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沥心雨五十年
——访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
张彦丽
香馨四月，桃红柳绿，和煦的阳光温暖着拉萨的大街小巷。
按照事先约定，我走进位于拉萨二环路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的家。
二层楼的小院子，整洁俭朴，些许花木已经开始伸枝吐蕊……
拾级而上，三步，进入客厅，金中·坚赞平措已经坐在客厅的藏式床上等候着了。
客厅不大，约20平方米。沿窗的东、南、西三面并列着藏式矮床配藏式茶桌，北墙立着一对老式藏柜。典型的藏式客厅摆设，和小院一样透着整洁与俭朴。
老人身体健康，生活也简单。
走进客厅，金中·坚赞平措一脸的热情和亲切立时打消了我的不安，久别重逢的喜悦冲淡了心中的忐忑。
“民主改革的胜利不仅仅是历史的胜利，更是我们党的胜利。没有50年前的民主改革，就不会有今天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不会有今天的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副主席精神饱满的开场语，让我一下子与老人的心贴近了：还是七年前的副主席。
金中·坚赞平措2002年退休。退休并未赋闲，仍然关心着西藏的建设和发展。“现在，西藏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崭新的生活，多好！”
“是的。”我感慨老人清晰和敏锐的思维。毕竟84岁了，精神状态还如此饱满！
这位亲历西藏和平解放、平息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人，刚刚庆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激情还未减退，又同我谈起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功与胜利：“不是吗？今年是一个喜庆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华诞，西藏迎来了民主改革50周年。5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彻底摧毁了黑暗残酷、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受尽压迫剥削的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实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础。翻身农奴当家做主人，使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腾飞的起点。
“人所共知，西藏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有着战略意义的祖国西南边防大门。”老人说。
“不仅仅……更是……”这是老人喜欢用的强调词。
品过香醇的酥油茶之后，金中·坚赞平措深情地回忆着自己见证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发展进步的历程。
金中·坚赞平措1926年出生在拉萨市林周县一个叫“崩唐”的中层贵族家庭。西藏和平解放前的1947年，噶厦政府噶伦拉鲁·次旺多吉任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总管（相当于驻军司令）时，金中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驻昌都任真准（礼宾部五品僧官），是拉鲁手下的工作人员。1949年，拉鲁·次旺多吉任期届满，阿沛·阿旺晋美接任昌都总管，金中便在阿沛手下继续工作。后来又任过堆龙德庆宗宗本（县长）。1951年，作为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仪式的西藏代表团工作人员之一，亲临北京参加协议签字仪式，受到很大教育，思想与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北京回来，参加了革命工作，负责西藏工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函传递与联络。
通过与解放军及汉族干部的接触和学习，耳闻目睹党的方针政策在西藏的贯彻落实，特别是解放军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感慨万千。尤其是解放军进驻拉萨期间，一直吃豌豆，每顿不准超过二两，超量要受批评。严格的纪律和官兵们的自觉行为令他敬佩，所有的拉萨人有目共睹、心悦诚服。作为旧西藏地方政府的五品僧官，作为反抗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藏兵团长，作为阿沛·阿旺晋美的随员，作为亲自说服动员群众参加民主改革的中共新党员，老人说自己是西藏新旧社会变化最直接的见证人。
金中·坚赞平措说，西藏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封建农奴制度奴役下的藏族人民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存权利。占当时总人口5%的贵族与奴隶主拥有西藏所有的土地、牲畜、山川、河流及一切生产资料，而占总人口95%的农奴除了受尽欺诈和压迫之外，一无所有。从生到死，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出生的孩子没有口粮，想活下来就得从父母嘴里抢一口糌粑填肚子……是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顺利实施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立农奴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才使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回顾自己在党领导下走过来的50年，西藏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实在太大了！在完好保留了纯净的蓝天白云、独有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使西藏社会进步和群众生活与国内外的现代化进程接轨了：思想上向现代化学习，行动上向现代化靠近，发展上向现代化迈进。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牧、林、水、电发展迅速，全区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达到小康社会的人均水平；粮食产量近百万吨，从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丰年有余；工业产量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学龄前儿童入学率达到99%；民族民间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创新发展，优秀文化产品和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特别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以来，国内外各行各业人士纷纷来西藏考察、旅游，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西藏飞跃式发展的变化和民主改革5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西藏过去是怎样的状况？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
金中·坚赞平措感慨地说起自己当年为西藏和平解放，受当时昌都总管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之托来拉萨送信的经历——
“为了说服噶厦政府同意西藏和平解放，阿沛总管专门写信给达赖。那时没有汽车，骑马从昌都出发，16天马不停蹄，任务重心里急，路上不敢停歇。人累得要死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马累死了，我就在附近村庄百姓那里再买一匹马上路，昼夜兼程，一路上累死了三匹马。后来，身上钱用光了，马跑累了仍不敢休息，为了让马能喘一口气歇一歇，我就自己背着马鞍走路……马鞍子很重，我个子不高，身架单薄，脚底板走烂了，肩磨破了，全身骨头累散了架。”
“各县之间没有公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走一天时间甚至更久……而如今，西藏县县通公路，家家孩子免费上学受教育。尤其是先后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对西藏从财力、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很大，电视、电话、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整个西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50年前连想都想不出来。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谁也否认不了！”
老人说话情绪很激动，有力地挥着手臂，音调高昂。
作为政协一员，金中·坚赞平措很珍视自己的工作，爱岗敬业、不怕艰苦，经常到农村牧区了解情况，说自己拿国家薪水就要好好为国家、为人民办实事，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为调查研究跑遍西藏所有的乡村山寨。尤其是对阿里、山南一带更是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家乡一样。
“50年，党中央、国务院和祖国内地各省、市给予西藏人民各方面的关心和援助数不清、道不完，西藏各族人民和祖国内地同胞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了辉煌的50年，我是这个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老人说。
谈到西藏机关党建工作，老人说，50年来，西藏人民已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和各族人民才能迎来光明的前途；只有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西藏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只有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才能保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结合西藏实际加强党建工作是保稳定、保发展、保和谐统一的头等大事。以藏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已成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今天，西藏呈现给世人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
“就连我的名字，也饱含着西藏与祖国大家庭的共同繁荣和进步。”金中·坚赞平措满怀深情地说。
他的原名叫真准·坚赞平措（真准，寺庙官职的称谓）。1951年随同阿沛总管去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5月23日签字仪式结束，24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并祝贺西藏代表团，金中·坚赞平措被安排在第三桌。因为秘书对西藏人的名字不熟悉，按发音，把真准写成了金中。当时，金中·坚赞平措并不知道。
宴会开始前，来了一位高个子、留小胡子的英武军人，拿起桌上的座签说：“金中，金色的中国，好啊！多好的名字！”并且把桌签递给在座的张国华政委，“这个名字，好。”
后来，金中·坚赞平措才知道那位高大威武的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贺龙将军。
从北京回来，工委领导很重视，正式为他改了名字，并以党委名义通知报社及各单位。
“我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在新中国的培养爱护下成长为国家干部的。毛主席、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对我的亲切关怀与重视，至今难忘。”金中·坚赞平措参加工作初期在工委接待科，任副科长时负责各种会议及会务的联络工作，很辛苦。他废寝忘食，有使不完的劲儿。之后，历任西藏青联委员、西藏军区干校教员、西藏筹委会交际处副处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解放军与工作队的生活非常困难，经常断炊。团首长来找他商量有什么办法能缓解部队困难，是否可以帮助部队购买粮食和羊。金中·坚赞平措和当地群众关系很好，便去找群众协商，到帕巴拉庄园买糌粑和羊，以解部队的燃眉之急。
1959年3月，一些群众对民主改革这一新生事物不理解，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阻力很大。金中坚赞平措心里着急，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要求下乡，去了堆龙德庆县，以自己对党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说服农牧民群众。他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先后动员9名最大的户主参加民主改革。原地方政府个别反动分子公然咒骂、诋毁他的工作，痛恨他帮助我党和解放军，甚至威胁恐吓。对此，金中没有一点退缩。他坚信毛主席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藏百姓的幸福。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发起，金中不顾个人安危，欣然从命，随张国华将军去中印边界视察工作一个多月。因为能力强、表现好，从中印边界回来后留在拉萨市任文教处副处长，之后先后担任拉萨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后调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商业处任副处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社科院副院长、商业厅厅长、西藏自治区第三届至七届政协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金中说：“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继续维护稳定，确保发展，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重要一年。你们西藏机关工委立足于西藏的发展与稳定之大局，坚持把理论武装放在首位，把党建工作重心放在基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建设各方面迈出新步伐，又上新台阶，为加强西藏经济建设提供了保证，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起到了推动作用。你们的辛勤工作，保证了机关党员干部们思想的统一；你们的辛勤努力，保证了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们的认识；你们的勤奋不息，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树立起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坚定信心……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西藏机关党建》一起回顾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建设与发展的光辉历程。这个历程，是革命前辈心雨沥沥的50年；这个历程，也是我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50年！”
我们十分感谢金中·坚赞平措的激励和鞭策，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
往事钩沉
——记进藏初期的汽车团和拉萨客运班车
