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笔下有雷声。唤起蛰龙飞舞，扫灭魔焰魅火。敢问乾坤沉浮，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曾神奇预言蒋桂战争
百年来的军阀混战，主要分旧军阀混战和新军阀混战两个时期。旧军阀混战时期，是指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从1916—1928年间共发生有一定规模的军阀混战140多次。新军阀混战是指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军阀混战，仅1929年内爆发的新军阀混战就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粤桂战争（张发奎联合桂系反蒋）、蒋唐战争（唐为唐生智）。1930年5—10月，又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无量头颅无量血，满目疮痍不胜悲。
其中的蒋桂战争，是1929年3—6月发生的蒋介石集团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争夺中国两湖等地盘的国民党军阀混战。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1]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式的预言，半年之后就为历史事实所证实。
1929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写出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他唯一描写军阀混战的诗词。
蒋桂战争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1927年底的宁汉分裂中，桂系如愿以偿，夺取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权力，同时排斥了汪精卫、蒋介石。更通过宁汉战争击败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同时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控制湖南湖北，势力膨胀。
1927年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桂系，其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此事件复出，遏制了桂系的势力发展。
1928年，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蒋介石、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四大派别联军40万北上，成功夺取华北，并促成了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使得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桂系势力在此战中扩展到河北，势力达到极盛。
“二次北伐”占领了北京、天津后，蒋冯阎桂四派所占地盘如下：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20万，分驻陕甘豫鲁各省；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占有山西、河北两省；至于以广西军人为核心的桂系势力，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坐镇两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两湖；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驻屯唐山、山海关一带。在此格局中，桂系从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迄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俯瞰着蒋介石统治的华东地区。
蒋介石对此如坐针毡，必欲去之而后快。
蒋桂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湘案”。在1928年初，桂系在控制国民政府之后，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了主政湖南的程潜，任命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
1929年2月中旬，驻长沙的第十九师师长何键到汉口秘密报告，说蒋介石由陆路经江西运送武器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十八师，积极备战。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都不在武汉，凡事由胡宗铎、陶钧、夏威做主，他们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度，也没有估计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下的圈套。胡宗铎最骄矜，主张先发制人，四集团军总部民政处长潘宜之更从旁附和，夏威这时患扁桃腺炎，遇事不提意见。这样，2月20日，他们竟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下令免去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之职，以何键继任，同时派叶琪、夏威两部由鄂入湘，解决鲁涤平部。鲁涤平仓皇率部退入江西。
2月21日凌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尧告李宗仁说，不知为什么桂军入湘进击鲁部。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胡、陶胡作非为，事态严重，连忙化装逃出南京，避居上海公共租界。蒋介石与李宗仁旋即展开电报“论战”，矛盾扩大。蒋介石以“违反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各地政治分会不得擅自任免辖区内特定人员”为名，调集军队，准备进攻新桂系。
3月，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桂系政治盟友李济深北上南京调停蒋桂矛盾。被蒋介石扣留，粤系将领陈济棠、陈铭枢投向蒋介石，粤桂政治联盟被拆散。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准备武力讨伐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保持中立。新桂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对其很不利。
箭在弦上，蒋桂战争一触即发。驻扎河北的桂系部队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原定以三十六军沿保定、津浦路南下徐州，配合湖北桂军东进攻击南京。但三十六军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将唐生智从日本接回，并派其前往河北。因唐生智对其旧部的影响力，使得白崇禧对三十六军失去控制，不得已秘密前往唐山，乘船逃离河北。三十六军军长、广西籍军官廖磊在唐生智到达河北后亦主动离职。此举导致河北桂军大批广西籍军官辞职南下。以广西籍士兵为主体的第十三军亦被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收编。
蒋桂战争尚未正式爆发，河北桂军已经土崩瓦解，不战自溃。逃离河北的白崇禧惶惶如丧家之犬，乘海轮南下香港，蒋介石命海军截停此海轮，如不听号令，可将海轮击沉。但消息泄漏，李宗仁迅速委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宇都宫，派出日本船只，中途将白崇禧接走，送往香港。
李宗仁和白崇禧均无法返回武汉指挥桂系部队，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留守广西，亦无法北上。此时的桂系实质上进入了各自为战之状态。
3月底，蒋介石调动刘峙、朱培德部准备进攻武汉。随后，原属桂系、主政湖南之程潜突然倒向蒋介石。而桂系中诸将不和，胡宗铎、夏威、陶钧与李明瑞、俞作柏等人有矛盾。4月初，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等人与蒋介石接洽后，宣布不参与“内战”，将所属部队后撤。导致桂系鄂东防线出现空当。桂系被迫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4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告桂系军队书》，历数桂系之“罪恶”，并号召桂军士兵放弃抵抗。桂军士兵军心涣散，胡宗铎、夏威、陶钧、叶琪等分别与蒋介石接洽合作，最后俱都辞职、出洋。桂系在湖北之部队被收编。
蒋介石迅速调集部队准备进攻广西，并去信劝告李宗仁、白崇禧下野出国，黄绍竑可以留任广西。但广西将由李明瑞、俞作柏主政。
桂系认为此条件十分苛刻，不予接受，积极备战。5月5日，桂系成立“护党救国军”，通电讨伐蒋介石。同时确定主动出击，先攻取广东，夺取广东之收入支持经济，同时以军事之胜利扭转政治之劣势。
5月15日，北方之冯玉祥宣布与桂系合作讨蒋，出兵进攻蒋介石。但其属下石友三、韩复榘等人投向蒋介石，导致冯玉祥部作战失利。
5月中，桂系部队兵分两路攻入广东，击败粤军，进抵广州城下。蒋介石调集湘军、黔军、滇军等部攻入广西，牵制桂军。桂军与粤军在白泥地区展开决战，桂军被击败。桂军攻粤作战以失败告终。鉴于北方盟友冯玉祥失败，新桂系被迫撤回广西。但同时桂军在桂林、柳州一线连连获胜，击败湘军、黔军、滇军等部。
蒋介石迅速调动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所部原桂军南下广东，西进广西。因李俞杨所部战斗力较强，迅速攻占了梧州。桂平守将韦云淞弃城，桂军至此已无力再战。
6月27日，李明瑞所部攻入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下野，避居国外。蒋介石委任李明瑞、俞作柏、杨腾辉主政广西。蒋桂战争以蒋介石方面全胜而告终。
波诡云谲的蒋桂战争历时3个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自“宁汉战争”和“二次北伐”以来势力不断扩张的桂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桂系丢失全部地盘，包括大本营广西，所有的军事优势也损失殆尽。桂系三大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避居国外。此战蒋介石彻底削弱了桂系，尽管李白黄三人在短短半年后重新执掌广西，但其政治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除了对蒋桂战争外，毛泽东还准确地预见过很多历史事件。毛泽东的预言，决不是臆测，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对信息的充分掌握、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
毛泽东震铄古今的抗日“出师表”
1937年的清明节，对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经历十年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共同来这里祭奠中华人文始祖——黄帝。
