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及其末路
——前《小朋友》主编吴翰云先生的后半生
难于忘却的纪念
旧上海有一个《小朋友》，新上海也有一个《小朋友》，它们都在现当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二者有何历史联系呢？
今天，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只要是知识分子，又关心一点文学，大概都知道旧社会的上海出版过一个儿童读物《小朋友》，那是中华书局在一九二二年新文学运动的高潮中创刊的，算来已经六十五年了。它是今天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小朋友》的前身，曾多年担任过主编的吴翰云先生是我的堂叔。我的少儿时代，曾受过《小朋友》杂志的哺育，还享受过先读为快的乐趣，都是由于堂叔吴翰云先生的关系。但是，对这位在儿童文学方面做过一定贡献的吴翰云先生，除了老资格的儿童文学专家陈伯吹同志和前任《小朋友》的主编周大康（诗人圣野）同志等少数几位称得上是“海内存知己”之外，知道他的恐怕只有王人路先生的妹妹王人美同志等极少数人了。陈伯吹与吴翰云为同时代人，大概在《小朋友》创刊前后，他们就认识了。因此，关于吴翰云先生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情况，陈伯老当然比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吴翰云从抗战爆发，回到老家，直到解放后去世，即他的后半生情况，陈伯老可能也不太知道了。一九八〇年我因事经过上海，圣野同志曾嘱我写点介绍吴翰云后半生情况的文章，以纪念《小朋友》创刊六十周年。今年八月中旬，我应邀去绍兴鲁迅讲习班讲学，碰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儿童文学专家蒋风同志，也希望我写点评介吴翰云的文章。因此，足见吴翰云先生，不论知与不知，还是可以说“海内存知己”的。为了纪念新文学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儿童文学读物《小朋友》的诞生、成长与壮大，为了给今天研究现代儿童文学历史的专家提供一点儿童文学前驱的生平资料，也为了向曾对儿童文学刊物从编辑到创作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前辈表示缅怀的心情，我确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要写一篇怀念吴翰云先生的文章。
一位艰苦奋斗的青年
吴翰云，湖南安化县东坪镇吴家湾人。吴家湾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要是搬到江浙一带，肯定会成为旅游胜地。我们村（湾）背山临水，一条小河全长三十多里，缓缓地流过村前，夹岸柳树成荫，被称为柳溪，水清见底，游鱼可数，经过我们的家门，流入湖南省的第二条大河资江。吴翰云就在一八九五年八月出生在这里，家庭是破落地主，靠变卖祖先遗留的田产度日，兄弟三人，他是老三。他在家名叫吴子厚，我们称他为“厚叔”。他在青少年时期，曾在湖南省会长沙念中学、大学，喜运动，尤好足球。每当寒暑假从省城回家，穿着打扮，颇有几分“洋气”，尤其是一双皮鞋，闪闪发光，冬天则是深统，仍惹人注目，乡下人称之为“快靴”，说穿了它，走得快。那时正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时期，乡下人好奇，看见厚叔穿的西装裤，两腿直直的，说他学洋人走路，一身洋气。我的家乡，山多田少，人民贫困，上不起学，厚叔能够去省城读书，算是“鹤立鸡群”，被人另眼相看。当时，镇上还只有国民小学，要从省城毕业的师范生或中学生，才能充当校长、教员，薪水虽只二三十块钱，可是当时物价便宜，一块钱可买猪肉七八斤，鸡蛋百来个，因此，父老兄弟们对国民小学的校长、教员，颇为羡慕、敬佩，社会地位比今天的小学教员高多了。但厚叔要出去看看世界，要离乡背井，远走高飞。大概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到十里洋场的上海闯荡江湖去了。上海，是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这就迫使厚叔，徘徊黄浦江边，听着海关的钟声，望天兴叹。上海的大门如此高耸，到哪儿去寻找一块敲门之砖呢？敲不开门，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所幸厚叔在青年时代讲究仪表，手脚也颇灵活，虽然短期彷徨歧途，毕竟没有被人看成“小瘪三”。他虽然生性谨小慎微，但为了在上海扎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找门路，不得不像今天一样讲究一点“关系学”。