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有一句名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从此“孔乙己”成了“窃书”者的代名词。尽管“窃书”者被称为“雅贼”，毕竟还是属于鸡鸣狗盗辈的不光彩之事，为君子所不屑。然而，我当年也窃过书，而且自以为很勇敢，很光荣，至今不悔。
那是一九六七年冬天，“复课闹革命”虽已折腾了一阵，无书可读的可悲状况并无改观。说“无书可读”当然也不确切，“红宝书”、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大批判”和“文革”社论集之类还是有的，但读来读去，实在乏味之极，无聊之至。作为高一的中学生，我那时求知欲特别强烈，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聚在一起，大家都深感无书可读的彷徨和苦闷，都极想找书，尤其是找“禁书”来读，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一日张君神秘兮兮地相告，学校教师宿舍楼三楼有个鲜为人知的图书馆书库，“文革”风暴骤起时就被封存了，里面应有许多“禁书”，不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听了大为高兴，但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应从长计议，精心策划后方能付诸实施。于是我俩又约上马君，他是根正苗红的“红卫兵”，正可为我们的“革命行动”壮胆。
随后接连半个多月，我们三人频繁出入这座宿舍楼，熟悉地形，设计撬门的种种方案和万一发生意外如何安全撤退，最后商定马君“望风”，张君“开门”，我则担负进库“选书”的重任。
我们就读的继光中学原名麦伦中学，是所著名的教会中学，一九九九年度过了它的百年诞辰，马叙伦、沈体兰、魏金枝等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在该校留下他们的足迹，该校图书馆的藏书经多年积累而十分丰富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我破门而入，站在一排排满架的“封资修大毒草”前，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真的有阿里巴巴入宝山的惊喜之感。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凭着有限的中外文学知识，我尽可能地挑选久闻其名的欧美大作家的代表作，记得有《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嘉尔曼》、《一生》、《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少年维特之烦恼》、《欧根·奥涅金》、《当代英雄》、《前夜》、《罗亭》、《白痴》、《罪与罚》、《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红字》、《珍妮姑娘》、《嘉莉妹妹》、《草叶集选》、《牛虻》、《贝多芬传》……还有“三言两拍”、《孽海花》、《子夜》、《家》、《春》、《秋》……大部分书还是崭新的，有的还是民国时期的初版本，好像从未出借过，均一一被我取下书架，分给张、马二君携出。
由于那时正值隆冬，三人御寒的棉袄或大衣里面正可大量藏书，出入校门竟然堂而皇之，如入无人之境，真是天助我也。起先只敢一天一次，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一天搬运数次，满载而归。其间也曾发生过一次意外，我们三人的“革命行动”无意中被住在二楼的一位物理老师的儿子发觉了，幸好张君临危不慌，软硬兼施稳住了这位初中生，他还一度成了我们的“同党”。
就这样，我们三个“孔乙己”先后从继光中学图书馆“窃”得大批中外文学名著，总共约二百余册，这在当时是一笔多么巨大又多么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啊！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这些书在我们的同学好友中暗暗流传，不胫而走，又伴随着我们“上山下乡”，在不知多少个一灯如豆的夜晚偷偷阅读，成为我在那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最好最可靠的启蒙老师，而且与我后来走上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批文学名著中的好几本，有的已经失去封面封底，破旧不堪了，但我仍舍不得从自己的藏书中剔除。无论如何，它们是我在那个时代被迫当上“孔乙己”的纪念，也是我不自觉地反抗“文化大革命”也即文化专制的见证。今天我们已经有读不完的书，我当然不可能再去当“孔乙己”。但如果时光倒流，要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去当“孔乙己”。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由读书的“天赋人权”，都有自主地接受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天赋人权”，一旦被侵犯了，被剥夺了，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非常的手段去争取，去维护。选择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读书，就是选择心灵的自由飞翔。
（原载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新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