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1937年4月5日，也就是清明节这一天，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委派，代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陵仪式上宣读了这篇祭文。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致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祭文自然由国民党的顶级御用文人所写。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全文为：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
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
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
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
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
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
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
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
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
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枯燥无味，用词生僻且言之无物。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一句未提团结抗日之事。
毛泽东写的祭文共56句，其中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毛泽东的这篇祭文文采飞扬，激情四射，读之令人顿生民族豪情，热血沸腾，堪称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其不但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均远超国民党的祭文，与历代祭文相比亦属上乘。
这篇韵文体的祭文借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而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直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开篇前八句写出了轩辕始祖建立华夏民族的丰功伟绩，接下来的十句，诗人着眼于当今之变，描绘了我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与磨难。上千年就这么过去了，强悍的日本帝国主义虎视我肥沃的中华大地，最可恨的是华东、华北地区，亲日汉奸多多，如此这般以土地效劳侵略者。侵略者欲壑难填呀，而结局是沦为奴隶，任人宰割。接着诗人又追忆了我先祖黄帝勇战蚩尤于涿鹿的故事，借古喻今，号召我们向英勇的祖先学习，要不愧为黄帝的后代，要继承他传下来的勇武精神与侵略者战斗到底，决不能当亡国奴。
接下来一气呵成，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经年历月，风风雨雨，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的就是救国救民，虽有万般艰难险阻也当在所不辞，奋勇向前。然后，他指出只要全民族及各党派团结一心，组成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进行政治改革及实行民主共和制，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整篇祭文大气磅礴正义凛然，时隔七十多年之后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毛泽东的四次“上兵伐谋”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云：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上兵伐谋，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正是这方面的千古高手，他曾先后四次演绎了“上兵伐谋”的兵法韬略。对于毛泽东的伟大军事才能与高明战略，连他当时的所有国内外对手都不否认。
一篇文章，打退十万重敌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中央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甚少，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我华北地区地下党的敌工工作很有成绩，不仅傅作义的身边有我党的耳目，甚至傅作义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的计划很快被我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获悉，刘仁部长从河北沧县泊镇发来特急电报，报告了蒋、傅阴谋偷袭西柏坡的计划，时间是10月28日拂晓开始行动，请毛泽东、党中央务必做好准备。
此时，西柏坡只有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一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总共不过千余人，可偷袭之敌有10万之众，相比之下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情况万分紧急。但是，毛泽东表现出异常镇静，他决定演一场空城计，挫败蒋介石的罪恶阴谋。
10月26日，毛泽东忙完手头的工作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新闻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2]。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逃向石家庄一带的蒋傅军，党中央已向保定至石家庄沿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了命令，限令3天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以利于作战，尤其要注重打击骑兵。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第九十四军外，尚有骑十二旅和新编骑兵第四师，共约
10万大军，并附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等建筑物。据悉，该敌将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是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第四骑兵师师长刘春芳，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等。请各界作好充分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不让敌人有一兵一卒逃回老巢，等等。
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中共方面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作了准备，并有了歼灭部署。他生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近10万人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
以后中共中央一直安全无恙地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平。
一篇文章，打退10万重敌。如此谋略，古今有几？
炮击金门，一石二鸟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万多发炮弹猛轰金门，震惊了全世界，尤其是美蒋都慌了手脚。美国急忙调动六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等船只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然而，在反人民的内战中，全面溃退的国民党撤到台湾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插手，使台湾再次与祖国大陆分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台湾海峡。1954年12月美台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复杂化，也使毛泽东深思熟虑：从战略高度判断台湾海峡的局势，首先是“美蒋协防”保台湾，要准备美国空军、海军卷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955年3月，美国和蒋介石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年年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不断骚扰大陆。
1958年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和伊拉克内政，中东燃起战火。台湾当局伺机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1958年夏，国际形势骤然紧张。美国在黎巴嫩登陆，扼杀黎巴嫩人民起义；英国出兵约旦，威胁伊拉克民族革命。在远东，美国重申不承认中国，并支持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以牵动全球战略格局，震慑美蒋顽固势力。他说道，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
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海、空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作出炮击金门的指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7月19日，叶飞率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疾驰厦门。兵力部署如下：以17个炮兵营组成莲河地区炮兵群，以15个炮兵营组成厦门地区炮兵群，分别负责打击小金门和大金门的国民党军；以6个海岸炮兵连配置在围头、莲河、厦门前沿阵地，打击大金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7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叶飞为首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
8月20日，毛泽东决定：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突然猛烈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作出8月23日17时30分发起炮击金门的决定。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金门，仅2小时内，就有3万多发炮弹密集倾泻到金门岛。金门炮声，举世震惊。美国人慌了。艾森豪威尔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搞懂其中的玄机。于是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金门、马祖失守，台湾也就保不住了，这将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不敢再往下想，急急忙忙下令从部署中东的第6舰队调出两艘航空母舰加入第七舰队。美国人终于随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动起来了。