算他走运，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幸会了湖南的舒新城先生，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身居要职。他与舒先生攀上了同乡关系，被引进中华书局，当个“录事”或“书记”（可不是今天党政部门的“书记”呀！），抄抄写写，月薪二十来元。厚叔是节约成性的，省吃俭用，月有节余。《小朋友》创刊后，每月为寄发刊物写信封，年长月久，也为刊物写点诗歌、故事，得点薄酬，增加收入。为了生活方便，他从老家把妻子林秀英接到上海安家落户。厚婶林秀英是以勤俭闻名的，夫妻配合，应了一句老话：外边有个扒钱手，家里有个聚宝盆。省吃俭用，生儿育女，日子过得美美的。干到三十年代初，居然有了若干积蓄。又因他当上了《小朋友》主编，薪水提到六十元以上，水涨船高，稿费也多起来了，在出版界还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小朋友》的封底，刊出了“本刊主编吴翰云先生和他的爱儿珊君”的照片。据估计，吴翰云在三十年代的薪水、稿费，加起来也不过百元左右，在上海那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实在不算什么，但对于一贯勤俭的厚叔夫妇，为数就颇为可观了。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引进了一位同乡李章伯做他的助手，帮他写信封，寄刊物，月薪十六元。这位青年李章伯是为求学而到上海来的，想搞一笔钱升大学。他深受厚叔夫妇省吃俭用的影响，每月十六元工资，硬性地存下十元，干了几年，竟然积少成多，存了几百元。吴翰云先生替他存到银行生息，以便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但李章伯并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自己的前途，不能老写信封，耽误了青春，就在一九三三年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而离开了《小朋友》。他有五六百元积蓄，也就放心读书了。
一九三六年我与李章伯在北平创办小雅诗刊社，出版《小雅》诗刊，比戴望舒创办的《新诗》早四个月。一北一南，彼此支持，互登广告，并交换稿件。李章伯的诗写得不错。有一次闲谈，他回忆与吴翰云夫妇来往的日子，有些细节，虽然可笑，却反映了吴翰云夫妇节俭的性格。李章伯在上海《小朋友》工作期间，有时一早登门请教，厚婶一见李章伯来，便吩咐厚叔：稀饭锅里多加一瓢水，以便共进早餐。李章伯是老实人，受过吴翰云的提拔，并非故意贬损厚叔，而是如实反映了他在上海的艰苦生活。正是因为厚叔能艰苦度日，才能有所积蓄。到七七事变一声炮响，吴翰云全家害怕战火蔓延，认为还是回湖南老家安全，于是向中华书局请长假，带着子女告别了十里洋场，回到穷乡僻壤的故乡。
戴上了地主帽子
吴翰云先生的祖辈，都是破落地主，父辈更降为城镇贫民。可是，他腰缠数千元，衣锦还乡，破落地主的门楣，顿时生色不少，似有“中兴”之势。本来，几千元的存款，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穷苦落后的山洼里，却是巨款。他那勤俭持家的妻子，便充分利用存款，买田买地，陆续买了四五十亩水田，还放债生息，于是，他身份大变，厕身于地主土豪之列。但他自己也不思进取，在家种花种草，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恰巧妻子林秀英因眼疾失明，由人撮合，他又娶了一位年轻的湘乡女子为妾。一个勤俭朴实的家，从而分崩离析。林秀英生过一儿二女，妾又生二儿三女，家庭纠纷，此起彼伏，只好像细胞分裂，一家分成两家，以期平安无事。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尽管吵吵闹闹，生活总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平地一声雷，风云变色，全国解放，吴翰云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只是因为他毕竟是知识分子，长期编辑《小朋友》，心地比较单纯、坦率，在当地曾经还帮助一些乡亲，做过一些好事，如免抽壮丁等，被人称为开明绅士，尽管戴着地主分子帽子，却没有苦主找上门来，可以凑合着生活下去。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成为揪斗对象，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一位年届古稀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哇！在六亲不认的当时，妻室儿女都与他划清界限，脱离接触，别人更不敢对他表示丝毫同情！吴翰云毕竟是书生气十足，一次去汇报，竟一步一步数着自己的脚步，造反派发觉了，以为他怀恨在心，妄图报复，把他批斗得死去活来。他望着柳溪仍如往日那样地流入波涛起伏的资江，而自己却众叛亲离，不禁默默地念起了两句唐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幸而造反派没有发现，免去了一顿死打。由于衣食不济，一家人靠大女玲君每月寄十元维持生活，他身体不支，终于在一九七三年死去，终年七十九岁。
