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畅谈人物塑造的文学大师
——关于茅盾给我的一封信
自“四人帮”垮台后，一些茅盾研究专家或朋友，往往称拙著《茅盾小说讲话》不仅是新中国研究茅盾的第一本专著，即使包括解放前几十年新文学运动史在内，也是第一本专著。在受宠若惊之余，我含着苦笑回答他们善意的奖饰：我研究茅公虽历有年所，却也挨过骂、受过罪。挨过骂是有的论者指控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有抄袭嫌疑；受过罪是指这本书是上海泥土社出版的，泥土社与胡风先生有牵连，我也就被划为胡风集团的嫌疑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划的右派被纠正，“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平反了，而我作为胡风集团的嫌疑分子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申诉，才从人事档案口袋中把受胡风思想影响的“罪证”销毁。在今天看来，这一些话，只是回答文朋诗友的含泪的微笑。
《茅盾小说讲话》其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再版，应该感谢与茅公同时代的前辈文学大师叶圣陶先生赐题封面。叶老当年也很风趣，他把题赠的封面交给我，还念了一首宋诗：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
我边听边记，知道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治之年，借宋人之诗鼓舞我的写作情绪。叶老是我大学时代的恩师、语言文法学大师黎劭西（锦熙）先生的老朋友，我一向以对师辈之礼尊敬他，每到北京开会都要去看望他。我的几本习作，如《鲁迅诗话》、《鲁迅旧诗新探》、《钱玄同研究》，都是叶老赐题的封面。叶老晚年题写封面已不如题写《茅盾小说讲话》时那么顺手，题一次封面，往往要写多遍，有时一个字要费两个小时左右，最后才拼在一起。
《茅盾小说讲话》中附录有茅公和我讨论《林家铺子》问题的一封信，据我所知，这是茅盾一生自述其作品较为详尽的第一封信，一时之间，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当是由于茅盾对《林家铺子》的几个人物作了学术性的解剖和分析，对从事语文教学和小说创作的教师与作家，乃至文艺评论工作者，都有深远的启迪意义。可能正是因此，便有不少同志写信给我说：茅公的这封信，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公开出版的茅盾书信选，未曾收入；再版的《茅盾小说讲话》也未将原信手迹附印。他们认为这封信是茅盾一生向研究者谈小说人物塑造最早的一封信，其手迹有公开发表的价值。我不怀疑这些建议含有我对原信有篡改的意思，只因信较长，要占用较大的篇幅刊登。我回想当年向茅公请教，茅公复信很快，可能与解放后我较早和他重逢，并当面请教过他有关。那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在著名诗人戴望舒的追悼会上，艾青照顾来宾，徐迟照管签到簿，我与老舍先生同坐一个条凳，茅公到会由艾青引向主祭台，顺便与西侧的熟人握手。当时我在北京市文教局任编审，为北京市职工业余学校编过两套语言课本，曾邀请老舍先生作过两次辅导报告，其中选了茅公的作品。追悼会结束，我曾向茅公提起，我计划撰写一部最能代表他的独特风格与成就的《茅盾小说讲话》。茅公连连点头，说我编的语文课本，他也见过，觉得尚合时宜，但茅公很谦虚地强调说，如果专门选讲他的小说，最好多和他人商量。俗话说：当局者迷，仅仅由他个人说些意见是很不够的。我也连连点首，表示奉命唯谨。
一九五二年春天，苏南行署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借调我到江苏参加院系调整工作，以半年为期，将苏南几所高等院校合并为江苏师范学院，我是筹委之一，为首届院务委员，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当时学习苏联，为了改变先生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提倡课堂讨论（即俄语的“习密纳尔”）。我曾指导学生对茅公的代表作《林家铺子》举行多次课堂讨论，并把讨论稿寄请茅公指教。他在百忙中很快回了信，从四个方面剖析了《林家铺子》的几个人物的关系和合乎逻辑的安排。最后，还对油印小结表示同意，尤其使青年学子受到莫大的鼓舞。我收到茅公的信，除了衷心地函谢外，还寄给上海泥土社，说我写了一部《茅盾小说讲话》可与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配套，逐渐出版一套一流作家的小说讲话。该社负责人许史华同志立即接受拙著，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便出版了，连印了两次。但曾几何时，胡风先生和他有关的友好竟被揭发成反革命集团。上海的《文学月报》还“及时”发表批判胡风的专号，我也在被迫中写了所谓批判文章，耿耿于怀达二十年之久。直到胡风先生病逝，我才以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的名义，唁慰其夫人与子女。