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被截后，美台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进行护航。福建前线部队请示打不打美台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以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到底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到底有多深。结果，解放军一通大炮，美舰顿时撕下了“盟友”的假面，丢下台舰及运输船只，掉头遁去，急得蒋舰大骂“美国人混蛋”。事情再明白不过了，美国是不会冒同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
在这一新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马。10月6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3]，并宣布暂停炮击7天。25日，毛泽东撰稿《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一致对外”[4]。文告的发表，严正宣告了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从此，金门炮击战进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成为中外军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观。
金门炮击，不仅使美国“划海而治”的分裂图谋被最终挫败，而且支援了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可谓一石二鸟，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典范。
1979年元旦，由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同时终止其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时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同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炮击金门行动遂告终止。
寥寥数语退苏军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连登回忆，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说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棋高一筹，智制核威胁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略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5]。”
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即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中国国庆20周年眼看就要到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6]
结果，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毛泽东的这一招有力地打击了苏联的嚣张气焰。从此以后，一直想在中苏边界上做文章的苏联收敛了许多。
毛泽东拿麻将说事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几天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把麻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传》中的梁山108位好汉，如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
“双鞭”呼延灼，等等。
接下来，万秉迢考虑到梁山一百单八将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增添了“东”、“西”、“南”、“北”、“中”各4张、共计20张牌。同时，考虑到梁山英雄好汉中既有出身贫民又有出身富户的，对此，就称“贫”为“白”（板），“富”为“发”（财）。于是，“白”、“发”又各增牌4张、共计8张。最后，便构成了整副牌136张。
由于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一心想被招安，想与朝廷求和，并不想战胜或打赢朝廷。所以打麻将胜者历来说“和”，而不说“胜”或“赢”。
最初，打麻将只是极为普通的民间娱乐活动，是艰苦劳作后的一种放松，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高压统治下对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由生活的向往，同时麻将在全国的流行，也表明了梁山斗争精神在民间的生生不息。只是后来麻将进入统治者阶层的生活后，才逐步演变成赌博活动与行贿工具（下级打麻将时故意输给上级），祸及家庭与社会，才招致了人们对之的深恶痛绝。
喜欢纵论世事、擅长借题发挥的毛泽东常能从平凡的事情中悟出许多道理，并把它们和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他曾多次很风趣地拿麻将说事。在延安期间，他专门对麻将发表评论。他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
有一次，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笑而已，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摞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这才明白他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
看到大家饶有兴趣，毛泽东接着说：“打麻将，这里面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
1949年4月13—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中共代表宣布：南京政府必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当国共谈判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和黄绍竑。这天天气晴朗，风清气爽，但刘斐的心却阴霾重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着。这一切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在接见的过程中，毛泽东以拉家常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这使刘斐紧张的心情和缓了许多。后来毛泽东留他们一同进餐，边吃边谈。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借机向毛泽东试探道：“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反应敏捷，立即明白了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这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回答解除了刘斐的许多顾虑，从而增强了他向共产党靠拢的信心。于是，刘斐满意地笑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4月20日，国民党中常委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刘斐却真的定下决心，留在了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斐于6月潜赴广州，力劝代总统李宗仁、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结束内战，未果。在此期间，刘斐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同年8月，刘斐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等共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宣布与国民党政府决裂。旋即应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刘斐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据毛泽东生活档案史料记载，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橙色，装在有金属搭扣的棕色牛皮箱中；另一副为塑料质地，呈淡绿色，装在带拉链的棕色牛皮箱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偶尔也打打麻将，可是当大家正打在兴头上时，他常突然站起来告退，使大家不知所以然。后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毛泽东打麻将既是为了换换脑筋，也是为了清理一下自己思考问题的思路。而在他站起来时，就是已弄清或发现了一个正在考虑的关键问题，故而急忙起身，继续紧张地工作。这个寓工作于娱乐之中的习惯是他在严肃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养成的。伟人就是伟人，在娱乐时也很有个性：不单纯是为了玩。
被毛泽东三次写词歌颂的地方
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有三首词是因井冈山而作的，这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可见他对井冈山的独特的情感与无限的深情。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时湘赣边界特委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弄不好连家也回不了。因此，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不久，湘军2个师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下山主动出击。战斗倒是很顺利，可要回师时出岔子了。
岔子出在红二十九团。这个团官兵大都由宜章农民组成，本土观念很重，对井冈山的困苦生活早就心怀不满。如今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当时红军中是较为民主的，各部队中设有士兵委员会，大事小事经常进行民主讨论。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朱德、陈毅得知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前往红二十九团劝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朱德断然解散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