涂世英
1950年年初，为了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领土，我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奉命解放西藏，经营西藏。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十二字方针。这一方针始终贯穿于整个进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数万大军在不通公路的千里高原行军作战，衣食住行和作战、生活的各项保障物资是务必要确保供给的。因为进藏路上，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敌特分子的破坏与阻挠，更可怕的是高山缺氧、冰雪封山和残酷凶险的泥石流等。当时估算每人年物资需求量约1000公斤，每匹牲口年需求量2500公斤以上。如此庞大的物资补给量靠人背畜驮是无法保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修筑公路，组织汽车运输，这样，才能确保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为此，西南军区于1950年2月组建了阵容强大的支援司令部进驻四川新津。最初由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兼任司令员，西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胥光义兼任政委。1950年5月支援司令部又与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改为由张国华兼任司令员、政委，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任副司令员，胥光义任副政委。下辖6个工兵团、2个马车团、1个驮骡团、3个汽车团、4个办事处、51个兵站以及仓库、油库、医院等后勤部队。
十八军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加上交通部、施工局和民工约六万余人，在川藏线上展开了筑路和运输补给工作。当时真是“一人进藏，六人支援”。党中央、国务院发起号召：全国支援十八军，从部队到地方，全力以赴，不遗余力。至1950年年底，为统一指挥筑路和运输，西南军区又决定将支援司令部与十八军后防部队合并，成立十八军后防部队司令部，由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汽车部队的演变组建情况：
1.汽车十六团，其前身是中原军区辎重汽车一团，团长刘侠，政委王家尧。1949年4月改称第二野战军汽车一团，团长张兴臣，政委简左国，于1950年1月从汉口进抵重庆。1951年10月，全军汽车部队统一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十六团，团长田震寰，政委邱宗干。
2.汽车十七团，其前身是中原军区辎重汽车二团，团长林炎，政委王亚夫。1949年4月改称第二野战军汽车二团，团长王家尧，政委缺。于1949年11月从武昌进抵重庆。1951年10月，全军汽车部队统一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十七团，王廷霭任团长，赵力任政委。
3.汽车十八团，其前身是西北军区汽车第一团，团长郑志章，政委李文江，1949年年底入川。1950年4月改称第二野战军汽车三团，团长刘光武，政委李文江。1951年10月，全军汽车部队统一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十八团，团长何跃题，政委李文江。
以上三个团共有缴获的美国道奇、吉姆西、斯蒂贝克和从苏联进口的嘎斯、吉斯各种载重车1548台。1953年2月，汽车十八团撤销，分别编入汽车十六团和汽车十七团。经整编，淘汰一部分旧车和补充新车后，两个汽车团各有567台车，各编为九个运输连，每连有63台车，每排有21台车，每班有7台车。还有一个修理连。
以上部队自1950年起，均配属十八军执行任务，是川藏运输线上的先锋队。
川藏公路修过大渡河时，河上无桥梁，无法通过，所有物资只能靠牛皮船一趟趟地渡到河西，而后再用牦牛向前方运输。这种办法根本不能满足参加昌都战役的作战部队和筑路部队的物资运输。汽车一团五连二班现想办法，首先将汽车分拆为：发动机、驾驶室、车厢、车架和轮胎等零部件，用牛皮船将汽车零部件分批运送到河西岸再组装好，再来担负向康定方向的运输任务。该团按照这个办法，经过了10昼夜的苦干，将120台汽车分拆后渡到河西，解决了大渡河以西运输的一大难题。
1950年年底，该团一台汽车不慎掉进了大渡河，铁工陈瑞盘不顾严冬寒冷，赤身跳进5丈深的激流中打捞汽车，宁愿牺牲也不放弃汽车，终于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将汽车拖上岸来。他因此被授予特等功臣，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模代表大会，为汽车部队干部战士树立了光辉榜样。
进军西藏的路上最难的就是汽车的维护与保养，条件太差，零部件奇缺，一是靠车队的修理工，二是在途中设修理点，三是设法送工厂修理。当时汽车部队编制有修理连、运输连，内设修理班。修理人员跟车上路，随坏随修。有时遇到执行紧急任务时，修理连派工程车和修理人员一起上路，实施技术保障。同时，为解决过往车辆的修理和工勤人员的食宿问题，抽调专门人员配合各汽车部队自行设立指挥所、修理所、加油站、饭站、医疗站等。各团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体现了团结友爱的精神。1950年6月7日西南军区后勤部将新编汽车修理厂划归为支援司令部建制，编制有500余人。1951年上半年由新津进驻雅安，担负进藏车辆的维修工作。随着公路的延伸，雅安修理厂又在康定设立一个200余人的分厂，据支援司令部队的统计，1950年共计大修汽车1039台，中小修汽车4489台，其中部队大修汽车529台，小修2889台；1951年共计大修汽车1227台，中修1038台，整修927台，小修11840台次。
采取上述办法，尽管较好地保证了进藏运输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路况太差，抢运物资，材料不齐，平时也没有条件保养，因此车况严重下降，一度停驶车辆较多，如汽车一团1950年7月待胎停驶的汽车达170台，占全团车辆的三分之一。该团这一年年初新接210台吉斯151型汽车，执行修建甘孜机场的运输任务后，到年底竣工时，三分之二的汽车因为底盘机件损坏而停驶。
1954年年底，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两条世界屋脊公路与拉萨通车之后，相继又修筑了羊八井至日喀则江孜、拉萨至山南等公路干线，从而大大改善了西藏交通状况。人们的出行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军队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和军官服役条例以后，进藏多年的干部战士均获得了探亲休假的待遇，于是人员流动量剧增，单靠搭乘顺路车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我们负责运输工作的几个助理员便商量着搞一个类似“客运”的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番筹措，军区首长批准后勤部成立了一个直属连，并在军区大门口修建了几间房子，取名为“运输办公室”。
1957年，运输办公室正式落成挂牌之后就开始了军队系统的“客运”工作，具体做法是：开设青藏线至兰州的长途班车，每周从拉萨和兰州各发车一次，并在兰州设接待站。直到火车与西宁通车后，又在西宁正式成立了接待站。
拉萨至西宁全程1900公里，接待站初建时由兰州军区和西藏军区分别建立了17个帐篷饭站，提供过往人员的食宿服务。由于青藏公路线山高路远、气候恶劣，班车单程行驶至少要6～7天。那时候的班车还没有轿车式的车辆，全是装上帐篷的运货大卡车，饭站也是只能供应简单的饭菜，住宿也没有床铺被褥，过往人员都要自己携带笨重的行李卷，晚上互相拥挤着睡在地铺上。有时过往人员太多，帐篷住不下，便在车厢里过夜。因为经费紧张，为了节省油料就必须紧缩车辆数，接待站规定乘车人员必须要事先登记排号，而后视人数的多寡再派出车辆。规定2.5吨的嘎斯车要坐18～20人，每个人还要随身携带自己的行李卷；4吨的解放牌车要坐25～30人。到发车那一天，我们几个助理员都得上车维护秩序，指挥乘车人员按号上车并指定一人为临时车长。对孕妇和个别有病的同志尽量照顾，安排他们挤着坐到驾驶室里。有时军区首长陈明义同志还亲临现场指挥，动员大家互相照顾，尽量多坐几个人，以节约油料，大家都愉快地服从。
七天的旅途，同志们都是裹着皮大衣、皮帽，穿着毛皮鞋，戴着口罩，迎着寒风相拥而坐，每天行车七八个小时。有的同志高原反应严重，晕车呕吐；有的腰酸背痛，腿脚僵硬；晚上到站后还要扛上行李卷到帐篷住宿。大家想想当年走路进藏、修路进藏时的情景，如今能坐上汽车回内地与亲人团聚，非常满足了。于是，一路上人人都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甚至讲笑话讲故事，解除大家的痛苦疲劳。车长和身体好的同志还主动帮助女同志扛行李，帮助驾驶员加水、检修车子等，以确保人、车都安全。
这种乘车环境一直持续到1956年陈毅副总理亲临西藏祝贺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他看到高原部队的生活情况，十分关心，便指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专门生产了30台带制氧设备的解放牌轿车装备给西藏部队。我们军区汽车修配厂也改装了10余辆轿车投入客运，改善了当时的乘车条件。
川藏线拉萨至昌都段、昌都至成都段也参照上述办法分两段开设了班车。后来川藏公路遭叛匪的袭扰破坏，于1957年被迫暂时中断，接待处工作人员大多经青藏公路内返了。
区内的长途班车开设了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山南两条线路，以解决各边防点的人员乘车困难问题。
1956年以前，拉萨市区内没有公交车，为了方便郊区人员的出行，我们用改装的轿式车在拉萨至西郊、拉萨至东郊、拉萨至北郊开辟了三条公交线路，沿途设立了站点，由军人服务社经营，实行售票制，当时票价分别为3分钱、6分钱、9分钱三种，凡过往人员和藏族同胞均可乘坐。这也可以说是拉萨市公交车的雏形吧。
西藏五六十年代的交通历史和乘车艰辛，许多“老西藏”记忆犹新。而今西藏的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县县修通了公路，铁路也跨进了青藏高原，五个现代化民用机场已相继建成并投付使用。今昔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谨以此文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帕隆江畔的军人
顾梦舟
一间特别的小屋
院部系统搭建了一座很大的帐篷，分隔成四间办公室：一号是院部办公室，二号是政治处，三号是医务处，四号是后勤处。我被安排在院部办公室任收发。我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个办公室太大了，可不可以给我隔一间小屋？我办公时不影响你们。”
主任立刻黑着脸说：“不行！不行！你想搞特殊？”贾政委正好从门口走过，听到主任说“不行”，忙问：“什么不行？”主任说：“小顾要隔一间小屋，我不同意，不能让她搞特殊。”政委说：“你应该同意，她是女孩子，隔开一点，她方便，你们也方便，有什么不好？就给她隔一小间吧。”从此，我有了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天地，可以放下一桌、一柜、一把小椅子，既是我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小书房。最初放进书柜的，只有从家里带来的《词源》《语法修辞》《古文观止》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等书籍。随着扎木形势的发展，这个山间平坝的荒野上建起了银行、邮局、书店、百货公司等，我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不断往我的书柜里增添新书，我的学识也慢慢地有所长进。成立战士演出队后，我开始编写歌词、快板以及小演唱等节目，为板报写些短诗和豆腐块似的小文章。
认识诗人杨星火
我调军医院不久，“川办”就将批准我入团的通知及团员的介绍信寄来了，我被选为军医院团支部宣传委员，在带领团员开展文体活动时，有机会邀请路过扎木的作家、诗人、英雄模范人物为团日活动讲课、作报告，其中就有著名诗人高平、杨星火，云南作家安枫等。
我认识杨星火同志是从一封信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分拣来信时，看到一封写有“新河”名字的信，几乎问遍了全医院，都说不知道，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找不到收信人就该退吧，可来信只写了“内详”两个字，退也无处退，只得把信留下来。没过几天，听说星火要来扎木采访某部一等功臣，临时在医院住几天。我忽然想到那封“新河”的信，有可能就是“星火”的误写。几天后杨星火果然住进军医院了，我便拿着信去问她。她个子不高，着一身不太合适又肥又长的军装，扎着宽腰带，挎着军用布包，高原红的面庞，戴着厚厚的军帽。我走近她时，她笑望着我，我将信递到她的眼下：“同志，请看这封信是你的吗？”她接过信仔细看过后，微笑说：“是，是我的，是部队战士写的，两个字都写错了，谢谢你小同志，还为我保存着。”我趁机邀请她参加我们的团日活动，请她给我们讲讲文学知识。她谦虚地说：“呵，小同志，你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可没有那样的水平。”“那就按你的想法，给你们这些年轻人讲讲文学常识也行。”她同意了，爽快地参加了我们的团日活动，朗诵了她的新作《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等诗。活动结束时，她和我们一起高唱她作词、罗念一作曲的歌曲《叫我们怎么不歌唱》。
做接待工作
1954年，康藏公路延伸很快。4月2日，“王四号”在松宗召集各师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组织七八百头牲口投入运输，用来不间断地为筑路部队提供补给。到了9月份，东线公路已修到通麦，西线也修到工布江达一带了，领导告诉说，康藏公路有望在年底前通车到拉萨。
9月下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班禅走青藏线，达赖走康藏线。领导指示要在波密地区举行一次大的迎送活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些人员做接待工作。我被派往接待组，参与会场布置，做花、献花、端茶送水、陪吃、陪行、传送信息等工作。张经武代表陪同达赖喇嘛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大会路过扎木，我们几位女同志走出长长的欢迎人群，走到张经武代表、达赖、阿沛·阿旺晋美面前，给他们献上用彩纸做的花束。然后把他们送进红楼，安顿好食宿。一直到第二天，等达赖做完布施，我们把客人送走，做完善后工作，才算完成任务。
自康藏公路通车以来，过往人员在此驻足停留的人多了起来。每每有首长或慰问团、代表团到来时，就通知我去接待组工作。除接待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等部队首长外，还参加过以下大型的接待工作。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时，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原主任天宝副团长带领部分团员于6月初来到扎木，我被派去陪伴一位女歌唱演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唱过一曲《桂花儿开放幸福来》的歌。她个子不高，人很美，稳重，不善言谈。我的任务是照顾她吃喝和安全。送她走时，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邀请我去她家乡贵州做客，表示她会像我招待她一样招待我。我表示接受她的邀请，然后依依握别。
我还接待过独臂英雄李家安。在崇拜英雄的年代，每个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都是我们青年人仰慕的对象。接待这样一位独臂英雄，真是三生有幸啊！休息时，我陪他在桃树林里散步，累了，就席地而坐。我问他怎么负的伤，他对我说，是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后截肢的，此后一直随部队转战到云南。解放后，分配在部队后勤工作，组织上帮他安了家，这次派他参加全国慰问团来到西藏，真是一生的荣幸。我问他对西藏的印象如何，他说了两个字“艰苦”。我说：“现在好多了，公路通了以后，给养能保证了。扎木这个地方物产比较丰富，水果蔬菜都能吃上。不过比起你们四季如春的云南，还是很差的。你看，这里除了接待你们的红楼外，还是一片荒芜，是一个遍布帐篷的‘城市’。”如果一年以后你再来，这里可能就会崛起一座新城。他笑了笑说：“恐怕没那机会了，但我相信一年后，这里会繁荣起来的。”