妻子儿女尽管跟他划清界限，但也在劫难逃。他的原配林秀英因双目失明，跟二女过活，比吴翰云早死一年。妾刘四妹，带着所生两儿三女，也历尽艰辛。她比吴翰云小二十四岁，当吴翰云遭遇坎坷，她对婚姻颇为后悔，并表现于行动上。现年六十八岁，身体还很结实。
至于吴翰云的子女，都已工作。长子珊君曾肄业大学，后参军转业，现在吉林省磐石县教师进修学校教书。次子吴林现在安化电木粉厂当职工。三子吴旭，在安化电木粉厂当司机。大女玲君，在武汉市邮局工作，已退休。二女四君在长沙市人民银行任会计。三女珊三，在东坪柳溪中学任教师。四女吴新、五女时娣，均在安化电木粉厂工作。这些琐事，想也是海内知己陈伯老和其他儿童文学专家们所愿知道的吧。
盖棺论定
吴翰云先生死后，他的老友陈伯吹同志和前《小朋友》主编周大康同志以及其他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如蒋风同志都一直怀念他，并想了解他从上海回家以后的情况。其实，我和厚叔也只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家乡见过一面，对他的后半生也知之不多，上面的一些情况，主要是翰云先生的堂侄吴国汉老先生提供的。
吴翰云离湘来沪，只在中华书局工作过，而且只在《小朋友》的编辑室里活动，别无其他经历。如果要对他盖棺论定的话，似乎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人。当年中华书局的老板可能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虽缺少创业的事业心，却有为个人奋斗的“职业心”，于是就利用他创业不足、守成有余这一点，维持《小朋友》的四平八稳的特点前后达十多年。假如不是抗战爆发，他是不会离开上海的，老板也不会同意他辞职的。他虽缺少创业雄心，可客观上却为《小朋友》献出了青春，直到中年才离它而去。他也写了不少儿童诗歌与故事，如果挑选一下，沙里是可以淘洗出点金子来的。《小朋友》在当时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他是付出了心血，也有一番劳绩的。说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前驱者之一，大概不算过分吧。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于南京师范大学
诗人、友人、领导
——缅怀吴天石同志
人，不论知名与否，可以销毁其肉体，却难消除他在亲友心目中的印象。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在“文革”初期含冤而死，忽忽二十年。他，作为人，已不存在了，但他作为诗人、友人、领导的印象，却时时显现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色彩仿佛在浓缩，印象也日见其鲜明，真正令人感受到“千古”、“永垂不朽”这些重复了千万遍的词语，闪闪发光，具有真实意义。
我与天石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五二年夏秋之际。那时，全国的高校正在进行调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由江苏教育学院、社教学院、无锡国专合并建立）将与苏州的东吴大学等院校合并，筹建江苏师范学院（初名苏南师范学院），以天石同志为首，组成筹建委员会，我也忝列其中。记得天石同志到任时，同在教工食堂用餐，与教职工一一握手。大家闲谈，说领导有“三气”：一是来个下马威，神气活现，面带杀气；二是下车伊始，羽扇纶巾，听取汇报，浑身官气；三是深入基层，广交朋友，一脸和气。而天石同志却平易近人，既少官气，更无杀气。他中等个儿，穿着朴素，态度诚恳，讲话要言不烦，当机立断，从不支支吾吾，拖泥带水。于公于私，该办就办，不敷衍，不搪塞。待人接物，很少疾言厉色。广大师生对之肃然起敬。