然而，部队往回走了还不到一天，红二十九团就乱了。部队磨磨蹭蹭不愿走，很多人乱窜拉老乡，使秩序大乱，还有人就地开了小差。朱德、陈毅只得停下部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表示赞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参会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无奈之下，朱德等只好表示服从，一面写信报告毛泽东，一面改道向湘南进军。谁知这一去，二十九团差点都损失了，主力二十八团也损失惨重。这就是井冈山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
毛泽东得知朱德部失利后，急忙率主力红三十一团第三营下山接应。赣军乘虚进攻井冈山。8月30日，四个团的敌军攻打黄洋界，妄图从北大门打进井冈山。
黄洋界，又称汪洋界，距当年红军总部机关的茨坪约25华里，是宁冈、永新、酃县进入井冈山腹地的必经通道。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设有五大哨口，分别控制了井冈山的五条道路。这五大哨口即：东面的桐木岭哨口、南面的朱砂冲哨口、西南面的双马石哨口、西北面的八面山和黄洋界哨口。这五大哨口都是筑有坚固工事的险要隘口，其中黄洋界哨口最关键，黄洋界哨口一旦失守，井冈山必然失守，因此黄洋界保卫战几乎等于井冈山保卫战。
当时山上只有红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加上赤卫队员，也不足300人，且每支枪仅有三至五发子弹，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打到下午，红军子弹所剩无几，靠石块御敌。在此关键时刻，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以及谭希林、刘荣辉等人，从茨坪军械所扛来一门缴获的坏的迫击炮，又从小井军械所仓库找到了仅有的三发炮弹。前二发都是哑炮，第三发不但响了，而且恰巧落在敌军指挥部，上山之敌慌忙撤退。红军在哨口守了一夜，第二天发现山下空无人影。
原来，在当时的井冈山红军中，只有南昌起义的正规军改编的二十八团有炮，敌军以为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已经回到井冈山，因此连夜马不停蹄地撤走了。
这场黄洋界保卫战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并不在山上，他率领队伍在山下去接应朱德所部，听到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自然很高兴，如果失败了，他就回不去井冈山了。当黄洋界保卫战的总指挥朱云卿把黄洋界保卫战的情况向毛汇报后，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56年8月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是谢觉哉在《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的文章中提供的。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通过对黄洋界保卫战的描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井冈山将士坚守根据地的英勇斗争精神，表达了诗人毛泽东从容不迫，以不变应万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天才般的战略战术的思想。词上阕写战斗场面，下阕写战斗经过。全词采用描写与叙述的方法，描写景象宏伟，叙事清晰凝练，极富艺术感染力。
有趣的是，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红军战士模仿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唱《毛泽东空山计》，用竹筷敲击脸盆和饭碗等演唱：“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该把山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首唱词表达了井冈山军民对敌人的藐视以及胜利后的喜悦，洋溢着人民战争的必胜的豪情。在井冈山纪念馆，至今还陈列着这一段唱词。
1965年5月22—29日，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重上了井冈山。阔别三十八年，他感慨良多，抚今追昔，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了两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诗，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另一首就是《念奴娇·井冈山》。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万木直入青云，延绵千百里，雄奇的大山飞上南天。毛泽东旧地重游见到了什么呢？多了一些楼台亭阁。在五井碑前，在黄洋界上，汽车飞驰盘旋。江山如画，但古时这里曾是沧海。三十八年恰似一瞬间，人间变了，如天翻地覆。犹记得当时战火纷飞，九死一生如同昨天。独有一腔豪情，天边一轮明月，气势如风雷磅礴。雄鸡一声高唱，一切妖魔鬼怪全都烟消云散。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中，毛泽东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在抚今追昔中，将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实践精神相结合，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既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又不乏明快活泼、生动细致的景物描写，慷慨激昂，与诗人一贯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脉相承。
毛泽东缘何写《卜算子·咏梅》
《卜算子·咏梅》，是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诗词之一。《毛泽东诗词集》将其写作时间定为1961年12月，全文是：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1961年写这首《卜算子·咏梅》，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61年，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我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到年底，由于中央调控得力，形势有所缓解，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这首《卜算子·咏梅》，目的显然是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
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人便容易动摇。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着，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
毛泽东在写《卜算子·咏梅》之前，曾着急要看一首咏梅诗的全诗并要了解作者情况。
1961年11月6日上午6时，毛泽东致信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8时半他又写信说：“田家英同志：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随即，他又追加一信，说：“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7]
一日三催，这在毛泽东留下的书信中极为鲜见，可见毛泽东对此诗的喜欢程度。后来终于查知，这首诗是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中的第一首，全诗是：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前人称其《梅花九首》“飘逸绝群，句锻字炼”。这九首梅花诗，首首读来都有孤独高傲而无凄凉抑郁、怜梅惜梅却不神伤心碎的特点。历朝历代诗人咏梅之作众多，相比之下，高启写梅独摄其魂，确有不俗之处。毛泽东所喜爱的第一首以瑶台仙姿赞其超凡脱俗，以高士美人歌其孤傲高洁，以疏影残香怜其淡泊自爱，突出了梅花高洁坚贞的精神。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8]毛泽东爱其诗，自然重其人。在查到这首咏梅诗是高启所作后，他大为赞赏，不仅重新书录了全诗，而且在诗前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九首之一。”在“伟大”下面，他还重重地画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据史料记载，高启才高命短，在39岁时因文惹祸被腰斩。对于他的才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因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明诗别裁集》收入高启21首诗，《梅花九首》不在其列。《明诗综》选收高启诗作138首，也没有《梅花九首》。毛泽东1957年谈到《明诗综》中高启的诗作时还认为仅仅是“好诗”，1961年11月在查到《梅花九首》是高启所作后，却评价其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可见他对高启的梅花诗之喜爱。
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写过一首《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从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我们不难看出，其形式上受陆游《卜算子·咏梅》的影响，其内容与思想上却明显受高启咏梅诗的影响。毛泽东不欣赏陆游《卜算子·咏梅》中流露的驿外断桥边旷野怨妇般的自怨自艾、孤芳自赏和凄凉哀愁。相比之下，高启的这首梅花诗，写梅之高贵，孤傲而不哀怨，大雪暗夜却不掩仪态万方。以毛泽东的审美趣味和革命家情怀，自然更加欣赏高启诗中透露的“梅之精神”。在这样的心境下，毛泽东对陆游词中的哀婉情绪不以为然，认为“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作此词”，以至于干脆“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下阕首句原为“梅亦不争春”，修改定稿时改“梅”为“俏”。这样，全词无一“梅”字出现。有趣的是，高启的九首梅花诗，也是首首不见“梅”字。
毛泽东高价收赝品促李宗仁回归
“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李宗仁一生非常传奇，在他晚年回归祖国前，曾有一段毛泽东高价收其赝品促其回归的趣闻。