第二天我去代表团时，他远远地叫我，很快走到我面前：“小同志，我们要走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请接受我的礼物。”我一看是淮海战役纪念章，不敢接受，说：“这个纪念章是你的荣誉呀，我不能要。”他说：“我的荣誉还有很多，请你与我分享一点好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这礼物太珍贵了。”我看他用独臂举着奖章，不忍心地接过礼物，向他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把他送上吉普车，说了声“再见！”然后回到欢送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摇动手臂，送别慰问团。
我还参加过接待苏联、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八国共产党记者团。晚饭后，在新修的施工局礼堂为他们举办舞会。参加这次舞会的有扎木办事处、五十三师、军医院等单位的男（女）同志。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布置会场，摆放花生、瓜子、糖果、开水等。舞会开始后，我们这些没见过洋人的姑娘，还有些胆怯，背对着舞池，几个人边聊天边吃东西。接待组的领导批评说：“你们这样不礼貌，把身子转过来，洋人并不那么可怕，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同志。他们请你们跳舞时，要热情、端庄、大方。他们问话时，不要拘束，也不必顾忌什么，知道的就回答，不要耍小聪明，态度一定要诚恳。”
下一曲开始了，我们仍没有主动请谁跳舞。一个着浅黄色夹克的小老头，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我站起来，他主动牵着我的手，踏着舞步，旋转进入舞池。老头说：“你们中国姑娘在舞场上太不主动了。”我吃惊地问：“你是哪国人？中国话说得这样好。”他自傲地回答：“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呀！美国人不都是很高大的吗，你怎么这样矮小？”我马上站直身子同他比高矮：“看看，你还没我高哩。”他看看我的脚：“呵呵，你穿的是高跟鞋嘛。”我说：“作为男士，尤其是美国男士，就太矮了。”他有些惭愧：“生理问题，是由不得自己的。所以我才努力读书，用学识来弥补生理缺陷，才能当记者，来到中国，来到西藏，认识你这个小姑娘。”他又自豪地问我：“你知道美国吗？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这支曲子奏完了，他拉着我坐下来，继续他的话：“以后有机会就来美国看看。我是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支持中国革命。”我打断他的话：“美国统治者到处挑起战争，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你们美国共产主义者怎么不反对？”他忙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是反对的，可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来到中国，向你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学习。”他又认真地说：“你们毛主席是个不简单的伟人。他领导共产党浴血奋战二十八年，建立了新中国。他是一个有非常胆略的人，甚至敢于在世界屋脊上修筑公路。初听说时，我们好像在听神话。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你们把神话变成了现实，真了不起，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一个美国的共产党人，如此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评价我们修筑的康藏公路，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受到美国共产党人的可亲可敬。新的一曲开始后，我便把旁边一位女同志推荐给他，待他们旋转入舞池后，我轻松地坐着挑选着爱吃的食品。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外国人走到我面前：“小同志，请吧！”
我懒懒地站起来：“你叫我‘同志’？”此人的汉语比那个美国小个子说得还流利，我便直接问：“你是苏联人吗？是苏联老大哥吗？”他笑着说：“你说得很对，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志同道合的，都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愉快地跳完一曲，然后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又有很多好吃的角落坐下来，边吃边聊。我端给他一杯水，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当然，”他说：“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就叫牛皮匠。你叫我这个名字好了。”“叫牛皮匠，多不好听呀。”他严肃起来：“怎么不好听？劳动人民的名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名字，不好听？”我马上说：“你觉得好听，我就叫你牛皮匠好了。”他笑了，然后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列宁的故事、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介绍苏联的工业发展、农业的集体农庄，人民生活的电气化，又讲到苏联的文化，讲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普希金……他越讲越有劲，而且显得很自豪。讲得我都有点崇拜他了。
我说：“牛皮匠，你看，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你们苏联？”他谦虚起来：“这个，我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你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他有魄力打败美帝国主义，又敢于在世界屋脊的西藏——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修筑公路，还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我自豪地说：“是的，我们有毛主席领导，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赶上你们的今天。”他笑了：“我相信，有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你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他又问我：“想去苏联吗？如果有机会，来莫斯科看看，会受到热烈欢迎的。”我说：“想去啊，能不能去，不由自己决定呀。”又一支舞曲开始了，他拉着我：“来，我们再跳一曲。”我们愉快地跳起来。他说：“我们明天就出发，直到拉萨，你能来送我吗？”“不知道，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派到我，一定去送你。预祝你一路平安。”
同学偶相遇
康藏公路全线贯通，帕隆江大桥架设好后，扎木、桑登连接了起来。扎木这个荒凉贫瘠的村庄已发展成为有万余人的城镇，大片的帐篷己逐渐被砖木结构的平房、楼房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服务业、商业逐渐兴起。以前还只会用物物交换的方式补充生活所需的当地老百姓，开始懂得使用货币（当时只流通银元）从事买卖活动了。寄信的、买书的、逛商店的络绎不绝。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偶然遇到了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侯含清，我们十分惊喜地相互拥抱，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亲热地聊起来。她说：“你长高了，变成大姑娘了。”“是呀，这么多年了，能不长吗？你也长了，胖了，却还是那副圆圆的笑脸，还是那个少白头。”她轻轻地一声叹息：“我比你大好几岁哩，老了，姑娘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说：“你这么年轻就说老，太消极了吧？”她伸手拍了我一下：“傻姑娘。”我不解地问：“什么叫姑娘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没听懂呀？我结婚了，还能是姑娘吗？”我惊愕地“哦”了一声，不知下面的话该怎么说了。她忍不住委屈地说：“我同一个老头子结的婚。”我马上激动地问：“为什么要同一个老头子结婚？婚后幸福吗？”她无奈地说：“就是为了组成一个家庭，别的什么都谈不上。”
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的婚姻是不满意的，我想问个清楚。“既然不满意，为什么要同他结婚？”她有些烦躁：“你还小，不懂，有些事自己是做不了主的。但愿你不要步我的后尘。”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算了，已经过去了。告诉你，在扎木的还有我们四班（原师范学校）的孟廷清、李学明，把他们约来一聚如何？”我满口应承。这时我看她在四处张望，也不向我告别，径直向一个老军人走去。想必那人就是她的丈夫，为什么不向我介绍？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班同学果然相约在帕隆江畔的桃树林里聚会了。记得有孟廷清、宋玉龙、李学明、侯含清、陈烈等。在学校时，男女同学是相互戒备，不接触，不说话的。这次在异地他乡相遇，格外亲切，真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大家热烈握手以后，席地而坐，无任何食物，唯一有的是自带水壶里的水。在静默一阵后，都激情澎湃地各自诉说着参军后的历程。其实大家做的几乎是同样的事：徒步负重行军，修建甘孜机场，修筑康藏公路。打钢钎，装炸药，爆破开山；搬石头，运泥土，碎石铺路。遇到补给困难时，挖野菜，摘蘑菇，捕捉地老鼠等。女同志还要加一条：为伤病员服务。只有侯含清不同于大家，她在温馨的小家庭里独享幸福。大家说，好久没有这样畅所欲言、心情舒适了。最后大家提议，下一次在侯含清家聚会，分享一点她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由于部队的流动，我们再没有相聚过。只是在出差时，偶尔单独相见过，都是来去匆匆而已。
畅游桃花源
想不起来是谁发起的，把扎木驻军的青年男女相约在一起，畅游桃花源。其中有五十三师、扎木办事处、陆军医院的数十人参加，尚能记得的男同志有韩琦勋、汪琪、李汉光、方尚虞、方明孝、张成治、营养师（忘了姓名）、赵丙南、刘世祯、李昆年等，女同志有我、徐承舜、朱光莲、金德珠、罗琼、林文奇、刘继蓉、张淑芳、杜凤瑞、曾承璐、吴倩等，可惜，真正能成为女同志“领袖”的丁亚萍，已调去日喀则和爱人团聚了。这次集体畅游的形式多种多样，自由组合。三三两两，爬山的爬山，玩水的玩水，聊天的聊天，玩得痛快，耍得开心。我则背着相机晃来晃去，这里照一张，那里照一张。累了，就坐在草坪上玩弄落在地上铺得厚厚的桃花瓣。兴致来了，又和小徐、小朱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说：“这里的桃花林，比陶渊明说的桃花林大多了，你们看满山遍野都是桃树，地上铺满厚厚的花瓣，如果林黛玉看到我们踩在花瓣上，她不痛心死了？”
小徐说：“扎木桃花源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来这里可不是避战乱，而是为西藏的解放而来，使这块被隐没了几千年的美景重现人间，这是解放军的功劳。”小朱说：“是呀，如果不是毛主席派解放军进藏，这片美丽的土地，不知还要隐没多少年。只可惜，离我们家乡太远了。”我说：“将来公路修通了，还怕远吗？用发展的眼光看，说不定还会通飞机哩。”李汉光凑过来插话：“想在西藏通飞机，别异想天开了。”“什么异想天开？以前谁想到过要在这世界屋脊上修公路吗？可这条路就要修通了。最初恐怕也有人说是异想天开吧？”大家七嘴八舌，说得他脸也红了：“哎哟！你们女同志真厉害，我投降，我投降。”
中午了，我们围了几个大圆圈，摆着事先准备好的食品：水果、鱼、鸡以及各种罐头，各种进口饼干，花生，核桃等，我们边吃、边说、边笑、边跳，尽情地享用这些美味佳肴，尽情地抒发个人的情怀。这一天，大家玩得畅快。临结束时，一些女同志收集了许多桃花瓣，我问：“你们要学黛玉葬花吗？”“不是，用来洗脸洗脚，还可泡水喝。”有人喊：“女同胞们，小心中毒！”
晚上，我便同李汉光、李坤年等在放射科的暗室里冲印照片。
送小朱出嫁
小朱要出嫁了！这是我院第一个出嫁的姑娘，便成了全院的头号新闻，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我和小徐忙着为她准备嫁妆，翻箱倒柜就找到一套新军装、一双新袜子。小徐帮她梳头，穿衣服。我帮她整理行李，全部家当装在一个枕头套里打进背包。又把牙刷、牙膏、口杯、饭碗、小勺、凡士林（护肤用）等放进军用挎包。一应收拾停当，就等对方来车接人了。小朱一直心神不宁，在帐篷门前走来走去，同志们送给她一声声祝福，她总是羞答答的，或双手捂住脸，或把头埋进我或小徐的怀里或肩头上。我问她：“小朱，要开始新生活了，该高兴吧？”她只盯着我傻笑。小徐问她：“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她又盯着小徐傻笑。
接新娘子的吉普车终于来了，迎亲的是秦参谋。他拿着介绍信直接去了政治处，协理员把他带到帐篷宿舍处，便对我和小徐说：“这是来接新娘的秦参谋，你们两人就代表娘家单位把朱光莲同志送过去，听秦参谋的具体安排。你们两个要注意礼貌，少说话，特别是你这个‘年轻的老革命’，因为你半懂不懂，又爱说三道四。”我顶了他：“协理员，别叨叨了，对小朱交代几句吧。”
不知协理员对小朱说了些什么，小朱低着头呜咽起来。协理员对我和小徐说：“你们俩陪她去吧。”秦参谋从我的手里接过小朱的背包走在前面带路，小徐挽着小朱的手臂，我紧跟在后边。就在门诊部的帐篷前，小谢跑来，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小朱，我们大家祝福你，这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大家凑了一些钱，表示一点心意。”小朱羞红着脸：“谢谢同志们，心意我领了，钱就免了吧。”我伸手接过红布包：“小朱，对同志们的祝贺不用客气，我替你收下了。”
不一会儿，来了许多人，围在小朱身边，说着祝福的话，然后将她送进贴有大红双喜剪纸的吉普车里，我和小徐一边一个坐在小朱旁边。秦参谋上车说声“走！”汽车轰的一声上路了。
汽车到了一五五团驻地停了下来。松枝和木料扎的大门披挂着红绸、红花，贴满了红双喜字。门前站着许多欢迎的人，簇拥着一个胸前戴着大红花、中等偏上身材、有几分英姿的军人走上前来。秦参谋将车门拉开，我们三人下了车，一边一个挽着小朱。有人送给秦参谋两个布条、两朵红花，示意我们分别给新郎、新娘戴上，并轻声对我们说：“要将新娘交给新郎，让他俩手牵手走在前面。”我们照办了。然后紧随在新郎新娘后面，走进挂满彩色纸花的会议室，一进门，里面的人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我和小徐被安排在旁席座位，小朱拘谨地站在新郎旁边。秦参谋宣布婚礼开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团政委讲话，都是一些如“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比翼齐飞”等祝愿的话。新郎亦简单地表态：“我们一定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不给组织添麻烦。”秦参谋叫小朱也说几句，小朱腼腆地不知所措，盯着我们，我们用眼神鼓励她，她说：“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多做家务，照顾好他的身体，完了。”又是一阵掌声。秦参谋塞给小朱一盘糖果，又端一盘香烟给新郎，让他们招待来宾。他俩顺着座位撒糖撒烟。秦参谋宣布婚礼结束。大家簇拥着这对新人热热闹闹进入洞房。会议室就剩下我和小徐两个人，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我们的事。我对小徐说：“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走了吧？”“那就走吧。”我俩从座位上站起来正往外走，秦参谋出现了，他热情地说：“请等一下，有车送你们。”我们说：“又不远，就自己走好了。”秦参谋说：“车子马上就来。”还是那辆吉普车。上车前，小徐说：“去跟新郎新娘告个别吧。”秦参谋马上说：“不用了，他们那里人太多了，房子小，挤不进，我代你们说一声好了。请上车。”我和小徐还是坐在后排，然后向秦参谋挥挥手，汽车开动了。我俩一路无语。我在想，小朱从此结束了姑娘的生活，成了受制于人的小媳妇，是幸福还是悲哀？回到单位，下了车，小徐才开口说话：“喂！你看新郎怎样？会对小朱好吗？”我不置可否地摆了摆手：“不知道，等小朱回来自己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初，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就被组织列为培养入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党课、列席党的各种会议，参加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等活动。
