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事业人生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为人处事的智慧和安身立命的宗旨，而人生观和世界观无不是由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决定的。曾国藩最后以少有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恒心毅力，一生不断学习，在古文、理学和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同时，曾国藩在持家治家方面也体现了一代奇人的智慧与处事原则，正是体现了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治家的楷模，曾国藩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费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牛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围藩几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牛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围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儿，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同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上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鸩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曾国藩治学绝学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不靠天分，勤能补拙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电”，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卜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过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学有所择，才有所得
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书分几类几种，有的书能学习文化、能学到知识，但有的书却能误人子弟、贻害终生，所以学知识、学文化与一味地读书并不是一回事。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他日日读书，日日写作。因此，曾国藩对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
盖自西汉至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日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日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才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不可能更改。因为这些都有裨于躬行和经济，正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日“通儒”，一日“俗儒”。曾国藩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背诵的。有些书只能浅尝，有些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一部分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我们在读书前首先得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读这部作品？我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想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开始阅读，这样，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被选取、吸收。
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我们想知道的。有目的，有选择，阅读效率、能力必然会提高。要记住，阅读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严肃工作之一，不是“随便的事”，不是“消闲”；所读书中至少精读一本，并要全力以赴，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要同思维和想象的懒惰作斗争；每一个地方都完整清楚地搞懂；什么地方也不要放过不读；不要半途而废；哪里需要想象——就要“尽量地”想象；要拿着笔读，写摘要、批语和摘录；要学会使用目录；不要只是“从左往右”读，还要常常“从右往左”回读；先很好理解，然后再评论；读完原文后才读别人的评论；搞清它的实质并把扼要记下。
曾国藩善于做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读书有志、有识、恒久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而且，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曾国藩强调：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诸弟的信中写道：
“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曾国藩，在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一句慨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三月五日这天，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还要阅读《二程全书》，而且在迎接途中的马车上还在背诵《四书》，然而这时的他只能用手在空中比画了，欲有所言，口嗓已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可见其读书的恒心。他后来的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溢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谏何极！”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有志向的人一般都不会甘于平庸，有见识的人则知道学海无边，不会满足于现状，井底之蛙这种人都是一些没有见识的人。所以，那些有恒心的人，肯定也没有办不成的事。所有读书人都应记住曾国藩的这句：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曾国藩治学绝学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切己体察，贵专有恒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问。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治学绝学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以学习改变命运并非捷径，但一定会有效用。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剑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义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人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以后的从政经历中，更是显示了他超前的智慧与远见，他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式，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地向先进的西方人学习，并把这些新鲜的血液注入自己治学、治军的实际中。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溯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饥何原本》译本作序。
曾国藩治学绝学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曾国藩正是深知这个道理，不断地自我学习，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
遵守孝道，提携弟辈
从一个人对待父母兄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修养与人品，通过修养与人品，就可判断他是否出类拔萃，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都会认真遵守，并且用文字记录，以待日后警醒自己，教导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晚辈首先要想到尽孝，在父母有生之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言行，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所以心中无论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但总要有一处空间是留给父母的，并且时刻记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赡养父母、孝顺父母是儿女的福分，也是儿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轻时就很仗义，他心地善良，胸怀宽广，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总是很恭敬地对待他们，也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街坊邻居、亲戚好友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探访，有人生病就去看望。乡亲们出现了纠纷，他常常在中间调解，主持公道。他从不畏惧强势，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常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他还主动帮助整修乡里坏掉的道路，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年幼儿童。由于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在当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传子，子传孙，好的家训代代相传，良好的家风永不衰落。星冈公上了岁数身患重病，行动很不方便，说话也不清楚了，生活不能自己料理。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在前，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公每晚小便六七次，又非常要面子，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在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功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感到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打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星冈公的长期生病更显示出曾麟书对父亲的孝道。
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就有言传身教之说，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话都成了家规，这大概就是言传；“麟书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怨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教育儿孙，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官职在身，长年在外奔波，在家时间较短，但从来不忘惦记双亲。他经常通过书信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临父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寿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非常关心的。