1955年秋，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此时他对新中国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转变，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起了作用：一、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成立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二、1955年初，美国政府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为争取李宗仁回归，1956年4月底，周恩来总理邀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李宗仁秘书、并一直与李宗仁交往从密的程思远从海外到达北京。
在接待程思远的宴会中，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到白崇禧（字健生）时说，白健生颇为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在随后与程思远的会谈中，周恩来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并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程思远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是著名演员，1957年，她以时装片《金莲花》首夺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58年又以古装黄梅调歌唱片《貂蝉》再夺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61年以歌舞片《千娇百媚》三夺在吉隆坡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1962年又以爱情悲剧《不了情》四夺在汉城（今首尔）举行的第九届亚洲影展女主角奖。四膺影后的佳绩不仅为林黛个人的艺术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而1962年公映的由林黛主演的《白蛇传》亦打破了香港中外影片卖座纪录。后来，林黛嫁给了前云南省长龙云的五公子龙绳勋。
1958年，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再次来到北京，将李宗仁信中流露出来的心愿汇报给了周恩来。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这次北京之行的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请毛泽东定夺此事。
一直视统战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专门打了招呼，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作为给李宗仁的专项资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1949年2月曾作为李宗仁代总统北上接洽和谈代表、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的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程思远5次应邀穿梭于海外与北京之间，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给程思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李宗仁于1965年3月通知程思远，他已经决定回国。程思远立即将消息转到北京。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归来抵达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随同李宗仁归国的还有程思远等人。
李宗仁在机场上宣读了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遵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的贡献。他说：“16年以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当晚周恩来宴请李宗仁一行，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李宗仁毅然归来表示热烈欢迎。
7月27日，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毛泽东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说：“我们回来后，都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在海外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还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看看。
李宗仁在政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他的回归在海峡两岸以及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曾这样评价李宗仁“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一件是回归祖国……”
毛泽东“以战止战”解决中印边争
20世纪60年代，一直觊觎并屡屡蚕食我国边界领土的印度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蚀中国领土的战争，我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捍卫领土的自卫反击战，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并大获全胜，反击战打得很利索很漂亮，有力地教训了印度侵略者，并换来了我国西南边疆数十年的安宁。
毛泽东亲自决策了这场反击战。当年，对印度的挑衅一忍再忍、最后忍无可忍的毛泽东曾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大手一挥：扫了它！这三个字，简短而有力，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领袖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时至今日想来也很令国人有扬眉吐气之感。
印度对我国边界领土的虎视眈眈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使在两国关系最友好的那段时光，印度方面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在我国抗美援朝之际，趁我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贪得无厌地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这是对我国的公然挑衅，是明火执仗的军事入侵。
当时，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着克制和忍让态度。但是，印度当局对此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更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甫归，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立即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以此迫使中国接受这一事实。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尼赫鲁甚至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静。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在两国交恶的路上越走越远。
中共中央于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形势和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参加的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汇报到10月21日，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向一支中国巡逻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为避免纠纷，我建议考虑在整个边境线双方各退20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你尼赫鲁说撤出朗久（指同年8月印军侵入中国的地区），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到极点了。”周恩来说：“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毛泽东说：“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新德里，我有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由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
11月4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目前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和中共中央给印共总书记高士的信。11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参加的会，讨论给尼赫鲁复信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首要步骤，建议两国总理在本月26日举行会谈。说明中国政府本着和解和走向全线撤军的愿望，准备同意首先在有争议的朗久、巴里加斯等所有边境地点双方不派驻武装人员，欢迎印方关于双方停止边境巡逻的建议，希望这项建议适用于全部边境。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印度对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国边界冲突的总体思路并没有积极响应。在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不断地染指我国领土。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在印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下，毛泽东决定“以战止战”，让印方在双方军事力量的角逐下能够清醒一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周恩来在听取了总参和外交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反映的汇报之后，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总参谋长罗瑞卿问张国华：“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国华回答：“有！”“根据呢？”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9]；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他们训练也赶不上我们。”