近年来，我的健康水平，也如王小二过年，深恐一旦不起，茅公的信将不知下落，特发表茅公来信手迹，答谢朋友们和研究者的期待。
附茅盾致吴奔星函：
奔星同志：
三月三日来信收到。关于《林家铺子》中间几个人物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一、寿生是店员，因而他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把寿生的劝林老板出走解释为工人阶级的远见（如来信所述贵校同学们的意见），那又未免有点牵强附会；这，只能解释为寿生对于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幻想，故劝林以后出走表示其微弱的“反抗”。至于出走后怎么办，寿生那时并无“远见”。——也就是说，他并无远长的计画。在当时，一个小镇上的店员，他的认识水平只不过如此，这是由于客观环境及其本人生活的限制。
二、来信又说“有些人说林大娘将女儿许配给寿生，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合的表现”；我以为这是更加牵强附会的说法。林大娘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女人，她憎恶卜局长那样的人，所以坚决不肯把女儿送给卜局长当三姨太，以求免目前的灾祸（当然她也很明白，把女儿给了卜，就是葬送了女儿），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林老板不得不出走避祸，则此女儿必须有个安排，林大娘的计画是安排好了丈夫与女儿以后，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跟那些敌人“拼命”，所以必须先使女儿有托，于是就决定了把女儿嫁给寿生。（在林家那样小铺子里，一个店员成为老板的知心人，那是常见的。）林大娘的这一个行动正表现了旧社会中妇女的“宁愿粗食布衣为人妻，不愿锦衣玉食作人妾”的高贵的传统心理。林大娘比她丈夫刚强，有决断。
三、林老板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他的出走是没有积极计画的，但他不肯去乞怜，任凭人家来宰割，而终于采纳了寿生的这一计，这“出走”的行动就成为对于那伙坏蛋的反抗。
四、林小姐，虽然有点娇惯，但本质是好的；她对于黑麻子之类就有一种几乎可说是发于本能的憎恶。
以上所说，不知您觉得如何？至于您那个油印的“学习小结”，大体上我都同意。恕我无暇细谈。匆复，并颂
健康
茅盾 三月十日
怀念香港作家梁之盘先生
梁之盘先生是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工作，我在日本军国主义威胁下的北平读书。我知道香港有个梁之盘先生，是以诗为媒的。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我和诗人李章伯创办的《小雅》诗刊创刊号出版，诗人阵容有路易士（即今之纪弦）、戴望舒、柳无忌、李白凤、李长之、韩北屏、陈残云、陈芦荻、蒋锡金、李金髪、施蛰存、陈亦门等（随想随记，不分先后），在当时说，可谓极一时之盛！代销点分布在平、津、沪、汉、穗、港等大城市。创刊不久，就得到香港梁之盘先生的信，并把他主编的《红豆》文艺月刊寄给我，以示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诗也在《红豆》上发表。梁之盘先生给我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潇洒。他的地址，可惜忘了，只记得他的信是从一家印染公司发出的。但不知他是经理，还是打工。我和他的书信来往，杂志交流，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便中断了。到现在已超过了半个多世纪。要是他还健在，当与我的年纪不相上下，都已在望九之年了。近十年来，我每读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想从中找出一点有关梁之盘的蛛丝马迹来，或者已在某些文章透露，而由于我的粗心滑过去了。我这篇寻人短文，标题是怀念，实际是查访在记忆中失踪的友好。假如梁之盘先生的亲属，能发现有人查找，请直接寄信给《香港文学》的主编刘以鬯先生转交，是万无一失的。在此，请我预先感谢刘老。
（原载二〇〇〇年《香港文学》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