荒诞年代，再也不应回来了。人民的司法理应保护人民言论和思考的权利，而不是剥夺这权利，反过来限制人们正常的言说的思考。
过去中西各国，其实都有过以司法裁判学术的事，但这大都已成为深刻而痛苦的历史教训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宗教裁判所裁决“日心说”，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都是这一裁决的受害者。当时几乎人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样的判决真是大快人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毕竟发现事实上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的悲剧，难道还可重演吗？
提出并强调司法不可裁判学术，无论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人心的转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各级法院能自觉地不介入学术，当事人不再渴望他人均按自己的认识去说去想，而都能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学术观点长期共存，那中国的学术——不，这也关系到中国的持续兴旺，或者说，也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吧——才会有真正的保障！
二〇一一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