听到张国华司令员这样稳操胜券的回答，毛泽东和在场的邓小平、罗瑞卿等人都欣慰地笑了。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对印自卫反击战开始了。1962年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军两个阶段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生擒印军王牌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共毙、俘敌8900余人，共歼灭了印军3个整旅和5个旅的大部。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他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中国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完胜。在我军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之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毛泽东回答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1962年11月21日，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中央军委签署的命令。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这次历时仅一个来月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这次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毛泽东为何对军衔制立而又废
早在1939年和1946年，人民解放军就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又开始酝酿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央军委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7月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在军委部长会议的发言中，提起军衔、奖励问题，拟在总干部管理部的编制里增设军衔奖励处。1952年11月26日，罗荣桓代表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
总览全局的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件事。因为他很明白，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发展很快，短短两年多，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建成了一支军兵种齐全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已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尤其是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作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和协同作战上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实行军衔制，不仅已是解放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现代战争对军队协同作战的迫切要求。
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果断拍板，尽快开始军衔制的筹备工作。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条例未能实行。同年9月上旬，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1953年底召开的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经过一系列紧张而艰辛的筹备工作后，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批准颁布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4等14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永久军衔性质。永久军衔的特点是，将军官的荣誉称号、待遇、等级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和调整个人利益关系的两种功能。
1955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当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衔，分别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未参加典礼）。同日，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次日，国防部举行授予校官的典礼，彭德怀部长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之后，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分别代表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解放军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相继举行的授衔典礼上，授予这些单位的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士兵军衔的典礼。由于毛泽东拒领大元帅军衔，所以这一最高军衔成了虚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10月1日起，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并按新的服装制式着装。1955年授衔时，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为安排十几万副排职干部而暂设的一级军衔）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1名），中将17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1名），少将802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授4名，1961年至1964年由大校晋升少将533名）。
但短短几年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由于时代的局限，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当时不少人对军衔制度存在着偏见，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再加上军衔制度本身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
1964年夏，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中央军委常委开了会，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报告这个事。毛主席听了汇报，把手一挥说：“减！”贺龙同志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坚决地要取消军衔制？笔者分析后认为，其原因恐怕不外乎这么两点。一是当时我们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综合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军队中的干部继续享受军衔制所规定的诸多好处（如高工资等），在十分注重公平的毛泽东看来，是极其不合理的。二是毛泽东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支好的军队永远离不开官兵平等的艰苦奋斗精神，有等级差别后只能影响整体战斗力。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称：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具体的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从此开始，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左”的思想影响不断清除，随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与外军交往等方面的需要，重新实行军衔制度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1987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1988年国庆节前实行新的军衔制。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揭开了新军衔制授衔的序幕。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毛泽东晚年为何说要去“卖年糕”
毛泽东晚年时，有几次和身边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我老了，看来得去“卖年糕”了。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不禁要问，泱泱中华的大国领袖还需要去卖年糕？原来，这是毛泽东的幽默自嘲，“卖年糕”之说来自传统相声《歪批三国》。在这个经典相声中，苏文茂以其“独家”的“苏批三国”版本考证出张飞他姥姥家姓吴（吴氏生飞，由成语“无事生非”而来），三国里有三个做小买卖的如赵子龙：赵子龙他老“卖年糕”（由成语“老迈年高”而来），还有三个数学家（如曹操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等，其中有这么一段：
甲：哎，对。姜维唱的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儿家底儿，全给抖搂出来了。后人才知道他是卖年糕的。
乙：哦，姜维是怎么唱的？
甲：这样唱的。
乙：您学一学。
甲：（唱）“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迈年高！”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这个相声段子毛泽东很喜欢听。他一直以来对相声兴趣颇浓。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后，毛泽东曾多次观看梅兰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表演京剧折子戏，还建议由侯宝林等相声演员表演几段轻松幽默的相声。有一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叶剑英、彭真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准备了一台文艺晚会。当毛泽东得知安排了侯宝林新创作的相声段子时，高兴地说：“侯宝林是个人才，我很想听听他的相声。”侯宝林多次进中南海为主席说相声。旧段子很快说完了，为了使毛主席听的相声不重复，侯宝林开始搞创作，自编自演。要毛主席喜欢的相声，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含量，这很不容易。这就逼着侯宝林阅读大量古书作为养料。有一次他编了个调侃诗人的相声，讽刺腹中空空，又要附庸风雅的俗人。作诗曰：“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听着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歪诗”，毛主席笑得弯下腰，半天直不起来。