有一天，我参加了扎木驻军的乒乓球比赛，回办公室的路上，杨副院长叫住我：“小顾，今天又拿了女单第一名，为医院争光了。”我不好意思：“胜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实小徐比我打得好。”杨院长鼓励说：“谦虚好，谦虚使人进步。你有没有考虑进步的事？”“当然想哪。”杨院长接着说：“你考虑过入党的事吗？”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沉思后说：“我还年轻，离党员条件还差很远，今后一定努力争取。”杨院长关切地说：“小顾，你一直表现不错，特别是在处理狂犬病人那件事上，大家对你是很赞赏的。”
这件事已过去有半年了。刚到扎木时，就听说部队有三怕：怕地震、怕“粗脖子病”、怕疯狗。1950年8月15日距扎木不远的墨脱以南发生了8.6级大地震，波及波密地区，人畜伤亡惨重。9月、10月又连续发生有感地震八九次。再就是当地食盐含碘量低，造成当地人甲状腺肿大发病率很高。仅雪卡一个17户81人的小村子，竟有68人患“粗脖子病”，这么高的发病率是相当惊人的，对部队人员有一定的威胁。还有就是狂犬病，这里野狗较多，据说有当地人被狗咬伤后，一个多月后发病，疯狂叫闹，狂躁挣扎而死，引起人们的恐惧。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办公室值班，同志们都利用周日外出了，整个办公楼就我一个人。突然送来一个手脚都被捆绑着的狂犬病病人，只听他狂叫的声音，就让人受不了，门诊部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女同志胆小，不敢接近病人。我便去病房请来男外科医生，他说：“这种病，我院无条件收治，只有转昌都医院。”我说：“先给他打一针镇静剂，再转走怎样？”医生同意并立刻给病人注射了药物，片刻后病人安静下来。然后多方联系要车都没要到，我便跑到兵站拦截一辆返回昌都的卡车，说了许多话，驾驶员才勉强同意：“看在你这个女同志的分上，我同意把这病人拉到昌都医院。”病人送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本来也是值班人员应该处理的正常工作，被大家一渲染就了不起了。
今天杨副院长又说到此事，我不好意思地说：“那只是做了一件值班人员的平常工作，已过去这么久了。”杨院长说：“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遇事不推诿，事后不表功。我们几位领导就看好你这点，准备把办理密报的工作交给你。就这项工作要求，你也该入党。”我忙说：“我还没写入党申请呢。”杨院长说：“具体如何履行手续，韩琦勋秘书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办公室秘书韩琦勋同志果然找我了，指导我如何写入党申请，如何填写《入党志愿书》。两天后，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门诊部主任章廷栋和韩琦勋两人正式与我谈话，然后交支部大会讨论。
大约两天后，杨副院长找我谈话：“小顾，我今天代表党委正式同你谈话，从今天起，党委批准你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为一年……”然后讲了我的优点，指出我的缺点：一是有点清高，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够；二是说话太直，显得对领导不够尊重。鼓励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加强修养，做好工作，团结同志，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争取按期转正。我认真表态说：“不辜负组织的教育培养，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战士演出队
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上级要求部队开展“兵演兵”的活动。我们医院以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战士演出队，包括编写组、歌舞组、说唱组，约有二十几个人，由俱乐部主任刘世祯负责。被安排在编写组，演出时，还担任过报幕员。第一次走上舞台报幕，面对黑压压一片人，竟然把背得烂熟的报幕词全忘了，只得说一句：“演出开始。”回到后台，被刘主任一阵埋怨。我正想撂挑子时，政委给我做工作，再报幕时就自然多了。我们演出队的骨干有汪琪、吴倩、曾承璐、徐承舜等。除排演一些《毛主席的光辉》《歌唱二郎山》《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筑路歌》《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歌唱祖国》等外，演出队还根据部队需要，适时地自编自演许多节目。
如配合医疗队下乡，编写排演了《红色医疗队之歌》，歌词：“炮声隆隆响，部队上前方。红色医疗队，出征上战场。”“左肩背着十字包，右肩扛着轻步枪，抢救伤病员，枪林弹雨里来往。”“藏胞有了病，免费给治疗，藏族人民心欢喜，亚姆亚姆门巴好！（门巴即藏语医生）”
七十五军医院到波密后，在荒地上自已动手新建一座崭新的帐篷医院。我们创作了朗诵诗《自己动手建医院》：“群山环抱，白雪皑皑。洁白的帐篷湮没在绿色的森林里，就像海洋里一朵朵起伏的浪花，这就是我们建的第一所军医院。”“过去，这儿人烟稀少，一片荒野，山边上只有三间土房，不到十个藏民。由于筑路和建设的需要，上级命我们把医院建在这里。”“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没有物资不懂建筑技术，就凭着一颗红心和智慧的双手。”“我们是军人，是医生，是护士，是治病救人的白衣战士，又是木匠、泥瓦工，造房建屋不算外行。”“我们一锹一镐挖土，我们一木一石垒墙，我们一推一拉锯木料，我们一凿一刨做椅，做桌，做床。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建好了洁白的帐篷医院，为战士们治愈了伤病，为藏族群众守护着健康。”
我们这个战士演出队在波密已名声在外，“大收缩”后搬到昌都，军区还派了文工团的詹望、何良俊、孙殿英等同志来指导我们，合作创作了《白衣战士》《三杯美酒》等节目。1958年5月，创作了一个较有历史意义的《歌唱刘亨德》的表演唱。这个节目主要内容是：1958年1月6日，叛匪攻打扎木，昌都军分区杨司令率部增援，昼夜奔袭，在翻越海拔5500米的然乌山时，突遇大雪，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战士冻伤了手脚，其中一名年仅18岁的新兵刘亨德因冻伤严重，送军医院时，双手已坏死，不得不截肢。这个新战士截去双手后，情绪很糟，多次想自杀。经党、团组织的帮助，有了转变，坚持做恢复性锻炼，能将小勺拴在截肢的手腕上，自己吃饭，拴上笔能够写字。他的坚强感动了医护人员，也激励了同类的伤病员。大约是6月的一天，张爱萍总长来医院看望伤病员，当陪同的院领导向张总长介绍完小战士刘亨德同志的事迹后，他来到这个英俊的伤残战士的病床前，亲切地为刘亨德披上衣衫，深情地说：“刘亨德同志，受苦了！听医院领导说，你很坚强，用残肢锻炼生活自理。很好嘛！是团员吗？”刘亨德羞愧地说：“还不够条件，我将努力向失去双手还学会弹琴的张家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英雄）学习，做一个身残志坚、能自食其力的人。”将军感动了，紧紧握住刘亨德的一双残肢，激动地说：“你是我军的好战士，身残心更坚，我愿意介绍你入团。”在入团宣誓大会上，刘亨德举起左臂，庄严地宣读誓言。在向将军告别时，他眼含热泪表示决心：“我一定不辜负将军的希望，做一个合格的青年团员。”
乔迁新居
大约是1955年下半年吧，七十五军医院乔迁新居——帕隆江对面的桑登新修的一座砖木结构的现代化医院。有二楼一底的办公大楼，一楼一底的门诊楼、住院部、宿舍楼、医疗辅助设施楼，还有军人活动设施，如广播室、图书阅览室、俱乐部、乒乓室、会议室以及食堂饭厅。
医疗设施有放射室、检验室、无菌消毒室、理疗室、药房等。设立了外科、内科、妇科、儿科、牙科，医务人员由100余人增至200余人。
我们的帐篷医院变成了现代化正规医院，让大家兴奋不已，有一种苦尽甘来的甜蜜感。
有一天五十三师机要处送来一份电报称：有一批家属进藏，其中有军医院家属四人，请通知相关人员，做好食宿准备。我将电报送给院领导看后，遵照领导的指示，由我通知后勤安排住房，同时通知家属们的丈夫，做好迎接爱人和子女的准备工作。还请了些热心的女同志，帮助清扫布置房间。
进藏初期，由于交通困难，仅靠畜力运输，很难满足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为了使进藏部队无后顾之忧，十八军领导专门在距成都不远的大邑县境内，组建了部队家属基地，凡十八军来部队的家属子女均安排在这里。当时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家属、子女的生活费用，全部由部队负担。政策还规定：有两个子女的，公家负担一个保姆的费用；有三个子女以上的，公家负担两个保姆的费用。家属们在内地的生活是很充裕的，不足的是多年来一家人难得团聚一次，子女不认识父亲的事常有发生。这是老西藏们多年以来情感深处难以启齿的伤痛。康藏公路通车以后，物资供应充足了，开始陆续安排家属分期分批进藏。
收到电报十多天以后，政治处老徐同志带的第一批家属来到了，每人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由于坐了十多天的汽车，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小孩除了眼睛是明亮的，全身上下全是尘土。家属们诉苦说：“这条路太难走了，弯弯曲曲、坡坡坎坎不少，有时汽车像在跳舞，有时像扭秧歌，有时像走在搓衣板上，咔咔咔地向前搓。说多难受就多难受，特别是晕车的，五脏六腑都抖散了，吐尽了。”有的说：“小孩才惨哩，带的东西走不到一半路就吃完了，只好跟着大人吃他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开始还哭着喊着要这要那，过了几天什么都不要了，没力气了。这不，你们看看这些小家伙，个个都呆兮兮的，被汽车给抖傻了，可怜啊！”家属们说着说着抹起眼泪来。
我们几个女同志忙着帮小孩子洗脸，洗手，弄吃的。我把一桶印度饼干奉献了，其他同志还有奉献奶粉、水果罐头、进口软糖的，孩子们看到这些吃的东西，才露出一点笑容。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的丈夫把家属、孩子、行李一个个送进新居。看着他们一家家团聚后的微笑，我们欣慰了。
这些家属和孩子来了后，给医院带来了生生的气息。尤其我们这些女孩子，像找到玩伴一般，一有空就往家属、孩子堆里钻，帮他们做能够做的事情，特别愿意帮他们到老百姓那里买东西。每次我都要同住一室的藏族同志四郎旺姆（汉名王玉莲）给我当翻译。她知道到哪家买鸡蛋，到哪家买水果，到哪家买牛羊肉。这个时期，一块大洋可买一筐鸡蛋，约有七八十个吧，也可买一筐核桃、一筐葡萄或一筐梨，不论什么牌的香烟一包，一块肥皂，可换一小袋虫草、贝母。群众没有价格概念，影响到我们的价格概念也淡薄了，出手就是一个大洋，他们卖给多少就是多少，互不讲价。每次帮家属们买回东西，他们都满意地说：“这里的东西怎么这样便宜？”然后就请我们星期天去吃饺子。
遭遇麻烦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没有来信地址。我纳闷，不敢拆开看，就拿着找协理员去。高度近视的协理员，将信紧贴在眼镜下面，“嗬，这么厚，都写些什么？我拆开看喽！”我说：“就是拿给你看的，看吧。”
协理员把信拆开，抽出信纸一看，惊叫一声：“乖乖！这人真能写。我念你听：小顾同志，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还比较了解你。我为你写了一首诗，请你耐心看完，敬候你的回音。致革命敬礼！落名写的是二五八团。”协理员摇摇头，笑了：“这人在向你求婚哩。也怪，为什么不写真名，又不写地址，怎么回信呀？下面是诗，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回到我的小屋，关上门慢慢看他的诗。题目是《留在我心中的那个身影》。
帕隆江畔，桃花丛里，
我看见一个身影，
一身绿色军装，紧系腰带，亭亭玉立。
军帽下露出两条长长的发辫，
手舞足蹈地和同伴们谈笑风生。
我隐藏在一株大桃树背后，
期待她转身好一睹她青春的风采。
我失望地看到她牵着同伴们的手匆匆而去，
留给我一个飘逸的背影。
在一次为慰问团组织的舞会上，
我再次看见那个身影，
她那婀娜多姿的舞步，
在我面前转个不停。
我埋怨煤气灯过于昏暗，
使我无法把她的容颜看清。
我盼着下支舞曲邀请她共舞，
太多的人搡来挤去使我无法同她接近。
我想在舞会结束时能在门外同她一会，
我站在门口睁大双眼盯着一拨一拨出来的人群，
又让我失望了，原来大厅不只这一道门，
我责怪自己怎么这样愚蠢。
再一次扎木驻军干部集中在礼堂，
聆听远道而来的首长作报告，
又发现那身影就坐在前两排，
忍不住同左右的人把她议论，
都认识她是“年轻的老革命”，
这绰号缘于她入伍时还是儿童团的年龄。
我设想着怎样才能同她接近，
就在大会宣布结束，
她站起来猛然转身，
哦！一张娇嫩的娃娃脸，
看起来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年龄。
这身影留在我心中好久好久，
求之不得，又挥之不去，
那张娃娃脸总在我眼前忽现忽隐，
多少个长夜都使我无法入睡。
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些文字，
吐露我心中的隐秘。
简略地表白我自己：
那年为打击侵略者我投笔从军，
枪林弹雨中侥幸生存，
战火洗礼中立过功勋。
胜利后从事文职工作，
个子虽不怎样修长可也不低，
平平常常的相貌也有几分英俊。
我想军人对军人会相互理解，
期盼有一天能收到你满意的回音。
帕隆江畔一军人
看完此信，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拿着信找到丁亚萍，我们走到一个桃树林席地而坐。她接过信去看完后笑了，然后严肃地对我说：“小顾啊，你长大了，这是一封向你求婚的信，你的态度怎样？”我激动地说：“这人真怪，既然是求婚，就光明正大嘛，一会是二五八团，一会儿又写成帕隆江畔一军人，什么意思，猜谜呀？”
丁亚萍热心地说：“听我解释‘二五八团’的意思，就是说此人25岁以上，有8年以上军龄，是个团级干部。‘帕隆江畔一军人’，可能就是五十三师政治部的吧。你要有意思，我去帮你打听。”我问：“丁干事，你说，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吗？比我年长的女同志多得是，干吗找到我？”丁亚萍笑着说：“这种事是不分年岁大小的。人家看中你，向你表白，没有错。你同不同意，是你的权利。还是认真考虑考虑。”我点点头：“好，就让我想想再说。”
这封信还没了结，我又收到了从河南来的信，心想是哪位河南同志回家探亲，来信谈内地情况。我高兴地拆开信一看，大吃一惊！信的抬头写道：“好媳妇，寄来的200元钱已收到，你刚过门，就向我们二老献孝心，乐得我们全家都合不拢嘴。村里人也为我儿娶了你这样的好媳妇称赞不已……”气得我正要撕信时，贾政委看到了，他喊住我：“年轻的老革命（他总这么叫我），谁来的信，让你发脾气？”我顺手将信塞给他：“政委，你看嘛，是哪个坏蛋干的事？”他简略一看，也发火了，当即叫他的警卫员白挺才通知保卫科长去他住处，并安慰我不要因此事闹情绪，等把这个人查出来后，一定严肃处理。此后，只要是晚上我还在小书房看书，政委就派他的警卫员在帐篷外暗中为我站岗。
有一天，协理员通知我给办公室冯秘书办调动手续，我问：“冯大学生要高升了吗？（当时大学生很少，是部队的财富）”协理员含糊其辞地说：“正常调动，快去帮他把手续办了。”冯秘书，河南人，30来岁，大学生，个子不高，满脸胡茬，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工作上原则性强，给人一种有学问、有能力的大知识分子印象，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调走数月以后，政委才告诉我，那封河南来信，就是他干的。听说此事后，他在我心中受尊敬的大知识分子形象，一下变成了一堆臭狗屎。
想不到，这样的事接踵而来。
“小顾，有人找你。”通讯员小史跑来告诉我。
“谁呀？”我不耐烦地问。
小史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来：“是我，不认识啦？”