天石同志谦光照人，尊重知识，爱惜人才。那时，院、处、系三级都无副职，处与系均未建立总支或支部，各系、科除主任外，仅设秘书一人，真是精兵简政，上下同心。为了集思广益，天石同志与杨巩同志定期召开咨询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教授的意见。天石同志总是鼓励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为了办好新兴的高校，献计献策，同德同心。天石同志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诗人与作家，很了解知识分子。他主持院务的时候，时以古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诱导同人。他娓娓谈心，很少废话，旨在启发大家的事业心。他说：到高校工作，不仅是为了职业，解决一家几口的吃饭问题，重要的是创建一番事业，为人民、为国家作出贡献。
他为了办好江师和江苏省的其他高校，在任筹建主任和厅长期间，除了鼓励我们推荐人才外，还亲自罗致人才，培养人才。我与朱彤教授联名向他推荐沈祖棻同志（程千帆同志夫人），他听了我们的简介，知道沈祖棻是诗人，非常高兴，立即发出聘请（解放初期曾沿袭过聘任制二三年）。他自己也把几位中学教师调到江师，向筹建会介绍他们的专长。凡是经他当年选拔的教师，都是学有专长的，目前多已晋升为教授。
天石同志好学深思，于书无所不读。解放初期，高校重视现代文学。他知道我研究鲁迅，出示他的藏书，内有丝绒封面的《海上述林》豪华本（日本人如此称呼）、《语丝》合订本，以及《呐喊》、《彷徨》原刊本。两人边看边谈，竟忘了吃晚饭的时间。《语丝》合订本虽然残缺，他看我爱不忍释，就让我拿回去做个纪念，还赠送我他参与编辑的几本文学杂志，已记不清名字了。
我本来在北京市文教局任编审。一九五二年春苏南行署向北京市人委借调，为期半年。一九五三年暑假我回到北京，拟就新职。天石同志函电挽留，并动员我的学长张焕庭教授（时任江师教务长）快函相促。我被天石同志的诚意所感召，毅然南返，担任江师首届院务委员，共襄校事。
天石同志的生活作风与工作作风都是严谨的。他平时同我谈心，由公及私，由今及古，由中及外，由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逐步引导到教学工作以及担任古今中外课程的教师。天石同志说，他最喜欢听老师讲课。我说：作为一个领导，抽查教师讲课是责无旁贷的事。天石同志总是谦虚地说：“我倒不是去抽查教师的教学，而是去学习。”他认为每个教师各有所长，作为领导应该信任教师总是把专长教给学生的。因此，他多讲教师的长处。他说，他能在短暂的时间感受到教师的特长，是一种乐趣。他说，他自己也当过多年的教师，对于教师的特长，应该多加尊重，不要轻易否定教师的成绩。他批评某些领导大摇大摆走进教室，使学生分心，是很不好的。他去听课，总是悄悄地坐在后排，尽量不引人注意，让教师畅所欲言。
天石同志私下很少议论教师的短长。他说：领导轻易表态，最易造成教师之间的分裂。他认为不能团结教师的人，是不能充当领导的。
天石同志为人是内向的，严肃的。但是，话一投机，他也滔滔不绝，生动活泼。有一次他同我谈鲁迅。他说，他对鲁迅缺少研究，《鲁迅全集》还没有读完。我说：我对鲁迅著作也还来不及细读，特别是他的译著还有几本没有读完。他问我应该向鲁迅学习些什么，要我不要引证别人的意见，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说：很难谈得全面。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是他对时代脉搏的敏感。他的某些杂文，能把反动派的动向说在前头，表现了敏锐的预见性。他点点头，认为鲁迅看人看事入木三分，非常深刻，并且有说服力。
有时天石同志也同我谈谈思想，谈谈思想改造。我请他从领导角度谈谈对我的印象，指出我的缺点。他认为我给他出了难题。他说，他在背后都不议论别人，何况当我的面，叫他从何说起。我说：“你尽管直说。我自信还有容纳你对我的任何批评的雅量。”他停了片刻，说：“你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直口快，是优点，也是缺点！”我说：“对！汉代传下来的民谣，不是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么？”他说：“那是封建社会的事，在社会主义社会没那么严重，直爽一点不会出现‘死道边’的悲剧。”我说：“也不会出现‘封侯’的喜剧。”他忍不住笑了。我念了两句诗给他听：“明月繁星能作证，从无一梦觅封侯。”他说：“那也好，你的爱人也免登楼去念‘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了。”我们不禁相对笑出声来。天石同志调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不久，我也因院系局部调整，从江师到了南师。我们虽然都在南京，但平时很少见面，更少谈话，偶尔在有关会议上会见，也只打个招呼，问个好，像在江师那样促膝谈心的情景也没有了。计在南京三年多，只在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和几位老同事一同去太平路四条巷他的住处看过他一次。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热情好客，没有厅长的架子。