毛泽东对相声演员马季也非常喜爱。1959—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经常去中南海演出。毛泽东最喜欢听马季表演的两个段子：一个是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拔牙》，一个是张寿臣创作的《装小嘴儿》。1963年，马季下乡到山东文登县进行创作，写出了三个相声段子：《画像》、《黑斑病》、《跳大神》。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看完演出后，他还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并且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是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周恩来随即部署有关事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46位高级将领。此时，毛泽东已年届八旬。
毛泽东并不理会那些面面相觑的将军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我年老了，也要去‘卖年糕’，要到福州去卖年糕。南京不去，南京太热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里提到“卖年糕”，幽默之中夹杂着一丝伤感，但更多的还是抒发了他“虎老雄心在”的暮年壮志。
1975年5月，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吟诵了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中的两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接着说“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晚年时，毛泽东还特别喜欢吟诵屈原的《离骚》、谢庄的《月赋》、庾信的《枯树赋》、李白的《梁甫吟》等。《离骚》中的“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更是时时拨动他的心弦。
“不吾与”、“老泪多”与“卖年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折射了毛泽东晚年“英雄迟暮”的沧桑情怀以及对时光无情飞逝的无限感慨。
毛泽东为何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文革”期间，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扶摇直上，由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迅速成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极一时的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有更重要的职位在等待他。刚到北京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奉中央之命，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做准备。一到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老谋深算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读书，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徐景贤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王洪文约朱永嘉第二天带了《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成员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徐景贤的办公室，和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徐景贤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听了一遍，就似乎有些明白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刘盆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刘盆子传》中记载，刘盆子是一个十五岁的放牛娃，由于有点皇室血统，竟然通过“摸彩”的方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西汉与东汉之间发生的奇事。话说王莽篡取西汉政权后，苛捐杂税日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有人给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樊崇也深知，老百姓心向汉室，此时任何一个异姓人出来称帝，无异于玩火自焚。于是，樊崇就开始搜罗刘姓皇族的后人。这些落魄贵族过了几代之后，基本上都成普通老百姓了。这一搜罗不要紧，竟然搜罗出来70多个人，其中数刘茂、刘孝、刘盆子3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只能看谁的运气更好了。樊崇老大就组织了“摸彩”仪式，规定谁摸到“帝札”，谁就当皇帝。结果，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抓了头彩。大伙都说，就是他了！刘盆子昨天还在山坡上放牛，今天就成了皇帝。史载，当时刘盆子“被发徒跣，敝衣赭汗”（披发赤脚，身穿破衣烂衫），手中还拿着放牛的鞭子，头脑还正一片混沌呢，台下上百人就跪下山呼万岁。刘盆子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吓哭了，哭着喊着要去放牛。就这样，樊崇等人于更始三年六月，立西汉刘氏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号建世元年。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对朝政一点都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接下来，刘盆子就跟着起义军转战。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灭刘玄政权。而后，因饥荒向东撤退，被刘秀部所包围。刘秀的军队和赤眉军进行了几场血战，赤眉军大败，死了十几万人，最后投降。刘盆子随樊崇等都成为刘秀的阶下囚。可能是同宗同脉的原因吧，光武帝刘秀可怜刘盆子这个孩子，就封其为赵王郎中，赐荥阳均输官，食其税终身。刘盆子是泰山式县（今山东宁阳）人，现泰山天胜寨尚有刘盆子洞等遗迹。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共同的地方，他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说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熟谙历史的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时，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的，结果很不理想。王洪文会不会又成为向忠发第二呢？
毛泽东有意识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希望他能悟出点东西，切莫去步刘盆子之后尘。王洪文却没有去深刻领会个中深意。他于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参与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四人帮”骨干成员。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病死。
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的担心不幸成了现实：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那样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
毛泽东是如何联蒋抵美反“台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国实施新的全球战略，力图把台湾建成美国的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开始暗中支持“台独”。于是“台独”活动开始猖獗起来。
对美国的居心叵测，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洞若观火。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
同年，毛泽东请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很深交情的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章先生在信中向蒋介石说明了毛泽东关于“联蒋抵美”的政策。信中说：毛泽东、周恩来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愿意与蒋介石先生再次合作，共同实现祖国统一，抵制美帝国主义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蒋介石收到章先生的这封信后，在阳明山他的别墅里思考数日，还召来陈诚、蒋经国等高级官员一起商议多次。
到了1959年，毛泽东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传递带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内容的信息。1960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请给蒋介石写过信的章士钊亲自到香港走一趟，向在香港的国民党要人转达中国共产党关于愿意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信息。章士钊临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还专门议定了一个原则，由周恩来当面向章士钊讲清，这就是，请章先生向蒋介石透露如下意思：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后，中国共产党会认真考虑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名”和“利”两方面问题。
蒋介石在表面上并没有积极响应，但他的内心已经受到极大触动。在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反对“台独”的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