“嗨！是你呀，小夏！你不是在川办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调军区机要处了，路过这里，就来看看。”
小夏是川办机要员。机要室和办公室是一个支部，出操、学习、开会、吃饭都在一起。机要室王主任是个老革命，又特别喜欢我们这帮小鬼，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办公室、机要室的几个十几岁的小兵外出野营，或爬山摘野果、寻野生菌，或下河捉鱼、摸虾，自己动手做野餐。吃饱喝足了，就一起唱歌、跳舞、讲故事，战友之间相处得很亲密。我又是唯一的女同志，年龄最小，一直是他们的阶级友爱对象。这次小夏来看我，自然和往常一样友好。我让他进了我的小书屋。
他吃惊地说：“小顾，你现在好学了？几年不见，对你真要刮目相看了。读这么多书，长不少知识了吧？”
我说：“书买得多，看得少，慢慢看吧。真正体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的道理，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
“哦，小顾，你长大了，长高了，不再是川办那个小姑娘了。”他盯着我说了这么多。我说：“你也长大了嘛，我们分别有3年了吧？”“有了，我今年22岁了，你也有18了吧？”“是，今年我就有选举权了，成年人了，再不懂事，不就成白痴了？”
我们相视而笑，我留他吃了午饭，送他返回兵站。一路上，他告诉我川办那些人的变化。王主任和向教员结婚了，小殷、小樊还是老样子，孟参谋同小朱结婚了，大朱调去参加平叛牺牲了，那个影响你入团的常参谋调走了……我们握手告别时，互相都说：不要忘记来信。
第二天，兵站的同志送来一封小夏的信：“小顾，我们都长大了，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是不是该谈婚论嫁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感觉吗？如果你不拒绝，我在拉萨等你。”
哇！我真的长大了？这些接踵而来的求婚信息，使我惶恐，使我不安，我开始烦恼了。
波密，人们誉为西藏的江南。1954年，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随着康藏公路的延伸进驻到扎木。在这片美丽而荒芜的土地上，经过部队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建成了一座小城市。特别是那座标志性建筑红楼，我在那里迎来送往过许多部队的和地方的领导，各代表团、慰问团、工作团。我的生命和政治进步，几乎和这座城市同步成长。可以说，波密的春天，也是我生命的春天。
1957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央制定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队、地方进行大收缩，我们撤离了美丽幽深的桃花源，搬迁至三江汇流的昌都。
西藏缘
——记获得全国民间文学一等奖的西藏老作家廖东凡
洋滔
走过茫茫的藏北草原，走过险峻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号称“人间绝境”的墨脱，走过冈底斯山，走过喜马拉雅，雪域大地留下了廖东凡辛勤而匆忙的足迹。在西藏，廖东凡度过了生命中最可珍贵的24个春秋，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西藏和西藏人民，为西藏的文化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拳拳赤子情。
从中国最高学府走上“世界屋脊”
1961年廖东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西藏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有许多事情要做，23岁的他为了支援边疆，也为了在最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和考验自己，毅然报名到“世界屋脊”去工作。
廖东凡进藏后，被分配到拉萨市文艺工作队。文工队的演员来自拉萨各个城区，基本上不会说汉语，而小廖刚来，既不懂藏语，也不习惯当地的饮食和生活。他没有气馁，没有抱怨，和同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8年之久。
他每年中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和演员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农村和牧区去巡回演出，进行社会调查，请村里的老人讲村史。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廖东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习惯了藏家生活。这期间，他编写了上百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其中《哈达献给毛主席》风靡全国，小歌剧《争灯》《模范家庭》等受到了藏族群众的喜爱。演出队也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欢迎，被誉为雪域高原的“乌兰牧骑”。
“文化大革命”后期，廖东凡下放到堆龙德庆县，在农牧民中生活了整整4年。在这里，他热情而勤奋地工作，走遍了县里的村村寨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和农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有些农牧民还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组织的由翻身农奴组成的农村业余文艺演出队，曾作为翻身农牧民的代表赴京演出，为西藏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75年，廖东凡回到拉萨，任自治区群艺馆副馆长。由于他才华出众，5年后，被任命为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0年间，他走遍了西藏各地进行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民俗资料。1982年，已经44岁的他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多雄拉雪山，徒步到墨脱区考察。长期的实践和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和次仁多吉、次仁卓嘎记录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选》一书获得了全国民间文学一等奖。
笔耕不辍，弘扬西藏文化
自进藏之日起，廖东凡就一直勤奋写作，40年来笔耕不辍，其作品在宣传西藏的同时弘扬了藏民族文化。他的专著和合著有10多部，近200万字。《西藏民间故事选》《西藏谚语》《雪域西藏风情录》《百年西藏》等著作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书目。他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出访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并在墨西哥伊比利亚大学做了精彩的西藏民俗演讲。
1985年10月，廖东凡回到北京，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此后他还担任中央统战部主办的外宣刊物《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西藏》发展迅速，由一种文版增加到汉、藏、英三种，并由季刊增为双月刊，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让西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西藏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特别是海外藏胞的欢迎。
廖东凡对于西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藏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有着亲切体验。他说：“无论是一个人的良心，还是共产党员的党性，都不能允许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及其支持者对西藏历史的歪曲和对现实的诽谤。”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撰写文章，利用国内外各种讲坛，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1991年，他深入堆龙德庆县色新村，对数十户达赖原农奴和奴隶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用数字和事实揭露了达赖家族丑陋的人权记录。
“西藏招待所”
“西藏招待所”是朋友们对廖东凡家的敬称。廖东凡在西藏多年，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中有官员，更多的是普通群众。这些朋友到北京出差、看病、探亲时都会到“老廖家”看看。有的在廖东凡家里借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他全家人热情接待，待若上宾。
廖东凡的妻子上班比较紧张，但她依然为客人烧水做饭，热情招待客人。从西藏内调回来的老同志，常把廖东凡家当作聚会的好地方。老廖总是乐呵呵地说，欢迎，欢迎。
现在，廖东凡退休了。大家都说，老廖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老廖却说，我的工作可以退，一个党员的职责不能退，我的事情还多着呢。
这不，他又和北京从事西藏题材写作、出版、影视创作以及民俗研究的老朋友，在“西藏招待所”切磋起来。
高原明珠的忠实守护者
——记布达拉宫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强巴格桑
文吉
巍峨的布达拉宫矗立在拉萨城中心的红山之上，白云在金色的宫顶变幻着妖娆的身姿，在蓝天的映衬下使红白建筑显得格外壮观。这座建筑是世界的骄傲，也是一个老人的欣慰。他用近20年的时间陪伴着布达拉宫，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就是布达拉宫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强巴格桑。
他把布达拉宫当成自己的家
到布达拉宫管理处工作之前，强巴格桑是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他走村入户，为藏族同胞放映过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放映员的工作经历，充实了他的人生，提高了他的文化素养。
一个偶然的机会，强巴格桑被邀请参加布达拉宫的维修工作。维修任务完成后，布达拉宫管理负责人希望他留下来。出于感恩，也出于一种责任感，他决定放弃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加入到布达拉宫的管理队伍中，这一干就是20年。现在，他年纪大了，头发也白了，但守护布达拉宫的心却一点也没有变。
布达拉宫意味着什么，强巴格桑心里十分清楚。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雪域高原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这座雄伟的宫殿都不失壮丽巍峨的气势。然而，“布达拉宫老了。”强巴格桑介绍说，“布达拉宫大多数建筑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少数建筑甚至有1300年的历史。不过在中央政府的关心下，国家两次下拨巨资对布达拉宫进行大规模维修。之前，我们对布达拉宫进行了有史以来投资最大、规模最大、涉及项目最多的一次维修，‘大手术’使‘这位老人’返老还童，老当益壮。”
维修刚开始的时候，布达拉宫管理处工作人员少，资金少，大家对殿内文物数量不太了解。1991年至1993年，是强巴格桑觉得最苦的3年时间，一是文物的搬迁，一是维修。强烈的责任感让他丝毫不敢懈怠：“党和人民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必须完成好。”他一直睡在布达拉宫内，和喇嘛、干部、职工一起对文物一件一件进行整理、归档、搬迁。在上万件文物的搬迁工作中，没有一件丢失，没有一件损毁。
无论大事小事，强巴格桑都亲历亲为。他常说，布达拉宫的事无小事。由于布达拉宫的大部分建筑年代久远，加上目前的建筑规格不是同一个时期形成的，因此结构比较复杂，各个方面、各个部位的险情不断出现。强巴格桑带领管理处干部职工寻找支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派出了很多专家进行实地考察，还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使得布达拉宫第二期维修工程很快得以落实。国家财政对西藏的文物维修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使强巴格桑对保护布达拉宫信心满怀。
领导“点将”让他留下来
从担任布达拉宫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兼处长以来，强巴格桑已经守护被他当作家一样疼惜的布达拉宫近20年。现年65岁的他本该退休了，可以回家安享晚年，但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却“点了将”，让他继续留下来守护布达拉宫。他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继续将自己的余热发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强巴格桑把确保布达拉宫及其文物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文物安全工作作为一刻也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上采取完备的安全保卫措施，确保多年来布达拉宫的安全；二是成立了管理、实施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维修队，开展常年性的维修保护工作；三是开展文物“四有”工作中最繁重、最基本的清库建档工作，把原来的粗放型保管形式转变为按质地分类专库保管；四是开展宫藏文献的编目研究工作，他组织出版了《布达拉宫藏格鲁派典籍目录》《布达拉宫藏宁玛派典籍目录》《布达拉宫壁画源流》《西藏珍贵文物造像源流》等多项研究成果。
强巴格桑患有高血压，但他还亲自参与布达拉宫大小事务的管理。在清扫八世达赖喇嘛灵塔时，谁都不敢上灵塔，他第一个登上塔身进行清扫；在布达拉宫维修过程中，需要把上层各个殿堂的上万尊佛像和几万件文物搬到隔了几层的下层库房去，他同干部职工一起搬运沉重的文物；在组织布达拉宫背景夜景投光照射系统工程线路埋设中，他和年轻人一起挖沟、布线，搞搬运。许多年轻人让他站在旁边指挥就可以了，可他没有这样做。他和大家一起劳动，为布达拉宫维护出一份自己的力，他不想让别人把他当作老人对待……像这样的小事数不胜数。他正是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鼓舞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全身心地扑到保护世界珍贵文物的艰巨工作中去。他这种勤奋敬业、脚踏实地的精神，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赢得了上级有关部门对布达拉宫保护成绩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做一名严于律己的模范
作为共产党员，强巴格桑以党章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自己带头做到做好；不允许工作人员违反的纪律，自己带头严格遵守。出差时，他从来不住高级宾馆，出行都乘坐公交车，多年来一以贯之。
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来西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来拉萨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不想上布达拉宫的，这给布达拉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从2003年5月1日开始，布达拉宫开始限制游客参观人数，布达拉宫门票难求成了内地游客们最头疼的事。为了讨得一张门票，找强巴格桑托关系的、送礼的、请客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但他从来没有动过心，对请客、送礼的人一概拒之门外。刚开始，他的行为还不被人们理解：“你们不是说没钱吗？为什么要限制人数？钱送到你们手边，你们为什么不收？”强巴格桑很清楚，为了更好地保护布达拉宫，让它永远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就必须不讲情面地限制参观人数。