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对卧病在床的祖父尽孝道，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众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情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因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片孝心不表自明。
曾国藩要做什么事时，总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给父母解释、开导。老人实在想不通而不答应时，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
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对父母的孝心未曾有半点改变。他时时牵挂着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但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惦念和关切通过书信的问候向父母传递。
曾国藩的孝顺不仅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比较艰苦，曾国藩时常惦记他，并在生活上尽力给予帮助，待他如同父亲。他在曾国藩兄弟的帮助下，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孝顺长辈的子女，更是提携兄弟、照顾小辈的长辈，他更是弟兄、小辈的榜样。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军事上颇有才华，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加入湘军，很快成长为一名得力干将，并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他性情有些骄傲，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给予教导，耐心帮其分析身上的弱点，指出正确的行为方法。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悖……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错在于小珊，然而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说道：“一朝之愤，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的劝阳，坚持要去登门谢罪。
在生活中，曾国藩对兄弟们也倍加关照。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三幅膏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却给了弟弟的儿子曾纪瑞，事先并没有告诉弟弟。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家中是一个孝顺父母、关爱兄弟、舍己为人、眼光长远的人。他是长辈眼中的才俊，是兄弟眼中的榜样，也是众人眼中的楷模。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携老扶幼，子孝妻贤，因此也被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深，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氏家族的治家传统是以“严”著称的。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父亲曾麟书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麟书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
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
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曾国藩持家绝学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和气治家，家和事兴
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曾国藩作为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者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大家庭真要做到“和”的境界并不容易，这需要一种气度、一种责任心，更需要一种无私心的信念。
曾国藩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一姊、三妹、四个弟弟。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比曾国藩小九岁，虽然一直潜心钻研《四书》、《五经》，但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来以监生候选县丞，这也是曾国藩出钱替他捐的。当时，父亲曾麟书还健在，曾家的大事也全由父亲一人决断，后来父亲去世，家里的事情主要也就由曾国潢一手操持了。或许是仰仗曾国藩的权势，在曾国藩治军期问他在家乡办团练，常常借势杀人，为患乡里。县官对他也毫无办法。曾国藩回去后，知其所为，遂用锥刺其股。曾国潢大声唤痛。曾国藩回敬遭：“你杀人就不痛吗？”这次的教训，他铭记在心，在其后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为官十年，后又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等，一直很难回家，对家庭的关心常常体现在家书上。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给父母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六弟（曾国华）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毕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
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是曾国藩的三弟，由于在族中兄弟问排行第六，所以曾国藩称其为六弟，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曾骥云。曾国藩一直认为三弟资质较聪，但读书期问并未有过人的表现。曾国藩为其“纳贡入监”，乡试也未中。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江西，随时有被石达开生擒的可能。曾国华与其父曾麟书赶至武昌，向胡林翼讨救兵。胡林翼拨五千人由其带领，前往营救。此后，曾国华跟随李续宾转战于皖北，三河镇一战，与李续宾同时殉难。
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他十六岁就跟随曾国藩在京读书。曾国藩对其极为疼爱，对其管教极严。因此，曾国荃一直对曾国藩非常敬畏。由于在族中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其为九弟，军中多称其为九帅。曾国荃十八岁回湖南家乡，兄弟二人依依惜别。曾国藩一直将其送过卢沟桥，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曾国荃虽天资很高，但无恒劲，在长沙岳麓书院毕业两年，跟随罗泽南攻文，但一直没有长进。曾国藩时常在家书中，告诫其“有恒”的道理，但无论其兄对曾国荃期望有多高，他在科举上却一直不甚得意。二十四岁人县学、二十五岁补廪、二十九岁选为优贡。
曾国荃虽然科举不甚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自随曾国藩治军以后，便不负期望，围攻安庆，荣获首功，一时间名声大噪。随后又顺江东下，驻军雨花台，包围天京，两年中披肝沥胆，终于独获首功。然而，曾国藩却害怕兄弟功名太盛，以免出现功高盖主的局面，所以极力压抑曾国荃，保升诸将，后以曾国荃受谤返家。在家他极力劝导曾国荃持盈保泰，以免曾国荃及家族受到迫害。曾国藩一片苦心，最终使兄弟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的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十七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二十三岁人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始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己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因功晋升为知府。后来，为疫病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在生活和从军也避免不了互相支持和帮助。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上任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养、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办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简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西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问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
以谦为怀，不仗势欺人
在封建社会里，一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曾国藩力戒子弟不要习染官宦之气。他教导说：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填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荼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那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作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教给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也让它三尺又何妨，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很严，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尤其是他的二弟曾国潢，更是在家乡里依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定会屈身来试桥的”，有的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愤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趁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友交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的事情传开后，乡民十分愤怒，大家集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恼火，于是寄了一根绳子，一把剃刀回家，让他自杀。只是后来有人从中斡旋，王姓放弃了告状，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间，湖南的民间会党组织哥老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这些人退伍之后，无事可干，就纷纷参加哥老会。曾国潢在家乡里便以剿杀哥老会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恶的人，他就捆到县府里，说是哥老会，要求杀掉。
曾家势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县里不敢不从，有时曾国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可以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是个信佛的人，佛教讲究不杀生，每当曾国潢送人来的时候，不答应吧，害怕曾家的权势；答应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当接受曾国潢送来的人，都要号啕大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哭，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他的外孙女儿被立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最终盛极而衰，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也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淫，而逸，而无恶不作，于是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
曾国藩持家绝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