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金门炮战之后，美国并没有派军队参战，而是提出“划峡而治”，要求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毛泽东则一眼看穿这个方针是美国政府于50年代初搞的“台湾自治”、“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翻版，是美国分裂中国的新阴谋，他当即令我国与美方谈判的代表严正拒绝，并揭露了美国的阴谋。
蒋介石也对“划峡而治”方案作出了激烈反应。1958年9月19日，蒋命令台湾当局的“外长”黄少谷在“立法院”声明：美国的方案“损我权益”，我“决不承认”。杜勒斯并不死心，他在9月30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批评蒋介石：“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放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蒋介石十分气愤，他立即作出了激烈反应，马上专门接见美国记者并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反对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他还尖刻地说：我没有接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
杜勒斯见蒋介石发了火，便于10月20日专程飞台与蒋介石会谈。会谈中，杜勒斯又一次压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蒋介石大发雷霆，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方案。就在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命令特别指出：“中国人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其“划峡而治”的方案。耐人寻味的是，在10月23日发表的蒋介石与杜勒斯的会谈公报中，蒋介石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
蒋介石重拳出击打“台独”。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他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不仅把“台独”头领彭明敏等人长期关押，而且他对任何鼓吹“台独”的人都不放过，一经抓起来，长期关押。1960年4月，台湾选举各县、市长和“省议员”收到蒋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独”的人，不得参加选举。受日本和美国支持的“台独”头子廖文毅1960年跑到日本的横滨组织“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蒋介石知悉后，派员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缔所谓“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之下，廖文毅在日本搞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组织始终发展不快，后来不得不移往美国活动。
毛泽东联蒋抵美反“台独”的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提出了“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的基本原则。
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其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毛泽东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新方针后，他与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给蒋介石写信，作了详细转达，对蒋氏父子触动很大，这也唤起了他们的民族大义。蒋氏父子生前一直坚持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坚持对“台独”实行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使美国及其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始终没能形成气候。
毛泽东为何将开国大印选定宋体
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毛泽东当年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印”定为宋体，这是为什么呢？曾为共和国镌刻国印的张樾丞的一段话可以解释这个疑惑，他在刻印时曾对家人和伙计们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为副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承担开国盛典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对书法还算精通的齐燕铭自小就生长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治印和刻字名家到北京饭店相聚，座谈治国印之事。在众多治印高手中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担当治国印之重任。
张樾丞，1881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只读过几年村塾，略通文墨，但他天分很高，在书法上可说是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14岁的张樾丞徒步跋涉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的“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面对前人的印谱，张樾丞朝夕揣摩，大有所得。1899年，18岁的张樾丞自立门户，在北京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店号同古堂，自定润格，求印者日多。
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此字刻出，名声大震。孙殿起于《琉璃厂小志》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樾丞由此一举成名。1909年，经宝熙引荐，张樾丞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镌刻过8枚印，现在这8枚印已成为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1910年，张樾丞移寓明远阁，在治印之余兼刻铜墨盒，学而能熟，熟而能精，很快就以冶铜印为当时一绝，求冶铜印者日多，家道逐渐殷实。这年，他为载涛、载泽、荣臻、宝熙等皇亲贵胄治印，也为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后来任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治印。1912年，民国肇始，张樾丞此后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如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他们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但都要到琉璃厂来求张樾丞的一方印。后来，张樾丞也为冯玉祥、胡景翼、张宗昌、商震、白崇禧、黄绍翃、王陵基等民国将领治过印。
民国年间，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了。他曾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印；为清华大学刻制“游美清华学生监督”之章、“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治“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藏书”等印。
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代刻二枚木章，师曾不善刻木，交给同古堂张樾丞代刻，即“会稽周氏藏本”和“俟堂石墨”。此后，鲁迅在同古堂索印很多，尤其是木印，如1918年4月11日《鲁迅日记》记述：“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这五枚印分别是：“随喜”、“善”、“伪”、“翻”、“完”，乃是鲁迅校碑鉴别之用。从1912—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近400次，多去同古堂，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以木印为多。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张樾丞虽为富翁，但生活俭朴，同古堂内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吃的也完全一样。他经常救济穷人，做了不少慈善之事，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声望。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樾丞接受治开国国印任务之后，便回家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了四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半个月后，张樾丞将印样交给了齐燕铭。齐燕铭立即将印样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们过目、审阅。一星期后，齐燕铭高兴地告诉张樾丞，毛泽东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新政协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刻制国印任务交由他来完成。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和伙计们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样确定之后，张樾丞就忙着指导儿子张幼丞跟伙计们对原料进行粗加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工序做完后，张樾丞亲自动手画印样，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镌刻这种印玺是有极严格的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印治成之后，四个角都要突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怎么也不肯要这个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新中国成立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1961年，张樾丞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张樾丞先生所治的这枚开国大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见证。