在限制参观人数的同时，强巴格桑带领工作人员努力寻找对策，制定了新的接待方案：在原有的分时段参观制的基础上，通过延长开放时间来增加游客接待量，分散进宫客流；对参观通道狭窄或平时客流比较拥挤的部分殿堂采取关闭或从殿外观赏的措施，提高宫内的客流速度；限定导游带团讲解时间，禁止部分景点拍照，制定门票预定，增加人员维持秩序，实施安检作业等措施。既有效缓解了客流量过大与建筑承载力的矛盾突出的问题，确保了文物建筑的安全，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布达拉宫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人文旅游景点，而且，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环境，布达拉宫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成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风口浪尖。面对这样的挑战，强巴格桑没有退缩，也不能退缩。他在不断提高自己政治道德修养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他带领管理处党支部一班人，把组织好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喇嘛的政治学习，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布达拉宫的稳定作为首要工作。尤其对喇嘛重点抓爱国、爱教、爱社会主义、爱布达拉宫的教育。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逐渐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了和谐的环境，打造了平安布达拉宫。
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工作逐年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强巴格桑本人也先后被国家和自治区授予多项殊荣。1994年，他被自治区党委授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个人”。他还先后被区党委、政府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的先进事迹被编入了《中华之子：中国当代改革者风采录》《中国企事业管理经营人才》《中国艺魂》等全国优秀人物专刊。
从基层电影放映员到布达拉宫管理人，强巴格桑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奋斗在文化遗产保护战线上，使历史的遗存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高原梦
李佳俊
这是一片宁静的世界，这是一个神话的天国。于是，我白昼喜欢冥想，夜里就出现许许多多的梦。甚至可以说，30余年的高原生涯，就是在梦中度过的。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如今已到了知命之年，我仍然躺在梦中。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何种报刊，我的名字前被冠以“西藏著名文艺评论家”的头衔。初看到这几个字，我既惶恐又茫然。苦苦搜寻往昔做过的梦，似乎头上从来不曾环绕过“文艺评论家”的光环，虽然它确实很诱人。梦中的景象迟迟不来，不曾梦过的倒变成了实在。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叶，我刚刚进藏，就听了谭冠三将军的一次动员报告，要求进藏的汉族干部职工树立“长期建藏”思想，就是说要把骨头埋在西藏。当时物质生活极端贫乏，人们大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每月发5块钱现金，没有休假制度，与亲人通一次信要两个月时间。对长期建藏，有些人很想不通：“当初动员我们进藏，不是说好三年一换的吗？”“在这鬼地方干一辈子，到哪儿找老婆去？孩子又怎么办？”对于长期建藏，我却很坦然，倒不是思想觉悟高，而是刚刚从学校毕业，“老婆”“孩子”之类对我还很遥远；新分配当记者，一切都很新鲜，只感到在西藏搞新闻采访，要熟悉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民族及其宗教、历史和文化，就像在探测一个深不见底、阔不见边的大海，三年时间显然是太短了。那是一个精神生活极其奢侈，充满了豪言壮语的时代。我写过许多“活学活用”的先进典型，还接触到机关里一些同事。他们大都能用“老三篇”清除灵魂上的垃圾，乐意把骨头埋在西藏，干出一番动人心魄的伟业。于是入党、晋升，备受人们的尊崇。我当然也想去“立竿见影”一回，继而扪心自问，并不曾有过逃离西藏的念头，缺少活学活用的靶子，是讲不生动的。倒常常做着讨一个温柔妻子的梦，很适宜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去有的放矢一番，但偏又说不出口，况且并未下定打一辈子光棍的决心。看来我这个人顾虑重重，生就当不了先进。要说我有什么抱负，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亏当了记者，我享受到免费旅行的乐趣，即使没有漂洋过海，到底还是走遍了西藏的名山古寺。过多的书读不懂，有关西藏、藏族的文史地理，却越读越亲切，它把我送到一个久远的时空中去遨游，领略了人生无穷奥秘。于是，我在政治采访、社会采访的同时，更热衷于采访文艺活动，常常在通讯中情不自禁地夹杂点评论性文字。这大概就是后来分配我担任文艺评论编辑和组织工作的缘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许和尚当久了，冲撞的铜钟上也能发出一点亮光。其实我当初压根儿没有想去当文艺评论家。进入80年代，随着谭冠三将军作古，“长期建藏”也成了历史的陈词。我的许多伙伴，包括那些善于豪言壮语的人们，都纷纷告别高原，荣归故里了。我当然也想去赶一次时髦，但写好内调报告却没有了送出去的勇气。环顾斗室，书架上的书刊和笔记本尽是有关西藏和藏族的资料；翻开一摞摞剪报，30余年写的百余万字通讯、论文，没有一篇是涉及故乡的。果真回到内地，我不成了一个知识的白痴了吗？于是我又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而今，年过半百，早已失去了内调的信心和兴趣。按理说，该可以用几句豪言壮语来总结这一生道路的了，什么“艰苦为荣”呀，“乐于奉献”呀，“热爱西藏”呀，等等，想必会掷地有声了。但我仍然不敢说，因为再扪心自问，内地丰裕、潇洒的生活，仍不时诱惑着我，在安命知足的同时，也会发出几声无可奈何的感叹——到底怎样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我至今不明白，恐怕至死也不会明白。
有一次，与一位藏族朋友饮酒时谈起这段经历，他竟然感到十分理解，很动感情地说：“这得用汉族的一句俗语来解释：即使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抱久了也会抱出感情来的。”比喻是蹩脚的，却道出了几分真谛。
我不正是做了一场高原梦吗？
回忆在阿里采访的日子：1964～1967年，我的名字落在阿里地区公安处的户籍簿上，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日报社联合派驻当地的新闻记者。事隔20余年之后，回想在那高寒、边远、广漠的土地上采访的日子，似乎太苦了，有时简直不敢想象我是如何闯过来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里，我确实不曾感到苦，倒觉得饶有兴味，日子过得蛮充实。生活的艰辛和创业的喜悦相互交织，构成我生命旅途上一段最值得留恋的岁月。
奔向神话的国度
写信告诉同学和亲人：我将到阿里去。大概是因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文字上竟产生了一些误会，让人以为阿里是一片乐土。我的父亲翻开西藏地图寻觅了半天，始终找不到“阿里”的位置，误认为那是一个坐落在尼泊尔或者巴基斯坦的新兴城市，他的儿子是被派到邻国采访去了。
当时，从拉萨到阿里首府要坐半个月的汽车。虽说西藏地图上有两条通向那里的红线，实际上不过是用车轮在草原和大山中压出来的时隐时现的辙印。昼无饭店，夜无旅社，再加上野兽出没、土匪活动，即使在习惯于艰苦生活的西藏人心目中也视为畏途。难怪编委会宣布派我驻站阿里的时候，同事们对我变得格外的关切和温情起来。保卫科长亲自为我挑选最好的自卫手枪，还问我是否愿意再领一轻便“卡宾”。电台编辑部配发了当时极其稀有的日本半导体收音机，报社给了我一大包进口阿克发胶卷，在60年代无异于一种“奢侈”。几位编委似乎排好日程轮流请我吃饭。新婚不久的贾庭贤帮助我整理行装时，声音变得哽咽了，固执地要我留下父亲的地址，颇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那时我才26岁，只想出去闯荡，心情并不像同事们那么沉重，反倒处于探险前的亢奋状态。我广泛搜集了有关阿里历史、山河和生产发展的文字资料。所谓“广泛搜集”，资料仍然十分匮乏。印度古典作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描绘过冈底斯山和玛法木措湖的绚丽风光，那已是1500年前的事了，渺渺得难以捉摸。西方传教士偶尔有几句阿里风情的记录，也已经过去200年。一份当代材料写道：“阿里地区35万平方公里（包括仲巴县），有居民三万二千人。”平均每10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居民！他们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书写历史的呢？真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我之前，只有郭超人、赵家烈、姜安夸、汪士礼4位记者去阿里进行过短暂的采访，为阿里勾勒出一幅简明而又神秘的图画。唯其简略，更加诱人遐想；唯其神秘，尤其激起我旅游的兴趣。
6月初，我与20多位藏汉族干部同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取道黑阿公路踏上了征程。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班戈湖硼砂厂已经下马，留下一片断垣秃壁和白茫茫的土地。尼玛河上没有桥梁，汽车在河中心熄火了。除了几位女同志，大家都脱掉裤子和鞋袜，赤条条地跳进水里推车，忙了3个多小时。待把车子推上岸，浑身都哆哆嗦嗦地颤抖，像发疟疾一样。司机早就预料到这一遭，给每两个人发一瓶白酒驱寒。这时，女同志们已燃起一堆牛粪火。大家紧紧围着篝火，悠悠地唱起了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美丽的风光已够我喜欢”。我固执地相信，歌词中的“西海”就是阿里的玛旁雍措湖——我心中的乐土和圣地。我距神话的国度越来越近了。
我认识了“阿里人”
那时，地图上没有狮泉河镇。阿里地区首府还在噶尔昆莎，是3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大的中心城镇。但是我在发稿时却为“城镇”二字迟疑了许久：城镇就是这个样子吗？没有街道，没有楼房，也没有影剧院，甚至很难听到喧哗的人声。严格地说，噶尔昆沙只是在荒滩上修建起来的一个大院落。大院中有几个小院，分别属于分工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和贸易公司。房子大都是用红柳枝和土坯搭砌起来的。墙壁特别厚实，门窗却格外矮小。没法相信这就是地图上那个大圈套着小圈的名城。难怪一位医科大学女生长途跋涉到了噶尔昆沙，还以为它不过是一个转运站，满以为“过几天进城就好了”。当她清醒过来，并接到一张去县医院报到的调令时，竟无法想象县城该是何等规模了。
可能是我对阿里每10平方公里不足一个居民的印象太深，出发前又读过汪士礼的通讯《设在帐篷里的县政府》，对噶尔昆莎的简陋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反而得到一种稀罕的享受。全城400口人，没有一个闲散人员，仅有的几个儿童成了大家的宝贝和玩物。单身职工居多，三两人共住一间小屋。我这个拉萨来的“无冕之王”颇受照顾，分到一个单间，不足8平方米，刚好放下一张小床、一张双屉铁桌和一个铁皮火炉。阿里记者站就这样开张营业了。小城自有小城的乐趣。不用骑自行车，也不用借助电话（首府还没有电话），出门就可捞到写作材料。到院子里转一圈，你就能掌握到党政群机关，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最新动态。请领导审稿不会有拉萨那么多麻烦，反正不在办公室开会，准在干部家里聊天，闯上门去就成。公司门市部太小，确实摆不下那么多日用百货任你选购。那天我去买衣服，货架上就只有上衣，下装要等上衣满足了市民需求以后才能提货。
“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要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这是小城共同遵循的处世哲学，居民们团结和睦，处处感受到一种暖融融的气氛。哪位战士立了功，某某售货员获了奖，小伙子姑娘们结婚，乃至驾驶员翻了车，远在家乡的妻子添了“公子”，都很快有人向我传递信息。我几乎与全城居民，从分工委书记到发电工人成了极好的熟人和朋友。食堂饭菜单调，若有人从新疆捎来了青辣椒、“皮芽子”（洋葱），哪个家里自发了一盆豆芽，假日里煮出一锅“阳春面”，常常忘不了邀我去“改善生活”。我最忘不了“阳春面”，用野葱、灰灰菜和面片熬制而成，辅以香油和陈醋、胡椒等佐料，可口极了。开初我听走了音，误以为叫“青春面”，以至成为朋友们的笑谈，传到一些区、县。我到普兰、日土采访时，还有人热情而又玩笑地告诉我：“小李，今天晚上请到我家吃‘青春面’。”老是去白吃也不好意思，为了回报朋友的盛情，我常常主动提出要为主人们拍几张照片。无分男女，一式的老羊皮袄，一式的大头皮鞋，再加上我蹩脚的摄影技术，所拍的照片实在谈不上多美。但噶尔昆沙没有照相馆，朋友们大都很满足，没想到当时那一张张蹩脚的“作品”，后来倒成了难得的历史性纪念。
大雪封山以后
阿里的冬天漫长，一般从11月开始，到来年5月结束。几条公路不是大雪封锁了山口，就是被冰河截断，把阿里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一个个互不往来的孤岛。工作和生活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摆脱采访的困难，以前的记者大都抢在最后一班交通车和兵站撤离前回到拉萨，被称为阿里高原上的“候鸟”。这次，我偏要尝尝阿里冬天的滋味。作为一名记者，我最先感受到没有报纸的恐慌。几个月读不到一张新闻报，好像骤然间地球不再转动，空气也像大山一样凝固了。我日复一日地往拉萨发出稿子，上面采用没有？是怎样编发的？我都毫无所知。要不是偶尔从收音机里听到几条阿里新闻微微得到一点慰藉，我真没有再采访下去的勇气了。
最难熬的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没有鸿雁传书，银河此岸的牛郎尚能理解邮路中断造成的困境，彼岸的织女却还在频频地寄出情书。思念、诅咒、等待，仍久久得到不一点回音，以为碰上了负心郎。事情来得这么突然，待到你终于有机会解释个中缘由的时候，常常已经无可挽回。聪明人则借助于无线电报倾述心曲和吵架，当然得花很多钱，也顾不上保密害羞了，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位报务员告诉我，他曾收发过这样一份电报：“我昨晚上做了一场美梦，趁你妈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领导知道了，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发报人和报务员都受到一顿狠狠的批评。
因为天寒地冻，即使在可以行车的地方也很难见到一辆汽车。我在改则县物玛区采访，急于回县城或昆莎发稿，在区委门口翘首盼望了半个多月。每每看到地平线上扬起一溜尘烟，或者远方传来呜呜的风鸣，都会引起“汽车来了”的幻觉。即使当地干部职工，也常常产生性格的变异。在物玛等车的日子里，我与区秘书（一位汉族大学生）同室而居。他每天凌晨七点——距天亮还差两个多钟头，总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中央台播送的广播体操口令。但是他并不做操，人仍躺在床上，频率也不对得很准，嘶嘶啦啦的杂音更加揪心刺耳，直到口令结束才关机，再次进入梦乡。天天如此，成为一种怪癖。我忍不住问他为了什么，回答是：“我想忘掉孤独。”
