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我批评杨红樱创作的童书印得多而写得差时，曾举出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题材相近的作品作比较。我的意思很简单，同样写调皮孩子的故事，人家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长处，把作品写得更自然更有趣也更具内涵吗？
这时有年轻的批评家起来辩驳，说我找错了比较的对象，因为我是拿经典作家的作品和通俗大众的儿童文学比，这不对；应该拿国外的通俗大众的儿童文学来和杨红樱的作品比，这才有可比性。他们举出的例子，就有日本的山中恒。
我没有读过山中恒的作品，当然无话可说。我只能说，我所针对的，并不是什么经典的儿童文学问题，不是要求杨红樱写出经典作品，我只希望通过比较看出一些最基本的文学描写上的差距，比如，故事套路不应一再重复，写人物要有独到的细节，人物性格应有变化发展，不要一天到晚老是打打闹闹……我以为，“纯文学”也好，通俗大众文学也好，这几点应是共通的，这是很起码的文学要求。
最近忽然有机会接触山中恒的作品了，这才知道国内已有好几家出版社出了他的译本。我如饥似渴地拿来看，不料一读之下，大倒胃口。此公北海道人，一九三一年出生，应该是一位文坛前辈了，他一九五六年曾在日本获儿童文学家协会“新人奖”，长篇小说《红毛小狗》曾被誉为日本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佳作；然而据二〇〇六年他的作品中译本的介绍，他后来共创作了二百八十部校园小说——对作家来说，这实在不是个普通的数字！从一九五六年到二〇〇六年，正好五十年，一刻不停地写，每年也要写五六部，我手头的书是十万字略多，以此为平均数算，每年要写五十六万字左右——而且要一年不落延续半个世纪。他难道不需要有构思、沉淀、推敲、修改、推倒重来、补充生活、读书、思考、自我否定、更上层楼……的时间？读了作品才知道，这一切真是不需要的。小说十分粗糙，日常的毫无信息量的对话堆满字里行间，让人觉得没话找话，这充斥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题材和故事，题材上尽可能写问题儿童、离家出走、寻求报复、侦探推理，或女变男、男变女之类；故事则真真假假，借用幻想小说手法，这增加了创作的自由度，但也常给人以胡编乱造之感。总之，读到一半就会发现，这是匆忙写就的书，行文匆忙，故事也编得匆忙，几乎没有什么耐人回味咀嚼的地方，所以书虽不薄，内容和阅读感受却相当单薄。本来有个研讨会邀我参加，看了作品，实在没兴趣，就托故不去了。后来知道，另有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也是看了作品后，不愿去了。看来大体的评判标准，大家心里还都是有的。
我于是记起了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好多年前，他正色地对几位老作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外国的都是好书，外国也有很糟糕的书，我们搞翻译的在为你们做筛选工作，你们读到的，已经是精挑细检过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话的含义。原来，当初的翻译工作者，是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审美辨别力的；而现在的童书翻译市场（恐怕并不止于童书吧！）可能已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了，至少，见了国外销得好的书往往一路绿灯而不顾更多了——其实很多书在国外市场也早已过了气。
再回到前面说过的比较上来。所谓比较，我想，还是要有积极的动机。找高于我们的比，可以发现不足，取其所长；找低于我们的比，可以增强自信，免于前车之辙；找相距较远的比，可以见出异中之同；找相距较近的比，可以发现同中之异……但切不可只从比较中找一些裹足不前的理由：“国外也有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还大惊小怪干吗？”是的，国外也有，但这未必就是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应拒绝作多方比较，尤其是，不应害怕和更好的、甚至最好的作比较！
二〇一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