自那年以后不久，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来到了，那就是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我终于因为直言贾祸，爱人也受株连，一起被“发配”苏北。苏南苏北以长江为界，天石同志与我算是划清了界限了。但我们仍有书信往还。我大概每年给他写一二次信，主要是问候，也汇报一点生活与工作情况。他每信必复，对我和我的爱人仍称同志。那时“同志”一词是可贵的，真是感激涕零，受宠若惊。是不是天石同志的立场不稳，阶级观念不强呢？我在心中嘀咕，害怕别人知道，会影响他的令誉。最难忘怀的是当我摘帽的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写信给天石同志，似有“报喜”之意，但天石同志的复信根本不提此事，只劝我写文章、写书。我倒是书生气十足，以为真正摘掉了帽子，不知在他人心目中仍然是摘帽右派。
到一九六六年夏末秋初，“文革”先后向全国开展。我所“下放”的单位，以“打死老虎”为“文革”鸣锣开道。像我这种人当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打手”中的“知名度”最高的竟是平素所谓最“接近”最“吹捧”最“崇拜”我的门生故旧。他（她）们自封“革命群众”和“造反派”头头，佩戴红袖章，自称“红卫兵”，趾高气扬，纵横十万里，四处串联，足迹所至，灾难丛生。记得那年八月的一天，寒舍忽然被包围，四面楚歌，声震屋瓦，一片叫啸之声，充满“红色恐怖”：“吴天石被揪出来了！你的黑后台垮掉了！”“交出来！交出来！把吴天石的黑信交出来！要不就砸烂你的狗头！”内中一名“女将”，狂呼乱嚷，尖锐刺耳！孩子都还幼小，个个脸色苍白，吓得欲哭无声。本来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亲友来信，我一般时看时毁，不加保留，但天石同志的十来封信，却作为“诗人、友人、领导”的纪念保留未动。当时当地，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幸亏有这些信交出去，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但使我的心灵发抖的，是惊悉天石同志夫妇竟遭惨死。据说八月三日那天，红卫兵本是去揪斗南京师院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闯进了紧邻的天石同志家中。天石同志问他们来干什么。红卫兵不认识天石同志，天石同志把身份告诉他们，红卫兵听说是教育厅厅长，是江苏教育界最大的“走资派”，就叫嚣起来：“正是要找你！”并且厉声质问天石同志：“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天石同志实在忍无可忍，就直截了当地说：“同你们一样，要是人都是人，要是鬼都是鬼！”谁知话音刚落，红卫兵高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石同志同其夫人被拖到南师校园，遭受残酷斗争，天石同志的夫人及其本人，先后于八月三日和五日就这样被迫害而死。其间细节，难免有传闻之异，但他俩死于非命，却是人所共见，当时不禁想起了两句古诗：仲夏草木长，斯人独憔悴。前者是陶潜的诗，后者是杜甫的诗，本与“八三惨案”毫无干系，但对比“造反派”的嚣张与天石同志的惨死，却是相当确切的哀词。天石同志本是富于诗教的温柔敦厚的长者，但在一群丑类跟前，威武不屈，直言不讳，终于应验了汉代悲剧性的谣谚“直如弦，死道边”，真是不知人间何世。当时我口占悼诗一首：“孰挽狂澜扬子江，应倾东海洗肮脏。蟠龙踞虎皆流泪，木落钟山夜未央。”天石同志屈死之后，“文革”狂澜日益高涨，手段之毒辣也日益升级，整整十年，全国人民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直到“四人帮”溃灭，新的党中央才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天石同志有知，自当含笑九泉。十年来，每到“八三”那天，我都想到天石同志，都想写点纪念性的诗文，只因他的遗书一直未蒙当时的“造反派”发还，无从引证一些具体资料，总是握管唏嘘，仰天长叹。今年是“文革”发难二十周年，也是天石同志蒙难二十周年，缅怀这位诗人、友人、领导，不禁悲从中来，奠以二绝：
桩桩往事忆当年，阵雨江南共泫然。
若问诗魂何所似？莫愁莲叶正田田。
应从何处去招魂？巷尾街头几扇门。
咀嚼遗言千万遍，秦淮春色染黄昏。
（原载《雨花》一九八六年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