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干部职工带来春的信息。噶尔昆莎人更像家家要讨媳妇一样坐卧不安，兴奋不已，都在盘算着绿衣使者将给他们带来什么。邮车抵达仅剩下一天路程的日土县，给噶尔昆莎发来第二封电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希望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分，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房顶墙头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讯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
我也悄悄擦拭着泪水，深切地感受到阿里军人和干部为祖国边疆所作出的伟大奉献。
绝非杜撰的故事。在阿里采访期间，我有过几次奇特的遭遇，虽然不便写进当时的新闻稿，到底亲身感受到了类似探险家的乐趣，终身难忘。
我搭乘一辆货车到改则县去，颠簸3天到了县委，发现我的马被套丢失了。在700公里的草原上寻找马被套无异于大海捞针，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县里的女同志忙着为我缝制了一套全新的被褥。几天后从乡下回到县委，意外地接到革吉县发来的一封电报，说盐湖区一位牧民拾到一个马被套，骑马20余公里到工作组报信。叫我前去认领。我大喜过望，在返回昆莎的途中特地前去拜访了这位牧民，他叫麦旺堆，一位约50余岁的干瘦老人。麦旺堆告诉我，他曾打开马被套检查，发现有一叠报纸和文稿，猜想多半是党政干部的“机要文件”，让人转交很不放心，只好亲自骑马交给工作组，请他们务必妥善保管，尽快通知失主。他一再要我认真清点，看看有没有丢失的零星物品。难得的真诚和憨厚深深打动了我，我紧紧搂着麦旺堆的肩头，连连说道：“西札土基切”（非常感谢）。我提出要给老人酬谢和拍照。老人拒绝收钱，却很乐意让我给他拍一张照片，背景是广阔的草原，连绵的雪山。
为了寻找进军阿里的先遣连——李狄三率领的英雄连遗址，我到昆仑山下的扎麻芒堡草原转悠了10天。同行的有区委书记老唐和一位藏族女翻译。原以为第二站可以找到次仁卓玛乡长，她的父亲塔尔巴是李狄三勾着手指头结交的第一批藏族朋友，不巧乡长和牧民已经搬迁走了。我们朝着估计的方向追踪到天黑，还是看不到一顶帐篷，只好给马拴上脚绊，在野地上露宿过夜。翻译不好意思和两个男子汉躺在一起，把被套搬到距我们20米远的地方休息。半夜里，我突然被一阵狼嚎惊醒，在朦胧夜色中，我看到20米远处有十来只狼，正在撕扯着一堆白晃晃的肉体。我吓呆了，想起那一定是同行的女翻译，忙不迭地大喊救命，同时朝天“叭叭”地开了两枪。唐书记一跟斗爬起来，不待举起猎枪，狼群已经向北逃窜。这时，翻译的声音传来，原来她安然无恙，是我虚惊了一场。多亏老谋深算的唐书记在睡觉前把昨天在路上猎获的黄羊搁置在20米远的地方，刚好与两个宿营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才免去了一场大难。经过我的一再坚持，女翻译总算把被褥挪到了我们身边。但回想起狼群撕扯黄羊的场面，我的心仍像敲鼓一样咚咚地跳得厉害，一直响到天明。1965年10月，我随中央代表团阿里分团去札达。代表团离开后，我顺道去象泉河下游的底雅采访秋收。返回县城，风云突变，落下纷纷扬扬的雪花，汽车已经无法通行了。同志们提醒我：现在骑车返回昆莎还来得及，否则就只有留在札达过冬了。为了在冬天有一个较广阔的活动天地，我跟着两个休假干部匆匆忙忙告别了札达。可惜我缺乏伯乐的慧眼，挑选的是一匹温驯老迈的白马，走了不到半天就步子疲软，任你怎么抽打也提不起劲来。我掉队了。已经看不见同伴的踪影。积雪越来越厚，我渐渐迷失了方向。马不时陷进雪坑，要费很大力气才拉得出来。拉一阵，走一阵，到夜里11点光景，人马都已精疲力竭。而且雪谷茫茫，我不知道距目的地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我只好在一块岩石上扫清积雪，钻进马被套休息了。雪还在下着。我曾听说过有人在雪地里睡觉被冻死的故事，感到自己明天能否活着钻出被窝也成了问题。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心头话必然向组织和亲人倾吐。于是按亮手电筒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了“我的遗言”。不知睡了多久，一阵寒气把我从梦中惊醒，感到肚子太空，咕咕直叫，再也无法入睡了。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总感到有几个小小的硬物顶撞着背脊，猛然想起那是上个月在噶尔县买的水果糖还没有吃完。我翻出来，有十来个，就狼吞虎咽地嚼着吃了。很管用，一下子增添了许多力气。我再也不甘心坐以待毙，重新穿好皮靴向山坡爬去。这时，雪已经停了，我站在山冈朝四野望去，借着白雪辉映的光芒，终于在起伏的雪岭中看到了一条银蛇似的盘山道，那正是伸向喜马拉雅山口的公路。希望在向我招手，我又抖擞精神牵着白马踏上了旅程。当东方天际现出鱼肚白的时候，我抵达了路边的一座小庙。多谢喇嘛的慈悲，给我生起熊熊的炉火，打上喷香的酥油茶。我庆幸从地狱逃回了人间。
阿里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纯朴的人民，阿里干部是最能吃苦和富于牺牲精神的干部。在阿里采访的几年里，所见所闻，都不断增添着我对他们的热爱和崇敬，时时鞭策着我要像他们那样去工作，去生活。阿里采访是短暂的，但给我的教益和回忆却持续很久很久。
岁月往事细品味
抵达广播电台，我又因为另一种场面惊讶了一回。广播电台还设在热振林卡，一个极其古旧的破院子里。大罗把我带进伙房隔壁的一间“宿舍”，里边已经密密麻麻地住了8个人，根本没有空床，更谈不上一张个人专用的书桌了。我正在纳闷，大罗已把我的铺盖卷放在墙角一个棕色柜子上（不久我就知道，这宿舍兼做仓库，柜子里放着伙房的大米和青油）。“小李，眼下还没有床，你就住在这里吧。”我的心绪骤然从天堂跌落下来，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大罗显然毫不在意这位新来大学生情绪上的变化，一心指挥屋内的两位同志搬来两袋大米，紧紧靠着柜子的另一头，然后用手揉搓麻袋的尖口，直至与柜子一般高。柜子盖上积满污垢，气味令人恶心欲吐。我正寻思要求更换房间和床铺，大罗已经解开行李卷，铺开，满意地笑着说：“嘿，长度正好，只是放脚这头不太平顺，过几天给开个证明，去贸总买床棉絮就行了。”
透过薄薄的褥子，我按了按凹凸不平的米袋，确实担心晚上睡不着觉。但新来乍到，又刚享受了一次嘎斯六八，对眼下的床铺不敢有更大的奢望。我躺下试了试，还真能放下整个身子，连连自我安慰说：“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凭着麻袋和米柜的“床铺”，开始了我在西藏广播电台的漫长生涯。
电子技术面前的困惑
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书读过不少，但对广播技术却是一窍不通，工作中出了不少洋相。起初，领导分派我负责监听。所谓监听，就是在正式播送节目时打开收音机，看看播出内容有没有什么差错，小的差错要及时记录，以便总结经验，大的差错则要当机立断地终止广播。当时的广播电台只有一个录音室，很多文字节目都由播音员把信号直接送到发射台，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更是如此。监听责任不小。
由于家庭贫寒，我从来不曾与收音机打过交道，只从大街和学校的广播喇叭里听过广播。第一次监听是早上7点半，在编辑部办公的一顶帐篷里。天还没有亮，我准时扭开了收音机——开关旋钮是头一天晚上请同事告诉我的，但音量大得震耳欲聋。这样倒好，可以驱走我尚未完全解除的睡意，没想到对睡梦中的同事却成了一场灾难。首先是住在帐篷侧边的办公室主任刘光兴赤膊披着皮大衣，气冲冲地闯进帐篷：“你开这么大干啥？！还要不要人睡觉？！”没想到老干部会发这样大的脾气，只感到莫大的委屈，回嘴说：“收音机声音就这么大，你找它吵去。”刘光兴态度马上缓和下来，走向收音机，调整音量旋钮，声音降下来，比刚才悦耳多了。返回宿舍前，他笑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小李啊小李，你写文章还可以，玩收音机是一个傻瓜。”
1961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邀请自治区团委书记鲍奕珊向全区青年发表广播讲话。因为是领导干部来台录音，台长事先在办公室与鲍奕珊进行了礼节性交谈，然后吩咐我亲自陪同鲍书记去录音室录音。那天，鲍奕珊有些感冒，可能还有点紧张，录音不大顺利，老是咳嗽卡壳。每卡一次壳，我就帮他重新翻开讲稿，还不断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重新讲一遍就是。”鲍书记毫无架子，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每卡一次壳，都要从头开始。不料念稿越来越不顺利，额头上开始冒出一滴滴汗珠。眼看录音无法进行，我只好说：“唉，这鬼录音室不透气，鲍书记，出去休息一会儿再录吧！”鲍奕珊到院子里吸烟去了，录音技术员俞永华悄悄告诉我：“前面录的还不错，你不该叫他从头开始，只把打结巴的地方再讲一遍就行了。”我说：“那怎么行？结巴咳嗽都广播出去，叫人笑话，也影响领导的形象。”俞永华笑了笑说：“你放心，我们会做技术处理，咳嗽、结巴很容易去掉的。”我这才从录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知道了电子技术的神通，原来广播里的长篇讲话，都是剪接出来的。
其实，在西藏广播事业发展初期，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回，出洋相的远不止我一个。有天晚上在电台的院子里放映了新影片《五朵金花》。全台职工都有幸露天观赏了这部音乐喜剧片，同时观看的还有工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大家难得聚在一起看电影，放映前说说笑笑是难免的。开始试片了，场上还静不下来。宣传部的那位领导同志很不放心地站了起来，向大家拍拍掌，严肃地宣告说：“今天在录音，请大家看电影时不要说话，把嘻嘻哈哈的声音也录进磁带，广播出去不好听”。技术员悄悄向他解释说：“电影录音没有话筒，外边的声音是进不了录音机的”。
交给谭冠三将军的“介绍信”
我终于悟出了广播的神奇和特点，对采访录音新闻、录音通讯萌发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61年“六一”儿童节，编辑部分派我去罗布林卡采访拉萨市少年儿童联欢会，我决定要写出一篇带音响的报道。
那时，广播电台还没有使用干电池的轻便录音机。外来采访，只有几十斤重、用交流电的“钟声”牌录音机，加上话筒、电线、稳压器等附件，一个人是绝对带不走的。“六一”这天，正巧台长要去工委开会，仅有的那部嘎斯六八不能配属记者使用，办公室为我们准备了一辆马车。匆匆吃罢早饭，我和机务组的俞永华坐马车直奔罗布林卡。俞永华工作认真细致，器材准备充足，仅电源线、当音线就装了一个大木箱，足有40多斤。
正是高原上的仲春时节，天空碧蓝如洗。罗布林卡花红草绿，会场上撑起宽大的帐篷，四周彩旗猎猎。俞永华把录音机放在树荫下，接上电源，做好了录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0点左右，演出尚未开始，谭冠三将军突然来到罗布林卡向孩子们祝贺节日。谭冠三是位老红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都是他直接指挥的，在少年儿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先到的孩子们喜出望外，潮涌般地扑向老将军，叽叽喳喳，讲个不休。谭冠三笑容可掬，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未经组织的场面分外感人，我立即捧着话筒，挤进现场，并事先与俞永华约好，待我向他挥手，他就开动机器。
学生们拉着谭冠三的手，簇拥着边走边谈。我拖着长长的录音线紧紧相随，录下了许多将军和孩子的欢声笑语。不料，一群小姑娘极不安分，硬要拽着谭冠三去观赏会场南侧刚刚盛开的牡丹，越走越远，录音线已经绷得很直了。我高声招呼俞永华：放线！放线！俞永华向我摊开两手，表示录音线用尽，已经无能为力。我望着孩子们走去的方向，急得几乎快跳了起来，只想说一句：“谭将军啊，你就照顾一下我的难处吧！”可惜说不出口，只怨录音机放置得不是地方。
谭冠三看到我的困境，终于停下脚步，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那个记者叔叔没有线了，正急着哩。我们怎么办？”学生们无言以对，一位女教师机灵地说：“同学们，请谭爷爷坐在那个石桌上给我们讲一个红军长征的故事，大家说好不好？”石桌正在我站立的地方。孩子们齐声说道：“好！”于是，孩子们簇拥着谭冠三回到石桌边上，听老爷爷讲起了红军过草地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天晚上播出的节目里，谭冠三将军的故事只用了一个开头，却是整个录音通讯里最动人的情节。
一个月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去军区二号院请谭冠三审阅稿件。因为走得匆忙，忘了带工作证，门卫不让进，我正在向门卫解释的时候，猛然听到一声吼叫：“小鬼，让他进来！”我转过身去一看，谭冠三将军正与几个战士在菜地里劳动，忙走上前去：“将军，我正找你呢。”老将军拍拍手上的泥土，带我走进客厅，一面展开稿子，一面笑着说：“记者同志，今天不用为拉电线发愁了吧！”——我很庆幸，“六一”采访时的尴尬，已经深深印在谭冠三的脑海，成了我得以自由闯进将军官邸的“介绍信”。
在满街“鸭子”叫过以后
平叛和民主改革不久，全国各地支援西藏，一下子涌来许多内地干部。工委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在拉萨掀起一个学习藏语的热潮。不但个个机关举办藏语学习班，广播电台还在一早一晚（上班前，下班后）播送学习藏语广播讲座节目。那时候，拉萨街头的广播喇叭毫无例外地要进行转播，一路走去，前后左右尽是“嘎、咔、喀、昂”的声音，整齐而且洪亮，那气势分外激动人心。当然，也有人对八角街的广播是否有必要转播藏语讲座提出异议，那儿的香客和商人都是藏族群众，并不需要藏语字母的启蒙教育，语言颇俏皮：“只听见满街鸭子叫，却找不到一只鸭子。”
十八军进藏的老同志大都会一口流利的藏话，令人钦佩。当然，也有不那么用心的，我们戏称他们是“十年如一日”，因为机关每次组织学习，都只能编入初级班，从“嘎、咔、喀、昂”学起。
我的老师德庆卓嘎是位播音员，后藏一个贵族的女儿，藏汉语都很标准。她见我学习有股子钻劲，是愿意在高原上干一辈子的，特意与翻译组的藏族同志商议，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扎西云登”，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可以翻译成“吉祥的学者”，我既高兴又惶恐。学习不久，德庆卓嘎强迫我要用藏语和她对话。一天，我们在街头相遇，她问我：“扎西云登啦，切让咔巴拍克银？”（注：这是一敬语，可译为“贵腿往哪儿移动”）我听懂了，却不知道敬语和一般用语的区别，就顺着她的问话结构回答说：“昂让冲木拉拍克银。”（注：我的贵腿往市场移动）德庆卓嘎前仰后合笑了起来，告诉我，即使是贵族给自己使用敬语也是不可以的。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学会几句藏话，我竟然敢到基层采访。春节前夕，我到乃东县克麦乡去。克麦乡发展养猪事业很快，人均养猪一头多，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我找到了乡农会主任说，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注：“记者”的藏语尚未学会，用的是汉语），听说你们的猪养得很好，特地前来向你们学习。主任先是很高兴，连连问我从哪里来，身体可好，我说从拉萨来。主任一下子沉默起来，许久不再言语，我想应该进入正式采访了，连连提问：“全乡有多少头猪，大猪有多少，小猪有多少，一头猪能卖多少钱……”主任对什么问题都连连摇头，反复说的就是两句话：“大猪都已经卖出去了，剩下的尽是小猪，现在还不能吃。”这天采访十分令人失望，对于全西藏的养猪先进，我竟一条简明新闻也写不出来。
回到县里，向书记谈起这段采访经历，书记哈哈地笑了起来：“记者同志，你一定没有把来意讲清楚。农会主任的脑瓜里装着一大堆材料，是不会向记者保密的。”他介绍说，这正是节日期间，拉萨、泽当的机关、部队、厂矿听说克麦乡猪多，都纷纷派人来采购猪肉，有的连半大的猪也要，已经成了克麦乡的一场灾难。为了发展民用工业养猪事业，克麦乡最近对采购人员采取关门主义，自然不敢向不明来历的客人“露富”——我终于恍然大悟，因为藏语没有过关，农会主任误把我当成拉萨来的大采购员了。
虽然有了自知之明，仍然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一次，我去亚东县一个互助组采访春耕生产，那儿住有一个县委工作组，不用为翻译发愁。我独自步行两个多钟头，到了目的地，不料工作组已转移走了。跑这么远的路，哪有空着两手回去的道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新闻记者”这个藏语词语，互助组长明白了我的来意，接待十分热情。我硬着头皮用藏语、汉语和手语与她交谈，还真记下了不少材料，写出一篇《亚东山谷春耕生产热气腾腾》的稿件，电台和《西藏日报》很快以头条新闻发出。捧着那张报纸，我算尝到了学习藏语的甜头，不过心里仍扑腾得厉害：天晓得文字里有没有听错了的材料。
雪然风波
突然涌来那么多大学生、文化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给西藏各项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内地的生活方式也给封闭、质朴的拉萨带来心灵的躁动。一场不大不小的“雪然风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广播电台掀起来的。
雪然是1960年夏季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援藏的女播音员。24岁，能歌善舞，皮肤白皙，特爱梳妆打扮，走路姿态尽展女性风采。到拉萨不久，一个星期日，雪然穿上旗袍、高脚鞋，还抹上口红，戴着耳坠，花枝招展地到贸易公司选购商品。贸易公司紧邻拉萨大礼堂（电影院），在今新华书店一带，是当时干部职工星期日的唯一去处，摩肩接踵，分外热闹。雪然的出现，在穿着俭朴的众多干部职工中分外引人注目，无异于百鸟园中落下一只凤凰。回头率特高自不必说，还免不了飞来许多讽刺嘲笑，很快轰动了拉萨。雪然刚刚回到广播电台，工委一位副书记的电话也打到了电台领导的办公室，询问雪然的身份来历，要求对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加批评。
上面有令，下面不得不从。广播电台领导先是与雪然个别谈话，接着又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帮助教育，认为画眉毛、抹口红与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极不相称，是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对职工队伍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雪然在会上轻描淡写地进行自我批评，骨子里很不服气，说自己的穿着打扮是星期日上街高兴，偶尔为之，并未对别人造成伤害。穿旗袍抹口红在北京是很寻常的事，拉萨人不该干预她个人的生活爱好——这些在今天看来颇有道理的辩解，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却毫无说服力，只能引起一阵阵笑声。于是，一些同志广泛引用材料继续对雪然进行批判，帮助她提高认识，比如说她对食堂饭菜太挑剔，说西藏生活太艰苦，嫌老百姓衣服脏等等，都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更有甚者，她还给家人写信，说自己和丈夫住在一间像门房似的小土屋里，流露出对进藏工作的不满。
雪然夫妇能住上一个单间，在当时的广播电台还算够排场的了。不过，那确实是过去热振小院的门房，土坯垒砌、低矮而且狭窄，信中的叙述倒是真实的。我常常到小土屋聊天。雪然待人客气，丈夫又是无线电技师，她和我们这伙新来的大中专生颇谈得来，缝个被子、扣子什么的，很有点大姐姐的风度。虽然大会批判已经过去，它在雪然夫妇心中留下的阴影却久久难以消失，特别对她那信中的“秘密”被抖搂出来而耿耿于怀。而雪然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形象，也已深深刻在拉萨干部职工的心中，不是十天半月抹得掉的。雪然工作仍然很认真，播音充满了激情，但是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一直不太协调，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
“雪然风波”的尾声，是在1962年全国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高潮中，她和丈夫首当其冲地被精简，离开了西藏。回内地不久，雪然给我写过一封信，报告说她当了家庭教师，始终对西藏广播电台和高原的同事们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记西藏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电影主角贡觉旺姆
张彦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退休女干部贡觉旺姆深感无尚荣光，老人幸福而自豪地说：“我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她说话的表情很幸福。
白净富态的老阿妈贡觉旺姆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但因为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所以从外表看，精神状态好极了，显得很年轻，比她的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10岁。端庄、慈祥、白皙的脸庞上没有存留岁月的风霜，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满含笑意，一看便知她年轻时的魅力与漂亮。
贡觉旺姆是西藏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也是西藏第一位给领导开车的女司机，第一位作为先进人物拍电影的主角。
20世纪70年代之前，拉萨大街小巷里张贴的宣传先进人物的大小海报上，总能有她漂亮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1958年，贡觉旺姆刚刚16岁。通过耳闻目睹，她相信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明伟大，毅然离家，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顾乡邻的劝阻和反动分子的恐吓，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西藏最艰苦困难的阿里参加了工作。
进藏人民解放军和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带领西藏各族人民胜利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任务，结束了在西藏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政权。然而，1959年，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筹备新中国诞生10周年的前夕，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做出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权，组织了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工作队。这一事件，让年轻的贡觉旺姆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在开展平息反革命叛乱工作动员大会上，她和许多党员及共青团员积极报名参加平叛工作队，那时候的工作条件艰苦，工作队不仅要深入到群众之中，还要到深山老林中去剿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领导见她瘦弱单薄，想到工作队的性质，拒绝了她的申请。
刚刚参加工作一年，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贡觉旺姆坚定地表示：虽然自己是一个尚未明了深刻革命理论的农村孩子，但凭着自己一双清亮的眼睛看着自己家乡和平解放以来，解放军、共产党为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所做的一切事实，坚定了自己永远跟党走，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的信念，“我坚决拥护共产党，建设新西藏，我要在共和国大家庭里成长！自己能有今天的自由，能穿上衣服、吃到米饭馒头和糌粑，都是解放军和共产党给我的，我要向解放军学习，做一个和他们一样光荣的共产党人！”
她的真诚和勇敢得到了领导的破格批准，被派到阿里地区。
平叛工作队的任务很重，生活艰苦，给养有限。16岁的女孩子，头一次远离父母亲人，心理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性格内向的她外表上看似懦弱，意志却非常坚强，在参加阿里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斗中，不畏牺牲，不怕困难，令人钦佩。西藏，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年平均含氧量不足内地的65%，而紫外线辐射量却超过内地平均值的8倍，是被自然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划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阿里海拔更高，加之当时经济发展落后，协助进藏部队就地筹措物资很困难，官兵们甚至宁肯吃草根和皮带，也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纪律，“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向荒野进军，向沙滩要菜，向沼泽要粮，解放军与工作队紧密团结，一举粉碎了旧西藏上层反动势力企图“困死饿走解放军”“赶走红汉人”的阴谋。贡觉旺姆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范，她看到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勇士们生命力的顽强，永远高于西藏海拔的高度。
她随工作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脚打起血泡，自己悄悄包扎一下，忍着疼痛继续上路；肚子饿了，没有吃的，不声不响，忍着饥饿与寒冷坚持不掉队……她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经历着严酷的考验。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她冒着高寒缺氧甚至危及生命的危险，爬雪山、蹚冰河、过草地、越荒漠。高原生活习俗特殊，交通运输困难，生活补给也无法保障，衣食住行等物资全靠人背马驮，加之牲畜饲料严重匮缺，马匹死亡率高，这就更加重了人力负担。队员们平均背负70斤以上的给养物资，有时甚至100斤以上。贡觉旺姆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总是默默地咬紧牙关抢在前面。工作队员对这个坚强的小女孩非常关心，有一口吃的先照顾她，剩最后一口水也留给她，有时走得太累了，就把她扶上马，让她歇歇超负荷的双腿……对此，贡觉旺姆记在脑里，暖在心上，不断鼓励自己：努力，再努力；坚持，再坚持。她有时偷偷地把其他队员的东西加在自己的肩上。
边平叛边生产，当时解放军日以继夜地为清除叛匪，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战斗，平叛工作队同样也是一手拿枪，一手扛镐，帮助村民开荒种地，放养割草，保证生产。为了加快西藏建设步伐，提高农牧民的生产能力，国家投入了一大批农业生产资料，帮助农村牧区发展生产。自治区筹委会农牧工作部在林周彭波农场组织西藏首批拖拉机手技术培训班，意在迅速培训出一批基层农机手，以点带面，促进生产。贡觉旺姆闻讯后第一个报名。她认为，革命胜利了，今后的任务就是加快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让更多的翻身农奴家里的糌粑口袋鼓起来，酥油盒子里装满酥油，藏族人民才会更加信任解放军、共产党。
领导劝她说：“作为干部培养对象，最好留在机关工作，进步更快，前程更光明。”而贡觉旺姆却说：“做一个拖拉机手，帮助农民和工作队生产更多的粮食，才是眼下最重要的工作。群众吃饱了肚子，工作队有了充足的粮食，对于保护革命成果、保卫平叛胜利，会有更大的意义。这个意义，比自己的前途更重要。”
“我是幸福的西藏人。”满脸甜蜜的老人家说。
组织上没有批准她的申请，因为经过考查，组织上已经把她作为最好的干部苗子重点培养。当时西藏各条战线上都急需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民族干部充实力量，哪舍得让她去做一个拖拉机手呢？更何况，拖拉机手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农村青年，而且是男青年。拖拉机是一种笨重的大型农业机械，身材瘦弱的贡觉旺姆很难驾驭。如果让她去做一名女拖拉机手，不仅会吃苦受累，而且也可能耽误她的前途。
领导劝说，贡觉旺姆不听。她认为，只要做好拖拉机手，把荒滩开垦出来，种出粮食，解放军和工作队员不再吃野菜吃草根，就是一辈子做拖拉机手，也是光荣的。眼下，尽快学会技术开垦更多的土地，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个意义，比自己的前途更重要。
贡觉旺姆再一次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领导，成为西藏第一批拖拉机手培训班上的女学员。临走的时候，领导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实在吃不消就回来。我们随时欢迎。”贡觉旺姆回答：“放心吧，我一定做一名合格的女拖拉机手！”
貌似瘦弱实则坚强的贡觉旺姆，以自己的勤奋和藏族妇女的坚韧克服了诸多困难，以优秀成绩结束了培训班的课程，分到阿里地区，做了一名西藏历史上第一名藏族女拖拉机手。她坚定地奔赴茫茫风雪阿里。
扎根阿里，意味着要长期经受严酷的考验！所幸，贡觉旺姆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军人，她业务上的指导老师，政治上的教导员，共同的工作和艰苦岁月的磨砺，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终结连理。
丈夫对她爱惜有加，空余时间教她学文化，直到1972年丈夫因公去世。之后的20多年里，她坚守岗位，默默地抚养三个孩子，她经常对孩子们说：“要记住爸爸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要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986年因高血压、心脏病，组织上把贡觉旺姆从阿里调到拉萨，在自治区总工会工作，虽然年纪大了，家庭负担重，但她从来不耽误工作，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表现突出，政治觉悟高，被选为城关区人大代表。孩子们很争气，从小到大牢记先父的“老西藏精神”，牢记一辈子要以党的理想为信念，以党的旗帜为方向，以党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任务为己任，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都有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热爱人民，报效国家。大儿子刘登慧现任阿里公安处领导，大女儿次旦卓嘎去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小女儿德吉在自治区人大接待处任处长，搞接待工作很辛苦，而且她的心脏也不好，但是她却像妈妈一样，在病痛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每年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对心脏压力很大，进进出出都会造成心脏疼痛。她从不抱怨，默默坚持完成好每一项任务。
丈夫把生命留在了西藏这块土地上，把对西藏的亲情留在了全家人的心里。贡觉旺姆每年都要抽时间带着孩子去丈夫的老家看望亲友。在内地的日子里，气候不适应，感觉不如在拉萨舒服，夏天太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冬天太冷，冰天雪地不敢出门。但她仍然能为丈夫的亲友们尽力做些事情，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她说：“没有解放军、共产党，就没有我幸福的一生。发扬‘老西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的责任；自觉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努力为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实现新的发展进步添砖加瓦，是我这一辈子的心愿。我们全家人都会为建设团结、民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